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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革命 7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8-16 点击数:149次 字数:

7

 

文革前,古典剧目表现的一般都是劝人向善的儒家思想。

嘈杂的大众剧院宣扬的是民间宗教,并经常演出一些中伤和诽谤儒家思想的剧目。

如今的革命戏剧,仍在继续教导人们如何区分善与恶。

江青的工作便是策划如何将作为社会控制手段的意识形态溶入到表演艺术之中。

她的革命戏剧中男女人物都属于新的一代,他们的道德(也就是政治)高尚并充满活力。

经过舞台表演,新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文革开始后,芭蕾舞、交响乐、雕塑以及戏剧等样板作品风靡一时,成为了历史神话和国家政策领域的风向标。

中国正努力地为未来建立一种新的传统。

 

埃里亚德(Mircea Eliade)米歇尔·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1907-1986)罗马尼亚宗教学家、宗教史学家、哲学家、小说家。

190739出生于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的一个军人家庭。中学时代的伊利亚德热衷于科普创作,梦想着“用文学形式来处理科学问题”,同时对于宗教、东方学和神秘主义的兴趣与日俱增。

1925年高中毕业,就读于布加勒斯特大学文学和哲学系。

1928年到1931年在印度学习印度瑜伽和奥义书,同时刻苦学习梵文,印度的三年经历成为他学术生涯中重要的一笔。

二战结束后到1955年,伊利亚德一直居住在法国巴黎,这一期间他的宗教研究达到了一个顶峰,以法文的形式出版了一系列宗教著作:《神圣的存在:比较宗教的范型》、《宇宙和历史》、《永恒回归的神话》、《瑜伽:不死与自由》以及《萨满教:古老的昏迷术》。这几本著作几乎涵盖了20世纪所有宗教已经的重要领域,使他迅速崛起成为一名蜚声国际学术界的宗教史家。

1956年伊利亚德以访问教授的身份应邀到美国芝加哥主持哈斯科尔讲座,次年任芝加哥大学宗教系主任和教授等职,与同事将芝加哥神学院建设成为一个国际知名的宗教史研究中心,从此伊利亚德与美国宗教史学科结下了不解之缘。

1961年主编出版了《宗教史》创刊,成为美洲大陆宗教研究的一份重要刊物。

80年代,伊利亚德的学术声名日盛,担任《宗教百科全书》的主编。

1986422逝世。就在他去世一年之后,16卷本的《宗教百科全书》正式出版。这部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数以百计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共同参与的著作的出版,为伊利亚德的学术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他在《宇宙与历史——永恒回归的神话》一文中对“神”及其“人选神”有过一段经典的描述: 

“……古人的生活只是重复原型事迹,不断重演同样的太初神话,只有范畴而无事件可言。它能发生于时间中,却不沾染时间的负担,也不记录时间的不可逆转性;换言之,全然无视时间意识里最具特征,特别重要的成分。初民就像冥契主义者以及一般的宗教人士,他总是生活在连绵不断的现在。”

或许我们会认为现代人已经距离“初民”久远,若不是为了学术的兴趣,又有什么必要去理解初民的宗教意识?但实在地,如果说现代人已经完全不同于“初民”,可以彻底地从神圣性中抽身而出,则是违背现实的。因原型赋予意义的思维方式并未从现代人的意识中被逐出,而只是采取了不同的表现形式。现代人同样恐惧于时间不可逆转而无意义的流逝,同样渴望在永恒时间与实在空间中感受到幸福并予以敬拜。这样的恐惧与渴望被无意识或有意识地纳入音乐,电影与文学之中,相比初民,现代人通过技术塑造偶像的意志与能力只是有过之而不及。即便我们在生活中取消了“上帝”与超自然力量的干预,但人们还是将同样的神圣,只是换了一个名字,赋予理想,人生信念和爱情。

