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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戟沉沙 23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8-02 点击数:168次 字数:

23

 

人们看到,到了80年代,由于土地承包到户,农村水利建设和农田基本建设不仅大部分停止,而且大量工程失去维护并遭到破坏。

一些堤防被扒了,河渠被平了,排灌设施被拆了,以至洪水等自然灾害重新肆虐。

到了90年代,有些地方虽然又建了一些水利工程,但办法就与以前大不相同了:大部分是靠资金堆起来,一个工程动辙数千、上亿投资,几乎是没有钱就没人去干。

有很多工程还带有“形象”、“政绩”的色彩,其中仅吃喝、送礼、庆典等费用就占去不少工程款,更不用说主管部门和承包人层层剥皮。

工程建起来有相当部分还是“豆腐渣”。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建设方式何者更有成效?

人们岂不是看得一清二楚吗?

过来的人们都知道:

过去农村的土地不用说山区丘陵地区,就是平原也都是坑洼不平的,绝大部分无法水浇,常年有旱有涝,好年景产量就是每亩二、三百斤。

而正是在六、七十年代的“学大寨”运动中,农村公社展开了以整平土地、修畦田为主要工程的农田基本建设。

当时广大群众和干部一起奋战在田野,吃的是窝窝头、玉米粥,用的是镢、铣、独轮车,硬是以手推、肩抬、愚公移山的方式,将土地搬了家,使大地变了模样。

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把大部分耕地改造成了畦田水浇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

的确,当时农民劳动的报酬是很低的,差的生产队一天的工分只有二、三角钱。

然而,他们所创造的真正价值却远远高得多,他们谱写了中国农业变革史上最可歌可泣的事迹,他们的汗水并没有白流,其功绩惠及当代!

止于1977年,十年内全国农村共建了56000座中小型电站,农村80%以上的公社、50%以上的生产大队都通了电,机电排灌动力达到6500万马力,有二万多眼机井,灌溉面积达到七亿多亩,农业人口达到每人有一亩稳产高产田。

1965年相比,全国农田灌溉面积增长了51%,农业用电增长了470%,机井数增长了935.89%,机电排灌面积增长了355.58%,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增长了643%

全国拖拉机有56万台,产量比1965年增长了5.7倍;手扶拖拉机140万台,增长了65倍。(数字来源于《中国农田水利》,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25-43)

中国农业的发展,始终是建立在科技发展基础上的。

70年代始中国在改良品种、消除病虫害方面取得的成绩就是世界闻名的。

我国著名的水稻专家袁隆平研究杂交水稻从60年代就开始了,70年代其成果就开始推广,新品种使水稻产量提高了20%,亩产达千斤以上。

另外,有关科研所培育的小麦新品种、水稻新品种以及杂交玉米、高粱等不断更新,给农业产量带来很大的变化。

在防止病虫害方面,1968年就解决了马铃薯退化的问题。

1977年我国连续十年没有发生蝗灾,这一危害中国数千年的“东亚飞蝗”之灾被消灭,也是农业科学史上的一个重大胜利。

 

由于70年代支农工业的发展,我国化肥、农机等产量都迅速增加,1978年化肥产量达到869万吨,农药50万吨。

80年代土地包产到户时,化肥、农药已大量使用,这成为当时农业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之,“文革”期间中国农业在基本建设和改变生产条件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农业生产力发展是具有历史决定性的。

从此中国农业不仅告别了因发生自然灾害而使产量显著下降的历史,而且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其直接成果就是80年代初期的农业大发展。

可以想见,如果没有七十年代的成就,中国农业仍然停留在60年代中期的条件上,尽管你实行什么样的管理体制改革,农业产量在短时间内有那么大的提高是不可能

批判四人帮的时候说,他们把中国经济搞到“崩溃”边沿。

这些话真是有些莫名其妙。

四人帮根本就不分管经济,发几篇文章就可以冲击得那么厉害?

伊拉克被制裁那么多年,现在也是说它的经济处于崩溃边沿,难道1976年的中国经济形势和伊拉克一样?

