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历史传奇
戏剧革命 14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8-24 点击数:164次 字数:

14

 

文革前,一些公私合营商铺被允许在经济中存在,因此一些上层建筑,包括私人拥有和管理的公司被保留了下来。

1955年底,陈云向全国宣布,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将于1957年底完成,这比毛泽东两个月前说的“准备几年”,已经大大加快了步伐。

而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向人们提出一个更短的时间,要在1956年完成改造工作。

这是快马加鞭。

一个期限提出来了,马上会被另一个更快的日期取代,而且愈来愈快,时间愈缩愈短。

“三大改造”——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变成了一场短跑竞赛。

19561月上旬,当《人民日报》还在告诫人们,不要为了加速改造而盲目合并企业时,北京却以电火行空的速度,在几天之内,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

紧接着,手工业也奇迹般地在11112日完成了合作化。

人们开始兴高采烈地谈论“跑步进入社会主义”了。

115,北京各界群众2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庆祝改造胜利大会。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出席了大会。

上海、武汉不甘后人,急起直追,也宣布将在几天内完成改造。

这场“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运动也采取了以往“运动”的常见方式,先是政治动员,部署。

然后是召开大会,积极分子们纷纷上台表态,最后批评落后,大会在口号声中落幕。

然后是敲锣打鼓,庆祝全行业公私合营顺利完成。

当时的工商业者,广州市民主建国会的郭宏威回忆说:

“为了表达自己的决心,在全体会员大会上,同志们纷纷上台表示:除自己企业无条件与行家一起参加全行业公私合营外,还以增资的形式表达自己的实际行动。据不完全统计:用房地产增资的共有111间,其中较多的有周宝芬同志61间;吴荣贵同志21间。用现金、公债、实物等增资的有黄长水、陈祖沛、周康年等 40位同志,增资金额达到1700多万元。较为突出的有陈祖沛同志将香港大成行资金港币10万元,机械设备折价港币23万元,并推动南星行资方现金港币 80万元;推动他岳父的投资款6.5万元,全部投入公私合营;周康年同志推动资方将广州和天津两企业的历年红利、股息、公债和现金26万元投入合营。”

与现在的国营企业,或者国有股份制企业不同,1956年的“全行业公私合营”运动,目标针对的实际是城市中小工商业。

一方面,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并没有发展出成规模的大型工业企业,另一方面,如前所述,新中国的工业基础,完全依赖国家投资,早就已经是国营企业。

但其实像瑞蚨祥布店,东来顺涮羊肉等等企业,建国60的历史证明,国营的方式,经营效率并不高。

陈云对此也有所警惕,他在北京市宣告全行业公私合营完成之后的一次国务会议上说:

“北京有个‘东来顺‘,涮羊肉很有名,现在不好吃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轻易地改变了它的规矩。它原先只用三十五斤到四十二斤的小尾巴羊,这种羊肉相当嫩。我们现在山羊也给它,老绵羊也给它,冻羊肉也给它,涮羊肉怎么能好吃?羊肉价钱原来一斤是一块二角八,合营以后要它和一般铺子一样,统统减到一块零八,说是为人民服务,为消费者服务。这样它就把那些本来不该拿来做涮羊肉的也拿来用了,于是羊肉就老了。本来一个人一天切三十斤羊肉,切得很薄,合营后要求提高劳动效率,规定每天切五十斤,结果只好切得厚一些。羊肉老了厚了,当然就不如原来的好吃了。又如北京"全聚德"用的鸭子,原来从小喂起, 大概要喂一百天左右,饲料主要是绿豆和小米,粮食统购统销以后,给它劳改农场养的老鸭子,烤的鸭子就不好吃了。”

1956年,仅用了最开始的一个月时间,全国几乎所有城市都完成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实际上,这场改造早已经进行多年,这一个月,是用敲锣打鼓和燃放鞭炮,为最后的资本主义送别。

当年23日,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在资改工作座谈会上说:

“从积极的方面说呢,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资本家的全部财产拿过来,约计全省私营工商业的资金有一亿九千多万,现在被我们拿过来了,国家发了一笔洋财。一亿九千多万元相当于19多亿斤大米。广东年产大米是18亿斤,即几天时间被我们共了一大笔财产。这笔钱如不好好利用,就很可惜。开了这样的会,毛主席也讲了话,假如不利用这笔财产来好好经营,那就多此一举,没有意思。把财产‘共’过来,是要更好为国家服务,发展生产增加财富。广东地方工业少,广州是商业城市,共产过来,就要发展生产,逐步建设成为工业城市。”

