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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革命 6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8-15 点击数:191次 字数:

6

 

和其他地方一样,中国的意识形态也是通过煽动激情来获得力量。

革命的誓言不仅是用言辞,同样也需要用行动来表现。

中国人谈到文化、道德和政治时,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佛教最基本的教义基础,就是佛佛相同的七佛通戒偈: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

生命的痛苦或快乐,世间的污秽或清净,都取决于生命主体道德价值上的善或者恶。

四句话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是第三句“自净其意”。

主体精神在道德上的净化,就成为佛教个人修行和社会变革的实践枢纽。

佛家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使人在做事时要三思而后行,有所顾忌,以体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因果报应涉及个体与群体的相互关系,就人类社会来讲,业报就是法律、道德及公众舆论共同形成的合力。

只有越来越多的人走上智慧之路,惩恶扬善的业报审判才能越来越明显,社会才能越来越祥和。

佛教哲学的两大支柱为“缘起论”和“业力论”,这两者都是对宇宙人生真相及发展运动的解释。

缘起论是对业力轮转的哲学慧解,而业力论的三世轮回、因果报应这一套人生观准则,又建立在缘起性空的哲学基础之上。

换言之,这两者在理论上是“空有不二”,在实践上是“悲智双运”,而在方法上则生发出佛教的中道智慧。

智慧与慈悲的两轮,需要用一根车轴连结起来,这就是我们每个众生之心。

这个心的座标,向上纵轴的最高点是佛,这是我们生命的高度;横轴则连着我们与众生和环境,这是我们生命的广度。

大乘菩萨的精神,就是上求菩提下化众生。在上求下化的过程中,提升我们的生命境界,净化社会,改善我们生存的环境。

佛学大要,传统的说法分境行果三。

若用现代语言,可用三句话作简单的概括:

一、缘起性空的哲学基础。这是境的内容,探讨生命与世界的真实。释迦牟尼悟道的境界,他毕生宣讲的思想,即缘起性空。这是佛学与任何哲学体系和宗教不一样的哲学基础,缘起论是佛教的不共法。

二、悲智双运的实践品格。这是行的内容,包括戒定慧修行及菩萨度众的社会实践。佛教不仅要说明这个世界,还要改造这个世界,转变我们的命运。怎么来改变我们的命运和世界?通过智慧和慈悲的实践。

三、超凡脱俗的人生境界。这是果的内容,佛教的宗教理想,解脱成佛的果位。并以佛教独特的方法论,把遥远的目标落实在当下的实践过程中,提升我们的生命境界,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在身心上达到超凡脱俗的境界。

“从因特网到因陀罗网,从知识经济到善知识经济。”

这是我对佛教在新世纪融入主流社会发展的概括。

因特网的发展,不仅拓展了佛教传播的影响范围,亦改变着佛教自身的发展形态。

知识与经济,这两种巨大的力量,只有在佛教精神的指引下,才能极大地推动人间净土的实现。

总而言之,佛教是以改变人心而改变世道的。

要让有力量者更有智慧,有智慧者更有力量。这就需要有更多的社会人群掌握佛教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宣扬真正如理的佛法,从而形成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

在传统文化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德信条被普遍信奉。

儒家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多行不义,必自毙”

佛家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报”

道家讲“祸福无门,唯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西方基督教《圣经》中也有“种善因得善果”的说法。

 

古人由于普遍信奉这一点,所以人们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诸恶不作,众善奉行”,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积德行善渐渐蔚然成风,修桥补路,尊老爱糼,扶弱济贫,助人为乐,诚信不欺,宽容忍让,普遍维持了一种较高的社会道德水平。

当代没有道德观念约束的人们,拜金拜物,唯利是图,见利忘义,放纵欲望,享乐第一,整个社会道德水平全面大滑坡。

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讨论和反思一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迷信吗?

一、 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所谓善,或称善行,是指能对自己、对他人或社会有利的行为。

而所谓恶,或称恶行,是指对自己、对他人或社会有害的行为。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利益,既包括物质利益如金钱财物,也包括精神利益,包括名声、荣誉、快乐、感情等。既包括直接利益,如身体健康、生活愉快等个人幸福,也包括间接利益,如父母、配偶、兄弟姐妹等亲人以及子孙后代的利益等。

由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宗教背景,因此从宗教的角度特别是佛家的角度来说,这里所涉及到的利益还应包括超常利益。

什么是超常利益呢?按照佛家的理论,一般情况下,人死后其生命还会以另外的方式延续下去,这就是六道轮回、重新投胎转生。人肉体死亡之后,生命仍然是存在着的,这种特殊情形下生命的利益,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超常利益。

二、 善恶有报的本质和形式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实际上表明的是一种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任何事物之间都存在着一种相互作用。一种事物对另一种事物施加作用时,另一种事物必然会对这种事物的作用作出反应。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的一种相互作用。

  人对环境施加作用的时候,环境必然会对人的作用作出反应,或称反作用。当人对环境中的其他人施加作用时,环境中的其他人也必然会对这种作用施加反作用。这种作用和反作用的方向是同向的。

  当人的行为给环境中的他人带来利益的时候,环境中的他人必定会以利益回馈。当人的行为给环境中的他人利益造成损害时,受害人必定要以不同方式作出反应使对方以自己的利益作出补偿。

  利人者必利已,害人者终害已。种玫瑰者得花,种蒺藜都得刺。欠债还钱,杀人偿命

  不仅如此,古今中外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法律规范都在维护着这一法则。

  违背这一法则就会受到良心的谴责、社会舆论的抨击。荣誉受污,名声败坏。

  严重违犯这一法则造成严重社会后果的,还会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如被强制剥夺财产、限制人身自由、甚至丧失宝贵的生命。这就是过去所说的牢狱之灾、横死、暴亡。

  即使是人的恶行没有立即受到恶报,但人一旦做了坏事之后,往往都有一种潜在的或不自觉的精神上的歉疚、愧恨、烦恼、不安或畏惧。而不良的心理状态会导致不良的生理状态。所有这些不良的心理或精神状态和由此导致的生理病态,本身就是一种对作恶者的无形惩罚。

  相反为善之人所受到的感激、崇敬和自我的精神满足、心情愉悦,难道这不是一种无形的奖赏和回报吗?

