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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戟沉沙 30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8-09 点击数:156次 字数:

30

 

在北京的会谈中,江青谈到了共产主义时代中国宫庭政治的最新进展:

“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十次两条路线斗争。第十次是最严重的一次,牵扯的人物是林彪。他不仅设计了许多计划暗杀毛泽东,而且想除掉所有政治局的同志。他的人画了我们住所的草图,策划攻击和爆破,一次性杀死我们。斗争非常激烈,这些人很阴险、残酷、野蛮。他们竟想谋杀毛主席!”

她说:

更厉害的是,在那段时期,林彪秘密地控制了他们的住所,在毛主席和她吃的食品里逐渐添加有害物质。他们生病了,并不知道病因。1969年的大部分时间,她的病逐渐发展到神经系统,影响大脑和记忆,直到最近才恢复过来。

“他有苏联修正主义撑腰。”

姚文元插嘴说:

“他败露后和妻子、儿子逃向苏联。他完全是惊慌失措,惊慌逃跑,投向敌人一边。他背叛了党和国家,导致了自己的灭亡——他的飞机坠毁在蒙古。”

江青继续说:

“总理、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和我本人都站在毛主席这一边。他们(林彪极左派)到处放火,我们像救火队一样和他们斗争,保护老同志。林彪的目的是打倒所有老同志,掌握权力,让苏联修正主义者派军队进来。然而,就像毛主席对舒曼部长讲的那样,毛主席只用了一滴酒,就把林彪的名字从历史记录中抹去,林彪就这样毁灭了。”

江青解释说:

1972年夏进行的批判林彪的宣传运动,是让所有年龄层的人学习文革带来的一个教训。主席公开这件事,让人们普遍增强认知能力,学会区分左派、右派和那些左右摇摆的人,以便在任何人环境下都划清界限。最重要的,是这场运动表明林彪不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林彪一贯如此宣称)。解放军自始自终都是毛主席领导和亲自指挥的。

她说林彪很久以前开始背叛,但没有解释为什么长期以来她和主席没有采取措施。在1959年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后,林彪宣称:

“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

主席不喜欢这样的夸大:

“一句是一句。有一件事(拒绝设国家主席职位)我说了六句都不听,半句也不顶。”

林彪不停剽窃他人的言辞。比如,林彪喋喋不休地说:“大海航行靠舵手”,过去说是他发明的,实际是从别人写的流行歌曲中剽窃的。她告诉其他领导人,林彪用这样重的言辞颂扬主席,让主席看起来很不谦虚。

关于主席的书《毛主席语录》,她说林彪没有任何贡献,尽管他声称做了一些事情。像陈伯达指出的那样,最初的前言(196581)由总政治部签署,不是林彪的。林彪把前言拿到手后,只是改动了开始和结尾部分,署上名,造成的假象是修改后的前言(19661216)是他创作的。

江青说她已经读了两个版本的毛泽东选集。第一本是由部队和政治局在1968年和1969年联合出版的《最高指示》。她想搞清楚《最高指示》的含义是什么,和主席相关联的只有标题和名字。被引述为《最高指示》的唯一作者让毛泽东看起来是最不谦逊的人。这又究竟是谁的作品?谈到“最高”指示,她推断并暗示说某人在某地发表“次最高指示,但没有人向她或任何人承认他是次最高指示。一些同事(明显是她的同事)最终设法阻止了第一版的发表。

控制出版社的人(林彪及其支持者控制的解放军出版社)一直向主席和他的人隐瞒出版计划。在没有事先通知主席、总理和她本人的情况下,他们擅自发行了主席的几部作品。一次,江青听到另一本手册的传言后,请周恩来给她搞一本来。周恩来送来的书名是《毛泽东思想万岁》,不是一本“小册子”,实际上是一本厚书。她和主席阅读后,送交其他人征求意见。他们发现三分之二是林彪的思想,只有三分之一是毛泽东的思想。

