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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戟沉沙 27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8-06 点击数:236次 字数:

27

 

丁玲前文已有交待,恕不赘述。

胡风(1902—1985年),男,原名张光人,笔名谷非、高荒、张果等。

湖北蕲春人。现代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

1920年起就读于武昌和南京的中学。

1929年到日本东京,进庆应大学英文科。

1933年被驱逐出境。

1934年与青年作家梅志结婚。

1949年起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其间写有抒情长诗《时间开始了》,特写集《和新人物在一起》,杂文短记《从源头到洪流》等。

19531954年,任《人民文学》编委、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

1920年起就读于武昌和南京的中学,其间开始接触五四新文学作品。

1925年进北京大学预科,一年后改入清华大学英文系。不久辍学,回乡参加革命活动。

1929年到日本留学。

1933年因在留日学生中组织抗日文化团体被驱逐出境。

回到上海,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行政书记,曾遭周扬诬陷。

鲁迅却非常欣赏胡风的人品与学术思想,与鲁迅常有来往并且关系非常密切。

1935年编辑秘密丛刊《木屑文丛》。翌年与人合编《海燕》文学杂志,其文章《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引发两个口号的论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主编《七月》杂志,编辑出版《七月诗丛》和《七月文丛》,并悉心扶植文学新人,对现代文学史上七月派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委、研究股主任,辗转于汉口、重庆、香港、桂林等地从事抗战文艺活动。

19411月皖南事变后,《七月》被迫停刊,他另编文学杂志《希望》。

创刊号上发表舒芜的《论主观》和他自己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两文,由此引起关于主观问题的论争和对于他的文艺思想的批判。

19497月在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胡风当选文联委员、作协常委。他以抒情长诗《时间开始了!》欢呼新中国的建立。

并任《人民文学》编辑委员。

195268,《人民日报》转载舒芜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在编者按中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

19547月,胡风向中央政治局递交《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反驳5268《人民日报》转载舒芜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编者按中对胡风的批评。

1955516,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作出批捕决定的前两天,胡风在家中被公安部人员拘捕。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14年。

196512月底,胡风从秦城监狱出狱。

春节过后,离开北京到四川成都。

文化大革命开始,胡风夫妇被送到成都西边的芦山县苗溪劳改农场监护劳动。

196711月,胡风再度入狱。

19701月,胡风以写反动诗词在毛主席像上写反动诗词”(其实是在报纸空白处写诗)的罪名,被四川省革委会加判无期徒刑,不准上诉。

1978年,胡风被释放出狱。

19809月,中央作出审查结论,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一件错案。

平反后,胡风担任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

198568,胡风因病逝世,终年83岁。

1988618,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进一步澄清了这一历史冤案。

胡风的理论批评文字涉及多种文体及中外作家作品、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出现的理论问题等,但中心是围绕着现实主义的原则、实践及其发展而展开的。

对胡风的一些理论主张,长时期内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展开过批评,发生过论争,胡风坚持自己的观点,进行了反批评。

19547月,胡风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送了一份30万字的长篇报告,即《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就文艺问题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他在报告中指出,1949年以来,中国文化没有建筑在毛泽东和党的原则的基础上,毛泽东和党的指示被少数几个文化官员歪曲了。

他批评这些官员迫使作家只深入工农兵的生活,写作前要先学马列主义,只能用民族形式,只强调光明面,忽视落后面和阴暗面。

他断言,这样的作品是不真实的。

他还建议,作家们应该根据自己的需要改造自己,而不是让官员们改造自己。

他还主张由作家自己组织编辑七八种杂志,取代为数甚少的官方杂志,以提倡多样性。

195268,在与其有矛盾的时任文化部长周扬的指示下,《人民日报》转舒芜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在编者按中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

1953年《文艺报》发表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到公开批判胡风的《意见书》,虽然政治斗争的气氛愈来愈浓厚,但毕竟还是局限于思想理论的范围,还是以理论武器对理论对象的批判,而且一些负责同志的文章对胡风政治上的表现是肯定的。

1955120,中央宣传部向中央提交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

26日,中央批发中宣部的报告,并指出,胡风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

2月开始,各地纷纷召开文艺界人士、高校师生座谈会、讨论会,开展对胡风思想的批判。

《人民日报》、《文艺报》、《光明日报》等报刊纷纷发表文章,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也多次举行活动,批判胡风思想。

1955513,《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编者按语指出:胡风和他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于是,胡风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全国立即掀起声讨胡风反党集团的运动。

