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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九章
本章来自《萍踪传书》 作者:李科敏
发表时间:2012-10-28 点击数:1680次 字数:
  在西方政治经济学中的“没落国家”的各项指标,“人才流失”单列以突出其重要性。实际上所谓世界强国首先是人才强国。二战刚结束之时,西欧需要的是粗放简单的劳动力,东欧技术含量低的大量劳工涌入,到了七十和八十年代,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有了变化,东欧南斯拉夫移民主体不再是工人农民,新移民群体具有精英性质,呈现了高技术和高学历的特点,其中不少还是腰缠万贯的新贵。和他们一同离去的是,一个成长中国家所需要的技术,财富,能量,乃至变革的信心。对于这样的移民,南斯拉夫是人财两空,而西欧是多多益善。精英移民带走了知识和头脑,以及在经济开放的南斯拉夫原始积累的资本,获取西方国家国籍以后,把儿女安顿在国外,部分商贾重返故国博弈,西方作为后方,而熟门熟路的祖国成了冒险家乐土。
无论在贝尔格莱德,萨拉热窝还是萨格勒布,到处都可以见到许多酒店,夜总会和企业,均是海归南斯拉夫侨民兴办,当然有益于南斯拉夫的税收和就业,但是财富中的大部分,最终还是随着主人流向西方。自从二战以来,南斯拉夫成为东欧最大移民输出国,曾经成为国家开放的骄傲和标志,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走出国门,为西方世界作嫁衣裳。过了四十年以后,接纳大量移民的西方经济如日中天,出口移民的南斯拉夫还是三流国家。
后来东欧社会主义大家庭陨落,表面风光实际积弱的南斯拉夫联盟,一夜之间失去屏障,九十年代最终分崩离析,苦心经营一辈子的铁托如果天上有灵,必定痛心疾首。铁托在世之时,对苏联老大哥离经叛道,颇受西方世界青睐赏识,但是西方没有因此心慈手软,没有丝毫忘却地缘战略,无论如何进化,原始残忍的丛林规则,从来支配人类的国际政治生态,没有例外。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把政治归结为伦理道德,认为政治的最高目标,是为了使人和社会达到最高的道德境界,中国古代主流哲学家认为政治精英之职“莫大于礼也”,也就是同样的意思,所以资治通鉴说过,“孔子欲先正名,以为名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
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时期,南斯拉夫政治上的标新立异和自由化,虽然给国家带来一时的经济繁荣,但是它事实上摒弃原先意识形态的同时,又没有系统地认同西方的普世价值观,最后掉进了纯粹从功利出发的实用主义陷阱,人们成了庸俗的经济动物,所谓“周道日衰,纲纪散坏,礼之大体,什丧七八矣”,由于成了世俗化的经济机器,国家也就渐渐地失去了政治的内涵,后来南斯拉夫联盟的崩溃和消亡,有人归结为民族矛盾,或强调西方列强的肢解,实际上究其内因,应了中国古圣人的一句话:“政亡,则国家从之。”
说到斯维亚街,就不能不提到瑞典已故首相奥洛夫•帕尔梅,这位瑞典社会民主党前主席,曾经两度出任王国首相,为朝野一致公认的良相,是欧洲乃至世界政坛上最有威望的政治家之一。作为瑞典民族的脊梁,森森如千丈松,在其位而谋其政,帕尔梅深受人民的爱戴。

作为瑞典首相,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帕尔梅广结善缘,先挺身谴责美国的越南战争,后直言抨击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不怕得罪两大阵营的超级大国,为此,当时的苏联官方通讯社塔斯社责难他是“被中国的宣传忽悠了。”在其执政期间,帕尔梅通过立法提高低收入者和双职工家庭的收入,限制资方解雇职工和企业管理上独断专行的权力等等,提出“重建经济,保卫社会福利”的口号。
贵为堂堂瑞典王国首相,虽然身居庙堂之高,“目不视靡曼之色,耳不听钟鼓之音”,帕尔梅的生活十分简朴,官到能贫可谓清,一片冰心在玉壶。每天他步行上下班,平易近人,时常孤身一人深入企业,大学或居民区,与国民交谈,从不带有保镖,可谓“其为相也,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于国中,不从车乘。”第三世界一些国家,地方官吏出行清场,前呼后拥,警卫森严,相比之下,十分感慨。
帕尔梅勤民听政,宵衣旰食,常以微服私访的方式了解公众的情绪和要求,呼吁广大公民直接监督政府,以避免官员文过遂非。作为瑞典政府最高首脑,他那种“不以无过为贤,而以改过为美”的大政治家胸襟,倒是和中国古之圣王的风范相似,即“患其有过而不自知也,故设诽谤之木,置敢谏之鼓,岂畏百姓之闻其过哉!”
据说,帕尔梅每年收到人民来信不计其数,一般在两周内亲自过目并签发回信。“夫贤者,其德足以敦化正俗,其才足以顿纲振纪,其明足以烛微虑远,其强足以结仁固义。大则利天下,小则利一国”,如果用上述中国贤君的标准,来描绘这位瑞典首相也不为过。

