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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革命 33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12-27 点击数:156次 字数:

33

 

殷承宗(1941年-),中国音乐家、钢琴演奏家、作曲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改名殷诚忠;殷承宗出生于厦门鼓浪屿;12岁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入学两个月后被苏联专家谢洛夫选入专家班;1959年殷承宗参加了维也纳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钢琴比赛,荣获第一名;1960年赴列宁格勒音乐学院深造;文革期间因成功改编、演奏钢琴伴唱《红灯记》和钢琴协奏曲黄河》而迅速走红,并与访华的奥曼迪阿巴多等指挥大师有合作;目前录制有20多张唱片,其中他在1971年同中国中央乐团合作的“黄河”钢琴协奏曲唱片发行了数百万张。

作为《黄河钢琴协奏曲》的主要创作人和首演者,殷承宗过去多年来在世界各地与众多著名乐团演出过上千场,并获得中国“金唱片奖”。

殷承宗(1941—),出生于“钢琴之乡”福建省厦门鼓浪屿;文革期间曾用名“殷诚忠”;先后获得维也纳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钢琴比赛第一名、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二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第二名。

他致力于钢琴音乐的中国化,其创作的钢琴伴唱《红灯记》是中国音乐与戏曲史上的一支奇葩,由他主持并作为创作者之一的钢琴协奏曲《黄河》是迄今中国最重要的、在世界范围传播最广和被演奏最多的钢琴作品。

他对《黄河》的经典诠释具有权威性。

他的钢琴演奏风格纯正,技巧纯熟,以出众的钢琴演奏素养和作品诠释能力赢得了国际乐坛的广泛肯定。

殷承宗7岁开始学琴。9岁(1950年)举行独奏会。12岁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附中。

1959年以“对音乐的深刻理解和无懈可击的技巧”获得维也纳第七届世界青年和平友谊节钢琴比赛金质奖。

1962年获得“莫斯科第二届柴科夫斯基国际钢琴大赛”亚军(据称是因中苏关系紧张的政治原因造成仅获亚军)。1965年殷承宗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到中国中央乐团担任首席钢琴演奏家。

文革时期,1968年完成钢琴伴唱《红灯记》的创作、公演,被列入“八个样板戏”名录,成为“文艺与工农兵相结合,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榜样。

与中央音乐学院的储望华、盛礼洪、许裴星、刘庄石叔诚等6人合作,借用冼星海黄河大合唱》主旋律改编创作(1969年)并演奏(1970年)钢琴协奏曲《黄河》。气势磅礴,感情饱满。据传周恩来听毕惊呼“冼星海复活了”;他探索了用钢琴演奏京剧、古曲使之融入时代大众的通俗化道路。

1971年随中央芭蕾舞团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和英、法、意六国,在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演出前加奏《黄河》。

197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提升为中央乐团党委副书记,又被任命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

后被作为“四人帮在中央乐团的代表”,受到四年政治审查。

文革结束后,1983年移居美国,同年秋天在“卡内基音乐厅”首度举行个人钢琴独奏会,随后在美国、加拿大各大城市演出。1987年5月殷承宗在伦敦韦格蒙音乐厅举行钢琴演奏会。

1990年秋天应前苏联“柴科夫斯基明星协会”邀请参加柴科夫斯基150年诞辰纪念演出。

先后与费城管弦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莫斯科爱乐乐团等乐团合作。被西方乐评家称许为“结构严谨,声音纯净,色彩丰富,内涵深厚”。

1993年为中央电视台35周年台庆演出钢琴协奏曲《黄河》。

第四届柴科夫斯基国际青少年音乐比赛(中国所承办的最高级别国际音乐大赛)于2002年10月在中国厦门举行时,他担任总评委会主席。

为世界各地灌近二十多张唱片,包括他参加创作的著名黄河钢琴协奏曲(中国唱片公司1971年同中国中央乐团合作演出的唱片发行了数百万张)。并把中国传统古典乐曲和民间乐曲改编创作成钢琴曲进行演奏,如《春江花月夜》、《十面埋伏》、《梅花三弄》、《平湖秋月》、《百鸟朝凤》等。

1941年,殷承宗出生在福建省厦门市鼓浪屿的一个基督教家庭。3岁的殷承宗就对钢琴音乐有浓厚兴趣,7岁开始正式学习钢琴演奏,9岁(1950年)在鼓浪屿毓德女中礼堂举行钢琴独奏会。

殷承宗12岁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两个月后被苏联专家谢洛夫选入专家班,是该班年纪最小的的学员。

1956年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全国音乐周开幕式,殷承宗作为音乐会上惟一一位少年担任钢琴独奏。

1956年,被苏联专家塔图良选拔到中央音乐学院(当时在天津,至1958年迁北京)学习。一年后塔图良调回苏联,殷承宗返回上海音乐学院,遇上他的第三位苏联钢琴老师阿尔札玛诺娃。中央音乐学院任教的苏联专家克拉芙琴科到上海讲学,听了殷的演奏后把他带回中央音乐学院。

1958年16岁的殷承宗第一次出国参加罗马尼亚埃乃斯库比赛,初试身手准备不足仓促上阵而名落孙山,回到北京在中央音乐学院继续跟克拉芙琴科学习。

1959年,17岁的殷承宗参加维也纳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钢琴比赛,十位评委全部给予满分而荣获第一名。此后殷承宗受国家委派到苏联列宁格勒音乐学院学习,并准备参加1962年的第二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其间也经常听音乐会、歌剧或看芭蕾舞演出、看画展,拓展和丰富了艺术修养

第二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的参赛者中有如英国的奥格东和苏联的阿什肯纳吉都是年逾25岁多次国际比赛折桂的职业演奏家,殷承宗面临巨大挑战。

比赛中殷承宗技惊四座,观众反响最为热烈,评委给予高度评价:

殷承宗有着对音乐的深刻理解和无懈可击的技巧”,“殷以他的才华征服了莫斯科人”。

在中苏关系恶化、政治因素介入比赛名次排序的情况下,殷承宗屈居第二(第一名是后来成为世界著名钢琴大师的阿什肯纳齐)。

得奖后的殷承宗在苏联各地巡回演出五六十场。

苏联留学三年,殷承宗以各科满分的优异成绩,提前修毕钢琴本科课程,并继续修读作曲和指挥。

1963殷承宗应招回国。毛主席为了解当时文艺界的情况安排于1963年12月31日举行小型文艺晚会,殷承宗演奏弹了自己处女作《秧歌舞》,毛主席鼓励殷承宗多搞民族的东西。

1964年9月在“四清”运动中殷承宗被安排到北京通县劳动锻炼,深入接触了底层农民。

1965年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到中国中央乐团担任首席钢琴演奏家。

由于钢琴弹的都是西洋音乐,批判“封、资、修”的潮流之下,钢琴的命运在中国跌入低谷。

殷承宗看到当时出现的现代京剧、现代舞剧中京剧演员、芭蕾舞演员都活跃在舞台上,于是他不再消极等待,决心用实践证明钢琴能够“洋为中用”、能够为工农兵服务。

1967年5月为纪念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二十五周年,各地掀起了组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到社会上为群众演出的热潮,他和几个朋友自发地采取一个大胆行动,把一台立式钢琴搬到天安门广场演出,从弹奏群众熟悉的歌曲开始,接着让观众随意点奏。

