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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戟沉沙 22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8-01 点击数:218次 字数:

22

 

文革中虽然邓小平以及其他一些江青不愿意直接点名道姓的老干部受到了“冲击”,但主席从来就没有过要将他们一棒子打死,甚至连这种念头都没有过。

对某些老同志不仅不想“打”他们,甚至还刻意地将他们保护了起来。

比如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

1966年当他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主席及时地将他与其他几位可能也会受到威胁的老同志一起“请”到了中南海自己的家里。直到后来局势稳定之后,才放他们回家。

许多年之后,尤其是所谓的“拨乱反正”之后,人们总是错误地认为文革中人民的生命、财产,尤其是生产都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特别是生产——工业生产。

截止到1972年的夏天,中国的工业仍没有完全恢复生产。许多的工厂仍在进行着意识形态的斗争,并给国家带来了灾难性的损失。

而实际情况是:

19661027,中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发射成功,实现了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

1226,第一枚中程地地导弹发射成功。

12月28日,氢弹原理爆炸试验取得完全成功,标志着中国氢弹技术的突破。

中国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突破氢弹技术,只用了两年零两个月,比美国、苏联都快得多。

1967年6月17日,中国进行了首次全当量氢弹空爆试验,采用轰6型飞机投掷方式,爆炸威力为330万吨TNT当量,取得了圆满成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掌握氢弹制造技术的国家,标志着中国核武器发展进程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研制人造地球卫星,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卫星运行轨道距地球最近点439公里,最远点2384公里,轨道平面与地球赤道平面的夹角68.5度,绕地球一周为114分钟,用20.009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

卫星重173公斤,在重量和一些技术上超过了美国、苏联的第一颗卫星。这是中国航天空间技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导弹核潜艇的研制,1967年鱼雷核潜艇工程总体方案被国防科委审定通过,先后成立了领导小组和各部门、省市、军区领导机构,建成了鱼雷、水声、潜地导弹三个试验场。

1970年4月,研制核动力装置的关键设备--陆上模式反应堆建成,7月进行提升功率试验成功,证明核动力装置可以装艇。

1971年8月和1974年4月,中国第一艘鱼雷核潜艇的泊系试验和航行试验相继完成,结构证明性能良好,可以交付海军使用。

文革时期是我国国防科技尖端技术取得多方面重大突破的一个里程碑阶段,先后制成和试验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核武器、第一颗氢弹、第一艘核潜艇、第一颗人造卫星和第一颗返回式人造卫星。为以后改革开放时期的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实现现代化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文革”时期,石油工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

1970年,大庆油田进行了开发调整,重新进入轨道,到1973年,原油产量比1970年增长50%以上。

同时,又开始加强对胜利、大港等油田的开发。

胜利油田原油产量从1966年投入开发的134万吨,增长到1978年的1946万吨,成为全国第二大油田。

大港油田新开发了8个油田,原油产量从1966年的11.4万吨,提高到1978年的300万吨,增长25倍以上。

克拉玛依油田从1970年到1976年先后开发了15个新区块,原油产量从1966年的114.7万吨增长到1978年的353万吨,提高近两倍。

吉林扶余油田1972年建设工程完工后,原油产量达到126.3万吨。

同时开发了三个新的小油田。

1978年,吉林油田产量达到185.07万吨。从1966年到1978年,胜利、大港、克拉玛依、吉林四个油田的年产量从276.1万吨提高到2783.67万吨,增长了9倍多。

这一时期,在周恩来的重视下,石油工业部先后在四川、江汉、陕甘宁组织了三个大石油勘探会战,此后,又开展了辽河和任丘油田的会战,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1966年到1978年,共获得气田30个、油田2个,天然气产量由1965年的8.9亿立方米增长到1978年的60.8亿立方米

