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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革命 22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9-01 点击数:174次 字数:

22

 

建国初期,中共领导人也遭遇到了如何平衡中外文化的问题。

毛泽东给出的答案是:

“破旧立新、洋为中用。”

19642月,在中央音乐学院学生的一封信上,毛泽东同志作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批示。

“古为今用”,就是吸收古代文化遗产中有益的精神的成分,与“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为反映现实服务。“洋为中用”,就是学习一切外国文化成果中有益的东西,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为丰富发展中国的文化服务。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经毛泽东同志高度浓缩与概括,其外延自然也就扩大了,同时也形成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内容。

江青将毛主席的话当作批判地吸收传统文化,在群众艺术形式中引入外国元素的指导方针。

她认为“批判地”吸收,意味着摆脱上层建筑中的糟粕。

“我们能批判地吸引鬼、神和宗教吗?”

196611月,江青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众多艺术家时质疑道。

“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是无神论者和共产主义者,我们不信鬼神。”

封建迷信是地主阶级用来剥削人民的。

“扫除剥削阶级旧思想、旧文化、旧习俗的残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目的。”

清朝晚期,保守派深信他们的政治体制、文化底蕴和文学艺术要比“野蛮”的西方人更丰富、更优越。

当马克思的历史观促使正在的中共领导人消灭了封建政权和传统文化后,古代物质文化——古墓、陶瓷和建筑就成了新的民族骄傲之源。

他们不仅赞美自己的老祖宗是天才的艺术家和工匠,也赞美这些成果是“人民的创造”。

在为革命纪元的文学创作上,党内多个领导人,包括毛和江青,都承认有不足和失败之处。

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对西方文明爱恨交织的态度并没有多少的改变。

只是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后,这种改变才出现明显加快的趋势。

30年代之后的政治环境如果更宽容一些和话,鲁讯就可能成为中国的索尔仁尼琴,田汉就会成为亚瑟米勒。夏衍就会成为费得里科费里尼。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俄罗斯作家,二战时的苏联炮兵连长,因勇敢获得二枚勋章,1945年因通信中不敬被流放哈萨克8年,此段经历后来成为他作品的主题。

1962年出版反映集中营生活的作品,被吸收进作协,1968年因作品《第一圈》无法在国内出版而在境外发表,被开除出作协,随后获得1970诺贝尔奖,随后因出版描写极权主义的巨著《古拉格群岛》被驱逐出国,到美国后毫不留情地批评自由主义,苏联解体后又大骂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毁了俄罗斯,立场让左右两派都无法相处。

他死后,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

1967年,苏联诺奖得主、《静静的顿河》作者肖洛霍夫称索尔仁尼琴蹲过监狱,没经受得住严酷的考验,发疯了……不能让这样的人写作。

索尔仁尼琴便称《静静的顿河》乃其剽窃他人作品而来,酿成一桩绵延30年的文坛公案。

索尔仁尼琴1994年从美国归来,看到俄国的衰落,而普京重振东正教教会权威等做法深得其心,于是开始向普京大帝致敬,这是富于戏剧性的激变。

普京也将《古拉格群岛》列入中学教科书。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俄罗斯作家,生于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

1924年,随寡母迁居到顿河罗斯托夫市。在这里,他读完了中学,考入罗斯托夫大学的物理数学系,194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

与此同时,因酷爱文学,他还在莫斯科文史哲学院函授班攻习文学。代表作有《莫要靠谎言过日子》等。

苏德战争爆发后,索尔仁尼琴应征入伍,曾任大尉炮兵连长,两次立功受奖。

19452月,索尔仁尼琴在东普鲁士的前线因给自己朋友写了一封信,信中主要词条有:那个蓄着络腮胡子的人主人老板等等词汇,结果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罪名判处他8年劳动改造。

索尔仁尼琴19533月获释,开始在哈萨克斯坦的境内流放生活,斯大林同月去世。

先后在位于哈萨克斯坦的数个劳改营劳动,在一个专门关押政治犯的特别劳改营,他从事矿工、砖匠、铸造工等多个工种。

特别劳改营劳动期间,索尔仁尼琴切除一个肿瘤,但未意识到自己身患癌症。

开始在哈萨克斯坦南部的流放生活后,他的癌症出现扩散。

1953年年底,他濒临死亡边缘。

1954年获准转移到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的医院接受治疗。

在位于埃基巴斯图兹的劳改营,他的第一个劳动果实诞生——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1956年解除流放,摆脱全部罪名,恢复自由身,与此同时,他的癌症痊愈。