开始大多点的是当时全国流行的语录歌。有观众要求听京剧,而他当时对京剧一窍不通,但因中央乐团已搞了交响音乐《沙家浜》,他对该剧的曲调还比较熟悉,凭记忆弹了一点。

回去后连夜赶写了该剧中沙奶奶斥敌的一段,第二天找一个会唱的人一起回到天安门为群众演出,反响非常热烈。

在天安门连演三天后,又到建国门等北京其它街头去演出,受到观众的喜爱。随后收到大量的群众来信表示赞扬和鼓励。

受天安门广场演出经历和观众点唱京剧的启发,殷承宗有了创作《钢琴伴唱红灯记》的冲动。

于是他到中国京剧院去拜师,并对京剧和钢琴这两种属于东西方不同文化的艺术做了极为仔细的研究。

1967年国庆节,在北京民族文化宫殷承宗和刘长瑜合作演出钢琴伴唱《红灯记》引起轰动,中央首长给予充分肯定。

此后殷承宗继续完成李玉和、李奶奶唱段,1968年全部完成。《钢琴伴唱红灯记》被列入“八个样板戏”名录,成为“文艺与工农兵相结合,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榜样。

《钢琴伴唱红灯记》这一全新音乐形式的大胆尝试,最成功之处在于将中西音乐文化中各自突出的优点相融合,为钢琴音乐的民族化开辟了前所未有的的道路。

钢琴伴唱《红灯记》成功后,殷承宗开始考虑创作重大题材的钢琴协奏曲音乐,让钢琴以主角身份站立起来,融入时代、融入大众生活。

当时一张大字报中讲到中央首长接见中央音乐学院学生时说钢琴应弹京剧、弹《黄河大合唱》、《歌唱祖国》。

这给了他启发。他找音乐学院的一些学生商量,最后主题落在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上。

为创作钢琴协奏曲《黄河》成立了创作小组,有殷承宗、储望华、盛礼洪三人,加上殷承宗的学生许斐星做秘书,由中央乐团军代表带领,一行五人到黄河沿岸体验生活。

后来创作班子增加了刘庄石叔诚(主要作为钢琴演奏B角)。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1969年年底前作品基本完成。

为了在第四段以“东方红”旋律将音乐推向高潮,殷承宗闭门一星期反复推敲,将“东方红”旋律融于整体,形成激情澎湃震撼人心的高潮。

1970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审查《黄河》。

演奏完毕,周恩来总理激动地喊出“星海复活了!”。

1970年5月1日,钢琴协奏曲《黄河》在北京民族文化宫正式公演。

1971年,殷承宗随中央芭蕾舞团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和英、法、意六国(后因故取消前往英、法、意的演出),每场演出芭蕾舞剧《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之前都首先加演《黄河》。

1972尼克松访华后,中国文艺界迎来一个比较开放的时段。伦敦交响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和费城管弦乐团相继来访,殷承宗和这些乐团合作演出《黄河》。

1973年与克劳迪奥·阿巴多率领的维也纳爱乐乐团的合作演出给殷承宗本人留下深刻感触,而与尤金·奥曼迪率领的费城管弦乐团的合作,纽约日报记者向美国报导中写了许多对殷承宗的好评。

之后日本方面邀请他去日本演出。

日方希望他的曲目能够中西各半,而中方只让弹中国作品,但当时并没有足够多的中国作品可弹。殷承宗感觉到需要创作一批中国的钢琴独奏作品,使之能够撑起整台音乐会。

殷承宗获准组成由他和储望华刘庄黎英海、杜鸣心、王建中等人参加的创作组,专门写钢琴独奏曲。

他和创作组部分成员连同钢琴搬进当时正在整修未对外开放的北海公园里靠湖边的一个环境清静但设施简陋的房子,室内没有自来水、煤气、厕所,要自己挑水、生火炉、使用室外公厕。

殷承宗和他的同伴在此度过了创作丰收的一年。

创作组选定了《十面埋伏》、《春江花月夜》等能代表中国传统音乐精华的一些古曲,拜访了多位琵琶演奏家以及国乐老前辈杨荫柳、曹安和等人,收集大量资料,听大量录音。

经过一年的矛头钻研、创作,写出《十面埋伏》、《春江花月夜》、《平湖秋月》、《三六》、《梅花三弄》、《百鸟朝凤》等钢琴独奏曲。

此后再去陕北采风,写出陕北民歌组曲,殷承宗还用《钢琴伴唱红灯记》中的两段改写了钢琴独奏曲,杜鸣心用舞剧《红色娘子军》的音乐改写了钢琴组曲。

两年的努力,完成一个多小时的作品。

用体现琵琶指法效果的演奏方法写出的《十面埋伏》或许当时难以令人接受,没能通过文化部审批。

《十面埋伏》因此被埋没十年,到1983年得到首演机会。

1975年殷承宗应邀赴日本演出,除按日方要求演奏了《黄河》以及上述古曲,由NHK电视台录像在日本播放。

1975至1976年间,殷承宗带领中国艺术团(一个由六十多位从全国各地选拔上来,拥有器乐、声乐、舞蹈各方面人才的表演团队)到南美洲、非洲的一些国家访问演出。

在中央乐团担任领导的那段日子,他大部份时间在搞创作、出访及为所有来访的国家元首演出,参加拍摄了五部与钢琴有关的电影:钢琴协奏曲《黄河》、《钢琴伴唱红灯记》、中国艺术团演出的《百花争艳》、英国记者格林拍摄的《前进,红色的中国》(其中有与中央乐团演奏李斯特第二钢琴协奏曲)以及记录有第二届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片段的名为《音乐的春天》的记录片。

殷承宗197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提升为中央乐团党委副书记,后又被任命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曾被列入“四人帮”组阁名单,拟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1976年10月后被作为“四人帮在中央乐团的代表”,受到四年政治审查,其间被囚禁在乐团(隔离审查)十个月。

在这不能练琴十个月里,他做了三件事:一是撑手,十个月下来手不但没萎缩,反而被撑大,能弹十度了(原只能弹九度)。

二是在脑子里背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谱等以前弹过曲子。

三是硬撑着不肯喊出“打倒四人帮!”的口号,始终不能认清形势。当时大家都想当然地认为“江青是殷承宗的入党介绍人”,而江青作为“四人帮”之魁首被彻底打倒,华国锋之流自然要重新考虑殷承宗的党籍问题。

李德伦对此予以澄清:

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党支部大会就讨论通过了殷承宗的入党申请,我是介绍人。只是当时党委没批。我证明,他的入党手续是完备的”,认为不该禁止他演出。

事情逐步搞清后,殷承宗被允许恢复自由。

他当获悉在住家附近的河北梆子剧团有架钢琴,通过同学吴灵芬的关系到那里练琴。

已三、四年没有演出的殷承宗,为了恢复演出感觉,每星期天请同学和朋友们来听他演奏,慢慢把舞台感觉找了回来。

一封反映殷承宗无法参加演出活动的信交到了文化部长黄镇的手里:

他的问题现在已查清了,他要求参加排练演出,但有关领导不知为什么不让他演出,硬要一个青年钢琴家去音乐学院做教师工作。这种做法,在政策上是欠妥的,对于一个世界知名的钢琴家来说,不让他上舞台演奏,等于断送了他的艺术生命,其影响和后果都是不好的。我认为应该改变这种做法,让殷承宗参加排练和演出活动。”

黄镇完全同意此信的观点,当即指示乐团安排殷承宗演出,并接见了殷承宗。

1980年7月16日晚,殷承宗在中央音乐学院礼堂举行钢琴协奏曲音乐会,由美国指挥家戴维·吉尔伯指挥中央乐团交响乐队协奏,演奏了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和李斯特第二钢琴协奏曲。

全场听众起立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长达十分钟之久。这是殷承宗文革后首次重登舞台。

1982年1月,殷承宗在民族文化宫礼堂,再度由戴维·吉尔伯指挥中央乐团交响乐队协奏,演出拉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这是该名作在中国的首演。演出大获成功。

美国著名钢琴家、历任柴可夫斯基肖邦国际比赛评委的尤金·李斯特教授听了殷承宗独奏音乐会后说:

“1962年我在莫斯科听过殷承宗的演奏,他的技巧,演奏也很辉煌。二十年后的今天再听,觉得他更加成熟,演奏更有说服力,最主要的是他自始至终把技巧融在音乐里,把我完全迷住了。我听了几十年的钢琴演奏,耳朵都听出了茧,但殷承宗的演奏却使我耳目一新。他不愧为青年钢琴大师。”

