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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戟沉沙 28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8-07 点击数:251次 字数:

28

 

萧军(1907~1988),原名刘鸿霖,190773日出生于辽宁省锦州市义县沈家台镇下碾盘沟村(现锦州市凌海所属大碾乡),原名刘鸿霖,曾用名刘吟飞、刘羽捷、刘蔚天、刘毓竹等。

笔名除萧军外,还有酡颜三郎、田军等。

他的名字与萧红相配,合起来是小小红军的意思。

193410月创作了著名的《八月的乡村》

《八月的乡村》的出版不但显示了抗日文学的实绩,也奠定了萧军在文坛上的地位。

从此,他与萧红成为东北作家群的著名代表。

抗战爆发后去延安,50年代到北京,专门从事写作,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文革期间长期遭到关押,1979年平反后重返文坛。

但得能为天下雨,白云原自一身轻。

萧军生前的这两句诗就是这位著名作家的精神写照。

1925年,萧军考入少帅张学良在沈阳办的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七期,学习法律和军事。

1929年,萧军写出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懦……》,以酡颜三郎为笔名,发表在当年510日沈阳《盛京时报》上。

小说愤怒地揭发了军阀残害士兵的暴行。

接着萧军又在《盛京时报》上发表了《端阳节》《鞭痕》《汽笛声中》《孤坟的畔》等小说。

1932年初,萧军到了哈尔滨。

正式开始文学生涯,也正式成为党的地下组织所领导的革命文艺队伍中的一员。

1933年秋天,他和萧红(萧红萧军意为:小小红军。)合印了一部短篇小说集《跋涉》。

其中收有萧军的《孤雏》《烛心》《桃色的线》《这是常有的事》《疯人》《下等人》等6篇小说。

19346月中旬离开了东北故乡,来到关内。

在青岛,萧军、萧红一边编辑《青岛晨报》副刊,一边写作。萧军在里写完了他的成名作《八月的乡村》。

19357月,萧军自费非法出版了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立即轰动了文坛,奠定了萧军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在艺术上,《八月的乡村》有着鲜明的特色。

首先,它以浓郁的乡土色彩强烈地吸引着读者。

其次,在人物塑造上,萧军既能准确地把握人物性格牲,作速写的勾勒,又善于精雕细绘,并且常常把二者结合起来加以描写。

此外,《八月的乡村》的风格也质朴刚健,充溢着一种不可抑止的力量,可以说是的艺术。

这种艺术风格特别体现在对社会生活的概括和开掘方面。

这时期,萧军的创作力极为旺盛。继《八月的乡村》之后,他又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羊》《江上》,散文集《十月十五日》《绿叶的故事》,中篇小说《涓涓》等。正是在这样基础上,萧军开始撰写他的长篇巨著《第三代》。

1936年春起,他断断续续写了近二十年,才全部写完。

这部巨著以宏大的气魄,全面真实地再现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下的东北社会现实。

19406月第二次去延安。萧军到了延安除了续写长篇小说《第三代》,并和其他作家同心协力积极开展延安群众性文艺活动: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九日成立了文艺月会,每月最少集会一次。

一九四一年元旦创办了会刊《文艺月报》,由他和丁玲舒群刘雪苇轮流主编。

194252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大礼堂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到会的除了毛主席朱德陈云凯丰胡乔木王鹤寿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外,延安文艺界的精英大都参加了,约一百多人。

大会由凯丰主持,毛主席致开幕词后,请萧军第一个发言,他讲的是《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的我见》(载于515解放日报》)。

一直到1945年冬末,萧军一直生活和工作在延安。

他担任了鲁迅研究会主任干事,文协分会的理事,《文艺月报》的编辑,鲁迅艺术文学院的教员等职务。

1946923重返阔别了十二年的哈尔滨。

萧军先后担任了东北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鲁迅文化出版社社长、《文化报》主编等职务。

就在这时,发生了《文化报》与《生活报》论争事件。

当时中共中央东北局作出的关于萧军问题的决定确认了对萧军的政治迫害。

从此萧军便被排斥出文艺界,被湮没了整整三十年。

萧军在极端困难的逆境中写出《五月的矿山》、《吴越春秋史话》以及《第三代》最后部分等大量作品。

即使在十年动乱的年月里,他身陷囹圄也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写出了大量的诗词。

改革开放后,有《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萧军近作》等重要著作问世。

萧军解放后所写的这些作品,思想更见深沉,艺术上更加精益求精;不但保存了宝贵的文学史料,而且是非常优美的散文艺术珍品。

特别是后两部作品,名为注释,其实是别具一格的艺术品。

20066月,回忆录全集《人与人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党为萧军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重新作了符合历史事实的公正的结论,充分肯定了他早年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并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宣传抗日救亡,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政策和独裁统治的历史功绩,撤消了1948年东北局萧军关于问题的决定,推倒了给萧军强加的各种诬陷之词,称赞萧军同志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是一位有民族气节的革命作家。

