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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戟沉沙 20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7-30 点击数:144次 字数:

20

 

一位军人之后代回忆:

黄寺大院最早不像现在这样戒备森严,也没有卫兵站岗,只有老史伯伯一个人不分早晚的在传达室值班。

当时谁家也没有电话,只有传达室有一部,所以他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接电话。

他经常站在一号楼前朝楼上喊人来接电话;有时候还担负传话的任务,一家家的送信,真是名副其实的传达

他还干很多份外的事,诸如谁家换煤气罐了,谁家搬家需要帮忙了等等,甚至还帮忙到火车站去接人(我从插队的地方回家时,他就去火车站接过我)。

总之,他干的都是极其平凡的小事,小到我都举不出什么事例来写写他。

我只记得冬天他总是穿一件很旧很旧的老式黄色军大衣,一脸的慈祥,无论对大人还是对孩子都是非常客气,工作一直勤勤恳恳。

最使我肃然起敬的就是:文革中,院里有些叔叔阿姨挨批斗,但老史伯伯仍像从前一样对待他们,该帮忙就帮忙,仿佛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

他的老家在河北定兴,我记得他有一个女儿会经常在农闲时到北京来看望他,照顾一下他的生活……

我之所以要在我的这篇文章里写写他,是因为我想每个一号楼的孩子们都不会忘记他。

1969年底开始,老总政解散,各部的干部要被分配到各个军区,院里各家各户忙着收拾东西准备搬出黄寺大院。

文化部的那狄伯伯去新疆军区,邵钟伯伯去南京军区,而我们家则去昆明军区。

这是因为妈妈在冶金部站错队,被诬陷为特务,发配到了云南蒙自的五七干校。

爸爸有句老挂在嘴边的话:

老婆孩子在哪儿哪儿就好。

为了能让全家团聚,他主动要求去的云南(据说殷家鹄叔叔也是被我爸爸动员到云南去的)。

为此,我舅舅还特意从哈尔滨赶来,把我的户口从插队的河北新城县丰盛庄村转了出来,我一年半的插队生活就算结束了。

当时,爸爸还在红山口的学习班,只有周末才能回家,平时只能我一个人在家整理东西。

家具大都是公家发的,所以好办,只是书太多了,满满的几个书架,肯定带不走那么多。

于是,我花了几天工夫,把书分类,中国古典文学挑出来带走,世界文学名著留出来带走。

其余的则按我自己看过的,觉得有意思的也捡了出来带走;没看过的就拿起来翻翻内容,认为没意思的就扔在在另一堆里。

就这样,挑挑拣拣的最后装了满满一辆三轮车,田文宗拉着,我在后边推着,要送到废品收购站去。

刘占军看到了,赶忙让我停下,他站在车边左一本右一本的挑了好多书留下。

书在废品收购站按两毛钱一斤的价钱,就这样还足足卖了80多块钱。

现在想想,有多少好书被我三文不值两文给糟蹋了!

临离开北京的头一个礼拜,妈妈突然从云南回来了。

我和爸爸到火车站去接她,我已经半年多没见她了。我看见妈妈从火车上下来,只和我们打了个招呼了,就低着头,怀里紧紧抱着一个黑皮包,快步往车站外面走。

一路上她没有说话,但我看得出来她是强忍着不让泪水夺眶而出。

回到家,听了爸妈的谈话我才知道,冶金部的造反派由于查不出我妈有任何问题,好不容易才同意她随我爸爸调动,虽然宣布她被解放了,但暂不予恢复组织生活。

黑皮包里装的就是补发她近两年的工资。

在那些日子里,几乎每天都有一家一家的人离开黄寺大院,大家都站在大院门口和他们告别。

这一天也终于轮到我家了,张信生等几个男孩子拿着草绳子帮我们捆家具、打包,忙得不亦乐乎。

临走前两天,妈妈的战友、总政歌舞团的庄村叔叔,还有我的好朋友——检察院的孙虹,陪着我们一家三口到天安门拍照留念。

地点选在人民大会堂一侧,透过前景的松树,背景就是历史博物馆。现在,这张照片仍然摆放在我家的书架上……

说起来也算是缘分,虽说自从搬出黄寺大院后,再没有回去过,但是我退休前上班的地点紧邻着它,而且同一办公室同事的先生就在黄寺门诊部当医生,现在还住在院内。

所以,黄寺大院真成了我挥之不去,抹之不掉的一个情结。

 