经历风雨的殷承宗有了到国外去重新开始奋斗的想法。

审批手续几经周折终获批准。

1983年3月,他携五岁大的女儿踏上了完全陌生的美国,开始新的艰苦创业。

1983年9月28日,殷承宗在卡内基音乐厅举行了首次独奏音乐会。

纽约时报》发表评论:

对于我们这些常以“孤立”来形容中国历史的人,殷承宗使我们惊讶。四十二岁来自中国的钢琴家星期三在卡内基音乐厅举行他在纽约的首演,展现的不仅是他对乐器的卓越控制,还有他对乐曲的正确理解。在所有的乐曲中,殷承宗表现了对古典音乐的敏锐而又自然的领悟,特别是他弹奏的莫扎特,他能感觉到音乐中张与弛的对比,并恰到好处的强调适当的片段。殷承宗在贝多芬和李斯特的乐曲里,展现出超人的力度和速度,证明他可以跟其他一流的钢琴家并驾齐驱。”。

1985年,殷承宗在华盛顿举行独奏会后接受美国电视台采访时对记者说:

“我到美国要干三件事。

第一,我要在全美各地演出,在好的音乐厅演出,实现我从小就想到全世界演出,灌唱片的梦想。

第二,在可能的情况下向美国和世界的听众介绍中国的钢琴艺术。

第三,今后年纪大时,把自己积累的经验传授给年青的钢琴家。”

赴美后成功转型为职业演奏家的殷承宗,足迹遍及美国四十个州和俄、英、德、芬兰、加拿大、韩国、新加坡等国,多次到台湾、香港演出,在许多著名的音乐厅举办过几百场演奏会,其中包括五次卡内基音乐厅、三次林肯中心以及伦敦威格默音乐厅、莫斯科音乐学院大厅、圣彼得堡爱乐大厅等等。

殷承宗终于成功地登上并站稳在国际乐坛。

华盛顿邮报》评论说:

殷承宗的莫扎特是速度保守而严谨,表现出正宗古典的风格,他的舒伯特表现了高尚的气质。而今有些已成功的钢琴家避忌选择李斯特的曲目,但殷承宗的B小调奏鸣曲的演奏证明了他是李斯特专家。”

芝加哥论坛报》评论说:

在这个追求准确的时代,能聆听殷承宗这样的演奏是一种享受。它勇于冒险的精神在技巧复杂又艰难的李斯特B小调奏鸣曲中表露无遗,这首号称为李斯特钢琴作品中最高成就的奏鸣曲,给予表演者的挑战在于如何把众多的音群和变化的动机组合成有条理的陈述。殷承宗对此曲的处理加了几许的炫耀,使得他的演出成为当今最有力的诠释之一。”

《旧金山记事报》评论说:

殷承宗是属于诗人、哲学家型的艺术家。他的演出丝毫没有为炫耀而炫耀的倾向。他用恰到好处的控制和惊人的技巧流畅地表现了乐曲的深度。他的技巧在乐曲需要时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这个角度看,殷承宗的风格极像阿劳,或许还要更细腻、更敏感。他的演出有少见的稳重和高贵的气质。”

《纽约时报》评论说:

殷承宗对圆滑的连音和歌唱般的音色特别注意,实在很难得听到一位演奏家把钢琴的音色表现得如此动人,如此富有感情---这是以灵敏的美感把琴音本身的美完全表现出来。”

波士顿环球报》评论说:

殷承宗的演奏风格是诚实直接且有权威性。在斯克里亚宾热情的第五号奏鸣曲中更是刚强、刺激而又充满丰富色彩。这首曲子有着奇特的组合,包括疯狂的速度和沉静的梦幻,因此有时会显得放纵或失去理智。殷承宗的演出既火爆又宽广,保持了一种特有的理智。”

1990年秋天殷承宗应苏联“柴科夫斯基明星协会”邀请参加柴科夫斯基150年诞辰纪念演出。

殷承宗一直努力把中国作品介绍给美国和全世界。

1996年他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演出《十面埋伏》和《春江花月夜》,1997年在林肯中心演出钢琴协奏曲《黄河》。

听众反应热烈,舆论界给予高度评价,把《十面埋伏》誉为“中国第一狂想曲”,说殷承宗是“将东方带到西方”的中国杰出音乐家和“最令人兴奋的钢琴家”,而《黄河》则成为在全世界演奏的经典曲目。

培养学生是殷承宗的第三个愿望。

许多优秀的青少年钢琴家跟他学过琴,当中不少学生在国际比赛中得过大奖,诸如96年英国里兹钢琴比赛第一名、95年波格莱里奇钢琴比赛的头奖都是他的学生,在柴可夫斯基青少年钢琴比赛中,他的学生得过第一、第二。

殷承宗还曾担任克里夫兰音乐学院的常任演奏家和教授。他曾不取分文指导少年郎朗

旅居美国十年之后的1993年,殷承宗接到来自祖国的邀请,为中央电视台35周年台庆演出钢琴协奏曲《黄河》。

当听到主持人报幕时,他忍不住地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自那以后,他每年都回国演出两、三次。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他被邀请在天安门广场演奏《黄河》,并在7月1日“庆回归”节目中向全世界播放。

由于殷承宗的不懈努力,第四届柴科夫斯基国际青少年音乐比赛于2002年10月在中国厦门举行,由他担任总评委会主席。

 “黄河”钢琴协奏曲以冼星海作品《黄河大合唱》为主要素材,由殷承宗主持创作并担任首演钢琴演奏的音乐作品,“文革”时期开始风靡全国,为八个样板戏之一。

1969黄河钢琴协奏曲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作汇报演出时,周恩来总理亲临现场聆听。

演出过程中,周总理一直打着拍子,最后情不自禁地站起来喊出“星海复活了!”

1968年10月的一天,殷承宗从中央乐团到中央音乐学院来看大字报。

殷承宗有了钢琴伴唱《红灯记》之经验,便想在“钢琴革命”的步伐上再迈出新的一步。

这时中央音乐学院二楼西墙上,正有陈莲女士的大字报贴出。(陈莲于1964 年上书毛泽东,获毛支持,批复“信是写得好的。”之后,江青曾接见她。)

陈莲在此大字报中第一次披露江青曾对她说:

黄河大合唱》很有气势,可以写成钢琴协奏曲。”

后来,殷承宗便向江青写信,拟把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改写为钢琴协奏曲。

江青阅信后批复:

很好。《黄河大合唱》可以留曲不留词。”

光未然的歌词,当年启发了冼星海的创作冲动与灵感,今天也同样启迪和萌发《黄河》钢琴协奏曲创作组成员的想象力和乐思。

《黄河》创作组从1969年2月成立之后,成员曾有变化。

杜鸣心离去之后,殷承宗从中央音乐学院借调了作曲家盛礼洪先生来主持乐队配器工作。

许裴星则是刚刚分配到中央乐团工作的年轻钢琴伴奏演员,曾是殷的学生,殷留他在组内,请他协助一些事务性工作,亦部分地参加创作组的讨论。

后来几个月中,青年钢琴家石叔诚也部分地加入到创作组的活动中,因为他是担任《黄河》钢琴协奏曲的B组独奏演员,了解《黄河》创作意图,可以更好理解和演奏该作品。

他们二位凭年轻人的聪慧敏感,也发表了一些好的意见。不过他们并不担任任何实际创作工作。

殷承宗在受命组建《黄河》创作组的过程中,又请来另一位女士刘庄

到了1969年初夏,《黄河》协奏曲完成了第一稿。

试奏时,请来了李德伦、严良昆(《黄河大合唱》的权威指挥家)、杜鸣心和中央乐团交响乐队各声部长共十余人。由殷承宗担任钢琴独奏,储望华担任第二钢琴(即乐队部分)协奏。