事实上,从1953年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城市工商业阶级的命运就已经被决定了。

对城市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1956年发动的轰轰烈烈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实在是建国以后一系列措施的必然结果。

国家既然全面介入经济生活,就要反对工商业资产阶级在与国家做生意的过程中“占国家便宜”,更何况,资产阶级的剥削和超额利润,本就是社会主义所不能接受的。

公私合营,再加上利用粮食统购统销等政策对国营工业企业建设的强力支持, 到1955年,在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工业所占的比重由1954年的59%上升到63%,合作社工业所占的比重由1954年的4%上升到5%,公私合营工业所占的比重由1954年的12%上升到 16%;私营工业所占的比重则由1954年的25%下降为16%。

全国私营工业有3000余户转为公私合营。

在商业方面,全国共有18万户私营商店转为公私合营商店和合作商店。

在纯商业机构的商品零售总额中,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公私合营商业所占的比重由1954年的74%上升到82%。

同时,农村的公私合营也已经展开。

1955年,以批判"小脚女人走路""右倾保守思想"为先导,农村掀起了农业合作化高潮。

1955年底,已有不少省、市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占全国总农户的 64.9%的农户加入了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这个高潮的到来,意味着有五亿人口的农村最终抛弃了资本主义道路,进一步割断了资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系,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内的阶级力量的对比;这就使资本主义失去了发生和发展的基础,使资产阶级更感到处境孤立,除去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以外,再没有其它的出路。

195510月,毛泽东会见工商界代表时表示,“只需要1956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

再有34年,即到1959年,或者1960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

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从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到现在,被定义为“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的“过渡时期”,终于有了相对明确的定义。

当然,把剧院收归国有的工作已经开始。

19506月,周扬召集了40多位顶尖的戏曲表演家参加戏剧改革的第一次会议。

文化部召开的研究戏曲改革工作的会议。

195011271210在北京举行。

出席会议的代表有中央及各大行政区、各军区、各省、市、自治区的戏曲改革工作干部和戏曲音乐工作者、各戏曲剧种主要演员、曲艺演员共 219人。

会上选出主席团成员38人,会议主席沈雁冰,副主席周扬、田汉、梅兰芳。

大会听取了各地代表对戏改工作情况的汇报。

戏剧改进局局长田汉在会上作了题为《为爱国主义的人民新戏曲而奋斗》的报告,副局长马彦祥、杨绍萱分别作了有关艺人团结学习问题和剧本创作问题的报告。

文化部副部长周扬作了总结报告。

与会代表热烈讨论了戏改工作的方针政策,并就戏曲剧本的创作、修改、审查、交流问题,以及对旧的戏曲班社、行会、师徒、养女等制度进行改革和加强戏曲艺人的团结教育等项工作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交流情况,总结经验,统一认识,为促进戏曲改革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全国展开,作出了贡献。

会议根据代表们的讨论意见,提出了《关于戏曲改进工作向中央文化部的建议》,由文化部向中央报告,以此为基础,195155,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

此后的戏曲改革工作,一直在这一指示的精神指引下进行,取得了很大成绩。

文化部下面很快就成立戏曲研究所,由张庚领导。

的是促进新部长与各个戏剧演员、歌唱家、杂技演员、音乐家团体的合作。

这些地方戏剧的表演者对政府管理一无所知。

戏曲研究所原为195143成立的中国戏曲研究院,梅兰芳任院长,程砚秋、罗合如、马少波、张庚、周信芳、晏甬、任桂林先后任副院长。建院时毛泽东主席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并题写了院名。

1959年成立中国戏曲学院,张庚为院长,晏甬为副院长,1961年中国戏曲研究院归属中国戏曲学院,成为戏曲研究所,郭汉城任所长。

1964年恢复中国戏曲研究院建制。

1976年文化部筹建文学艺术研究所,调集原中国戏曲研究院部分人员组成戏曲研究室。

1979年组建为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1980年改称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

首任所长郭汉城,副所长马远、俞琳;二任所长苏国荣,副所长余从、陈义敏、廖奔;三任所长余从,副所长王安魁、刘沪生、黄在敏;四任所长王安魁,副所长黄在敏、刘彦君、刘祯;现任所长刘祯,副所长刘文峰、贾志刚。

