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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流勇进 81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6-28 点击数:169次 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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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派
  所谓工派,即工联派
  前面巳说明,工联是湖南文革运动的后期主要造反派组织。由于,在第三轮派战中,造反派内部又分裂出激进极左的省无联,而湘派中许多组织又对省无联抱同情态度,因此,在反省无联的过程中,以工联为首的造反派,便又单独形成了工派阵营。
  工派阵营的核心,就是工联
  11工联”——全称是长沙市革命造反派工人联合委员会
  工联的前身系长沙市工交战线革命造反联络总站,于1967415成立。它以产业工人为主体,自下而上联合而成。

工联这种以各工厂造反派组织为单位组成的社会团体,是吸取了前段组织机构完全社会化、因而人员构成复杂的湘江风雷,容易遭致省军区攻击为组织不纯的情况,而自发构建的新型群众组织形式。
  而这种组织方式的改进,以后却正好又符合了中央提出的以本单位、本系统为主体,实现革命大联合的战略意图。因而,后来中央在对待工联湘江风雷这两个造反派组织时,便明显偏重于重视工联

在中央的·决定中,工联被称为革命左派组织,而对湘江风雷,则是称之为革命群众组织
  长沙各大厂矿的工人造反组织,如长沙汽车电器厂造反有理总队、曙光电子管厂联总、长沙机床厂“3·31造反团、红旗内燃机配件厂红总、建湘瓷厂红色造反团、长沙船舶厂文革筹委会、市搬运公司的六号门、湖南橡胶厂造反总队、市总工会东方红观察哨等,都是工联的重要成员。
  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长沙市的主要产业工人与各系统的工人,包括很多原来属于湘江风雷组织的工人造反组织,都成建制加入了工联,使工联成为了统领二十多万工人的、湖南与长沙市的第一号强大造反组织。
  工联的领导集团为五人核心小组。
  组长:胡勇(长沙汽车电器厂工人)
  副组长:唐忠富(曙光电子管厂工人、中共党员)
  成员:许新宝(汽电、劳模、中共党员)、
  雷志忠(省汽运公司干部、中共党员)、
  孙源泉(红旗内燃机总厂技术员)。
  工联总部下设政治部、组织部、宣传部、联络部、后勤部。各大厂矿的主要头头都是工联总部的常委或委员。
  在1967年夏季的全面内战中,工联还组建了一个专业武装团体——“工联直属兵团,周国强(市总工会干部、中共党员)为该兵团政委,团长则由长沙汽车电器厂工人朱香桂担任。
  工联总部及各属下组织的头目,不少人曾在张平化·二四报告后被打成右派”“黑鬼,或因倾向湘江风雷遭到歧视和迫害。从1967年长沙汽车电器厂“5·9”夺权开始,工联各下属组织便曾一度掌握着本单位的权力,直到1968228,长沙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工联是文革中带有一定正统观念的造反派组织,它组织严密、内部单纯、注意斗争策略、紧跟中央部署,有着很强的战斗力。因此,后来其主要头头几乎都进入了省市及本单位的各级革委会领导机构。
  湖南全省各地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如湘潭红造联、衡阳工总、邵阳工联、株洲工联、岳阳、常德工联等,均受长沙工联的影响和指挥。

在省革筹小组成立后,长沙工联发起,联合省内各地区工联组织与其他工人造反组织,又组建了省工联

不过,因为,随着局势的稳定,按中央指示,跨地区的群众组织一律撤消,其成员都回本地区本单位,故,省工联成立不久,并未发挥什么作用,就解散,而并入了代替原工会、而成立的省工代会机构了。
  工联一号头头胡勇,时年31岁,复员军人,文革前在长沙汽车电器厂当电器维修工人,后于19684月被中央任命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并是中共九大代表与十大代表。
  胡勇是一个因文革而必然会进入历史的人物。
  1968年国庆节那天,胡勇作为湖南的工人代表也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礼,并且被周恩来亲自安排,坐于观礼台第一排座位中间左向,距离正中毛泽东的座位,仅横隔六个位置。

是当时四位同坐第一排的工人、农民代表(其他三位是:尉凤英、王洪文、陈永贵)中,最靠近毛泽东者。

因毛泽东听说胡勇也是他的家乡(湘潭)人,故在城楼上的休息厅内特召见了胡,并与胡聊了数分钟,问湖南的文革问题,也问了胡勇个人的情况。

后因同在天安门城楼观礼的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进来了,要见毛泽东,这次谈话才可惜被中断了。