从1969年8月到12月,在完成了酝酿方案、体验生活、群众集体讨论以及对第一稿修正的认同之后,进入了整体运作的第二阶段,即创作执笔阶段。

《黄河》钢琴协奏曲,由殷承宗、储望华、刘庄、盛礼洪四人负责执笔,日夜奋战。

《黄河》钢琴协奏曲的每一个音符,都可以追溯到它之前的初衷,落笔,定稿。

创作室内抽屉、纸篓中数百上千张被废弃的旧稿谱纸……有集体智能的凝聚,更有创作者们的汲取、筛选及提炼的功夫。

和殷承宗的另一部作品《钢琴伴唱红灯记》一样,钢琴协奏曲《黄河》取得了巨大成功,殷承宗在政治上也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殊荣,1973年被提升为中央乐团领导,并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

文革”结束后,殷承宗作为该作品的第一作者、又是演奏者,被戴上“文革红人”的帽子,被当作“四人帮在中央乐团的代表”受到政治审查,作品被禁演,钢琴不准摸,直到83年,才结束审查,但仍然不准演出。

无奈之下,殷承宗只好带着他的《黄河协奏曲》谱离开了中国,到美国定居。

1983年9月28日,殷承宗以该曲为保留曲目在全美最著名的音乐殿堂――卡内基音乐厅举行了首次独奏音乐会,引起巨大的轰动。

人们震惊了,音乐专家震惊了,世界著名乐团震惊了——中国竟然还有如此艺术高度的音乐!

他们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这部来自东方的红色中国之音乐作品。

但是也有美方部分人士就《黄河》结尾处的《东方红》和《国际歌》旋律要求中国方面进行修改。

殷承宗说,《东方红》是历史的一部分,也是《黄河》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即使在台湾演出也不会删去。

在原创者殷承宗的坚持下,《东方红》和《国际歌》的旋律得以保留。

此后,在各种音乐会中,《黄河》逐步在欧美西方国家演出,就这样,《黄河》真正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为中国交响乐在世界乐坛上争得了她应有的地位。

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内对该作品却正在大力鞭挞,因为是“文革样板”,似乎就应该打入冷宫。

八十年代后期,随着《黄河》钢琴协奏曲在国际上的影响日渐扩大,在一些访问演出中,中方不安排这个曲目已经成为一种难以解释的尴尬。

在文艺作品中尽量避讳明显的毛泽东印记和“革命”内容是当时的社会氛围。

在此情况下,根据一些人的授意安排,石叔诚对该作品进行了较大的修改,这主要是针对第四乐章高潮时的《东方红》音调和《国际歌》的旋律。

也就是用“石叔诚版”(即第四乐章中之“东方红”版改用“黄河颂”版,后来人们将“东方红版”称为“殷承宗版”,而将“黄河颂版”称为“石叔诚版”。

这样,在国际和国内的演出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黄河》钢琴协奏曲,这种奇怪的现象引起了听众的迷惑及音乐界人士的置疑,当人们在电视上看到这一幕时,无不感到深深的遗憾。

此后,国内在90年代初陆续出现“文革样板戏”复出热,社会呈现明显的“多元化”色彩,各种观点并置交锋,“一边倒”的情况有所改变,重新审视文革时期文艺作品的艺术价值也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京剧《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剧目不顾来自某些方面的压力,陆续复排上演。

尴尬已经形成,文化部对上述现象保持了低调,但《黄河》在国际上得到的盛誉已经引起音乐界许多人的注目与深思。

1993年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文化部与中央电视台多次派人与殷承宗联系,恳请他回国参与纪念活动的演出盛典。

就这样,殷承宗当年酸楚地带着《黄河》被迫出国,而今却受到贵宾般的礼遇被邀请回国做了几场演出,当时在中央电视台演出听到主持人报幕时,殷承宗忍不住流下激动的泪水。

今天,全世界每年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演奏《黄河》钢琴协奏曲,也是全球销量最大的中国严肃音乐唱片之一,有人甚至认为,即使100年内,国内也不会有超越《黄河》的经典钢琴曲目了。

在创作钢琴伴唱《红灯记》继而钢琴协奏曲《黄河》成功之后,殷承宗希望进一步创作中国作品,好让钢琴有开独奏会的机会。

殷承宗获准组成由他和储望华刘庄、黎英海、杜鸣心、王建中等人参加的写作组,专门写钢琴独奏的曲子。

他和写作组部分成员连同钢琴搬进当时正在整修不对外开放的北海公园里靠湖边的一栋设施简陋的小屋,室内没有自来水、煤气、厕所,要自己挑水,生炉子和使用室外公厕。

但那里非常清静,任由你想弹什么曲子都可以,弹到深夜都没人理。

殷承宗和他的同伴在北海整整住了一年,是他们创作丰收的一年。

写作组选定了《十面埋伏》、《春江花月夜》等能代表中国音乐精华的一些古典,拜访了多位琵琶演奏家,连国乐老前辈杨荫柳、曹安和都访问过,收集了许多资料,听了大量录音,他们用五线谱把每一个音符,滑音,指法重新整理。

就这样,殷承宗埋头钻研了一年国乐,和写作组一道写出《十面埋伏》、《春江花月夜》、《平湖秋月》、《三六》、《梅花三弄》、《百鸟朝凤》等曲子,又去到陕北采风,写了陕北民歌组曲,殷还把钢琴伴唱《红灯记》的两段改写为钢琴独奏曲,杜鸣心把《红色娘子军》写成钢琴组曲。

经过两年的努力,汇集成一个多小时的作品,送交文化部审批。

没料到完全按照琵琶指法那种演奏方法写出的《十面埋伏》竟然没能通过审批。

《十面埋伏》因而被埋伏了十年,直到1983年才得到首演机会。

 

1962年,殷承宗在第二届“柴科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获得第二名,就在年轻的钢琴家准备在事业上大展宏图的时候,钢琴这件西洋乐器的前途却一片渺茫。

钢琴伴唱《红灯记》与钢琴协奏曲《黄河》给他带来了辉煌,也让他跌入人生的低谷。

1983年,42岁的殷承宗举家踏上了美国的土地,开始了从零起步的职业钢琴家生涯。

60年音乐之路,殷承宗依然醉心于自己的钢琴事业,他说,音乐早已是生命中的一部分,离不开了。

问:如果要说钢琴演奏家当中第一次开独奏会的年龄,您可能是比较小地一位,才9岁吧。

殷:对,第一次开音乐会的时候,我9岁。从小就觉得与音乐很近,好像音乐就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很小的时候,家里有客人来,我就坐上去弹个没完,弹到被人家轰走为止。那时候就有一种通过弹钢琴去表现自己的心情,或者用音乐来描写一个人和事的冲动。音乐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从小就有这种感觉。

问:当时是谁给您策划这个独奏音乐会?

殷:那时家里有什么谱子我就弹什么,家里有的谱子我都会弹,所有舒伯特的歌曲我当时也会自弹自唱。在那个年代,小孩子能够弹那么多东西的不多,我哥哥姐姐就说给我策划一场音乐会,主要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让我有个机会展示自己,另外也有经济上的目的,我的兄弟姐妹很多,交不起学费,如果我有一场音乐会,票都卖光的话,就连他们的学费也能够付清了。

问:那么大的孩子开音乐会,又没有什么名气,有人买票吗?
殷:其实我已经很有名气了,因为那时我经常在教堂里弹琴,给别人弹伴奏,我还会唱童声女高音,在合唱队里面很有名气的,赞美诗300首我都能背,人们说第几首就弹第几首。厦门有个合唱队,我去义务给他们弹伴奏。我很会即兴伴奏,一个调子来,我就可以弹。所以厦门、鼓浪屿的人都知道我。听我说开音乐会,票一下就卖光了。后来我把九个兄弟姐妹的学费都交了。

问:是什么让您从福建到了上海,报考了上海音乐学院?