现代人在这些事物上同古代人一样惧怕流变,在这里伴随时间的不是进步而是堕落。现代人与初民一样通过重复经历,订立纪念,参加仪式来保证其实在性与有效性,而倘若失去这些犹如宗教生活的“神圣性”保障,现代人一样会感到痛苦,罪恶与无意义。国家以政治性的纪念日来强调过去的耻辱或荣耀,企业与政治团体需要反复强调其宗旨与信念,爱人之间需要不断通过仪式性的行为宣告爱情,而在世俗的现代社会中苦于无意义的生活的我们则需要励志书籍不断的养料支持。当我们讪笑初民通过宗教来慰藉自身时,却忘记了自身也在用同样的方式支撑生命。宗教如果本身只是虚幻的安慰,我们就不得不接受生命无意义的整体现实,而倘若我们愿意严肃地为当下的生活辩护,就必须正视宗教信仰的真理。

于是问题可以进一步问下去:为何在现代人生活中,理想、人生信念和爱情,与初民的宗教生活以同样的方式被我们理解和应对?至少在方法上来看,我们可以通过探究理想/人生信念/爱情来理解宗教;同样的,也可以通过对宗教的体悟来理解看起来更为世俗的,不需超越/神圣性介入的以上三者。

不论选择哪一条路径,我们都需要理解“永恒回归”的理由何在。正如Eliade所说,即便在希伯莱精英分子由“申命史观”所导引出的直线式时间观下,以色利的民众们仍然时常回到原先的重复式时间观中;即便是永恒时间在“彼时”得到时间的直线式时间观,也不过是原先重复式时间观中时间单位的无限扩大化,其本质上仍是通过回归来确保生存的意义,用一个象征来说明,即当我们把一个圆弧无限放大时,原先的圆弧就似乎变成一条直线了。这样来看“永恒回归”乃是在基本的生存处境中人们所诉求的神圣性的保障。

现代人往往会质疑这种回归的必要性,因为神圣性在现代社会已经被取消,我们习惯于把宗教视作生活的一个部分,因之才产生了“宗教”这个规定外延的词汇。一个现代人可以在周末上教堂和聚会,周一时再回到工作岗位上来,仿佛周末的宗教生活同周一的世俗生活可以完全割开,而只有将两者割裂来看,我们才有可能采取外部视角,把周末的活动称作“宗教活动”,才有可能质疑一个仅仅作为部分的生活方式——如果宗教从来都是生活的全部,我们又怎敢质疑呢?

Eliade告诉我们,初民的生活样态确乎是将宗教作为生活的核心,即使不是“全部”。核心意味着非核心的部分仰赖这作为核心的部分而得以组织,若一个存在物丧失了其核心,就等于失掉了其存在的依据。宗教作为生活的核心意味着全部生活之所以有意义,仰赖于通过回到原型确保神圣性;无法回到原型的生活经历,即世俗的日常生活,由于其游离于神圣性之外,便被视作失去生命的肢体,具有罪恶的毒性,需要通过赎罪来净化;而若一个人完全在神圣性之外,便等同于一个私人。论到宗教意识中的“实在性核心”,田立克也有过相似的论述,即爱乃是人向其核心的不断回归,回归的意志为“存有之力”,回归的正确方式即为正义。可见这里的“实在性”并非指哲学上实体的存有,这种论述“实在性”的方式并没有切入我们对实在性的感受,正如海德格批评人们对物之物性的传统观念,并未切中我们对物的实际感受一样。这样来看“实在性”乃是一种现象学的角度,或许当我们说上帝是“终极实在”时,所使用的语言本身也应当用现象学的方式来考察。这里笔者学力不足,暂且将问题抛出。

游离于原型之外的世俗生活之不真实感,对现代人来说,反而更加直接且深刻地刺痛我们丧失了宗教保护的心灵。对死亡的恐惧,对罪恶的内疚和生存的无意义感比任何时代都要让我们感到焦灼。

这焦灼肇始于世俗时空的连续性——这连续性包含着:

没有什么是特别的,也没有什么是可以持续的,一切都在连续的时空中不可挽回地变异与消失。这种感受反倒很像佛教的说法,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但现代人却无法从繁杂的世俗生活中走出来“涅槃寂静”。

Eliade在他的另一本书中谈到神圣空间:

“……神圣空间提供方向与核心,通过神圣的那一处,混沌被组织为宇宙。”

