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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革命 38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7-01-01 点击数:184次 字数:

38

 

随着时间的推移,江青当年所搞的样板戏越来越显现出了它的正确性和重要性。

每一个样板戏的出现都是国内的一件大事,都会出现在全国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的新闻报道中。同时,党刊《红旗》也会作出哲学诠释。

《红旗》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红旗杂志编辑委员会编写的中文期刊杂志。

创刊于1958年6月1日,终刊于1988年7月1日。

31年共计出版544期 523本(总第1期至第544期),31年总计31.239页。

1958年6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创刊。1988年6月16日《红旗》杂志停刊。新华社发

《红旗》杂志于1958年6月1日在北京创刊。

创办《红旗》杂志,是毛泽东首先倡议的。

早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他就提出了“出版理论刊物”的问题,而此次会议也是毛泽东为发动“大跃进”运动而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

1958年3月8日成都会议召开的第一天,毛泽东提出25个问题供与会者讨论。

其中第24个问题就是关于“出版理论刊物问题”。

在22日的讲话中,他又着重讲了办刊物的问题,说:

陈伯达写给我一封信,他原来死也不想办刊物,现在转了一百八十度,同意今年就办,这很好。我们党从前有《向导》、《斗争》、《实话》等杂志,现在有《人民日报》,但没有理论性杂志。原来打算中央、上海各办一个,设立对立面有竞争。现在提倡各省都办,这很好。可以提高理论,活泼思想。各省办的要各有特点。可以大部根据本省说话,但也可以说全国的话,全世界的话,宇宙的话,也可以说太阳、银河的话。”

接着,毛泽东讲了“怕教授”的问题,为此还特意表扬了陈伯达一番,认为陈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

他说:

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制度、‘谢主隆恩’的残余。我看再不能忍受了。当然不是明天就去打他们一顿,而是要接近他们,教育他们,交朋友。”

现在情况已有转变,标志是陈伯达同志的一篇演说、一封信,一个通知,有破竹之势。他的思想曾萎靡不振,勤奋工作好,但统治宇宙胆子小了。”

其中谈到的陈伯达的“一篇演说”,是指陈伯达于1958年3月10日应郭沫若邀请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题目为《厚今薄古,边干边学》。

陈在讲话中说:

哲学社会科学应该跃进,也可以跃进。跃进的方法,就是厚今薄古,边干边学。陈伯达晚年回忆说,此次讲话“是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向社会科学界传达毛主席的观点”,并不是“自己擅自决定的”。

而“一个通知”,是指准备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各省、市、自治区必须加强理论队伍和准备创办理论刊物的通知》。

毛泽东对《红旗》杂志非常重视。早在成都会议上,他就指定由陈伯达担任《红旗》总编辑,后经八届五中全会同意通过。

1958年5月24日,也就是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公布出版《红旗》杂志的前一天,毛泽东高度评价了《红旗》发刊词,并批示:

此件写得很好,可用。”

当天,他在给陈伯达的信中,谈到了为《红旗》题刊头的问题。

他说:

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检;如不能用,再试写。”

毛泽东一共为《红旗》题写了20多幅刊头,后来从中选出两字作为《红旗》杂志的正式刊头。

《红旗》杂志上正式标明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也是毛泽东决定的。

《红旗》编委会的阵荣颇为强大。

第一任编委有邓小平、彭真王稼祥张闻天陆定一康生陈伯达胡乔木柯庆施李井泉舒同陶铸王任重李达周扬许立群胡绳邓力群、王力、范若愚

这个编委名单是毛泽东一个一个拟定的。

除了积极参与筹备《红旗》出版的相关事宜外,毛泽东对创刊后的《红旗》杂志也是多加支持的。

他不仅在其创刊号上发表了重要文章《介绍一个合作社》,而且对《红旗》重要的文章或社论文章严格把关,对自己认为重要的文章也首先考虑在《红旗》上发表。

1988年7月1日,《求是》杂志创刊。

同时,《红旗》杂志停刊。

1987年12月16日下发的《中央机构改革领导小组关于中央、国务院关于机构改革方案》内有一项是撤销《红旗》杂志社,由中央党校主办一个党内的理论刊物。

《红旗》自创刊以来,到1987年走过了将近30个年头。

作为党的机关刊物,每个时期都按照当时中央的意见、指导思想进行编辑工作。

然而,忽然被停刊,这使得无论是做《红旗》工作的同志,还是党内外的一些同志都感到突然。

一个很急迫也是很现实的问题出现并需要立即解决:

1988年第一期是否出版?