1955518,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将胡风逮捕。

梅志(胡风夫人)也同时被捕。

525,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通过决议,开除胡风的中国作协会籍,撤销他的作协理事、文联委员和《人民文学》编委的职务。

6月份开始,全国展开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

使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

胡风本人于1965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969年又加判为无期徒刑,从而造成一起重大冤假错案。

胡风在狱中绝食,要求举行记者招待会、要求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审判,但是在当时环境下是不可能的。

1978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对这桩错案进行了彻底的纠正,为胡风等人恢复了名誉。

胡风1979年获释,此后,曾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作协顾问等。

198568病逝于北京。

1980922文革后复出仍为文艺界领导人的周扬,来看望胡风,并带来中央文件,对胡风反革命集团予以平反,而对诸如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有许多是错误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胡风等少数同志的结合带有小集团性质,进行过抵制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损害革命文艺界团结的宗派活动;还有胡风在20年代担任所谓反动职务,写过反共文章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等政治历史问题则予以保留。

对于这些被保留的莫须有的论断,胡风自然不能接受,当时他没有在平反文件上签字。

1980929,中共中央发出76号文件,指出:“‘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

胡在北京逝世后,由于胡风家人对文化部拟定的悼词表示异议,追悼会不得不无限期推延,而胡风遗体也不得不冷藏在友谊医院太平间里等待。

次年1月初,胡风治丧委员会终于发出讣告,此时距胡风逝世已七个月。

追悼会由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主持。文化部部长朱穆之致悼词,悼词中对胡风给予充分肯定。

这便是胡案1986年的第二次平反,仍未彻底的平反。

1988618,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对1980年平反文件中保留的、指责胡风将关于共产主义世界观、工农兵生活、思想改造、民族形式、题材等五个问题,说成是五把刀子,予以撤消。

1980年平反文件中保留的、严厉指责胡风和一些人的结合带有小集团性质,进行过抵制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损害革命文艺界团结的宗派活动,予以撤消。

1980年平反文件中保留的、指责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有许多是错误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予以撤消。

这便是胡案1988年的第三次平反。至此,胡案历时八年,先后三次才从政治上、历史上、文艺思想及文学活动上,获得全面彻底的平反。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1950年代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一场从文艺争论到政治审判的事件,因主要人物胡风而得名。

在民间和学界被广泛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生的一场大规模文字狱。

由于胡风的文艺理论被认为偏离毛泽东红色文艺理论,胡风及其支持者与周扬等人的文艺争论被升级为政治批判。

随着事件的发展,中共高层介入文艺争论并给予胡风反革命的政治定性,胡风等人也因此遭到审判。

政治定性后的整个批判运动波及甚广,共清查了2100多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共正式认定78人为胡风分子,其中骨干23人。

该事件也与此后中国大陆发生的历次文艺批判运动息息相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一场文艺界的大规模政治整肃和清洗运动。

1980年中共中央决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反,1988618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办公厅发出(198816号文件,胡风案得到官方彻底平反。

胡风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鲁迅的关系密切,并受鲁迅思想的影响。较之强调阶级性,反对个性的毛泽东文艺路线,鲁迅和胡风的主张更讲求人性、人道和个性。

所以虽然胡风在政治上拥护中共、在文艺理论对周作人林语堂的脱离现实的兴趣主义性灵主义不满,但也对左联内部从前苏联引进的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以及其后在左联作家队伍中所产生的主观公式主义客观主义不满,在创作上强调作家主观战斗精神的主张上多次与中共在文艺界领导人(如周扬)以及毛泽东的观点相冲突。

早在1936年,左联内部有关国防文学(周扬、夏衍郭沫若提出)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鲁迅冯雪峰胡风提出)的两个口号的争论,同时也有周扬与胡风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争论;1938年毛泽东在文化问题上提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之后,在文化界开展的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在讨论中,胡风等表现了与毛泽东等有异的观点。

40年代和50年代初,胡风等已经处于受批判的位置上。

1948年在香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上,对胡风等的文学思想和创作的批评,是该刊的主题之一。

邵荃麟的《对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胡绳的《鲁迅思想发展道路》、《评路翎的短篇小说》,乔冠华的《文艺创作与主观》等文,都与此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胡风及其追随者已处于受冷落、排挤的地位。

