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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革命 21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8-31 点击数:172次 字数:

21

 

胡适与他的结发夫妻江冬秀的婚姻是他的母亲一手包办的。

胡适的父亲胡传是秀才出身,因几次应试未能中举,就进入上海龙门书院,成为著名学者刘熙载的学生,学的是辞章义理和程朱理学。

后来进入政界,曾在广东、河南、江苏、台湾等处充任幕僚或地方官佐,官至台东直隶州知州兼统镇海后军,是台东地方的最高军政长官。

他一生娶妻三次,前两任妻子先后病故后,与比他小32岁的冯顺弟结婚,这就是胡适的生母。

在胡适三岁零八个月时,他的父亲病故。

年仅23岁的冯顺弟将全家的希望寄托在胡适的身上。

她希望儿子能以他的父亲为榜样,走仕途之路。虽说她和丈夫只是共同生活了六年多的时光,但她对为官的丈夫崇拜、尊敬得五体投地。为了子承父业,她对儿子管教很严。

当时胡适家乡的蒙馆(私塾)的学费很低,每年只收两元钱,因此先生不负责任,误人子弟。

胡适的母亲为了激励先生的积极性,第一年付给先生每年六元钱的学费,第二年又翻了一番。

这就使得胡适得到“偏肥偏水”,另眼相待,对胡适未来的发展受益很大。

在胡适13岁时,随同父异母哥哥到上海读书。临行前他的母亲为他订了婚。未婚妻是邻县旌德的望族江家的小脚千金江冬秀。

胡适本来对这门婚事不感兴趣,可是他对母亲非常孝敬,不敢违背母命,就默认了。

到了上海之后,胡适逐渐接受了新潮思想的影响,对封建礼教和包办婚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他开始用笔作武器,撰写文章,抨击封建的包办婚姻,呼吁女性解放,以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但是母命不可违,他没有勇气走出自己的包办婚姻的怪圈。

19019月胡适考取了庚子赔款留学生,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农科。母亲在信中反复叮嘱他“男女交际尤须留心”,为他“打预防针”,防止他的思想发生变故。胡适给母亲写信时,则提出要江冬秀放开小脚,读书识字。

江家也担心发生变故,遂请塾师教江冬秀读书识字。后来江冬秀真的能亲自给胡适写信。尽管她写信的语句和字词都用得令人不敢恭维,但是毕竟不用他人代劳了。此间,胡适的母亲几次催促他回国完婚,他都借口“儿决不以儿女婚姻之私,而误我学问之大”而推托。

1917年秋天,胡适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后,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同年12月,胡适尊奉母命,在老家与比他大一岁的江冬秀举行了新式婚礼。

较老式婚礼多了主婚人、证婚人和伴娘、伴郎等新内容。江冬秀的伴娘就是胡适三嫂的妹妹曹诚英。

胡适是个勤奋的学者,终日研究学问和撰写文章,而江冬秀对胡适的勤奋,却不以为然,不懂得丈夫读书的乐趣、研究学问的意义和社会的影响。她经常找来同伴在家里打牌,家里闹哄哄的。

对于他们能一起共同生活四十五年,一直被人奉为美谈。但个中情状,也只有当事人自知了。

 

胡适1910年到美国留学后,遵从母亲“男女交际尤须留心”的叮嘱,有四年的时光不与女同学交往。

可是在19146月的一次偶然机缘,他却认识了青年画家韦莲司小姐,并且成为与他交往48年的红颜知己。

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胡适与康奈尔大学教授亨利·韦莲司毗邻而居。或许是出于同校师生又毗邻而居的关系,胡适经常得到韦莲司夫人的关照,因此胡适与教授家的过从较多。

1914618胡适应邀参加一个婚礼派对时,邂逅了教授的小女儿,从纽约归家探望父母的韦莲司。韦莲司比胡适大六岁,是家里最小的女儿。

他们一见如故,彼此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在胡适的心目中,韦莲司是个新女性的理想典范。认为她“人品高,学识富,极能思想,高洁几近狂狷,读书之多,见地之高,诚非寻常女子所可望其肩背”。

“余所见女子多矣,其真能具思想、识力、魄力、热诚于一身者,惟一人耳。”

