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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革命 32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12-26 点击数:207次 字数:

32

 

著名作家王刚后来撰文回忆说:

李德伦死后没有多久,我才知道斯特恩也死了,而且他死在李德伦之前。

从那时起,不再有人争论他们究竟谁更大师,人们也不再需要渲染他们那次最后的演出是绝响了,死去原知万事空,可是那些活着的人们却忍不住怀着感激之情,回想着这两个男人的白头发,他们满是皱纹的脸,他们充满疲倦却仍有光辉闪烁的眼睛,他们最后的生命都是那么老,可是他们却那么善于煽动起我们的激情,让我们内心充满各种富有美感的语言,让我们内心洋溢着在音乐声中永恒的阳春三月。

1979年的我正天天吹着莫扎特的长笛协奏曲,是D大调的那首,直到现在我都能清楚地记起乐谱在我眼前的图像以及它相对应的声音,可是我已经看不清那个吹着长笛的少年的面目,因为他的莫扎特吹得很猛烈,声音过大,尽管他的老师们不断地说要平和,中庸,要有贵族的典雅,可是你让那个少年到哪里去找这样的莫扎特呢?

但是,李德伦的表情却能透过时间清楚地映现。那是因为有一部纪录片叫《从毛泽东到莫扎特》,1979年小提琴家斯特恩曾经访问北京,艾伦·米勒拍摄了此片,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斯特恩与李德伦的对话就是从那个时候的莫扎特开始的。

几乎在所有中国人的记忆中,那都是一个政治的时代,可是在我的记忆中,那是莫扎特的时代,是李德伦和那些令人想起来就热血沸腾的文革交响的时代。

不是如人们所说的“就像在中国与世界之间打开了一扇窗户,使世界了解了中国,也让中国了解了世界”,而是,莫扎特的音乐和他的灵魂来到了中国,他力大无比的情感世界一下子就把我们这些从小就面对音乐百感交集的孩子抱在了他的怀里。

李德伦与斯特恩的合作演出无疑是轰动的,否则不会有奥斯卡获奖的纪录片,否则中国人不会记住他20年。

昨天,我再次听着那首《莫扎特第三小提琴协奏曲》,我希望我伤感的怀旧跟当年的李德伦一样,我们就从记忆深处的莫扎特开始。

为了让李德伦和斯特恩20年后再次合作莫扎特,北京国际音乐节音乐总监余隆于1998年专程到美国纽约拜访了小提琴大师斯特恩。

斯特恩幽默地说:You want people to know how old we are!(“你是想让大家知道我们俩有多老了!”)确实很老,真的很老了,老得让人产生种种疑问,这场音乐会真的能开吗?

以后的画面是这样了:

当李德伦坐着轮椅出现在侧幕时,机灵的斯特恩立即发现了,他抓起提琴,边拉边走向李德伦。

当他们那么近地相互凝神时,他们都意识到了对方是真正的老人。

然后就是老人们的演出了:

余隆把坐在轮椅上的李德伦推出侧幕。

谭利华、李心草从另一侧跑过来,三个人合力,把体重200多斤的李德伦扶上指挥台。

在掌声、欢呼声中李德伦艰难地转过身来,礼貌地向观众致谢,他一生中无数次地做过的动作,在今天真的显得费力。

斯特恩走上台来,他有些兴奋地走向指挥台,两位老人的手再一次紧紧地握在一起。斯特恩又站上了指挥台和李德伦拥抱着。

他们面对观众,像孩子一样地抱在了一起,并用“抱在一起”这样最简单也最强烈的语言表达了他们内心的冲动。

在场的许多人都哭了。

和20年前完全不一样,莫扎特已经深入人心,中国音乐人已经不再需要斯特恩再对他们说莫扎特是个天才了。

非常熟悉的《莫扎特第三小提琴协奏曲》响起来。

两位老人再一次拥抱时,人们才意识到演出可能要结束了。我们无数次地听到过音乐会上的掌声,但是我们只有一次在音乐会上体会过那样的感动。

斯特恩拉住李德伦的手,高高举过头顶。

望着这么多热情的中国观众,斯特恩一次又一次地把献给他的鲜花抛向观众。

李德伦坐在轮椅上抛不动,斯特恩接过鲜花替他抛出去。

在后台,斯特恩看到一头汗水的李德伦来到了自己面前,他们又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斯特恩老泪纵横,不断地叮嘱李德伦要保重身体。

然而,人们很难想到灵巧的斯特恩竟然死在李德伦之前,他们离世的时间相差仅仅只有一个月。

然而,他们共同把莫扎特是谁告诉我们,这期间中国向前走了20年。

我曾经在教室里向李德伦提过这样的问题:

当纪录片《钢琴协奏曲黄河》中出现了《东方红》的旋律和毛泽东画像时,我们都看到作为指挥的你哭了。

你为什么哭?

那个教室是一个让我们这些当时的青春作家(或者青春写作者)们倍感压抑的地方,四面的墙上都挂着巨大的黑白画像,也许是黑白照片:托尔斯泰、雨果、巴尔扎克、鲁迅、高尔基……应该说所有这些人都让我们感到那山是爬不完的,你可以去爬,但是,哼,累死你。你仍然是一个渺小的人,你的所有野心只能让你显得更加可笑。

李德伦可能知道我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在他的眼睛里可以反射出那些人的面目,就像在水中会出现倒影一样,在作家们的教室里也会出现期待。

李德伦的眼睛里突然出现了忧伤,那是我永远难忘的眼神,许多年后,我在小说《英格力士》里,多次提到了那样忧伤的眼神,他沉默着,先是看看我,然后开始看四面墙和墙上的人头。

从那些人的眼神中一定也映出了李德伦。

李德伦正望着李德伦。

李德伦说:

“你们大概还不知道我善于演戏,严格地说我曾非常认真地演过戏,先是在舞台上,以后是在生活中。”

听不出他的口气里有多少自嘲的成份,声音不大,却让我听的清清楚楚。

那是在1987年5月,那是一个晴天,那天除了有许多人的目光以外,还有阳光照在李德伦的脸上。

你很容易就看清楚他脸上的变化,还有他那令人永远难忘的眼神。

人为什么要演戏,为什么经常活得跟演员一样。

其实,这是我从小就注意到的问题。

开始,我以为只有孩子们才演戏,渐渐我发现了,在更多的时候,大人们才更像是演员。

但是,这一切除了与文学有关(你可以借此写出复杂的人物性格)以外,还与音乐、交响乐、中国的交响乐、李德伦的交响乐有关吗?