1969年,周恩来确定康世恩负责筹划湖北江汉石油会战,到1972年,共发现6个油田、1个气田和一批含油构造,建成了100万吨的原油年产能力和配套的荆门炼油厂。

1978年,已建成8个油田、原油产量达到105.6万吨,天然气年产量1611万立方米。

1970年,国务院批准由兰州军区组成指挥部,开展陕甘宁石油勘探会战,到1975年形成长庆油田,转入开发建设,到1978年年产原油能力达到122万吨。

同年,石油工业部抽调队伍进行辽河油田勘探,到1978年共探明11个油田,其中9个投入开发,原油年产量达355万吨,天然气年产量16.5亿立方米

1975年,河北任丘油田开始石油会战,到1978年原油产量达到1224万吨,成为70年代中国石油勘探的重大成果。

1966年到1978年,石油工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原油产量以每年递增18.6%的速度增长,1978年突破一亿吨,使中国由“贫油国”成为世界第8位产油大国。

“文革”时期,电子工业取得了较快的发展:

卫星通信设备和技术的研制开发获得进展,建立了多个卫星通信地面站;收音机、录音机等基本实现半导体化,中国电子产品已基本过渡到半导体化的技术阶段。

70年代初,随着三线建设的恢复,地方电子工业得到第二次大发展,全国地方企业由1969年的1600多个增加到1970年的5200多个,29个省、市、自治区都有了电子工业,建成贵州、四川、陕西、甘肃、安徽、江西、山西、湖南、湖北等一批内地后方基地。

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着新的一轮经济危机,苏联、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活动遭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抵制,原有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两大经济体系逐渐趋向解体,代之而起的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日益增多的经济往来。

1973年,长达28年的以美元为中心国际货币体系崩溃。另一方面,随着中美关系缓和,中国重返联合国,大批西方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打破了国际敌对势力长期以来对中国的政治封锁。

1973年1月5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对前一阶段和今后的对外引进项目做出总结和统一规划。

报告建议,利用西方处于经济危机,引进设备对我有利的时机,在今后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

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三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气轮机工厂等项目。

这个方案被通称为“四三方案”,是继50年代的156项引进项目后的第二次大规模引进计划,也是打破“文革”时期经济贸易领域被封锁局面的一个重大步骤。

以后,在此方案基础上,又陆续追加了一批项目,计划进口总额达到51.4亿美元。

利用这些设备,通过国内自力更生的生产和设备改造,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总投资额约200亿元。

到1982年,26个项目全部投产。其中投资额在10亿元以上的有:武钢一米七轧机、北京石油化工总厂、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一期工程、辽阳石油化纤厂、黑龙江石油化工总厂等。

这些项目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除“四三方案”的主要项目外,重要的引进项目还有:从美国引进彩色显像管成套生产技术项目;利用外汇贷款购买新旧船舶,组建远洋船队;购买英国三叉戟飞机,增强民航运输力量等。

1972年9月,国家计委成立了进口技术设备领导小组,负责审查进口设备和综合平衡及长期计划衔接工作,还组织有关部委派出多个考察小组,到国外考察检查进口设备。

同时,在国内恢复举办先进科技国家的技术贸易展览会,学习吸取国外先进技术。

60年代后期,为了适应外贸和远洋运输的需要,利用造船、买船、租船等多种方式,建立了一批远洋船队,同时,建设了一批万吨级船台和船坞。

70年代累计建造万吨以上的船舶86艘,共151.6万吨,最大为5万吨级油船,从此基本建成了中国船舶工业的使用和建造体系。

1973年至1974年,利用国际货币动荡时机,陈云又向李先念建议,适时地购进600吨黄金,增加了我国的黄金储备。

1972年9月,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在北京开幕,历时4个多月。为了扩大加工出口,外贸部门利用国际市场上棉布价格较高、棉花价格较低,而国内棉花欠收、加工能力较强的时机,进口一批棉花,加工成棉布后出口,既解决了国内的棉布紧缺,又赚取了外汇,同时还使国内人民增加了收入。

1973年到1974年,我国对外经济工作取得了开拓性的进展,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