1971912晚,对于李德生来说,是紧张的一夜,难忘的一夜。

这天晚上,李德生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周恩来主持的一个小型会议,讨论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草稿。

晚上10时左右,工作人员突然把周恩来请出去了。

周恩来一直在电话间没有回来,讨论停了下来。

直到午夜12点过后,周恩来把李德生叫到电话间,严肃地对他说:

林彪乘飞机逃跑了。你立即赶到空军指挥室,替我坐镇指挥,随时向我报告情况。

接着,他又命令道:

24小时都不能离开指挥位置。

李德生立即乘车赶到空军指挥室,担任值班的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副参谋长白云将他迎进了值班室。

在场的还有作战、侦察、情报、通信等有关人员。

李德生立即将在天安门参加国庆阅兵排练的空军参谋长梁璞找来,后来空军政委王辉球也来了。

李德生坐在空军指挥室一张很大的写字台前,桌上装有直通总理的红机子专线电话,他不断地将飞机的位置、高度、方向、到达地点等情况向周恩来报告。

眼看飞机马上就要飞出国境,李德生着急了。

他赶紧请示周恩来:

怎么办?

要不要派飞机拦截?

周恩来答复说:

在你之前,吴法宪也请示过。

毛主席说:

林彪还是我们党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

周恩来又强调说:

林彪是党中央的副主席,把他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呀!

因为梁璞他们并不知道飞机上坐的是什么人,所以又一次焦急地问李德生怎么办。

这架飞机不能打,不能拦截,让它飞!这是总理的指示。

李德生只能这样告诉他们。

就这样,李德生他们眼看着这架飞机于913日凌晨150飞出了国境线。

此后,周恩来反复让李德生告诉空军的同志,查清“256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时带了多少油,在山海关机场究竟有没有加油,根据飞机所携带的油量,判断出究竟能飞多远的航程。

李德生根据查实的数据和计算结果,断定这架飞机肯定飞不到乌兰巴托。

他立即将有关情况和看法,一一向周恩来作了报告。

林彪逃跑后,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发布了禁空令:

关闭所有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并派陆军部队进驻全国所有军用和民用机场,实行警戒。

13日凌晨315分,沙河机场报告:

起飞了一架直升机,正向张家口飞去。

李德生立即将这一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报告。

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后指示:

这架飞机,无论如何不能让它飞出去!要它迫降,不迫降就打掉!绝不能让它飞走!

这架直升机是周宇驰、于新野等劫持的,机上携带有窃取的大批国家机密文件和美钞,企图外逃。

李德生叫梁璞查问沙河机场:

为何在接到禁空令后还让飞机上天?机场报告说:

周宇驰出示了林副主席的手令,调度室就让直升机起飞了。

地面电台这时向直升机呼叫,令其返航,但直升机不听不理。

李德生问了梁璞一些技术问题后,立即叫梁璞命令北京空军:

起飞8架歼—6战斗机拦截直升机!

夜航作战,全凭机上雷达导航,而歼—6飞机和直升机速差非常大,又是从高空往下搜索,低空飞行的直升机和各种地面物体,都反映在飞机雷达上如满天繁星。

8架飞机没有找到目标。

后来只好采取地面向歼—6飞机导航,指示目标位置,引导其向目标开炮。

即使打不到,也能对直升机造成威胁,迫其降落。

这一措施收到了效果。

事后得知,直升机驾驶员陈修文发现林彪死党周宇驰、于新野要叛逃,就想往回飞,但周宇驰懂飞行,用枪逼他继续北飞。

正在这时,歼—6飞机开炮了,虽然没有打中,却给陈修文找到借口,说要躲避射击,东转西转,将飞机飞回到北京郊区,最后在怀柔县沙峪迫降。

周宇驰向陈修文开枪射击,陈壮烈牺牲。

周、于两犯开枪自杀。

同逃的李伟信在集体自杀时朝天开枪,没有死,被民兵捉住。

·一三事件中,李德生五天五夜没有离开空军司令部,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及时、妥善地处理了有关事宜。

缴获林彪手令和《“571工程纪要》

913凌晨,周宇驰等乘坐的直升飞机被迫降后,周宇驰、于新野自杀身亡,只有李伟信假装自杀活了下来。

13日中午,李德生、纪登奎立即对李伟信突击讯问,进一步证实他们是凭据林彪手令动用的直升飞机。

李德生追问:

林彪手令哪里去了?