胡适在他的日记如此说道。

韦莲司也很喜欢文质彬彬、学识渊博的胡适,由此他们开始了个人交往。

在这年秋天的一个周六,他们相邀沿着凯尤卡湖边散步,他们一直走到数英里之外的艾特纳镇,才又绕道回到绮色佳,走了三个多小时,一点也不觉得劳累。

他们似乎有说不完的话,只要在一起就觉得心里很愉悦,因此他们几乎每天约会,一天不见面就觉得心里空荡荡的。

在这一年的感恩节,胡适受到韦莲司母亲的邀请到她家吃饭。当时,韦莲司到外地写生去了,胡适没有见到她。晚上回到居室就给韦莲司写了封热情洋溢的信。

几个月前,胡适与韦莲司散步时见到一株柳树,胡适告诉她,中国有“折柳赠别”的习俗,韦莲司领会其意,在回纽约前,就特意给胡适拍了几张柳树的照片,给他留作纪念。

如今他们已经分别了好几个月,胡适面对窗外被寒风吹光叶子的柳枝,心里非常怅惘,便给韦莲司写信,述说了对她的缱绻深情。

1915年的1月,胡适到纽约看望韦莲司,他们在韦莲司的寓所畅谈到深夜。事后,韦莲司母亲得知他们单独在屋里相聚的事,很是反感,一再追问胡适有没有别的朋友在场。

因为当年美国社会男女自由约会时,一般都在客厅里,要是外出或在居室里,都要请一位已婚的“监伴娘”当夹心饼干。韦莲司的母亲之所以对胡适与女儿独处一处的事这么重视,是因为当年美国有“反杂交法”,反对异族通婚。

不过,韦莲司并不在意这些。她认为,男女交往密切,并不意味着他们在谈恋爱,他们也许是在追求心灵的交会;而这种心灵交会的火花,才是两性交往最高目的。

在他们后来的“独处”时,“几近狂狷”的韦莲司,的确对胡适有过情不可遏,动手动脚,欲行不轨的举动。这可吓坏了胡适,连忙将他已订婚的消息告诉给韦莲司。

事后韦莲司给胡适写信时还埋怨他不够开通,不懂风情。哪里是胡适不懂风情,他是真心爱着韦莲司的,他们之所以未能如愿,其因由一是母亲的叮嘱限制了他的勇气;二是韦莲司的母亲反对异国通婚。

此后,身处异地的胡适与韦莲司,就借助于通信来互传情谊。从他们相识到1917年胡适回国前,他们通信不下百余封。

起初,胡适写给韦莲司的信,多是表达他对韦莲司的敬慕和感谢她的帮助;到1917年行将分别时,他才鼓起勇气,给韦莲司写信,述说了他曾“企盼他们能举行婚礼”的愿望和不得不遵从母命的难处。胡适结婚后,他与韦莲司有几年没有联系。

直到1923年韦莲司失恋以后,心情沮丧,才想起给她留有美好印象的异国蓝颜知己胡适,于是就给胡适写了封信,述说了他们别后的情况。

胡适当即给她写了回信,表示希望旧情复燃,有机会重温“年轻的日子”。

  异国的思念,更使他们魂绕梦牵,鱼雁的往还,更让他们衷肠不尽,心心相印。1933年胡适作为文化使者应邀访美时,这对有情人终于有机会相聚,在绮色佳共度了几天美好时光。

  1939610胡适出于对韦莲司的思念,在给她的信里,将几首诗词寄给韦莲司,告诉她,这是为她写的。其中有《临江仙》云:

  隔树溪声细碎,迎人鸟唱纷哗。共穿幽径趁溪斜。我君拾葚,君替我簪花。更向水滨同坐,骄阳有树相遮。语深浑不管昏鸦,此君与我,何处更容他?

  将一对恋人戏耍、游玩时的情景和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此后的几十年,胡适重任在身,无力分身呵护韦莲司。他们像柏拉图的精神恋爱那样,将鱼雁的往还作为延续感情联系的纽带。

1958年夏天,韦莲司为祝贺胡适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特意定做了一套银质餐具作为赠礼。在附信中深情地回忆了他们间的深厚情谊。

胡适在回信中也表示“这份友谊长久以前开始,一直维持到今天,对我们的一生有多方面的影响,这个影响是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我一向珍惜这份友谊。”

后来,他们垂垂老矣,但是每年都写信问候,相互慰藉。直到1962年胡适逝世后,韦莲司也没有嫁人,一直独守着她与胡适的那段感情。

  在韦莲司的衰暮之年,她将胡适与她数十年的通信、电报等,制成副本,寄赠给胡适###江冬秀,请她交给胡适纪念馆,也算是为她与胡适的恋情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胡适与曹诚英第一次见面是在他与江冬秀的婚礼上。曹诚英是胡适三嫂的妹妹,被请来为江冬秀做伴娘的。

曹诚英,乳名行娟,又名曹珮声,1902年生于安徽绩溪。她同父异母的姐姐是胡适异母三哥的妻子。

她父亲生前将她与邻村的富户指腹为婚,17岁时嫁给这家富户的公子胡冠英。

婚后,曹诚英考入杭州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但因曹诚英结婚后三年仍无身孕,胡冠英在母亲的安排下纳一小妾。为此,接受了五四新思潮洗礼的曹诚英愤而提出离婚。

胡适对这位比自己小11岁的伴娘很有好感,曹诚英也很景仰大名鼎鼎的年轻学者胡适。

此后,他们开始通信,曹诚英给胡适写信,请求胡适指导她写诗和修改诗作。

1921年在杭州女师读书的安徽籍学生拟编辑《安徽旅杭学会报》,曹诚英自报奋勇,请著名教授胡适为她们编辑的写发刊词。胡适很爽快地答应了她的要求。

19234月,胡适到上海参加研究新学制课程起草委员会的会议。休会期间胡适到杭州游玩,顺便看望已经离婚的小表妹曹诚英。

这次胡适在杭州玩了五天,曹诚英始终陪伴左右,使他们的感情发生了飞跃性进步。

临别时,胡适写了首《西湖》,在诗的最后一节写道:

  前天,伊却未免太绚烂了!