这本“厚书”可能是两卷本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共966页,1967年和1969年发行,没有特别的出版说明,在中国分为四卷。江青所称的“百分之二是林彪的思想”可能指林彪收集和编辑了百分之二的评价毛泽东的言论。除了北京官方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外,这本书是最全面的收录毛的演讲和文章的书。

在他们拿到书的时候,别人也都有了一本,因为它只值6角钱(25美分)。她的那一本(她讥讽地提到)在中南海家里的客厅里。她很快发现同一本书的几个版本,这本书向她证明发行这些糟糕书籍的目的是推翻毛泽东。

林彪是国家的叛徒,江青愤怒地继续她的谈话。他们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认识到林彪是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大“侵吞者”。一些人早就察觉到他过份热情背后的谬误。他高举着红旗反红旗,后来才知道旗只有一面是红的,另一面是黑骷髅的标志。林彪多年来有铺张的名声,喜欢大肆宴请及在朋友中派发礼物。事实上是想表明他可以随意获得国家的财产并分发掉。(孔子推崇的“入仕为官”被覆盖以苏式的唯物主义)。在国家的不同地方,林彪都修建了别墅,用以高规格款待他邀请的家庭。

1967年春,一些林彪集团成员在毫无目的的军事演习中占据了四川的一个工厂,并无理地朝空中“万枪齐鸣”(例行的夸张)。

武斗也有好的一面,江青以肯定的口气对我说。从文革的势头减弱开始,公开的打斗不见了。她高兴地说这是一件好事情。

但文革期间在远离北京的许多地方都发生了武斗。她回忆陕西东南部的一次武装叛乱。当时是一个夜晚(1967年夏),她正在大会堂的指挥部看文件。周恩来突然走了进来,试图急于让她离开这个地方。“回家去睡觉吧”,周恩来催促她。说话的时候,一队士兵手里拿着地图,进入了大会堂的指挥部。为首的是一个老军人,政委郑位三。江青后来才知道他也是林彪集团成员。郑已被授权(可能是林彪)指挥平定陕西东南的叛乱。当时总参谋长杨成武和一个副总参谋长赶到现场,火炮、装甲车和坑道的挖掘设备都已集合完毕。正当她吃惊地观望时,一个参谋走过来挑衅地问“江青同志,你知道怎么作战吗?”江青猜测他的用意是想让她参加这次行动。她告诉他:在毛主席身边多年的经验告诉她,不能轻易使用武力。

当天深夜,总理把电话打到江青家里。他告诉她,应该避免军事冲突,把注意力集中在对群众的宣传上。但是她不得不让他理解:群众和军人一样,如果紧张升级,冲突很容易爆发。

林彪的阴谋也卷入她的家庭,但并没有利用她的孩子们反对她。林彪在文革时期不知出于何种目的,阴谋绑架她的女儿李讷。这件事现在回想起来让她好笑,当时的情景却很紧张。林彪显然不了解她,他的阴谋对象选错了人!还有一次,当时李讷正在为《解放军报》工作(代理总编辑),一些林彪“反党集团”成员诬陷她要“夺权”。

李讷显然是由母亲派到这一关键职位,对军事和政务有很大的发言权。那时李讷是《解放军报》总编辑(19678月末),而《解放军报》已取代《人民日报》成为中央委员会的主要刊物。

在文革的困难时期,她让继女李敏当上了国防科工委的(负责该项目的发展)一名领导人。国防科工委主任是聂荣臻,同时兼任国防部副部长。那时李敏属于一个总部设在北京叫“9.16”的群众组织。有几个空军将领把李敏叫到一旁,恶毒地告诉她,江青的错误已上报到国防科工委,她与此有牵连,也要承担责任。一段时间后,1971年江青有一次到青岛看望因她而受到错误指控的李敏。江青对聂荣臻的态度让人迷惑。与江青打击聂荣臻的消息相反,江青确实讲过:他应该被保护起来免受不公正的批判。她和孩子以及其他亲近的人是一张无尽大网上的几根丝线,经常要摆脱由谣言及错误结论所纺织的这张网。