但是,全国的造反派工人能有此殊荣者,除了后来的王洪文外,恐再无第二人。
  胡勇于五十年代在部队当兵时,是在时驻海南的47军属下某师。

文革派性武斗高潮中,解放军第47军奉命进湘支左,而47军军部首长们经常要与其打交道的,正是巳为湖南第一大工人造反组织主要头头的胡勇。

某天,47军副军长请胡勇,去给他们47军下属团级以上干部做路线斗争教育的报告。

胡勇在会场上,便遇到了他当年在47军当兵时的连首长营首长与团首长们,当年的小兵现在竟然给自己过去首长上课,而且被他们尊称为地方首长,这倒也是文革给胡勇带来的一段开心巧遇。
  凭胡勇的省革委会副主任经历,他自然会进入湖南的史志。但让他能进入中国历史画页的契机,则是他与华国锋有过的一段关系。

华国锋在文革中崛起的过程,胡勇不仅是一个参与者,更是一个促成者。

华国锋从地方进入中央的第一步起飞,就是于1967621的乘飞机进京。

而在此前一天,就是胡勇与华国锋谈了话,让华国锋遵照中央指示站过来、并写出支持工联造反派的亮相声明,第二天他又陪送华国锋登机赴京。
  胡勇是在文革高潮中的196810月,由省革筹小组中的华国锋与47军一位副政委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本来,当时中共地方党组织在文革中早巳停止活动,入党的事是根本无从谈起。

但由于胡勇是一个当时能左右湖南局势的特殊人物,中央便采取了这样一个特别措施,让胡勇这个特别人物,做了中共的一名特别党员。
  19694月,中共党的九大召开。

本来湖南省党的核心小组巳决定、并报送中央,湖南的中共中央委员侯选人中,胡勇是作为中央委员内定人选的。

但是,九大期间,毛泽东在问到其家乡情况时,得知胡勇巳内定为中央委员,便说了一段话:

我这个老乡(指胡勇),是不是就不做中央委员算了?我看,不照顾老乡为好。
  毛泽东说的老乡,并非泛指湖南人,而是指他的家乡湘潭县人。

而胡勇就是湘潭县人。
  不知是考虑胡勇的党龄太短而不宜做中央委员,还是毛泽东确不想别人因为讨好他,而在他的家乡问题上做文章。

反正,胡勇便从此无缘进入中共中央委员的行列了。
  对此,与会的九大代表、原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时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与其夫人项辉,当时即奉命给胡勇做工作,宽其心,以消除胡的不快与失落感。
  由此,工联的第二号头头、文革前巳是中共党员的唐忠富,便有幸被换了上来,代替胡勇而连续做了二届中共中央委员。
  四人帮垮台后,胡勇自然被拘押清查,并被判刑。

出狱后,巳过55岁的他,曾也办过一段工厂实业,后也经商办过公司,小有收获后,便收山安度其晚年。
  工联二号头头唐忠富,比胡勇大两岁,原是国营曙光电子管厂的工人,但文革前,他便巳是中共党员。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唐忠富被任命为省革委会常委,尚居胡勇之下。
  但九大中,他被当选成为中共中央委员,后又在中共十大中连任中央委员,并被中央任命为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省总工会主任。

所以,后来,他便成了湖南造反派名义上的第一号头头。
  四人帮垮台后,唐忠富被拘押受审,并被判刑。

出狱后,他也办过一段实业工厂,因身体不好,于1997年病故。
  12市农联”——“毛泽东思想长沙市贫下中农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
  于1967526成立,其负责人为刘友贵(韶山路人民公社社员)、甘德桂(市郊综合农场社员)、周福贵(长沙县坪塘人民公社社员),它是贫下中农的造反派组织,成立时间不长,活动不多,影响不大,但其主要负责人,作为农民代表都进入了省、市革委会领导机构。
  13大专院校”——“长沙市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大专院校是人们对这个组织的、令外人会莫名其妙的简称。它于1967625成立,其负责人为朱顺祥,一个湖南大学的大学生。

在湖南各大学出现了红色政权保卫军保守组织与造反派红卫兵的高司之际,独立不羁的朱顺祥就创立了这个人数很少的高校红卫兵造反组织,它的成员还有一些就是原高司中反戈一击出来的。

