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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戟沉沙 21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7-31 点击数:153次 字数:

21

 

周总理紧急处置突发事件,对比较信赖的总政作出了很多部署,很多干部都是第一次担负紧急任务。

总政干部部第二任免处副处长刘岩回忆:

1971913,林彪等人乘机叛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当时知道这件事的人并不多,包括在军队高层机关工作的我也不知道。

1971年初秋,我当时在总政工作。

在此之前,我先是在济南军区干部部当干事、副科长,1968年被借调到军委办事组,办理全军正师职以上干部的任免工作,一年之后调总政干部部,继续做干部的任免工作。

1971914,我奉命前往中南海给周总理送一位大军区副政委的档案。

证件!”

中南海大门口的哨兵说出的两个字是冷中带硬的。

当时,我明显地感到,今日与往日有较大的不同。

原先,到中南海办事,车辆可停在中南海大门跟前,但今天不让停车了。

门口的哨兵比以前也多了。

原来看证件时,语气是平和的,但今天不仅语气急促,看完证件后,还要登记。

后来听说,那几天,中央警卫团官兵晚上都是打着背包,守在中央领导同志驻地周围,荷枪实弹,以防有人冲击。

在经过严格的验证和登记之后,我走向中南海的文件收发室,将档案交妥后,便回到了总政。

当时总政正在召开全体干部会议,传达战备电报,发布紧急战备令。

当晚,在总政黄寺宿舍大院还进行了进入地下人防工事的防空演习。

人们似乎感觉到出了事,但不知出了什么样的大事。

紧接着,我被派到空军的北京西郊机场,才知道发生了令人咋舌的情况和临时下达的特殊任务……

当时,我被通知有紧急任务。那年月,突发事件尽管很多,但像这样急的事也是少有的。

那天,因一位外地老战友到北京后住在米市大街,我晚饭后请假去看望。

晚上9点多回来,孩子告诉我干部部任免二处陈述曾副处长已找我好几次,让我赶紧带上出差用的粮票、伙食费、洗漱用具和换洗的衣服到他家,待命出发。

我去后,见一处的李清琨副处长和部里的徐太和秘书与陈副处长3个人正守在陈家电话机旁等候着。

我问他们是什么任务,到哪里去。

他们说总政干部部魏伯亭部长让先作好出发准备,听候电话通知再行动。

大家坐在电话机旁焦急地等待着,10点过了没来电话,11点过了还没有来电话。

其间,我们4个人一直在猜测议论。首先想到的是战备,但从我们4个人的身份和所从事的专业看,又不像是下部队执行军事战备任务。

议论来议论去,最后认定是去参加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因为9月上旬全军干部工作会议在京西宾馆结束时,我们看到宾馆已经在给四届全国人大会议腾房子,干部部魏伯亭部长被确定为大会简报组负责人,他从干部部抽几个人随他去执行任务,是顺理成章的事。

但是,以往总政派到上面参加会议活动的工作人员,一般是白天上班时间去报到,这次怎么是晚间行动?

我们认为同战备有关,可能是因战备关系大会拉到外地去开。

11点过后,那时北京火车站开往外地的火车已经没有了,民航飞机也没有夜航班次,于是大家又估计是要乘军用飞机外出。

时针指到零点,电话铃响了。

干部部值班室值班员周正炳通知我们:

立即到总政旃坛寺办公大楼受领任务。

车开到总政办公大楼前,全楼只有干部部值班室亮着灯。

我们4个人一起来到四楼的值班室,周正炳才当面告知去向——西郊机场。

车开到西郊机场的大门口,被门口哨兵拦住。

我们在车上看到,原来只有一位哨兵站岗的西郊机场门口,今天已是双岗了。

带岗的哨兵手执手电筒打开车门,在我们脸上一个一个地照了一遍,又核对了姓名,确信无误后才放我们进去。

我们只是感到越来越神秘,但仍然没有往发生了什么事件上去想。

车开到候机室前的停车场。

偌大的机场,漆黑一片,还特别静,静得叫人感到恐怖,根本没有飞机航班起飞的迹象。

我们4个人连同司机,一起走进了候机室,看见魏伯亭部长正在和空军驻西郊机场的三十四师师长时念堂、政委马兰藻谈话,表情非常严肃。

时念堂、马兰藻一边听一边点头,异口同声地说:

您来了我们就有主心骨了。

魏部长见我们进来,并没有和我们打招呼,只是说了一句:

小顾(司机)回去吧,不要对别人说我们在这里。

说完,继续他们的谈话。

从他们谈话的语气和表情中,我们意识到是出了事,而且是出了大事,但究竟是什么事,当时还是没有反应过来。

工作组的核心任务是防止林彪的党羽继续弄飞机外逃

魏部长同师长、政委谈了一阵后说,今天不早了,大家先休息,其余情况天亮后再谈。

提到休息的事,师长、政委对魏部长说:

司机休息室太简陋,休息不好,还是到招待所住吧。

魏部长用坚定的语气说:

还是按我的意见办,支6个床就行了,住在这个房子里工作方便。

师长、政委无奈,立即派人去搬床、拿被褥。

我们4个人加魏部长的司机小王的床安排在大屋里,魏部长的床安排在大屋里面的一间小屋里。

我们在空军三十四师工作期间,除了值班、参加师里的各种会议等活动外,住宿、研究问题、个别谈话等活动,就在这里进行。

住的问题安排就绪后,魏部长让司机小王回避,给我们交代了进驻三十四师的任务。

他说:

“13日凌晨三十四师跑了两架飞机,三叉戟飞外蒙古了,直升机迫降在怀柔,飞机上有空军司令部的一名副部长和党办的一名副主任,还有处长以及其他几个人。我们来的任务主要是两项,一是稳定部队,二是把好空中航线,防止再跑飞机。方法是陪师里的领导干部战备值班,并帮助他们搞好政治学习。值班由你们4人轮流,每人24小时,每天晚上8点交接班。

并要求我们不要同外面联系,不要给家里打电话,我们的活动和整个事件要绝对保密。

因此,在总政机关传达中央关于林彪叛逃事件的57号文件以前,干部部的同志和我们的家人,都不知道我们到哪里去了。

魏部长还告诉我们,守卫飞机的任务,由北京卫戍区仪仗营担任,必要时可以同他们取得联系。

魏部长交代完任务后,已是凌晨2点多钟了。

我们熄灯后躺在床上全然没有睡意,尽管谁也不吭声,但几张床上辗转反侧的声音,互相听得清清楚楚。

天刚一放亮,我们便起床。吃罢早饭,我们和魏部长一起到候机室听师领导介绍情况。

师领导介绍了三叉戟飞机什么时候从西郊机场起飞,飞机上坐了几个人,有多少机组人员去了山海关;直升机什么时间从沙河机场起飞,周总理什么时间发出禁空令;问题发生以后,他们都采取了些什么措施,并介绍了参加师战备值班的人员名单、职务等。

但是,由于我们对空军的情况不熟悉,对提到的一些名词术语听不懂,对提到的几个人的名字过去没有听说过,搞不清是什么人。

所以,听了介绍以后脑子里还是不明白。

但从师领导介绍的情况分析,我们猜出了一点眉目。

我和徐秘书的眼神碰到一起,分别用手在桌子上画出了一个字,猜到这事可能与林彪有关,但谁也不敢说出来,因为万一猜得不对,弄不好会被打成反革命的。

听完汇报回到住处后,魏部长又把我们召集在一起,他似乎进行一阵思考后可能感到再不交底不行了,不交底我们很难开展工作。

于是,他再次把司机小王支出去,对我们说,12日傍晚由西郊机场起飞的三叉戟,是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私自开走的,飞机飞到山海关后,接上住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等人往北飞去,13日凌晨2点半左右坠毁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

13日凌晨3点多钟由沙河机场起飞的直升飞机,是周宇驰等几个人弄走的。

由于战斗机的拦截,直升机没有飞出国境,13日上午迫降在怀柔,飞机上的人有的死了,有的还活着。

我们工作组任务的核心是防止林彪的党羽继续弄飞机外逃(大约10天后,魏部长在向我们传达中央关于对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进行隔离反省的决定时说,咱们进驻西郊机场的中心任务就是防止黄、吴、李、邱外逃,那时我不好给你们讲他们的名字),但工作的基础是稳定好部队。

有关案件的查处审理,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责任,估计会另外组织专案组负责。

魏部长还介绍说,党中央和毛主席、周总理正关注着这件事,李德生主任现在正坐镇空军,我们工作组直接受李主任的领导。这时,我们才知道了九一三事件的基本情况,然后马上投入工作……

工作组首先抓的是稳定部队的工作。

中央57号文件传达前,有人十分嚣张。

我们刚到空军北京西郊机场时,正是处理林彪事件最紧张的时候。

当时,我的思想上产生了两个感觉:

一是震惊,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写到九大党章上的接班人怎么突然跑了?