1988622,萧军因病逝世于北京,享年81岁。

根据他生前的遗愿,他的骨灰分别安葬在北京万安公墓和辽宁省锦县(今凌海市)的凌河公园200773更名为萧军公园)。

他在给家人的遗嘱中说:

自己是一个穷文人,没有留下什么财产。有一点菲薄的积蓄捐给家乡,自己的文物、书籍要捐献给辽宁锦县萧军资料馆和有关文化部门。

200773萧军故居萧军文化广场在凌海市沈家台镇落成。

20086月,萧耘、王建中主编的《萧军全集》(20卷),由华夏出版社出版。

同年72萧军纪念馆新馆在辽宁省凌海市落成。

萧军死了,依旧无愧于:

“生得伟大、死得光荣。”

萧军生前到底有没有犯过错误或者说做过什么不那么光彩的事呢?

萧红在北京与好友李洁吾谈话,李说:“‘鲁迅先生对你真像是慈父。’

萧红听罢,立刻纠正说:‘不对!应当说像祖父一样……’”

鲁、萧二人,年龄差三十整,是可以这样说的。但是年龄不能阻止“不正常”。

对萧红与鲁迅的关系,很多人都探究过,可究竟是种什么样的关系,却仍然不得而知。

萧红与鲁迅究竟是同志般的情谊,还是父女般的亲情,亦或有着隐约的爱情?

据说,当事人之一萧军曾说过萧红与鲁迅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关系”。

前些日读牛汉的《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何启治、李晋西编撰,三联书店,2008.7),这是一本好书,可读性强,而且可靠性也强。

牛汉不是随风乱说的人。当然,这也是“我觉得”。

此书可贵之处在于记述了一些当代文坛往事,都是直言不讳。

说到什么人而不言其名,以某种符号代替的,书里只有二处,恐是实不得已。

我读到该书197页的一段,却迟迟不敢相信,但也无由排斥,只好存在心里。

但是经过几个月,仍惴惴然地想提出来向人讨教,也如祥林嫂那样向人询问:

“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牛汉原文如下:

“我曾问过萧红和鲁迅的关系。我问:萧红和鲁迅很近,接触很多,但到日本后为什么没给鲁迅写过一封信?萧军说:是鲁迅和萧红商定萧红去日本后不写信的。鲁迅重病死了,她就立即赶回来了。但我还是觉得,萧红走后不写信,是不正常的,可以说明,她和鲁迅不是一般的关系。从萧军的口气也证明,萧红跟鲁迅的关系不一般。”

当然牛汉所言的“不正常”和“不一般”,或者可以理解为近似于爱情,就像北京时期鲁迅与“程门立雪”的许广平。

这个“爱情说”太大胆,我不敢说。

但是萧军这个“当事人”这样说,又增加我的信心,因为当事人的感觉总是特别敏锐,有道理。

牛汉也曾说,这时“萧军说话很大声,笑声也大,可能精神上有点问题,精神状态不正常。”

不过,说到萧红与鲁迅“不正常”关系,这种话,非比一般,他的“不正常”也远没到这种程度。

那时节,鲁迅爱护东北来沪的青年作家萧军、萧红夫妇。

他为萧军的长篇小说 《八月的乡村》作过序(19353),又为萧红的长篇小说《生死场》作过序(1935年月11)

这两位东北作家从此才在上海立住脚跟,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得占一席之地。

这时,鲁迅55岁了,还仅有一年的生命。

而萧红才二十五岁。

近读君着《从异乡到异乡—萧红传》,记事真切而细致。

其中记萧红在北京与好友李洁吾谈话,李说,“‘鲁迅先生对你真像是慈父。’萧红听罢,立刻纠正说:‘不对!应当说像祖父一样……’”

鲁、萧二人,年龄差三十整,是可以这样说的。

但是年龄不能阻止“不正常”。

  一,萧红赴日后,不与鲁迅写信,此事实堪玩味。

萧红、萧军在上海时,先与鲁迅通信很多;后来就都是鲁迅家的常客,受欢迎。

萧红《回忆鲁迅先生》里就记着:有一度“每夜饭后必到大陆新村来了”。

后来,白天她自己也曾单独去鲁迅家。

鲁迅正在病中,许广平有家务要做,而萧红是客人,要招呼。

萧红天天去,许广平就有怨言。

《鲁迅传》(190)说:“据梅志1984年回忆,对于萧红的不断来访,且一来半天不走,许广平有时颇有烦言,向她大诉其苦:‘萧红又在前厅……她天天来,一坐就是半天,我哪能有时间陪她,只好叫海婴去陪她,我知道,她也苦恼得很……’”

这样的关系,怎么能一走之后,就断然没有信,而且一封都没有了呢?