神圣性的丧失使我们失去了建构生命意义的那个阿基米德点,使得我们只能以偶像崇拜的方式,在生命大河中摸索着河床上一块块鹅卵石艰难前进,一块石头被水流冲走,我们就马上离开抓住另一块;

反过来,基督宗教却代表所有的东西方大教教诲我们:将生命建筑在磐石之上。现代人的生存状况正如掉入河流的人,强烈的生存意志使得他仍在挣扎,但手不能攀住坚固的枝干,脚不能触到坚实的大地,而生命之力在不断挣扎中被耗尽……

最终他要么终于接受救恩而站在信仰的磐石之上,要么就在水流中耗尽体力而沉入深渊。

或许存在这样的人,他在世俗生活中享有相当的成功,被亲友和爱人环绕,并“在性交中获得满足”,但就在这些人中间,仍有大量的人被田立克所言的三种困境所捆绑,希求信仰的支持;当然也存在着少量坚定的世俗生活的捍卫者,但他们所捍卫的世俗生活,就其本质而言究竟与神圣性的关系为何,还需要我们继续探究。

总而言之,生存的实在性乃是在于核心的获致,并因此而使得全部生活得以组织起来,而核心的丧失则带来普遍的焦虑,其中最根本的焦虑则是对生存无意义的焦虑。

于是我们是否可以说,现代世俗社会中的理想,生活信念与爱情,正是提供存在核心的因素?我们看到过意识形态带来的巨大力量(无论建设性的还是破坏性的),看到过心理辅导的盛行,也看到过以亿万计的宣扬浪漫爱情的电影,音乐与文学。

现代人的心被这些事物攫住,恰似初民的心被神圣仪式攫住一样。

为了这些事物我们倾尽心力,为了这些事物奋斗的人被称作“理想主义者”,而我们也常常在“还是相信爱情吧”和“现实一点好不好”的教诲中来回摇摆。

存在的意义既然不能从神圣性中获致,便只能以更大的渴望求诸他人的承认与爱,所以现代社会被浮夸的音声与色彩掩埋,当我们竭力强调自身存在之时,也是我们彻底陷入孤独之时。

神圣的阙如又使得我们崇拜易碎的偶像,当那些被我们所仰赖的事物或人崩塌,生存的意义便再一次受到质疑,死亡的阴影如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高悬,最微细的震动也使得我们的自尊心受到伤害,让我们感到痛苦甚至绝望——这正是人们理想受挫,功败垂成及失恋时的感受。

现代人在讪笑初民的宗教生活的同时,自己也在以最痛苦的方式来追寻宗教,追寻神圣,追寻获致意义及解释痛苦的那一个“存在的核心”。

上帝从来没有像这个时代一样追求我们,我们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个时代一样需要上帝。

西文人信奉的上帝,就是中国人心目中的神!

埃里亚德把对传统社会的观察应用于中国的革命社会。

因为中国正努力为未来人们的“精神世界”建立一种新的传统。

她写道:

“神和英雄已从源头上揭示了生活中所有重要的行为,人们只需要无休止地重复他们的榜样和例子。”

今天的中国,活跃在样板戏舞台上的“神”和“英雄”,都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却少有表现1920年代革命运动开始前的历史。

没有哪一位历史人物能像毛泽东、刘少奇、林彪那样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

他们被说成是大众的“典型”。

英雄们都表现出了无产阶级的光辉品质,国民党和外国侵略者都是“坏人”而遭受抨击。

中国共产党的“神话”,便是建立在他们打败了这些“坏人”基础之上的。

中国共产党不仅关心人们对艺术的摹仿更关心艺术的再生。自然,不像世界其他地区那样艺术效益是用商业效益来衡量的。政治摆在了首位。

戏票很便宜。

一张戏票的价格大约是一角(约一美分),马戏票是8分。芭蕾舞和电影票则更便宜,只要5分钱(人民币)。

儿童,只要有一分钱就可以进任何剧院。

如果中国人愿意问一问美国剧院的票价,结果一定会非常惊讶的。

江青也不例外。

得知中美票价的巨大差异后,江青说:

“将来,有一天样板戏去美国演出,我一定叫他们把票价降下来。”

话音刚落,赢来了一阵子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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