  我们只好在船篷阴处偷觑着,

  不敢正眼看伊了。

  这首诗明写西湖,暗喻恋人。敏感的曹诚英当然是心领神会的,这使他们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之后新学制课程起草委员会会议复会,胡适回上海出席。此间两人书信不断,胡适也缠绵于小表妹的绵绵情意之中。

于是在会议结束后,便利用北大教授五年一次的休假,再度来到杭州,在烟霞洞的和尚庙租了房住下。

当时杭州女师也放暑假,曹诚英就以陪伴胡适养病为名,到烟霞洞与胡适同居一室。

三个月后,胡适回到北平,向江冬秀提出离婚。江冬秀以杀死两个儿子相威胁,胡适便只有委曲求全,不敢再提离婚之事。

曹诚英也只好将她与胡适的爱情结晶堕胎。从此曹诚英再也没有嫁人。

曹诚英毕业后,经胡适举荐,进入东南大学(后更名为中央大学)农科就读。

193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这期间,胡适多次因公出差到南京,顺便与曹诚英相聚,还有时他们在上海亚东图书馆相聚,住上几天,但都为时不长。

1934年曹诚英的一篇学术论文发表在美国的学术期刊上,胡适很高兴,就与中央大###名推荐曹诚英到美国康奈尔大学进修。

曹诚英去美国时,胡适还特地给韦莲司写信,请她多多关照她的小表妹曹诚英。韦莲司也的确尽到了呵护、照顾的责任。

1936年胡适到绮色佳看望韦莲司时,事先写信给韦莲司,要她不必在他到来时,让曹诚英来她家住,并说他与曹诚英并不很熟悉。

不料痴心恋着胡适的曹诚英没见到胡适,竟因相思闹了场大病。

后来韦莲司发现了胡适与曹诚英的暧昧关系,并不恼怒,反而更加体贴入微地关照曹诚英。

1937年曹诚英取得硕士回国,在安徽大学任教授。而恰在此时,胡适被任命为驻美国大使。

曹诚英感到她与胡适的恋情无以为继,也就不再抱有幻想。后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位大学讲授,曹诚英还算满意。

不料江冬秀从中作梗,拆散了这桩婚姻。曹诚英因此悲观绝望,就想到四川峨眉山万年寺出家。

她的哥哥知道后劝阻了她。此后的几年间,胡适与曹诚英通过朋友中介沟通消息和传递诗歌,一直没有机会见面。

直到19492月,胡适经上海准备离开大陆时,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请胡适吃徽州饼,请来在复旦大学任教的曹诚英作陪,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当时曹诚英劝胡适留下来,胡适只是微微一笑,并没有听从她的劝告,还是追随蒋介石到了台湾。

    

风流倜傥、学识渊博的胡适是很有女人缘的。胡适在北大担任文学院院长期间,就有一个小女生,对他爱得如醉如痴。她就是江苏无锡籍姑娘徐芳。

徐芳于1912年出生在北平,1931年考入北大文学院攻读中文,与布衣学者张中行、历史学家杨向奎都是同学。

徐芳聪颖好学,成绩优秀,深得顾颉刚、傅斯年、胡适等教授的器重与赏识。

或许是出于对文学的兴趣与爱好,徐芳对胡适更是敬慕有加。她喜欢诗歌,更钟情于白话诗创作,而这正是胡适所倡导和努力实践的,因之他对这个女弟子也很欣赏。

当年,徐芳很勤奋,在北平的文学刊物和天津《大公报》副刊上,经常可以看到她的诗歌作品,一时间成为闪烁诗坛的耀眼新星。

1935年徐芳北大毕业前,她撰写的毕业论文是专门研究现代新诗的。

事先,她拿着自己的论文提纲,找到胡适征求意见。

胡适对她的选题颇为赞赏,除了提出部分修订意见之外,还主动承担了她的指导教师。

这篇长篇论文论述了从1917年胡适倡导白话诗起笔,一直写到1935年的新诗创作现状,涉及三十多位诗人的作品评价,特别是对胡适的评价更为客观和中肯。

她指出:胡适的白话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的妇人”,“未能尽脱文言窠臼”,不过,“头一个放脚人的功劳,对于后来是深而且大的”。