在我对于李德伦的采访札记中,我发现那是1990年,那肯定是春天,因为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吃春饼的日子。

我跟李德伦谈了几个小时之后,就到了吃饭的时间,记得屋里很亮,春饼也很好吃。

当他开始用一把钳子夹开坚硬的核桃并专心致志地吃着时,我问他喜欢哪些作曲家。

他回答说:

“柴可夫斯基、肖斯塔克维奇、贝多芬、博拉姆斯。”

最后,他想了想,又说:

“另一位我也非常喜欢,普罗科菲耶夫。”

就是那天,在李德伦的书房兼客厅,他的嘴里出现了普罗科菲耶夫的名字,当说起普罗的《第七交响乐》又称“青春交响曲”时,李德伦的眼里闪烁出奇异的光芒:

“你简直无法想象一个人在他临死时,竟写出那样的、洋溢着青春激情的音乐。”

那天李德伦家很温暖,由于1990年真的是个和平的年,也由于我们的都熟悉的普罗科菲耶夫的“青春交响曲”。

李德伦能认真的回答我这样一个年轻人的问题,于是我感激春天来了,春天真的来了。

而在那个16年前的从春天到秋天半年的时间中,我留下了一本厚厚的采访札记。

应该说1990年还正是我们这些人的语言处于极度夸张的年代:

“有人说与李德伦在一起,你会觉得人的生命本来就该很长,然而,他却说他有些老了,他会对任何一个像我这样的年轻人说,我已经73岁了。时光的确是无情而冷漠的东西,它会让一个人在进入晚年的同时,却让一部历史刚刚开始,并显得很年轻。这部历史叫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交响音乐史,这个人的名字叫李德伦。”

1917年6月6日,李德伦在北京前门外鹞儿胡同的一个有钱有势的回族家庭出生了。

李德伦的父亲喜欢京剧,与著名的京剧演员余叔岩是忘年交,与马连良、杨小楼是好朋友,还认了“猴王”李少春为干儿子。

李德伦的大伯父是一个军阀,后来当了汉奸,曾帮助日本人把末代皇帝溥仪转移。

二伯父是冀东有名的大地主,人称“李二大人。”

父亲行三,少年出外读书,后来成为北京的一个官僚。

1923年,他随父母从北平回到故乡河北丰润县,进小学五年级插班。人称他为“五少爷。”

1930年,他考上北师大附中,那时他爱好十分广泛,他喜欢读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雨果的作品,喜欢鲁迅的文章,也喜欢听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的交响乐,他还参加了美术小组,不停地写生作画,显示了他在美术方面的才能。

他读了“绘画技巧”,又读了“音乐入门”。

当时北平帅府园附近有一个专为洋人办的“燕声”电台,每天播放几小时的西洋古典音乐,星期六晚上还放一部歌剧的录音。

李德伦听着就上了瘾。

只要外国音乐家来北平演出他总是去看,这使他成了逃学的孩子。

当他头一次看到电影中的音乐指挥身穿黑色燕尾服,举起那根小棒棒时,他几乎惊呆了,音乐就是从那儿流出来的吗?

与此相对的是,他也在上学途中看到了另外的场景。

清晨,在胡同口倒毙于路边的尸体,在前门城楼下,在火车站前,那些衣衫褴褛,逃荒要饭的穷苦人,那些皮包骨头,涕饥号寒的婴儿,抽泣伤心的母亲……

李德伦无疑是一个热血青年,一个对于那个时代和他的家庭来说的、不安分的破坏者。

根据他家庭的情况,他完全可以走这样两条路:从官从政,像父亲一样成为显赫的国民党或其他旧势力的官员;单单纯纯地学习音乐,或其他艺术门类,成立一个经历简单的艺术家。

但是没有,他成了学运的积极参加者,共产党的小助手。

他是一个勇敢的小小革命家。

在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中,他成了参加者,协助组织者和冲锋陷阵者。

12月16日,学生运动仍在继续,一群被打得头破血流的学生涌进了李德伦所在的师大附中的校门,为首的是邓力群,他登上操场的指挥台,边哭着边控诉了国民党的腐败,他演说的是一个老话题:

我们爱国有何罪?

李德伦被感动了,他使出全身的力量高呼救国的口号,并与另几个同学一起,自告奋勇地打开了学校操场的西便门,带领广大同学冲开了警察的封锁线,在与警察搏斗时,他受伤了。

我突然发现我的双手正在书写一位职业革命家的传记,毫无办法,这是李德伦的真实故事。

1936年春天,他参加了“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同年春天,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成了一名地下工作者。

1939年初,党的地下组织被破坏,李德伦没能及时撤到天津,失去了奔向解放区的机会,在孤独、无奈、彷徨中,他回到了音乐的、艺术的怀抱。

1945年,他考进了上海国立音专(即现在的上海音乐学院)。

我问李德伦这是否天意

?如果那次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没有被国民党破坏,那么也许在这个世界上就会多一个县长、局长、地委副书记、副部长,或者多一个革命烈士,而没有“李德伦”这个人了。

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

“玩笑就是玩笑。历史就是历史。”

许多年后,当李德伦有些老了,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他望着窗外迷朦的、却又耀眼而懒洋洋的太阳,忽然想起了年轻时听说的一个姓全的小提琴家,他水平很高,饭店里的外国人常请他去演奏,以后日本人占领了北京,他竟然没有办法维持自己的生命,饿死在街头。

一个动乱的社会是不需要艺术的。

他在1990年春天的那个下午,对我说:

“我认为除了音乐而外,我干不了别的。我怕动乱。”

李德伦的态度使我想起了索尔仁尼琴与肖斯塔克维奇,两人原来曾是亲密的朋友,前者作为文学家中的持不同政见者,向来要求的是政治行动;后者作为一个作曲家考虑的却是自我反省和表达一种与生俱来的痛苦。

肖氏拒绝在持不同政见者的政治性声明上签字,被认为是机会主义者。

在李德伦的记忆中,交响乐在中国的发展曾走过这样的一条路。

清朝开始时,从不搞洋乐。

义和团失败,西太后从西安回到北京,从盲目排外变为崇洋。

她去沈阳上坟,在一个叫北仓的地方休息,袁世凯拉来了由法国人训练的军乐队为她演奏,奏的却是《马塞曲》,结果老佛爷非常高兴,于是给这个中国最早的洋乐队赏了不少银子。

那时,北京一个洋财东家里也养了乐队,搞了些中国孩子去训练,规模很小。

到了“五四”时期,肖友梅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办了“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在中国成立管弦乐队,结果一共搞了十几个人,弹钢琴的还是一个俄国佬,也很快垮了,在台湾出的一本书刊上曾登载过一张照片,几位穿长袍马褂、扎裹腿、戴瓜皮帽的中国人,手拿西洋乐器,一幅纯洁而朴实的模样。

那时上海外国租界中,有个上海工部局,是洋人的上海市政府,也建立了一个乐队,说是三管编制但乐器很少。

尽管水平较高,但是与中国老百姓毫无关系,演奏员是外国人,听众也是外国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1937年,成立了“上海管弦乐团”,这是最早的中国人自己的管弦乐团。

但几个月后,“八·一三”日本人进占上海,乐队垮了。

可怜的音乐家们大部分跑到重庆,又成立了“中华交响乐团”,排练了些曲子,水平很低,最终因“战时经费紧张”而苟延残喘,直到解放后,才回到北京,重新加强,才变为现在由许之俊先生指挥的那个中央歌剧院。

朋友曾经问我:没有欧洲的产业革命是否就没有交响乐?他又问:那实际上交响乐就是机器轰鸣的声音?