殷:过了10岁以后,我知道鼓浪屿这个地方没有专业老师,再呆下去的话,就会自生自灭了。我听说天津有个音乐学院,上海有上海音乐学院,特别向往,一定要去。但是我家有9个孩子,母亲是不会送我去的。多亏厦门音协的杨柄维老师,是他给了我25元钱,支持我到上海去考音乐学院。这25元钱对我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我就一个人走了。那时候福建交通很不方便,还有台湾飞机来轰炸!我头上戴着伪装的树叶坐在卡车在路上走了五天,站在车上就像卖猪仔的那样。

问:尽管鼓浪屿很美丽,但是上海这个大都市却很繁华,当时能够适应吗?

殷:刚到上海时什么条件都没有,我住在琴发房里面,睡在地板上,连个蚊帐都没有,晚上有蚊子叮咬。但是老师和同学对我非常好,因为我到那里一考就是个第一名。学校对我非常所重视,苏联专家来了马上就挑我作学生,当然,我觉得自己还是下了很多功夫苦练的,一天练十四五个小时的琴,即便是周末不上学我也拼命练,那段时间给我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问:您奋斗的动力是什么?音乐本身的魅力还是想出人头地的这种愿望?
殷:我们那时候受的教育就是要为祖国争光,为中国人争气。但是不能光说不练啊!从鼓浪屿出来以后的第五年,我在莫斯科“柴科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中得了第二名,背后的劳动确实是非常艰苦的。

问:比赛归来,回到国内您觉得反差大吗?

殷:开始感觉还好。1963年除夕还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就在毛主席的客厅,我为他弹琴,弹了我自己的一首处女作《秧歌舞》,又弹了一首肖邦的《谐谑曲》第二。弹完以后毛主席让我坐在他身旁。主席说:“你用中国民族的东西弹钢琴非常好,以后你要多搞创作,多搞点民族的东西。”这句话当时给我印象很深,而且可能是我以后走这条路的一个动力——可是后来,一下子什么都不能弹了。

问:很长一段时间,西洋乐曲被列入“封资修”的行列中,而且您还下过乡是吗?

殷: 1964年我们被派到农村去搞“四清”,我在通县呆过一年,因为我身体比较健壮,他们就派我驾辕赶大车,每天还要挑水。我记得我第一天去割红薯秧,割到最后已经干不动了,就趴在地上往前爬。我以前从来没干过农活,半年以后手都已经硬了,这时候我就跟音乐学院的领导提出来,我说能不能拉一架钢琴到通县去,我想为通县的青年搞点文艺活动,教他们唱歌。找这个借口其实是很想借此练琴,后来琴真的搬到通县了,总算可以碰到钢琴了。我这个人总是这样,想方设法要接触钢琴。

问:现在再回头回忆那段时光,您觉得在您生命中有什么样的意义?

殷:有得有失。“柴科夫斯基钢琴比赛”回来,我各方面状态都很好,那一年弹了六七十场音乐会,到苏联各地去弹琴。当时法国、英国也都邀请我去,突然一下子什么地方都不能去,而是下乡去了。但是我觉得艺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生活的经历多了,你的表现力就可能会越丰富。这就是所谓的得吧。

 “文革”的时候都说老百姓不需要钢琴,需要把它砸烂,尘封。而我却跟几个朋友说我们组织宣传队,到天安门去弹琴吧。那天我们找了个车,把钢琴拉过去,车到南池子再也开不过去,于是我们四个人就抬着钢琴,一直抬到了金水桥。想起来当时还是很勇敢的,因为去天安门弹钢琴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是受欢迎还是挨砸,心里没底。所以我们都是剔光了头,穿起红卫兵衣服,戴上袖标去的。在那里一连宣传了三天——开始我弹毛主席语录歌,后来还改编过农村新歌。我们在那边弹边唱,观众越来越多,每天几乎都有几千人围观!还有很多人点自己喜欢的歌曲,有一天有人让我弹京戏,我根本不会京戏,于是我赶紧回去找了一个“沙奶奶”来,我弹“八一三”那段,她来伴唱。特别受欢迎。

问:如果在今天,您还会那样做吗?

殷:今天?!就是到了明天,我还会这么做!热爱党,忠于毛主席有什么错?……(说到这里殷承宗流泪了)

问:用钢琴为京剧伴奏,我觉得难度挺大啊!

殷:京剧和钢琴确实是两个东西,要把它们放在一起好像很不可思议。但是那个时候观众点什么,我就想满足他们的要求。我当时很喜欢《红灯记》,特别欣赏刘长瑜演的李铁梅这个角色。一天我对刘长瑜说我来写几段《红灯记》,你给试试看,没有想到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后来“中唱”的人录了音,这样就受到了上面的重视,叫我们继续搞。为此我还正式去拜师学京剧。1968年的7月1日,我们在人民大会堂给毛主席演出,那场演出我们非常激动,也可以说是我的一个转折点。第二天,所有的报纸、电台都报播了这个新闻,沉默了那么久的钢琴声音,又重新在电台里出现了。

问:都说《红灯记》等八个样板戏是江青搞的,你是不是特别喜欢江青?

殷:江青是毛泽东的爱人,谁敢说主席不爱自己的爱人?主席爱江青爱了一辈子,我们崇拜和热爱江青有错吗?

问: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时,钢琴伴唱《红灯记》火到生活中每一个角落都能看到它的影子,是不是因为那个红火,让您离开舞台有四五年的时间?

殷:为此,我的艺术生涯跌入了低潮,不过我这个人可能一生也不会离开钢琴。大概有一年的时间我被审查,不能接触钢琴,我就思考以后我做什么呢?不能弹钢琴手就会萎缩,所以我第一个想法就是不能让我的手萎缩。我夹着筷子天天练习,非常惊奇的是10个月没有接触钢琴当我再接触的时候,我的手大了。以前我只能弹九度,后来能弹十度了。我到苏联去弹十度和弦,我的老师非常惊讶,说我怎么所有十度音都弹下去了。当时的第二个想法是,我觉得脑子需要训练,脑子不训练要生锈。没有钢琴,我每天就在脑子里背谱,把以前弹过的曲子都背一遍,我想通过这样保持脑子的记忆和音乐的记忆。当然再出来的时候,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才能恢复。三十几岁的时候断了一点时间,就不像童子功那么容易恢复。出来以后,有两三年时间我练得很辛苦,每天是八九个小时地练——我相信我是会回来的。

问:还有一首曲子不能不提,那就是您今天走到哪里都要演奏的钢琴协奏曲——《黄河》。

殷:在“文革”当中,我心里其实老想着给钢琴找出路,那时很多人是通过钢琴伴唱认识钢琴的,但是要让钢琴真正走上舞台,需要有一部钢琴协奏曲才能够站得住。我们一些音乐学院的老师聚集在一起,就开始选择题材。最后大家都选用《黄河》。《黄河》家喻户晓,而且主题表达的是我们民族的一种精神,它的号召力和震撼力是任何作品都不能比的。另一方面,觉得钢琴协奏曲需要找一个很有气派的、很壮丽的题材,而《黄河》就是最适合钢琴来表现的。我经常说钢琴要弹梁祝肯定比不过小提琴,小提琴拉黄河也比不过钢琴。在那个年代里面,我们脑子里的第一个想法是要老百姓听得懂,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简单的想法,使这部作品一直留下来。那时候已经要搞集体创作,所以我们成立了一个创作小组,先到黄河边体验生活,在黄河边大概走了两个多礼拜,收获非常大。黄河激流勇进的磅礴气势,给我们深刻印象。我经常跟一些演奏的人说,你们应当到黄河去亲自体验,就能找到那种力量、那种节奏,就能体会到中华民族的这种勇敢、勤劳、奋进精神。

问:到今天为止,您演奏过多少场《黄河》?
殷:大概有五六百场吧,没想到过了几十年后这个作品这么流行,现在全世界大概每年有五十几个国家在演奏、播放这部作品。

问:这么多场,有没有让你感到特别难忘的?