这种评价客观而公允,准确地把握了新诗发展的脉络。胡适对这种评价也很满意。

1935年夏天徐芳毕业后,留在文学院研究所做助理。

为了让徐芳学习诗歌创作,胡适让她主编北大文学院歌谣研究会的诗歌刊物《歌谣周刊》。

胡适的关爱,兴趣的相投,难免为这个小女子擦出爱的火花。

1936年初开始,徐芳就与胡适开始书信往来。

在信中,徐芳称胡适为“美先生”,这个称呼的缘由不得而知,如果杜撰一下,恐怕是对胡适的尊称。在她心目中,胡适是长得美,文笔美,是她心目中的美男子。

她写给胡适的信,热情而真挚,坦率而大胆,很直露地表白了她对胡适的恋情。

信中称胡适是她“最爱的人”,称自己是“你的孩子”。19368月,徐芳寄给胡适一张自己的小照,在照片背面写道:“你看,她很远很远地跑来陪你,你喜欢她吗?”

热情似火的语言,活画出一个小女子对胡适大胆的爱慕感情。

最为热烈的,是在胡适19378月赴任驻美大使后,她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

“你这人待我是太冷淡,冷得我不能忍受。我有时恨你、怨你;但末了还是爱你。反正还是那句话,我要永远爱你,我永远忘不了你。你在那边的生活如何?大约是很快乐吧?说不定又有了新的朋友。不然,怎么会不理我?我最美的先生,你要再跟别人好,我可饶不了你。等你回来了,咱们再算账!你也许不爱听这些话。可是我就这样儿,你不爱听也得听。你的芳就是这脾气。”

胡适离开北大后,徐芳经孔祥熙举荐,到中国农业银行工作。

19414月,徐芳又给在美国的胡适写信,要求胡适帮助她到美国深造。当时胡适虽然不讨厌这个比自己小21岁的学生,或许是因为徐芳表现太热烈了吧,他考虑到自己的地位和社会影响,不敢再触动这根神经,便毅然决然地断绝了与徐芳的联系,也没有帮助她到美国留学。

陷于绝望的徐芳,遂于19439月,与当时在陆军大学任职,兼任陆军参谋学校校长的徐培根(左联五烈士殷夫的哥哥)结婚。

1949年徐芳随同夫婿移居台湾生活至今。

    

正当小女生徐芳如醉如痴地恋着胡适的时候,胡适却奉命于抗战爆发后出任驻美大使。

由此胡适摆脱了徐芳的纠缠,不料在美国又结交了一位新的女友。

这位女友叫萝德芘·洛维茨(Robby Lowitz),犹太人。

在大学读书时就很崇拜著名学者杜威,与杜威有着书信的往还。

1936年她定居美国,被杜威聘为秘书,负责处理杜威的日常事务。

胡适1937106到达纽约,稍事休整后,他就去看望恩师。

这是他与洛维茨的第一次见面。他们一见面,彼此都有亲切感,谈话投机,互相赏识,特别是洛维茨对这位杜威的得意门生,更是尊敬和爱慕,几个月后就成了互相约会的好朋友。常常一起吃茶、吃饭、看戏、聊天。

本来胡适出任驻美大使的任务,是利用他在美的关系和影响,宣传抗日,筹集抗日款项,可是从胡适的日记来看,公务之外的时间,几乎都交给了洛维茨。

1938年的712,胡适要到苏黎世出席世界史大会,临行前他与洛维茨一起吃了晚饭后,驾车游览了赫贞江。

途中,胡适联想起与韦莲司一起游览赫贞江,与曹诚英一起西湖赏月的往事,不胜感慨。之后因为事务繁忙,也就没有多少闲暇时间与洛维茨联系了。

1938125,胡适因心脏病住院。

在他住院七十七天中,洛维茨经常来看望胡适,就连胡适病房的护士小姐都与洛维茨混得很熟了。

这段时间,他们难得有机会到外边去,洛维茨开始给胡适写信。

在洛维茨给胡适的信中,关切地提醒他注意身体健康,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可以让她去办。

她还在一封信中说:

“对你(指胡适——引者注)来说,以有一个真正的管家为好。如果是我的话,我希望在我回家时,有孩子们在。……我知道,这必得结婚,必须对这个家付出我的一切。我曾答应我的在非洲的朋友,在今年底以前给他答复。但下这决心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还写道:“要作的决定使我很伤脑筋,有许多事情我喜欢和你说说,并征求你的意见,……给我写封长信吧,现在就写!”

显然,这是在试探胡适的想法,可惜并未得到胡适的回应,她就于19399月,与那位非洲男友Roy Grant结婚了。

不料,这位Grant先生命运乖蹇,结婚后仅仅一年就撒手人寰。

洛维茨重新陷于孤寂之中,但她与杜威相处十年,也有些日久生情,终于在19461242岁时,与87岁的杜威结了婚,成为杜威的第二夫人。

此后胡适与她虽有通信联系,但昔日密友,现在已经是学生与师母的关系了。

以上几位只是胡适一生中被纪录在案的少数几个女人。至于那些个一夜情的露夫人,读者可以展开想像的翅膀自己去寻找答案。

胡适风流倜傥的一生,正好印证了他自己所说的:

“少谈些主义,多谈些恋爱。”

那句名言。

 

如果生活在五四前后的中国,只要向任何一个知识青年提问:

“你喜欢读什么杂志?”

