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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曦光1948年10月6日出生于吉林敦化。
父母为中国共产党官员，1949年随军南下到湖南长沙——父亲杨第甫出任湘潭县长，1952年升任中共湖南省委秘书长；母亲陈素任湖南省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1952年升任湖南省总工会副主席，父母自195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因“右倾”屡受打击降职，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又被湖南省委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此时，杨曦光为长沙市第一中学高中一年级学生，作为“黑崽子”不能参加官方支持的正统红卫兵，于是参加了反对湖南省委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
1967年2月4日，奉命“支左”军管的湖南省军区部队突然出动，取缔了该省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湘江风雷”，抓捕了上万人，杨曦光所在学生造反派组织当时还不是被取缔对象，但他出于打抱不平组织红卫兵“夺军权战斗队”，公开张贴大字报、撒传单，指责省军区镇压群众组织，“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结果被军队抓捕并关入市公安局看守所，监禁了两个月。
出狱后，杨曦光写了一系列思想理论性文章，包括《关于建立毛泽东主义小组的建议》、《长沙知识青年考察报告》、《中国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调查报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等，并与一些没有参加官方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造反派小组织筹组“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省无联”），于同年10月11日宣告成立。
1967年1月6日，杨曦光完成长篇论文稿《中国向何处去？》，在“省无联”内部传阅征求意见。
该文稿提出：
文化大革命的目标应该是“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并由此“建立类似巴黎公社的没有官僚的新社会——‘中华人民公社’”，被认为矛头指向当时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1968年1月24日，周恩来、康生、江青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接见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以及湖南省一些造反派组织代表，宣布取缔和镇压“省无联”，特别提到杨曦光及其《中国向何处去？》一文。
1968年2月，闻讯逃亡到武汉的杨曦光（被最要好的同学出卖）被公安部门抓捕。
他的父母也被作为其背后的“反革命黑手”受到株连追究，父亲被关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母亲不堪批斗羞辱悬梁自尽。
1969年11月，杨曦光以反革命罪判刑十年。
1978年初，杨曦光刑满释放，于1979年改用乳名“杨小凯”，进入湖南邵阳的省新华印刷二厂当校对工。
1980年，杨小凯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1982年获计量经济学硕士学位毕业。
1982年被武汉大学聘为助教、讲师。
1983年，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判决：
杨曦光的文章“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不具有反革命目的，不构成犯罪。椐此，原一审二审定性判处不当，均应予以撤消，对杨曦光宣告无罪。”
同年，杨小凯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留学，1988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90年被澳洲莫纳什大学聘为终身教授，1993年当选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1994年任美国路易维尔大学经济系教授、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客座研究员，1995年任台湾大学客座教授，1996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客座研究员，1998年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2000年1月成为莫纳什大学经济学系的首席教授。
杨小凯由于在经济学上的巨大成就，曾被誉为“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华人”。
杨小凯出国后的中英文专著包括：《牛鬼蛇神录──文革囚禁中的精灵》、《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经济学原理》等。
2004年7月7日，北京时间7时49分，一个传奇人物走完了他坎坷而又卓越的一生。
他就是被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公共选择学派创始人詹姆斯·布坎南赞誉为“当今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的杨小凯。
在与晚期肺癌抗争了三年后，他生命的年轮永远在第56环上停止了生长。
作为一个内地长大的华人学者，杨小凯被认为是“首位冲击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中国内地经济学家”。
他挑战了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开创出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的崭新学派，成为一代经济学宗师。
杨曦光在狱中开始了人生中最为漫长而黑暗的日子。
只有高中学问的杨曦光暗自选择知识作为自己十年的主要生活内容。
幸运的是，那个时代的监狱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学富五车却皆因政治问题入狱。
在艰苦繁重的劳动之余，杨曦光拜当时关在牢里的二十几位教授、工程师为师——他们成为杨曦光黑暗岁月中一团团温暖的光。