李伟信慌张地说:

我是负责保管箱子的,那个手令,一直由周宇驰收藏,确实不在我手里。

在迫降直升飞机时,周恩来已经布置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派出部队和民兵,包围现场。押送李伟信的北京卫戍区干部报告说:

直升飞机迫降后,我们已经组织民兵包围了现场,散落在田野里的所有物品,都已收拢起来。

李德生问:

文件呢?

卫戍区的干部回答:

直升飞机上有大批绝密文件,有北京———蒙古乌兰巴托———苏联伊尔库次克的航行图,有伊尔库次克机场和恰克图导航台资料,还有大批100元、50元面额的美元,都已由专人保管。

李德生问:

在死者的尸体上,有没有发现什么文件?

来人回答:

都已搜查过,有文字的东西,全部收拢在一起。

李德生说:

那些都很重要,你们还要注意单张的,或者已经被撕成碎片的字纸。你们要重新到现场,把散落在田间的所有片纸只字都仔细收集齐,哪怕是一块小纸片也不能少。

周恩来得到李德生、纪登奎的报告,再次要求北京卫戍区组织民兵,在现场进行拉网式的寻找,一定要把散落在田野里的碎纸片,统统收集起来,全部上缴。

秋季的田野,庄稼还没有完全收割,沟沟垄垄,坑凹不平。

在包围直升飞机时,又经过多次践踏,找大大小小的纸片,确实很难。

然而事情确实如李德生所料,周宇驰在直升飞机被迫降以后,下了飞机,自杀以前,连撕五六下,把林彪手令撕得粉碎,散扔在田野里。

民兵们分工负责,一小块一小块地过筛子,陆续把散落在地表的、踩到土里的,大大小小几十块碎纸片,收集起来,经过吴忠司令员,上缴到周恩来那里。

917,周恩来约李德生、纪登奎、吴忠等一起,将碎纸片仔细拼对。

林彪的手令,已经被撕成六七十块碎片。

尽管经过拉网式搜寻,总还是有一些小纸片被踩在泥底下,找不到了。

纸片不全,拼起来更难。

周恩来端着放大镜一小张一小张地拼对,逐渐发现,分别是两张十六开的白纸,上面有红铅笔写的字。

一张上写着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九月八日

另一张是:

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敬礼。林彪” (原件均无标点)

其中第二张拼成后,字迹全部清晰。第一张缺了几个字,经过分别找江腾蛟、胡萍、李伟信和沙河机场等十多个看过原件的人,分别回忆交代。

因为他们对这个特殊手令印象极深,字数又少,所以记得都比较准确,他们虽是分别交代,文字却完全一致。

核对结果,证明原文确实无误。

这两个手令起到什么作用呢?

李德生通过多次在亚洲疗养院讯问收审人员和学习班人员,逐步弄清了详细情况。

第一张手令,即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如前所述,它在林彪反革命政变活动中至少用过四次:

第一次是98日晚,林立果、周宇驰向江腾蛟布置在上海或沪宁线上谋害毛泽东,出示了这一手令

第二次是在空军学院向王飞出示;

第三次是911日晚,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向鲁珉布置谋害毛泽东,再次出示了这一手令

第四次是913日凌晨315,党中央已经下了禁空令,周宇驰还是靠这个手令,骗取了直升飞机。

第二张手令,即写给黄永胜的,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

它从王飞手里两进两出,显现出林彪一伙阴谋策划的极其诡秘。另一方面,也显得林彪一伙策划阴谋极其不可思议,极其“笨蛋”!