觉得不可思议。

二是感到问题的复杂,意识到这绝不是一般的飞机叛逃问题,肯定是一场严重而复杂的政治斗争的反映。

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空军三十四师)正是飞机的出逃地,因而颇有身在虎穴之感。

上了飞机逃走的、死了的是少数人,没有上飞机的人中还有没有他们的党羽?

怎样去识别?

他们会不会继续捣乱?

一连串的问题在脑子里翻腾。

好在当时整个情况都很保密,所以显得阵线很清楚。

在整个驻西郊机场的空军三十四师部队上下,人们的思想状态和思维方式,还基本上保持着原来的模样。

在随后的开会、学习等活动中,我们看到了那些紧跟林彪、林立果的人在跳,还有反吴法宪的人在闹,已嗅出一点味道的人,言行较为谨慎。

总之,思想情况反映很突出,我们首先抓的是稳定部队的工作。

稳定部队的办法主要就是开会、学习。全师召开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学习毛主席一系列指示和语录。

大家发言,我们列席听会。

那些天,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开会,与会人员的态度也不一致。

有的对工作组的工作表示支持和配合,有的沉默寡言,有的开始说些不理解的话,后来态度逐步地发生了改变。

因为他们从报纸上看不到林彪的名字了,感到可能林彪出事了。

但也有人转不过弯,对工作组意见很大,说什么的都有。

有的人很嚣张:

为什么总政来的同志只念毛主席语录,不念林副主席的语录?会议简报上的林副主席语录,你们为什么要勾掉?我们不理解!”

魏部长坐在主席台上,只是听,不作任何解释。

我记得只是有一次,他实在听不下去了,便顶了他们一句:

就你们空军怪!我们总部和陆军从来就是只念只写毛主席语录,怎么能把林副主席和毛主席并列呢?

魏部长处理问题一直很沉得住气。

他主要是抓学习,抓值班。

反正你不端正态度就要反复学习,任何事情都要经过我们参与值班的同志向上汇报请示后才办,这两道关把得死死的。

但是,时间长了不把问题揭开,光靠正面学习,有些人就是转不过弯来。

这时,魏部长让我以他的名义写了一份书面报告,送到京西宾馆李德生主任处,提议在三十四师提前传达中央57号文件,以便更好地开展工作。魏部长的提议很快得到了批准。

9月底,空军在京机关部队团以上干部聚集在空军学院礼堂,听取传达中央57号文件。

文件传达后,大多数同志表态拥护党中央的决定,有的人痛哭流涕地开始作检讨。

但仍有个别人转不过弯,在背后搞秘密串联,订攻守同盟,说是把飞机藏在机窝子里面,制造了一个飞机逃走的假象,加害林彪……

当然,这是运动深入之后才被揭发出来的情况。

 

我们开始工作的几天,只是参加值班、开会、学习,重点是掌握思想动态,做稳定部队和警戒航线的工作。

但是没多久,上面就不断来电话查问飞机逃跑的有关情况,因此我们同时介入对两架飞机逃跑情况的调查。

中央57号文件传达后,上述两项工作自然而然就合二为一了,查清林彪逃跑事件中的人和事,成为贯彻中央57号文件、开展政治运动的中心内容。

我们刚进入三十四师后就发现,这个师在九一三事件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在搞划线站队。所谓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是林立果,所谓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是吴法宪。

林彪、吴法宪本是一伙,林立果是吴法宪吹出来的第三代接班人,为什么要把吴法宪同林家划为两条线?

