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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戟沉沙 12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7-22 点击数:175次 字数:

12

 

文革中受“冲击”而被毛泽东保护了起来的人并不只是邓小平一个。

江青不愿意说出这些人的名字,却点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帅徐向前的名字。

1966年当他的生命受到了威胁的时候,毛主席邀请他和其他几位老同志即时地住进了中南海自己的“家”中,直到后来局势得到了控制时。

 

徐向前,原名徐象谦,字予敬。山西省五台县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

1955年,在毛泽东亲自授衔授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0位元帅中,只有徐向前是唯一的北方人,也是与毛泽东相识最晚的一位。

其实,早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他就奉党组织之命,四处寻找过毛泽东,只是没有找到而已。

后来,徐向前与毛泽东相识于长征途中。

当时,徐向前是红四方面军的军事总指挥。

当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暴露后,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连夜北上,陈昌浩询问徐向前:

“打不打?”

徐向前愤然说道:

“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从而避免了一场悲剧,从此也开始了他与毛泽东的伟大友谊。

徐向前对毛泽东充满了无限崇敬之情,在他一生中,始终维护毛泽东的领导。

毛泽东对徐向前的人品极为赞赏,对他指挥作战的能力十分推崇,数次赞扬。

经过“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对徐向前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

在众人面前,毛泽东曾握着徐向前的手,连声说:“好人,好人。”

  1926年底,徐向前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任第一队少校队长。武汉军校名声很大,号称“第二黄埔”,全称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校长是蒋介石。

19273月,徐向前在武汉军校加入中国共产党。

412,蒋介石叛变革命,在上海进行反革命大屠杀。不久,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反革命的国民政府,与武汉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政府相对立,形成宁汉分裂局面。六七月间,汪精卫与蒋介石的反革命勾结愈来愈紧密,武汉三镇一片混乱,许多共产党员、革命军人得到党的指示,先后离开武汉。

为保存革命力量,应付更大的反革命突然事变,党组织决定,派一部分人去张发奎的部队去工作。

当时张发奎是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司令,其指挥部设在九江。

共产党认为他是国民党“左派”,对他抱有幻想。

徐向前也接到党组织通知,要他去张发奎的指挥部去工作,担任上尉参谋。

当他收拾行装准备出发去九江的时候,党的地下“交通”给他送来一张纸条。

他接过纸条一看,上面写着:

“找毛泽东。”

他看完纸条,抬起头来,地下“交通”已经无影无踪。

再一细看那纸条的正面反面,只有“找毛泽东”四个字,别的什么也没有。没有地址,没有联系人,这可使他为难了。

徐向前第一次听说毛泽东的名字是在黄埔军校。

1924年初春,徐向前怀着救国救民的愿望考入黄埔军校,很快知道了两个共产党人:一个是政治教官肖楚女;一个是任国民党宣传部长、《政治周报》主编的毛泽东。

徐向前与黄埔军校的学生兵常在一起读书看报,谈论政治活动,看毛泽东的文章,对毛泽东的名字留下较深的印象。

没想到,几年以后,竟然要他去找毛泽东。

这叫他作了难。

心里想:到哪里去找毛泽东呀?

他在武昌?

在九江?还是在长沙?

是“交通”粗心大意,还是不便说明地址?

徐向前揣摩了半夜,也没有揣摩出个头绪。

无奈,徐向前只好先到九江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指挥部暂时栖身,一面当参谋,一面秘密打听有关毛泽东的消息。

几天过去了,也没有毛泽东的一点消息。

夜里,徐向前睡不着,一直纳闷:

为什么上级党组织让自己去找毛泽东呢?

自己在黄埔军校认识了周恩来、陈毅,“交通”怎么没让自己去找他们,偏偏叫自己去找并不认识的毛泽东呢?

许多年之后,徐向前才知道了其中的理由:

因为毛泽东当时正准备奉命去发动秋收起义,急需一些军事骨干,有人把他给选上了。

当然,徐向前最终与秋收起义无缘。

192781,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等同志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徐向前得到这一消息后,暗暗盘算:

找不到毛泽东,是不是奔南昌?