《红旗》编委会于1987年12月21日给当时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和书记处写了报告:

近日社内外盛传《红旗》机构要变动,1988年第一期按计划12月25日发稿,27日付印。《红旗》是否照常出版,请批示。”

12月23日中央宣传思想工作会上重申《红旗》必须停刊,1988年第一期照印照发,同时成立一个三人小组起草改刊第一步方案。

12月25日三人小组开会讨论第一步方案内容。

1988年2月12日党校负责人与《红旗》杂志的干部接触后,感到党校确实不可能有力量办刊。

3月2日他们给中央的信中写到:

《红旗》在国内外已有相当影响,发行量达240万份,不改刊名为利。但中央最后决定刊名还是要改,并确定《红旗》6月15日的停刊日期。

6月16日,《红旗》1988年第十二期出版。

杂志正文没有一字提及停刊,但封底“欢迎订阅求是杂志”的大标题下是“中共中央决定,《红旗》杂志今年6月底停刊,《求是》杂志7月1日创刊”的字样。

《红旗》就这样悄然地退出历史舞台

《红旗》杂志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关怀、具体指导下创办的。

早在1955年1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就指出各省市要办好刊物。

1958年1月,毛主席在南宁会议上正式提出创办中央理论刊物的问题。

这年3月,创办中央理论刊物的决策在成都会议上被具体化。

在1958年5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毛主席作出创办刊物的正式决定,并定名为《红旗》。

当中央酝酿创办刊物时,一些同志请毛主席为刊物起名字。

主席说,还是走群众路线,让大家一起来寻个好名字。有关单位就发动大家提名,汇集上报。

毛主席从中圈定了《红旗》这一名字,并经中央全会确认。

毛主席还为《红旗》题写刊头二十余幅,他给《红旗》总编辑陈伯达的信中说:

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核,如不能用,再试写。”

他在题字旁还注有说明:

拟可用”、“这种写法是从红绸舞来的,画红旗”。

编辑部从中选了两字作为正式刊头,这就是至今仍为大家广为认知、众口称赞的“红旗”二字。

中央同时还决定成立《红旗》杂志编委会。

编委会第一次会议于1958年5月24日在中南海居仁堂由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

编委共36名,由中央有关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和部队中理论水平高、写作能力强的同志,以及宣传理论系统的负责人、党内学术理论专家组成。

其中邓力群田家英李友九陈伯达胡绳为常任编辑,陈伯达为总编辑。

这次会议也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通知了两个李达开会,武汉大学校长“文”李达是编委,与总参的副总长 “武”李达重名。

武”李达到会后发现不对要退席,小平同志说,既然来了,就坐下听听吧。

这个大编委会由于成员分散在全国各地,各人的工作繁重,会议召集困难,以后再未开过。

因此,1959年中央决定在《红旗》内部成立一个编委会,由总编辑、副总编辑以及4位编委组成,主持《红旗》的日常工作。

《红旗》创刊号于1958年6月1日出版。

发刊词由胡绳执笔,经毛主席、邓小平同志审定。

同期发表了毛主席的文章《介绍一个合作社》。

此后,毛主席一直关注《红旗》的工作,经常向《红旗》推荐文章,对一些稿件还作了精心修改。

1958年8月,陆定一写了一篇题为《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文章,送毛主席审阅,主席前后看了好几次,每次都提出修改意见,有时自己动手作重要修改。

1958年8月22日,他在给陆定一的信中说:

在教育史部分,应批评凯洛夫、斯大林,对中苏都有益。中国教育史有好的一面,应当说到,否则不全。你看如何?”