1957年恢复名誉,后定居梁赞市,任中学数学教员。

1962年苏俄大阳春时代(11月),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索尔仁尼琴的处女作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新世界》上刊出。

这部苏联文学中第一部描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生活的作品,立即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响,甚至连赫鲁晓夫也夸奖这部小说是从党的立场放映了那些年代真实情况的作品 

1963年,作者接连发表《马特辽娜的家》等3个暴露社会阴暗面的短篇小说并加入苏联作协。

这以后,他又写了好些作品,但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除了《马特辽娜的家》等四个短篇外,其余均未能在苏联境内发表。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苏联当局立刻下令《新世界》杂志停刊,索尔仁尼琴遭到围剿。

1965年索尔仁尼琴再接再厉,准备将小说《第一圈》付印,结果遭抄家,有关稿件都被充公。

索尔仁尼琴从此被迫将著作偷运出国外出版。

19653月,《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受到公开批判。

19675月,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前夕,索尔仁尼琴给苏联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散发对本国书刊检查制度的公开信,抗议苏联的报刊检查制度,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遭到当局指责,大会通过了谴责他是苏联作家的叛徒的决议。

1968年写成暴露莫斯科附近一个政治犯特别收容所的长篇小说《第一圈》及叙述苏联集中营历史和现状的长篇小说《癌症楼》,均未获准出版。

1968年《癌症楼》和《第一圈》在西欧发表。

1969年他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此事引起了国际上一些著名作家如萨特的抗议。这年四月,他和川端康成一起被选为美国艺术文艺学会的名誉会员。

70年代后,他实际上已成为与物理学家萨哈罗夫齐名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

1970年,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索尔仁尼琴获诺贝尔文学奖

但迫于形势,索尔仁尼琴没有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

他原在国内未获出版的作品及新作长篇小说《19148月》在西方国家先后问世。

这时的他,已经为巨著《古拉格群岛》准备了7年了,这些年里,他悄悄向200多名前劳改营囚犯收集资料。

这部作品里最著名的一个章节是写高尔基前往苏联著名的劳改营地索洛维茨岛。

在索洛维茨岛上的犯人受尽虐待,他们都期待高尔基的出现,以坚持正义。

在儿童教养院,一个少年花了1个多小时,把岛上的一切告诉了高尔基。等到他登船离岸后,男孩子就被枪毙了。

然而,高尔基回到城里以后,发文称索洛维茨岛的犯人生活得很好,改造得也很好。

高压管制是贯穿苏联各个历史时期管控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调。

这样的一本书在1973年辗转走出了国门,并且很理所当然地在西方国家出版,因为在意识形态的战场上,对手急需一些这样东西来打击苏联政府。

1974212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把他驱逐出境到西德,同年12月起侨居瑞士苏黎世,后流亡美国。

197312月,巴黎出版了他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卷。该书由作者的个人经历,上百人的回忆、报告、书信,以及苏联官方和西方的资料组成,分七大部分叙述19181956年,特别是斯大林执政期间,苏联各地关押迫害数百万人的(由于是不同时期,分批处决,具体数字难以统计)集中营的情况。

继承了雨果和托尔斯泰十九世纪的人文传统,堪称20世纪最伟大的著作之一。

197410月,美国参议院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

美国当局以为这个作家只是不喜欢极权主义,而向往西方的民主自由,并且可以利用他的影响力,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顺利地揶揄苏联。

1975年定居美国。

也许出于凸显意识形态战争中的需要,美国单方面地把索氏当成了反抗苏联铁幕统治的战士。

1974225的美国《时代》周刊上,索尔仁尼琴被拍成了卡什镜头下的海明威一样。

线条坚毅而粗犷,面部稀疏的白色胡渣和沧桑的皱纹,像一只老狮子。副标题是从艺术家到流亡者

美国人的初衷,也许以为索尔仁尼琴只是讨厌极权主义,但有一天,人们忽然惊恐的发现,索尔仁尼琴对资本主义和对极权的斯大林主义几乎一样保持着批判态度:他始终是一个异见者。