每一个来到上海音乐学院的人,都立刻会注意到肖友梅的铜象。他曾是孙中山的朋友,同盟会时期掩护过孙中山。孙中山当大总统时,他是大总统秘书,以后换成了袁世凯,他一气之下,弃官从乐,去德国留学,成为一个音乐家。

从“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到“上海音乐学院”到“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李德伦走过了一条曲折的路。

李德伦入学时,肖友梅是李德伦的校长。李德伦的主科是大提琴。

李德伦忘不了1940年初夏,他从辅仁大学回到家里,他悄悄把母亲拉到自己房间,那时他已决定终止自己在辅仁大学历史系的学业。

他郑重地说:

“妈,我要走了。”

母亲只问了一句:

“去哪里?”

“到上海,考音乐。”

李德伦想想又说:

“我就不跟爸爸讲了,妈,你老人家多多保重吧!”

母亲心里明白,父亲是绝不会允许自己这个聪明、争气的儿子去搞音乐的。她默默走向自己的房间,拿出了所有的钱,全部给了心爱的儿子。

在上海音专,李德伦1年就完成了初级班3年的课程,中高级班6年的课程,他也只用了5年,在课外,还兼学作曲。

由于父亲的不走运,他家庭的经济情况发生了变化。从1943年起,他每天要用三四个小时去挣饭吃。过起了半工半读的生活。

他曾在一个剧团乐队中当演奏员,有时临时也作作指挥。

还和陈传熙等几个意气相投的同学共同折腾起“中国青年交响乐团”,李德伦演奏大提琴、韩中杰吹长笛、马思聪拉小提琴,“我们演奏古典音乐进行爱国主义宣传”。

李德伦演戏的生涯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起初,他在黄佐临领导的“苦干剧团”担任配音和大提琴演奏。他结识了黄宗英、刘琼、黄宗江、石挥、张伐、白文、孙道临、冯喆等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们一起困守在上海“孤岛”。

据当时上海音专的教务主任陈洪老先生回忆,李德伦是“上音”的高材生,他与陈洪都租居于法租界一所公寓中,互为邻居。上海那时物价昂贵,生活朝不保夕。李德伦整日饥肠辘辘,面有菜色,狼狈自不必说。

当时外国电影进不了上海,国产电影数量不多,话剧走红。一出戏往往能演一两个月。话剧需要音乐配音,就为李德伦们创造了谋生的机会。

他参与的第一个话剧是《杨贵妃》,演唐明皇的是刘琼。李德伦是大提琴手,坐在乐池正中。

舞台上的唐明皇到了马嵬坡的破庙中,也是饥肠辘辘。太监送上一块面包,皇帝看是一块黑面包,便大喝一声:这怎么能吃?随手往地上一扔。

有一次演出中,恰好扔在李德伦的谱架上,他见面包从天而降,喜出望外,赶忙捡进背包里。

第二天。他们叮咛刘琼每次演这场戏时,都要使劲对准他扔,以便他能顺手拿到。

刘琼照办了。

另一次演出《梁上君子》,让李德伦扮演巡长,有一段向律师夫人献殷勤的戏。

巡长必须亲手为夫人送上一杯冰淇淋,每晚临场前,李德伦总是把冰淇淋吃掉一半,把剩下的一半球体面向观众。他这种淘气行为常惹得台上演员忍俊不禁。

虽然那时大家很穷,但关系十分融洽,有钱一起用,没钱就一块饿肚子。过着流浪艺人式的生活。李德伦戏称这段日子为“波西米亚人的生活”。

李德伦说他自己“曾认真地演过戏”是有根据的。

在《牛郎织女》这部戏中,他扮演“老牛”的角色,他在台上驮着牛郎一步步穿过舞台,一进后台,就立刻抬起身把牛头道具放在一旁。然后,快步走进乐池。指挥演奏,一会儿又重新戴上牛头到舞台上,再次充当“老牛”。

由于他演戏认真,待人宽厚,很快成了剧团中的活跃人物,成了一个“好演员”。

李德伦是怎样成为一个指挥的?

我像许多中国人一样曾关心过这个问题。

1941年,他与“苦干剧团”正式签订合同,成为那儿的成员。

1943年夏天,乐队指挥郭元同与被大家称作小妹的黄宗英(以后成为赵丹的妻子)回北平结婚。拜了天地未入洞房,郭元同心内膜炎突然发作,送进医院仍未能救活。小妹黄宗英雄把他葬在西山,守墓一年。

“苦干剧团”专派人赶到北京,劝了很久,才使她回到上海。

“苦干”没有指挥了,一时又请不到人,李德伦便自告奋勇,愿意试试。他指挥的第一部戏是《福尔摩斯》。

那天,应该是难忘的。

帷幕拉开,丹妮演贵族夫人,白文演华生医生,乐曲基本选世界名曲,诸如《天方夜谈》、《威廉退尔序曲》之类,演奏员也大都是从工部局乐队请来的。小提琴首席是苏联人费德龙,还有马思宏、陈传熙、司徒海城兄弟,可谓好手云集,所以虽然李德伦初出茅庐,但第一次拿起指挥棒就很顺利。

这使人想起了大名鼎鼎的托斯卡尼尼,这位美国指挥也曾是一位拉大提琴的,由于偶然的变故,他像李德伦一样地操起了指挥棒。拉大提琴转为指挥的大师似乎还不少,例如日本人小泽征尔、还有那位从苏联叛逃到法国的罗斯托波维奇等等,是否拉大琴的特别适应改行当指挥?

《福尔摩斯》之后,李德伦继续指挥了《梁上君子》、《乱世英雄》、《麦克白斯》、《钦差大臣》、《机器人》、《袁世凯》、《林冲》等“苦干”当年的名剧。

1946年.李德伦从国立音专毕业,在上海广播电台工作,从事音乐编辑。这时,组织上派人和他取得了联系,并要他写一份自传以考虑恢复党籍的问题。

他兴奋不已,整整6年了,他像一个孤独的流浪者。

他连夜写好自传揣在身上,准备去找当地组织。

恰好这时一位好友来访,两人从饭馆到住处亲热地聚了一天。分手后李德伦才发现那份自传遗失了。在当时的环境中,这有可能会给李德伦带来杀身之祸,他只好立即把情况向组织汇报,党组织同意他迅速转移到香港。

李德伦考虑再三,向欧阳山尊提出:

“我想去延安,不知行不行?”