1973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109.76亿美元,是1970年45.8亿的2.4倍;1974年更达到145.7亿,是1970年的3.2倍。

1973年全国出口总额达到58.2亿美元,是1970年22.6亿的2.58倍;1974年更达到69.5亿美元,是1970年的3.07倍。

一方面,成套设备和先进技术的引进,促进了国内基础工业,尤其是冶金、化肥、石油化学工业的发展,为我国80年代经济建设的腾飞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另一方面,外贸出口创汇也得到迅速发展,有力地支持了国外成套设备的引进。

从70年代前期起,全国农村广大干部群众开展了治山造田、治河修渠的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运动,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

在兴修水库,引水治河,改善农田条件方面,长江中下游水利建设取得重大成绩,兴建了荆江汉江分洪等工程,共建成500多座大中型水库,灌溉面积达1.5亿亩;全面治理黄河取得重要进展,扭转了黄河历史上“三年两决口”的险恶局面,灌溉面积达800万亩,1971年黄河流域粮、棉产量比1949年分别增长79%和137%;治理淮河成绩显著,共开挖11条大河道,建成30多座大水库、2000多座中小水库,灌溉面积相当于1949年的5倍以上;根治海河取得巨大成就,治理了子牙河等5大河系,修堤4300公里,疏浚270条河道,建成80座大中型水库、1500座小水库,万亩以上灌区271处,排洪能力比1963年提高5倍;大规模治理辽河取得成效,建成水库220座,灌溉面积由63万亩增加到1100万亩。

此外,这一时期各地先后完成或初步完成的主要水利工程还有:豫、皖、苏三省开挖新汴河、治理沱河工程,河北黑龙港地区防洪排涝主要工程,京郊治涝工程三条主河道通水工程,宝鸡峡引渭灌溉骨干工程,汉江丹江口水利枢纽初期工程,江苏淮安水利枢纽工程,丹江渠道主体工程,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黑龙江北部引嫩工程,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等。

在打井抗旱、兴建水电站方面,这一时期也取得了重要成就。

据统计,1977年我国农田灌溉面积达70000万亩,比1965年的49582万亩增长41%,平均年增长2.9%;1977年我国机电排灌面积达43167万亩,各种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达4289千瓦,分别比1965年的12140万亩、667万千瓦增长355.58%和643%,平均每年增长11.15%和16.8%;1975年我国机井数达181.75万眼,比1965年的19.42万眼增长935.89%,平均每年增长25%。

19751020,由科学家袁隆平等培育的籼型杂交水稻通过鉴定,开始在全国大面积推广,一般能提高产量20%

这项技术成为中国向美国出口的第一个农业专利,为世界粮食增产作出了重大贡献

自从“彻底否定文革”以来,人们对当时的经济建设成就讳莫如深,政坛上对“文革”期间的事情采取“报忧不报喜”、发展数字宁抑不扬的做法。

即使如此,依据国家统计部门所公布的数字仍能看出一些真象:止于1978年,(“文革”虽然是在19778月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被宣布结束,但到197812月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工作指导思想和经济方针并未改变,当时华国锋明确宣布“按既定方针办”,因而这一年就经济工作来说仍可算到“文革”时期,以同改革开放时期相区别)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3624亿元,这比1965年的1716亿元翻了一番还多,年均递增率达6.8%

主要产品的产量更是大幅度增长,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例如:钢产量达3178万吨,原油产量达10400万吨,原煤产量达61800万吨,粮食产量达30475万吨,它们分别是1965年的2.6倍,9.2倍,3.09倍,1.6倍。(据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4)》)这样的增长速度从哪方面能说是缓慢呢?如果说“文革”时期经济发展是“停滞不前”,那就是说它比1965年没发展、没变化,这岂能是事实!

