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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本章来自《萍踪传书》 作者:李科敏
发表时间:2011-01-20 点击数:1559次 字数:
  夏教授告诉我们,小小的弗莱堡大学,就出了十多位自然科学的诺贝尔奖得主。我们注意到其中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经济学界著名的弗莱堡学派,均是二战后产生的科学泰斗,按照当今流行的观点,现代的经济发展大潮,难免抑制科学文化的发展,使精神绿洲沙漠化,因为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人们的创意思维很难有一席之地,极端功利港台社会就是典型例子。然而,二战以后欧洲同样是翻天覆地的经济腾飞,又是如何避免了上述令人沮丧的社会现象呢?站在弗莱堡大学的校园之中,作为来自号称东方一流高等学府的人们,不禁感到汗颜无地自容。
  
  在弗莱堡老城区,鹅卵石人行道显得古色古香。缓缓而行的有轨电车,从容不迫的教堂钟声,典型的欧洲慢节奏风格。小巧玲珑的街头巷尾楚楚动人,和慕尼黑等大家闺秀相比,弗莱堡就像德国的小家碧玉,风情万种。这里纵横交错于街头巷尾的小涧运渠,是当地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据说,春夏之际游人喜爱在遍布各处的潺潺小溪之中,当街濯洗头足,十二分有情趣,可惜当下严寒的隆冬之际,清澈的溪水凝固成晶莹的冰凌。
  游客可以或者步行,或者骑车,或者穿滑轮鞋接近著名的大教堂,唯独汽车禁止通行的。教堂外面有半天的小型农贸集市,郊区农民携农产品和手工艺品到此地出售。我们进入了明斯特教堂,里边香客络绎不绝,东方人就我们几个,我和大成投钱点燃了蜡烛,插在圣母像前的烛台上,模仿周边的天主教徒,虔诚地单腿屈膝跪地,胸前划了十字,我们默默祷告,祈求上帝赐福重洋之外的家人,同时为两个迷途羔羊指引一条生路。
  黑森林是个天然氧吧和葡萄园酿酒胜地。这里的树林十分茂密,遮天蔽日,日光根本无法穿透,因而有了“黑森林”一说。夏教授希望我们逗留一段日子,也可带我们坐火车去Constance湖,巡游那里的葡萄种植园。
  接下来我们逛了市区的商业区,然后夏教授带我们走访一家定居当地的中国家庭。男主人范先生是我们的校友,大家见面格外亲切。数年前范先生得到亲戚的帮助,携前妻双双来到西德,随后经历了婚变。现在范先生重组了家庭,第二任妻子出身青田华侨,吃苦耐劳,继承家族的衣钵打理中餐馆。出国以来,举目无亲,能够倾听心曲的对象少之甚少,夏教授虽然睿智幽默,生活轨迹大不相同,毕竟是两代人,范先生也是农村插队返城上学的主,历经沧桑,具有这代人特有的自省能力,大家也就有了共同的话题。他给客人沏茶倒水,客厅洋溢着茉莉花的清香。
  
  “我和前妻一到这里,一夜间优越感消散殆尽,自以为是的名校毕业之背景,根本没有一丁点的优势,在西方作为外国移民,一切都得老老实实从头做起,没有一个人能够例外,那种心理落差可想而知。和来自农村的华侨相比,知识分子往往更难融入当地社会,最终成就事业更是寥寥无几。几千年文化造就的仕子,‘只是星夜赶科场,少见辞官归故里’,毛泽东说过,现在的知识分子三大特点:‘动摇性、依附性和软弱性’中的依附性,就是皮上毛发之意,如果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之处,没有了独立性,古今中外,除了毛泽东,没有一个人对知识精英下过如此论断,乍一听有谮言之嫌,实际上一语道破其苍白的特质,一针见血。过去是依附“五张皮”(帝国主义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有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小生产所有制)上面,当今是依附在权贵和金钱之上。到了海外顿时没有了依附的对象,‘在天上飞。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在空中飞。皮没有了,老家又回不去’,更要命的是五谷不分,四体不勤,上不了厅堂,又下不了厨房,高不攀低不就,陷于尴尬境地。”
  
  范先生接下来说,他的前任妻子大学同窗,年轻貌美,本以为海外留学既时髦又浪漫,到了欧洲才知道自己和这里几十万外籍劳工一样,没有丝毫的特权和区别,生活在这个社会的人们,生来具有西方的身份,物质享受和公共福利,令局外人羡慕不已,稍有不慎造成情绪失衡不足为怪。奋斗谈何容易,婚姻变故也就在所难免。
  
  听着范先生的侃侃而谈,不禁联想起当年美国的西进运动,开发北美西部和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大部分是来自欧洲的移民,当时他们是奔着实现“淘金梦”的美好生活而来,开拓进取艰苦创业,从而形成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民族性格,这是美国经久不衰的无形财富和立国之本。现时富庶辽阔的欧洲给移民生存提供了良好条件,但是他们同样面临各种竞争,和残酷的优胜劣汰,落地生根的过程十分艰难和漫长,问题是很多移民根本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回到家,又饱餐了一顿百吃不厌的广东饭菜。在播放五光十色商业广告的电视机前,夏教授问及我们接下来的打算。他告诉我们,在西德绝无居留的可能,恐怕北欧也是如此,总之,整个欧洲谋求居留许可如同登天般的困难。他建议我们设法进入英国,一则有亲戚接应,二则在那里或许容易申请到美国签证。一旦进入美境,就像鱼儿游到大海,海阔天空,那里非法移民多如牛毛,可以年复一年混下去,等待大赦。他举例,说有个同乡,在美国当了十五年“黑人”,至今安然无恙。夏教授夫妇挽留我们多住些日子,我们表示一天的休整,已经很感激了,我们二人别动队,任重而道远,不免心急如焚。
  
  第二天,夏教授送我们到火车站,临别时,说,“是啊,我体会你们的心情,人既然跑出来了,总得找个“鸡笼”。说实在的,我真有点舍不得你们走,今后有了安身之地,别忘了告诉我才是。”火车徐徐启动,渐渐加速,从窗外望去,老人双手插在中式棉袄的口袋里,歪着头看看墙上的时钟,然后度着方步,拐进候车厅,消失了身影。二年以后,在维也纳正式定居,我给弗莱堡挂了电话,夏教授夫妇已先后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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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文集|联系作者|责任编辑:李科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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