在一次受邀出席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上,他在演讲中并不认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有着普世价值

他称美国陷入了庸俗的物质消费主义,还痛骂美国音乐实在难听。

这样的言论让邀请者很尴尬。

戈尔巴乔夫当政后,1989年,苏联作协书记处接受《新世界》杂志社和苏联作家出版社的倡议,撤消作协书记处于1969115批准的把索尔仁尼琴开除出苏联作协的不公正的、与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相抵触的决定,同时委托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的作家们向最高苏维埃提出撤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74212的命令。

根据苏联作协的决定,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开始在苏联国内陆续出版。

苏联解体后,经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邀请,于1994年回归俄罗斯,他原来遭禁的一些作品也已陆续在国内出版。

归来的他,看到一片废墟,发表了一连串抨击时政的言论,依然让当局异常难堪。

叶利钦甚至在回忆录所言:

索尔仁尼琴的笔是受上帝指挥的;有网络说法称他在1996年发表了短篇小说《在转折关头》中称赞斯大林是发动的伟大的向未来的奔跑

但是查遍著作列表也没有此作品的英文或俄文名称。

他没有像前持不同政见者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季诺维耶夫和马克西莫夫那样的公开承认自己犯过错误,著名作家邦达列夫说他应该到一个旧时的修道院里去,在石板上跪下来进行忏悔,乞求上帝宽恕他的罪过。

1997年索尔仁尼琴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他将俄罗斯20世纪过往兴衰起伏之经验传诸子孙,以之视为个人的历史责任。

因此对1998年要颁给他的圣安德烈荣誉勋章呲之以鼻,并说目睹俄罗斯从欧洲强权的巅峰,堕落到当前如此悲惨的地步,我无法接受任何荣誉

有感于最高权力当局造成俄罗斯社会崇尚物质主义极度腐败不堪之境,故拒绝受奖。他认同普京的许多执政理念,2006年接受其颁发的俄罗斯国家奖。

1998年叶利钦宣布颁发给他国家奖章的时候,他为了抗议叶利钦的毁灭性国内政策,拒绝接受。直到2007年,才接受普京亲自去他家颁发的国家奖章。

2007年俄罗斯国庆节那天,索尔仁尼琴获得2006年度俄罗斯人文领域最高成就奖俄罗斯国家奖

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37年之后,索尔仁尼琴终于在自己的祖国获得了肯定。

普京在颁奖典礼上说:

全世界成百上千万人把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和创作与俄罗斯本身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的科学研究和杰出的文学著作,事实上是他全部的生命,都献给了祖国。

颁奖典礼结束后,普京对他说:

我想特别感谢您为俄罗斯所做的贡献,直到今天您还在继续自己的活动。您对自己的观点从不动摇,并且终身遵循。

2002年,索尔仁尼琴批评普京在打击寡头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够。

不过,两人的关系逐渐融洽起来,这主要是因为两人的观点在很多方面相同。一方面,普京赞同索尔仁尼琴对西方式自由民主的批评以及俄罗斯文化应自立于西方的观点,另一方面索尔仁尼琴也赞赏普京为俄罗斯的复兴做出的努力。

2003年来,因为健康原因,索尔仁尼琴没有出门,一直住在莫斯科近郊的别墅。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索尔仁尼琴仍在编纂30卷的作品全集。20084月,索尔仁尼琴夫人曾向媒体透露,这位89岁高龄的作家身体欠佳,外科手术后摘除了一节脊椎,无法行走,只能以轮椅代步。

尽管如此,他仍坚持每天伏案工作。

200883夜间,索尔仁尼琴心脏病发作,闻讯前来的医护人员竭尽全力进行了抢救。200884凌晨零时三十分,因心脏病抢救无效,俄罗斯的伟大作家索尔仁尼琴与世长辞,享寿89岁。

他的儿子斯捷潘·索尔仁尼琴4日说,父亲死于心力衰竭。

索尔仁尼琴的妻子娜塔丽娅·安德烈耶夫娜说:

他度过了艰难但幸福的一生。

索尔仁尼琴病逝后,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和总理普京先后向索尔仁尼琴家人发去唁电,表达慰问。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主要作品有: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马特辽娜的家》、《癌病房》、《第一圈》、《古拉格群岛》、《在转折关头》等。

索尔仁尼琴的创作融古典与现代于一体,在创作中注重继承与创新。

以他被逐出境的1974年为界,可将其创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成就较高,早期创作有较高的艺术性。他的才华在早期的两部小说中表现较为充分。

索尔仁尼琴以其檄文似的小说触及了敏感的政治问题,试图揭开一页沉重的历史。

他成功地扮演了思想家和批判家的角色,力图超越时代,审视现实,针砭时弊,反思历史。而后期则较为平淡。

索尔仁尼琴力图以其作品诊疗时弊,解剖社会,评判历史。

在前苏联,他第一个突破思想和文学的禁区,开掘出劳改营主题,为俄罗斯劳改营文学的滥觞打开了闸门。

他以丰硕而深刻的作品成为苏联回归文学的卓越代表,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创造了一个新的俄罗斯小说体系。

他的《一天》和《癌症楼》与俄罗斯文学传统有血缘关系,几乎具有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们所有的特点。

索尔仁尼琴的小说取材于现实,他的人物都是苏维埃时代的人,但其作品内涵远离苏联文学,肖似俄国十九世纪文学,与古典大师托尔斯果戈理、陀思妥也夫斯基们息息相通,一脉相承。

索尔仁尼琴摆脱了苏联文学所倡导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羁绊,却承继了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传统。

他延续了果戈理们锋利的批判精神,也继承了他们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并以此为武器抨击社会罪恶,揭露不人道的司法制度戕贼人性,肆意践踏人的尊严,剥夺人的自由,毁掉美好的生命。

最终他把许多的罪恶归咎为统治者的专制。这一切与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们十分相似。[6] 

1970年作品《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获诺贝尔文学奖。

获奖理由:

由于他作品中的道德力量,借着它,他继承了俄国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for the ethical force with which he has pursued the indispensable traditions of Russian literature”

2007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向索尔仁尼琴颁发人文领域杰出成就奖。

索尔仁尼琴不仅仅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诗人,更是一位历史学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毕生追求公平与正义,给俄罗斯留下了丰厚的思想和文学遗产,在有生之年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

普京在唁电中表示: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的逝世是对全俄罗斯的沉重打击。他坚强勇敢的精神和巨大的内在人格魅力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他的创作活动和社会活动,以及漫长而坎坷的生活道路将成为我们的学习榜样。

索尔仁尼琴是俄罗斯文学史上堪与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并列的伟大作家。他的作品为加速前苏联的民主化、公开性进程,推动历史的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索尔仁尼琴曾批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政治幼稚、缺乏经验和缺乏对自己国家责任感,但戈尔巴乔夫在接受国际文传电讯社采访时却对索尔仁尼琴作出高度评价。

他说:

直到他(索尔仁尼琴)生命最后的时光,他依然在奋战。

2002年,索尔仁尼琴批评普京在打击寡头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够。

索尔仁尼琴20056月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急切的改革令这个国家损失15年时间,我们需要变得更好,所以我们需要慢点走

就在逝世前一年,索尔仁尼琴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在采访中对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普京的政治活动进行了评价。

他认为戈尔巴乔夫缺乏经验,他推行的政治路线惊人地幼稚和不负责任;而叶利钦政权对俄罗斯人民同样地不负责任,急切草率地推行私有化,结果造成少数人对社会财富的公开掠夺。此外,叶利钦为了换取地方政权对联邦中央的支持,默许或鼓励分离主义势力抬头,事实上瓦解了俄罗斯国。

索尔仁尼琴认为,普京接手的是一个被洗劫一空、打倒在地的俄罗斯,社会道德败坏,大多数民众生活在赤贫之中。

普京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逐渐恢复了俄罗斯的国力,但普京的努力没有马上获得重视和认可。

索尔仁尼琴解释说,当一个堡垒从内部开始重建的时候,是不可能获得外部的赞赏的。

对于这样一位追求自由的作家的逝世,总统非常悲痛,他向索尔仁尼琴的家属表达了哀悼。

——白宫发言人戈登·约翰德罗代表布什总统对索尔仁尼琴逝世表示哀悼

(索尔仁尼琴是)20世纪俄罗斯最伟大的良心之一,是异议的化身。索尔仁尼琴的不屈不挠、个人理想以及长年多舛的一生,使得他成为继陀斯妥耶夫斯基之后的一代传奇人物。他完全有资格进入世界伟人殿堂,我对他表示深深的缅怀。