江青的两个女儿不畏风险,坚持追随她们父母的革命事业,而且变得勇敢、独立、敢于批判了。江青幽默地补充:李讷就曾批评过她重男轻女,李敏也讲过同样的话。

江青强调毛主席从严不靠篡改历史记录来歪曲历史,而林彪恰恰相反。作为左派份子,林彪按照自己的野心篡改相片、电影和其他媒体,甚至美国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在乔冠华访问联合国时(197111月中旬),美国的电台放映了毛主席和林彪(可能已死于19719月)在一起的镜头。但在随后的短片中只剩下“超级间谍”林彪。那家电视台向中国领导人表明,美国政府做的政治调查范围很广(也许不如她想像的正式和残忍),就连尼克松总统都害怕对他不利的间谍活动。没人是清白的,她预言式地补充。

活跃在60年代的左派和右派之中,林彪是最狡猾的。他有许多邪恶的计划,阴谋控制党、国家和军队。一个计划是利用宣传机器把毛泽东塑造成将来有可能被打倒的偶像,另一个计划是制造骚乱。文革中,毛主席曾私下对领导同志,并公开地对斯诺解释:每一个人都要有“自知之明”。还有几个场合,他请周总理协助平息蔓延全国的激烈武斗。

江青离开混乱的北京到上海休息,发现上海完全在林彪集团的控制之下。毛主席的话被醒目地涂满了城市的墙壁。一个荒唐的场景——毛主席巨大的的画像上用大字写着他的语录——激怒了江青。这种庸俗的做法使毛主席看起来像“最不谦逊的人”。当她向负责上海事务的张春桥提出意见时,张警告说:如果主席的画像和标语被拿走产,那么林彪的形象和态度恶劣会更加凸现出来。但江青坚持要求取下巨大的画像,只允许谨慎地书写毛主席语录。

江青说,因为先前的历史遗存很容易被有野心的人利用,不是所有的历史遗迹都需要保留。世界上人太多,不能保留所有的遗迹。这样,中国领导人开始抛弃一些过去的纪念物。颐和园前和3个市中心的大牌坊被挪走。这3个牌坊以前树立在天安门前,让天安门看起来像“3个古怪的小洞穴”。我认为这些很珍贵的,她挖苦地说,因为你们的国家只有两百年的历史。鉴于中国有很长的历史,这些牌坊和门没有任何历史价值。再说,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所以她号召拆除它们。陈伯达和梁思成反对拆除。他们说,你们攀上紫禁城北面的景山看看,北京饭店破坏了北京的风貌。

1973年北京饭店又增添了几层,成为首都第一座中型的摩天大楼。

无视她对审美和实际的建言,陈伯达、梁思成和其他人都坚决反对建筑的变化,特别是拆除这些牌坊。1971年,江青赢得了最后的胜利,牌坊被搬到先农坛附近的陶然亭公园去了。她尖锐地指出:这样的保护并不能增添牌坊的历史价值。

但是,真正具有历史价值的古代遗迹和文物要保存。她提到60年代湖南长沙的考古发掘工作,出土的文物可以追溯到商朝。她说,它们不仅属于中国人民,也属于世界人民。处理这些文物总是充满风险。一些中国考古学家和学生被允许任意地研究这些古代文物,但他们逐渐沉迷于古物,革命热情自然衰退了。她强调,风险是永远会有的,但中国领导人从不忽视和破坏任何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话题回到林彪和服务于他的人,江青回忆1970年对北京中山公园碧云寺令人紧张的访问。因为她所钦佩的负责文化事务的吴德(彭真被罢免后任北京代理市长)有其他事情,她便由王力(1967年被指控属于516兵团)陪同。王力是个笨蛋,她厌恶地回忆说,那天表现得很不谦虚。他并不是唯一的一个,在70年代,人们的态度都很坏。

到公园后,王力请她参观一些佛像。江青提醒他些行目的是寻找奇花异草,带回自己的花园,但王力坚持看佛像。她听从建议,随他到了碧云寺。因为近视(总是戴着眼镜),她无法一下子看清昏暗环境里的一切。王力首先向她介绍祭祀器具和供品,然后参观孙中山著名的帽子和其他遗物——主要是衣服。最后,江青停在毛主席半身画像前,她想,画像一定一直被放在那里。