萧军晚年所说此乃鲁迅与萧红的“商定”,是否“有据”,不知,但是可说“有理”。

二,上文许广平说萧红有“苦恼”,所指为何?

书里也早说清,那是萧军与一位名叫陈涓的有夫之妇,有了恋情,而且很疯狂。

他为人疏狂,对萧红也不隐瞒,这当然大大刺伤了萧红。

萧红无可倾诉,也无处去,就去访问周府。

而此事,既然许广平明白,当然鲁迅是知道的。

那么这里就多了一层解释:是否鲁迅怕萧红的表现,增加萧军的疑忌,故而要与其断了联系?

但是,如无可疑之处,则坦荡处之,无需多此一着棋。

三,萧军说,鲁迅一死,萧红就“立即”赶回来了。

这并不确。

因为萧红是1936717赴日,于193719,由日本返回上海。

而鲁迅是19361019病逝的。

萧红在日本,因不懂日文,知道消息迟了一些,是在1023的中文报纸上得知的,24日予萧军信就说到这一点。

她是在两个月后才回来的。

鲁迅已逝,回来的早晚,并不能说明什么。

但是看得出萧军对萧红行为的不满。

四,萧军终生尊重、景仰鲁迅,这是不必怀疑的。

但萧红回国后,却发现萧又在恋爱一位有夫之妇许粤华。

而且二萧的感情越来越不好。后来萧军动手打萧红。

打得眼有青痕。

在朋友间显露出青痕,萧红说是跌伤。

萧军竟说:

“什么跌伤的,别不要脸了!

可以想见,他们是过不到一起了。

众说纷纭:

二肖做为作家,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对爱情和感情可以说是不检点的,肖军可以说是到了无耻的地步。

肖军在黑龙江混不下去了,投奔曾经搭救过他的恩人沈阳武林大家辛健候,在辛家吃住不算,还勾引辛父戏班的名角,后被发现逐出辛家。

祥的祖父陪伴他活到18岁,她后来遇到鲁迅既是文学的引路人,又有慈父般的大爱,对萧红来说的多么的难能可贵,他把鲁迅当作祖父认同完全是自己亲情的投射,这有可能的,致于萧军的看法完全是妒忌心,他在对萧红的爱情中有些自自卑中的妒忌....

萧红在童年9岁就失去母亲,据她回忆母亲也不怎么待见她,她死后父亲对他非常冷漠甚者残酷,只有祖父比较慈爱她,陪伴到青春期也离她上西天。

她后来遇到鲁迅,既是她文学的引路人,又有慈父般的大爱,对萧红来说的多么的难能可贵,他把鲁迅当作祖父认同完全是自己亲情的投射,这有可能的。

致于萧军的看法完全是妒忌心,他在对萧红的爱情中有些自卑中的妒忌....

萧军、端木蕻良与骆宾基都是东北很有才气的作家,在30年代因萧红关系互相认识,后来却成为仇人,这是为什么?

萧军与端木蕻良是萧红的前后丈夫,骆宾基是萧红去世前44天的陪伴者。

萧军和骆宾基都认为端木自私、虚伪,端木对两人的看法不详,因为他生前没写过这方面的文章,认为这是他本人的隐私,无须公布于众。

事实究竟如何呢?

到了90年代,终于有人去访问端木,但这时端木因为中风而失去说话的能力,有许多事,只能由他的第二位妻子钟耀群来叙说了。

19384月,身怀六甲的萧红跟萧军分手后,与端木同去武汉,5月在武汉大同酒家举行了婚礼。

当时跟萧红接近的男作家不少,他们都很同情萧红,但与她聊天、谈话可以,要娶她为妻,恐怕谁都没想过。

只有端木提出跟萧红结婚,而且要举行婚礼,给她一个正式的名分。

不管以前两萧和端木发生过什么过节,但在这件事上,端木是个真正的男子汉。

在那个时代,一个从没谈过恋爱的男人要娶一个曾与两个男人同居又先后分离的女人,谈何容易?

