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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本章来自《萍踪传书》 作者:李科敏
发表时间:2010-10-02 点击数:1688次 字数:
  我们乘坐的是中国列车(每星期有二班往返中苏的国际列车,另一班是苏联列车)。列车员都是中国人。整个列车空荡荡的,所有北京上车的客人都被集中在二节车厢,这样做显然有利于集中管理,人和细菌一样,散布开去至少有污染环境的坏处。据说,80年代前期,有时整趟列车只有几十个旅客,比列车员人数还少,相对国内列车而言,这里服务质量要好得多。列车编组:高包(二人包房)、软卧(四人包房)、硬卧(四人包房)。我们的二等硬卧,相当国内的软卧,有四个铺位。同房间的另二位来自北京林学院,一位是副教授安先生,另一位是他的助教,目的地是联邦德国。类似这样的国家派遣人员,约占列车人数的一半以上。
  从北京站始发的k3次国际列车将途经经大同、晚上8点将到达边境检查口岸二连浩特,然后出境,经扎门乌德、乌兰巴托进入俄罗斯境内以后,和西伯利亚大铁路汇合,周一抵达莫斯科。总共六天的行程。火车上的人都互相熟悉了。
  安教授年过半百,略有发福,刚一见面,即忙于分发名片,显示身份和头衔。他告诉我们,已是多次出国,至于这次到西德也是第二回了,又掏出因公护照,以表明他和我们的私人护照并无二致。知识分子只有这般自我陶醉的余地,一点小小的虚荣心也就值得尊重了。除了有点烦人的话匣子和“酸”以外,这位半大老头倒是随和,心底善良。他的助教白先生,年龄比我们还少上一截。他这一代没有直接受到文革的影响,又赶上尚学和开放的年代,学业一帆风顺。他戴着圆圆的眼镜,笑起来一副湖南老乡的憨厚相。他是首次赴欧攻读博士学位,可谓春风得意,一片锦绣前程。当我们问他,是否打算学成报效祖国?他觉得是无可质疑的。使我想起自己的夏教授,留德博士,当年怀着赤诚之心回国,到了皓首之年,感慨万分。新一代的留洋学者的归宿何在,这个问题需要时间才能作答。
  很快地又结交了一些乘友,其中,有到法国的靳先生,年仅二十岁,之所以能搞到法国的签证,是他老爸是中国驻法航空代办处的官员,他不讳言赖在巴黎;有赴西德留学的杨小姐,是安徽医学院的助教,到德国的第一目标是尽快把男友弄出来。最有意思的是,在奥地利留学的高先生和赴丹麦旅行的林夫妇,我们不但是六天的同路人,而且数月后又再次见面的缘分。
  林先生最早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北京火车站国际候车大厅,身材格外短小干瘪,一顶奇特的西瓜状的黑皮帽,和苍白的长脸形成反差,活像《智取威虎山》中的小炉匠。当时,整个候车大厅散放的几乎都是这对夫妇的行李,他和太太推着两架重磅行李车,来回运输个不停,很有漫画色彩。现在,我们已经成了朋友,坐在车厢里闲聊。林先生告诉我们,这些重达半吨的行李,实际上说货物更为妥切,是他花费数月精心采购的,其中有种类齐全的工艺品,纺织品,足足可以装备一家商店,还有一尊令人瞠目结舌的大如来佛,重达八十公斤,像一枚导弹横卧在大号的木箱之中。所有的货物都堆放在车厢的过道,或者寄存在乘友的包厢,当时的国际列车从无走单帮的历史,乘务员也就视而不见。一样是初次出国,对西欧的行情他显然了如指掌,我们云里雾里,懵懂无知,一点概念的都没有。“老弟,中国市场的许多东西,到了欧洲,尤其是北欧,那就是十倍的价钱。”他从挂在脖子的金项链上,取下一个古里古怪的佩玉,凑到眼前,才看清楚是只乌龟,在中国是象征长寿的吉祥物,据说老外也是十分喜爱,“在上海才十来元人民币,到了欧洲至少值二十美金,不说变卖,就是作为送人的礼物,也是很体面的呀。”
  林太太的父亲居住台湾,让丹麦的一个中国饭店老板,担保他们以观光身份进入丹麦。丹麦属欧洲共同体,除非通过婚姻,否则几乎没有定居的可能。林夫妇事先办了离婚手续,丹麦方面已经物色了一个当地女子,待他们到达丹麦,赶着入境签证有效期内和林先生“成婚”,林先生即可获得丹麦定居权,一年后离婚,再与林太太复盟,这样双双都有合法身份。毋庸置疑,这是一场金钱交易。
  “你们打算着怎么办呢?”他把小乌龟仍然挂到脖子上,“说白了,出了国的中国人没有几个打算回去的。”
  但是,我们又能够有什么打算呢?对于奔赴的“希望之乡”,本来就是知识有限,听了林先生关于居留权的一席话,心中更是没有了着落。我们没有钱,又无人接应,最长的签证是挪威,也不过是一个月,能否留在那里,或者是世界哪个角落,前途未卜,只有上帝知道。实际上,自打乘上西伯利亚的火车,我们就是两个到处漂泊的国际流浪汉。
  从北京出发的当晚八点,列车到达了中国的边境检查站二连浩特,中国边防警察上车,我们俩的护照着实被反复翻看好些时间,他们还从来没有见过,初次出国的就有这么多签证的,而且也搞不明白,前往南亚热带的S国,如何要绕道冰天雪地的远东地区。最后,加盖了出境章,让我们填写“旅客行李物品申报海关单”。我们意识到,对于个人而言,这是正式离开中国国境的历史时刻。但是当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那正处在二十世纪末所谓全球化来临的前夕,而跨国移民是经济全球化众多动力因素之一,据二十年后今天的统计,改革开放以后出去的“新华侨”,人数约为600万,与昔日的“老华侨”不同之处是,其中不少人受过高等教育,无意之中,我们成了先行者。
  因为中国与苏蒙的轨制宽窄不同,所有旅客应该下车,让火车在“国际换轮库”里进行换轨。我和大成出于好奇,跟着列车进入作业地火车厢被分别吊起,撤掉中国宽轨,换上俄式窄轨,我们还是被赶了下来,俩人冒着漫天的大风雪,从车厂走回二连浩特车站。在上了冻的铁轨上,一脚高一脚低地走着,四周黑沉沉的,好一派凄凉的边塞风光,只有前方车站的红色信号灯,唤回文明世界感觉。我们总算重返了车站,这里的建筑和北方其他火车站没有什么不同,钢筋混凝土,像盒子般方方正正,就是多了穿着厚重棉大衣的边防军。幽灵般的旅客们在站内闲荡,一些西方人在小银行里忙着兑换货币(把在中国未用完的外币兑换券换回国际通用货币,按照规定,外币兑换券是不能携带出境的)。出乎预料找到一个小邮局,我坐在破旧的沙发椅上,在昏暗的灯光下,写出第一封家信:“亲爱的,我的好妻子,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夙愿将要实现,半个小时后,我们即将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与中国告别。但是,不知怎的,我一点儿都高兴不起来,心中难受极了,欲哭无泪,痛苦程度甚至超过离开上海,和抱着熟睡儿子的你话别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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