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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戟沉沙 18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7-28 点击数:178次 字数:

18

 

刘岩回忆:

李德生就任总政治部主任的前前后后。

1969l1月的一天, 干部室任免组组长张世兴笑眯眯地递给我一份干部任职批件,说:

让起草任职命令呢。

我接过来一看,是军委办事组写给毛泽东的请示, 内容就一行字:

建议李德生同志任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或主任。

毛泽东批了同意二字。

请示打印在一张l6开的单页纸上。

我分管各总部和院校的干部任免,一眼就发现这件请示不是干部室经办的,大概是办事组的哪个成员亲手或者委托秘书草拟的。

我对张世兴说:

哎哟,这怎么写呀,写第一副主任还是主任?总不能把两个职务都写上吧!”

张世兴说:

可不是嘛,头儿也不问清楚就交下来了。

我说:

那你去问问吧。

张世兴把请示批件交上去以后,没有再看到下文。

12月,总政治部正式恢复办公,李德生以总政治部临时党委书记的身份主持总政的工作。

直到197O430,军委办事组才向全军公布党中央任命李德生为总政治部主任的命令。

这时我已到总政干部部工作了,但是对那件写有两个职务的奇特的任职请示,一直不知道谜底何在,九一三事件以后才真相大白。

李德生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原本是毛泽东的意图,但是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与谢富治等人反对。

早在l969728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同刚到北京的李德生谈话时,就明确要他固定管理军委办事组的总政工作,但黄、吴、李、邱、谢等人却策划由吴法宪或李作鹏当总政治部主任。

有一次毛泽东主持政治局会议,议论起总政治部主任的问题,谢富治发言说:

“李德生是带兵打仗的人,不是搞政治工作的,不适合做政治工作。”

毛泽东听了很不高兴,当即批评说:

“李德生不合适,就你合适?”

19691210,中共中央再次明确李德生任总政治部主任,交军委办事组按这一决定办理报批手续,办事组居然拖了4 个多月才办。

黄、吴、李、邱等人排斥李德生,在中共九大后新组建军委办事组时就有所表现。

中共九大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确定新组建军委办事组,在林彪,黄永胜等人提名的办事组成员名单草案中,就没有列上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李德生。

在送毛泽东审定时,他亲笔加上了还有李德生同志

可见,在李德生到总政任职的请示报告中出现难题,不是偶然现象。

总政治部恢复办公的准备工作,于1969年国庆节后启动,首先任命了两位总政治部副主任——黄志勇和田维新。

他俩很快到达京西宾馆报到,在李德生和军委办事组的领导下负责组建工作的具体实施。

当时最主要的工作,一是确定总政治部机关的组织编制,二是按编制选调干部。

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对李德生说:

总政治部恢复工作后,不要那么多人。战争年代,总政几十人不是照样工作嘛。解放战争军委指挥机构又有多少人?我看,总政机关不要超过200 人。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李德生和两位副主任研究,确定了两条原则:

一是总政机关干部的编制,定为199 人;二是这199 人要来自五湖四海,按五个五分之一选调。

这五个五分之一就是:

一 、从原总政机关选调 1/5

二、从军委办事组政工室,干部室选调1/5

三、从各大军区和军兵种机关选调 1/5

四、从军师机关选调l/5

五、从团营单位选调1/5

这些干部,从来源的系统讲,实际是三个方面:一是原总政机关,二是军委办事组,三是各军区和军兵种。

军委办事组政工室,干部室工作人员的去留,由两室召集人直接同两位副主任和李德生研究确定,不需要别人帮助。

从原总政机关和各军区,军兵种选调干部,则需耍组织一个小组负责。于是,就从干部室和政工室各抽出两人组成了选调组。

19691O月底至l1月初,全军各大军区和军兵种按照分配选调干部的任务,陆续将所选干部的名册及档案材料送到了军委办事组干部室选调组进行了分工一一我和政工室张宝振负责审阅各军区和军兵种报来的干部名册和档案,干部室齐良基和政工室佘宜福负责到总政机关干部学习班及原总政机关干部中选人。