实际上,文革时期工业和农业迅猛增长,中国的高科技也是文革时期奠定的基础,外交的辉煌更加不用说,国际上“三大角”的形势就是文革时形成的。

“三个世界理论”一直被国际社会引用至今。

一大批中小城市和主要产业就是在文革时期发展起来的。

比如湖北沙市,以前连纽扣都不能生产,到了文革结束时,拥有纺织、印染、机械、电子、化工、橡胶、化肥、农药、仪器仪表等几十个门类的工业企业,这些都是白手起家干出来的。

没有这些,以后什么改革连平台都没有。

办过企业的人知道,创业要困难得多。

1976年以前的文学艺术成就,更是最近20年所无法相比的。

20年来,没有一部真正有影响的小说,没有经典的芭蕾舞、歌剧、话剧、交响乐,电影成就也比不上以前,戏曲没有创新,有的只是流行文艺,而这个根本不是代表国家艺术水平的东西。

国防方面,氢弹、驱除舰、卫星、核潜艇、航空工业(水上飞机、歼7、歼8)都是文革时期发展的,大型客机到1981年在上海试飞(后来取消此项目)。

水利、水电站等发展巨大。

1991年和1998年抗击洪水,难道不是主要依靠以前的水利设施吗?

70年代初国际形势好转,中国就马上开展了经济技术合作,引进成套化工和纺织设备。

社会方面,农村医疗卫生在文革中有了根本变化。

如果否定了这些东西,我们国家还有什么可以说的?

更重要的是,那时我们的方针是“自力更生、独立自主”,所以我国的经济都是实在的,自有的。

现在的GDP有一半是外国人的,不要看进出口增长多大,很多都是外资的。

广东一个镇有几亿美圆的出口,你又有什么高兴的?

那是日本公司产品,他利用你的劳动力,你无非是出卖劳动力罢了。

我们是在利用外资吗?

不,我们是被外资利用。

综观发达国家,没有哪个国家是靠外资发展起来的,日本、韩国从来没有这样把经济交给外国,大规模引进外国企业。

引进外资主要是一些落后的小国家,如东盟等,他们可以做外国的经济附庸,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长期这样发展,等于殖民化在加深。

上海经济那么“庞大”,除了造船以外,还有什么自己可以拿出来骄傲的产业?

无非是给别人筑巢罢了,自己还高兴得要命(建房子修路,只要投资,谁都可以)。

建国50年了,还要拿已经崩溃的大国(俄罗斯)的二流武器撑门面。

外交上的被动就更加不用说了。

 

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成就:

(一)三线建设的成就 

1963年制定“三五”计划时,原本设想解决“吃穿用”问题。

19648月,美国轰炸北越,使毛泽东和中央不得不把划的重点转到战备问题上来,提出搞三线建设。

同时,三线建设也是做两手准备的,即战备和改变内地落后工业交通布局。 

从1965年到1980年,我国在13个省、自治区开展的三线建设,历经三个五年计划,共投入2050余亿元资金,几百万人力,安排几千个建设项目。

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动员之广,行动之快,在我国建设史上是空前的。 

三线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

初步改变了我国内地基础工业薄弱,交通落后,资源开发水平低下的工业布局不合理状况。

初步建成了以能源交通为基础、国防科技为重点、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相配套、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战略后方基地。

到70年代末,三线地区的工业固定资产由292亿元增加到1543亿元,增长4.28倍,约占当时全国的1/3

职工人数由325.65万增加到1129.5万,增长2.46倍。

工业总产值由258亿元增加到1270亿元,增长3.92倍。 

在国防科技工业方面,建立了雄厚的生产基础和一大批尖端科研试验基地。

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体系,不仅能够大批量生产轻武器,而且能够生产相当数量的先进重武器,到1975年兵器生产能力已占全国的近一半。