林彪密谋实行反革命政变是见不得人的。

他的死党,以林立果为头子的联合舰队成员,他们相互之间,并不都知道自己在联合舰队里的身份。

公开场合,他们还是以他们的行政职务身份出现的。

联合舰队的重要成员、空军副参谋长兼司令部办公室主任王飞,许多时候,负责在第一线指挥。

但是,黄永胜、王飞之间,并不知道彼此身份。

为了在必要时协同行动,98,林彪下达了这个给黄永胜的手令

当时并没有交给王飞,而是由林立果派王飞给黄永胜送去叶群的信,让王飞转达叶群、林立果对黄永胜的问候,转达了他们探听到毛泽东在南方谈话的内容,使黄永胜感激叶群,同时知道王飞的特殊地位。

林彪这个手令第一次交给王飞是911日下午

林立果、周宇驰确定在南方谋害毛泽东。

同时确定北京由黄永胜他们指挥,当时就把林彪给黄永胜的手令交给王飞,让王飞充当林立果同黄永胜之间的联系人。

由王飞到最后时刻,把手令向黄永胜出示。

可是,11日夜,林彪、叶群得知毛泽东离开上海后,下令解除任务

于是12日上午,林立果派刘沛丰把林彪给黄永胜的手令从王飞手里收了回去。

第二次是12日晚,林立果、周宇驰布置王飞组织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由于新野再次把林彪给黄永胜的手令交给王飞,以便向黄永胜出示,安排黄、吴、李、邱13日凌晨乘飞机南逃。12日夜,周宇驰接到林立果的电话,说是去广州的计划肯定不行了,连忙告诉王飞:暴露了,不搞了。这一手令又由王飞交回到于新野手里,于新野交给周宇驰,带上了直升飞机。

这个手令,在王飞手里两进两出,虽然最终没有到黄永胜的手里,企图谋害毛泽东和南逃广州的计划都没有得逞,但是却确凿地证明林彪图谋实行反革命政变,黄永胜是林彪计划中的重要成员。缴获的这两份手令,是林彪实行反革命政变的铁证。

914,李德生把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找到京西宾馆,向他说:

林彪的事情,党中央已经向全军各大单位和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打过招呼了。看来空军的几个单位问题很多,也很复杂,中央同意由总政治部派出几个工作组,进入空军学院、空军三十四师、西郊机场、沙河机场、空军招待所等几个地方,那里有林立果设立的秘密据点。他们逃跑很仓促,很多东西没有来得及带走,也会有一些同他们搞坏事的人,留下来了。工作组去,要依靠那里的干部战士,迅速稳住局面,特别要把他们的据点严格控制好,不能丢失一份罪证材料。还要有一个组到空军机关,帮助我掌握情况。

田维新回到总政治部机关,立即分别找几位部长、处长,组成五个组,一个一个地分别交待任务。

当时,林彪叛逃的消息,是严格控制在极小范围的,尔后,才逐步向下传达。

918,党中央发出第57号文件,将这一事件传达到大单位的党委常委;28日,党中央决定将57号文件传达到军级党委常委,空军传达到团;106,党中央再次决定将57号文件传达到连级党员干部;1024,决定传达到全体干部战士。

九一三后的几天,报纸上甚至偶尔还有林副主席的字样出现。

这也是为了防止出现大的波动和混乱,而不得不采取的办法。当时,田维新给工作组作动员,要求他们认真谨慎,严守纪律,全力以赴,绝不漏过一点线索,发现任何问题,都必须及时直接向李德生主任请示报告。

空军学院是林立果的主要据点之一。

工作组到达时,李德生亲自去给空军学院全体人员讲话。

他指出,空军机关有些人不经过组织,经常到空军学院进行秘密活动。

最近,空军发生了重大事件,都和他们在空军学院的活动有关系。党中央正在认真处理这件事情,希望大家把看到的、听到的一切不正常的现象,以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彻底揭发出来,不得隐瞒。

李德生讲话后,工作组深入干部战士中做思想工作,对于林立果秘密据点周围的工作人员,又逐个谈话。

过了两天,有一位小食堂工作人员找工作组的同志说:

有几个经常住在我们这里的人,平时很神秘,经常夜间活动得很晚,几乎每天都要吃夜餐,最近不见了。我去他们的房间里收拾餐具,发现了一个本子,大概是他们没来得及带走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开始没有留意,听了报告,我才从那个房间里找出来。

工作组同志一看,里面是手写的提纲,有大标题,小标题,一行有几个字的,有十几个字的,每一段最多一两行。许多段落用数字标志,或者用破折号标志,也有的用三角符号标志。

工作组的同志看到里面的话,有的不好理解,有的明显很反动。

既然是这个据点里的东西,一定是一份重要材料,立即密封,派人送给李德生。

李德生接到笔记本,打开一看,只见第一页是标题《“571工程纪要》,下面用括号写着(一九七一、三月二十二———二十四)

李德生当即想到,这个日子恰恰是在他随周恩来到北戴河,向林彪谈批陈整风汇报会之前。

下面是行书写的,每行或两三行一个意思。

有的地方删去了一些词句,有的地方还有错别字;但是条文分明,意思清楚,一共写了22页。

李德生粗粗一翻,从标题看,是一份完整的计划书,往后翻,发现有的话看不懂,有的话特别反动,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工程

571”代号是什么意思?