她愤怒了,尽管把孙中山遗物和佛像并列还可接受,但没有人有权把毛泽东的形象置于宗教神殿内。她仔细查看了神庙,庙有五、六百年历史,安放了五百罗汉像——佛教圣徒。她立即命令警卫把有关物品搬走,使庙宇恢复原貌。她提醒王力,大批外国客人和劳动人民参观公园,会使他们对宗教环境里的主席形象产生误解,这样做很不妥当。她的震动全场(她尴尬地笑了),但并不在乎,她想人们应该知道她是谁。她指出王力的安排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1971年的一天,她正在颐和园游览,决定登上最高的建筑排云殿,俯瞰湖水、楼台和园林。当她走近这座建筑时,惊讶地发现墙上刻着林彪的书法“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每一个字都有6尺高。把自己古怪的字体刻在名胜的墙上,林彪是想对民众谎称这是他提出的。实际上,这句话是雷锋最先提出的。

在发现这些证据前,毛主席已向斯诺指出吹捧他是错误的。他告诉斯诺,这种事不会强加在外国朋友身上,这是领导人的共识,但林彪却忽视这一点。在注意到颐和园墙上这些粗大的题词时,江青开始只敢向随从们曲折地表示“主席有很深的文学功力,他的书法是艺术”。到了1112,李作鹏(1966年担任政治局委员,据信是林彪的人)奉命到颐和园把林彪刻在墙上的字清除掉。江青突然插了一句说,主席一直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显然是影射林彪的对外自吹自擂。

林彪反对毛主席,她本人以及支持者的活动,在1971年变得频繁和激烈。毛主席不断指示总理处理这种冲突,但他的想法并不容易贯彻。在危机的高峰期,她多次到总理那里帮助“平息事态”。不断的威胁、群众分裂和阴谋活动让他们难以工作,甚至在家里——中南海都有敌人的渗透,没有人可以安全地吃饭睡觉。为了安全起见,主席及其拥护者悄悄撤出中南海,搬进京西宾馆,后来又搬到人民大会堂,那里的一流设施使办公比较便利。主席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在整个危机期间不得不在大会堂接待来访者。(从新闻稿中推断主席从19701月到1971年没有在中南海接见过任何外国客人。林彪死后,第一个在那里受到接见的是19722月到访的尼克松总统。)她说,主席为了粉碎林彪推翻他的阴谋而寻找安全地点的事,此前没有向外界透露过。

江青接着说,胜利的领导人把林彪作为反面例子,教育下一代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不坚持学习,人民会不断被“林彪这样的骗子欺骗”。

为了消除游荡于群众中的修正主义思想,整风运动开始了。

197191314)日,林彪坠机身亡的第二天,主席办公室就发起了一场批判林彪的艰巨运动。第二年又发起对陈伯达的批判(1967年因极左受到批判)。主席、江青及其支持者决定先在党内,然后在群众中展开。最终目标是批判反党集团首脑及其支持者。群众被要求重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江青说,经过一年左右的学习,这些思想体系在群众中占据了应有的地位,群众的思想被“很好地武装”起来。大量“惹人瞩目的学习”使林彪集团名誉扫地。如果人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就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结经验,坚持斗争。不仅年轻同志,老同志必须每天学习政治理论。“也包括我”,江青微笑着说。

群众认真地参加了政治学习,当前的革命形势“好极了”。“大混乱”过去了,“良好秩序的开端”已经到来(他们描述历史发展阶段的术语)。中国地域辽阔,更多的混乱将会出现,他们必须全力控制未来发展中的问题。

他们面临着三项任务:第一是外国记者所注意到的,在所有工厂和其他生产单位进行斗批改。政治的整风不应影响日益增长的生产。后者更容易做到,江青坦率地说。在医学领域,斗、批、改运动还没有开展。毛主席告诉全党全国人民的第二和第三项任务,是中国决不做超级大国和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我问江青还会有第十一次“两条路线斗争”吗?