当时造反派方面与高司的斗争时,其阵营中,尚没有正统的大学生红卫兵组织,朱司令便率领他的小组织填补了这个空白。
  由此,朱顺祥后来进入了权力很大的省革筹小组,后又担任省革委委员。
  总体上讲,该组织能量不大,影响亦很小。
  14·一九造反有理军”——“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一九造反有理军
  它于1966829成立,系长沙最早的与红色政权保卫军相对立的中学红卫兵造反派组织,由胡宜民、陈振国、张春利、范钧兰、陈国斌(均为市十二中学生)等5人为领导核心。
  19668月胡宜民等人,最早在长沙市委大门墙上,贴出了震动全市的坚决打倒三相信的大字报(即反对相信省委、相信市委、相信工作组)。

运动初期,因血统论的影响,造反有理军尚以红五类子弟为主体,后才吸收其他家庭出身的子弟参加。
  中央文革·批示后,造反有理军开始是支持高司,而反对湘江风雷的。

但不久,内部发生分裂,1967428,胡宜民带领大部分成员出走,另组成·一九造反有理军,成为正统的工联派。
  胡宜民后来也进入了省革命委员会,做了一名省革委委员。
  而少部分支持高司造反有理军成员,便在其组织名称前面加了一个字,即钢长沙造反有理军(简称钢长造),表示做钢杆高司派。自然,钢长造后来随着高司的垮台,也烟消云散了。
  (五)极左派或激进派
  湖南文革中被称为极左派的组织,其实,其极左,并非后来人们对极左性质定义的概念。这些极左派组织是属于当时造反派队伍之左翼,有一种不停止地造反要对所有其不满意的社会现象与制度造反之激进味。

因而,现在也许应该视其为激进派,还确切些。
  湖南的极左派或激进派的活动,实质性的实践活动,其实并不大,他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宣传舆论或意识形态上。
  因为,当极左派组织及其领导人在大肆鼓吹他们的新不断革命论之际,整个社会的人心都巳倾向思治,颇有些厌倦动乱了。

而在现实中,自省革筹小组这一权力机构建立,各群众组织遵照中央指示,基本巳从社会性形态,先后转变为回归本单位本系统的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职代会这四大新的半官方组织了。

因此,极左派们的主张,不能得到大多数的造反派成员的认可与支持。
  更重要的是,由于极左派们的鼓吹的观点,不仅与中央对文革运动步骤的部署相违,而且,他们不少激进的社会革命观点,更被中央视为异端邪说。

同时,也不为当时大多数造反派们接受。
  所以,以省无联为组织实践的极左派,正式独立活动的时间仅三个月左右。

1968124中央领导人接见湖南省造反派代表团时,省无联就被周恩来总理与中央文革的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宣布为反革命大杂烩组织。

随后,湖南所有的极左派组织,均被新生的红色政权”——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及其领导的稳键造反派们,予以摧垮了。
  可以说,这段时期极左派们活动,留给历史的东西,并不是他们所召开的那些大大小小而零乱自由、并大多只有慷慨言论却再无实际行动的会议,也不是他们的各种攻击省革筹小组与稳健造反派们的大字报与标语,而是他们之中,有些大、中学生写下了若干不全是派别政治、而确有着一定社会思考意义的大字报文章。

例如,《中国向何处去?》、《我们的纲领》等。
  自然,这些在文革中,就憧憬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而渴望建立巴黎公社式民主社会制度的年轻学生们,为他们的这些思想与言论,不久即付出了惨重的人生代价,最终被以10年、15年等长长的刑期,陪伴了他们的青春。
  15省无联”——“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
  它由湖南红旗军湘江风雷接管委员会高校风雷红中会东方红总部等组织发起,于1967107公告成立日期是1011)成立。

该组织成员,都是湖南造反派的左翼,当时也确被人们称之为极左派

早在8月至9月,湘派中许多组织及极左派组织,就签署了对时局看法的“8·30声明“9·30声明

不久湘派中的稳健派分离出去,后来,就以上述组织,联合组成省无联
  但是,所谓省无联,实际上,它在很大程度上,仅只是一个松散的极左派组织头头的联席会议,或年轻学生们发表激进观点的一个讲坛,而并非是一个有统一的组织纪律与行动号令的机构,它的成员人数也不多,且又常常是各自为政。

从组织实力上讲,它是远远不能与工联相比的。
  1968124后,省无联被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下令取缔。
  16湖南红旗军”——“中国人民解放军荣誉、复员、转业、退伍军人红旗军
  于1966126在省第二招待所成立,其发起人为贺孟宣、陈忠华、聂其权、彭文彬、黄厚泉、杨福臣、彭寿南。它与保守组织·一兵团针锋相对,也是以原军人为主体,组织纯洁、成员素质高、造反精神强。