谈到“文革”时期的经济建设,还有两个重要情况值得指出:

其一,当时是在没有任何外援、借贷情况下完全靠自己的力量独立建设的。中国在1968年就全部还清了公债,成为世界上少有的一个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国家。

其二,当时经济发展是没有任何“泡沫”和虚假现象的。人们都知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增长大多年份高达百分之八、九,然而这其中仅银行不良资产就达百分之三、四十,还有大量的重复建设、虚假繁荣等,而这类现象在“文革”时期是绝对没有的,因而发展是真实的。

有人说“文革”时期国民经济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试问:当时全国没有任何企业倒闭,没有一年农业减产,没有金融危机,没有通货膨胀,没有产品买不出去,没有工人下岗或发不出工资,经济总量年均增长6.8%以上,世界上哪有这样的“经济濒临崩溃”!

所谓“长期发展缓慢”究竟有何根据!

邓小平说:“自从1957年以后,中国耽误了二十年”。还说“十年动乱使中国经济步入低谷,进一步扩大了与西方国家的差距”。

事实真的如此吗?

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资料,从1952年到1978年的26年的时间里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达6.5%;而同期世界的增长速度是3%,美国是4.3%,日本是6.7%,英、法、意还低于美国。

这就是说中国的发展速度是世界同期的2倍多,远远高于美、英、法、意等,与处于高增长期的日本差不多。

从主要产品的产量看,50年代初中国都排在世界工业国家的末位,而到了1978年钢产量就超过了英、法、意,成为继美、苏、日之后的第四位国家;石油由过去有名的“贫油大国”而一跃成为基本上自给的世界“第八产油大国”。

其他如:原煤跃居第三位;棉纱产量跃居第一位,发电量跃居第七位,粮食产量跃居第二位,棉花产量跃居第三位等。

事实充分说明,从50年代以来中国的发展一直是迅速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差距从没有拉大,而是逐渐缩小。

中国科技和经济发展,以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一百多年的路程。

所谓中国“耽误了二十年”从何说起!

中国在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中,“文革”时期更是一个关键。

70年代,西方国家进入新一轮的经济危机,美苏两霸冷战不断升级,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普遍趋缓,但这时中国在“备战”的拉动下投资建设步伐进一步加快。

据韩德强《中外对比五十年》中提供的材料,1965年至1985年西方国家GDP年均增长率是:美国1.34%,英国1.6%,西德2.7%,日本4.7%

其他亚洲有关国家和地区是:新加坡7.6%,韩国6.6%,香港6.1%,印度1.7%。而同期中国是7.49%。可以看出其中除了新加坡、韩国、香港与中国速度接近之外,西方发达国家和印度等都远远低于中国。

所谓中国“耽误了二十年”、“经济发展步入低谷”、“扩大了与西方国家的差距”等等纯系一派谎言。

经济发展有时候并不是单凭产值增长率所能说明的。

让我们回顾一下在六、七年代中国人所干的许许多多大事情,所创造的雄伟业绩,也许更具有其真正的意义。

对于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来说,首先把工业搞起来这是富民强国的关键问题。

从历史上看,中国工业投入规模最大、建立企业最多、发展最快的时期,一是“大跃进”时期,二是“文革”时期。

“大跃进”时期所建立的企业有些在“三年困难”时期下了马,(但其中大部分在后来形势好转中又陆续恢复发展起来)与此不同,“文革”时期的工业发展却要谨慎得多,稳健得多,项目建设一个成功一个,几乎找不到有何效益不好的企业。

对于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来说,首先把工业搞起来这是富民强国的关键问题。

从历史上看,中国工业投入规模最大、建立企业最多、发展最快的时期,一是“大跃进”时期,二是“文革”时期。“大跃进”时期所建立的企业有些在“三年困难”时期下了马,(但其中大部分在后来形势好转中又陆续恢复发展起来)与此不同,“文革”时期的工业发展却要谨慎得多,稳健得多,项目建设一个成功一个,几乎找不到有何效益不好的企业。

在仅仅5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在许多领域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很显然,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是令人瞩目的,但不可忘记的是,这也是几代中国人共同奋斗的结果,尤其是六、七十年代那个艰苦创业的时期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只要看看当时国家在能源、钢铁、建材、机械制造、化工、交通、国防工业建设等方面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和投建的大量工程项目情况就很清楚了。