“不可避免”,她回答,我们不是阶级斗争熄灭论者,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仍然渗透他们的国家,他们还被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着。

19667月,毛主席给她写了一封包含“英明预见”的信,即被外国情报机构获取,并在本章开始时讨论的那封信。毛在信中说到,他们现在的任务是在全党全国基本上打倒右派,当然不可能全部打倒。七、八年以后还会有一场“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会有多次扫除。主席明确指出,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们断定他们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百分之九十五的革命群众都不会容忍。他在1966年所写的不是异想天开。他的预言得到了证实。文化大革命仅仅是一次预演。

林彪自己跳出来,证明主席的话是英明的预见(她经常重复的话)。当然,他是在漫长而普遍的混乱已近尾声时暴露的。单是北京的破坏就损失惨重,一些机构,如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那里,政治和学术密不可分)特别受到冲击,几乎瘫痪。林彪一伙的灭亡表明,凡是右派越猖獗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的反击也越迅速和果断。这些著名大学几十年来培养了著名的学者和优秀的学生,但也把他们和社会现实隔离开来。这是一次全国范围内的演习,左、右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每个人都吸取到各自的教训。对待斗争的准则是毛主席的话,“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她说:前一年(197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50周年。两条路线斗争,每隔5年就会发生一次。王明路线时间最久——总是公开冲突,林彪只专政两天半(尽管有数年的地下较量),从197092326日,在庐山会议上。

到目前为止,文革收获的成果是什么?领导人的注意力集中在加强“革命骨干”上。他们可以是中年、青年和老年。只要那些犯了错误的人承认错误,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会受到人民的原谅。拿邓小平的例子来说,他犯了错误,但后来承认了自己的路线错误。一旦被“纠正”过来,他和其他类似的人都会变成“人民的财富”。

1972年初,她参加了一些年轻领导人主持的中央扩大工作会议。此后,她还参加了一次军队成员的会议。两次会议上,参加者的精神面貌让感觉焕然一新。对林彪的批判,清洗那些受其操纵的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深入学习,为这次新运动提供了意识形态机制。人民正在学习新的语言和新的思想。此外,他们都有不断接受批评的要求。大部分群众不会顽固不化,会改变他们的观点。

这种要求改变世界观的普遍愿望,在她参加的一次会议上很好地体现出来。会议参加者有工人、农民和战士,还有相当比例的妇女和少数民族代表。一些女权活动家在会上的讲话精彩得令人惊讶,特别是来自西藏和蒙古的代表也做了有益的发言。在会议进程中,年轻的同志先讲,随后一些老革命带着厚厚的参考笔记发表了长篇演讲。最后,一些中央委员会成员站出来,发表了很好的讲话。这样的会议让领导人相信批判林彪及其思想的运动正在深化。

且不论江青对林彪故事的重新编排是主观的利己的,观察家们不应该忽视林彪和江青追求和继承政治权力之目的的可比性。尽管他们一个工作在军事领域,一个工作在政治领域,但对领袖地位的追求让他们成为对手。他们都向群众表明(直接的或间接的)自己是主席“最好的学生”。从60年代早期开始,他们都依靠这样的说辞,寻求成为毛思想的贯彻者——在毛死后,这一角色将变得至关重要。林彪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成为意识形态的代表,江青在其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崛起。林彪的办法是在小红书中技术性地剪辑毛的著作。江青在文艺宣传上走得更远,她的表演艺术变成了毛思想的载体。她固执地追求文化控制的最高权力和林彪1966年对她短暂的协助将是下一章的主题。

 

《红都女皇(江青同志)》在西方出版发行多年之后,终于有一天由一位香港的学者范思教授将其翻译成了中文。

想必教授的英文是绝好的。

然而,面对着一部由蹩脚的英语加中文语法改写后的“原著”,尽教授用尽了心力,最后呈现给读者的也只能是一篇蹩脚的文章。

本人无意冒犯学识渊博的教授,只是想将被人篡改了的美国记者维特克为江青写的传记《江青同志》,再重新“篡改”回来。

圆我“百姓点灯”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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