这一想法还没有定下来,82夜里,他突然接到紧急集合的命令。

他和其他军官们被集合在一个大厅里,都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不一会儿,张发奎带着卫兵来了。

这位总司令几天前还信誓旦旦地保证,要和共产党合作,今天却突然翻脸了。

他公然宣布:

“军中的CP(指共产党)分子三天内保护,三天后不再负责。何去何从,你们自己想办法。”

张发奎剥去“左派”外衣,露出了反革命凶相,三天以后会干出什么样事,徐向前已经估计到了。

他不能待下去了,要赶快离开。

这时,徐向前又想起毛泽东。

为了寻找党组织和毛泽东,徐向前决定重返武汉。

第二天天不亮,他悄悄离开九江,乘船逆流而上。他想到武汉去找那位“交通”,通过“交通”再找党组织和毛泽东。

然而,徐向前在汉口码头一上岸,发现大街小巷充满了恐怖气氛。

他已经预感到,寻找毛泽东更为困难了。

他在一家小旅店住下,第二天去找那个秘密接头的“交通站”。说是“交通站”,实际上是街面上的一个小杂货铺。他一连去了几次,远远地看去,门总关着,空无一人。显然,原接头地点已遭破坏,人已经转移了。

徐向前在武汉住了两天,一无所获,于是决定到上海去找党中央。

他由汉口坐船到了上海,在黄浦江边一家名叫“泰安客栈”的小旅馆住下。他白天出去转悠联络,很晚才回来,可是,一连十几天过去了,钱花光了,仍然没找到一丝线索。一天,他在街上突然碰到武汉军校一队的司务长李楚白,向李述说到上海的目的和这几个月的经历,特别问起毛泽东。李楚白说,他也不知道毛泽东在哪里。但徐向前在李楚白帮助下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徐向前回到旅馆,第二天吃早饭时又遇上山西老乡程子华。程子华曾是他在黄埔军校时的同学,又在武汉军校一起工作过,当他得知徐向前到上海也是找党时,很快帮助他与党中央取得了联系。

  不几天,徐向前接到中央军委的通知,说广州组织起义,缺乏军事干部,要他即刻动身前往广州接受任务。于是,徐向前到广州参加广州起义。不久,程子华也被派往广州,找贺龙、叶挺的部队。

广州起义后,徐向前先被中央军委派往海陆丰地区,后又到大别山发展革命武装,搞武装斗争。自那以后,寻找毛泽东的事就暂时搁下了。但毛泽东的大名却一直记挂在徐向前脑子里,他身在大别山,暗地里却特别注意打听毛泽东的消息。

由于相距较远,加之敌人封锁,有关毛泽东的情况他知道得不多。

几年以后,徐向前才知道井冈山有个“朱毛红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

再后来,他又知道江西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是毛泽东。

与此同时,徐向前在大别山区也知道了毛泽东和朱德创造的游击战“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以及“诱敌深入”的战术,知道了一些毛泽东关于建设革命根据地的思想和红军的建设原则。

毛泽东和朱德的名字以及他们用兵作战的思想,徐向前十分敬佩,特别注意学习中央红军的作战方法。

这时,毛泽东却不知道革命队伍里有个徐向前,更不曾想到他将来会成为新中国的元帅。

  毛泽东知道徐向前的名字,是193111月红四方面军成立时。毛泽东听说徐向前这位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出色地指挥了许多战役,把他看作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但是,徐向前是怎么一个模样,毛泽东却从未见过,不得而知。

  19355月上旬,率红四方面军转战到四川涪江流域江油、中坝地区的徐向前听说毛泽东率领的长途中的红一方面军准备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时,非常高兴。对于久已盼望见到毛泽东的他,不由想起八年前四处寻找毛泽东的情形。现在就要与他会合了,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

  徐向前对毛泽东非常佩服,特别是毛泽东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名言,以及“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他早已非常熟悉。