他会毫不迟疑地告诉你:

“《新青年》杂志。”

如果再问他:

“你最敬佩的人物是谁?”

他同样会毫不迟疑地回答说:

“是胡适和陈独秀。”

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毛泽东就曾这样回答过提问。

凡读过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的读者,势必会记得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访问时说过的这么一段话:

“《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敬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胡适只比毛泽东大两岁(胡适生于1891年,毛泽东生于1893年)。

还在毛泽东读中等师范学校时,胡适早已因鼓吹和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和文学改良而声誉鹊起,成为当时以至后世最有影响的著名学者。

当毛泽东来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谋到了一个月薪八元的图书管理员的职位时,胡适那时是北大最年轻的新派教授。毛泽东曾不失时机抽空去旁听过胡适的课。

这也是毛泽东一度称自己也是胡适学生的由来。

后来,毛泽东同萧三等人经杨怀中先生介绍专程去拜访过胡适,同胡适讨论新思潮的各种问题,并以新民学会在京会友的名义,请胡适作过报告,解答问题。

从这,我们不难看出青年毛泽东对胡适的尊重和仰慕。

1918414,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人在长沙创立了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

新民学会成立不久,会员中一些有抱负的青年怀着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愿望,响应蔡元培、吴玉章在北京发出的号召,积极组织到法国勤工俭学。

为此,毛泽东曾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七、八个月来,他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留法勤工俭学的宣传、组织和准备的工作上。”

可到了临行前,毛泽东却决定不去法国了。

当时,许多新民学会会员很不理解。

对此,毛泽东作了解释:

“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

一年多后,也就是在1920314,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又说到这件事:

“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一些人只是一种‘谜’。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明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和黎邵西(即黎锦熙)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

由此可见,毛泽东之所以最后决定不去法国勤工俭学,主要原因是在于他要了解中国的国情,研究国内的问题。

他认为这样对国家、对民族是更为有利的。

后来的历史证明,毛泽东的确是中国共产党内最了解国情、最了解农民的领袖。

中国革命道路的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理论的形成,不能说与此没有渊源关系。  

毛泽东不去法国的第二个原因呢?

则是与胡适的态度有关。毛泽东为是否出国一事,“专门问过”胡适,胡适赞成、支持他留在国内研究问题。

因为胡适是赞成“多研究些问题”的。毛泽东在信中提到胡适的《非留学篇》一文,说明毛泽东读过这篇文章,受到这篇文章影响。  

毛泽东不去法国留学的第三个原因,还与那一时期刚好发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有关。

1919611,陈独秀因散发反北洋军阀政府的《北京市民宣言》被捕。胡适在危难中接办了以谈政治为主的《每周评论》,胡适不想谈政治,但这时已无法全然回避政治,于是他“就决定谈点基本的问题”——不要空谈主义,而要研究问题。  

当时在报刊杂志上见到的“主义”,在文人学者嘴里的“主义”是琳琅满目:无政府主义、过激主义、民生主义、社会主义等等;而社会主义也是五花八门:基尔特的社会主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王揖唐的社会主义、皇室中心的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等等。

建国后把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解释成单纯反对马克思主义,不免有为了证明自己正确而不惜曲解他人之意贬低他人之嫌。

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是针对一切“主义”的,而非专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胡适对“主义”的抨击,其矛头针对的是当时普遍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种思想方法。

在胡适看来,那种高谈“主义”而不研究具体问题是思想上“懒”的表现,因为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这是一;

其二,胡适认为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应该研究,但强调抽象的“主义”要少谈,因为每一种“主义”都蕴含着救时的具体主张,如若我们不去实地研究这个社会的需要,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曲,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怎么能有用处呢?

其三,胡适认为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其四,胡适认为“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到了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不负责任、自欺欺人的梦话。胡适反对把“主义”当作绝对真理和终极教条,反对把“主义”当作金科玉律的宗教教义顶礼膜拜,看出了盲目崇拜“主义”的危害。

胡适简直是在为以后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们画像。

但是,胡适也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他说: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使人“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恨心,不但使劳动者认定资本家为不能并立的仇敌,并且使许多资本家也觉劳动者真是一种敌人。

这种仇视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惨剧。”  

胡适的这些观点遭到了反驳。

陈独秀因为被北洋军阀政府关在监狱里而没有参加“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对当年发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实际上是投身民众运动抑或继续坚持思想启蒙之争”。也就是说谈不上是什么反对马克思主义。

还要说明的是,这场“问题与主义”之争虽然首先并主要发生在胡适与李大钊之间,但直至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李大钊始终都认为自己与胡适之间的友谊超过自己与陈独秀之间的友谊。  

毛泽东在这场争论中是什么态度呢?