12月下旬,被选调的干部相继到达总政西直门招待所报到,新年前夕全部到齐。

1226李德生主持动员大会,标志着总政治部的工作正式恢复。

我在军委办事组的工作也正式结束。

群工部副部长王克卿回忆:

196911月,总政群工部和联络部合并,称群众工作部,下设群众工作处和联络工作处。

12月,我奉命调总政群工部任群众工作处处长。文化大革命三年多了,总政实行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辨论,无法进行正常工作了。

中央军委决定从部队调一些干部恢复总政日常工作。

12军军长李德生被任命为总政主任,装甲兵政委黄志勇、沈阳军区副政委田维新为副主任,从每个大军区调一位部长或副部长,每一个军调一个处长或副处长,及干事。

后来李德生发现新疆军区没来部长,就把新疆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宋英奇调来群工部任副部长。

196910月,我被任命为兰州军区2161师副政委,我任61师政治部主任三年了,我要负责部队三支两军办公室的工作,还要做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特别紧张忙碌,身体每况愈下。

所以我没有立即到任,而是抽出时间住进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

12月,我还没有出院,接到军部通知,调我到总政。

我感到很突然。

当时想,我在61师从战士到师副政委,工作了21个年头,对部队很有感情,无论执行作战任务,还是平时以训练为中心的各项工作都很顺心应手,到总政这个大机关工作感到水平低不可能适应,又遇上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年代。

我当即向上级提出我正在住院,身体不好,不能去总政工作。

两天后军部答复,不行,一定要去!

立即出院去报到,我再次提出另选适合的同志,我只做过师团机关工作,对大机关不适应。军部没答应,并说离报到时间很近了,特批你坐飞机去。

看来讲价钱不行了,我只有背着一个委曲求全的思想,带上医院给我开的一大包中药,连和机关、各团领导同志说一声再见也没有时间,更不可能向在西安部队当兵的大儿子交代几句,就坐上西安至北京的飞机按时报到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是个什么样的高级机关呢?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讲: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政治工作机关,是全军政治工作的领导机关,总政治部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负责管理全军党的工作,组织进行工作

按条例说或者按党领导军队的原则讲,是归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军队的最高领导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

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设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后又增设总装备部),是军委的办事机关,也是军队的最高领导机关。

总政治部设组织、干部、宣传、保卫、群工、联络、文化各部门(称二级部)。

群工部当时12人,部长是宣传工作出身的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吕村夫,副部长是28军副政委李平。

我任处长的群工处有四人,两个干部,一个是总政留下的,一个是部队调来的。

部里还有一个秘书,机关算是最精干了。

怎么工作的呢?

开始办公,说是机关就是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下部队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不能随便发言。

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就只能这样办了,否则又要出错。

19691226毛主席生日那天,总政正式恢复办公。

毛主席规定总政编制员额为200人,当时总政不包括直属队,是199人。

那时像我这样在部队干久的人不愿意到大机关工作,一是对大机关不熟悉,又遇上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年代,怕犯错误;二是文化水平低,在下面部队工作还能凑合,到上面就不行了,怕干不好工作。

30年后我问从21军政委调总政组织部任部长,后任干部部部长的梁济民,为什么你们把我送到总政来呢?

他回答说,没办法,上面要人,又说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调人,总要给一个吧。

我从196912月奉命调总政群工部任群工处处长(正师职)13年,1982820被任命为群工部副部长(副军职),在这个岗位上六年,19889月调解放军长沙政治军官进修学院任副政委,至此为止,在总政机关工作了20个年头。

 

黄志勇出任总政副主任:

读书八年的黄志勇算是文武兼备,曾经担任东野十三兵团参谋长,在湖南担任十二兵团政治部主任。

文革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在总政搞夺权,尤其是对军队中的问题负有重要责任。

1971年被撤职,并隔离审查,未当选中共十大代表,政治上从此遭弃用。

198412月被撤消党内外职务。

徐帅在回忆录中曾指名道姓地过黄志勇,在他的回忆录中很少感觉到徐帅如此愤怒!