以石油、煤炭、电力和钢铁、水泥为主的能源、原材料建设是实现国民经济发展的最基础性的工业。

“文革”时期中国工业发展最突出的成就也正是在这个方面。仅在1967年至1976年期间国家对能源建设的投资就超过了500亿元。

在石油工业中,不仅扩建了大庆油田,而且新建了胜利油田、大港油田、任丘油田、辽河油田、中原南阳油田、江汉长庆油田等。

原油产量以每年平均递增18.6%的速度增长,1978年产量突破了1亿吨,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5倍多。

其发展步子之大是任何时期所无有的。

如果没有当时石油工业的大发展,我国八、九十年代以及现在的石油自给将是大问题;与此相关的化工、化肥、化纤等工业也不会发展起来。

在煤炭工业中,新建了山西高阳煤矿、山东兖州煤矿、河南平顶山煤矿、四川宝顶山煤矿、新疆哈密露天煤矿;在电力工业中,不说各地兴建的众多的中小型发电站,仅全国大型的发电站就有:刘家峡水电站、丹江口水电站、龚咀水电站、黄龙滩水电站、碧口水电站、八盘峡水电站以及唐山陡河发电厂、山东莱芜火力发电厂等,发展同样是很快的。

十年间中国能源产量年均增长率达到9.2%

全国80%以上的县都建立了水泥厂,产量比1965年增长4.1倍。

这都大大超过了八、九十年代的增长速度。

在看待“文革”期间的经济发展时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必须看到:当时的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是十分严峻的:在南方正在进行援越抗美战争,美国军事飞机还不断侵入我国领土上空;北部与苏蒙的边境上苏联阵兵百万,战争一触即发;西南印度军队不断侵入我国边境等。

在当时形势下既要搞建设又要加紧备战,为此工业发展不能不采取以内地“三线”建设为重点的方针。

1965年到70年代末期,国家在三线建设中投资达2050亿元,建立起了攀枝花钢铁基地、六盘水工业基地、酒泉和西昌航天中心等一大批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制造、飞机、汽车、航天、电子工业等新的工业基地,使国家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状况大大改变。

这期间中国的造船工业由造万吨巨轮逐步提高到造二万吨、二万五千吨,直到五万吨级巨轮的水平,发展极为迅速。

全国有许多著名的大企业,如湖北二汽、贵州铝厂、邯郸大型水泥厂、德阳第二重型机械厂、江油特殊钢厂、成都无缝钢管厂、山东托拉机厂等也都是那时新建的。

至于各地建设的大型骨干企业就更多了。

70年代末期仅三线地区的工业固定资产就由原来的292亿元增加到1543亿元,增长4.28倍,约占当时全国的三分之一。

工业总产值由258亿元,增加到1270亿元,增长了3.92倍。

这极大地促进了中西部经济、科技和教育的发展,对于改善经济布局,克服过于集中于东部沿海大城市的状况,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人们看到,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一改原来的指导方针,实行以东部沿海地区为重点、向沿海倾斜的方针,使中西部大批人才和资金“孔雀东南飞”,造成地区差别和社会矛盾迅速扩大。

可以说,如无过去“三线”建设时期的基础,目前中西部的经济发展还会更加落后。

“要想富,先修路”,这是改革以来喊起来的一个口号,20多年来中国交通发展十分迅速。

然而不能忘记的是早在六、七十年代国家就开始大力加强全国的大干线建设,这期间在铁路、公路、航空、大桥梁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十分惊人的。

十多年间,不仅建成了成昆铁路、湘黔铁路、川黔铁路、襄渝铁路、焦枝铁路、枝柳铁路、京通铁路、阳安铁路等十多条铁路干线,而且建成了包括滇藏公路、韶山至井冈山 公路在内的许多贯穿各省城乡的公路干线。

