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xml:namespace>
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
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场政治大革命,是一场上层建筑领域里的大革命。我们的目的,是粉碎修正主义,夺回被资产阶级篡夺了的那一部分权力,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保证我国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大踏步前进。
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就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毛主席的话,打中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要害。他们那么起劲地抓意识形态,抓上层建筑,在他们控制的各个部门向无产阶级进行疯狂的反革命专政,大放毒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作舆论准备。我们要从政治上打倒他们,也必须首先用革命的舆论粉碎他们的反革命舆论。
毛主席从来十分重视意识形态的斗争。全国解放以来,发动过对电影《武训传》、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对《红楼梦研究》等的多次批判。这次,又是毛主席领导全党向刘少奇一伙盘踞着的资产阶级阵地发动了进攻。毛主席写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篇著名论文和其他文件,批判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批判了刘少奇控制的文艺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文化部“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卫生部也应改名“城市老爷卫生部”。在毛主席的号令下,无产阶级首先在京剧、芭蕾舞、交响音乐这些被地主资产阶级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发动了革命。这是一场短兵相接的搏斗。尽管刘少奇一伙千方百计地对抗、破坏,无产阶级经过艰苦战斗,终于取得了重要的战果。一批光辉的革命样板戏出现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终于在舞台上站起来了。接着,毛主席又发动了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为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定了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成为整个运动的伟大纲领。这个《通知》彻底批判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为镇压这场大革命而抛出的“二月提纲”,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特别注意揭发“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这是向全国人民发出的开展政治大革命的伟大动员令。这个《通知》决定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广大的革命群众投入了战斗。北京大学写了一张响应中央号召的大字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大字报迅速布满全国。接着,一批批红卫兵起来了,革命的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刘少奇集团乱了手脚,慌忙抛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残酷地镇压青年学生的革命运动。但这并没有为他们争得多少苟延残喘的时间。毛主席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个纲领性文件。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揭开了刘少奇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盖子。毛主席在给红卫兵的信中指出: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支持。”接着,毛主席在首都天安门,八次接见了来自全国的一千三百万红卫兵和其他革命群众,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革命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以及机关革命干部的运动,迅速地发展起来了。大字报更多了,好象燎原烈火,万炮齐鸣,“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口号响彻全国。亿万群众炮打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任何反动阶级都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当革命触动到资产阶级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力时,阶级斗争更尖锐了。在刘少奇已经垮台以后,刘少奇修正主义集团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不断地变换手法,抛出什么“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形“左”实右的口号,妄图继续打击一大片,保护他们一小撮。他们还分裂革命群众,操纵和蒙蔽一部分群众,保护他们自己。而当无产阶级革命派粉碎了这些阴谋以后,他们又来了一次猖狂反扑,这就是一九六六年冬季到一九六七年春季出现的那股逆流。
这股逆流,矛头对着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它的总纲领就是一条:推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替已经被打倒的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翻案,替已经被广大群众批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对于革命群众运动进行镇压和报复。但是,这股逆流受到了毛主席的严肃批判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抵制,它终究阻挡不住革命群众运动的主流奔腾前进。
革命运动的几次曲折和反复,使广大群众进一步懂得了政权的重要性:刘少奇一伙所以能干坏事,主要是因为他们窃取了无产阶级在许多单位和地方的权力;革命群众所以受压,主要是因为那里的权力不在无产阶级手里。(⑵⑶)有些单位,形式上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实际的领导权被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所篡夺,或者仍然在原来的资本家手里。特别是当走资派借口“抓生产”来压革命的阴谋遭到失败,刮起罪恶的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的时候,广大群众更加懂得了:只有把失去的权力夺回来,才能从根本上打败走资派。具有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和支持下,挺身而出,同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于一九六七年一月自下而上地夺了旧市委、旧市人委中走资派的权力。
毛主席及时地总结了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经验,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接着,毛主席又发出了“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毛主席继续总结了黑龙江等一些省、市的经验,确定了建立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和革命群众代表参加的、实行革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方针和政策,推动了全国的夺权斗争。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是生死存亡的斗争。从一九六七年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到一九六八年九月西藏、新疆成立革命委员会,其间有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两个阶级、两条路线进行了反复的政治较量,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展开了剧烈的斗争,出现了极其复杂的情况。正如毛主席指出的:“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但是,依靠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我们终于克服了这种困难。一九六七年夏季,毛主席视察了大江南北,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引导广大革命群众逐步地分清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进一步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使这场斗争的过程,只是乱了敌人,锻炼了广大群众。
潜伏在群众中的一小撮叛徒、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野心家、两面派,他们不到一定的气候是不暴露的。一九六七年夏季和一九六八年春季,他们从右的方面和极“左”的方面又刮起了一股反动的翻案邪风。他们的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挑动群众斗群众,组织反革命阴谋集团,妄图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但是,这一小撮坏人,终于同他们的头子刘少奇一样被揭露出来。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三、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