戏曲研究所是国务院批准的我国首批博士学位授予点,建所以来,集中了一大批国内外知名的戏曲研究专家,如张庚、郭汉城、傅惜华、黄芝岗、戴不凡、何为、余从、刘念兹、龚和德、傅晓航、颜长珂、黄克保、萧晴、傅雪漪、苏国荣、吴乾浩、涂沛、薛若琳、王安魁、周育德、刘荫柏、孙崇涛、吴毓华、黄在敏、谭志湘、栾冠桦、张树英、张民、徐城北、廖奔等。

该所组织和承担了多项国家艺术学科重点科研项目,编撰出版了《中国戏曲志》、《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通论》、《戏曲史论丛书》等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戏曲专著。

出版的个人学术著作达100多种,包括《戏曲时空论》、《戏曲人类学论稿》、《元杂剧中佛教戏研究》、《中国民间目连文化》等,其中不少获得国家、部级和院级奖励。

20015月,由该所具体负责制作文本的昆曲艺术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为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该所正在进行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有《昆曲艺术大典》、《京剧艺术大典》、《中国近现代戏曲史》、《全国戏曲剧种剧团现状调查》等。

目前,戏曲研究所下设戏曲史、戏曲文学、舞台艺术、少数民族戏曲、中国京剧研究中心5个研究室和《戏曲研究》编辑部、办公室。

在职人员29人,有高级职称者10人,其中博士生导师4人。

张庚原名姚禹玄,生于1911122,湖南长沙人。

中国戏剧理论家、教育家、戏曲史家。1934年参加左翼剧联,开始从事戏剧活动。

在将近半个世纪的编辑、教学、研究和领导戏剧运动的实践中,撰写了大量有关戏剧艺术和戏剧运动的评论、讲稿、报告、论文和专著。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全力投身于戏曲革新工作,认真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对编演现代戏、新编历史剧和整理改编传统剧目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和有益的实践。

他对表演、导演、音乐都有较深的修养。论著有《中国戏曲通史》、《戏曲艺术论》等。

1932年,张庚在武汉参加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武汉分盟工作,1934年在上海任剧联常委,抗日战争爆发后,组织蚁社流动演剧队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1938年到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主任。

1939年发表的论文《话剧的民族化与旧剧的现代化》,由于较早接触话剧向戏曲学习和戏曲改革的问题,引起戏剧界的注意。

解放战争期间,任东北鲁迅文艺学院副院长兼文工团四团团长。

1950年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

1952年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后又兼任中国戏曲学院院长。

1953年调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以后,便全力投入戏曲革新工作。

他的论著,有的放矢,切中时弊,都是针对各个时期戏曲创作和戏曲改革运动的实际有感而发的。

他注意深入基层,同剧作者、演员和剧团保持经常的密切的接触,有较丰富的舞台实践经验,对表演、导演、音乐和舞台美术等都有较精深的修养。

曾先后到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印度和罗马尼亚等国考察,通过中外各种不同艺术的比较,科学地把握和总结戏曲艺术规律。

他重视戏曲发展历史的研究,主张研究戏曲理论必须先研究戏曲史。

他与郭汉城共同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1981年),通过古代戏曲与各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探索戏曲发展规律,并以戏曲史上的经验教训作为今天戏曲工作的借鉴。

这部著作,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出了新的探索和突破。特别是把戏曲作为综合艺术的整体,追本溯源,探流述变,在戏曲史研究专著中,独具功力。

在他的戏曲理论专著《戏曲艺术论》(1980年)中,从戏曲史的角度考察了戏曲文学、表演、导演、音乐和舞台美术的形成、发展,从美学上总结了中国戏剧文化的特殊规律,并结合北杂剧和昆曲兴衰的历史经验,明确提出了戏曲艺术必须顺应时代不断革新的要求。

他的主要著作还有《戏剧艺术引论》(1942年)、《论新歌剧》(1958年)、《论戏曲表现现代生活》(1958年)、《张庚戏剧论文集》(1981年)等。

他通过戏曲教育和戏曲革新实践,培养了一批戏曲研究工作者和戏曲创作人员,为繁荣社会主义戏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历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主任,东北鲁迅文艺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戏曲学院院长,《戏剧报》主编、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1911122生于湖南长沙。