它被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看好,曾一度成为湖南文革造反派的中坚力量。
  对于训练有素的复员转业军人为主体的组织,中央是不允许存在的。

因此,1967120中央军委来了个批示,明确将其宣布为反动组织,责令省军区抓捕了其头头贺孟宣等,解散了其组织。

19677月以后,通过变通(即大量吸收其他非复员转业军人的社会人员),成为一般性的群众组织,后期负责人为毕健,他因加入了省无联,在1969年即被判刑10年。
  17红中会”——“红卫兵长沙市中等学校革命委员会
  于1967319在长沙文华剧院成立,其负责人为黄杏英(女、市一中学生、党员)、汤建平(市三中学生)、刘建成(市八中学生)、李昆明(女、市九中学生)等。
  长沙市各中学、中专、技校均有它的二级组织机构:市一中钢·一九(包括夺军权齐卫东新共工小老虎等战斗队)兵团、市二中旭日东升兵团、市三中农奴戟、市四中红旗、市五中造反到底、市六中反到底、市七中·一六兵团、市八中横空出世、市九中重上井冈山、市十中战犹酣、市十一中风雷师、湘江中学井冈山人等组织。
  红中会为长沙市中学生的红卫兵激进派,当时,他们与全国的红卫兵激进派组织,有着一些的联系。

文革中著名的激进论文《中国向何处去?》,即出自于红中会下属的市一中夺军权战斗队红卫兵杨曦光之手(杨现名杨小凯,定居澳大利亚,著名经济学家)。
  18东方红总部”——“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东方红总部
  东方红总部是比湘江风雷成立还要早、并是湖南最早成立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它于196697就在北京成立,同年1030在长沙东风广场,又召开了规模达数万人的公开成立大会。
  主要负责人:刘定安(曲艺演员,时年19岁)、熊正吾(木帆船社工人、党员)、唐正明(工人)。
  东方红总部虽系长沙成立最早的造反派组织之一,造反初期,组织也曾极其庞大,高峰期,它也发展达百万之众,几乎长沙市的每一个单位,都有它的下属组织。

但是,年轻的刘定安等人,显然缺乏组织经验与领导才能,自湘江风雷被镇压后,该组织便随同垮下来,其成员逐步转入其他造反组织。到它作为省无联的成员组织时,东方红总部巳仅只剩下极少数区街工厂的下属组织了。
  19高校风雷”——“高等院校风雷挺进纵队
  于19674月上旬成立。主要负责人为周国辉(湖南大学学生)、刘荣华(中南矿冶学院学生)、金胜利(中南矿冶学院学生)、红斗(湖南医学院学生)等,该组织人员不多,全是大学生,但能量、影响很大,它一成立,就公开声明以为湘江风雷翻案为已任,故在长沙市造反派群众中,名声很大也很嘉。

其成员思想激进,主张推翻特权阶层、改革社会,并试图从马列主义中寻求理论根据。

后成为省无联的发起组织与思想库,因而,最终遭到中央文革的否定。
  (六)炮打三红派,或湘瓷派
  所谓炮打三红,这顶政治帽子完全是属于莫须有的产物。
  因为,在文革高潮之际,有什么人能有胆子、或会愚蠢到去公开反对三红(即无产阶级司令部人民解放军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
  而湖南的炮打三红罪名,却竟是由某些造反派组织,以推行所谓反三右一风(即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保守主义,与为二月逆流的翻案风)的中央指示精神为口号,发动的新一轮派战,结果,反而演变为遭致此惩罚的。
  从实质上讲,这新一轮的派战,是湖南的一些造反组织的头头,因对他们在新生的红色政权——省、市革命委员会中,被分配到的权力职位太少太低而不满,由此发动的。
  发动方以反三右一风为旗帜,应对方则以炮打三红的政治炸弹甩了过来。最终,由于应对方(以原工联大部分组织为主)得到军队方面的支持,又有新生的红色政权——省、市革命委员会为盾牌,再加上人心巳普遍厌乱的形势,所以,只经过短短两个月左右时间的较量,最终,以发动方一派的失败告终。
  在这轮新派战中,虽然,发动方也有很多原工联组织的工人集团(湖南建湘瓷厂、省新华印刷厂、原市总工会机关等),但,其意识中心与核心组织,却是原省委、市委机关的主流造反组织永向东战团。
  这些发动者,当时又被称为湘瓷派,那是因为湖南建湘瓷厂的工联组织负责人刘炎生(该厂中层干部、中共党员、劳动模范),是这个新集团的主要的工人阶级领导人。
  之所以后来,却被称之为炮打三红派,那则是获胜的一方给其定的政治罪名。
  20永向东”——“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永向东革命造反战斗团
  省委永向东1967425成立,其成员为省委机关各部委办的干部。
  主要负责人尚春仁(省监委处长)、毛华初(省档案局付局长)、阎继布、郭文军等。
  湖南省最早最著名公开支持工人造反派的亮相干部章伯森(省委书记处侯补书记、副省长)、梁春阳(省经委副主任)为其后台与精神代表,省委、省人委(政府)一大批高级干部均为它的依靠对象与支持者。