对方回答说:

“这事我也作不了主,我先请示一下吧!”

李德伦的要求被反映给当时正在上海工作的周恩来。

周恩来一听很高兴说:

“延安刚成立了一个管弦乐队,正需要这样的人,可以让他去延安。”

一天,李德伦接到一个电话,让他马上离开上海去南京。

他谎称奔丧,去了南京,当他带着上海“周公馆”的介绍信敲响南京梅园新村的大门时,里边有人问:

“谁呀?是李德伦同志吧?”

这称呼使李德伦像当年任何一位进步青年一样感到亲切、激动。那个时代的人,在今天也总还愿意把“同志”说成是“亲切而庄严的称呼”,是一个使他们能在当时流下激动热泪的称呼。

1946年11月11日,李德伦搭乘美国“军调处”最后一班飞机到达了延安。

他成了共产党第一支交响乐队的第一个指挥。

1990年5月2日,李德伦上午去苏联大使馆,因为他就要去苏联,作为国际柴可夫斯基音乐比赛的特别贵宾,下午他指挥中央乐团排练“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乐”。约好我去看他排练。

李德伦提前5分钟到场,乐队就坐,排练开始。他穿着那件灰色的旧毛衣指挥,一会儿他脱了毛衣,剩下毛背心,又过了一会儿他脱了毛背心,露出白衬衫,像所有的指挥那样,他不停地擦汗。

他还会脱什么呢?

我当时想。北京那年的五月挺凉,我穿着风衣。

排练顺利,最后为是否两天后去“海淀礼堂”走台有了一点“争议”:

一位演奏员说:

“李大爷,海淀咱们闭着眼也走到了,干嘛还走那个台?”

李德伦只是冲他笑笑。

休息时,我问李德伦:

“还去海淀吗?”

“去,当然去。你去吗?你对走台不感兴趣?太枯燥?”

“我突然对你的爱情生活更感兴趣。”

“去找李珏吧。”

两天后,他们去海淀剧院走台,我去了李德伦家,与李珏聊起来。

她告诉我,她曾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小提琴教师,现已退休。

我问她:

“你怎么会爱上李德伦呢?”

她笑笑,白发下眼睛亮闪闪的,她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她说的平淡,又挺慢,因为她正在回想40多年前的往事。

“我喜欢李德伦在当时看来是极其自然的。他热情、大方、又博学,语言表达也不错,业务也优秀,所以我们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他给我借过书,托尔斯泰……”

李珏笑了,她说:“李德伦人特别好,许多人都喜欢他,愿意和他交往。”她想了想,又说:“但我当时不知道,他已经是一个共产党员。他与瞿希贤(著名女作曲家)等人很早就是地下党,他们带领我们搞学生运动,号召抗日救国……”

在提到李德伦的父亲时,李珏说:“他父亲那人是个军阀,很糟糕,有一次我父亲曾与他同席吃饭,印象很不好。他张口骂人,语言粗俗,土气而又固执。”

“1946年他去延安,我们大家都很难过,他也很难过。”

“当时你哭了吗?”

“当然哭了。”

“他呢?”

“李德伦也哭了”。

李珏开心地笑起来。

也许,我应该换一个角度以第三人称来谈李德伦的妻子。

当时,在上海音专比李德伦高一级的小提琴专业,有一个天真、活泼、秀气的小女孩。她虽然班级高却比李德伦小6岁。

她就是李珏。她父亲是著名的永利公司驻上海的总经理,是个洋派人物,因此,她从小就有学习西洋音乐的良好条件。她思想进步,有很强的爱国热情,她相信只要大家努力,中国就能从黑暗走向光明。

由于她的工作能力和家庭背景,李德伦及其他同学都推荐她为校学生会主席。于是“李主席”就率领李德伦这样的地下党们搞起了学潮,在一次驱逐汉奸校长的学运中,当局查不出幕后的指使人,就把李珏开除了。

这使李德伦内疚难过。她为大家做出了牺牲,而她还只是一个柔弱、温顺的小姑娘。

他常去她家看她,那时她矛盾、苦闷与彷徨,很需要李德伦的安慰。

但她的父母反对女儿与这位回族的青年大提琴手来往。她父亲对李德伦印象不好,同时他家业毁了,只是个学艺术的穷学生又有什么前途。

但出身于底层的李珏的乳母很喜欢李德伦,在她的帮助下,李德伦经常在她家的厨房与她见面。有时她瞒着家人,悄悄跑到李德伦的住处与他会面。

爱情的机会就是这样产生的。在关键是时候,总是有劳动人民来帮助。

1946年李德伦丢了档案资料,在焦灼中得到了周总理同意去延安的许可,他欣喜万分,很快去找了李珏。

她当时非常想与他一起去,但又有点顾虑,两人相商的结果是让李德伦先走,她依恋地对李德伦说:

“你先走吧,我会去找你的,会的,一定会的。”

当周恩来得知李德伦有个女朋友之后,就问他她为什么不跟你一起去延安。

李德伦说,在没有人同意的情况下,那不就是“私奔”吗?

好记性的周恩来没有忘掉这一对恋人,在李德伦到延安几个月后,李珏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随中共代表团最后一批工作人员撤离了南京,到达延安。

临走时,单纯的李珏给父母留下一封信,她充满激情地说:

“爸爸、妈妈,上海太黑暗了,我要去的地方是一个无比光明的世界。我走了,你们别为我担心……”

1947年7月1日,李德伦与李珏在组织的帮助下结婚。选定这个日子是否为了庆祝党的生日,我们不得而知。

1990年5月3日的那个下午,李德伦排练完回家,李珏正向我叙述着往事。

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我身边,一个在左,一个在右,共同讲述着他们的关于青春的故事。