不由得又从头仔细看过。

李德生觉得,《纪要》虽然还有很多地方看不透,可是已经能够看出,这是一件杀气腾腾、充满法西斯气味的文件。

庐山会议以来,毛泽东批评林彪,是批评他的政治纲领和理论纲领,那还是党内的矛盾;这一件,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政变纲领,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

为了弄清内情,李德生立即派人提审空四军政治部秘书处原副处长李伟信,亲自问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个《纪要》是怎么形成的,有哪些人参加策划的,是干什么用的李伟信看了原件后交代说,2月,林彪、叶群带林立果到苏州后,派林立果到杭州、上海活动。

318,林立果在上海对于新野、李伟信说:

根据目前局势,要设想一个政变计划;同时叫周宇驰于20日从北京赶到上海。21日,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和李伟信在一起商量。

林立果说:

目前从各地区实力来看,首长’(指林彪———作者注)讲话,还是有一定作用,这件事与首长谈过,首长叫先搞个计划。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和李伟信研究了形势,认为林彪的权力势力,目前是占绝对优势,是最好的时机,但是可能逐渐削弱

对于林彪接班问题,认为有三种可能:

一是和平过渡,二是被人抢班,三是提前抢班。

如果提前抢班,就要直接陷害毛主席,他们想的办法是:

把主席软禁起来谈判;也可以把主席害了,再嫁祸于人。

为了达到抢班夺权的目的,他们研究,争取和平过渡,但是做好武装起义准备

准备工作分两个方面,一是要有个计划,计划的代号想了好久,最后由林立果定的,就是按照武装起义的谐音,定名为“571工程计划。并且决定,这个计划,按照林立果到杭州同陈励耘商量的框框,由于新野来写。

二是要有个组织,即以培养干部为名,建立教导队。于新野按照林彪、林立果的意图,和他们商量的内容,于22日至24日写出了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

七八月,于新野在广州曾经对李伟信说,批陈整风汇报会上,黄、吴、叶、李、邱都检讨了,叶群很紧张。

911,于新野还夸耀说,这个计划和最近摘录的一本关于武装起义的事例,都留在北戴河林彪、叶群那里了。

李伟信的交代,证实了这个《纪要》确实是林彪策划反革命政变的纲领。

李德生听了李伟信的交代,终于弄清了这个谜。

在这些日子里,他一直在想,林彪要谋害毛主席,另立中央,搞反革命政变,尽管有鲁珉的交代,查到林彪的手令,可作证明。

但是,这么大的行动,难道没有一个通盘安排和计划查到《“571工程纪要》,终于证实了林彪是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反革命政变活动的。

李德生立即将《“571工程纪要》和李伟信的交代,以特急绝密件报送周恩来。

周恩来看过李德生送来的《“571工程纪要》和李伟信的交代,当即转呈毛泽东。

毛泽东看后,认为这是搜查到的林彪罪行材料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一件,他当即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阅

913,林彪乘256号三叉戟飞机外逃后,中央政治局成员都没有离开人民大会堂,以便随时研究处置新的情况,毛泽东也移到人民大会堂暂住。

整个中南海戒备森严,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中央警卫团的官兵。

914,当中央从鲁珉、李伟信等人的交代和直升飞机缴获的材料中,得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同林彪的关系非常密切,经毛泽东同意,周恩来向黄、吴、李、邱指出,林彪叛逃,你们是有跑脱不掉的责任的。

当场宣布中央决定,黄、吴、李、邱暂时不参加政治局的活动,集中精力检查自己的问题,揭发交代林彪的罪行。

毛泽东向周恩来说:

看他们十天,叫他们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老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交代好了就行。