如:杜一夫(省工交政治部主任)、杨大治(省委副秘书长)、赵冰岩(省委常委、付省长)、汪立康(省委办公厅副主任)、丰炳仁(省监委副书记)、徐天贵(省委宣传部代理部长)等。
  它的骨干队伍,基本上是原省委、省人委(政府)中的机关干部,及湖南长沙地下党系统的各级负责人。

省委永向东成立后,各地市委机关也如法炮制永向东组织,各县区机关也照此葫芦画瓢,都成立了永向东组织。
  它上下保持联系,成为一个系统,故被其反对者称为永向东政府

省、市、县各级革委会成立后,由于其实际掌握着政权的各部门机关,因而有着很大的实权。

终于,在权力分配问题上,与介入地方的军方和工人造反派闹翻。
  最终,在经过四个月的较量后,19687月底,永向东被省革委会、军队方面与原工联组织人员构成的工代会联合摧垮。
  以上20个组织,是湖南长沙文革中人数较多、影响较大、活动较多的群众组织。

另外湖南各地有些较著名的组织,在此亦列举出来,因篇幅有限,恕不细介绍:
  湘派红铁军负责人:付辰才。
  工派邵阳工联负责人:胡求生
  工派湘潭红造联负责人:沈桂华、金世钧。
  湘派衡阳湘江风雷负责人:郑开诚。
  无联派株洲湘江风雷负责人:张传信。
  无联派邵阳无联负责人:梁固中、陈果亿。
  三、各派群众组织的历史命运
  湖南长沙各派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大体经过了四轮回合;
  1、第一轮回合:高司湘江风雷”——“红色政权保卫军
  (196610——19671月)
  19668月中共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85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和文革运动的十六条的公布,少数学生、教师及较敏感的青年工人,似乎明白了毛泽东的意图:

此次运动不是1957年的反右,而是矛头对准在朝的当权派。
  但是,1966819,发生了中共长沙市委调动工人镇压湖南大学土木系学生的事件,接着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的·二四报告,均指出:

提意见、写大字报的人是造无产阶级的反,是右派翻天

各级党委闻风而动,一时间全省范围内,抓出右派黑鬼等以十万计,有的被关押反省,有的被抓,有的遭围攻,有的遭批斗,有的被迫自杀。

如省水电勘探设计院因写了批评市委领导人的《奔命记》一文的王建武、省文化干部学校的邓守宇,分别于92726日自杀。

后来成为湘江风雷的头头的叶卫东、罗新华、李敬林,东方红总部的熊正吾(木帆船社工人),工联负责人之一的张学晃(红旗厂工人)、吴国香(湘瓷工人),湘潭革造联的兰云飞等,都是当时的大右派黑鬼

而正是这批人,构成了后来被称为造反派的头头和骨干。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运动初期遭到地方党委政治迫害和打击的干部、工人,发动了要平反、要人权、要销毁黑材料、废除政治歧视为中心的、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

而历次运动走红以及这次抓右派、黑鬼的骨干,在省市委领导的授意下,首先成立了文革中的组织,以阻挡这些右派黑鬼平反、翻身。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高司湘江风雷井冈山红卫兵等造反派组织,便与红色政权保卫军八一兵团赤卫队保守派组织等,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斗争。
  正当两派组织势均力敌、斗争白热化的关键时刻,1967116《红旗》发表了评论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章明确指出红色政权保卫军走资派的御用组织6天之后的122,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外地来京的群众大会上,又宣布:

中国工农红旗军、战备军、北京联动、西安红色恐怖队、湖南红色政权保卫军,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动组织
  从此,湖南的第一批保守派组织红色政权保卫军等,以失败告终而退出了政治舞台。