他特意在陆定一的稿件上加写了这样一段话:

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众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

毛主席对儿童的全面发展也作了精彩补充:

儿童时期需要发展身体,这种发展是要健全的。儿童时期需要发展共产主义的情操、风格和集体英雄主义的气概,就是我们时代的德育。二者都同从事劳动有关,所以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总结以上所说,我们所主张的全面发展是要使学生发展健全的身体,发展共产主义的道德。”

对此文他特批:

登 《红旗》,题目特大,全文尽量用较大字型。”

同时,还代《红旗》写了编辑部按语。

毛主席还为《红旗》编辑部写过约稿信。

他从《光明日报》上看到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同志写的有关机位设计的文章,很感兴趣,便给作者写信请他们再写一篇更详细的文章,以《红旗》编辑部名义发出。

这对 红旗》工作人员来说深感亲切又备受鼓舞。

在《红旗》头几年的版面上,经常出现几个作者的名字,引人注目。

一个是写国际评论的于兆力,一个是写思想文化评论的施东向,一个是写经济评论的许辛学。

后来人们才慢慢知道,这原来是三个集体笔名。

于兆力”是由乔冠华、姚臻、王力组成,各取自己名字中的一个字或字的一部分。

他们都参与中央有关国际问题的研究及文件起草工作,对国际情况、国际问题比较熟悉,又了解中央精神,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很受欢迎和重视。

施东向”是以副总编辑胡绳为首,中央政治研究室王忍之丁伟志、郑惠等同志参加的写作小组的笔名。

施东向”即取自《思想界动态》这份内部刊物刊名的谐音。他们以渊博的知识、高度的理论修养、充满文采的写作技巧,写出了影响很大、很受欢迎的思想文化评论文章。

许辛学”是由“虚心学”演化而来,由副总编辑邓力群牵头,梅行马洪参加的写作小组笔名。

他们都是中央有关经济问题会议的参加者和经济文件的起草者,所写的文章能够对有关问题进行透彻分析,使中央精神得到最快的传达,对经济工作起到了很强的指导作用。

有人开玩笑说,全国有“三面红旗”,《红旗》杂志也有“三面红旗”,指的就是这三个集体写作班子。

1960年9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这是我国思想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

《选集》收集了毛泽东在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的70篇文章,《红旗》把学习和宣传 “毛选”四卷作为工作重点全面展开。

1960年第19期 《红旗》在刊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介绍的同时,围绕中央确定宣传重点,发表了社论《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即突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善于斗争、善于胜利的思想。

社论对此作了全面具体的论述,并指出这是克敌制胜的根本法则。

第20-21期合刊上,刊出编辑部文章《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经验的基本总结》,重点介绍了毛泽东如何坚持马列主义有关国家机器的观点、建设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

此文刊发前曾送毛主席审阅,他认为写得很好,并作了一些修改。

1958年7月1日,《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了陈伯达写的《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的文章,提出“把合作社办成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

这篇文章开始透露了毛主席刘少奇的一次谈话精神。

接着第4期《红旗》杂志又发表了陈伯达写的《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的文章,明确引证了毛主席的指示:“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层单位。”

1965年12月8日在《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发表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攻击翦伯赞提出的既要重视阶级观点又要注意历史主义的意见,是“超阶级”、“纯客观”的资产阶级观点。

受到毛泽东称赞:

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尹达……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

1966年第7期《红旗》杂志发表《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1967年3月30日《红旗》杂志第5期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历史影片〈清宫秘史〉》。

4月1日,《人民日报》予以全文刊登。

从此为针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革命大批判”定下了基调。

就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时候,作为中共中心权威理论刊物的《红旗》杂志却希奇地保持缄默。

沉默,被谭震林打破。

为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红旗》杂志约请谭震林撰文。

谭震林欣然应承,对约稿人说:

文章不能只讲历史,要从现实着眼,要我写文章我就要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明毛泽东思想是从实践中来,又经过革命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

《红旗》杂志奉行不卷入原则,对稿件很为难。

尚未决定,谭震林又送来了修改稿,并附言说明:

原稿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阐述不透彻,现再作加强。

《红旗》杂志只得告知中心指示《红旗》不介入讨论。谭震林果断表示:

文章中材料可以动但观点不能动,实践标准的讨论是全党的大事,有人来辩论,找我好了。这篇文章我想了两个月,想出了两句话:凡是实践证实是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实是错误的,就要改正。”

这可击中了《红旗》杂志的“心病”。

文章不用吧,作者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而且稿子是应约而写的;用吧,又违反了杂志的“方针”。

这个难题使《红旗》杂志总编辑万分为难。

他只得把文章报送中共中心政治局常委审阅。

邓小平在上面批示:

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下,如《红旗》不愿登,可以送《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意见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

李先念批示:

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当登,不登,《红旗》太被动了,《红旗》已经很被动了。”

于是,那位总编辑把谭震林的文章《井冈山的斗争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发表在《红旗》杂志当年的最后一期上。

历史惊人地相似!