——法国总统萨科齐

直到他(索尔仁尼琴)生命最后的时光,他依然在奋战。

——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

在俄罗斯国内,评论界和读者对他及他的创作褒贬不一,苏联另外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叶夫图申科在考察了索尔仁尼琴的创作道路后指出,这位作家的出现,从一开始就主要是政治事件,而不是文学事件;他的艺术潜力曾在早期的一些作品中闪现过,但是后来在走出文学的圈子后就没有能再回到文学中来

这种看法为俄罗斯文学界相当多的人所认同。

有人说索尔仁尼琴是上一代作家中最后一位代表良知的作家,他代表了俄罗斯的良知,而他的一生饱经磨难,却足以烛照未来。

很多西方人视其为与苏联当权者斗争的伟大文学家与英雄,但索尔仁尼琴又抨击所有的民主派,资本家,个人消费者,自由主义者等,在他们眼中索尔仁尼琴是个难以理解和面对的人。

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曾在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流亡的1970年代,警告总统福特不要接见索尔仁尼琴,并于备忘录上写道:

索尔仁尼琴是个著名作家,但他的政治主张是一件令追随他的异见者都觉得尴尬难堪的事。接见他不仅会得罪苏联,还会因其政治主张在美国及各盟国中引起论战。

他辞世以后,美国《时代》周刊是这样盖棺定论的:

对于西方世界来说,索尔仁尼琴是自由的象征,但他并没有回馈这些被赋予的身份的尊重。作为拥有强烈基督教信仰的人,他认为西方精神世界恶化,他对西方民主的极端批判有时候甚至让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一样感到困惑。

索尔仁尼琴既不像东方学者,同时也不像西方学者,他是美国的俄罗斯古董,他更像是一个永远的挑战者,并被套上意识形态的外壳,站在国家之间关系的风口浪尖上。

 

我们都很敬佩索尔仁尼琴,我们都很仰慕索尔仁尼琴,所以我们都说他是“俄罗斯的良心”、“作家的良心”、“知识分子的良心”,甚至“人类的良心”。

当然拥有一颗非常了不起的心脏,带动着患了癌症的身躯,它不只熬过了劳改营中的苦寒,克格勃下的毒乐,还挺过了苏联的压迫与流放,西方的漠视和耻笑,直到他的敌人苏维埃垮了,他怒视的叶利钦也走了,才终于停止跳动,永远沉默。

问题是他这颗心到底是谁的“良心”呢?

假如索尔仁尼琴就是知识分子良心的代表,那么他就实在还代表了一种知识分子所不可避免的悲剧。

起初,“西方自由世界”以为他是“人类的良心”,因为他暴露了“东方极权主义”的可怕。

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极权体制就是一种连它的领导人都要私底下拿这套制度的意识形态开玩笑的体制。

没有人相信它宣称的真理真是真理,连它的最上位者自己也不相信。

因此,我们不能轻易说某一个出卖自己的邻居是邪恶的,某个在劳改营里折磨自己的狱警是邪恶的;不是他们无罪,而是这套制度令人变得邪恶。

我们必须放弃对君的幻想,必须放弃对潜在改革派的幻想,这套体制除了崩溃,别无自我更新的机会。

这就是当年西方世界某些人对极权主义的判断了,而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尤其是《古拉格群岛》,则以宏大的篇幅和巨细靡遗的细节最好地证明了这点。

其实直到目前为止,苏维埃体制和它的历史仍是一个巨大的谜团。正如匈牙利史学家伊斯特凡.雷夫(Istvan Rev)所说的,许多发生在身边的往事,他们这些过来人要到现在才知道,而且要在前国安单位的秘文件与审讯纪录里一片片地拼凑复原;可是历史彷佛真的终结了,20年前的事,现在已经没人有兴趣再问。

原因之一是很多人以为自己已经懂了,有《古拉格群岛》这样的巨著,谁还想知道更多?