其头头和成员,虽然基本上未受到任何政治惩处,但该组织分化、瓦解后,却没有能像湖北武汉的职工联合会,与广西的盾牌兵无联那样,成建制的发生演变。

前者演变成了著名的百万雄师,继续与三钢”“三新等造反派组织对立;后者则组成了联指,始终压制了·二二造反派。
  湖南群众组织之间的混战,第一轮回合,是以保守派组织的失败而告终的。
  2、第二轮回合:工联”“湘江风雷”——“高司
  (19671——19679月)
  在要平反、争人权、销毁、封存黑材料,与红色政权保卫军的斗争中,以高司为代表的造反派,与以湘江风雷为首的工人市民造反派,在对待中共湖南省委张平化等书记的看法上,在为遭到政治迫害的人员平反的方法上,在与当权派斗争的方式上,和以谁为核心的权力分配上,都产生了分歧。

1967年初的望江楼协议高司单独与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签订的有关全省文革运动的协议)一事,和要不要召开的“1·15”批判省委领导与夺权动员大会,则导致了双方矛盾的公开与激化。
  高司人数,相对湘江风雷等工人市民造反派组织,虽然不算多,但它是高等院校的多数派,组织严密,具有很强凝聚力。

大学生思想总体单纯,有文化、有能力,其头头又都是家庭出身很好的活动分子,因此,高司组织的能量非常大。
  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所作抓右派的·二四报告后,高司总部即按照中共的传统方法,派出大量的战斗队、宣传队,不辞劳苦分赴各地、市、各大厂矿,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写出大量的调查报告、整理出了大批材料。

这些报告、材料,用血泪斑斑的事实控告了·二四抓右派报告所产生的恶果,控诉了资反路线的罪恶,为大批被打成右派”“黑鬼的干部、群众平了反。
  但是,当时享有很高威望的高司负责人,却从此以救世主自居,轻视其它以湘江风雷为代表的造反组织及其作用。而湘江风雷号称百万之众,其头头则自认为是湖南造反派的当然代表。

两大造反派组织,在击败保守派组织后,终于发生了自相残杀的内讧。
  中央文革的·四批示,宣判了湘江风雷的死刑。使湘江风雷和武汉的钢工总、河南的·七公社一样,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支队长以上的头目几乎全部被抓,据统计,这次二月镇压被抓的造反派群众人数,全省有数万。
  这第二轮派战的前期回合,是高司胜利了。
  它在省军区的支持下,又派出大量的战斗队奔赴各地和各大厂矿,肃清湘江风雷的流毒。

这次,与张平化·二四报告后所采取的态度不同,在各地市,各大厂矿,他们却普遍支持了反湘江风雷的保守派。
  在曙光电子管厂,他们支持保守的工总,伤害了造反的联总(多数派);在汽车电器厂,他们支持保守的汽电真理军,打击了造反有理总队(多数派);在长沙机床厂,他们支持保守的怒火铁骑,而排斥造反的工人“3·31造反团;在红旗内燃机厂,他们支持保守的无联,打击红总(多数派)等。

而在长沙纺织厂、省航运局、建筑工程公司、湖南制药厂等单位,原本就是湘江风雷造反派组织的天下,他们却为了反湘江风雷,而不惜去支持他们也曾反对过的保守派。
  在肃所谓湘江风雷流毒的过程中,又伤害、打击了井冈山红卫兵东方红等造反派组织。

这样高司就失去了长沙大部分造反的工人、市民的支持,丧失了控制运动的主动权,而成为了新保守派
  特别是以十多万产业工人为主体、自下而上联合的工联造反组织,及能量极大的省委机关造反派组织永向东战团,与敢闯敢冲的中学生造反派红卫兵的红中会等组织的出现,使造反派与新保守派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长沙市强大的工人造反派势力,后来,甚至迫使中央文革都不得不承认,它下达的·四批示,是其匆匆忙忙,沉不住气,听取一面之辞作出了错误的决定
  1967727,中央明确表态支持工联湘江风雷,撤消了中央文革的·批示。

同年的·十决定,则宣告了高司工联湘江风雷两大派,长达9个月派性斗争的结束。
  这第二轮派战的结局,是高司退出了湖南文革的舞台。
  3、第三轮回合:工派”——“省无联
  (196710——19682月)
  早在反击二月镇压中,工联湘江风雷两派之间,就逐渐地产生了斗争策略上的意见分歧,这也是后来省无联得以产生的政治与组织基础。
  工联省委永向东·一九造反有理军成立后,因为其组织严密,经验丰富,人员构成有工人、干部与红卫兵。