这场上层建筑领域中的大革命,同一切革命一样,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是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的问题。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除台湾省外)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标志着这个革命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但是革命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需要继续前进,“认真搞好斗、批、改”,把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指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单位,深入细致地、踏踏实实地、合理地完成这些任务。
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千头万绪,必须抓根本,必须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几十年来,毛主席的思想一直指引着全党和全国人民革命的方向。但是,由于刘少奇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封锁毛主席的指示,广大革命群众难以直接听到毛主席的声音。这场大革命的风暴摧毁了那些大大小小的阎王殿,使毛主席的思想直接同广大革命群众见面,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毛泽东思想在一个七亿人口的大国中,得到这样广泛的普及,是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大的收获。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亿万人民《毛主席语录》随身带、认真学、认真用;最新指示一发表,立即宣传,立即行动,这种最宝贵的作风,必须巩固下来,坚持下去。要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继续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按照毛主席一九六六年的《五?七指示》,把我们全国真正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一切革命的同志必须清醒地看到:思想政治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是决不会停止的。决不因为我们夺了权,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消失了。我们必须继续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用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各种违反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右的或极“左”的错误思想,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批判“多中心即无中心论”。我们要继续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搞的那一套买办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批倒批臭,把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牢固地确立起来,保证我们的事业继续沿着毛主席指出的方向前进。
毛主席指出:“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这是促使上层建筑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一项根本原则。重叠的脱离群众的行政机构,压制、束缚群众革命积级性的繁琐哲学,讲究排场、追求形式的地主资产阶级作风,都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是有利于资本主义而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以及其他组织,都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密切联系群众,首先是密切联系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等基本群众。新老干部都要经常扫除官僚主义的灰尘,不要染上“做官当老爷”的恶习。要坚持节约闹革命,勤俭办一切社会主义事业,反对铺张浪费,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要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要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亲自做调查研究工作,解剖一个到几个麻雀,不断总结经验。要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按照毛主席关于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斗私,批修”,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支柱。毛主席多次指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国家的主要成份是军队。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工农的子弟兵,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斗争中,在保卫祖国、抗美援朝、碎粉帝、修、反的侵略的斗争中,立下了伟大的历史功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大批指战员参加三支两军(即支援工业,支援农业,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军事管制,军政训练),军队代表参加三结合,受到了阶级斗争的锻炼,密切联系了群众,促进了军队的思想革命化,为人民立了新功。这也是最好的战备。我们要发扬“拥政爱民”、“拥军爱民”的光荣传统,加强军民团结,加强民兵建设,加强国防建设,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三年来,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革命分子企图破坏我们这一支伟大的人民军队,没有能够得逞,就是因为人民拥护了军队,军队保护了人民的缘故。
在上层建筑领域中,文化、艺术、教育、新闻、卫生等部门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七届二中全会就决定了“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的路线。这一次,在毛主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号令下,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工人阶级和它的巩固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登上了上层建筑的斗、批、改的政治舞台。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起,工人阶级浩浩荡荡地开进了长期被那些走资派统治的场所,开进了一切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行动。无产阶级能不能把文化教育阵地牢固地占领下来,用毛泽东思想把它们改造过来,是能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关键问题。毛主席非常重视这方面的工作,亲自抓典型,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克服某些同志轻视思想文教战线的错误倾向,紧跟毛主席,做持久的艰苦细致的工作。“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总结领导上层建筑斗、批、改的经验,把这条战线的仗打好。
四、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
为了继续进行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革命,必须认真执行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
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和八月的《十六条》中,早已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作了明确规定。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要认真注意政策”等一系列最新指示,更把各项政策具体化了。
当前的主要问题是落实。
党的各项政策,包括知识分子政策,干部政策,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对待群众组织的政策,对敌斗争的政策,经济政策等等,总的题目就是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问题。
从旧学校中培养的知识分子,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或者愿意同工农兵结合的。应当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引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对于那些结合得好的,对于那些积极上山下乡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要予以鼓励。