不过对所坚持的路线、主张能取得胜利,他们也持乐观态度,并未料到此后成为被围剿的对象。

对于批评和质疑,性情直率的胡风则也毫不客气的做反批评。

1948年,在正定召开鲁迅逝世纪念会,当时会上诗人艾青就不点名的批评胡风的文章风格。

1951年起,一些人写信给《文艺报》编辑部,要求再次批评胡风文艺思想。

1952年初,《〈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报》陆续刊登了这些来信,从此拉开运动序幕。

1952525,胡风旧友舒芜在《长江日报》发表检讨自我的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5268,《人民日报》转发并加编者按,在"编者按"胡乔木撰写)中,为以胡风为首的”“文艺上的小集团的错误性质,做出裁定:

他们在文艺创作上,片面地夸大主观精神的作用,追求所谓生命力的扩张,而实际上否认了革命实践和思想改造的意义。这是一种实际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

同年9月到年底,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了四次有胡风本人参加的胡风文艺思想座谈会。

中宣部写给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报告中,对胡风的文艺思想的主要错误做了如下归纳:

抹煞世界观和阶级立场的作用,把旧现实主义来代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实际上就是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来代替无产阶级的文艺。

强调抽象的主观战斗精神,否认小资产阶级作家必须改造思想,改变立场,片面地强调知识分子的作家是人民中的先进,而对于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则是非常轻视的。

崇拜西欧资产阶级文艺,轻视民族文艺遗产。

这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

……为了清除胡风和胡风类似的这些思想的影响,决定由林默涵何其芳两同志写文章进行公开的批评。

……此后,林默涵和何其芳,代表左翼文学权威力量对胡风等的异质思想进行系统清理的文章--《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于1953年年初,分别刊登在第2期和第3期的《文艺报》上。

当时作为中国文联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的胡风为此不服,19543月至7月,胡风在其支持者的协助下,完成《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所谓“30万言书

以中国传统文人上书的方式,在1954722转呈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共四部分:

一、几年来的经过简况

二、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

三、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

四、作为参考的建议

胡风的报告全面否定了默涵何其芳文章的批评,申明他在若干重要的文艺理论问题上的观点,批评解放以来文艺工作上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并提出他的建议。

同年年底,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召开联系扩大会,讨论《红楼梦》研究的问题并检查《文艺报》的工作。

胡风以为毛泽东和中央对《文艺报》和文艺界领导的批评,是他的意见书起了作用,认为全面质疑、挑战文学规范的时机已到,便在会议上两次长篇发言,抨击当时文艺界主持者。

于是,此次本来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检查《文艺报》的错误的会议,在快结束时,将斗争的风向转向胡风。

周扬在《我们必须战斗》(经毛泽东审阅)发言的第三部分,把胡风问题单独提出,并作出为着保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着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着发展科学事业和文学艺术事业我们必须战斗的号召。

不久,胡风的《意见书》便由中共中央交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处理。

19551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宣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

2月,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决定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全面批判。

主席团将胡风报告其中的二、四两部分专印成册,随《文艺报》1955年第12期合刊附发,在文艺界和《文艺报》读者群众中公开讨论

毛泽东也在此时的一份批示中,要求文艺界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

一场全国性质的批判运动全面展开。

大量报刊发表批判文章,41,《人民日报》发表郭沫若的文章《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对胡风的三十万言书进行逐一批判。

不久,舒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抨击文章《胡风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实质》,同时还交出了在40年代与胡风的私人通信。

后来又搜出或要当事人交出他们的往来信件后,性质上升为犯罪

同时,毛泽东亲自审阅舒芜交出的胡风给他的多封信件,立即指示中央宣传部和公安部成立胡风反革命集团专案小组513在《人民日报》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为名,公布这些信件,以后又陆续公布一些材料,并集结成书,由毛泽东亲自作序出版,在全国开展清查胡风集团的运动,1955513620《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共三批)中出现了这样的话:

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相隐蔽着。

胡风和胡风集团中的许多骨干分子很早以来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长期地伪装革命,潜藏在进步人民内部,干着反革命勾当。

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有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

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

5186820天中,《人民日报》每天在第三版用五分之二以上甚至全版的篇幅,有时还扩印两张共计12版的篇幅刊登表态声讨的文章、读者来信和漫画,版面上安置《提高警惕 揭露胡风》的大标题。

第三批材料公布后,连续一个月类似报导约占15个版面,版面大标题改为《坚决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

同时大量宣传书籍甚至政治漫画开始在全国范围涌现,宣传机器在全国开动。

官方主流媒体产生的宣传影响是巨大的,文艺界人士也开始纷纷与胡风划清界限1955526《人民日报》所刊巴金《必须彻底打跨胡风反党集团》成为颇具典型的一例,同时检讨会、座谈会纷纷展开。