尽管索氏的见闻其实相当有限。就和大部分极权体制内的异议作家一样,他们有说真话的勇气,可是非常可惜,他们能够看到的真相却是那么地少。

这是索氏的第一个悲剧,没有非常的尊严与自信,他撑不下来;然而正是这非凡的尊严与自信,使他很容易忘记自己的生活经历其实只是一座庞然大物中的某个环节。在那种体制底下的每一个人都只能瞎子摸象地试着掌握全局,特别是被隔离至一隅的异见分子。

索尔仁尼琴曾是“自由世界”的英雄,是他们批判冷战对手的最佳利器。

可是在他到了美国之后,他们才发现这是个天大的误会。

1978年,他在哈佛大学演讲,猛烈批判西方文明的虚无与堕落,叫大家看傻了眼。根据一种至今不衰的二元光谱,一个人要是批判共产主义体制压抑人性违反人权,那么他一定就是亲“西方”的了,因为后者正是自由和人性解放的乐园圣域。

不,索尔仁尼琴不是这一类型的异见分子,他并没有因为自身的经验而高呼“来生不做俄国人”,也没有因为主人家欢迎自己就替他说尽好话。他居然很不识时务地痛骂美国的肤浅与“西方世界”的道德沦丧。

这本来可以叫西方左派大舒一口气。因为正如西方最后一个相信斯大林的大知识分子沙特所说的,“索尔仁尼琴是最危险的”。他的著作不只使得“古拉格群岛”这个虚构概念变成专有名词,为后来勃兴的人权外交奠下了感性基础,更震撼了所有仍然以为“现存社会主义”是条好出路的西方左派。

他们一向知道铁幕那头传回来的消息,只是他们沉默迟疑,直至索尔仁尼琴带来最坏的证言。许多人后来回忆,都说索尔仁尼琴是他们转向觉醒的关键。

他令那么多人右转,但他自己却没有变成大家预想的右派。转向了的老左不能理解索尔仁尼琴为什么不干脆和他们一起全面拥抱资本主义的价值观。

没有改宗的“新左派”则一方面庆幸他不像其它异见分子那么天真,一到美国就成了美国人;另一方面却不满他不像哈维尔等东欧知识分子,不试着找出符合左派真精神的新路线。

这是索尔仁尼琴的第二个悲剧。

他坚持住了自己独立判断的精神,没有轻易换边,以致于苏维埃阵营视他为叛徒,正统西方自由派嫌他保守顽固。甚至连西方左派也不知该如何定位他才好(他不相信“背叛了祖宗的现存社会主义”,不相信自由主义与市场经济,但也不相信马克思)。

无论何处,格格不入。

这本来是知识分子的荣耀,不能算作真正的悲剧。

可惜,他却选了树林里较少人走的一条路。

他隐居于美国佛尔蒙州郊野,一个冷得最像俄罗斯的地方。足不出户,拒接电话,住在一个类似传统俄罗斯乡间小别墅的田舍里。

他不说英语,他要躲在这里为俄罗斯招魂。

众所周知,他痛恨苏维埃体制;但又不像许多从苏联流亡出来的学者与作家那样,把病因追溯至沙皇的恐怖专制与俄罗斯的文化传统。

他以为一切错误都是共产主义造成的,原来的俄罗斯不是这个样子,原来的沙皇比较仁慈,原来的俄国还有伟大的东正教传统。

大家终于明白,搞了半天,原来索尔仁尼琴是种更顽固的右派,是宗教上的保守主义与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信徒。

他批判苏联,不只是为了人权和自由,更是为了它的无神论,为了它全面瓦解掉俄罗斯传统。批判西方,不是因为他保有最后一点左翼血脉,而是因为这个文明失落了上帝的指引,道德沦丧得无以复加。

   难怪苏联思想史专家列斯里·钱伯伦(Lesley Chamberlain)说他是真正的“俄罗斯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把自己的命运和俄罗斯的命运紧紧连系在一起。

在漫天风雪之中,他被人遗忘,独自怀念俄罗斯的昔日光荣与未来复兴,成了一具过时的大钟,发出没人注意的鸣号。

对文学界来讲,他晚年的作品累赘无趣,就连曾经备受好评的早年名著现在看来也只剩下历史价值,还不如同代的格罗斯曼(Vasily Grossman)那么浩瀚全面,文笔精美。