在监狱里，杨曦光还拜师学习了英语、机械、经济和数学。
与生俱来的质疑精神和个人经历使他并不相信流行的政治经济学，在没有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训练之下，他开始了与世隔绝中的自由思考。
在狱中，杨曦光自己推导出了戈森第二定律、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
在长达十年的监禁生活里，杨曦光做了五六十本读书笔记，还有一个电影文学剧本。
这些材料中包含很多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不相容的东西。
狱友曾爱斌一直帮他深藏在监狱的木工房里。
1978年4月，杨曦光刑满释放时已是而立之年。
杨曦光出狱后，没有一个单位敢录用这位著名反动文章的作者。
他在父亲家闲居了一年。
这一年，他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不少课。
这些旁听都是由湖南大学刚复职的一些教授安排的。
也是在这一年，他决定埋葬“杨曦光”，同时埋葬那段苦难的历史。
他恢复使用乳名“杨小凯”。
改名后不久，杨小凯找到工作，在湖南新华印刷二厂当校对工。
1979年杨小凯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实习研究员，但因其历史，被拒绝参加考试。
1980年他再次报考，在当时的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他终于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后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
1980年，55万在23年前被错整的所谓“右派”们，都已全部获得平反，但杨小凯还没有被平反，主要是因为华国锋当时还在位，而杨小凯的入狱是华国锋做的批示。
后来胡耀邦代替华国锋成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后亲自批示中央组织部：
“杨曦光的问题要由法院依法处理。”
尽管杨小凯展示了他过人的才华，但由于没有正规文凭，社科院仍不能正式安排他的工作。
1982年，当时任武大校长刘道玉得知杨小凯的非常有才华，但由于户口不能进京而没有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录用时，立即派人到湖南，把他和妻女的户口调到武大。
为了让其安心工作，刘道玉又疏通关系将杨小凯及其父母的“历史问题”彻底平反。
因此，杨小凯被武汉大学聘为助教，教授数理经济学课程。
在武汉大学期间，杨小凯出版完成了《数理经济学基础》和《经济控制理论》两本著作。
他估计的一些计量经济模型未能在国内引起反响，却获得了当时来武大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的注意。
1983年，在邹的安排下，杨小凯被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
伴随杨小凯十几年的厄运在这一年才算最终结束。
他没有选择学成回国，从此永远留在了外面。
2001年，正当杨小凯意气风发之时，他被确诊为肺癌晚期。
这对杨小凯是个相当致命的打击——他在平静命运里刚刚想做些事情。
杨小凯因此开始笃信基督，每日祷告。
而杨小凯的基督教信仰依然与他的学术主张相关。
“哪些行为可以接受，哪些不可以接受，这就是从宗教和意识形态来的，而不是从经济基础来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决定整个制度、人与人的关系，然后就再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
2002年12月，杨小凯的身体出现奇迹。
他不仅能够运动自如，打网球玩帆船，更奇怪的是，体内的肿瘤不见了。
但在努力抗争了几个月后，2004年7月7日早上7时49分，杨小凯最终还是虚弱地走了，享年56岁。
杨小凯从不吸烟，却患上肺癌。
有人认为这恐怕是十年牢狱种下的病根。
杨小凯走后，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悼念和惋惜，包括那些学术上的“冲突者”。
一位在学术场上和杨小凯常常剑拔弩张的知名学者说，“他的学术生涯只有二十年：满是火花的二十年。小凯不枉此生。”
杨小凯的出现使国际社会开始重新评价华人经济学者的分量。
就全球华人经济学家而言，对中国的政治变迁和经济改革有切身体验和真知灼见者，是少数；能对现代经济学作出理论性贡献或挑战现有理论体系者，是极少数；而同时具备这两者者，更是凤毛麟角。
而杨小凯，就是这样一个人。
关于杨小凯的经济学贡献，广为人知的是：他为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分工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原动力这一伟大洞见，提供了微观机制和数学框架。
另一个伟大成就是成功地创立了一个挑战新古典经济学的崭新学派——“新兴古典经济学”，又称“超边际经济学”。
在他离世后，连一向自负的经济学怪才张五常都由衷感叹：
“只有上帝知道，如果小凯没有坐牢十年，老早就有像我那种求学的际遇，他在经济学的成就会是怎样的。拿个诺贝尔奖不会困难吧。”
有人分析，杨小凯思想伟大之处还在于其有着强烈的处境意识，即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是他理论的真实背景。
正如国际知名学者杰弗瑞·萨克斯所言：毫无疑问，杨小凯也是研究其祖国——中国社会转型问题最深刻而无畏的分析家之一。
杨小凯并非一个纯粹的经济学者，在他的言说中透露着大量的政治智慧，也渗透着他对中国命运的深切关注。
他始终关注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变迁并提出了众多观点，如开放户籍制度、破除行业垄断、允许土地自由流转等等。
1980年代在普林斯顿大学一起读书的一位密友说，“当时我对小凯的感觉是，他决心远离中国政治，潜心研究学问，但后来我发现最初的感觉是错的。小凯仍然十分关心‘中国向何处去’。”
他的老友，著名经济学家文贯中说：
“我渐渐发觉他从不回避当代中国面临的许多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他的有些观点会引起很多争论，甚至误解，并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他从不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除非被证明是错误的。”
在杨小凯去世后，一位学术上的死对头放下多年的骄傲对他作了一番真诚的评价：
“其一，小凯是我遇到过的最有预感天分的中国学子；其二，他知道什么是重要的思想。聪明才智之士不少，博学多识之辈也不难求，但预感好，知道什么重要，则要靠天赋，要学也学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