现在,现在距离他们讲故事的时间又过了16年。

那个黄昏的情景现在还清晰:我跟着李德伦出发,陪他去给大学生作如何欣赏交响乐的讲座,现在应该叫论坛了,李德伦一个人的论坛。

我们出了楼门,走了一段路,我回头看见李德伦的妻子李珏还站在楼门口,在夕阳下,整个天空在迷朦的金色中发着光,李珏望着李德伦,从她的眼睛中,我真的能看到许多东西。

1949年北京解放前夕,中国共产党的交响乐队正风尘仆仆地从石家庄朝北京开进。

几年来的行军、训练、演出,已经使这批人离艺术稍微近了,他们能够演奏莫扎特的《小夜曲》、贺绿汀的《森吉德玛》、《晚会》等中外名曲。

在年轻的指挥李德伦的训练下,这些人多少有了一些基本乐理、和声、西洋音乐史等方面的常识,他们当时还不大清楚,未来的中国乐坛肯定是属于他们的。

他们也不会知道由于他们从事的是音乐,尤其是西洋乐器本身也将会在未来的日子里给他们带来不幸和灾难。

当时,他们兴致勃勃,穿着粗布军服,满身油污,双肘还露着破棉絮,到达长辛店时,枪声还在像鞭炮一样响着。

他们走进清华大学的日子,离北京的最后解放还有40天。清华大学是这些音乐家们的第一个落脚点。

在清华园的教授与学生眼中,这批人显得陌生而又令人怀疑。那些被铜油擦得铮亮的乐器捧在他们手中的确显得非常不协调。

李德伦突然提高了声音:

“然而,在第一次联欢晚会结束之后,我们就扭转了清华人的印象。”

舞台很小,这些人站在上边显的拥挤。在李德伦的指挥下,演出开始。

久经排练的莫扎特的《小夜曲》(又是莫扎特)一奏出来,清华大学的师生就呆了!

他们又激动又觉得不可思议:

“国民党在这里许多年,始终没建立起一支像样的乐团,而土八路里居然产生了洋乐队。

“土八路”里出了个“洋乐队”。

这似乎有着某种宿命的成分,它肯定预示着在以后长达30年的“土洋之争”,它也预示着李德伦们的苦难。

在李德伦的记忆中,延河是一条极普通而有平静的河,当夕阳西下,落日把河水染红时,河边就有些不同寻常的人散步,这些人几十年后都被写进了中国历史,从平凡和普通变的显赫而高贵。

“毛泽东就经常在河边遛弯儿。”

李德伦用北京土话对我说:

“经常还能看见朱德、刘少奇。”

1946年底,延安生活极为艰苦,但也就在这年的初夏,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建立红色政权的第一个管弦乐团——中央管弦乐团。

我们无法考查这些在延安的、国民党的反对派们成立这个管弦乐团的最初始的动机和目的,或许答案可以在毛泽东那篇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找到。

周恩来到上海、北京筹集乐器,朱德等人参加了乐团成立大会,团长是贺绿汀,李德伦担任乐团的指挥和教员。

这些乐器大概能凑齐双管乐队的编制,但是没有人会演奏。只好选了一批年轻的八路军士兵来学,他们连做梦也不会把自己与这些洋人的奢侈品联系在一起。

李德伦是学习过西洋音乐而又能进行乐团训练的唯一的人。

他借着一本乐器法,边学边教,成了个“万能教员”。

这促使他在无形中熟悉了各种乐器,为未来的指挥生涯作了准备。

李德伦从苏联回国后,被任命为中央乐团首席指挥。在苏联的日子里,他曾指挥过苏联国家交响乐园等20多个交响乐团,每当站在指挥台上,眼前就会出现这样的幻景:那些演奏者都是中国人。

现在好了。

全是中国人的乐团就在他眼前,他的机会来了,他可以施展抱负了。

然而,“反右”开始了、“土、洋之争”开始了、“四清”、“社教”开始了、“文革”开始了。

“也许中国的许多指挥家们都曾羡慕我的这个位置,在文革前、文革中的近20年我都干了些什么呢?就是到现在为止,我在学校里的那点干货也还没有卖完啊!”

 “我的丈夫在坟墓里,我的儿子在监狱里。”

这是阿赫玛托娃的诗句。

“那时,人人都在写告密信,作家写在稿纸上,画家写在画布上,而作曲家写在五线谱纸上。”

说这话似的是肖斯塔克维奇,他像李德伦一样心情颤抖地回忆着。

“也许只有中国人和苏联人才能最好地理解肖斯塔克维奇的《第十交响乐》、《第十三交响乐》,往往不是技术上的原因,而是由于生活本身所决定的。”

说这话的是李德伦,他曾赴莫斯科音乐学院指挥系做研究生,指挥过苏联国家交响乐团、列宁格勒交响乐团等20多个交响乐团。

由于学业优秀,被誉为莫斯科音乐学院成立百年内培养的四位最优秀指挥之一。

江青被誉为文化革命的“旗手”。

毛泽东的妻子,最终以“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按照当时的宣传口径,是她亲手缔造了“八个样板戏”。当然,这些样板戏中也倾注着李德伦等一批老革命艺术家的心血。

现在我带着怀旧的激情回想属于江青的那个文革文化时代,那个文革交响的时代,与李德伦当时的革命激情是决然割舍不开的。

间离总是能发现美感吗?

回首的温情与忧伤像水一样浸泡了我的心脏,让我对当年的音乐的想象充满了蓝天白云。

江青曾创造了一个时代,江青时代。

这个时代令许多人难忘。

那时,满大街都是背着提琴和长笛、黑管……各种乐器的孩子们,他们中有郭文憬、谭盾、黄多、陈怡、刘索拉、叶小刚,他们走在大街上会引起人们的格外注意,那时的许多孩子都去了美国和欧洲,并成了真正的艺术家。

那时,有许多天才的音响乐思,已经在他们的脚印中像风一样呼唤了。

然而,李德伦不这样认为。

亲历者从来都是疼痛最深重的人。他没有忘记在那个庄严的记录片《钢琴协奏曲黄河》中,当毛泽东的画像出现时,他热泪盈眶。他不愿意在指挥的时候演戏。那让他深感屈辱。

好像老舍没有自杀、傅雷没有寻死、《梁祝》没有被禁演、莫扎特和贝多芬没有被敌视……

1957年“反右”,李德伦他们回国后都要求参加。

众所周知,他是一个能说而又善说的人,他的命运在等着他。然而,周恩来又一次救了他。

上次是爱情,这次是政治:

“留学生回国不参加运动,只进行正面教育。”

业务训练停业了,运动成了专业。

但他却躲过了右派的陷阱。

1958年他幸运地指挥了,“柴六”。

关于李德伦在1958年的“柴六”,白桦回忆道:

“1958年初,我被宣判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离开北京前,指挥家李德伦请我去听中央乐团演奏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我是在绝望中去寻找‘悲怆’的,但我得到的却不仅是‘悲怆’。在慢板乐章停止之后,我哭了。哭泣着走上积雪的长安街,我真的意识到我是一个被紧紧拥抱的人世抛弃的孤儿,但我朦胧间觉得还有另一个永不舍弃我的世界……”

紧接着“放卫星”有开始了,天天开会。

有一个决定,中央乐团每年演出1200场,夜至三点排练打击乐,然后去农村搞文化运动给农民高唱歌曲。

他们还得深翻土地,大练钢铁……这就是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的“排练和演出”。

1959年为国庆十周年献礼,排了《贝多芬第九交响乐》,李德伦又回到了日思夜想的指挥台上,他眼前真是一群中国人,在《欢乐颂》的辉煌中,他感到前方是光明的。

然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开始了。

“右派进攻是党外的,现在是搞党内的专家。”

他真成了目标,幸而在关键时得到了团领导的保护,他这次受的难还能忍受。只是他渴望的音乐离他更加遥远了。

1960年又是三年自然灾害,在贫穷与饥饿的苦难中,乐团的艺术家们不得不停止业务活动,去节省或等待一口吃的。

1961年,给艺术家带来少许希望的“文艺八条”又被“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严厉之声压了下去。

的确,小说可以反党,那么音乐反起党来岂不更阴损,因而就更是一大发明吗?