这篇文章发表在30多年前的一九七五年第十一期《红旗》杂志上,是一篇关于教育问题的杂文。

对于文革时期资本主义批判性的文章,资改派们恨不得烧成灰再贬近泥里,因为他们会不由自主地把自己对号入座,似乎这篇30多年前的批判文章就是专为今日之中国量身定做的,是《红旗》跨越时空的判决书!

近年针对我国的国情,有良知的杂志勇敢地担负起社会使命感,我看到《视野》已经把这篇洞穿历史的文章重新登载,我们应该向这些杂志致以崇高的敬礼!

毛泽东时代不愧为一个伟大的时代,那时的理论家确实有着非凡的洞察力,不服不行!

绝不像现在的这专家、那研究员,尽说些模棱两可、连自己都不明白的呓语,如...多元化、不能多元化...一脉相承、创新发展...

毛主席在六十年代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共产党已经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在打着社会主义之名,行资本主义复辟之实。

这个“社会主义老大哥”的行为,在六十年代就被毛主席看穿,进而在社会主义阵营里,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出现纷争,导致对立。

与此同时,国内的应声虫、走资派也遥相呼应,一个骑在人民头上端着功劳簿作威作福的腐败政党,最终的归宿是走向灭亡,进入历史的“周期律”。

毛主席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他在进京时就说过“不做李自成”,于是从“防修反修”为发端,毅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那时全国人民(包括高层领导)并不都是全懂毛主席的意图,觉得那是小题大做。

结果后来国人都经历了,苏联于1991年走向解体。

近年来,在苏修社会里,出现了一种新的行业。

这种新行业,虽然没有被苏修叛徒集团列入他们“巨大成就”的栏目内,但倒真的搞得不坏,正在以很快的速度“发达”起来。

这里,且举这种行业的几个小例子,使读者开开眼界。

先看“私人授课”业。

此业现在盛行苏联全国,据说是专门为中学生进入大学而设立的。

私人授课每小时可得五至十个卢布,相当于普通工人一天半以上的工资。

在莫斯科街头,“圆柱上”、“墙壁上”,“大门道里”,到处是这种花花绿绿的广告,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再看“代人考试”业。据《莫斯科晚报》载,有一种“代人考试组织”,专门代人投考大专学校。

这种组织业务繁忙,应接不暇。有一个成员上午到食品工业专门学校代人考试,下午又到纺织工业大学代考,第二天又到莫斯科大学代人投考经济系。

考取后,每位收取代考费五百卢布。

其次看“论文出售”业。

《共青团真理报》载,罗斯托夫铁路运输工程学院里有一种“联合组织”,专门“帮人做毕业设计、学习论文、测验作业、实验室作业”。

一份设计,售价九十卢布,有的一百五十卢布。

再其次看“毕业证书制造”业。

《消息报》介绍的一个“毕业证书制造所”,一张毕业证书售价一千卢布,两年中他们就销售了五十六张这样的毕业证书。

若问这种行业为什么如此兴隆,那就要看看苏修的教育制度了。

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苏修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早已成为进入特权阶级的阶梯。

苏修总头目勃列日涅夫说:

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从事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国家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

许多材料证明,大学文凭是选拔干部的决定性标准。

有此文凭,即使是个白痴,也能捞个一官半职;无此文凭,即使你是“共产主义劳动突击手”,“从战争年代起”就做某项工作,并且“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但最后是“被裁掉”!

勃列日涅夫的话以及无数事实告诉人们:

只要一进了高等学校,或者干脆只要设法捞到一张大学(注:似乎还没有各级党校,看来预言不能百分之百准确)文凭,那就能够得到高官厚禄,就有飞黄腾达的时机。

要是进不去呢,那就对不起,只能“永远”当一个被人看不起的“执行者”。

许多人为了达到“高升”的目的,当然就只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于是各种稀奇古怪的行业都应运而生了。

可不能小看这种新行业。

特权阶级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禄传给他们的子女,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通过教育一途。

而这样做,没有上述行业的帮助,就有点儿难处。

你说考试吧,“中学课程”并不完全包括大学“考试中应考的所有材料”,一般中学毕业生怎么去考?