对待徐帅的政治待遇上猖狂得很,拼命压低老帅的待遇。

经历过鄂豫皖、川陕根据地两次残酷的肃反,徐帅对整风肃反中的极左行径极为敏感。

延安整风初期,他是抗大校长兼负责整风的分学委主任,举措比较温和,他还给领导成员讲红四方面军肃反扩大化的教训以提醒大家保持清醒头脑。

这当然不符合整风的发动者毛泽东的预期,不久康生的社会部派黄志勇来抗大主持审干,张国焘用过的手法在整风审干中被康生等人搬来,抢救失足者,凡是从白区来的,都受到怀疑,甚至连叶剑英同志,都被列为怀疑对象。

黄志勇是搞逼供信的专家:

名堂多得很,什么即席坦白示范坦白集体劝说五分钟劝说个别谈话大会报告抓水萝卜(外红内白),应有尽有。

更可笑的是所谓照相

开大会时,他们把人一批一批地叫到台上站立,让大家给他们照相

如果面不改色,便证明没有问题,否则即是嫌疑分子、审查对象。

他们大搞逼供信车轮战,搞出特务分子、嫌疑分子六百零二人,占全校排以上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七点二。

干部队共有四百九十六人,特务和嫌疑分子竟有三百七十三人,占百分之七十五以上。这些比例与白雀园肃反差不多。

白雀园肃反随张国焘一起被否定,康生的肃反审干却与延安精神一起永放光芒。

文革中,康生又一次威风八面,黄志勇再次出击,在1968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成为批徐的急先锋:

声色俱厉,质问我为什么要率四方面军渡河西征?为什么要搞二月逆流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什么要反党乱军,支持陈再道和百万雄师

 

徐向前回忆:

我被编入全会第五小组,即西北小组。黄永胜、姚文元以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的身份参加会议,组织指挥。

邱会作也编在这个组。

还有个黄志勇,够卖力气的。

他们把历史上张国焘的事,西路军的事,与文化大革命里的事联系起来,要给我算总帐。

黄永胜狂妄至极,不仅诬蔑我是张国焘路线的主谋者之一刘邓反动路线在军内的代表反党、反毛主席宗派主义军阀主义,而且恶毒攻击朱德、叶剑英、陈毅等同志。邱会作赤膊上阵,咬牙切齿,一再发言、插话,说我是有意对抗毛主席、林副主席反无产阶级司令部打击革命领导干部的凶手造成总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灾难

黄志勇在延安整风中,就是搞逼供信的专家,声色俱厉,质问我为什么要率四方面军渡河西进?

为什么要搞二月逆流,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

为什么要反党乱军,支持陈再道和百万雄师

我天天晚上去开会,往那里一坐,静听揭发批判,懒得理他们。

没有办法,他们就念语录,还威胁说:

你徐向前再不老实,就叫红卫兵来!

你再不说话,就送到大寨去向贫下中农说清楚!

那时一弄就是大半夜,害得我回来没法睡觉,头痛加剧,深感体力不支。

我向黄永胜请假,说准备写检讨,黄永胜不准。

十多天下来,我就象害了场大病似的。

 

黄志勇19658月由工程兵政治委员调任装甲兵政治委员。

196736,装甲兵成立斗许光达(装甲兵司令员)、张文舟(装甲兵副司令员兼装甲兵学院院长)专案组

组长是装甲兵政委黄志勇中将,以善搞逼供信闻名,被徐向前元帅誉为整人专家

196963晚十时二十分,许光达在既无医护人员看护、又未获准亲属陪护的情况下,惨死于病房厕所的马桶上!