  另外即使行善作恶没有立见回报,但因此就能否定善恶有报不存在吗?

  按照民间和宗教的说法,因果报应有现报,即现作现受报;也有延后报,即现在不报,报在将来。即因果报应往往是有一个过程的。也许报在子孙后代身上,也许报在人死后轮回转生的过程中。或下地狱或上天堂,或转生到富贵人家享福,或投生到贫苦家庭吃苦;或投胎成牲畜,作牛作马……种种情状,不一而足。

此外,行为人所遇各种看似偶然和突发事件,好象与行为人的作为没有直接和必然联系,按照命理论体系讲也都是善恶因縁关系所致。如作恶之人所遭遇的天灾祸、破财病痛,都是因果报应的具体体现。

世上真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吗?

现在人们开始怀疑这句话了。认为这也是唯心主义的一面之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华国锋把江青捉了起来,难道真是江青作恶多端所致?

显然不是。

江青正忙着戏剧革命,哪来时间作恶?

中国的古典剧目,一般表现的都是劝人向善的儒家思想。

儒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之一,其创始人是孔子。儒家在先秦时期和诸子地位平等,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家受到重创, 在汉武帝为维护专制统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施思想钳制后兴起。“儒学”、“儒家”、“儒教”这些概念要分清。儒学作为一种学说,儒家作为一个阶层,儒教作为一种信仰,三者相同也不同需要区分开来。

儒家是中国古代自从董仲舒“独尊儒术”之后最有影响的学派。做为华夏固有价值系统的一种表现的儒家,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一般来说,特别是先秦时,虽然儒家是最有影响的学派,但也只是诸子之一,与其它诸子一样地位本无所谓主从关系。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社会,代代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儒家思想与专制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儒家对中国科技以及世界文明的贡献特别巨大。据《世界自然科学大事年表》记载,16世纪以前,影响人类生活的重大科技发明约有300项,其中175项是中国人发明的。正是这些重大的发明(包括发现),使中国的农耕、纺织、冶金、手工制造技术长期处于世界先进水平。而儒家也留下了一大批世界知名的科学著作如《考工记》、《天工开物》等等。这些都和因动漫小说而名声大噪的墨家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不要提到中国古代就是科技落后、八国联军或是动漫中异常火爆而现实中早已秦汉绝迹的墨家,这不符合历史史实。

然而,儒者为何名为儒,儒字又是何种含义?这个却是许多人皆未求深解的。

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认为,儒有三科,关达、类、私之名,达名为儒。儒者,术士也。(《说文》。)儒之名盖出于需。需者,云上于天,而儒亦知天文,识旱潦。儒是指一种以宗教为生的职业,负责治丧、祭神等各种宗教仪式。他说:“儒本求雨之师,故衍化为术士之称。”

胡适《说儒》中,根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人部》对“儒”的解释为:“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而正是这个将儒释为柔,引来许多不同的说法,甚至于立场截然不同的大辩论。胡适认为儒者为殷遗民,而这些人于亡国之后,沦落为执丧礼者,儒为周社会对有此类文化之术士之蔑称。因已遭亡国,其文化只能以柔弱之势存在。

据徐中舒《甲骨文字典》考释,甲骨文的儒,象人沐浴濡身之形。上古原始宗教举行祭礼之前,司礼者必斋戒沐浴,以示诚敬。不仅证明了胡适儒最早是殷商教士,是宗教神职人员的论点,也为儒教(非儒学)是宗教找到了证据[2] 

李泽厚也认为儒家是巫师演化而来的。孔子自己曾经说过,“吾与史、巫同 涂而殊归也”。但同时,他也指出了自己与专门沟通鬼神的术士有所不同,“吾求其德而已”。从孔子开始,“儒”的观念发生了变化,渐渐地脱离了巫的知识范围。孔子是中国历史 上首开私学的教育家,人称“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他及弟子把古代为贵族所垄断的礼仪和各种知识传播到民间,逐渐形成儒家学派。因此,儒家是承袭殷商以来的巫史文化,发 展了西周的礼乐传统,是一个重血亲人伦,追求现实事功,礼教德治精神始终一贯的学派。

《汉书·艺文志》:"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叙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

有人认为儒者是指一种以宗教为生的职业,负责治丧、祭神等各种宗教仪式。"儒本求雨之师,故衍化为术士之称"(《国故论衡·原儒》)。

  《说文解字》:儒,柔也,术士之称。据郭沫若考证,""本是鄙称,儒家这一称号,也不是孔子自家封号,而应是墨家对孔子这一学派的称呼。

  庄子后学评论儒家,"性服忠信,身行仁义,饰礼乐,选人伦,以上忠于世主,下以化于齐民。将以利天下"(《庄子·渔父》)。

孔子(前551-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也是世界上知名度最高的中国人。

  《史记·孔子世家》载:"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於夫子。可谓至圣矣!"

儒家在先秦时,和诸子地位平等。而且,在秦始皇时受到重创,便是所谓的"焚书坑儒"。再至汉代,汉王朝以继承三代中原文化正统为其文化建设的基本路线,而这三代中原文化正是儒家六经,孔子以继承华夏民族文化著称,因而儒学本身便是华夏民族的文化精华。由于宗经而尊儒,这也是儒家交上好运的原因之一。

孔子作古,"儒分为八"(《韩非子》),其中主要有两派,一是孟子出子思一系传道,二是荀子出子夏一系传经,这便是先秦儒学…… 

儒家思想以传统封建社会为物质承担者,而传统封建社会以儒家思想为精神承担者,传统社会的瓦解,致使孔子权威丧失。当中国被西方列强的大炮轰开国们时,近代便开始了反孔运动,经历了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思潮、资产阶级革派的民主思潮,以及达到高潮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八十多年前,时人发愤于国之积弱,诟龟呼天。一批深受西学影响又急欲救亡图强的激进青年,以胡适、陈独秀为主将,发起了一场中国近代以来反孔非儒的高潮"五四运动"。运动员们抱着"打倒孔家店"的决绝姿态,否定了作为中华两千多年文化主流的儒学。