就目前见到的史料,笔者认为毛泽东是赞成“多研究些问题”的,因在这场争论中,毛泽东在湖南长沙组织了一个“问题研究会”,并亲自为这个研究会拟定了章程和首批亟待研究的“问题”,如“孔子问题”、“东西文明会合问题”、“经济自由问题”、“国际联盟问题”等等,共计七十一大类,其中的教育、女子、劳动、华工、实业、交通、财政、经济八大类又分列出八十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如“杜威教育说如何实施问题”、“中等教育问题”、“女子交际问题”、“贞操问题”、“国语问题”、“司法独立问题”、“联邦制应否施行问题”,合计一百四十四个要研究的“问题”。

既然要研究中国的问题,当然不可能跑到国外去研究。所以,毛泽东也就不去法国了。  

而五四运动的发生更坚定了毛泽东留在国内参加火热斗争的决心。  

之后,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一手创办了“文化书社”。书社里重点销售的图书也有胡适的一些著作,如《尝试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白话书信》、《短篇小说集》,或是登载胡适文章较多的刊物《新生活》,还有就是胡适的老师美国杜威教授的书,如《杜威五在讲演》、《实验主义》、《现代教育的趋势》、《美国政治的发展》等。

从文化书社销售的这些书刊,也折射出青年毛泽东对胡适的态度与立场。

毛泽东在青年时期不仅受到胡适的影响,而且在从事革命活动时也得到过胡适的支持。  

《西行漫记》记载说,1919年,毛泽东在回湖南的前夕,曾专程前去拜访胡适,目的是“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胡适欣然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要求,表示尽力给予支持,以后他也是这样做了。说明胡适不是口是心非。  

是年714,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

当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时,胡适看过之后立即在824的《每周评论》第36号《新书评介》一栏中,对毛泽东的文章和《湘江评论》作了热情洋溢的肯定。

胡适撰文说:

“现在新出版的周报和小日报,数目很不少了。北自北京,南至广州,东从上海苏州,西至四川,几乎没有一个城市没有这样新派的报纸……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

接着他又专门对《湘江评论》和毛泽东的文章作了高度评价。

胡适写道:

“《湘江评论》的长处似乎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实是现今一篇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的乐观。武人统治天下,能产生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此时的胡适已经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可却对

充满反叛精神的《湘江评论》与毛泽东的这篇《民众大联合》的文章给予这样高度的评价,也反映了当年风云际会、名满天下的新派教授胡适对青年毛泽东的器重。

胡适确实很有眼光。

可惜的是,《湘江评论》只办了五期,就被湖南督军张敬尧下令给查封了。  

胡适的这段评介、赞扬,无疑是对毛泽东领导的湖南革命运动与《湘江评论》的极大支持与鼓舞。

以胡适当年的身份、地位与社会影响,他的这篇文章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远非一般人所能及。

即使如后来名声响彻云霄的李大钊、鲁迅也是不能及的。

正是由于胡适对《民众大联合》一文的褒扬,使得该文迅速为《新青年》、《星期日》、《晨报》、《新潮》、《时事新报》、《星期评论》等报刊所推荐与转载。

1949年后为了迎合需要,大陆在五十年代狠批胡适时,不惜移花接木,把胡适主持《每周评论》时撰写的这篇文章算到了李大钊头上,公开否认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对青年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的支持。

此举正应了胡适说过的一句话:历史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如此任意对历史事件进行剪裁,正是后来及 “文革” 把朱德与毛泽东的井冈山会师篡改成林彪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等各类篡改历史的滥觞。  

根据现存已查阅到史料,我们得知胡适当年还曾支持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  

1920115,毛泽东又拜访了胡适。

胡适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毛泽东来谈湖南事。”

谈什么呢?

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信中说到了这次拜访胡适所谈的内容。

当时毛泽东正在北京酝酿筹备湖南“工读互助团”,为了争取支持,毛泽东去拜访了胡适,把办学的目的与初步计划向胡适求教。

“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办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毛泽东在此还特别说明,自修大学的名字是胡适先生给起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

胡适后来在日记中追忆了这件事:

“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去了”  

19591226,这天是毛泽东生日,中午,胡适在台北家中留秘书胡颂平吃饭,谈起了毛泽东的老丈人杨昌济。

胡颂平由此便问:

“毛泽东进北大图书馆工作,是他老丈人带进去的吗?”

胡适告诉说:

“不是。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生怕生事,把它烧了。——当时北京有个工读辅助会,他先在辅助会工读,很苦。”

那天,胡颂平还特地把心中一个疑问提了出来,他问胡适,“是否先生介绍他进图书馆?”