回到了祖国,忙着赚钱发财的新贵觉得他荒谬得离谱,年轻一代则嫌他喋喋不休甚是扰人。他曾经拥有一个评论节目,电视台高层却居然不耐烦到了在录制中途把电源拔掉的地步。索尔仁尼琴,可是颗良心呀。

好在还有两个人欣赏他,而且是两位总统;这就是索尔仁尼琴最后的悲剧了。

美国前总统列根喜欢他。

因为彼时冷战气氛稍缓,欧美政坛学界大吹和风;索尔仁尼琴则大有一士谔谔的气概,警告大家不可心存幻想,不是消灭苏联,就是被苏联消灭。

这种主张太合列根的胃口了,他需要这种言论,好为冷战再添把火,直到拖垮“邪恶帝国”。

更妙的是索尔仁尼琴的宗教情怀,简直与列根的新保守主义如出一辙,同是主张回归基督教精神,同是谴责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一辈子都没法化身为完美政治武器的索尔仁尼琴,这时竟然变成了列根式“新保”的助力。

俄国前总统普京也喜欢他。

因为普京努力把自己塑造成大俄罗斯神话的传人;对外,他力拒北约东扩和美国的独大;对内,他还原了圣彼得堡的旧名,重振东正教教会的权威。

这一切作为,都让索尔仁尼琴感到梦想有实现的机会,所以先后拒绝过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颁发奖章的他不只欢迎普京送上的荣誉,甚至不认为普京先当总统再做总理是弄权专断。

他曾经斥责前苏联的高度集权,却不觉得普京把媒体一一收归国有的做法是个问题。

我们不能夸大索尔仁尼琴的影响力,在列根带动的保守革命里,他只是个蹩脚的配角;在普京发起的大俄罗斯复兴运动中,他起到的只是锦上添花的作用。

然而,要是我们相信一个知识分子应该从头至尾独立于权力之外的话,就不能不为他感到难过了。

他晚年的种种言论被大部分人视为荒诞不经的传说,可是两位总统却感到很受用(特别是普京),能够拿来当做自己的小手枪。

普京真心相信索尔仁尼琴深深沉迷的那套神话吗?未必;但它的确合乎他的政治需要,合乎他想推动的意识形态。

   生前已经无人理会的索尔仁尼琴,死时却得到国葬的荣耀。

一个知识分子可以拒绝各种政治诱惑一辈子,却无法在身后抗拒政权利用他的梦想,将他树立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导师。

更可悲的,是无论从任何角度看来,他晚年种种有关俄罗斯历史的著述似乎真的只是个风中的幻影。

 