  众所周知,在"五四运动"发起后至今,其间又遭"文化大革命"最后一劫,这场充满强烈政治目的色彩的"儒法斗争""批林批孔""文革"运动,使儒学历经空前的厄运。亿万人民(其中不乏文育)高喊"打倒孔老二"的噪音充斥在中国的大地上,就这样使孔孟儒学乃至孔孟本人蒙上了不白之冤。至此,历五四,经文革后的儒家所有学说,似乎全是恶名昭著,不屑一提。甚至于一些人一听说是"儒学""孔孟之道",就怒斥为"腐儒""孔老二",神经紧张地象似拉上弓弦的箭矢,不分青红皂白大加诋毁。

儒家经典主要有儒学十三经。儒家本有六经,《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经秦火一炬,《乐经》从此失传;

  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共七经;

  唐时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尔雅》,共十二经;

  宋时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经注疏》传世。

  《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后来的《四书》指是指《大学》(《礼记》中一篇)、《中庸》(《礼记》中一篇)、《论语》、《孟子》,五经则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 

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稳坐儒家第二把交椅)、荀子、董仲舒、程颐、朱熹(继孔子后最博学的大儒)、陆九渊、王守仁。

儒家的特征——

  其一、以孔子为先师,为思想领袖;

  其二、以《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等书为经典;

  其三、在思想上形成了仁与礼的一种张力结构;

  其四、由内圣而外王,通过内体心性成就外王事功之学;

  其五、尤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并将之运用到政治实践中,成为指导性的原则。

1、古巫祝,方术士: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人部》对“儒”的解释为:“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柔者,弯曲又笔直之树木。好似象鼻,可直可曲,变化自如。

术士,魔法通达者方能尊之为士,别名术数之士。

术,方术;秦始皇时有徐福,上书曰:东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居住神仙。愿领童男童女数千、充备三年衣饰、蔬食、膏药和耕具。乘坐巨蜃楼,入东海,访仙山,求仙人。耗资巨大后,但没有消息。

数,气数;《鹿鼎记》韦小宝的四十二章经,关乎到“大清龙脉”。“风水宝地”。

明朝,有名术士方景阳,孔嘉党羽,都督张体乾,诬告扬州知府,刘铎代、李承恩二人图谋陈解狱案,勾结方术士方景阳诅咒魏忠贤,结果刘铎竟被斩首。

《史记》载,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

孔安国《尚书序》:“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

《汉书·地理志下》:“并六国;称皇帝;负力怙威;燔书坑儒;自任私智。”

中国古代儒家把人按身份划分为九流,复杂一点的还有什么上九流、中九流、下九流:

其中下九流是指:

师爷、衙差、升秤、媒婆、走卒、时妖、盗、窃、娼高台、吹、马戏、推、池子、搓背、修、配、娼妓打狗、卖油、修脚、剃头、抬食合、裁缝、优、吹手 巫、娼、大神、梆、戏子、街、卖糖,巫是儒家下九流中的最垫底的阶层而被贱视

2、孔子学说的学派。崇尚等级制度和用三纲五常来维护统治的学说。主张“礼、乐、仁、义”,提倡“忠恕”“中庸”之道。主张“德治”“仁政”,重视伦常关系。西汉以后,逐渐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学派。《汉书·艺文志》:“儒家者流……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奏启》:“必使理有典刑,辞有风轨,总法家之式,秉儒家之文。”范文澜、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一编第四章第九节:“ 孔子学说含有多面性,所以儒家学派总能适合整个封建时代各个时期的统治阶级的需要,从孔子学说中演绎出各种应时的儒家学说来。”

3.指读书人家。自从春秋以后教书匠崛起,儒家逐渐从巫官,术士过渡到唐宋的士大夫。

4.归于哲学家的学说。

由来编辑

儒家“知天文、识旱涝”(章太炎语),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学派,也是封建的根本。

它担“天下教化之先声”,有“以一号百”的影响力。所设“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这六种技能,于各地积极办学。亦是维护社会道德、纷乱中凝聚力量的最庞大的文化核心。

儒家为华夏文明核心部分,信奉由孔子创立的维护周礼的儒家学说。孟子、子夏等逐步发展的教化思想体系。儒者“知天时;知地形;事至而断,有温文儒雅的翩翩风采”,深刻体会到文之美、明之亮,眼里没有死亡,没有世界末日。看到的不是毁灭而是辉光、日新。

儒家是一个不断发展、与时俱进、昂扬向上的学术流派,堪称民族脊梁。

大约从公元前7世纪起,周朝的封建统治开始衰落,皇族子弟的教师,以及有些皇室成员本人,都散落在民间,以教授经书为生,有的因谙习礼仪而成为人家婚丧嫁娶、祭祀或其他礼仪的襄礼(司仪)。这些人被称为“儒”。

“儒”字,《康熙字典》解释:《唐韵》人朱切《集韵》《韵会》汝朱切,从音襦。学者之称。《周礼·天官》:四曰儒,以道得民。

从白话层面理解有两种意思:其一,儒即有道之士。《扬子·法言》:通天地人曰儒。即儒为会通天道、人道者。《汉书·司马相如传》颜师古注说:“凡有道术者皆称儒”。其二,《说文解字》:“儒,柔也,术士之称。” 不过,一般《说文解字》的后一意接受较广。“儒”是古代对学者的尊称,即今所谓“学者”,是极普泛的一种名称。《论语》,孔子对子夏说:“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可见那时只称有知识才艺者为“儒”,其中有君子,也有小人。

儒家思想,又称儒学,“儒”是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中的一家,是一个学术派别。儒学并无确立神秘力量为文明核心并统御教徒的特点,相反,儒学是一种以人为文明核心为主体的思想。