胡适告诉说:

“不,当时章行严(章士钊)当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当主任。章行严是湖南人,大概是章和李大钊两人把他介绍进去的。”

不过毛泽东说自己进北大图书馆是杨昌济先生介绍的。  

毛泽东从胡适处取回请胡适修改的“湖南自修大学”章程后,就正式拟定了“湖南自修大学章程”,并采纳了胡适的一些具体意见和办法。

说明毛泽东很重视胡适提出的建议和意见,也反映了青年毛泽东在从事革命活动时是得到了胡适的支持的。

正因为这样,胡适才赢得了毛泽东对他的尊重。19204月,当毛泽东领导的“驱张”(湖南督军张敬尧)运动胜利后,就回到了湖南。

毛泽东一回到湖南便给胡适写信报告湖南“驱张”后的形势。信中写道:“适之先生: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

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如果胡适对青年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没有给予支持的话,毛泽东是决不会写信向他报告湖南“驱张”后的新形势的。  

不过,胡适与毛泽东的这段交往,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而“道不同,不相为谋”了,最终走向了势不两立。

胡适终其一生,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不赞成暴力。他说生物进化,无论是自然的演变,或是人为的选择,都是由一点一滴的变异,

绝没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可以一步跳到,更不会有一步跳到之后可以一成不变。

胡适还进一步说,以为可以用阶级斗争的方法一蹴即到,既到之后又可以用一阶级专政方法把持不变,这完全是达尔文以前的武断思想。

胡适认为这是顽固不化的表现。

他几十年来孜孜不倦致力于鼓吹自由主义与民主政治,讲宽容,讲人权。

说民主是人类在政治上最进步的方式;自由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原动力。这两样东西,如果了解得适当,运用得适当,都能够增进人类的幸福。

1935年胡适在《东方杂志》发表《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强调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他说:

“(我)反对中国采用种种专制或独裁的政制,”

“我至今还相信这种民主政治的方式是国家统一的最有效的方法”。

而毛泽东恰恰是一生服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认为阶级斗争可以解决世界上的任何难题,不仅是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要靠阶级斗争,甚至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可以解决经济建设、经济发展问题,从而不惜登峰造极,剑走偏锋。  

1927年以后,国民党成为执政党。

国共两党的内战,没有见到胡适对共产党暴动的批评,但可以肯定,胡适是不会赞成中共的武装斗争的。

不过,在三十年代中期,胡适在一些文章里对苏俄还不时的给予赞美,直到1945年美苏勾结的雅尔达秘密协定的内容暴露于世后,胡适才彻底改变了对苏联的看法。

有趣的倒是他对国民党的不间断的批评,直至发起人权运动,抨击国民党的一党专制。

从主观上说,胡适很想把国民政府引上美国式的民主政治的道路,在中国实现“民治”。当然,这只能是胡适的一厢情愿。  

进入三十年代以后,尤其是西安事变的发生,胡适终于倒向了国民党蒋介石。

但这并非意味着胡适放弃了自由主义立场,与国民党同流合污。

他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却又不满蒋的独裁专制。作为胡适来说,也许是两相权衡,取其一吧。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人心,大打统战牌。像胡适这样的名人自然是中国共产党努力争取的“统战对象”。

最突出的有两件事。一件事是1945年。那年327日,国民党行政院发表胡适为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大会代表团代表。

425,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中的中共代表董必武按毛泽东指示与胡适长谈,希望胡适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谈话中,胡适搬出《淮南子》的无为主义,规劝中国共产党从事单纯的政党活动,作为国内的第二大党参加选举。  

第二件事还是发生在那一年。这年的71,国民参政会的民主党派人士傅斯年、黄炎培、章伯钧、褚辅成、冷、左舜生六人访问延安。

其中的傅斯年既是胡适的学生,又是胡适的挚友。

毛泽东当然不会放过这一统战机会,在见面之后,毛泽东便以学生的身份请傅斯年代他向远在美国的老师胡适问好。

有趣的是傅斯年对延安的感受与黄炎培对延安的感受是截然相反。

从延安回到雾都重庆,黄炎培出版了《延安归来》,对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大加赞赏,说延安“一片光明,温暖而自由。”

可傅斯年却说毛泽东的气度“咄咄逼人”,政治作风似乎并不民主。

在重庆的报纸上,傅斯年通过文章向自己的老师兼朋友胡适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也谈了对毛泽东的上述印象。  

胡适见到傅斯年的文章后,并没有改变自己对共产党的看法。

是年的824,胡适在纽约发了一封著名的电报给毛泽东:

“润之先生:顷见报载傅孟真兄转达吾兄问候胡适之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前夜与董必武兄深谈,弟恳切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廿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试看美国开国之初,节福生(现译杰弗逊)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手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选举取得政权。又看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力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  

此时正值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是。

而斯大林于胡适电报之前两天,也催迫毛泽东去重庆与蒋介石会谈,电报说:

“坦率告诉(中共),我们认为暴动的发展已无前途,中国同志应寻求与蒋介石妥协,应加入蒋介石政府,并解散其部队。”