分布在四川、贵州、陕西的电子工业基地,形成了生产门类齐全、元器件与整机配套、军民用兼有的体系。

四川、陕西等地的战略武器科研生产基地,拥有从铀矿开采提取、元件制造到核动力、核武器研制的核工业系统。

贵州、陕西、四川、鄂西北等地的航空工业基地建成的125个项目,到1975年占全国生产能力的2/3

四川等地的航天工业基地建有96个项目,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战术导弹和中远程运载工具的研制基地,包括中国第一个自行设计建设的卫星地面实验站、在我国航天事业中发挥巨大作用的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等。

其他还有沿长江中上游地区的船舶工业科研基地等,也都填补了我国国防科研和工业的空白。

到1975年,三线地区国防工业的固定资产原值、净值,主要产品生产能力,技术力量和设备水平都已超过一二线地区,大大改变了国防工业的布局状况,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交通运输方面,先后建成了一批重要的铁路、公路干线和支线。

从1965年起相继建成的川黔、贵昆、成昆、湘黔、襄渝、阳安、太焦、焦枝和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等10条干线,加上支线和专线,共新增铁路8046公里,占全国同期新增里数的55%,使三线地区的铁路占全国的比重,由1964年的19.2%提高到34.7%,货物周转量增长4倍多,占全国的1/3

这一时期,公路建设也得到很快发展,新增里数22.78万公里,占全国同期的55%。

这些铁路公路的建设,较大地改变了西南地区交通闭塞的状况,不仅在当时适应战备的需要,而且对以后内地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基础工业方面,建成了一大批机械工业、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重点企业和基地。

1965年至1975年,三线地区建成的机械工业大中项目共124个。

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陕西汽车制造厂、四川汽车制造厂等骨干企业的汽车年产量已占当时全国的三分之一。

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等重点企业,形成了内地电机工业的主要体系。

12个重型机器、矿山、起重、压延机械厂使三线地区具有了较强的重型机器设备制造能力。

三线地区初步形成了重庆、成都、贵阳、汉中、西宁等新的机械工业基地,到1979年,机械产品生产能力已相当于1965年的全国水平。

能源工业是三线建设的重点部门。

主要有贵州六枝、盘县、水城地区和陕西渭北地区的煤炭基地,湖北的葛洲坝水电站、甘肃的刘家峡、八盘峡水电站,贵州的乌江渡水电站,四川石油天然气开发、陕西秦岭火电站等。

到1975年,三线地区的煤炭产量已从1964年的8367万吨增加到21200万吨,占全国同期增长总额的47.9%;年发电量已从1964年的149亿度增加到635亿度。

到1984年,贵州六盘水煤炭还可以支援外省300万吨,初步改变了江南无煤炭调出省的状况。

原材料工业方面,钢铁工业是三线工业投资最多的。

四川除建成攀枝花钢铁基地外,还有重庆钢铁公司、重庆特殊钢厂、长城钢铁厂、成都无缝钢管厂为骨干的重庆、成都钢铁基地;铜、铝工业基地分布在四川西昌、兰州等地,其中西南铝加工厂是当时全国唯一可以生产大型军用铝锻件的企业。

这一时期共建成钢铁企业984个,工业总产值比1964年增长4.5倍;建成有色金属企业945个,占全国总数的41%,10种有色金属产量占全国的50%。 

三线建设还促进了内地省区的经济繁荣和科技文化进步,给内地以后的建设带来了发展机遇。

攀枝花、六盘水、十堰、金昌等过去是人烟稀少的荒山僻野,现在成为著名的新兴工业城市。

铁路的开通,矿产资源的开发,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的内迁,使长期不发达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涌现了几十个中小工业城市,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缩小了内地与沿海地区的各种差距,人民生活水平有一定的增长。 

由于对战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的影响和“文革”错误路线的干扰,三线建设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