有了上述行业,苏联的资产阶级新贵们就不怕。

他们有的是钱,可以雇请“家庭教师”,或使子女进各种学费昂贵的私人“学校”之类。

这样把子女塞进高等学府以后,总算放心了吧?

可是还不行,有些公子小姐们一向吃喝玩乐,谁愿去死啃书本?

不能毕业怎么办?

还得依靠上述行业。

在“教育市场”上,只要不惜重金,什么毕业论文、毕业文凭,甚至“副博士”之类的头衔都可以买到。

有了这些玩艺儿,就可以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了。

不难看出,苏修教育领域的新行业,完全是适应特权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的需要而产生的。

 “有钱,就可以进入高等学校”,这是苏修一家不大不小的官方报纸吐出来的一句很难得的真话。

当然,苏修统治者“标准的提法”可不是这样。

因为这么说,他们那个冒牌的“社会主义”不就露了底?

你听,苏修《国民教育立法原则》说得多么堂皇:苏联全体公民不分财产和社会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

但事实呢?在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下,劳动人民既没有那么多的钱去雇请“私人教师”,又没有那么高的地位来得到同僚们的“照顾”。

他们的子女,无论在分数面前,还是在其他什么面前,怎么能同那些公子小姐们“一律平等”呢?

且以他们自己对新西伯利亚所作的调查为例,那里有近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子女被排斥在大学门外,而城市知识分子(不要忘记,其中也包括官僚)的子女却有近百分之九十都钻进了高等学校。

按照苏修的“立法原则”,或者可以这样说吧,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九十还不是“一律平等”么?

其实,什么抽象的“自由”、“平等”,从来就是资产阶级的谎言。

列宁曾说过:

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谈论都是欺骗自己,或者是欺骗工人,欺骗全体劳动者和受资本剥削的人,无论如何,也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

列宁的话,这样无情地揭露了一切关于一般自由、平等言论的虚伪性。

可是,以“列宁主义者”自命的勃列日涅夫们,在明明不平等的事实面前,还在那儿高谈着“一律平等”之类的神话,这难道不正是为了欺骗苏联劳动人民吗!

学校商业化,知识商品化,这完全是苏修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给教育带来的必然结果。

苏修统治者通过校内教育和校外宣传,公然要青年人树立“合理的利己主义”世界观,并且毫不隐讳地对他们说,“学习、掌握知识”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这是一个将能产生高额利钱的贮钱匣”。

既然“知识”、“文凭”、“学衔”都可以用金钱买来,那么,这些东西一旦到手,当然就要立即投入“周转”,以谋取更大的利润。

亏本的生意谁会去做?这种腐朽透顶的“教育”,是一个黑色染缸,别说特权阶级的子女,就是少数劳动人民的子女进校后,也必然要受到腐蚀和毒害。

它只能培养那种以赚钱赢利为人生哲学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即培养特权阶级的接班人。

苏修教育领域这种新行业,闹得乌烟瘴气,引起了劳动人民的愤怒,于是苏修报纸也不得不说上几句对此表示不满的话。

这当然只是装装样子、骗骗群众而已。他们心里明白,擦掉主人身上一点儿浮油,根本不可能触伤老爷们那肥胖的躯体。

那些真正敢于揭露这种丑恶现象的社会根源的,不仅文章登不出,恐怕连作者都早已被关进了“疯人院”。

而经过精心筛选后登出的那些不疼不痒、避而不谈问题实质的文章,简直无异于莫斯科街头的广告,对这种行业只能起到提倡、鼓励以至“介绍经验”的作用。

很显然,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那就意味着推-翻苏修现存的社会制度,这是苏修统治者连想都不敢想的。

然而,统治者不敢想的,苏联人民却要想,并且终究有一天还要行动起来,再一次扫除这些秽物。

《红旗》杂志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理论性刊物,“红旗”刊名为毛主席亲笔题写,慷劲有力、几乎家喻户晓。

赵紫阳被罢黜后不久,《半月谈》曾披露说,是赵紫阳“丧心病狂”的砍掉了《红旗》。

滑稽的是,既然赵紫阳“丧心病狂”了,那么没有丧心病狂者何以还要更改刊名为“求是”,而且写下了两个不如老蟑爬的烂字且延续至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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