1955516胡风被捕,但至518全国人大才作出逮捕决定。

胡风先于看守所被隔离3个月,后被单人关押至北京的秦城监狱,直到1965年底被判刑为止。

多人由于反革命派别而遭到清查,先后有数十人被捕。

根据1980721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复查报告》披露,1955-1956年全国共清查了2100多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共正式定为胡风分子”78人,其中骨干23人。

比较出名的有:路翎、阿垄(亦门)、鲁藜牛汉绿原彭柏山吕荧贾植芳谢韬王元化梅林刘雪苇满涛何满子芦甸彭燕郊曾卓耿庸张中晓罗洛胡征方然、朱怀谷、王戎化铁等。

19651126法院才正式对胡风做出判决,胡风获刑14年,由于已经服刑10年,其馀4年监外执行。

同时,按照当时中共因人废言的思想言论控制制度,胡风及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书籍均遭停售,即使是恩格斯高尔基的著作,只要是胡风分子译作,均不得在市面销售,也不得在图书馆公开借阅。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胡风夫妇被送到四川芦山劳动,196711月四川省公安厅没有任何罪名将胡风收监,19701月,因胡风在报纸空隙写诗,被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以在毛主席像上写反动诗词罪名判处无期徒刑,不得上诉。

同时,文化大革命时期,作为当年胡风事件时,胡风对立面的两位主要人物:周扬和舒芜,乃至一大批文艺界人士,纷纷以各种形式遭到整肃,周扬入狱,舒芜则早在反右运动期间就被定性为右派,文革中也历经磨难。

1978年,胡风被释放出狱,1980年中共中央决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反,929,中共中央发出76号文件,指出:“‘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错案。

中央决定,予以平反。而对诸如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有许多是错误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胡风等少数同志的结合带有小集团性质,进行过抵制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损害革命文艺界团结的宗派活动,还有胡风在20年代担任所谓反动职务,写过反共文章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等政治历史问题则予以保留。

胡风得到平反后,担任第五届、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

1985年胡风逝世,但胡家人对1980年并不彻底的平反,尤其是官方悼词不服,胡风遗体在很长时间内并未下葬,这年四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公安部发出[85]公二字50号文件,正式撤消了1980年第一次平反文件中对胡风历史问题的措辞。

19861月,中共中央公开撤消对胡风的政治历史结论,1988618,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正式撤消其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唯心主义等罪名,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才被彻底平反。

当时的中共认为,利用胡风事件,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来进行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是正确且必要的。

其直接成效是,仅仅两月,就揭露出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坏分子”29230人,反革命嫌疑分子”12488人,还发现了为数甚多的小集团

陆定一后来向苏联通报的情况,拟定全国总共审查1200万人。

审查于19556月开始,到9月中旬时,已仔细审查”222万人。

其中已查明的反革命、叛徒和重大刑事犯罪分子有11.8万人,揭露11000个集团和派别。

但至1980年代,胡风从政治上、历史上、文艺思想及文学活动上,获得全面彻底的平反。

胡风案件也被官方承认为一大冤案

对于胡风案件的反思也一直没有终结。

李新宇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对胡风的批判已经是对鲁迅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整肃也成了对鲁迅思想和文学方向的整肃。

加之纠缠不清的文艺流派争执甚至文人相轻的传统,产生了政治定性,群而攻之的历史悲剧。

进入21世纪,谢泳等学者将目光转移到制度层面,指出五十年代的文字狱并非个人所为,而是制度化暴力的产物。

甚至贾植芳曾说,胡风要是做了周扬,比周扬还要周扬。

胡风案中表现出的一系列现象也被视为文革的热身:凭空捏造、舆论动员、全国声讨,从行动到大批判语言都惊人的类似。

由舒芜献私信构筑反革命材料,卖友求荣的道德败坏倡导,导致此后打小报告、作窃听机器者群起,知识分子和全民道德崩溃,假大空盛行。

同时,当时的大陆媒体,尤以《人民日报》为首,受到政治干预,完全成为政治宣传机器,用政治斗争代替学术讨论,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新闻界自身的形象也受到损害。

由于胡风案件已有定论,今天的史学和文学界公认为,由于此前已经有过对胡适俞平伯等人或事件的批判之风,胡风案件以及此后掀起的对知识分子的整肃和清理,使得当时的知识界噤若寒蝉。