儒家思想奉孔子(前551-479年)为宗师,所以又称为孔子学说,是对中国以及远东文明发生过重大影响并持续至今的意识形态。儒家学派之前,古代社会贵族和自由民分别通过“师”与“儒”来接受传统的六德(智、信、圣、仁、义、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社会化教育。从施教内容看,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完全是基于华夏民族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行为规范和处世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进行的。儒家学派全盘吸收这些文化要素并将之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是中国古代自汉代以来大多数朝代的主流意识流派,正统的官方思想。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旧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变“学在官府”为“有教无类”,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及到整个民族。因此儒家思想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为全社会所接受并逐步儒化了全社会。

儒学在历史上也多次遭受严重冲击,近至满清的文字狱,毁古书严重的《四库全书》,远至秦始皇焚书令等。不过在历经多种冲击、浩劫乃至官方政权试图彻底铲除儒家思想之后,儒家思想依然是中国社会一般民众的核心价值观,并在世界上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和民族传统的标记。

 “来源于尧舜与西周的《尚书》《诗经》在孔子时代已经成为包括孔子在内的人们所依凭的文化经典。”

儒家思想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说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自己的思想本色。儒家思想基本分为“内圣”与“外王”,即个人修养与政治主张两类(值得商榷)。

伦理学上儒家注重自身修养,其中心思想乃“仁”,意谓人与人之间应注重和谐的关系。

对待长辈要尊敬尊重,朋友之间要言而有信,为官者要清廉爱民,做人有自知之明,尽分内事,“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统治者要仁政爱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对待上司要忠诚,“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对待父母亲属要孝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人要有抱负且有毅力,“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要尊重知识,“朝闻道,夕死可矣”,善于吸取别人的长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以及“君子远庖厨”等。

儒家政治思想是“仁政”、“王道”以及“礼制”,其理想是“大同”、“大一统”,其政治学主要阐述君臣关系、官民关系。孔子“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从道不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是儒家政治学的代表性主张。

在现实政治的问题上,儒家要求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方都要承担义务,从理论上说,被统治者有权利反抗不正常承担义务的统治者。“仁政易行”则提倡分清“不能”与“不为”之间的区别,即“做不到”与“不去做”之间的差异。而其“无恒产,因无恒心”也体现了民本思想。

在国际政治方面,儒家主张“华夷之辨”。华夷之辨在古代促进了中原先进文化的传播,在近代则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障碍。

儒家有一个重视编修历史的悠久传统。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但是孔子编修《春秋》,不单纯记载史事,而且也通过遣词用字的方法,借此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称之为“微言大义”。由于历代儒家学者的努力,中国的编年史从公元前841年(西周共和元年)开始,一直到今天,一年也没有中断过。

儒家重义轻利,重官轻商,重本抑末,与现代商品经济不相适应。儒家典籍《礼记》中所描述的大同社会是儒家思想大道之行的描述。

儒家的格物致知就是专门从事科领域专业知识的研究,此学派已失佚,后来成为儒家认识论的重要问题。子曰:“君子不器。”朱熹的解读是:“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这是儒家轻视专门人才的思想根源。明代撰写《天工开物》的宋应星,也是六次科举不中,才转而研究科技专业知识的。

儒家的主要派别有:

1.思孟学派。

2.今文经学。汉初今文经学立为官学,每一经都可成为“学”,例如榖梁学、公羊学等,从中又衍生出诸如谶纬神学之类的其他学说。

3.古文经学。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合称为经学,经学之下又可以按照所治之经分为诗学、礼学、易学、春秋学等等。而治经须先明义,因此诞生小学,小学之下又分为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

4.宋明理学。5.心学。6.气学。

孔子删《诗》《书》,订《礼》《乐》,赞《易》,作《春秋》,通过复兴周朝的礼乐官学传播王道教化。

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

孔子重视六经是因为看到了六经中蕴涵的先王之道。

诗书礼乐之道是春秋时期贵族子弟的学习科目。“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贵族教育“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祇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

而平民教育则“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孔子认为以诗书礼乐教化,“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矣;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矣;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矣;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矣;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矣;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矣。”

孔子读《诗经·小雅》叹曰:“于《柏舟》,见匹夫执志之不可易也。于《淇奥》,见学之可以为君子也。于《考盘》,见遁世之士而不闷也。”[8]  孔子编订《尚书》以尧为起点,“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解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圣王政治。一方面,孔子主张仁政,一方面主张明德慎罚,以刑佐教。孔子曰“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总治焉”。六官就是《周礼》中的治国政的冢宰、管教育的司徒、司礼(礼法、祭典)的宗伯、司兵(军政)的司马、主刑(诉讼、刑罚)的司寇、主土木的司空。此外,孔子“志在春秋”,并认为《周易》中有“古之遗言”。

先秦儒学是指未经汉儒天人感应之说改造的原始孔孟思想。譬如,子曰:“六和之外存而不论”,子曰:“敬鬼神而远之”,说明孔子其实不讲玄幻鬼神之事。而孟子则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此处明言“善之四端”天生即在每一个人心中,不涉及外在形而上之宇宙自然规律。先秦儒学注重个人自身的努力,而非外在的条件,譬如孟子曰:“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人皆有善心,只要发扬四端,则皆能为善,若放弃为善则失之,“每个人只要有意愿则皆能为善”。恻隐之心是自然的,由内心发出,因此不需假外在条件,只需问自己是否愿意为善而已。先秦儒学与汉儒以后的儒学学说,存在着许多差异。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孔门十哲是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孔门四科中表现出类拔萃的十位弟子。“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由于孔子的思想学说体系涉及范围相当广泛,孔门弟子对孔子言论和思想的理解不尽相同,难免会产生歧见。所以,孔子逝世以后,孔门弟子就开始逐步分化。到了战国的中后期,儒学在成为“显学”的同时,在儒家内部也形成了八个不同的派别。儒家八派之说,始见于《韩非子》的《显学》篇:“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1.子张之儒:

子张姓颛孙,名师,字子张,春秋末期陈国阳城(今河南淮阳)人,生于公元前503年,卒年不详。子张是孔子晚年的弟子,从学后学业出众,与子夏、子游齐名。曾从孔子周游列国,在陈、蔡之间遭到过围困。他勤学好问,经常与孔子讨论各种问题,《论语》记其向孔子问学达二十次之多。主张“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率语·子张》),明确反对“执德不弘,信道不笃”,“言不忠信,行不笃敬”的人和事。子张的秉性有点偏激,孔子曾批评他“师也过”,“师也辟” (《论语·先进》)。但他为人博爱容众,交友颇广,认为君子应该“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 。子张终身未仕,孔子死后,居陈国,收徒讲学。子张的弟子以后即成“子张之儒”,被列为战国儒家八派之首。

“子张之儒”的学术或政治主张究竟如何,已难知其详。荀子在其《非十二子》中曾十分严厉地批评“子张之儒”,把他们称之为“贱儒”,说:“弟佗其冠,礻中礻覃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这个批评似乎没有列出什么学术或思想上的根据,仅讲一些言行举止而已。一般以为荀子所斥可能是指战国末期依附于“子张之儒”一派门墙的人。如清儒郝懿行以为,是指那些徒似子张之貌而不似其真的人(参见王先谦《荀子集解》引)。现代学者敦沫若根据“子张之儒”具有博爱容众,严己宽人等特点,认为“子张氏的后学们似乎更和墨家接近”,并推测“墨翟受了子张的影响”(《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

2.子思之儒:

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关于子思之儒的学术或政治主张究竟如何,荀子在《非十二子》中从否定的角度略有论及:“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按大多数宋儒的观点,“子思之儒”发挥了孔子的中庸思想,把儒爱道德范畴“诚”这一精神实体提高到世界本原的地位,对儒家的心性之学有重大贡献。

3.颜氏之儒:

综合《论语》、《史记》等文献资料的记载,孔子弟子中姓颜的共有八人,他们是:颜无繇、颜回、颜幸、颜高、颜祖、颜之仆、颜哙、颜何。“颜氏之儒”究竟是其中何人之学所传,今天已难确断,学术界一般认为是以颜回为代表的。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之一,《论语》中出现有32次,他的思想论清斋,讲坐忘,有清净归隐的倾向,类似于道家。其学派的最主要特点就是安贫乐道,重在下功夫实践孔子的仁德思想。此外,在《庄子》一书中,也提到过颜回之学的“坐忘”、“心斋”等修养理论。

4.孟氏之儒:

“孟氏之儒”是以孟子为代表的观点站不住脚。因为韩非子是评价七十子弟子,孟子靠不上边。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明确说孟子“受业于子思门人”。郭沫若认为,“孟氏之儒”不仅与“子思之儒”为一系,而且也与“乐正氏之儒”为一系(《十批判书》)。

5.漆雕氏之儒:

综合《论语》、《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等文献资料的记载,孔子弟子中姓漆雕的共有三人,他们是:漆雕开、漆雕哆、漆雕徒父(《孔子家语·弟子解》作漆雕从),学术界一般认为“漆雕氏之儒”是以漆雕开为代表的。漆雕开,《汉书·艺文志》作漆雕启,据宋儒王应麟考证,“启”为原名,汉人避汉景帝名讳改为“开”,春秋末期鲁国(一说蔡国)人,生于公元540年,卒年不详。漆雕开是孔子弟子,孔子曾让他去做官,他说对做官没有信心,孔子听了表示很赞赏(参见《论语·公治长》)。漆雕开具有不屈的勇气,《韩非子·显学》中说:“漆雕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世主以为廉而礼之。”在对人性的看法上,他主张性有善有恶,《论衡·本性》中记:“宓(不齐)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亦论情性,与世子(世硕)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恶。”

根据这些资料,现代学者研究认为:“漆雕氏之儒”不愿做官,好勇任侠,属于孔门弟子中任侠的一派,这一派主张人性有善有恶,宓子贱、公孙尼子、世硕等都是这一派的主要成员,《汉书·艺文志》中著录有《漆雕子》、《宓子》、《世子》、《公孙尼子》,说明他们当时都有著作(均已佚)。此外,《孟子·公孙丑上》称善于“养勇”的北宫黝,亦当属于“漆雕氏之儒”、蒙文通《古学甄·漆雕之儒考》)。由此可见,漆雕氏的思想分三方面:知,得智;仁,爱民;勇,刚毅勇武。有似于侠客。

6.仲良氏之儒:

战国儒家八派中这一派不可考。据郭沫若推测,“仲良氏之儒”或许就是《孟子·滕文公上》所说的陈良一派。据《孟子》记载:“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陈良的弟子有陈相、陈辛等,后来欣赏农家许行的学说,曾遭到孟子的严厉批评。据陈奇猷推测,“仲良氏之儒”或许是《礼记·檀弓上》所载的仲梁子一派仲梁子,东汉郑玄在《礼记注》中说其为鲁人。据《礼记·檀弓上》上记:“曾子曰:尸未设饰,故帷堂,小敛而彻帷。仲梁子曰:夫妇方乱,故帷堂小敛而彻帷。”又《毛诗传》中引有仲梁子语,而《毛诗》源自子夏,所以这一派可能兼有曾参、子夏二家之学(参见陈奇猷《韩非子集释·显学》校注)。

7.孙氏之儒:

学术界一般认为“孙氏之儒”就是以荀子为代表的一派。荀子是战国晚期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继承了孔子的治学传统,是儒家经学的主要传播者之一。在政治思想上,他发展了孔子的“礼学”,倡言礼法兼治;哲学上主张“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孙氏之儒”中除那些传承荀子经学的弟子之外,有名者是韩非和李斯,但他们两人已经突破了其老师荀子的儒家学派的界限,而成为法家中的代表人物。

8.乐正氏之儒:

战国儒家八派中这一派也不可考。据郭沫若推测,“乐正氏之儒”或即孟子弟子乐正克,因此当属“孟氏之儒”一系。据陈奇猷推测,“乐正氏之儒”或为曾子弟子乐正子春,因此当传曾子之学(参见陈奇猷《韩非子集释·显学》校注)。

另有子夏之儒。子夏之学是最注重礼制的,而礼制的强化,就是所谓的法制,宏观来讲,子夏是法家的鼻祖之一。

总之,战国时期的儒家八派,是当时“百家争鸣”中传达有内部出现的派别,它们之间的观点很不相同,但都自认为是代表了孔子的正统儒家思想。从以后的历史发展来看,孟子一派和荀子一派影响颇大。

秦焚书坑儒之后,除易经外,儒书基本绝迹,靠儒生的记忆背诵才流传下来。汉朝时,五经通过年迈的儒者得到复原,以汉隶书写,称今文经学。但后来在孔子故居发现隐藏了一部分儒经,以孔子时代的蝌蚪文记载,刘歆做了很大整理,称古文经学。两者在流传文本和经典解读方法上均有差异,但其后经学家郑玄基本统一了今古文,今古之争渐息,儒经在文本上的争议被平息。

至宋朝,朱熹对《大学》文本作了修正,但被其后明朝的王阳明所反对,并推崇古本《大学》,于是又开始流传古本。明太祖朱元璋曾欲对《孟子》进行删节,但因遭到臣属以死要挟的强烈反对而放弃。

直至清末,时局动荡,人心思变,疑古之风日盛,今古文之争又起。康有为认为东汉以来经学,多出刘歆伪造,是新莽一朝之学,非孔子之经。但又被其后的学者所驳斥。今天所看到的儒经,大多源自汉儒的流传,而解读上,则承袭了宋明儒的思想。

谶纬思想形成于西汉的哀帝、平帝时期,到东汉则基本完备,被称为内学被学者称之为儒教。纬书是相对于经书而言的,儒家的“六经”,加上《孝经》都有纬书,总称“七纬”,以神秘主义解释七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孝经》。经籍和纬书互配,经在轴,纬在杼。当时儒道两家学派有个明显的共同趋势就是道家往下层社会发展成民间道教;而儒家则在上层社会发展成了庙堂儒教。

纬书内的天文占卜和未来预言叫做“谶记”,七纬之外有《论语谶》,对孔子进行神化,附会圣人神道设教。“易曰:‘河出图,洛出书。’然则圣人之受命也,必因积德累业,丰功厚利,诚著天地,泽被生人,万物之所归往,神明之所福飨,则有天命之应。盖龟龙衔负,出於河、洛,以纪易代之徵,其理幽昧,究极神道。先王恐其惑人,秘而不传。说者又云,孔子既叙六经,以明天人之道,知后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别立纬及谶,以遗来世。”

谶纬思想认为“《易》有阴阳,《诗》有五际,《春秋》有灾异,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窃学《齐诗》,闻五际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蚀、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犹巢居知风,穴处知雨,亦不足多,适所习耳。”

郑玄、马融、董仲舒、谯周是谶纬思想的集大成者。董仲舒结合公羊家和五行思想,发展出“天人感应”理论,并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董仲舒强调“天”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如果君王施政不仁,天就会有所表示,称之为“天人感应”,这意味着君权之上还有一个神权,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对君王有一定的制衡作用。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学成为官方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设五经博士。

建初四年(79年),汉章帝主持召开了一次全国经学讨论会,即白虎观会议,会议纪录由班固整理成《白虎通德论》,以法令形式将谶纬之学定形,和正统经书具有同等地位。晋朝泰始三年,禁星气谶纬之学。纬书原本因隋炀帝禁止而散佚。《隋书·经籍志一》:“ 炀帝即位,乃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流传下来的纬书有:易纬《乾凿度》、书纬《考灵曜》、诗纬《含神雾》、礼纬《稽命征》、乐纬《动声仪》、春秋《元命包》、孝经《援神契》、尚书《中候握河纪》、论语《谶比考》。后为和崇尚黄老列庄等道家思想的道教区分,从南北朝开始叫做儒教又被称作圣教。“儒教是中华民族土生土长的宗教”,儒教是礼乐文明的代表,上古宗教的直接继承者。

“儒教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宗教,凡是生活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的各民族,包括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如北方的辽、金、元,西夏及清,历代王朝都以儒教为国教,孔子为教主(这是孔子生前没有料到的,正如老子被道教奉为教主没有被老子料到一样)。……儒教利用政教结合的优势得以成为国教,儒教的神权与皇权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儒学”、“儒家”、“儒教”这些概念要分清。儒学作为一种学说,儒家作为一个阶层,儒教作为一种信仰,三者相同也不同需要区分开来。

公羊家和谷梁家都主张尊王说、内鲁说,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讲华夷之辨。“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公羊家以西汉董仲舒、眭弘和东汉何休为代表。《公羊传》的思想直承《春秋》,侧重于从《春秋》尊王攘夷思想延伸而成的“大一统”、“拨乱反正”观点。西汉初年,以尊王为主体的春秋公羊思想,成为朝野的依据。而公羊学派在公羊学被立为学官之后,更是大大的扩张了势力。董仲舒著《春秋繁露》,好言“天人感应”与“阴阳灾异”,由是“谶纬”之学大兴。汉宣帝时期,谷梁传成为春秋的权威解释,公羊学随之没落。

唐代韩愈提出“道统”之说,《原道》认为“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

韩愈又说:“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曾子。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韩愈本人则以孟子继承者自居,并自谦说:“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李翱说:“孔氏去远,杨朱恣行,孟轲拒之,乃坏于成。戎风混华,异学魁横,兄尝辨之,孔道益明。”皮日休说:“千世之后,独有一昌黎先生,露臂瞋视,诟于千百人内。其言虽行,其道不胜。苟轩裳之士,世世有昌黎先生,则吾以为孟子矣。”