对斯大林的这封电报,我们现在知道,毛泽东非常不满,窝了一肚子火,1949年底,毛泽东去莫斯科,终于将憋在心中的这股气发了出来。  

不论是胡适的“规劝”,还是斯大林的高压,毛泽东是不会听的。

胡适的这种态度决定了毛泽东不再对胡适存有幻想了。

但毛泽东还是做了最后一次的努力,他放出话来说:

“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

胡适听了后笑了:

“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

这样一来,胡适终于从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名单中被剔除了。

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胜利取得全国政权的前夜,1949126,新华社在广播中将一生反对暴力的胡适列为战犯。

这以此后,胡适又多了一个头衔——重要的战争鼓动者——战犯。

 时间进入五十年代后,中国共产党经过镇压反革命、土改和抗美援朝后,政权已经完全得到了巩固。

1954年,毛泽东发动了“胡适思想批判”运动。

而在这之前,在中国共产党建国之初的“三大运动”的同时,大陆就开始了批判胡适,只不过当时仅限于知识界的小规模会议。

1951年秋天,先是由北京大学举办讨论“胡适思想问题”的学术会议,接着在上海召开“胡适思想批判座谈会”。

在美国的胡适知道后说道:

“我一向是乐观的人,总觉得这种局面不会长久。他们清算北大,我觉得越清算,越提醒人家对某种思想的回忆。想想那时学术平等,思想自由空气,大家会更加深刻了解。他们清算‘胡适思想’,等于温习胡适的书。”

胡适估计“这种局面不会长久”,是错估了形势。

1954年,大陆思想文化界终于掀起了一场全面大规模地批判胡适思想的政治运动。  

这年的1016,毛泽东就《红楼梦》研究致函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及有关人员,号召开展“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

一时之间,批判会不计其数,批判文章如雪片飞舞,大家口诛笔伐,当时确实使胡适在大陆的威信扫地。

一大批专家学者如俞平伯等人受到批判。

1951年算起,这场运动前后断断续续进行了七年,直到1957年反右时才告结束。

那时大陆还派人向旅居美国的胡适说:

“我们尊重先生的人格,我们反对的不过是胡适的思想。”

胡适笑了起来:

“没有胡适的思想就没有胡适!”  

胡适的次子胡思杜没有随胡适到美国而留在大陆。

北平和平解放后,他进华北人民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学习结束分到唐山铁道学院任教。

在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中,他也不得不写了批判文章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

香港《大公报》、台湾的《中央日报》、美国的《纽约时报》等都转载了他的文章:

《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

在文章中他说:

“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什么进步性的”,指责胡适“出卖人民利益,助肥四大家族”、“始终在蒙蔽人民”、“某心为美国服务”。

又说:

“(他的)一系列的反人民的罪状和他的有限的反封建的进步作用相比,后者是太卑微不足道的。”

还说:

“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在决心背叛自己阶级的今日,我感到了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

胡思杜并没有因为批判了父亲,和父亲划清阶级界限而免遭厄运,1957年他也成为数十万右派分子中的一员,结果在绝望中自杀。  

胡适回台湾时,蒋介石为了笼络胡适,专门约见了胡适,出示一份香港的《大公报》,上面有胡思杜批胡适的文章。

蒋介石询问了胡思杜的近况,对此事表示“关怀”。

孰料胡适却不领情,反认为这是蒋介石借此事嘲弄自己儿子不肖不孝,便反唇相讥,巧妙地兜出蒋经国的老底:

“我的小儿子天性愚钝,实不成器,不如总统令郎迷途知返!”

胡适这是暗指1927年蒋经国在莫斯科写文章大骂其父蒋介石是“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是我的敌人”,这不是同胡思杜如出一辙吗?

蒋介石一下子愣住了,没有料到胡适入室操戈,只好报以苦笑,不欢而散。  

胡适对小儿子胡思杜的文章没有作过任何回应,只是把这份《大公报》的剪报粘贴在自己的日记里。

但他对大陆批判自己的思想而累及了一大批留在大陆的学者(这些学者几乎不是胡适学生,就是胡适的朋友),又非常不安。他给沈怡写信说:

“此事(指大陆批胡适的运动)确使我为许多朋友、学生担忧。因为‘胡适的幽灵’确不止附在俞平伯一个人身上,也不单留在《红楼梦》研究或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里。这‘幽灵’是扫不清、除不尽的。所苦的是一些活着的人们因我受罪苦!除夕无事,又翻看你寄来两批资料(指大陆批胡适的剪报),不禁想念许多朋友,终夜不能安睡。”  

就在大陆批判和清算胡适思想的时候,台湾“国防部总政治部”在“特字99号《特种批示》中称胡适“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

胡适以毕生精力致力于思想自由、言论独立、不肯盲从、追求真理,鼓吹民主政治,实现个人价值,是否超越了时代,而不为时代所容?

否则,鲁迅为何要说胡适是一位“荷戟独彷徨”的历史斗士?

看来,胡适是一个永远也说不完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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