“土洋之争”又开始了。

当时流行的看法认为:交响乐是搞资产阶级的音乐,要改,必须彻底改。

那些从小就开始学小提琴的人,30岁时又开始改学二胡了,他们酸楚地管这叫“三十而立”。

在当时的领导人中,周恩来是少有的清醒者之一。

他说,咱们国家没有几个交响乐队,起码要保住一个交响乐团。不要受损失。

但在极大的社会压力下,这种声音显的微弱,有人说,在社会主义国家演外国的音乐是挖社会主义墙角。

1963年,在“音乐舞蹈座谈会”上,搞西洋艺术的人被贬低的一塌糊涂,几乎没有活路,有人甚至说:

“以后洋的、土的不能平起平坐。”

周扬在总结时说:

“谁说搞洋的、土的不能平起平坐?都是革命同志嘛,为什么要搞等级呢?”

李德伦实在忍不住了,就说:

“以后再开会,请搞民族音乐的同志先坐下,有座位我坐,没有座位我就坐地上。”

中央乐团的人没有活儿干了。

他们无所事事,等待着一次次新的批评或者批判。

精力旺盛的李德伦想为乐团找个出路,许多搞西洋乐的人也在想着办法。

他们突然意识到是否能把自己的饭碗与“为工农兵服务”联系一起,与无产阶级政治联在一起?

莫扎特贝多芬显然不行了。

李德伦突然意识到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可以搞革命歌曲大联奏。在改编上也不搞更多的发展,仅仅是来几个反复,搞搞简单的配器就演出。

老一代的乐团人大概都记得那个场面:

当最后一支《大海航行靠舵手》奏完之后,乐队全体起立,高呼“毛主席万岁”,观众热烈掌声。

那是一个大搞京戏革命的年代。

江青突然让李德伦等人去看《沙家浜》,这是一个有关于新四军和老乡联合一体打击汉奸的故事,其中有著名的阿庆嫂这一女强人形象。许多人都在试图写出“革命现代京戏”。

李德伦看后心想,江青为什么让他们看这出戏呢?

显然是希望他们用西洋乐器结合中国的京戏。

这时的李德伦已经懂得什么是“洋为中用”,为了中国的西洋音乐也为了自己这二者共同的生存,他也像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极力使自己的思想倾向朝着“革命”的一面去靠。

他们把戏中“芦荡”一段写成交响乐伴奏,让男高音的美声与京戏结合的方式唱郭建光,然后又加了辉煌的大合唱。

江青看过之后很满意,她高兴地做出让乐团国庆演出的决定。

乐团上下齐动员,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很快就把整个戏排了出来。

他们下农村演出,农民说,这样的戏我们听的懂,用李德伦的话说,他们于是得到了贫下中农的批准。

就是这出戏,以后有了个响亮的名字——“交响乐沙家浜。”

李德伦认为这是不通的,叫清唱剧,甚至大合唱都可以,但无论如何不能叫交响乐。

那是文革前夕,他正在陕西搞社教,准备一回到北京就给江青打电话,让她改名。但是刚下火车,李德伦就被挂了牌子,上边写着“反党分子李德伦”。他被关进了牛棚。文化革命真的开始了。

谈到“文革”李德伦的语气开始变得沉重,对于他来说,要重述那10年的故事显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当我看到当年札记中的原话时,我对李德伦的描述让我自己都笑起来:

“李德伦在很大程度上就应算是一位悲剧人物,一位不适合在滑稽剧中表演却又无可奈何地登台献艺的特殊演员,一位被政治力量所驱使的丑角,一位因含冤受屈而独自伤心落泪的浪漫派诗人……”

1966年,世界音乐已经发展到了令中国人几乎无法想象的程度。

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的指挥李德伦却无可奈何地产生了一个想法:他想修理自行车,以此作为自己在余生中谋生的手段。

他与另一个著名指挥韩中杰一起私下商量,到街上去摆小摊。

在“犁庭扫院”的运动中,他们漠然地享受着命运,他们乐观地认为反正自己饿不死。

李德伦被打成黑帮,关在一间屋子里,与他为伴的还有中央乐团团长李陵。

李德伦有力气,可以在后台干粗活。他的人缘好,所以没挨过打。他扫地、倒垃圾、拾东西,肩宽体壮的他这次真成了一只“老牛”,与孤岛上海时不同的是,这次不是在有限的小舞台上扮演老牛,而是在现实生活中,他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扮演老牛的形象。

他表演着自己,也扮演着别人可悲的命运。

一个仅想以修自行车为谋生手段的人,大概离音乐有着无限的距离。他变得麻木、平淡,甚至爽朗而超然了。他思索的很多,甚至思索了一切,诸如生与死、青春与衰老、美与丑、善与恶、希望与绝望、瞬间与永恒等等。

但是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恰恰在这样的时候,江青来救他一命了。

1968年9月18日,李德伦正在舞台上扫地,突然有人来通知他,去人民大会堂开会。

李德伦一愣,人民大会堂不是开“九大”的地方吗?

怎么会突然与他又有了联系呢?

他见到了当时的团领导,他对李德伦说,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你被解放了。

没有特别的激动、眼泪、忧郁和委屈,李德伦当时所具有是只是服从,服从命令和命运。

那是个下雨天,李德伦为了抓紧时间赶到人民大会堂,就与另一个同伴坐上了一辆军用三轮摩托,在小礼堂里,他见到了不少熟人和一些在当时是很著名的人物:谢铁骊、钱浩亮、李希凡、钱江、刘长瑜、谭元寿、袁世海……

默默地等了一会儿,一群人走了进来,江青矫健地走在前边,她风度雍容大方,她自信手中拥有的权力。

她一进来就问:

“李德伦来了吗?”