第一,在片面强调战备的要求下,建设规模铺得过大,战线拉得过长,超过了国家的承受能力。

特别是1969年至1971年,新建和内迁的大中项目达1000多个,资金、设备、原料难以到位,一部分工程只好中途下马,还有些则长期不能投产,带来了经济损失。

第二,进程过快、过急,有些项目未进行资源环境的调查和论证,就匆忙动工,造成了严重后果。

第三,过分强调战备需要,忽视经济效益和长期生产要求。

一些现代化工业企业远离城市,按“靠山、分散、进洞”的原则建设在山沟里,造成生产管理、协作十分不便。

各个企业为了解决生活需要,都必须拿出资金建设“小而全”的商店、医院、学校等封闭社会设施,造成重复浪费。

第四,在“文革”的干扰下,不惜代价地片面追求政治目标,打乱了正常的经济管理制度,造成了一些不应有的损失。 

尽管存在着这些问题,三线建设仍然是我国经济建设史上空前的壮举。

首先,它为中国抵御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战争威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现在有的同志认为:

三线建设是“在一切情况下都要求以打仗的观点规划各项建设”,“违反了经济建设的特定规律,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徐焰:《“革命加战争”还是和平与发展》,《百年潮》,19993期。)

当时,在对战争估计的指导思想上确实存在着过于严重的偏差,但在美苏激烈争夺世界霸权,美国在越南的战争不断扩大,苏联又发动对捷克斯洛伐克武装入侵的60年代国际环境下,我们无法肯定地预料战争是否爆发和爆发的时间规模,有准备比无准备要好,准备多一些比少一些好。

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把国家的安危寄托在对敌人的估计不足上,也不能完全用今天的国际形势和来认识昨天。

有材料证明,毛泽东作出三线建设决策时,正在研究苏联卫国战争的教训。

即使在当今世界,邓小平1990年就指出:

“国际形势的变化怎么看?”

“看起来,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许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

1992年他更加明确地说:

“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3383页。)

事实正是如此,90年代初期的海湾战争和末期的北约轰炸南联盟,说明战争的危险性依然尖锐存在。

1991126,刘华清在国务院三线办第八次成员会上就特别指出:

“建设三线是一个伟大的战略措施。”

这个问题,过去就很清楚。

当前看来,特别是从海湾战争爆发后来看,都证明我们过去建设三线是对的,不能后悔。 

其次,三线建设虽然是以战备为中心,但客观上初步改变了我国工业东西部布局的不合理状况,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长期的经济意义(详见前述)。

第三,在当时困难的政治、经济、自然条件下,广大干部、工人、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表现的艰苦奋斗精神,也是永远值得发扬的宝贵精神财富。 

所以,江泽民1991年4月视察攀枝花钢铁基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西南物理研究院等当年三线重点工程时总结性地说:

“从当前国际形势来看,特别是海湾战争之后,我们对三线建设的重要性应当有进一步的认识。总的讲,当年党中央和毛主席作出的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 

(二)国防科技尖端技术的突破 

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成功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做出了加速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的战略部署。

在以周恩来为首、十几位副总理和部长参加的中央专门委员会指导下,有关各部门制订了一系列计划。

二机部计划首先完成空投原子弹、导弹核武器的试验,争取在1968年进行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到70年代中期研制成功供地地战略导弹使用的核弹头;七机部拟定了在1965至1972年研制出4种地地导弹,同时发展卫星运载火箭的计划;六机部计划在1972年研制成功第一艘中国核潜艇,下水试航;中国科学院提出,争取1970年前后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

1965年,中央批准了上述计划,将其纳入国防科技“三五”计划。 

然而,“文革”的爆发,使大好形势急转直下,远离城市的各个试验基地也遭到了严重冲击。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周恩来、聂荣臻等利用一切机会采取可能的措施,维持生产和试验的正常进行。

1966年下半年,周恩来以中央和国务院的名义,多次发出通知,要求维护科研、生产秩序。

8月,聂荣臻在中央军委会议上提出,试验基地不要搞“四大”,随即中央军委发出了试验基地进行正面教育的通知。

当动乱进一步蔓延时,周恩来、聂荣臻先后建议并请毛泽东直接签发了许多重要文件和电报,仅1967年3月至11月发给二机部的就有23件。

1966年底,中央军委根据叶剑英的建议,发布“特别公函”,严令研制氢弹的任务必须保证完成。

1967年8月中央军委根据聂荣臻、刘华清的建议,又一次发出“特别公函”,推动核潜艇的研制。

在这些措施的保护下,加上广大国防科研人员在困难条件中的坚持和努力,主要科研任务仍然在艰难之中得到了进展。 

19661027日,中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发射成功,实现了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