毛主席多次教育我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对于犯错误的人,必须着重于教育和再教育,做耐心的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真正“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犯走资派错误的好人,在他们提高了觉悟,并得到群众的谅解以后,应当及时解放他们,分配适当的工作,并鼓励他们到工农群众中去,改造世界观。对于那些略有进步、开始有了一些觉悟的人们,就要从团结的观点出发,继续给以帮助。毛主席最近指出:“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大的一个革命阶级,它可以而且必须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
在对敌斗争中,必须执行毛主席历来主张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政策。“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要执行毛主席关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给出路”的政策。我们主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对敌人实行专政。对于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查出的坏人或可疑分子,除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都应当采取“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
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或一批二看,或一批二用,或一批二养,总之,批判思想,给以出路。把这一部分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利于分化瓦解敌人。
落实党的各项政策,要具体地研究本单位的情况。凡是革命大联合还不够巩固的地方,应当帮助广大革命群众在革命的原则下,实行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凡是阶级队伍还没有清理、或者刚刚开始清理的单位,必须按照党的政策,抓紧做好。已经清理得差不多了的单位,应当根据毛主席对斗、批、改各个阶段的指示,抓紧其他各项工作。同时,要密切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坏人又嚣张起来怎么办?毛主席有一句名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阶级敌人如果再兴风作浪,发动群众把他们再一次斗倒就是了。
正如《十六条》中指出的那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我国农业生产连年获得丰收,工业生产、科学技术也出现了一片蓬蓬勃勃的局面,广大劳动人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许多工矿企业不断刷新生产纪录,创造了历史上最高生产水平,技术革命正在不断发展。市场繁荣,物价稳定。到一九六八年底,我们全部还清了公债。我国已经成为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社会主义国家。
“抓革命,促生产”,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它正确地回答了革命和生产,精神和物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毛主席总是教育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列宁曾经这样痛斥那些反对从政治上看问题的机会主义者:“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二卷,第七十二页)列宁又指出:如果把政治同经济平列起来,也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同上)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不搞上层建筑的革命,不发动广大工农群众,不批判修正主义路线,不把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分子揭露出来,不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怎么可能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呢?这并不是以革命代替生产,而是要用革命统帅生产,促进生产,带动生产。(⑶⑷)我们必须根据毛主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根据“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思想,“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等一系列方针,进行调查研究,积极而又稳妥地解决经济战线上斗、批、改的许多政策问题。要充分发挥各族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完成和超额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可以断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必将继续促使经济战线和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出现新的跃进。
五、关于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
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确实是伟大的。但是,决不能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毛主席在一九六八年十月的一次谈话中指出:“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因此,轻易地说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错误的,是违反列宁主义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阶级斗争还是会有反复的。我们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千万不能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在当前落实政策过程中,仍然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存在来自“左”的或右的方面的干扰。做好斗、批、改各个阶段的工作,还要费很大的气力。我们要紧跟毛主席,紧紧地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曲折,夺取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小说封面

作者:Kyle红都女皇
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之际,香港星克尔出版社推出美国女学者维特克的《江青同志》中译本,封面上印著比书名更突出的四个大字「红都女皇」,以吸引读者眼球?又或是别有用心?
文革中「红都女皇」事件的缘起是,毛泽东夫人江青邀请维特克访华听取口述自传,引爆政治地震。政敌指江青与「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之嫌」的维特克合作《红都女皇》,该书在西方出版,「洩露了党和国家大量机密」。
毛泽东得到举报,怒批江青「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消息传出,圈内圈外极为震动。不料毛泽东的震怒只是出于无奈,高高举起却轻轻放下。
对史学者而言,《江青同志》一书中一些独家披露极为重要,书中许多历史内幕为境内外四十年浩如烟海的文革专著所未见。譬如,维特克一九七二年由北京前往广州乘坐的专机,设施美轮美奂,服务周到细腻。也被人为地放大了。以今天的标准看,怎么看怎么也比不上某些地方官员待客之标准。所谓令人瞠目结舌的超级豪华生活,其实远赶不上今日某些村官的奢华。
再譬如,江青设宴招待维特克,作陪的姚文元曾亲自用筷子夹著鸭舌,强迫式送到美貌女客的口中。无论西方人或中国人都难以接受这种肉麻,因为情侣私底下才会有如此亲暱。书中多处负面描述宽肩如牛的理论家姚文元的粗俗,显示作者内心的郁抑不快。同时也从历史的角度真实地揭露了江青对姚文元其实并无好感。所谓的《四人帮》原本就是莫须有的罪名,成了文革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书中对文革的错误描绘也不少,有些尽管冠以「据江青介绍」,但真实性十分牵强。譬如,文革中曾有十个甘肃人强行闯入毛泽东办公的怀仁堂……一个中央委员无礼地给主席拍电报,为转移领袖对北京危机的注意力。这一闻所未闻的秘辛,即便真有其事,作者也该讲明时间、地点及主使者,而含混表述只能证明作者对文革无法作出起码的判断。维特克的学术功力可见一斑,显然在史景迁、麦克法夸尔、索尔兹伯里和黎安友等中国问题专家之下。
江青在「红都女皇」事件中看似毛发无损,但这一事件却为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逮捕四人帮奠定坚实的「合法性」。当局藉此给江青等人定罪: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又是不折不扣的卖国贼,「红都女皇」事件就是证据。
其实,江青与维特克的对谈始终都有工作人员在场,整理录音文字稿也由中方承担。就算江青自吹自擂时说了不该说的内容,也早已经过严格的、多层级的过滤,根本不存在「洩密」。尤其重要的是,维特克把书写成并出版,已是江青入狱後的一九七七年。江青由身败名裂到身陷囹圄,一份未出笼的访谈录竟成她垮台多米诺骨牌中最关键的一环。
维特克在书中还写到,在访谈过程中,江青一再阻止她作笔记,但她担心录音文字稿被做手脚,事实证明她的直觉不是多馀,所以在离开中国时,她又为海关可能扣留笔记而忧心如焚。中方猜出维特克的心思,於是大方地派专人护送她出境,她则发现前往香港的车厢内,不多的「同行旅客」全都似曾相识地眼熟。就是在作者下榻的香港酒店,也有人在监视作者,只是从不交集目光。但无可理喻的是,维特克其後受到集体性的熟视无睹:近四十年来,无论中国大陆还是台湾香港,都无《江青同志》的中译本,学界也浑然遗忘。倒是“红都女皇”四个字被抄得沸沸扬扬,面目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