因此,端木的母亲和亲友都不赞成,特别是端木的母亲。

她认为萧红不吉利,不希望自己的小儿子和这样的女人结婚。

但端木违背母亲的意愿,坚持了自己的主见。

那天参加婚礼的有端木三哥未婚妻刘国英的父亲、刘国英和她在武汉大学的同学、萧红的日本朋友池田幸子,还有文化界的胡风、艾青等人。

萧红穿一件旗袍,端木着一套西装,婚礼办得既简单又隆重,在战争年代中是不多见的。

萧红在婚礼上的一番话倒是真正表达了她当时的心态。

胡风提议新人谈谈恋爱经过。

萧红说:

张兄,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我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

我深深感到,像我眼前这种状况的人,还要什么名分。可是端木却做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

萧红说的像我眼前这种状况的人,指的是她有孕在身。

然而,萧红的朋友们对这次婚礼并不以为然,在他们的笔下,端木成了一个符号。

如:“DM”“T“D”等。

在骆宾基的《萧红小传》里,将萧军和萧红称为夫妻,而把萧红与端木称为同居

其实同居也好,夫妻也罢,都是事实婚姻,这是不容怀疑的,只是表达了人们对他们3人关系的看法而已。

萧红曾对聂绀弩说,端木是胆小鬼、势力鬼、马屁鬼,一天到晚都在那里装腔作势。

骆宾基在《萧红小传》里说:

在最初她和T君是不承认有同居的关系……以后,她……T君一同过新生活去了。

为什么萧红那么贬低端木,最后却跟他结合?

看似矛盾,其实很简单,就像她对梅林说的:

人不能在一个方式里面生活。

从前与萧军在一起时,萧红感到男子刚硬的一面,时间一长,家庭生活必定会发生种种不愉快。

现在端木来了,从他身上体会到男人刚柔的一面:

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

萧红感到很满足,这就够了。

有人说:端木两次抛下萧红,一次就是在19388月武汉大轰炸时,端木一人乘船走了,抛下萧红一人在武汉。

梅林在《忆萧红》里说:

“19387月间,武汉开始紧急,萧红的越发沉重,我们相约一同去重庆。但在8月初将上船那天,萧红因没有直达的船落后了,我同罗烽和端木蕻良先到了重庆。

1938年夏天,高原有事从延安到了武汉,通过胡风的帮助,找到了萧红,见她肚子隆起,穿一件夏布的长衫,坐在席子上,边上点着一盘蚊香。

他回忆道:

据我的猜测,此时DM已不住在乃莹身边了。否则乃莹怎么会困窘到如此地步呢?对她与萧军兄的离婚,我是有怨言的,我批评她在处理自己的生活问题上,太轻率了,不注意政治影响,不考虑后果,犯了不可挽回的严重错误。

萧红听了不服气,说:

你从延安回来了,学会了几句政治术语就训人。

让我们来听听端木的第二任妻子钟耀群是怎么说的。

她在《端木与萧红》(19981月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里提到了这件事:

那时,罗烽、白朗和他们的母亲在武汉,要买船票去重庆,萧红要端木找罗烽,托罗烽在买船票的时候,也帮他们买两张,准备和他一起走。

可罗烽第一次只买到两张船票,他要给端木和萧红先走,但他俩觉得托人买票已经够交情了,何况他们还有老人呢。

因此就要白朗和老太太先走了。

没几天,罗烽又买到两张船票,到小金龙巷来告诉端木,是不是他和萧红先走,他一个人好办,但萧红却说白朗和老太太已经到重庆了正等着他去照顾呢,怎能让他留下来呢?

端木说是,便要萧红和罗烽先走。

萧红对端木说:

你和罗烽先走吧,我肚子这么大,和他一起走,万一有点什么事,他也不好照顾我。倒是你,要是我走了,你一人留在这儿,我还真有点不放心呢。

……

端木严肃地说:

那怎么行?你一人留下来,我能放心吗?要不你先走,要不我俩一起留下来。

萧红又急又气大声说:

好不容易有张票,你还不赶快走,我一个女的,又是大肚子,肯定会有人来照顾的,你留下来,紧张了,谁来照顾你?我能放心吗?

萧红果断地从桌上拿起一张船票说:

别犹豫了,罗烽,这张票你拿去,明天下午我送他上船。

就这样,端木和罗烽上船走了。

夫妻俩互敬互爱,本是人间美事,丈夫照顾妻子,妻子体贴丈夫。

一般来说,家中有什么难事,总是由男方来承担,如果反过来,人们就会有想法,认为这个丈夫怎么一点也不爱护自己的女人?