1927年毕业于楚怡学校,后进入武汉黄埔七分校。由于大革命失败,当年秋考入上海劳动大学读书。

1931年在武汉参加左翼剧联武汉分盟的活动。并创办《煤坑》杂志。

1932年在上海参加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工作。

1933年到上海任左翼剧联总盟常委,主管宣传工作,并创办《生活知识》、《新知识》、《新学识》等刊物。

193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左翼剧联常委。在此期间,编辑《生活知识》等刊物,撰写戏剧理论文章,并根据梅里美小说改编了话剧《秋阳》。

1936年他出版了第一本戏剧理论著作《戏剧概论》,初步建构了自己的戏剧理论框架。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庚率蚁社流动演出队沿长江西上到江苏、湖北等地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1938年到达延安,担任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主任,鲁艺工作团团长等职务,并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戏剧组织中担任负责工作。

1942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张庚率队到农村开展秧歌运动,并参与组织了《白毛女》等新歌剧的创作。

1946年赴东北解放区任东北鲁艺副院长兼鲁艺文工四团团长,编辑《人民戏剧》月刊。

1949年到北京参加第一次文代会,被选为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1991年开始享受政府特别津贴。

2003923病逝,享年93岁。[1] 

张庚早年曾翻译过德国唯物主义艺术史家格罗塞的《艺术的起源》中部分章节,并从事戏剧创作和导演的艺术实践。

他参加过《保卫芦沟桥》等剧本的集体创作,改编、创作过话剧《秋阳》、歌剧《异国之秋》、《永安屯翻身》等,还导演过多部话剧、歌剧,写过不少有关戏剧的文章,及时总结了戏剧运动的经验,推动了戏剧运动的发展。

张庚强调,创作、评论都要为读者和观众着想,他在30年代的一篇评论中指出:

真正的批评应当是为读者——观众来解释着作品的内容,它成功的原因,或者它之所以不能达到最崇高的境界的原因等等。

针对当时剧运内部和群众理论水平不高的情况,他致力于戏剧基本理论的研究和普及,并综合艺术的特点阐述了剧本、演员、导演、舞美、音乐等各个部门在戏剧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戏剧与观众的密切关系,强调了演出的艺术完整性。

1942年在延安出版的《戏剧艺术引论》对这些理论问题做了更为深入和详细的阐述。

张庚重视民族戏剧遗产和民族戏剧形式。

他在1939年写的《话剧民族化与旧剧现代化》一文,对此进行了系统的总结。

他主张:

要彻底转变过去话剧洋化的作风,使它完全适合于中国广大的民众目前最主要的工作方向就是大众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继续深入探讨了话剧民族化的问题。张庚是中国最早介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人。

他尊重民族艺术传统,注意洋为中用,反对片面理解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

他对戏曲史的研究卓有成就,也是中国话剧史最早的研究者之一。

1954年《戏剧报》连载了他的《中国话剧运动史初稿》,论述了中国话剧形成的历史原因和特点。他认为中国话剧的产生,并不是把某种外国的戏剧形式简单地运输到中国来的结果;也不是由于当时人们主观追求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因而在中国发生的一种特殊现象,而是在舞台上表现新生活的强烈要求的实现。

几十年来,张庚一面研究戏剧创作中的实际问题,一面通过这些研究总结中国戏剧体系的特点,在他的著作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剧诗理论

张庚在复杂的斗争中,宣传贯彻党的路线,发展壮大革命的戏剧队伍。这期间,他与洪深、夏衍、于伶、凌鹤、章泯等一起,进行集体创作,他根据梅里美小说改编的话剧《秋阳》在上海和其他城市演出,引起强烈反响。

他还辅导工人、学生演戏,编辑《生活知识》等刊物,并撰写理论、评论文章,他对洪深等作家作品的评论,对左翼戏剧团体演出的评论,都因其中肯、深刻,而在戏剧运动中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从这时起,他就关注民族戏曲,撰写文章对民族民间戏剧给以高度评价。

1942年他发表的总结秧歌运动经验的文章,受到毛泽东同志的称赞。

这期间他提出了对戏剧工作具有长久指导意义的话剧民族化与旧剧现代化的主张;出版了《戏剧艺术引论》,这部著作以开阔的视野吸纳外国戏剧的创作经验和理论成果,并密切结合中国戏剧的实际,阐述了戏剧艺术的一些根本原理,在培养戏剧干部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为了贯彻党的戏曲改革的方针,中国戏曲研究院受文化部的委托举办了两届戏曲剧目工作会议和三届演员讲习会。