1979年,全国铁路通车里程达五万多公里,有复线的八千多公里,并且开始了电气化铁路建设。

内燃机车也投入使用。铁路货运量达十亿万吨。

全国公路通车里程达80万多公里,全国两千多个县基本上每县都通了公路,大大改变了全国交通干线落后的状况。

这个时期铁路、公路建设与以往不同的是:它大多是在西南地区高山峻岭的复杂地形条件下施工的,而施工技术、物质条件又很落后,其艰难程度中外少有。

工人阶级、技术人员硬是靠发扬“敢啃硬骨头”和“一不怕苦而不怕死”的精神去战胜困难,谱写了人类建设史上最豪迈的篇章。

在交通发展的同时,中国的大桥梁建设步入新阶段。

1968年世界闻名的大工程——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

此后,十年间中国又先后建成了长沙湘江大桥、山东省北镇黄河大桥、前扶松花江大桥、浙江省兰江大桥、蚌埠新淮河大桥、上海黄浦江大桥、闽青大桥、洛阳黄河大桥、田庄台辽河大桥、江苏省淮南大桥、五河淮河大桥、重庆长江大桥等,使我国大桥梁建设无论在设计施工水平,还是在建设速度上都跃上一个新台阶。

“文革”时期中国的航空事业发展很快。

在国际航空方面开通了北京、上海与巴黎、与日本、与巴基斯坦、与苏黎世、与瑞士、与德黑兰、与地拉那、与亚的斯亚贝巴、与万象等许多新航线,与外国100多家航空公司建立了业务往来。

在国内,新开了上海——兰州——乌鲁木齐、上海——桂林、兰州——拉萨、成都——上海等航线。到1973年国内建立了以北京为中心连结全国70多个城市的80多条民用航空线。

其他方面,在大港口建设、长距离输油管道建设、高压远距离输电变电工程、载波通信干线工程,卫星通信地面站建设等方面都创历史最高记录,填补了许多历史空白。

仅十多年时间,国家工业建设就干出了这样多的大事,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难道就因为当时处于“文革”时期从而可以将其一笔勾销吗?

70年代,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坚持独立自由、自力更生基础上一直在探索同西方发达国家开展经济技术交流的渠道,并形成了一个对外引进的新高潮。

1972年以后,以“四三方案”为中心,毛泽东、周恩来多次批准关于引进国外设备、技术和扩大经济交流的报告。

先后投资50多亿美元,引进了26个大项目,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还有武钢一米七轧机,3个大电站、43套综合采煤机、1套彩色显象管成套生产技术以及透明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气轮机工厂等。

通过这些引进,建成了北京石油化工总厂、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山东胜利石油化工总厂、辽阳石油化纤厂、北京石油化纤厂、黑龙江石化纤维联合企业、福建维尼纶厂、四川维尼纶厂以及大庆化肥厂、南京栖霞山化肥厂、辽河化肥厂、洞庭氮肥厂、四川泸州和贵州赤水天燃气化肥厂等国内一大批化工企业。

当时引进的这些项目都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大大促进了我国基础工业,尤其是石油化工、化肥、化纤、冶金工业的发展,直接为80年代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创造了条件。

例如,武钢一米七轧机工程投产后,1984年就实现利税6.85亿元,比投产前增长1.66倍,所生产的大量钢板填补了国内品种的一些空白,减少了进口所需要的大量外汇。

在大规模引进国外技术和设备的同时,70年代我国对外贸易和出口创汇也获得迅速发展。

1973年、1974年、1975年全国出口总额先后达到58.2亿美元、69.49亿美元、72.64亿美元,分别是1970年的2.58倍、3.07倍、3.21倍。109.76亿美元,1975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达到147.51亿美元,是1970年的3.22倍。