这在当时显然是一种规格,并能显示出她对李德伦的特别需要,以及“久违了”的那种意思。

与江青一同到来的还有周总理、陈伯达、姚文元、康生等人。大家一起看了《红灯记》,然后,有人上台宣布了李德伦等人是好人,要保护他们。

江青当时也讲话表态说:

“李德伦是好人,应该让他回家,即使出身不好也不要紧,出身不是自己可以选择的。”

总理说:

“我的家庭出身也不好,但这不要作为包袱。李德伦、刘长瑜的家庭出身虽然不好,但是他们为革命努力工作,可以说是背叛了自己的反动家庭。钱江的家庭不好,但如果没有钱江的父亲,我和康生都活不到今天。”

康生在一边微微点头,并坦然他笑了。

这些领导人温暖的话语,使这批名人知识分子感动,李希凡忍不住哭起来。

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中,李德伦结束了他两年的黑帮生涯,也就是从那天起,他又成了革命文艺战士。

江青需要李德伦这样的人,因为从《国际歌》之后,艺术上是一片空白。

于是就有了李德伦后边的故事。

尽管李德伦认为“交响音乐沙家浜”这个名字有着极大的错误和可笑之处,就如同一个傻瓜在说“磁器茶壶”一样,但事实上李德伦恢复工作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要指挥这首“交响乐”。

他觉得既然要干,就得搞好一点。配器简直是太槽了,许多地方和声都不对头。有责任心的李德伦就组织了个小组,请作曲家施万春、吴祖强、罗忠镕等人对作品进行加工,但是还没工作几天,就有人向上汇报了,说:“李德伦在篡改样板戏”。

这在当时是不小的罪名。

其实李德伦本是好意,一方面他作为一位艺术家无法容忍那些错误,另一方面他把作品搞得好一些在客观上是对江青有好处的。

但是,连这样的举动在当时都不被允许,他的情绪随时都在受着干扰,尽管又是信得过的人了,可是他仍然在恐慌中度日。

后来,这个作品出版时,李德伦们仍然坚持着把错误的地方、不好的地方加以修改、调整,他们说自己所作的一切仅仅是“整理”,而且在整理完之后还得说,这个作品原来就是这样。这就是那时的中国音乐家,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为世人留下了这样的一本总谱:“交响乐沙家浜”。

1970年,法国总理访华。周恩来找李德伦,让他准备贝多芬的作品。中国人要把样板戏拿出去,就得让别人的东西进来,经过慎重的研究和考察之后,主管部门认为可以演演贝多芬的交响乐。

李德伦决定演奏“贝五”(《命运交响乐》)。

当日程排满之后,他就打电话给于会泳,这位曾写过《杜鹃山》全剧音乐的作曲家不敢说不演。也许后人很难想象,一位能写出像《杜鹃山》这样优秀曲调的人,怎么可能对西方古典音乐抱着那么大的成见。

于会泳说:

“你们的质量保证不了,不能演!但因为周恩来的坚持,还是决定演。”

李德伦被江青召去,于会泳也在。

江青问:

“李德伦你觉得中国可不可以演交响乐?”

李德伦说:

“可以。”

“演什么?”

江青问。

“演贝多芬第五。”

李德伦说。

于会泳说:

“不行,‘贝五’是《命运交响乐》,是歌颂宿命论的。”

江青又问:

“还有别的吗?”

李德伦说:

“还可以演贝多芬第三交响乐,又称《英雄交响乐》。”

于会泳说:

“不行,‘贝三’是歌颂拿破仑的,这个拿破仑搞封建复辟,很有些问题。”

李德伦不说话了,他只好沉默,在他对面都是领导,也都挺内行的,你还能多说什么。

于会泳看李德伦不吭气,就思考了一下说:

“我看可以演贝多芬第六交响乐,第六是《田园交响乐》,是写大自然的。”

江青表示同意。

人们大概都已知道了美国人基辛格的那次神秘的中国之行,但人们可能很难知道李德伦曾带着中央乐团为他在内部秘密地演奏过。

我们现在已经无法想象基辛格在听音乐时所露出的表情,也许他会被中国人对美国人的真诚而友好的态度感动,但是据李德伦说,那天演奏得一塌糊涂。

李德伦对江青说,外国作品一点都不练,业务都退光了,得练点吧!

在说这番话时,李德伦心情很复杂。他完全可以什么也不管,让美国人去嘲笑中国吧,这又不是他的事,他连人生都难以保障,丢脸又有什么?

但他是一个乐队指挥,是国家交响乐团的指挥,是一个一生都在追随着最高的音乐境界的人,所以他不愿沉默,他想再次为中国搞严肃音乐的人争取一次机会。尽管他很清楚他们所共同面临的社会环境,政治状况。

江青点头同意了李德伦的建议,这使很多人都有些意外。

中央乐团又可以开始排练了,他们在李德伦的指挥下,一气练了十部交响乐。

仅仅是为了提高视奏能力,这似乎应该是音乐学院附小或者附中所解决的问题。有谁愿意相信曾有一段时间中国国家交响乐团的那批标志着炎黄子孙音乐最高水平的人,恰恰在小心翼翼地练习视奏能力呢?

那是一次重要的练习,尽管让现在音乐学院的学生感到幽默,尽管不少人早就淡忘了这件事,可十部交响乐——这无疑是天文数字。

但是,正当李德伦与他的伙伴们渐渐沉浸于某种虚幻的风景之中时,另外一件中国音乐史上的大事发生了。

1973年批判无标题音乐。

李德伦再次被闪了一下,他似乎有些不知所措,却又感到无比清醒。

他已经是一个老运动员了,他总是在突变的政治风云中被迫保持着一种等待挨揍的架势。

无标题音乐。对于中国的广大读者来说,要一般地搞懂这个概念并不困难。而面对这类音乐作品发起一场运动,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首先它有一个在当时来看是极为神秘的背景。

周恩来在离逝世仅有几年的时间里,顶着巨大的压力,仍然主张与外国人进行文化交流,并明确表态说,外国的交响乐团可以到中国来。

1972年春天,周恩来总理在一个晚上特意把李德伦请到人民大会堂,谈到凌晨两三点,总理让他尽量搞一份情况说明,以便于发展交响乐事业。

1973年,从外国连续来了三个交响乐队,并且还来了一个土耳其的小提琴家。

文艺界开始有新的松动,八个样板戏尽管不容怀疑,但更多的人们已经开始把中国和外国加以比较了。

然而繁荣是表面的,周恩来本人开始受到攻击(尽管非常隐蔽),文化界的斗士们也勇敢地站出来无情抨击李德伦之流。

江青有一个批示:

 “李德伦同志……”

“同志”后面的话,我们不得而知。但就是这个“同志”二字不仅对李德伦精神上是一种安慰,同时也起到了“保护伞”的作用。尽管《人民日报》连续几版的大块文章来势凶猛,使愿意对外交流的人不堪一击,但李德伦却安然无恙地度过了一劫。