殷:《黄河》的第一场演出是1967年5月1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我真的永远忘不了。当时我先弹了《红灯记》,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就扭腰了,站都站不起来。闭幕后他们把我抬下来,可是下面就要演《黄河》了,B组的演员没有练好,不能救场,怎么办?后来就先上了《沙家浜》,我被送到医院去打麻药,用布把我的腰全部缠起来,又在舞台上为我摆了一个靠背的凳子。第一场《黄河》就是这样公演的,因为出了这种状况,乐队的思想都特别集中,演出效果也非常好。我觉得最激动人心的一场演出是1967年2月份中央审查这个节目的时候,当时周总理来了,那次大家都非常激动,中央乐团的定音鼓鼓手在演奏第四乐章的时候,把定音鼓都打破了。总理站在那里说星海复活了!

问:您一直都非常坚强,但是您在跌入人生低谷的时候,出国了,选择退却,选择离开,是不是多少有些懦弱?

殷:要说这是退却,也可以这么说。现在想想,我觉得我的选择还是对的,因为出去后的22年,让我经历了非常严谨的生活,就是那种职业钢琴家的生活。我22年如一日,每天同样的日程,每天要练很多琴。为了生活,也为了重新回到舞台上来,开始的时候,我每年都要准备一两套新的节目,有的时候一个月要赶上一个协奏曲。一个艺术家在这样的年纪,如果不强迫自己做很多努力的话,肯定是要放弃了。到美国去当然是很艰苦的,一切从零开始。虽然艺术上并不是完全从零开始,但经济上确实从零开始,迈过罗湖桥就觉得两脚都是悬空的。拉家带口,到那怎么生活?想到这里我就不敢去美国了,在香港呆了一个月,那时候我没有身份,也不能办公开的音乐会。后来得到朋友的帮助,去做了一些教学的工作和内部演出,准备到了一些钱,这才到美国。可是那一点钱在美国很快就花完了,其实我这个人不抽烟不喝酒,能够吃饱饭就行,但是我要练琴。所以我当时第一个目标就是要有自己的钢琴,第二再奋斗房子,我想这样就能够稳定了。

问:顺利吗?

殷:对于已经四十出头的我是很艰难的,语言也不通。这时我和外界已经隔绝了20年。半年后,我要在卡内基大厅作首场演出,这场首演是我那个经纪人投的资,所以首演以后我欠了一屁股债。由于首演的起点很高,以后就不断有演出,就慢慢把这个债还清了。因为省吃俭用,我很快就有了自己的钢琴。

问:在那个陌生的国度,您有没有“在人屋檐下”的感觉?

殷:有!去的时候,英文只能说几句,交流很困难,我学英文是靠电话学的,因为要练琴,要准备音乐会,没有太多的时间,有一个美国老太太打电话给我,说你在电话里头要是听得懂我的话,你就没有问题了。我坚持了半年,她每天都打电话来,我就这样把英文混下来,只能说混下来。

问;现在在美国可以随心所欲地演奏中国乐曲了吗?

殷:经过那么多年地努力,现在可以这样了。我跟别的钢琴家不一样,我手里有很多别人没有的东西,有很多中国的古曲,还有《黄河》、《红灯记》这些东西,我想介绍给西方,但是刚去到那里时不行。直到第六次在卡内基举办独奏音乐会,我弹了半场中国曲目。那次有很多中国观众都去捧场,大家觉得很骄傲,我也觉得自己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事情,终于了了心愿。

问:美国人听到中国乐曲的时候什么反映?

殷:美国人很现实,我觉得跟现在的形势一样,中国强大了,他们需要中国,所以也对中国感兴趣。美国人在“9·11”事件中第一次感受到了冲击,这之前他们的生活总是很平静,他们对《黄河》这样的作品没有那种感情,没有那种受侵略的感情体验。但是他们对东方的文化,尤其对古曲非常好奇。开始的时候,他们说我弹的那些古曲像德彪西,我说你们搞错了,我们中国在先 ,法国人是因为对中国的文化感兴趣以后才用五声音阶写出来这些东西的。

问:都说人过了五十知天命,您现在早已经过了这个年龄了,经历了这么多,走了这么远,对生命有什么感悟吗?

殷:我觉得艺术好像没有终点那一说。总是在信念来的时候,我会觉得是一个开始,是一个音乐季的开始,我要学新的东西。尤其是最近几年,可能年纪大了,积累的经验多了,无论是在教学上还是演奏方面,我觉得自己有新的发现,很多人问我你什么时候退休?你现在还不退休?我说我可能还没有想法,只要我的身体好,我想坚持到最后一个时刻。

问:在您舞台生涯六十周年来之前,我想问,您是喜欢原来的殷承宗的音乐,还是现在的殷承宗的音乐?

殷:我觉得我的艺术道路像三部曲——ABA。我年轻的时候,大家都说我的演奏很热情,就像红烧肉一样。后来经过很多坎坷磨难,到美国去了以后,我就开始研究法国印象派的东西。我曾经弹了所有德彪西的前奏曲,我还去研究法国的绘画和中国的绘画。1993年我又回到了国内,在这十几年中,我慢慢地又找到以前的殷承宗。因为我觉得我毕竟是在这块土地上生的,我的观众在中国。中国的观众喜欢我,我也热爱中国的观众,在中国的观众面前,我能够把这种热情和激情迸发出来。

 

以上是一名名不见经传的小记者对殷承宗的采访,份量略显不足,而以下却是凤凰卫视10月6日《名人面对面》节目中的名记者采访实录,份量自然不同。

许戈辉:各位好,今天我们《名人面对面》节目的嘉宾是著名钢琴家殷承宗。

或许对于很多80后、90后的年轻人来讲,殷承宗只是一个名字,然而对于70后、60后,甚至更为年长的观众朋友来说,殷承宗却意味着活生生的一段历史,意味着生命中很难以抹灭的记忆。

1941年出生的殷承宗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钢琴家,他七岁学琴,九岁演出,是不折不扣的钢琴天才。

文革十年中,他的代表作钢琴伴唱《红灯记》和钢琴协奏曲《黄河》风靡全国,成为了一代人的经典记忆。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殷承宗迅速走红,却又突然远赴他乡移居美国,经历70年跨越东西方文化,作为时代的见证者和亲历者,他的身上究竟有怎样的故事?

从这些故事当中,我们又应该得到怎样的反思和启迪呢?

解说:殷承宗的故事要回到1963年那一年,马丁路德金发表了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

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得克萨斯州遇刺震惊世界。

在中国《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苏共中央发表公开信攻击中国共产党,中苏开始了公开论战。

年末,毛泽东对文艺界发表批语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这一年,正在苏联列宁格勒学习钢琴的殷承宗应召回国。毛泽东为了解当时文艺界的情况,在年底12月31日举行了小型文艺晚会,殷承宗作为国家重点培养的钢琴家和文艺界代表,为毛泽东进行了表演。

殷承宗:1963年的除夕,那也是他为了要了解文艺界的情况嘛,那时候叫我去弹,一个叫我要弹自己的作品,看你自己会不会写,因为我从小是会写一点东西,我弹了一个《秧歌舞》,完了还弹了一个肖邦的《谐谑曲》,就是这个。

许戈辉:然后毛主席听了怎么说?