  5月下旬,红一方面军已进入川康边,正经会理、冕宁北上,两军会师指日可待。喜讯传来,红四方面军总部立即派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一部兵力西进小金川地区,扫清敌人,接应中央红军。

行前,徐向前特别向李先念交待,要他从各部队多抽调一些炊事人员,带上粮食、盐巴和炊具,会师时配给红一方面军。

他说:

“我们西征时吃过苦头,炊具丢了,炊事员跑散了,部队没饭吃。这次要先帮助兄弟部队解决吃饭的问题。”

68,李先念率部攻占懋功、达维一带。

这时中央红军已先后占领安顺场和泸定桥,渡过无险大渡河,经天全、芦山向宝兴急进。两军会师就在眼前。

612,徐向前奉命代表红四方面军起草了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报告,详细介绍了川西北的敌我态势,表示红四方面军及川西北数百万工农群众,正准备以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我艰苦转战的中央西征大军。并建议:

“西征军万里长征,屡克名城,迭摧强敌,然长途跋涉,不无疲劳,休息补充亦属必要。最好西征军暂住后方固阵休息补充,把四方面军放在前面消灭敌人,究以先打胡(宗南)还是先打刘(文辉),何者为好,请兄方按各方实况商决示知为盼。”

徐向前派警卫员康先海带一个警卫班,将这封密信从他所住的会理县送到懋功。

他再三叮嘱康先海:

“信一定要送到毛主席手里。”

612,李先念率领的先头部队在夹金山下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15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中央红军和党中央领导人抵达懋功,会见了李先念等同志。

  为了欢迎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徐向前命令红四方面的红军指战员打草鞋,织毛袜,捐慰问品。仅红四方面军的第三十一军一批就送给中央红军衣服500件,草鞋1400双,毛袜500双,毛毯l00条,布鞋170双、袜底200双。

徐向前与红一方面军相会,最先见到的是彭德怀。

76,徐向前奉命率10多个团,从理番地区出发,沿川北的黑水河北岸前进。

7月中旬,红一方面军的红三军团已进抵黑水、芦花地区。军团长彭德怀得悉徐向前所部正向维谷开进,当即率一个团前来接应。

维谷渡口的索桥已被敌人破坏,两岸的红军只能隔河相望。

徐向前来到河岸,只见对岸走在部队最前面的一个人挥动着手中的斗笠在呼喊。

徐向前也挥动八角帽回话,因水声太大,谁也听不清楚对方在说什么。

第二天早晨,徐向前从维谷赶到亦念附近,找到一条绳索,坐在竹筐里滑过去,终于跟彭德怀相会了。他们见面之后,彼此通报了情况。

因桥未架好,大部队无法过河,徐向前率部在维谷一带住了两天才抵芦花。

这时,张国焘、陈昌浩和党中央领导机关也陆续来到芦花。

直到这时,徐向前才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那是在藏民地区一座简陋的房子里,徐向前和他久已盼望的毛泽东头一次握手相会,同时在场的还有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领导人。

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

“你就是那个在鄂豫皖大别山搞斗争的徐总指挥呀!向前同志,你辛苦了!”

徐向前说:

“毛主席,我很早就想找到你!只是……”

毛泽东并不知道八年前徐向前接那张纸条的事,只是说:

“我也是一样想念你们啊!”

当时,毛泽东最关心的是敌情,所以,谈话内容很快转到有关敌人的情况上来,徐向前八年前曾经找过毛泽东的事一直没有谈出来。

其实,徐向前在红四方面军工作,心情并不痛快。因为张国焘很难共事,对徐向前一直存有疑心,是“用而不信”,许多事使他左右为难。

他见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时,最想说的话就是提出请求,希望离开四方面军,由中央另分配一个工作。

  在同毛泽东的交谈中,徐向前就表达了这个意思。但毛泽东听后只是微笑,没有表态。其他领导人也都只是听,不说话。

毛泽东有意把话题支开,说:

“向前同志,你们这些年工作成绩很大,创造了两个大苏区,打了好多大胜仗啊!”