但是,他们回到自己住地,既不揭发林彪的罪行,又不交代自己的问题,都在拼命销毁罪证,毫无悔改之意。黄永胜为了烧毁罪证,把一个大瓷缸都烧得炸裂了。过了四五天了,黄、吴、李、邱依然毫无动静。

917,周恩来在听取李德生、纪登奎汇报亚洲疗养院收审人员情况后,对李德生说:

你去和他们四个人分别接触一下,看看他们有什么揭发交代,看看他们的态度怎么样。

李德生按照周恩来的要求,准备分别去登门看望。

纪登奎特意叮嘱:

德生同志,你得注意安全,这些人,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得出来的。李德生知道他是好意,笑着说:他们能把我吃掉!”

自从坐镇空军后,李德生深切体会到,尽管突发情况接二连三地出现,处理起来,时间非常紧张;但又是可以做到从容不迫,有紧张而无惊险的。

因为,林彪他们没有真理,我们应当相信绝大多数群众,相信绝大多数干部,他们是拥护党中央、毛主席的。

12日深夜、13日凌晨,李德生只身到空军机关,尽管王飞的联合舰队骨干刚刚在那里开过会,尽管周围还有一些联合舰队的成员在窥视着,可是他深信,更多的群众是站在真理一边的,他并不感到有什么惊险。

919日起,李德生利用晚上的时间,接连走访黄、吴、李、邱。

第一天晚上,李德生按事先约定的时间,乘车到了西山。汽车开到黄永胜的住地门口,黄永胜的秘书和妻子都出来迎接。李德生一人下车,进入客厅,警卫人员留在外边车上。

李德生在客厅落座后,黄永胜的妻子和工作人员都先后退了出去。

当时,黄永胜依然是政治局委员、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

要在平时,他是不把李德生放在眼里的。

现在,他不得不会见李德生。九一三已经过去一周,他没有向党中央写过一份检讨或揭发材料,面对李德生来访,当然也不愿意谈什么,显得有点尴尬。

李德生有备而来,先是客气地问候黄永胜这几天睡眠可好。黄永胜掩饰道,还好,还好。

李德生说:

林彪的飞机已经在温都尔汗摔下来了,这个情况总长是知道的。后来,我们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报回来材料和图片,证实了摔的那架飞机就是256号,飞机上9个人的尸体,大使馆拍了照片,有的人依稀可以辨认,已经在政治局传阅了。

李德生说到这里,只见黄永胜面色煞白,不作回应。

李德生顺势说:林彪采取这样一个背叛祖国、背叛党的决然行动,许多人都没有想到。我们也没有想到。总长怎么看哪?

黄永胜很不愿意回答,可是又不能不回答。只好说:林彪这个行动确实是背叛行为,我也是没有想到,没有想到的嘛。

李德生听得出,黄永胜是在虚与应付,你问什么,他回答什么,而且一点自己的话都没有。李德生加重语气地说:为了查清林彪事件的全部真相,中央最近很忙,查出不少新的材料。总理让我来看看你,希望你早点作出检查和揭发,向中央有个好的交待。

黄永胜说:我和林彪虽然是老上下级关系,但是,他干的许多事,我并不知道,他也不可能让我知道。有的事情,他是有心,我是无意。

李德生知道,林彪给黄永胜的手令,两次到王飞手里,是要在谋害毛泽东、准备南逃的关键时刻给黄永胜出示的,但是都没有给成,没有证据证明黄永胜看到这个手令。他对黄永胜说:这种情况可能有。他干的事情是不是都告诉你,是很难说的。但是,你知道的呢,是都讲了,还是有什么没有讲呢?

黄永胜说:这些日子我是在想。为了向党负责,我不能把表面的、零碎的现象作为事实去揭发吧。请你向中央转达,我会向中央作出交待的。

看来还是应付推脱之词。李德生最后说:我觉得中央是很慎重的,也希望总长能够郑重地作好检查和揭发,并且希望要抓紧一点。主席、总理都说,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他们都寄予希望。请你珍重中央的这个态度。

谈到这里,实在再也谈不下去。李德生认为,已经把党中央的指示传达给黄永胜了,只能希望他好好想一想吧,于是,告辞了黄永胜。

第二天晚上,李德生再次到西山军委机关驻地。他先到吴法宪家中。

李德生在空军时,已经和吴法宪有过交锋。

那是在周恩来914宣布黄、吴、李、邱暂时不参加政治局的活动,集中精力考虑自己的问题,揭发交代林彪罪行后,吴法宪回到空军大院。本来,他应当在家里考虑检查,但是他却依然有时到办公室来。吴法宪见到李德生连连表白:主任啊,我们空军犯了大错啦,我有罪啊!”