19691010,林彪提名装甲兵政委黄志勇、田维新任总政治部副主任。

19691024,黄志勇到任总政治部副主任。

111,总政恢复办公。

197010月政治部文艺单位即军乐团、文工团、军事博物馆、八一电影制片厂、解放军艺术学校等单位,由当时的总政治部副主任黄志勇中将领队,野营拉练从北京步行到狼牙山(当时住于狼牙山下的北河北村,请了当时五壮士的连长给我们作报告)

林彪秘书张云生在《毛家湾纪事》一书中,写及叶群调停陈伯达家事的情况:

叶群在工作人员中还不时透露,陈伯达和他的妻子刘叔晏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

老夫子是多好的人哪,可是刘叔晏还不满足。她总是和老夫子吵闹,弄得老夫子非常苦恼。我真同情老夫子,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一天,我正和于运深(引者注:林彪秘书)在人民大会堂值班,接到叶群从养蜂夹道打来的电话:

等一会儿,黄志勇到人民大会堂去,你们接待一下。他到后,叫他稍等,我很快就去。

黄志勇是装甲兵政委,平时与毛家湾的来往并不多,叶群这次叫他来干什么?

我和于运深都觉得很奇怪。

黄志勇到后,我把他请到秘书值班室。他已经年过半百,身材较高,但是消瘦。他知道,他只是奉叶群之召而来,因此并不与我们攀谈什么。

他一个人闷闷地坐在那里,我和于运深继续看我们手边当日的文件。

时间不长,叶群到了。

她一见黄志勇,就满脸堆笑地上前和他握手:

叫你久等了。我实在没办法,只好搬你的兵了。

黄志勇站起来,和叶群握手后又坐下。

他微微露出笑意,但不像叶群那样形之于表。

我们到隔璧去谈谈吧!

叶群对黄志勇说。

接着,叶群带头先走,黄志勇跟了出去。

过了20多分钟,叶群到秘书值班室,把于运深也叫了去。又过一会儿,小于回到值班室换衣服,忙着要走。

主任要我陪黄志勇去执行一项任务。

于运深告诉我。

什么任务?

关于陈伯达的事。

小于说,

陈伯达的老婆又闹事了,主任派黄志勇去帮助处理一下。

陈伯达家庭内部的事,主任也插手了?

插手了,不插手还行?

小于一边发着牢骚,一边戴上军帽,急勿勿地出去了。

快到深夜,于运深才回来。

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想打听一下缘由。

纯粹是没事找事!

小于还在牢骚满腹,

陈伯达两口子闹别扭,主任派我们帮助陈伯达解围!我们成了派出所的民警了!

怎么解围的?

照主任交代,把刘叔晏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

陈伯达两口子吵架,居然惊动叶群,由叶群派人去解围。终于闹到要离婚的地步——陈伯达的第三次婚姻又要破裂。

陈伯达倒并不怕离婚,他已经离过两次婚。

不过,这时候他已是中国的第四号人物,这类事倘若张扬出去,对于中央首长的形象无疑是不利的。

刘叔晏吵得我无法工作!

陈伯达向周恩来诉说着。

只得采取措施:

把刘叔晏用一架飞机运往山东,到济南部队某疗养所疗养。说是疗养,实际上是强迫她离开北京。

田维新担任总政副主任

田维新的父亲受过高等教育,在乡下教小学。

田维新7岁读私塾,12岁考入铜城高级小学,14岁考入东阿县立师范讲习所,半年后考入山东省立第二中学。

在开国将军中也算是知识分子了。

1931年田维新在学校参加组织了赴南京向政府情愿活动。

1932年参加组织了五一罢课活动,被学校开除,回乡下教书。

1933年考入省立寿张第八乡村师范。抗日战争爆发时,田维新投笔从戎,经张霖之介绍参加了鲁西北地区抗日部队范筑先部,任上尉军需,负责征筹粮款。

1938年任少校军需。

1939年到抗大一分校学习,参加中国共产党。

1967年,中央文革提出了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的口号,军队领导机关开始成为造反派冲击的目标。

军队领导干部成了造反派斗争的对象。

武汉七二〇事件后,沈阳地区的造反派贴出了打倒东北的陈再道的口号,并抄了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的家。

中央采取紧急措施,把陈锡联接到北京。

曾绍山政委因重病住进了野战医院。

田维新以军区文革小组组长的身份,主持军区文革工作。

造反派见沈阳军区主官走了,便组织队伍包围了军区机关大楼。

军区机关有的干部主张调部队强行突破包围圈。

田维新认为这样做容易酿成武装冲突,会授人以口实。

他主张进行必要的准备,对机要部门加强保卫工作后,组织宣传队,敞开大门向造反派进行宣传说理,说服造反派撤走包围圈,让军区机关恢复正常的工作秩序。

敞开大门后,田维新带头向造反派作宣传说服教育工作。

他对造反派说:

称们是造反派,我们也是造反派;你们是徒手的造反派,我们是拿枪的造反派;你们是新造反派,我们是老造反派;早在几十年前我们就开始造反了。造日本帝国主义的反,造国民党反动派的反。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现在你们造反,要造谁的反?你们提出谁反对毛主席就造谁的反!我们老造反派跟随毛主席造反多年,最赞成这句口号。不过你们要有证据。只要你们拿出证据,证明谁在反对毛主席,我们就与你们一起造他的反。如果你们没有证据,那可不能乱造一气。军区现在执行战备任务,要有一个正常的工作环境,如果因为你们的包围而造成军区指挥机关贻误战机,这种后果你们肯定不想见到吧?

田维新还动员军区机关各部部长、副部长亲自向造反派做宣传说服工作,终于消除了对立,撤走了包围圈,军区机关恢复了正常。

沈阳军区把这一做法写了一份报告给中央,毛泽东看后很赞赏,说:

看来还是得见群众,从沈阳的情况看,群众还是通情达理的。

毛泽东问周思来:

谁在沈阳军区主持文革工作?

周恩来回答:

“不知道

又问陈锡联,陈回答说:

田维新。

从此,毛泽东和周恩来知道了沈阳军区有个田维新。

1969 年国庆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 周年纪念,北京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

田维新率领沈阳军区代表团进京观礼。

抵京后,他被任命为解放军国庆观礼团团长兼党委书记,对外称带队人。

国庆节后,观礼团继续在京参观。

1012上午,负责观礼团后勤工作的一位总部机关干部一见到田维新就改变了称呼,一个劲地叫首长

田维新对他说:

您别开玩笑了,您是总部机关的干部,我是军区的,我怎么能当你的首长呢?

对方回答:

不,您就是我们的首长了。我已经见到命令,您是总政治部的副主任了。

您别开玩笑了。

田维新一点不相信这出乎意外的消息,他立即要通了沈阳军区的电话,果然,军区已接到命令。

说实在的,在那种微妙的年代里,田维新自己很不愿意到总部机关工作。

但是,正当他准备返回沈阳时,却被当时的军委办事组召见了。

军委办事组在京西宾馆办公。

田维新来到办事组时,另一位同时任命的副主任黄志勇已经在先了。

办事组组长及组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坐在那里。

邱会作认识田维新。

田维新在16 军任副政委时,邱会作曾以总后勤部部长的身份前去检查工作。一见田维新进来,邱会作便上前打招呼,并把他介绍给黄、吴、李以及黄志勇。田黄两人是初次见面,又将一起共事,所以两人握手时都很热情。

邱会作打趣说:

“看你们俩的亲热样,以后能合作好。

田维新还想找个借口溜回沈阳,他对邱会作说:

“我要回去交待一下工作。

给我要陈胖子,

邱会作没有正面回答田维新,而是命令办公室主任接电话。

电话很快就接通了。

邱会作拿起话筒对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说:

陈胖子,田维新不回去了,你给他派个秘书、警卫、司机、厨师来。

放下电话,邱会作对黄志勇和田维新说:

“限你们在三个月内组起总政治部班子。

 文革初期砸烂总政治部后,以军委办事组政工组取代了总政的工作。

现在任命了两位副主任,打算重组总政机关工作。

田维新找不到任何借口,只好走马上任。

作为总政副主任,田维新上任后接到的第一个批件,竟是让他们两位副主任确定李德生是当总政第一副主任还是主任。

田维新正是从这一奇怪的批件中觉察到其中的不正常之处。

总政治部重组工作开始后,急需解决的是确定一位主任。

毛泽东有意让李德生出任总政主任。

李德生在安徽的支左工作和对地方事件的处理方式,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

以黄永胜为组长的军委办事组却在给毛主席、党中央的报告中写道:

建议12 军军长李德生任总政治部主任或第一副主任。

毛泽东批了两个字:

同意。

黄永胜聪明反被聪明误,他自己出了一个难题,不料难题又要由他自己来解决,你提了两个方案,毛泽东同意了,你看着办吧。

黄永胜又耍了个小聪明,他在报告上批示:

请黄、田两位办。

企图把责任推给新上任的两位副主任。

接到上任后的第一份批件,黄志勇和田维新可慎重了。

凭多年的工作经验,田维新从这份报告的内容和批示中,看到军委办事组黄永胜他们几个人和毛泽东之间在干部人选上有不一致之处。

但是,自己刚到总政治部工作,情况很不熟悉,不能贸然行事。

他主张把批件退回军委办事组,等有明确的指示后再办。

1969 12 10 日,李德生出任总政治部主任的命令正式下达。

12 26 日,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通知,通告总政治部正式开始办公。

李德生到任后也进入了军委办事组。

总政开始办公后,怪事仍然不断。

1971 年夏,李德生去东欧访问期间,总政的另一个副主任拿着一张条子来找田维新说:

“田副主任,黄总长给我一个条,你看一下。

田维新接过条子一看,是海军一个干部写的,条子说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蒋润观不是咱们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不能当保卫部长

“怎么样,换一个吧。

等田维新看完条子,那位副主任便叮了一句。

说蒋润观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有什么证据吗?

田维新不打算轻易表态。

“黄总长给的条子,还有什么好怀疑的,马上换人。

那位副主任紧逼了一句。

黄永胜当时是政治局委员,林彪手下的第一红人,炙手可热,抬出黄永胜这块牌子,是可以吓一吓人的。

“主任出访了,等他回来再说吧。

田维新也抬出一个过硬的理由。

主任不在家,副主任哪能随便处理二级部的主要干部问题。

这一下对方没词了。

李德生回来后,对方不再提此事,仿佛没有发生过一样。

蒋润观却因此上了一道政治保险杠。

九一三事件后,有人提出蒋润观是林彪线上的人,应予以停职审查,田维新把上面发生的那一件事一说,蒋润观与林彪集团的关系便得到了洗脱,他仍然当他的保卫部部长。

19701226,总政治部各二级部成立并开始办公。

总政办公室秘书长王迪康,副秘书长肖麦萍(19729月底任山东省军区副政委)、华楠(197210月增补);

组织部部长李宝奇、梁济民(21军政委19726月调任),副部长孙子斌、陈占楼(197211月增补)、刘安元(197311月增补);

干部部部长魏伯亭,副部长王如炎(19721月免职)、朱光、刘智民(197210月增补)、陈光兴(197210月增补);

群工部部长吕村夫,副部长李平、沈辰(19725月增补)、宋英奇(19733月增补)、蔡啸(空军工程学院训练部副部长197311月增补);

宣传部部长(缺),副部长栗光祥(政治学院政治部副主任)、刘永寿、翟呜武;

保卫部部长蒋润观,副部长周学臣、徐海涛(197210月增补)。

直属政治部改为总政直属政治处,归总政办公室领导,主任李平。

联络部、文化部、青年部19691128撤销。

秘书长王迪康

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王迪康196912月担任总政秘书长,一直到19813月才由栗光祥接任。

1938年,在其叔父王毅然带领下奔向革命圣地延安。

4月,入抗日军政大学,后到中央军委总政组织部干部科任干事。

1953727,王迪康参加了交战双方首席代表在板门店举行停战协定签字仪式,第二天,成立了由双方三名委员组成的战俘遣返委员会,王迪康是中朝方面三位委员之,他又组织领导并胜利完成了直接遣返的交换工作。

遣俘工作结束后,王迪康于1954年初回国,历任军委军衔奖励部副部长、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1970年初,总政治部刚刚恢复办公,有人向秘书长王迪康提出,保密室封存有姚文元父亲姚蓬子的叛徒材料,是不是要作为黑材料销毁。

王迪康请示李德生,李德生认为历史档案不能随意销毁。批林批孔中,有人向四人帮告状,姚文元知道了,一直耿耿于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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