徐向前又转回来,说:

“我这个人水平不高,能力差,想请求中央另分配工作。”

毛泽东仍是微笑。

这一问题的谈话没有继续下去。他们谈话的内容很快转到了关于敌情和北上作战的问题上。

关于敌情,毛泽东询问得很详细。

徐向前把周围敌人的兵力部署、各路敌人的作战特点及装备情况,均一一作了详细介绍。

第二天,在芦花的一片草地上举行了一个简单而隆重的授奖仪式。

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将一枚五星金质奖章授予徐向前。

这枚奖章是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临时政府决定授给八位将领的,徐向前是其中之一,当时因为徐向前远在大别山区,这枚奖章一直保存着。

在授奖仪式上,毛泽东发表了讲话,对徐向前在创建鄂豫皖和川陕苏区的斗争中,在指挥红四方面军作战中屡建战功给以了高度评价。

徐向前十分感动,这是他在革命军队里第一次受到的最高奖赏。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广大红军指战员兴高采烈,无比兴奋。

但是,张国焘见中央红军的数量不及红四方面军的一半,于是个人野心恶性膨胀,先是以种种借口向中央争兵权,继之又公开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后来,党中央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适当满足了张国焘的部分权力要求,同时摆事实讲道理,终于说服张国焘,使之同意红军北上了。

8月初,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中革军委决定: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北上。

左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的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和红一方面军的第五、第三十二军组成,由朱德、张国焘(此时已任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和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第一、第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三十军组成,由红军前敌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率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随右路军行动。

820,中央政治局在毛尔盖举行扩大会议,讨论战略方针和夏洮战役的作战行动问题。

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等。

徐向前列席会议。

毛泽东首先发言,提出到夏河流域后,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发展。

夏洮战役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得到洮河流域的东岸,将来向东大发展时,后方应转移到甘肃东北与陕西交界的地区去。

讨论时,徐向前和陈昌浩公开表示完全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并列举了一些理由。

毛泽东认真地听着,显然十分高兴。

在张国焘闹着要向南、向黄河以西走的情况下,徐向前和陈昌浩公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这是很难得的。

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

会后,右路军作为打通北进通道的主力,踏上了征服大草地的艰难途程。

红一军团先行,继后是中央领导机关、红军大学等,再后是四军和三十军,彭德怀率红三军团殿后。

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随三十军行动。经过五天艰苦行军,四军和三十军通过了茫茫草地,于8月下旬到达班佑地区。这时,中央纵队和红一军团也抵巴西;红三军团仍在行进途中。

巴西、班佑地区有寺庙和民房,有粮、有水、有牛羊,对于刚从草地过来的红军右路军来说,简直是到了另一个天地。

  距离班佑100多里的上、下包座,是通往甘南的战略要地,由胡宗南的一个师驻守。迅速占领包座,打开北进甘南的通道,是摆在右路军面前的紧急任务。

  鉴于红三军团还未走出草地,红一军团在长征中减员太多,徐向前向毛泽东提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四方面军的红四军和红三十军承担。这一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

829,徐向前命令部队对上、下包座发起攻击,一举歼灭胡宗南的一个师,俘敌800余人,毙伤敌师长以下4000余人,缴获长短枪1500余支,轻机枪50余挺,缴获粮食、牦牛、马匹甚多。

这是两军会合后的第一个漂亮仗,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十分高兴,对徐向前大加赞扬。在毛泽东心目中,徐向前不愧是一位出奇制胜的战将。

北进通路打开了。

这时,张国焘却带左路军迟迟不动,并借口地理、气候、粮食等条件困难,以种种理由推迟过草地的行动,妄图改变北进方针。

毛泽东把徐向前和陈昌浩请去,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做好张国焘的工作。

毛泽东问徐向前:

“你说说怎么办好?”