事后才弄清楚。

那时,庐山会议刚过,吴法宪因在庐山上闹得凶,被中央批评,吴回来后就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写了一份检讨,这引起林家的不满,故被林立果一伙认为是叛徒,政治上靠不住。

所以,林立果、周宇驰被称为正确路线的代表,吴法宪被说成是反林错误路线的代表。

下边的人亦根据与吴法宪和林立果的关系进行划线站队

我们去之前,师长时念堂因曾被吴法宪派到南苑机场接过基辛格,而被划为吴法宪线上的人。

政委马兰藻搞保卫工作出身,文化程度不高,不懂技术,林家对他不感兴趣,他们准备以师副政委潘景寅换掉他。

一位姓王的副师长,因在1967年武汉七二事件中驾驶伊尔-18飞机把毛泽东安全运出武汉有功,而被选为出席空军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代表,也被划到吴法宪线上。

当时,还有一个副师长被派到苏联接直升机了。

以前,他教过周宇驰驾驶直升机。

19718月周宇驰去广州找林立果密谈,中途在南昌搞秘密活动,也是这个副师长陪同驾云雀直升机往返飞行的。

我们一时弄不清他是否陷进去,故在他从苏联接飞机回国后,马上让他住到招待所揭发、交代问题。

根据以上情况,工作组将前三位师领导干部作为依靠对象。

师长、政委在师部值班,主持工作,王副师长到沙河机场坐镇,负责驻该机场两个飞行团的学习和稳定工作。

他们积极负责,配合和帮助工作组做了不少工作。

我们在三十四师期间,发现问题较大的是驻西郊机场某团政委和一名副团长,他俩是林立果搞划线站队的积极分子,一贯以站在正确路线一边自居,是传达中央57号文件之前对工作组一言一行公开表示抵触的主要人员。

另外,我们发现空勤服务队队长、林彪专机服务员孙××是一个重要的知情人

中央57号文件传达之后,在三十四师的干部中引起很大震动,形势急转,公开发表抵触言论的人没有了,嚣张气焰熄灭了。

有的人揭发问题,有的人检讨教训,有的人表白自己,有的人痛哭流涕,有的人约工作组要求个别反映情况。

工作组的同志除了参加小组会听取大家讨论发言和个别接待要求单独反映情况的人员以外,还围绕上级提出的问题找了相关知情人了解核查情况。

1971912是星期日,人们都在休息,所以林立果搞走256号飞机时,机场里没有几个人看见。

在现场的只有给飞机加油的司机和地勤人员,再就是前往送行的某团政委。

在调度室值班的一名小战士,按照电话通知在航行登记簿上登记了252号飞机下午起飞,但他看到通过调度室窗外跑道起飞的飞机编号却是256号。

我们在查看航行登记簿时,这名小战士就不得其解地向我们反映了这个情况。

在航行申请登记簿上还登记着913日早晨安排的4训练飞机:

一架是飞空域”(即在划定的飞行训练区域内进行飞行训练),一架是经二台子飞长春返回,一架是飞当阳后返回,一架是飞南京后返回。

后来揭发证实,这几架飞机都是准备南逃广州用的。所谓飞空域,实际上是准备用一架安-12大型运输机从西郊机场起飞,经空域到沙河机场落地,装上两架云雀小型直升机后直飞广州。

所谓飞东北二台子训练的一架伊尔-18飞机,实际是准备拉上周宇驰和胡萍(时任空军副参谋长兼空军三十四师党委书记)飞经山海关机场时落地,再拉上在北戴河的林彪的随从人员,然后随林彪专机飞往广州。

这架伊尔-18途经上海时,要落一下地把小舰队拉去广州。

所谓飞当阳训练的那架多座三叉戟飞机,实际是准备把黄、吴、李、邱等在京的几员大将和机关人员拉上直接飞往广州。

所谓飞南京训练的一架安-24中型飞机,实际上是准备直接飞往广州供另立中央时使用的。

后来因为周总理追查林立果弄到山海关的三叉戟飞机,并派李德生去空军司令部,派吴法宪、杨德中到西郊机场监督控制,林家利用这几架飞机准备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阴谋宣告破产。

准备在13日早晨起飞的4架飞机,是912日下午周宇驰和胡萍策划安排的。

据胡萍事后交代,周宇驰12日下午4点以后对他说:

主席最近找了很多军区负责同志谈了话,首长(林彪)看这形势很不好,就决定13日离开北戴河去广州

并具体交代了所谓飞机的架数、型号、航线和具体任务。

胡萍根据周宇驰的交代,通知调度室申请了第二天的航线。

在调查中,有人反映,空勤服务队队长、林彪专机服务员孙××经常随林彪活动。

有一次,她提个黑色手提箱乘专机去了上海,到机场后有人接应,走了一个多小时后又被送回机场,飞回西郊机场后被毛家湾的汽车接走。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重要情况,需要搞清,便找她谈话。

她交代:

我是单独去过上海,是专机送去的,也是坐专机回来的。我手里拎的黑色手提箱,实际上没有秘密,里面是黄豆,专门到上海一家著名的炒货店去加工。因为林彪喜欢吃炒黄豆,上海那家炒黄豆店炒得特别地道,所以就让我去炒……

912晚上,在西郊机场的候机楼外还有两名林家的积极追随者特别卖力,他们就是驻西郊机场大型飞机团的政委和副团长。

当这名团政委傍晚把林立果送上256号三叉戟飞走后,没有回家同妻儿团聚,而是回到办公室里同那名副团长继续议论空军的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

晚上11点左右,他们得知吴法宪来到了候机楼后,非常恐慌,生怕周宇驰一伙来到后与吴在候机室撞上,于是两人就到候机室停车场外面的路口去望风、堵截。

等了好一阵子,大约快到半夜的时候,来了一辆小汽车,他们赶快拦堵。

汽车减速后,车上的人探出头来说:

“我是杨德中!”

两人一听感到大事不好,赶快躲回办公室去。

传达中央57号文件以后,这两人被隔离交代问题,对12日晚上的活动情况,说法一致。

中央57号文件传达后,西郊机场的干部还揭发出一件发生在12日夜里的事情,即那天夜里还安排过两架飞机准备去山海关。

经我们核实确有其事,就马上向李德生主任报告。

当我把反映这一情况的报告送到京西宾馆,李德生主任看后笑了笑,说不要查了,那是周总理计划亲自去北戴河劝阻林彪出走给他准备的飞机。

在稳定部队、把守空中航线及调查过程中,我们一直吃住在西郊机场。

我除了担当魏伯亭部长与李德生主任的联络任务之外,几乎一天24小时都是在机场度过的。

在弄清林彪逃跑前后西郊机场情况的同时,又奉魏部长指示,去沙河机场调查了周宇驰劫持直升机的情况。

我和陈述曾副处长到达沙河机场后,由王副师长安排找人谈话,完全是按照周宇驰劫持飞机时找人的先后顺序一个一个找来单独谈的。

找的几个人都是周宇驰动用3685号飞机必须到场的关键人物。

因为根据空军飞行要求,缺少任何一个人飞机就不能起飞。

所以,周利用林彪的手令一个一个地把他们骗到场。

然而,现场目击直升机起飞的还有两名不是周宇驰请来的同志,即一名警卫连连长和一名警卫连战士。

和几个关键人物谈完后,我们又把警卫连连长找来谈话。连长汇报了那天他所看到的现场情况:

那天夜里3点左右,团首长给我打电话说,现在有人动3685号直升机,师部调度室说3685号直升机没有任务,你赶快派人去扣车扣人,不准起飞。

警卫连连长接电话的同时就听到了飞机的马达声,他感到情况紧急,来不及穿衣服和找人,穿着裤头背心独自冲出连部,抓了一辆自行车,一手扶车把,一手提着手枪,拼命往3685号直升机停机坪冲去。

快到飞机跟前时,飞机已经开始滑动,眼看就要起飞了,于是他边蹬着自行车往前冲,边挥舞着手枪高喊:

“3685没任务,扣车扣人!

“3685没任务,扣车扣人!

到跟前下了自行车一看,调度长、机械员、汽车连长都在,他重复喊着那句扣车扣人的话。

警卫连连长不无遗憾地对我们说:

我下了自行车后,调度长很严肃地用右手的食指向上方指着说:“‘知道什么?上头有命令!’‘命令二字的发音很重。这一下就把我给镇住了,眼巴巴地看着飞机飞走了。不一会儿,团首长带着人从营区赶到停机坪,但是已经晚了。

在现场目击3685号飞机飞走的另一名当事人,是警卫连看守这架飞机的值勤战士何祖军。

我们到沙河机场后,驻在这里的王副师长把何祖军如何向团部电话报告有人动3685号飞机的情况作了介绍,情况已大体掌握,再加上同警卫连连长谈完话,时间已经不早了,就没有再找何祖军亲自谈。

我们把情况弄清楚之后,马上整理上报中央。

 

以上是某些亲历者在当时特定的时期、特定的情况下写出的特别“真实”的回忆录。

事隔多年之后,换一个角度我们仍能从字里行间看出端倪:

那些所谓的“死党”,哪一个不是跟随林彪多年,经过无数次的枪林弹雨从死了堆里爬出来的人呢?

能说,他们的过去只是为林彪而战,不是为人民而流过血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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