1226,第一枚中程地地导弹发射成功。

12月28日,氢弹原理爆炸试验取得完全成功,标志着中国氢弹技术的突破。

中国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突破氢弹技术,只用了两年零两个月,比美国、苏联都快得多。

1967年6月17日,中国进行了首次全当量氢弹空爆试验,采用轰6型飞机投掷方式,爆炸威力为330万吨TNT当量,取得了圆满成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掌握氢弹制造技术的国家,标志着中国核武器发展进程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研制人造地球卫星,从50年代末期起中国科学院已经做了许多理论探索工作。

到1965年,进行卫星研制的技术基础基本具备,国防科委提出了开展卫星研制工作的报告,获得中央批准。

1968年2月,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钱学森任院长。

但由于运载火箭的研制受到“文革”的影响,未能按期完成,本来可以在1968年底进行的发射人造卫星计划被迫拖延。

1970年1月,一、二两级火箭飞行试验成功,3月,中央批准卫星及运载火箭运往酒泉发射中心。

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卫星运行轨道距地球最近点439公里,最远点2384公里,轨道平面与地球赤道平面的夹角68.5度,绕地球一周为114分钟,用20.009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

卫星重173公斤,在重量和一些技术上超过了美国、苏联的第一颗卫星。

这是中国航天空间技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导弹核潜艇的研制,从1958年开始列入计划。

由于三年经济困难,1963年中央专委决定暂时停止,到1965年重新列入国家计划,开始研制,分为研制鱼雷核潜艇和导弹核潜艇两步走。

1967年鱼雷核潜艇工程总体方案被国防科委审定通过,先后成立了领导小组和各部门、省市、军区领导机构,建成了鱼雷、水声、潜地导弹三个试验场。

1970年4月,研制核动力装置的关键设备--陆上模式反应堆建成,7月进行提升功率试验成功,证明核动力装置可以装艇。

1971年8月和1974年4月,中国第一艘鱼雷核潜艇的泊系试验和航行试验相继完成,结构证明性能良好,可以交付海军使用。 

1971年至1975年,国防科技工业经历了两次整顿。

19719月起,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毛泽东指定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协助他领导国防科技工业。

他们围绕恢复科研、生产秩序,重点抓了加强组织领导、调整计划、整顿质量管理、建立武器定型、调整管理体制等5个方面的工作,撤消了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和其下的各组,成立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领导二至七机部的工作。经过两年多的整顿,国防科研和生产的形势有了好转。 

1975年,邓小平在全面整顿中,对国防科技工业进行了第二次整顿。

刘西尧、李成芳等人分别出任二、五、六、七机部部长,张爱萍任国防科委主任,他们坚决贯彻了邓小平的整顿指示,带领工作组下到科研、生产基层,批判派性,落实政策,组织攻关力量。

5月和6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先后批发了关于导弹核武器研制规划和解决七机部问题的报告,促使国防科技工业的形势进一步好转。

1975年下半年,连续发射成功了3颗人造卫星,被人们称之为“三星高照”。 

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后,新的目标是发射返回式卫星。

当时世界上只有苏联和美国掌握了这项高难度回收技术。

经过整顿,科技人员集中力量,先后攻克了5大技术难关。

19758月,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装配、测试完成,运往发射基地。

1126,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在甘肃酒泉发射场成功发射,准确入轨。

绕地球运行47圈后,于2811时安全降落在四川预定地区。中国卫星发射技术实现了第二个飞跃。 

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是我国国防科技尖端技术取得多方面重大突破的一个里程碑阶段,先后制成和试验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核武器、第一颗氢弹、第一艘核潜艇、第一颗人造卫星和第一颗返回式人造卫星。

这些成就是从50年代起中国领导人和广大科研技术人员经过不懈的开创和连续科学技术攻关才取得的,也反映了他们在“文革”困难政治环境下的可贵努力,为以后改革开放时期的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实现现代化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正如邓小平所说:

“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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