帕尔梅是个模范丈夫,对夫人体贴备至,经常与她一起散步购物,1986年2月28日深夜,帕尔梅和夫人在看完电影步行回家的路上遇刺(据说是国外的恐怖分子所为),峨峨若千丈松崩,身边连一个保卫人员都没有,当警察赶来将他送往医院,人们还不知道这位浑身是鲜血的老人,竟是瑞典王国首相,真可谓“人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对于帕尔梅的不幸逝世,举国百姓如丧考妣。

斯维亚街头成为帕尔梅留下最后足迹的地方,同时也成为人们永远的记忆。在瑞典,红玫瑰象征和平和友爱,在帕尔梅倒下的地方,一年四季始终不断有人献上红色的花朵,寄托瑞典人民和各国游人的哀思。业余汉学家林耐用了中国的一段古文:“大禹之周乘四载,过门不入,墨子之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以此赞扬已故的瑞典首相。

如果立志仕途,不但要讲一辈子道德文章,而且就得为官清正高洁。吃饭就得吃的顺溜,睡觉就得睡得踏实,花钱就得花得硬气,走道儿就不能让百姓戳自己的脊梁骨,百年以后,千万别前头刚立了碑,后头就让人给骂化了,可惜当今世上不是每个人都懂得一个道理:一丝一厘我之名节,取一毫我为人不值一文。相反不少人以“千里做官只为财”当作座右铭,不屑物议。

有的人尚且活着,却于行尸走肉一般,厌厌如九泉下人;有的人虽已逝世,仍然活在人们心中,懔懔恒如有生气。在路边的花卉商店买了一束鲜花,轻轻地放到斯维亚街烂漫的花丛中,“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对这位谡谡如劲松下风的异国政治家,我们肃立默哀,怆然泪下,表示东方游子由衷的敬意。

由于是邻国,南斯拉夫战争之前,笔者曾多次去过前南地区。南斯拉夫战争之后,二千年的一次特殊机会,笔者重游了巴尔干地区,那时候南斯拉夫已经分裂成五个小国,还不包括即将从塞尔维亚分离出去的黑山和科索沃。春秋战国时期,宋国和卫国的懿侯与赵成侯,率军讨伐并且打赢魏军,懿侯说:“杀魏君,暴也;割地而退,贪也。不如两分之。魏分为两,不强于宋、卫,则我终无魏患矣。”没有想到后来西方肢解南斯拉夫,用的同一个伎俩,是从中国历史中学来的招数。

当时搭乘的是监督当地选举的欧盟观察团的汽车,一路八次通关,除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黑,斯洛文尼亚和马其顿以及科索沃,还要加上波黑地区自成一统的穆克联邦和塞族共和国,一个原本不大的南斯拉夫四分五裂,中间拉起横七竖八的边防海关,平添了数倍之多的食禄官僚和国家机器,还不是耗费民脂民膏,最终由老百姓埋单。

塞尔维亚一夜成了没有出海口的小邦,在西方强权肆无忌惮的压迫下,最终还将自己的总统米洛舍维奇引渡到海牙法庭,成了历史上少见的民族奇耻大辱。坐在外交豁免检查的顺风车上,望着窗外风雪之中等候过关的人流长队,心中有说不出的震撼和悲哀。“帝国主义忘我之心不死”很经典的描绘了地缘政治的实质,至今还有多少人能够意识到这一点?西方永远不会忘记它的战略利益。

少年不识愁滋味,八十年代青田小组的年青人,不可能想到那么深,这些仿佛似是而非的道理,对于他们的人生经验而言,太过错综复杂,甚至于太过灰色。在他们心目中,民族社稷是抽象的符号,满脑子的是如何快快打工,赚钱,还债,兴旺家族和出人头地,弟妹,父母甚至于整个宗族,都翘首指望着他们,就这一点来说,他们的心态和世世代代的祖辈没有两样,肩上担子够重了,人生能够最终完成这些责任,鞠躬尽瘁于人伦宗法之义务,已属不易,难道还能对这些年轻人有更多的奢求吗?

人们来到市中心的耶拉西奇广场,银行,政府机构和办公大楼均集中在此。耶拉契奇广场始建于中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广场更名为共和国广场,原来的克罗地亚民族英雄耶拉西奇的雕像,被南斯拉夫拉解放军战士塑像取代。广场四周是一座座十八世纪的国宝级古建筑,其中有巴洛克风味的教堂和博物馆,这里竟然有一个博物馆收藏有中国古代文物,据说是马可波罗当初通过丝绸之路带回来的宝物,给人留下厚重永久的记忆。

萨格勒布大教堂始建于中世纪,教堂曾被鞑靼人捣毁,后来修复并新建两座哥特式塔柱,十分雄伟。戴克里先宫建于公元前后,高大厚实,固若金汤,面积数万平米,宫墙有二十米高,即使飞墙走壁的大侠,也不免望而生畏。宫殿的六根洲际导弹般的大理石柱,是当年从中东拉到此地,古代君王穷奢极侈可窥一斑。这里曾是罗马皇帝的行宫,宫殿的朱庇特庙,列柱廊,保存完好如初。千年文化的沉淀,使得这座城市有一份无声的韵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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