他们对于紧跟中央的文革战略部署这一点,做到非常好。

虽说是造反派,但自从中央表态支持他们后,他们便基本不再越出中央规定的造反活动范围。并按中央要求,撤消组织山头,按行业、系统、单位实现大联合,建立省、市革委会,等等。
  而高校风雷红中会红旗军湘江风雷(左翼)接管委员会等组织的头头,思想激进,特别是其左翼认为:第一次文革任务远未完成,目前走向安定的形势,是出现了十月逆流,是二月逆流的继续。

还认为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委会,只会是穿新鞋、走老路、培养一批新官僚,等等。

这些极左派便一连发表了“8·309·3010·30”三个关于对时局看法的声明,将巳获胜利的造反派们的内部矛盾,予以公开化和白热化。
  极左派知识分子(高校风雷红中会矿冶井冈山公社等),还公开宣传着一种新思潮,这股新思潮认为:

科学社会主义面临着现实的严重挑战。

解放17年来,中国自下而上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与人民群众严重对立,造成了中国的不民主和不平等,它已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成为了社会向前发展的桎梏。

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就是推翻所谓红色资本家阶级(即官僚特殊阶层)、实现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选举,让普选出来的干部成为真正的公仆。
  确实,重立造反山头的省无联组织,虽有些令中央与新生的红色政权省革筹小组不快,但却还没有到令他们不能容忍的程度,毕竟,当时还是造反有理时期。
  但是,年轻的极左派们的这些新思潮言论与宣传,则极大地惹恼了中央文革。
  1968124,周恩来总理与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中央文革要人,几乎全部出面,一致宣布省无联反革命的大杂烩,宣判了省无联的死刑。

陈伯达、康生这两个党内理论权威,甚至在会上搬来马列著作文章,逐条逐条地针对这些十几、二十来岁的极左派学生的文章,进行指斥咒骂。
  最后,在湖南文革史上的两派斗争中,得势的一方,再次动用了国家机器,抓捕省无联头目与极左派学生、以及所谓黑手(主要是有支持省无联倾向的老干部,与原来有较高身份的右派分子),并施之以刑罚。
  省无联方面的湘江风雷金猴战团负责人陈本望,在此轮派战中,成了失败者,加之他家庭出身又是黑七类,便以其对文革武斗中的一件糊涂人命案有责任为由,将他处以极刑,并立即执行。

1957年著名的《湖南日报》右派案成员的刘凤祥,此次也作为省无联黑手的被判刑15年,后于1970年被枪毙:湘江风雷接管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出身于国民党军官家庭的张家政,被判刑20年;撰写《中国向何处去?》的一中学生杨曦光(时年19岁)被判刑10年:红旗军司令毕健被判刑10年:高校风雷的头头、湖南大学学生周国辉被判刑7年:矿冶井冈山公社的负责人、中南矿冶学院大学生张玉纲,被判刑3年。
  这一轮派战的特点有二点:
  (1)两派之间除了一些大字报、标语的舆论战外,互相的有组织性冲突不多,规模也很小。
  (2省无联被摧垮,完全是当时中央的指示,而主要并非对立的工联等组织的进攻压力。

所以,后来中央领导人康生等,还批评工联方面对省无联的活动,是熟视无睹的右倾,是缺乏无产阶级义愤
  4、第四轮回合:(工联)汽电派”——“(工联)湘瓷派
  (19685——19688月)
  在摧毁省无联的斗争中,按照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部署,各群众组织取消山头,实行大联合,分别加入四代会(工代会、农代会、职代会、红代会)。

长沙市工代会于68年元月17日召开,工联湘江风雷长沙工人青年近卫军等工人组织均解散,统一到长沙工代会里。

市革委会和省革委会则于22848先后成立,形成了军队负责人(47军、省军区)、领导干部代表(华国锋、章伯森、梁春阳)和群众组织代表(主要是工联湘江风雷稳健派领导人)联合掌权局面。
  但是在权力的分配上,省委机关永向东,与军队和工人方面发生矛盾。