由于时代变迁,带有民国身份的诸多知识分子心惊胆跳畏罪自杀的事件时有发生。

虽然1955年之后胡风案及其带来的整肃运动最为狂暴的时期已经过去,但知识界空气空前沉闷,知识分子心情压抑,意志消沉,政治热情、工作热情受到严重挫伤

最为脆弱、敏感的文艺界批判后的萧条表现的尤为明显。

此后的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问题,进一步加剧了文艺界的紧张氛围。

1930年代的老作家大多封笔,前解放区的作家也率受批判,文艺作品不但数量少,而且题材狭窄、刻板印象、公式化现象严重。

而对胡风案和此后的整肃运动造成了知识分子群体性的疑虑、压抑和恐惧,他们对此极为不满。

肃反的扩大后来为1957鸣放运动中表达最多的一个话题,同时缺乏真实客观的信息为依据,中共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效果也受到了影响。

一定程度上为反右运动埋下了伏笔。

 

2008年,何满子先生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对记者说:

“我估计,舒芜在有生之年不会反省。”

一年之后,200958日晚,曾遭政治风浪侵蚀的何满子,在上海瑞金医院辞世。

百日之后,2009818日晚,政治风浪中摇晃了一辈子的文化老人舒芜,病逝于北京复兴医院。

追寻学者的成长足迹,不难发现,家学与师承是不能忽视的两个重要方面。

周一良、何满子两位都是在私塾接受的启蒙,富有学养的家庭教师,给他们进行一对一辅导。

当然,舒芜的家境,比起周一良、何满子要逊色,但毕竟身属文化世家。

有清一代,天下文章尽出桐城。

奇怪的是,舒芜接受唯物论后,对于桐城文化,丧失起码的温情的敬意。

把自己成长的积极因素——文化世家,看得很淡。大概,舒芜出生的时候,新文化已经如火如荼,桐城谬种、选学妖孽,早被新文化巨子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这位桐城文化的世家子,对于桐城文化的背叛,所达至的自觉,不免让人惊悚。

舒芜迫不得已,述说家世,也要条分缕析桂林方、鲁谼方、会宫方,主动划清文化界限。

方苞人家是桂林方,是大方,自己家族属于鲁谼方,是小方。人家大方才可称得上簪缨世家,锦绣文章。

小方很晚才发达起来。

世家大族,难免错综复杂,历史上积累的矛盾,自然不少。

中国的家族制度,直到民国,都具有相当的生命力。

既然存在,就有它存在的道理。科举制度之下的家族制度,耕读传家,无论在生产还是在文化上,不仅是社会基本的细胞,简直可以说是基于血缘的文化共同体。

乡土中国,文化世家俨然是教化一方的道德模范,对于族内子弟,它所产生的效应,自然是不能低估的。

舒芜的曾祖,已经开始诗书传家,祖父帮吴汝伦办理教育;父亲方孝岳是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晚年任职中山大学;叔叔方孝博曾任职中央大学、兰州大学,文理融通,既教物理,又教文学。

九姑方令孺与堂兄方玮德是新月派诗人,母亲是桐城派殿军马其昶老先生的女儿,文学史家马茂元是自己的表兄,邓以蜇、宗白华、张漱涵、包柏漪都是鲁谼方大家族谱系中的一员。

难怪桐城市地方志办公室的方宁胜先生,在《桐城文学世家的现代转型——以鲁谼方氏为中心》中赞誉:

这是一个典型的文学世家,自雍正、乾隆间方泽起八世薪火相传,墨香未绝,不惟桐城望族之仅见,即置之海内,亦足称道。

现代新文学,正是在与桐城文学传统的决裂中,成长壮大的,但是,作为桐城文化世家子的舒芜,倾向于新文学,自然有一份不能承受之重。

舒芜、王元化、何满子三位胡风分子,按理说,属于五四的产物。

何满子生于1919年,王元化生于1920年,舒芜生于1922年,在百年中国学术地图中,他们属于第四代。

这一代,可以说是百年学术史上最可怜的一代,钱钟书、费孝通、季羡林这些第三代学者,还是比较从容地吸取学术营养,对人生道路的选择,比起第四代,还是多了一份理性和雍容。