几年前《大国崛起》在国内热播,其中讲到俄罗斯崛起的源头,那就是彼得大帝决定向欧洲学习。
彼得大帝将地理上更加靠近欧洲的彼得堡做为首都,亲自到欧洲微服考察,引进欧洲文化,强令俄罗斯贵族剪掉野蛮的大胡子,要像欧洲一样文明地刮胡子等等。
索氏的观点与中国的《大国崛起》完全相反,他认为,彼得大帝西化也错了。
那么,索氏是要回到彼得大帝以前的俄罗斯吗?
也不完全是。
彼得大帝以前的俄罗斯东正教,在索氏看来,依然是西化
的确,东正教来自与东罗马,从源头上说,来自于罗马帝国,也属于西化
这一切都是索氏反对的。
但是,在东正教之前的俄罗斯传统究竟是什么?
难道是成吉思汗后裔建立的金帐汗国
也不是。
于是,索尔仁尼琴左右开弓,要回到俄罗斯传统,结论上虽然如此,但是在本质上依然令很多学者困惑。
有国内学者指出,索氏要回到的俄罗斯传统,是俄罗斯教会集权之前的宗教传统,即向后看的反专制,在俄罗斯教会集权形成后,这一传统被称为分裂派
这一追根溯源的研究的确很深入,但有点太深入了,反而显得过于复杂而找不到答案。
索尔仁尼琴的确有高瞻远瞩的地方。
他很清楚地看到,西方现代文明几百年来的发展过程,它的本质和表现,不管是左派的社会主义还是右派的资本主义,都无法解决人类的根本的问题。
在这一点上,索尔仁尼琴不像一个文学家,更像是一个历史学家。
当代很多一流的历史学家都看到了这个问题,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例如汤因比、斯塔夫里阿诺斯等。
但是,西方文化不行,什么才行?
索氏与汤氏、斯氏等人的区别在于,汤氏、斯氏等西方历史学家都认为,出路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而索氏不愿接受这个结论。
于是,他只能在俄罗斯的历史中游荡。
事实上,索氏倾毕生精力完成的《红轮》,开篇引用了另一位俄罗斯学者赫尔岑的一段话,已经表达了他的心态:只有斧头才能拯救我们,别无其他,只有斧头……俄罗斯在呼唤斧头。因此,索尔仁尼琴反对西化的左右派,却在俄罗斯的传统中游荡,找不到落脚点。
他在《红轮》最醒目的位置所引用的这段话表明,他不过是回到了一个民族主义的立场,这也是他与普京能走到一起的原因。
然而,民族主义很难成为全世界的共同价值,只能具有历史阶段性的意义。
全人类的共同和谐,很难借助民族主义,索尔仁尼琴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的。
因此,我们才会理解,索氏为何会对中国很不友好。
索尔仁尼琴曾经说中国是军国主义,说中国有扩张野心,妄图占领整个西伯利亚,他提出要预见与中国的可怕战争,指出对待中国要寸土不让,等等。
当年李敖曾经批评索氏是二流货,但李敖的批评也没说到点子上。
索氏批判一切西方文化,但在自己的俄罗斯文化范围内,找不到可以取代西方文化的资源。
遍观世界,汤因比、斯塔夫里阿诺斯等人是有真知灼见的,他们认为只有中国传统文化能够拯救世界。
索氏只不过是不愿承认而已。
索尔仁尼琴对中国的不友好,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民族主义的嫉妒。
他想回到俄罗斯的传统,但俄罗斯的传统的确没有多少非西方的东西。
把俄罗斯传统中西化的内容剔除干净,索尔仁尼琴几乎找不到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即便有,本质上也只相当于中国传统的初级模仿版。
所以说索尔仁尼琴的左右开弓对于中国有特殊含义,一是因为,在我们看来,俄罗斯也是西化的一部分,但索氏却不承认。
二是,国内学者金雁、秦晖在《红轮》一书的长篇序言中指出,索氏与中国的新儒家有异曲同工之处。
这个说法不是没有道理。
但是,新儒家与索氏面临类似的困境。
索氏在俄罗斯传统中找不到落脚点,是因为俄罗斯自身的文化传统剔除西化内容后,所剩无几。
对于中国来说,则恰恰相反,不是太少,而是传统太丰富。新儒家提出中国要回到传统,问题在于:
回到哪里?
是前三十年,还是蒋介石时代?
还是北洋政府时代?
还是康乾盛世?
还是郑和七下西洋
还是忽必烈幅员辽阔的国土?
还是宋朝的文人政治、经济繁荣?
还是汉唐气象?
还是秦始皇帝?
还是三皇五帝?
在这有必要强调一下,回到传统应该理解为是传统的理念,而非传统的形态,就好比肯定秦始皇的价值,并非要求用篆体写字。
所以,中国似乎有太多的选择,而索氏回到俄罗斯传统几乎没有选择。
因此,索氏最终的民族主义选择,只是一种感情,而非理性。
索氏批判左右西化是有价值的,但是,批判不能等同于构建,索氏最终因为没有文化的着落而成为民族主义,也因为他成为民族主义而更加找不到文化的落脚点。

索尔仁尼琴的鸿篇巨制《红轮》从西元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写到西元1945年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包含了俄罗斯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期,从而也凝聚了索氏最重要的思考成果。

索尔仁尼琴的这种思考,决定了他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家,而是一个思想家。

至于索尔仁尼琴的思想最终能否成为属于全人类的真理,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对于目前的中国人来说,阅读索尔仁尼琴的《红轮》,也许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

看看这个永远的持不同政见者,这个顽固、孤独和好战的斗士,这个具有先知的力量和强烈宗教道德感的社会良心,也许能多少了解一些他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而充满争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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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文集|联系作者|责任编辑:K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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