有人说他搞“无标题音乐”是继517工程之后的,射向中央的一支毒箭。江青不点头,罪名自然不会强加在他的头上。

一位作曲家在那时写出了《人民公社交响乐》,这样的标题可以保住他的性命或者饭碗。

另一位作曲家想写一部钢琴协奏曲,怕无标题会遭到攻击,就起名为《红旗渠钢琴协奏曲》。

上报文化部,得到了批示是:

“同意写一部钢琴协奏曲《红旗渠》,但是要注意在这部协奏曲中一定要表现出跟走资派做斗争。”

李德伦在许多时候都无可奈何地被另外一位指挥“指挥”着。指挥指挥着指挥。

在李德伦离世之前的一天,他突然对他的采访者说过这样的话:

“普罗科菲耶夫是很有才的,但他写过语录歌。语录歌不是中国人发明的,是他发明的!殷承宗的演出不该禁,文革结束他挨了批,79年开始演出,是我指挥的。后来也准许浩亮演出了。于会泳自杀了,他很有才,绝对的中国民乐权威。他为京剧设计了好多新腔,和原来的任何京腔都不一样,但一听还是京腔,这就很了不起!‘十一大’给他作结论为‘坏人’,他吓得不得了就自杀了,要是活到现在,什么事都没有了。他是个艺人,不该拍马屁,参什么政! 在希特勒当政的时候,作为德国人,富特温格勒、卡拉扬他们能不指挥吗?但富特温格勒同时也做了不少好事,保护了好多犹太音乐家。那时我不也得乖乖的,演了样板戏吗?周作人怎么当的汉奸?有许多爱惜他的年轻人怕他当了汉奸,要成全他,想把他打死,结果这一枪把他打到汉奸那边去了!周作人的文章比好多人都有深度,这事难讲啊。”

1976年初,周恩来总理终于心情复杂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李德伦在深深地悲哀中以自己的心灵悼念这个人,他永远不会同意任何人从任何角度攻击周恩来和江青。只有他还清楚地记得,我们的总理曾多次在公开场合振臂疾呼:要用自己的生命保护江青同志!

12月,在中国沈阳出生的世界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访问中国,他被郭淑珍演唱的《怀念周总理》而深深感动,这位女高音的表演毋宁说在唱歌,倒不如说是哭诉着表达了自己的丧父之情。

女歌唱家深深地触动了小泽,他对李德伦等人说:

“像我这样的人,平时听的总是与此相反,即只重技术,其次才是表现力。这次令我很感动,连那位弹钢琴的女人都是一边弹一边哭泣。中国人是多么有激情。”

1976年阴郁的冬天让李德伦想起了1953年初次聆听肖斯塔克维奇《第十交响乐》的惶惑,这种惶惑又开始在心中弥漫。李德伦发现自己也与中国一起徘徊。

周恩来走了。

没有人敢出头保护江青了。

经过了人生最沉重、痛苦、沉闷的思索之后,他终于对肖氏的“第十”有了自己的结论,他仿佛突然明白了这位作曲大师的心境,以及从这部作品中所透出的无比丰富的、难以言说的东西。

李德伦仍在看总谱,肖斯塔克维奇的、贝多芬的、柴可夫斯基的,以及博拉姆斯的、普罗柯菲耶夫的,他认为仅仅是出于一种习惯了。

在当时的中国,不知有几个人在像他这样借着黑暗中的星光专心致志而又心情沉重地研读着总谱。

他缓缓地翻动着发黄的纸页,在心里感受着由多重声部共同交织的音响。他懂得人就是为了痛苦和欢乐而生的,最优秀的人只有通过痛苦才能得到欢乐。

尽管“命运”总是在扼住他的喉咙,尽管面对昨天他心情复杂,但是慢慢的长夜中他始终没有忘记:他是一个乐队指挥,而且也只能是乐队指挥。

1977年3月26日,是贝多芬这位被中国遗忘多年的作曲家逝世150周年的日子。

李德伦两个月前就在考虑着,计划一件事,他想抓住一次机会,为了自己,为了交响乐,也为了中国。

他对贺敬之说,我们应该纪念贝多芬,演奏他的交响乐。贺敬之说,是应该。要报文化部的临时领导小组。文化部讨论后,认为这是大事要通过中宣部,在李德伦、贺敬之、邓力群等人的积极促使下,中宣部通过,然后又报到了中央政治局,最后终于得到了批准。

中央乐团的人都记得演出前排练的那一个月,他们激动、亢奋,有时一天十五六个小时,但他们仍然苦练着, 为了今天的辛苦他们已经等了多少日子?

记不清了。

3月26日,在北京民族宫礼堂演奏贝多芬“第五”——《命运》,人们都是早早地来到了剧场,静静地等待着那一个光辉时刻的到来。

第三遍铃声终于响了。

李德伦在全场听众默默地注视下,身穿黑色的夜礼服走向中心,走向指挥台。明亮的灯光照着他满头的白发,那是时间无情地流逝,那是岁月煎熬人的蹉跎,那里有着中国交响乐的多少眼泪和悲伤……

李德伦面对观众深深地鞠了一躬,当抬起头时,他禁不住老泪纵横,场内安静极了,人们都看见了一位中国老指挥家的泪水。

李德伦缓缓地举起了指挥棒,在他坚定而把握性极强地向下一挥时……说句笑话吧:《命运》终于敲响了中国的大门。

由中国人演奏的“贝五”面向全国、向全世界广播,3月27日,世界各大报纸都在显要的地位加以报道这一音乐界的大事件,专门研究中国政策的美国专家说: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的总体政策要发生一次大的变化。

我在网上看到了李德伦的墓志铭,那是在我结束了那年采访的16年之后——

“光阴如同音乐从指间淙淙流过。他把一生托付给了音乐,而音乐回报给他的,除了快乐和荣誉,还有痛苦和遗憾。他那双宽厚而有力的手是多么准确地把握着旋律,却常常无法掌握自己和音乐的命运。然而,只要举起那根纤细的指挥棒,音乐之外的一切喧嚣便归于寂静。”

于是透过墓碑的形象,我的眼前出现了当年由李德伦为我描述而出现的——1953年3月5日的画面:斯大林在那天死了,全世界的报纸铺天盖地:

“整个天空和大地都被哀悼斯大林的泪水浸泡透了。”

但是,有一个叫李德伦的年轻人在报纸最不起眼的角落里,注意到了另一个人的死讯,这个人与斯大林是同年、同月、同日死——普罗柯菲耶夫。花店里鲜花全部献给了领袖斯大林的葬礼,作曲家的棺木上连一朵也没剩下;最后的告别仪式是在一个潮湿阴暗的地下室里。

李德伦喜欢“普罗”并同情他的遭遇,更因为他在临死之前写了那部永恒的《青春交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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