特别是在这战火纷飞的年代,健康的丈夫让怀有身孕的妻子留在不安全的城市里,自己先行离开,虽然此事是妻子劝丈夫先走的,但在不明真相的外人眼里,总是说男的不好。

萧军和端木的性格、脾气不同。

萧军处在这种情况,就会发火,拖也要把萧红拖上船,他认为男人受女的照顾,就枉为男子汉了。

萧红与端木一起生活时,心情时阴时晴。

如靳以在《悼萧红》里提到的,说端木每天睡到中午12点,吃过饭,还要午睡。

而萧红则每天烧饭洗衣服,跑来跑去买东西。

有一次,端木打了女佣人,萧红跑到镇公所,还陪女佣人去验伤。

萧红说:

好像打人的是我不是他!

这件事当时影响很大,梅志在《的悲剧——忆萧红》里讲到一个邻居用嘲笑的口吻说:

张太太,你们文学家可真行呀,丈夫打了人叫老婆去跑镇公所,听说他老婆也是文学家,真贤惠啊!

萧红与端木生活在一起时,感情上是有缺陷的,不然她不会说:

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

人们说:萧红在香港病危时,端木第二次抛弃萧红。

1941128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骆宾基与萧红仅见过两次,但战争爆发后,直至萧红1942122逝世的44天里,骆宾基一直守护在萧红的身边。

骆宾基在《萧红小传·修订版自序》里说:

1941128太平洋战争开始爆发的次日夜晚,由作者护送萧红先生进入香港思豪大酒家五楼以后,原属萧红的同居者对我来说是不告而别。从此以后,直到逝世为止,萧红再也没有什么所谓可称终身伴侣的人在身边了。而与病者同生同死共患难的护理责任就转移到作为友人的作者的肩上再也不得脱身了。

端木对骆宾基是不辞而别,对萧红说过告别的话。

萧红对骆宾基说:

端木是准备和他们突围的。他从今天起,就不来了,他已经和我说了告别的话。

周鲸文证实了这点,他说:

端木初时,有突围的打算。后来因萧红的病日渐加重,改变了主意。

那么当时端木在干什么呢?钟耀群写的《端木与萧红》里说,端木一直在外面为萧红张罗医疗费,寻找安全的地方。

当有人问起端木与萧红的关系时,端木答道:

关于有人肆意歪曲事实,其实,也很容易理解。一对夫妇天天吵架,不可能和他们的创作成正比例。或者说,夫妇不和绝不是创作的动力。排比一下我们的创作产量质量,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的。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当一个女人疯狂地爱上一个男子时,连对方的缺点都爱。

但萧红认识端木时,已恋爱过,已结婚过,在考虑与端木的关系问题上,应该是理智胜过感情,也就是说,当初她已清楚地看到端木身上的一些缺点和弱点,但她还是决定与端木结婚。

那就意味着能容忍端木的那些缺点和弱点,但事物是发展的,也许开头萧红并不是很清楚地意识到,由于她的性格、文化背景和所处的历史环境等等,其实很难做到这一点,但已骑虎难下,再加上生病、战争种种原因,更使她无法离开端木。

退一万步来说,萧红对端木还是有感情的,她送给端木两件定情物,小竹杆和相思豆,平时对他也很关心。

1997320的《澳门日报》上刊登了一张照片,是赵淑侠与萧军、端木、骆宾基的合影。

有人说他们是终生情敌,吃的是陈年老醋,如今怎么会坐在一起拍照呢?

原来是1986年,旅欧的东北女作家赵淑侠应邀来中国开会,那天到会的作家很多,其中就有这东北文坛三老。

会议结束时,赵淑侠上前说:

萧伯伯,我大老远回来,你们几位前辈都不跟我合个影作为纪念吗?

萧军说:

那就照吧!

骆宾基也道:

淑侠远道回来一趟也不容易,咱们应该合影留念。

赵淑侠又对端木说:

端木乡长,坐下来一起照像嘛!

于是就有了这张令人惊异的合影。

后来,当萧军一病不起时,端木还到医院去看望他。

至此,东北文坛三老之间的恩恩怨怨终于有了一个令人欣慰的结局。

 

应该说,他们的结局要比缺乏追求独立事业的许广平幸运的多。

许广平虽说是一个负面的例子,然而较之江青忠于丈夫及其倡导的事业而言,同样毫不逊色。

何以如此?

她俩的不同之处,是江青早在20年前就立下了很高的志向,相信她的力量可以改变历史。

用现在的话来说,从50年代早期起,江青就开始将自己的梦想付绪行动。不幸的是毛泽东仙逝后她的美梦随之便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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