当然,这里,并不是指责何满子、王元化、舒芜,而是说,时代已经不允许他们从容地选择了。

按照李泽厚先生的说法:救亡压倒了启蒙。

1937年抗日战争,三位还不到18岁,争取国家的自由,已经迫在眉睫,个性解放的议题,只能退居二线

激情的文学比起平实的学问,也许更能抒发愤懑,这就是为什么热血青年、争自由的国民,能够融入到讲究纪律和献身的集体的原因。

谢泳先生在《舒芜:回到起点》一文中,为舒芜没能进入大学深造,深感遗憾。

并进一步设想:如果追求自由的舒芜能够进入大学,对于民主的理解,自然会有所不同,可以成为最后一批自由主义者。

只能说,这是一种美妙的假设。1922年出生的舒芜,如果18岁进入大学,应当是1940年。

如愿以偿,进入西南联大,依照舒芜的心性和志趣,西南联大岂不是多了一位学运骨干?

民国时期,重视学历,但并没有废弃学力。

舒芜中学肄业,就开始为人师表。

通过在中央大学任教的叔叔举荐,担任黄淬伯先生的助教。

舒芜把有关《墨子》的论文给黄老先生看过,经老先生首肯,得到先生的提携。

黄老先生走到哪里,都把舒芜带上,老先生到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任教,舒芜从助教直接被聘为副教授。

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是中国现代学府中少有的女儿国,成立于20世纪40年代初期,校址在四川江津白沙镇,魏建功、李霁野、张维华皆一时之选。

胡小石、黄淬伯、台静先生先后主持国文系系务,副教授有吴白匋(著有《风褐庵诗词集》)、詹锳(著有《文心雕龙义证》)、姚奠中(著有《庄子通义》)、宛敏灏(著有《二晏及其词》)、柴德赓(著有《史学丛考》、《史籍举要》),1949年以后都成为名教授。

颖异好学的舒芜,既是桐城文化世家,又具有新文学的视野,在白沙与学术俊彦切磋唱和,假以时日,理应创获颇多。

冥冥之中,舒芜人生当中,总是呈现复杂的张力;这位桐城文化的不肖子,把对桐城文化的偏见,带到古代文史研究的所有领域。

舒芜以为弄旧的东西,只是挣饭吃的职业,而事业另有所在,在新文学新文化方面

舒芜,倒是有一点先见之明,未卜先知,预见到古文化在新中国,仅仅具有被批判的价值而已。

也许,舒芜做梦都没有想到,90年代中期以后,国学竟会如此吃香!

寿则多辱!

舒芜原名方管,舒芜是方管投稿所用的笔名,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原名。

据说,舒芜要用桐城方言来读的话,就成为虚无

对古文化的绝望,使得舒芜对新文学产生无限的神往,甚至连带旧文化做人的准则,舒芜都弃之如弊履。

历史很有意思,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四位新文化的巨擘,其实,所秉持的道德底线,都不是新颖的;新文化所孕育的新型知识分子,无论对文化,还是道德,都是新颖的。这一点,在胡风事件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何满子这位具有传奇经历的胡风分子,最大的悲剧在于,原本属于非利益相关者

他根本不认识胡风,也没有文字上的交往。

但是,在政治领袖预设的囚徒困境中,无辜的何满子,只是由于和胡风的一些朋友有些交往,就戴上右派帽子,并被发配宁夏。

至于胡风的朋友,所遭受的迫害,更是令人扼腕,让人浩叹!

王元化差一点精神崩溃,胡风更是三十万言三十年

胡风事件据说株连两千多人,试想,这两千多人的兄弟姊妹,能不遭受株连?

家属的家属,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学生的学生,成为一个巨大的网络,所有这些人的上学、参军、提干,都遭遇一票否决。

胡风事件,之所以开创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就在于把私人信件当作反革命集团的所谓罪证,公权力堂而皇之侵入民间社会。

舒芜,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经久不息的话题,就在于,不管出于压迫,还是出于投机,迎合了全能政治的需要,成为胡风事件污点证人

历史的吊诡在于:党内文化人的命运,也昭示着所有知识分子的命运。

舒芜,之所以不能够得到多数知识分子、特别是胡风分子的宽恕,就在于舒芜对于胡风事件,不能够坦诚面对历史和良心,欠缺基本的反省。

20世纪50年代的胡风事件,这场特大的现代文字狱,尽管已经平反,但是,它所造成的心灵的创伤和恐惧,并不是随着胡风分子的逝世就能够自然痊愈。

值此舒芜去世之际,理应不再纠缠舒芜的道德底线,而是深切反思胡风事件所依托的制度安排,建设容忍异见的自由空间,如此,才能告慰所有胡风事件中的受害者,才能产生不再摇摆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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