张庚同志领导研究院的同志,深入调查研究,与戏曲艺人紧密结合,贯彻党的把马列主义交给艺人的指示,抵制的错误思想倾向,使戏曲改革工作取得积极成果。

这期间张庚同志发表许多有重大学术价值的文章。

根据党的三并举的戏曲剧目政策,张庚同志阐述了整理改编传统戏、创作历史剧和现代戏的实践中所提出的理论问题,并进而探讨艺术的规律。

在汲取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剧诗说,在理论界和实践中引起广泛影响,对中国戏曲发展和戏曲理论建设做出重大贡献。

与此同时,张庚同志还撰写了《中国话剧运动史》及《中国话剧运动大事编年》,为话剧史研究做了开拓性的工作,发表了多篇研究总结中国民族新歌剧及发展道路的文章。

五十年代以后,张庚同志还出版了《论新歌剧》、《论戏曲表现现代生活》、《张庚戏剧论文集》、《戏曲艺术论》等著作。

他一生主要著述集为《张庚文录》七卷,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

张庚不仅是一位富有创见的理论家,而且是学科建设卓越的设计者和组织者。

他提出了艺术研究分为资料——志书——————批评不同层次及互相结合的构架与方法,并将其付诸实践。

他在主持中国戏曲研究院研究工作期间,即组织、主持编辑了《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戏曲选》和各种戏曲研究资料,并组织了《中国戏曲史》和《中国戏曲概论》的集体写作。

在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领导期间,张庚主持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的编纂,与郭汉城同志共同主编了《中国戏曲通史》、《中国戏曲通论》,主编了《当代中国戏曲》、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国戏曲志》。

这些集体项目建构了中国戏曲理论的基本框架,对戏曲研究来说是奠基性的、承前启后的重大工程,在这些工程中都凝聚着张庚同志的心血和智慧。

张庚在担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和中国戏曲学院领导期间,多次举办了戏曲史论进修班、研究生班,建立戏曲专业高等教学体制,并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招收研究生。

在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领导期间,他主持成立了研究生部,并兼任研究生部主任,指导硕士、博士研究生,为艺术科研人才的培养打下重要基础。

他还关心支持中国戏曲学院的教学工作,亲自领导了中国戏曲表演教学体系教材的编写。

张庚的贡献不仅表现在文章和著作上,他的治学态度和治学道路同样是巨大的精神财富。

张庚自三十年代起,就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努力运用于中国戏剧发展的实践。

他一贯重视调查研究,重视传统与现代的结合,重视向戏曲演员学习,重视理论创新,在他和其他老同志的领导和影响下,从中国戏曲研究院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形成了良好的学风和学术传统。

由于的思想的干扰,张庚的学术观点曾多次受到错误的批判,文革期间,更受到四人帮的诬陷和迫害。

但张庚同志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在学术上坚持真理,不妥协,不让步,历史证明了他的学术品格的高尚和学术观点的正确。

张庚的晚年仍十分关心祖国文艺事业的繁荣和艺术科研事业的发展,以满腔热忱关心、支持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改革、发展。

在生病期间,他还殷切关注中国近代戏曲史等课题的立项和完成,希望填补戏曲研究的空白,并关心青年人才的培养。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张庚一贯以身作则,廉洁自律,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对同志热情关心,在学术上作风民主,善于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在道德文章方面都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指导委员会主任,博士学位指导教师,文化部艺术委员会委员,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

张庚先生在中国戏曲理论研究方面做了许多努力。

他先后开办了中国戏曲理论班,组织建设研究生部,培养了大批中国戏曲理论干部,为中国戏曲理论研究做了许多基础工作。

七十多年来,他与革命的戏剧事业共命运、同呼吸,为民族的戏剧事业献出毕生精力和全部热忱。

他密切结合戏剧发展各个阶段的实际状况,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著作,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戏剧人才,在戏曲、话剧、歌剧等各个领域,在戏剧史和戏剧理论研究、戏剧批评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要: 投月票 打赏 送鲜花 砸鸡蛋
作者文集|联系作者|责任编辑:Kyle
对《戏剧革命 14》一文发表给力评论!(250字内)
登录后才能发表评论
 

豫公网安备 4103250200013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