殷承宗:他说的湖南话,我听不懂,太紧张了,要有翻译,但是他就是很鼓励说要让我多创作民族的东西。

许戈辉:那个时候,您是福建方言还是说讲。

殷承宗:那我12岁出来以后。

许戈辉:出来了。

殷承宗:出来以后我讲上海话,讲北京话,我什么都讲。

许戈辉:所以你讲话毛主席能听得懂,毛主席讲话您没听懂。

殷承宗:真没听懂,可能有点紧张,再加上他的湖南口音很重。

解说:1963年,殷承宗22岁,与毛主席这一次紧张,而并不深入的交流,可能是他第一次和政治家近距离的接触。那时的殷承宗恐怕想不到,在此后的20年中,随着中国政治的风云变幻,他也要经历人生的起起伏伏。

殷承宗:那个时候,就开始就要叫我们搞创作那样,但是那个时候我倒是,就是这方面都没有什么抵触,因为我也喜欢创作。改变了一点中国的东西,我觉得也要让钢琴说中国话嘛,中国老百姓要懂,所以这个都是后来比较顺,但是后来就发展到不是这样一回事了。

那么1964年我们下乡“四清”去了一年,劳动,曾经拉大车,完了后来就文化革命了。

解说:1963年到1966年中国开始了“四清”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重点针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理的当权派”。殷承宗在“四清”运动中,到北京通县进行了劳动锻炼。那个时候,在批判“封资本修”的潮流之下,作为西洋音乐代表的钢琴受到批判,殷承宗刚刚接受了毛泽东“搞民族创作”的建议,就面临着钢琴被禁止的压力,艺术家的命运和社会大环境开始纠缠在了一起。

许戈辉:在那个时候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您怎么看待当时的时局?当时的想法是像很多年轻人一样也是,就是只要毛主席怎么说,我就热血澎湃的跟着怎么做,还是说对此是脑子里是有问号的。

殷承宗:我那时候,我那时候很简单,就指到哪里去就打到哪里,因为12岁出来以后,都是在学校过集体生活,没有。

许戈辉:但那时候不让你打了呀,钢琴也不可以弹了,而且那个时候是叫什么,是叫就说整个西洋的东西就摒弃掉了。

殷承宗:对,就是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我有点想不通了,我觉得怎么中国人就不要钢琴了,这么好的一个乐器。因为这个东西是从1958年就开始了,就这种思潮,因为1958年那个时候,就我们那个学校就辩论说,钢琴有用呢,还是二胡有用?因为那时候大炼钢铁嘛,我们都去炼钢炉旁,钢铁搬不过去,他们民乐都可以到那演奏,我们不能为工人演出。但是那个时候,我一直坚持,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团支部90%人都改行了,都改民乐了。

许戈辉:殷承宗从小就是钢琴天才,他7岁开始弹钢琴、自学成才。9岁就举办了自己的钢琴独奏会,12岁的时候,他坐了几天的汽车从家乡鼓浪屿独自一人来到上海,追寻自己的钢琴梦想。

后来又因为表现有益,被中央音乐学院派往苏联深造,可以说在殷承宗的青少年时代,钢琴就已经成为了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

但是刚刚从国外学成归来,准备大干一番的殷承宗,却发现弹钢琴已经成为了政治上的错误。殷承宗的钢琴梦想遭遇了第一次危机,但是他决定要做些事情挽救自己心爱的钢琴。

殷承宗:文化大革命一冲,那就没办法了那个时候,有一年非常茫然。因为不能弹,你钢琴不能动,你动钢琴的时候,只能弹两个旋律,一个《东方红》,一个《国际歌》。那我那时候就是那样情况,就拿它来变奏,我想我手怎么要动,不然手要僵掉的,所以这样过了一年。过来了一年以后,就比较平静了那个时候,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25周年。

25周年的时候,大家都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去上街啊什么的,都跳忠字舞什么的,那时候我就想我要把钢琴抬到天安门去。因为我,那个时候我想只要北京的很多观众还是很支持我,我心里有数。

许戈辉:但这个想法是蛮大胆的吧,在那个时候?

殷承宗:是啊,那个时候年轻啊,不怕,我刚刚开车还从那个南池子过,我还跟他们在讲,我说当年车只能开到南池子,从南池子就下车以后,我们要把钢琴放在肩上就一直抬,抬到金水桥那个时候。

许戈辉:你不愧是下乡锻炼过了。

殷承宗:就是,我下乡扛水泥100斤也都扛过,挑水什么东西都挑过了,所以扛过来就演出。演出我就想第一天观众还是很热烈的,但是很少,我说我第二天还来,哦呦,第二天已经上千人了,第三天简直都快两三千人,天天收到不知道多少信,那都是很支持我们。那个时候工农兵说了算,有了这个支持腰杆就硬了,我就可以写信给中央了,我要搞创作。

解说:1967年,殷承宗在天安门前进行了他特殊的表演,此后不久,给一代人留下了深刻记忆的作品,钢琴伴唱《红灯记》就要诞生。殷承宗说,在天安门演出的大胆尝试给他带来了自信,同时这次表演也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让他想到了钢琴发展的另一种可能。

殷承宗:北京的老百姓就是要听京剧嘛,第一天就给我出难题。我那时候弹语录歌、弹革命歌曲,喊你要弹京剧。

京剧怎么那么好弹,京剧跟钢琴十万八千里。但是也硬着头皮,因为那个时候会唱两段《沙家浜》什么那个,回去连夜就去写,很简单的那个时候,是很简单的。

第二天拉了一个沙奶奶,乐团一个唱沙奶奶的,就到天安门去、去唱去演,哦呦不得了那个时候。

所以就受了这个启发,后来我就想法就是钢琴要出来的话,恐怕首先要借助京剧,跟京剧的结合。

但是这个是一个很难的题目,不是一个拿来就、就开个夜车就能写出来的,所以那时候就决定去学京剧。

后来就老去听戏,我可以在这个《红灯记》那个剧场,人民剧场一坐就是一个月,每天都去,去听到最后都是所有的东西我都能背,连锣鼓经那个台词我都能背。

后来就是我们第一场演出,我跟刘长瑜在民族宫,那个时候小节目演出,10月7号我记得,1967年10月7号。

那天简直是爆棚,就下不来台,就简直观众热烈得不得了,所以这个还是我觉得很有意义,我到现在来看我还觉得这步是走得很远,就是对于中国的音乐跟戏曲的发展是有很深的一个意义的。

解说:钢琴伴唱《红灯记》问世之后,殷承宗迅速走红,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出名的钢琴家,他的画像甚至出现在邮票、火柴盒和搪瓷茶缸上。

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的江青,曾表扬殷承宗等人的创作说,这个(钢琴伴奏京剧)发展前途是很大的,是否可以这样说,这对西洋乐器的革命,对主席的洋为中用的思想的体现是有很重大意义的。

不久,殷承宗的另一部重要作品,钢琴协奏曲《黄河》又搬上舞台。周恩来看过他的后评价“星海复活了”。江青为褒奖殷承宗,还专门为他从国外进口了一台高级钢琴,那时的殷承宗可谓是意气风发,并且有着巨大的创作热情。

许戈辉:您是不仅仅想在做的时候是非常投入的,就刚才说那个京剧一听,就可以在剧场里听一个月。

殷承宗:对啊。

许戈辉:黄河也是真正下到这个。

殷承宗:对啊,我们到黄河去有很多故事,那个时候黄河多苦啊,我们那个车就只开到那个从山西那个军区,吉普车给我们开到壶口,开到壶口以后,就开始自己要走路了。

那个驴驼着我们的那个,完了到壶口看到那个景色,人都说是旱地行船,就是百里冒烟嘛,就是那个水。

这些东西对我们创作太有、太有灵感了,你不到那去不可能有第一乐章,那个黄河的那种气势出来嘛。

还有我们去体验生活、去拉纤,黄河那个急流,你要不自己亲自去划过去,去摆渡的话,我老跟学生说,我说你们弹的那个节奏都不对,一会儿两拍,一会儿三拍我说这就是漩涡啊。

解说:1976年四人帮倒台,殷承宗被指为“四人帮在中央乐团的代表”“江青的红人”接受了政治审查。

在那段时间里,殷承宗写下了几个麻袋的交代材料,却只字不提“打倒四人帮”、“打倒江青!”。原本享誉全国的钢琴家,转瞬之间跌入了人生的谷底。

许戈辉:您看钢琴伴唱《红灯记》、《黄河》让您在那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还能够在不可能的情况下,用钢琴来抒发对这个艺术的理解和感受,它让您获得了很多赞誉,但是后来业带来了真正的磨难对吧?