李德生在召开座谈会时,听到空军政治部的同志揭发,林立果在1970年空军三代会期间,作了一个所谓讲用报告。当时搞得很神秘,对外封锁,这个材料一直不让总政治部知道。会议简报也控制得很严密。吴法宪在会上讲话,极力吹捧林立果的报告是放了一个政治卫星,林立果是伟大的天才、全才、全局之才,竭尽吹捧之能事。林立果在空军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权力李德生追问吴法宪,他只是说:我们丧失了原则,我们不讲唯物论,我们犯了唯心论和先验论的错误。

李德生要求查看党委会记录。总政治部工作组终于查到一年以前,19707月的一次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上,有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的决定。李德生感到非常气愤,作为空军一级党委,竟然把空军指挥大权,拱手交给一个新参军的学生,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副师级干部。

为了弄清林彪、林立果等人在空军的罪行,同时,又要弄清空军其他领导人在这场斗争中所犯的错误和应当吸取的教训,李德生建议召开空军常委会。

920的常委会议上,吴法宪检查说:我是引狼入室,认贼作父。但他辩解说:“‘三代会报告后,我讲话说放了卫星,以后就被他们抓住了,大肆宣传。今年在九师开了现场会,又要传达我的讲话,被我压住了。但他们就以广州军区将我们的军。(广州)大军区发到团以上。我是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所以采取拖的办法,打算等11月开师以上干部会来解决。

对于这么一个重大问题,吴法宪竟然解释成为思想问题、认识问题。李德生责问吴法宪:你说只是讲放了卫星,虽然没发文件,但现场会是开了,影响是出去了。这个会,是以空军的名义召开的,你是以空军司令员、党委书记的身份讲话的,它的恶劣影响已经形成了。这个会,准备了一年多了,你们党委是有责任的。而且去的人越来越多,你们还计划召开全空军师以上干部参加的现场会。如果说那些是严重的政治问题,那么,19708月党委的这个决定,就是个严重的组织问题了,是关乎空军的领导权、指挥权的大是大非问题。无论从组织上、政治上看,你们背着党中央,把我们党领导的空军大权,交给林立果。这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呢难道不应当好好想一想吗吴法宪支支吾吾,难以回答。

对于空军其他常委,通过交谈,大家初步认识到不讲原则、软弱怕事、跟人不跟党等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危害。这次会议,只是初步交锋,它为后来召开党委扩大会,解决空军路线问题、组织问题,作了一点思想酝酿。

这次到吴法宪家,李德生开门见山,向吴法宪说:林彪在庐山的错误,由于他的外逃,性质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从空军机关揭发的事实,也都说明他的这个行为,是早有预谋的。你领导空军党委作出的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的决定,也就不能再以犯了唯心论、先验论的错误来解释了。你在常委会上的检讨是避重就轻的啊。中央给你们时间,希望你能够珍惜这个时间,尽快作出一个好的坦白交代。现在,总理让我来,再次转达中央的期望。

吴法宪连说:我犯了大错误,我听命于林彪,让林立果掌握空军大权,我有罪啊!”

李德生说:不要大帽子底下开小差嘛!你应当把错误的具体事实交代清楚,还应当把你知道的林彪罪行,揭发彻底。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吴法宪应道:主任说的是,主任说的是。主任啊,我有罪啊,我们空军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作为司令员、党委书记,确实是罪不容赦。毛主席在我的书面检讨上批示,要敢于反潮流,批评我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批评得好,批评得对。这几天我一直在思考自己的问题,我要检讨,我要深刻检讨的。

李德生问:你原来的书面检讨是林彪外逃以前的事了,现在林彪的问题性质已经起了变化,你还有什么新的检查交代没有对于林彪,你有什么要揭发的吗?