徐向前再次表示支持北上的意见,说:

“如果他们过草地困难,我们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牦牛、粮食,去接迎他们。”

毛泽东说:

“这个办法好,一是发电报催,二是派部队接,就这么办。”

当即,以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三个人的名义,向张国焘发出电报。同时,徐向前给右路军的红四军第三十一团发出命令,要他们准备粮食,待命出发,去接迎左路军。

  哪里知道,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决心已定。尽管党中央、毛泽东和徐向前反复劝告,要他率领左路军北进,但他仍执迷不悟。

98,张国焘发电命令陈昌浩、徐向前率右路军南下。

先看到电报的陈昌浩征求徐向前的意见,徐说:

“这样重大的问题,不向中央报告不行,你还是跑一趟吧!”

于是,陈昌浩赶到毛泽东驻地,讲了张国焘的电报精神。

当晚,陈昌浩电话通知徐向前到周恩来住处开会,参会者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徐向前。会上,毛泽东念了会前拟好的要张国焘执行中央北进指示的电文,要陈昌浩和徐向前表态。

陈表示,同意电报内容,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虑南下?

徐表示,同意中央意见,对南下问题考虑不成熟,没有表态。于是,中央即以参会七人的名义致电左路军北上。

  9日晚,毛泽东来到徐向前住处。在张国焘不执行中央命令,又连电催促徐、陈南下之时,他已知陈昌浩的态度,现在他要亲自看看徐向前的态度。

毛泽东比较着急,没有进屋,就在院子里和徐站着谈话。

毛泽东问:

“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

徐向前此时的心情十分复杂,他既不愿意离开党中央和毛泽东,又不想离开他一手创建起来的红四方面军。

他后来回忆说:

“我的内心很矛盾。一方面,几年来自己同张国焘、陈昌浩共事一直不痛快,想早点离开他们。两军会合后,我对陈昌浩说,想去中央做点具体工作,的确是心里话,我是左思右想盘算了很久,才说出来的。另一方面,右路军如单独北上,等于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自己也舍不得。四方面军是我眼看着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大家操了不少心,流了不少血汗,才形成这么一支队伍,真不容易啊!分成两半,各走一方,无论从理智还是感情上说,我都难以接受,这也许是我的弱点所在吧。”

“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但如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恐怕也不好。”

徐向前当着毛泽东的面,最后说了这样一句话。

  毛泽东见徐向前是这种态度,再没有说别的,要他早点休息,遂告辞而去。

当天24时,张国焘电复陈昌浩、徐向前,并转中央,再次明确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

这时,陈昌浩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

徐向前不愿把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分开,也只好表示同意南下。

陈昌浩去中央驻地反映他和徐向前的意见,挨了一顿批评。

于是,党中央当即决定,单独率领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北上了。

徐向前后来回忆说:

“第二天(9日)凌晨,我们才知道。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底下就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我和陈昌浩大吃一惊”;“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

中央红军已经单独北上了。

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忙乱起来,又是电话,又是议论,其前沿部队中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向徐向前、陈昌浩请示:

“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放了警戒,打不打?”

接电话的陈昌浩问徐向前:

“怎么办?”

在这严峻关头,徐向前严厉地说:

“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说完,他又马上补充了一句:

“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徐向前在关键时刻的这几句话,字字千钧,表现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对党和红军团结的珍视,表现了对毛泽东的信任。

他以高度的党性原则精神,坚持真理,顾全大局,稳住了阵势,避免了一场灾难,维护了红军的团结,保护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安全。

事后,徐向前说:

“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一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

党中央和毛泽东率右路军中的中央红军北上后,越走越远,徐向前夜不成眠。

他想到党和红军的前途,想到与中央红军会师后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同志的相会和友情,不禁暗暗哭了一场。

9日晚上毛泽东来找他,他没有明确表示跟党中央一起走,没有和中央领导共同北上,而执行了张国焘的南下命令。

到了晚年,他还认为“犯了终生抱愧的错误”。

徐向前对于这段历史一直铭刻在心。

他后来说:

“‘吃一堑,长一智’。

我对毛主席的远大战略眼光和非凡气魄,是经过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认识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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