自汉以来至今,儒家思想在绝大部分历史时期是中国的主流价值观,但也有低迷时期。魏晋时期儒学的地位被道家玄学替代。唐代政权基本上以道家思想为主导,但是也渗透了道教和佛教。宋朝时道德神学为儒学主流,理学的天理是道德神学,同时成为儒家神权和王权的合法性依据,尊周敦颐、程颢、程颐为始祖,朱熹为集大成者,后取得官方地位,但陆九渊与程朱不同,虽同属理学但是同源不同流。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都以朱熹的理学内容为考试题目,对中华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中国宋明时期另一支理学是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唯心主义理学流派。南宋时,陆九渊倡言心即理,针对朱熹等人的“理”在人心之外、“即物”才可“穷理”的理论,提出“发明本心”、“收其放心”的“简易”、“直捷”主张。他还同朱熹辩论过“无极”、“太极”等问题,成为与朱熹一派理学相持对立的一家,被称为“心学”。陆九渊弟子很多,著名的有杨简、袁燮等人,杨简将“心即理”进一步发展成为“万物唯我”的唯我主义。宋代以后,由于程朱理学成为官方正统思想,陆学影响不如朱学。

到明代中期,陈献章由朱学转向陆学。王守仁更是集心学之大成,并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即是理”的命题。在认识论上他推行“致良知”的方法,认为“良知”就是“天理”,“致良知”就是“明明德”。同时提出“知行合一”的革命性观点,反对宋儒知先行后的说法或知而不行的做法。王守仁是陆九渊以后影响最大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明代后期,王学大盛,出现了众多流派,其中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和李贽等人影响较大。泰州学派内部各人思想不尽相同,但有共同的趋势,就是强调儒家的“圣”、“贤”是人人可成的,即便是“农工商贾”也可以成圣成贤,声称“人人天地性,个个圣贤心”。李贽还提出“是非无定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禁锢。因此, 儒学是宗教, 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宗教,而是一种“道德的宗教”、“人文教”, 是即道德即宗教, 是一种没有隔离精神、偏至精神的宗教。这也就是牟宗三所理解的“作为宗教的儒教”。

1644年,明朝灭亡,这是以汉人为统治者的中国第二次亡国。明亡之后,以阳明学大儒黄宗羲为代表的一些儒家学者对历史进行了反思,认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后儒学“把传统儒学(即前儒学)从政治制度层面和宗教化倾向下剥离出来,以“新内圣,外平等” 为儒学发展的主要取向。这里所谓的“内圣”之学,主要是继承传统儒学而又有创新的关于指导人生修养、提高精神生活、发扬道德价值、协调群己权界、整合天(自然)人关系等学说。《后儒学》作者苍山牧云,安徽省怀远县人,当代儒家,后儒学之奠基人。其思想纵横辽远,宏博深邃,究其根底,唯“美”无他。故其学,也称之为尚美之学。从构字上解释说,“美者,从羊而大。丰盈而嫩鲜,丰腴而未老,如女子成熟,男子壮年;物正丰茂,势盛有力”。其美有三德,一曰美者尊本,二曰美者克欲,三曰君子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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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儒家典籍收集在一起,编成一大文库,即为“儒藏”,是儒家著作的总汇,与道家之道藏、诸子之子藏、术数加之术藏、佛教之大藏经相应。儒藏是聚集古代儒家的大百科全书,载有哲学、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文学、历史、艺术、医学、化学、天文、地理、数学、技术各方面的丰富的内容。

儒家学说在近现代以来的新发展就是新儒学,新儒学又称新儒家,是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新的儒家学派。狭义的新儒学,是指梁漱溟、君劢、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学。广义的新儒学则可上溯到鸦片战争以来关于儒学变革的所有学说。

1、准备。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是新儒学的准备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儒家学者在西方文明冲击之下被动接受西方文明的一些内容以求自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思想。

2、萌芽。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是新儒学的萌芽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日趋成熟的托古改制的社会改良思想,即用儒学来解释改良思想。代表作有《大同书》等。

3、嬗变。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是新儒学的嬗变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孙文的籍古创制,孙文在学习西方民主经验和思考西方弊政的基础上,仿慕儒家体制创立了政权与治权分立的民权学说和五权分立的政体学说。在《建国方略》中慕仿周礼制订了非常详细的“结会”“动议”等程序和仪规;在《民族主义》讲稿中以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儒家道德,作为复兴民族的基础;在《民权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圣贤才智平庸愚劣”的观念来讲解真平等与假平等的分野;在《民生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倡导的大同主义作为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同义语。

4、开宗明义。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建立是新儒学的开宗明义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梁溯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开始在“新儒学”旗帜下进行的儒学研究。新儒学开宗的政治基础是当时官方意识形态三民主义中含有儒学的内容。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新儒学的活动主要体现于思想领域;新儒学的目标是在汇通中西文化的前提下解释和发展儒学。代表作有梁溯溟的《乡村建设》、贺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等。主要成果是熊十力继承陆王心学构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和冯友兰的“新理学”。总的说来,新儒学基本上是以儒学的“内圣外王”为立宗之本的,它是在儒学遭到普遍责难的时候出现的。这一阶段的新儒学在思想研究领域进行了一些探索,但是没有对社会发展产生有价值的影响。

5、沉寂。从新中国建立到大陆文化大革命结束是新儒学的沉寂阶段,这一阶段不仅中国大陆的新儒学研究归于沉寂,海外新儒学亦甚少成绩。

6、恢复发展。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是新儒学的恢复和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尚在进行之中。恢复阶段的主要特征是过去的一些新儒学著作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学术界开始反思和讨论新儒学的功过利弊。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在过去“新儒学”研究的基础上,对儒学和新儒学进行彻底的和全面的去糟取精古为今用。发展阶段的新儒学是当代和谐文化的组成部分,新兴的“大众儒学”是当代新儒学发展的最高成果。

7、新儒学诞生。大众儒学,是一种新的新儒学研究派别,是当代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概念和定义是刘周在“全世界都来践行大众儒学,促进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倡议书)”和“刘周倡议书答疑”中首次提出的。大众儒学的主要观点是:

●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

仁就是以“爱人”之心推行仁政,使社会成员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礼就是用“正名”(即道德教化)的方法建立社会的道德秩序,使社会成员对自身的社会地位都有稳定的道德认可和道德定位。社会成员普遍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就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社会的道德秩序,遵守符合自身具体情况的道德规范,造反作乱就没有道德依据(即没有意识形态基础)。社会成员既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又没有造反作乱的意识,社会就可以长治久安。所以儒学是一种超越社会形态和阶级形态的社会统治方略和社会管理学说。儒学在历史上曾经作为我国奴隶社会某些诸侯国在某些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又是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一史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仁和礼的关系是仁礼一体。

不讲仁只讲礼,礼就不会被社会成员普遍认可,就会遭到反对;不讲礼只讲仁,社会成员不受道德约束,就会由思想上的无政府状态引发现实中的无政府状态。所以仁和礼是不可分的。社会发展会使人们的道德观念发生变化,礼的一些具体内容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而予以改变和调整,这种改变和调整是仁的体现。

●儒学“仁礼一体”的体系中包含了法的内容,礼和法应该很好的结合。

礼的作用主要是预防犯罪,法的作用主要是惩罚犯罪。对犯罪个体的惩罚不是法的全部意义,惩罚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即能不能从总体上减少全社会的犯罪)才是惩罚的主要目的。建立分层践行的“以礼为体,以法为用”的礼法体系,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民贵君轻”,表明儒学不是把“君”置于学说的中心,而是把“民”(即人民大众)置于学说的中心。

儒学对“舜娶而不告”和“汤武革命”的赞成,表明儒学不是片面维护居上位者的利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内涵一方面是:君守君道臣守臣道,父守父道子守子道;一方面则是:君守君道是臣守臣道的前提,父守父道是子守子道的前提。所以,在居上位者违背仁和礼的时候,居下位者是可以采取积极的或消极的手段来维护仁和礼的。所以,儒学的本质就是大众儒学,其根本精神是维护国家社会的和谐运行。儒学不仅是中国古代的社会统治和社会管理学说,而且与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学说,乃至民主革命学说和共产主义说都是兼容的。

●“礼之用和为贵”,表明礼的最高境界和最高目标,就是创造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及全社会的和谐。

儒学认为,践行仁礼和维护仁礼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汤武革命”和“舜不告而娶”的目的是“复礼”而不是作乱。所以,他们不是在破坏和谐,而是在恢复被破坏了的和谐的基础。所以,“汤武革命”与“克己复礼”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创造和谐、促进和谐的行为。儒学承认一切人(尤其是居下位者)的维护仁礼的责任和权利,可以使人们(尤其是居上位者)在违背仁礼方面,不致走得太远。可令人们在破坏和谐基础的道路上,不致走得太远。因此,会对维护社会和谐产生积极作用。它同时也表明礼的根本精神是:不同地位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相互尊重。所以,儒学文化是一种和谐的文化。

代表者有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贺麟、钱穆、君劢、君毅、牟宗三、方东美、徐复观、蒋庆、杜维明、陈复。

明清以来,西学东渐。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之后,面对西学的压力,清代儒家开明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良主张。近代以来,中国的落后致使人们对中国文化作出反思,儒学内部龚自珍、魏源等,以汉学批宋学,主张改革。

之后,又有三次对儒家思想的较大冲击:第一次是太平天国运动中,草根阶层对儒学的冲击。第二次是戊戌变法时代,变法派思想家对儒学的冲击。第三次是民国成立之后的新文化运动,各类激进主义新思潮对儒学的冲击。

面对冲击,儒学也作出反应。康有为、陈焕章创立孔教会,欲将儒教国教化。而学衡派的学人对孔子和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的地位做出了深刻的研判,产生了新儒家。

其原因是,儒学植根于中国固有的价值系统而又能随时自我调整,适应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且相当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为东方最有价值的思想体系,以至于今天在某种意义上可说它是国学(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儒家是“国学”的核心与主体。

儒家信天命,墨家就非命。儒家子不语怪力乱神。

墨家就主张鬼神。儒家主张礼乐,墨家就非乐,墨家反对儒家推崇的“亲疏尊卑之异”、“古服古言”、“滥施敌人以仁义”和“畏天命”,认为儒者大多缺少节制的过度严厉的责问别人,而不知道责问的理由属于不正当。批评孔子的礼乐教化和繁琐礼仪,“繁饰礼乐”、“久丧伪哀”、“厚葬久丧”、不敬鬼神,认为孔子心术不正,其弟子作乱邦国。不过,墨子曾“称于孔子”,认为孔子之教也有“亦当而不可易者”。

早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认为孔子诗书礼乐教化与法家农战思想对立,法家重功利,认为儒学无用,“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

“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国用诗书礼乐孝悌善修治者,敌至必削国,不至必贫国。”

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对孔子个人颇为尊重,但他认为孔子学说不合时宜。其伦点近似于清代赵翼之诗”李杜诗篇万古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按照孟子的话说孔子乃“时之恶人”。

遵从,又要超越。

道家老子庄子杨朱以自然无为为宗旨,蔑视礼法,对于儒家的礼仪道德持否定态度。

释氏撰经公正的儒家,相传孔子号儒童菩萨,或曰:“吾夫子万代斯文之祖,而童之。童之者,幼之也。幼之者,小之也。彼且幼小吾师,何怪乎儒之辟佛也!又僧号比丘。丘,夫子讳也。比者,并也。僧,佛弟子,而与夫子并。彼且弟子吾师,何怪乎儒之辟佛也!”

“宝应声菩萨化为伏羲,吉祥菩萨化作女娲,儒童化作孔丘,迦叶化为李老。”

“三皇、五帝、孔、李、周、庄,皆是菩萨化身。”

新文化运动独尊儒家是中国落后的根源,歧视妇女。

到了新中国,儒家被认为是一种封建专制,代表了新型地主利益的,孔子儒学是为封建专制服务的。封建专制的助手,与封建专制有了割不断的联系。

文革时期,进而演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

此乃后话,暂且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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