吴法宪说:我正在准备,正在准备,一定要深刻地检讨。

李德生说:已经一个星期过去了。只要是想交代问题,并不见得要拖很长时间的。希望你抓紧啊!”

接着,李德生又来到李作鹏家。

李作鹏接到通知,早已在家等候。进入会客室,李德生只见李作鹏依然戴着墨镜,让人看不出他的表情。

李作鹏长期做参谋工作、机关工作,是比较有能力的。到东北后,担任军事主官。可是他错误地把党对他的信任,归于林彪一人,他感恩于林彪,曾经表示,生与林副主席同生,死与林副主席同死

现在林彪死了,他还活着,还要揭发林彪。思想弯子够大的。如果不是把“党”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他与与林彪划清界线?

林彪乘坐的256号飞机,于913日凌晨032从海军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在这之前,122335分,也就是周恩来已经宣布命令:所有军用飞机起飞,必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人下达的命令,才能放飞。

李作鹏却打电话给山海关机场说:

告诉你,它(256号飞机——作者注)的行动,听总理指示、黄总长指示、吴副总长指示、我的指示,四人中一人指示放飞才放飞,其他人指示都不可以。

显然,他想给林彪留一个“生”门。

1306分,李作鹏又打电话强调:

中央指示,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谁来指示,要报告我。要负责任。

可是事件发生后,13日下午,李作鹏派秘书打电话找机场值班员更正,说李政委说的是四个首长联名指示放飞才放飞,不是其中一人指示放飞才放飞,你好好想一下。

然而,当时的电话有文字记录,值班员记得很清楚,李作鹏就是那样讲的。

这就是说,在飞机放飞问题上,李作鹏是故意修改了周恩来的命令。

而且,在13020分,山海关机场站长袢浩请示李作鹏,如果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回答,可以直接报告请示总理。

他并不提出任何阻止飞机起飞的措施。

在飞机强行滑出时,场站副站长赵雅辉向李作鹏报告,李作鹏回答说:

好吧!就这样吧!”

只是他并不知道林彪并没有在飞机上,枉费了他的一番苦心。

林彪事件过去半个多世纪之后,终于有学者第一次提出了这个大胆的设想和推理:“林彪没死。”详情请参阅《再探九一三》一文。

李德生坐定后,询问李作鹏这几天的思考情况。李作鹏竟断然否认自己与林彪的阴谋有牵连。

李德生问:

那么,山海关机场的命令为什么错传呢。

李作鹏回答:

那是他们记录错误。

又遇到一位不愿意检讨的。

李德生把中央的意见,郑重给李作鹏转达,希望他抓紧时间,认真地作一个像样的检查和揭发。

同邱会作的谈话,是在总后勤部大院邱会作的家里。

李德生遇到几乎同样的情况。邱会作只讲正在回忆思考,不谈自己的具体错误。

李德生说:

已经几天过去了,这些天查获了林彪的大批罪证,党中央希望你们能够有所揭发,帮助中央弄清林彪的问题。你们自己的错误,现在更应当检讨得彻底一些好。

邱会作默默无语。

李德生从面对面的交锋中“弄”明白了,黄、吴、李、邱在九一三后,知道林彪外逃,也知道飞机坠毁,后来不再参加政治局活动,清查揭发出的新的大量问题,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短短几天,中央就将参与阴谋反革命政变的人员一网打尽,并且很快查获了林彪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大量罪证。

看来他们是以为他们极少数人知道的事,别人不会知情;密室谈话,没有文字可查;林彪、叶群一死,更是死无对证了。

所以口头上都说,正在准备检讨,准备揭发,其实是心存侥幸,放放空炮罢了。

李德生将他同黄、吴、李、邱接触的情况和看法,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此后几天,黄、吴、李、邱仍然没有一点交代。

10天时间到了,党中央决定,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代问题,周恩来要李德生参与执行。

 

916凌晨,北京,总政干部部长魏伯亭率领工作组奉命进驻西郊机场空34师。

工作组由李清昆(总政干部部调配处副处长)、陈述曾(总政干部部第二任免处副处长)、刘岩(总政干部部第二任免处干事)以及魏伯亭的秘书徐太和组成。

工作组的主要任务是稳定部队,把好空中航线,防止再跑飞机。

要求不同外界联系,整个事件要绝对保密。

守卫飞机的任务,由北京卫戍区仪仗营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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