殷承宗:对。

许戈辉:政治审查多长时间,四年?

殷承宗:四年。

许戈辉:四年,其中是有十个月就根本就不能去摸钢琴。

殷承宗:对,因为是在关在琴房里头。我说要叫我去隔离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在偷偷练琴,那时候体委给我一个那个皮带,举重皮带。我把它放在钢琴里头,完了这么练琴的时候,就没声音嘛,别人听不见。

许戈辉:还有这样的一个技法,把举重的皮带放在钢琴里面。

殷承宗:对啊,完了那个。

许戈辉:您说的这个就是关在琴房里,是指的是前面的那段时间是吗?

殷承宗:不是,就是这十个月。

许戈辉:十个月。

殷承宗:那时候是群众划地为牢,根本不是正式的什么什么东西,但是那几个月,倒是让我想到很多问题。

许戈辉:比如说?

殷承宗:比如说我觉得我太单纯了,就想着创作,就想着要弹钢琴。我那时候说笑话,我妈妈说哎哟你还写东西呢,写一个就下次再写,你还要让人家关起来,那就是,就是说不懂,确实不大懂中国的政治。

解说:1973年殷承宗加入中国共产党,江青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在这段时期,他被提升为中央乐团党委副书记,后又被任命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在文革后期,因为“承宗”二字有为剥削阶级承宗传代之嫌,殷承宗向江青汇报思想后,主动改名为殷诚忠,以示对毛主席诚实忠心。

许戈辉:在比现在再往后退回去的一定的历史时期,也许会有一些人认为说,您这样的这个创作、这样的举动是某种政治上的投机,会不会也有人这样的一种质疑?

殷承宗:因为开始的时候,因为这个完全是出于自发的,而不是布置任务,我这个《红灯记》跟《黄河》。

许戈辉:因为大家都知道江青特别喜欢样板戏。

殷承宗:是,可是样板戏都是布置的,我们这是自发要搞的。搞完以后,报了以后,他们觉得很好才那个,所以跟那个还是不一样。

是一种群众,包括《黄河》也是,我们自己讨论要写的。

因为我那时候脑子里很清楚有个想法,因为钢琴要重新回到舞台,一定有它的就在中国应该有它的步骤,第一个我要借助京剧,我那个时候要跟京剧结合,还处于一种合奏伴奏的这样的情况。

那么会让很多人,现在很多人都说我们当时在农村里,我们在边疆,我们在什么听到这个东西,我们第一次听到钢琴,很多人学西洋音乐的人他说我们喜欢京剧就是从钢琴伴奏《红灯记》来的。

所以那个时候这么做了以后,我第二步想我说钢琴真正要立出来的话,立到舞台的当中的话,一定要有部协奏曲,要有一个乐队,就是才能。所以那个时候,我召集了很多人来讨论,音乐学院的学生什么东西,到底创作什么东西,我们当时有很多思想,是写毛主席诗词呢还是些什么纺织女工,还是什么东西,很多那个,最后还是敲定了《黄河》。

解说:钢琴伴唱《红灯记》和钢琴协奏曲《黄河》大获成功,钢琴重回舞台,殷承宗到达了辉煌的顶点。

然而这种辉煌却如同昙花一现,曾经最令他骄傲的两部作品将他带入了生活的寒冬。

如果说钢琴被批判和禁止让殷承宗遭遇了第一次危机的话,受到4年的政治审查,就给殷承宗的钢琴事业带来了第二次打击。

许戈辉:很苦闷吗?在那十个月里面?

殷承宗:那当然,那时候还是有很多想法的,但是我觉得就是肯定也有会走得很低谷的时候,就觉得哎哟怎么自己都错了?好像都,好像我这个人没用。那个时候全国人民都在高喊“毛主席万岁!”,怎么主席刚走,就又跟在华国锋的屁股后面异口同声地咒骂江青呢?!所以想不通。

但是我那年后来不是去澳大利亚了吗,我一直在找一个人,因为那个时候,我就突然在抽屉里发现了一个以前的内参,就是外国人在评论《黄河》,都觉得《黄河》给他们多大力量什么东西,甚至讲的时候,他们发现是不是这个中国又出了个贝多芬或者什么这种话都是。

许戈辉:这是什么年代的内参?

殷承宗:这个是大概是大概70年代初,就那时候那个内参。我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在抽屉里发现那个,像这些东西,你说也给我很大鼓舞。在这种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就《黄河》变成毒草了,那个时候我说现在很多人都要来抢那个版权,那个时候那都是我的罪过了,所以这个给我一个,但是现在想起来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我的人生的一笔财富。

许戈辉:1963年,殷承宗受了到毛主席的接见,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钢琴家登上历史舞台。

20年后的1983年,殷承宗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决定移居美国作为一位职业钢琴家开始新的生活。

时光弹指一挥间,如今整整50年过去了,殷承宗不在是意气风发的少年,而这个社会呢,也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曾经的是是非非到底给殷承宗留下了怎样的回忆呢?

您觉得艺术生涯里边还有有没有什么遗憾?

人生里边还有没有什么心结觉得没有打开?

殷承宗:我觉得这个做人这个是你不能由你安排的,这个历史是不能重复的,你做人也不能后悔的,而且选择了这个专业,我觉得我是很幸福的,我选对了,我从那么小我就选了,就我再有下辈子,我还选这个专业。

当然就是这个过程当中,有那么多的磨难,有那么多的不顺利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从另外一句话来说,我老说这个是一笔财富,而且有时候还是塞翁失马是吧,你不知道你反而得到了别的东西了,可能你说文化大革命那段是吧。

许戈辉:对,最近这些年真的是有一些,有一种文革的回潮,也有一种文革的怀念潮。

殷承宗:对。

许戈辉:有一些人就是说真的是有一点那个,就是说好像应该回到从前,那么也有很多人在真心地来反思那个年代,比如说最近那个陈毅的儿子陈小鲁。

殷承宗:对,我看了。我瞧不起他!陈毅跟了毛泽东一辈子,是主席最信任的爱将。可老子英雄儿笨蛋!

许戈辉:在网上公开表达自己的忏悔,还有一个什么人说他。

殷承宗:对,他告他妈妈。

许戈辉:结果母亲被处决,您都在关注是吗?

殷承宗:我都在关注,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一直坚持觉得,这个政治跟艺术要分开。

许戈辉:分得开吗?您以您自己的经历,艺术家在某种时刻是多么的无奈啊。

殷承宗:但是你最终你还是要把它分开,因为那时候让我写检查的时候,我就是不咒文革、不骂江青。那个年代的中国人不是每个人都会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样“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共产党的胜利。”对我来说,没有江青就是没有样板戏。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我的今天。说你每天做什么事情,我就想起来很简单,我说文化大革命,我写了几千几万个音符,我还哪有别的时间去搞别的东西嘛。

所以这些东西来说,现在因为吃的一点苦没有什么,很多人就告诉我说,这个多少出生如死的在为中国革命的那个,那比你吃的苦要大的多了,那我还是非常幸运的。

所以看这些东西呢,现在就是我觉得,我一直说是一笔财富。

解说:现在中国人不喜欢骂人了,喜欢做梦。其实殷承宗也有一个梦想。他不想将这笔财富带进棺材里,他想在有生之年利用这笔财富创作出一部歌颂文革的大型交响乐曲,将自己对江青的怀念之情深深地融入到乐章的每一个音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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