这样的增长速度即使在改革开放以来也是没有达到的。

有人说:“文革”期间中国实行“闭关锁国”、“自我封闭”政策,“同外界隔断了十多年”,这完全是对事实的颠倒。

正是在这个期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同日本、加拿大、奥地利、墨西哥、巴西、马来西亚、土耳其等全世界数十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正是在这个期间,打通了同美国的关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两国进行了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会谈,并于1978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正是在这个期间,中国同欧、亚、美、非洲许多国家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参加了许多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开展了大量经济技术合作和援助活动,开通了许多国际航空新航线;

正是在这个期间,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基础,使我国国际地位大大提高;

正是在这个期间,如前所述,我国的对外引进,对外贸易步子迅速加大等等。

十年的时间发生这样大的变化,作出这么多的重大决策,所谓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同外界隔断了十多年”、“关起门来搞阶级斗争”之类的谎言何据之有!

实事说明,中国共产党在积极开展对外开放方面是一贯的,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并没有超过毛泽东。

所不同的是:那时的对外开放决没有带来这样多的苍蝇、垃圾和病毒罢了。

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人们都知道在改革之初的80年代曾出现过一个大发展的时期。

对此有些人归结为只是实行改革、推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结果。

我认为这种看法是很片面的。

其实,农村干部和群众都很清楚:当时实行土地承包,一时调动了农民积极性这只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农业生产条件的变化。

其中主要是:一是农田灌溉面积大量扩大;二是化肥使用量增加;三是种子改良、病虫害防治等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

而这三个方面都是70年代取得成就的必然结果。

在看待这个问题时,不能只讲果子丰收时的成绩而不讲当时栽培、灌浇时所投下的劳动和汗水吧!

事实是,“文革”期间中国农业的发展是最具有决定意义的。1966年至1978年全国粮食产量由21400万吨增长到30475万吨,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增幅达42.4%

油料产量增幅达61.6%等,增长速度超过了改革后的90年代。

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不能不承认:“文革”时期“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

其实,何止是粮食生产保持了稳定的增长,最重要的还是在提高农业生产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如果没有六、七十年代中国的大规模水利建设、农田基本建设、支农工业和农业机械化建设、农业科技发展等,能够有后来中国农业的大发展、大变化吗?

历史说明,在“三年困难”时期过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农业发展就一直十分重视,长期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和“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方针。

尤其是在1965年以后,国家对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发展农村电力、推广农业机械化等方面投入越来越大。

70年代后期基本上完成了包括海河治理、淮河治理、黄河治理、辽河治理等在内的许多大江大河的治理工程。

不仅消除了水患灾害,而且建立了许多具有综合利用功能的水利枢纽工程,产生了兴利除弊的巨大效益。

例如1973年完成的海河治理工程,前后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共修筑防洪大堤4300多公里,开挖、疏浚河道270多条,新建涵洞、桥、闸六万多座,同时还建了许多水库,对洪、旱、涝、碱等灾害进行了全面治理,使海河的排洪能力比历史上提高了十倍多,使海河流域实现了每人一亩水浇地,1973年粮食总产量比1963年增长了一倍。

又如,1972年竣工的辽河治理工程,共修筑堤防4500公里,修建水库220座,流域共建电力排灌站920处,可灌溉农田1100多万亩。

1969年竣工的江都水利枢纽工程,由三座大型抽水机站、五座中型节制水闸、三座船闸和疏浚河道等十多项工程组成,它把长江、淮河、大运河和里下河联结起来,利用这些河流的不同水位,通过自流和机动引水结合进行排涝和抗旱,可灌溉农田250多万亩。

在水利建设中,止于1977年全国各地共兴修了近百条人工河,建了七万多座大中型水库。

例如,令世界震惊的林县红旗渠,被称为“人造天河”,1969年全部建成,总干渠长104里,灌溉面积可扩大60万亩;湖北省的汉北河也是一条人工河,1970年竣工,全长110多公里,建成后扩大灌溉面积100多万亩。

诸如以上这样的艰巨豪迈的工程,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实现的,而且都是在当时物质条件匮乏、施工工具落后的情况下完成的,它完全称得上是人类史上的一个奇迹!

如果不是靠集体的力量、靠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怎有可能实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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