前者借助中央反三右一风(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和为二月逆流翻案风)的“3·30指示,联合工联内部的湘瓷派,拉拢原湘江风雷组织中的稳健派,抨击省、市革命委员会中的军方负责人与原工联组织负责人。
  由于工联主要头头胡勇,是长沙汽车电器厂工人,因此,当时便对这部分被攻击的工联势力,称之为汽电派
  但是,军方、省、市革委会与汽电派工人,则利用“7·3布告和毛泽东的“7·18批示“7·19通知“7·24布告等一系列为消除动乱、实现稳定局面的中央文件精神,派出由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任团长、汽电派工人为主力的砸烂旧省委兵团,进驻省委大院,接管省委各部办委的具体权力,并将梁春阳、尚春仁控制的永向东组织彻底击溃。
  随即,梁、尚及永向东组织主要骨干被关押、批斗、反省,一般骨干活动分子,则被下到各地市单位和·七干校
  与湘瓷派永向东有密切联系的原湘江风雷主流稳健派负责人叶卫东,也在这次清洗中被整肃,受到严厉的点名批判,并被临时停止其省革委会副主任职务。
  湘瓷派的头头刘炎生(湖南建湘瓷厂、省革委会委员)、余信谦(湖南新华印刷厂、省革委会委员)、周国强(市总工会机关、市革委会常委)等,也分别受到停职反省惩处。
  至此,到19689月左右,湖南省除统一并按系统性的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职代会(机关干部性质的统一组织)外,基本上不再有其他社会型的群众造反组织了。
  这第四轮派战的活动,除了有一些大字报、标语交锋外,重要的派战战场,则主要是各种会议。湘瓷派的确就是被一系列会议打败了。

因为,湘瓷派永向东当时都不能,也不敢另起炉灶自成有形山头,而只能在巳有的工代会职代会中搞议会斗争

因此,当省革委会与军方决定对其反击时,真的只开几个会(包括省革委会全体会议),湘瓷派永向东便被会议的大多数给否定了,并给其定了罪。
  实际上,经过近二年的激烈派战动乱,湖南全省各级革委会又都巳建立,整体上人心都巳不想再乱而想安静,能控制局面的原工联、后为工代会的各级头目,也因都成为了掌权者,更不想再出新变故。

因此,湘瓷派永向东的所有说法,都不仅不能得到他们的支持,甚至还招致反感。

由此,湘瓷派永向东的失败,确有其逆形势而动的注定原因。
  湘瓷派永向东的失败,也标志着湖南文革中有自发结社性质的群众组织活动,从此以告结束。

此后数年中,虽然造反派们也还曾活动过若干回合,但,那时却都只能在巳有的工代会工会框架范围中跳舞,而不能随意建立组织、自树山头了。
  5、幸存造反派的历史命运
  196941中共九大的召开,可视为文革中的第一个阶段的结束。

这时原有的旧体制秩序,也开始逐步的恢复。省、市、县三级革命委员会,均成立了党的核心小组,非党群众组织代表,逐步被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
  1970年春开始进行的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反贪污、反浪费、反盗窃)运动,四项内容中,一打则是重点。而这打击反革命现行清查对象重点,则又是原来参入过造反派活动的头目与骨干分子。
  军方与各级革命委员会中的领导干部,特别是与那些曾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领导干部,达成共识,将原保守派骨干作为依靠对象,利用这次一打三反,开始对参加过造反的工人、干部、市民进行前所未有的清洗。

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各个单位,各单位都成立了三号(即一打三反)办公室,中央也发出了1970年的356、号三个文文件,提出对被清查对象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并规定杀人由省一级革命委员会批准。
  当然,凡意识形态上与当时的文革当局不相容的人,不论是干部还是群众,更是被当作现行反革命分子进行了严惩。

北京的遇罗克(197035被枪杀)、辽宁的张志新(1969924被逮捕)、银川的田涛(1970210被判死缓)等志士,就是在这次文革中期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而遇难的。
  在这次一打三反运动中,湖南省与长沙市的所有原造反派的头头与骨干人员,从巳是中央委员的唐忠富、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胡勇,至区街小厂、街道居委会中的原造反派负责人,全部被整肃,无一幸免,也无一漏网。

之中,有少数被枪决者,有相当部分被拘捕入狱,其他大部分则统统从各级革命委员会中开除,进行批斗,并关进所谓学习班予以隔离长达数月、甚至近一年时间的反省
  当时,《长沙晚报》的一篇社论中,竟连续提出九个字: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正国法,杀、杀、杀、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新世界!

长沙市在两个月中,一连杀了两批后,第三批待宣判拟枪决的名单,也已发至基层讨论。

当时正在长沙的毛泽东,不知何故,在这次宣判大会欲召开的前一天夜晚,突然又下令制止了大会的召开。

准备参加大会的人,也连夜被通知会议改期。

紧接着中央发布了17号文件,以杀、关、管为主要内容的一打三反运动才慢慢冷了下来。
  然而,一打三反运动刚结束不久,1971年夏天,全国性清查5·16分子运动又接踵而来,原造反派成员再次遭到审查、清算、批斗,直至·一三林彪事件发生,才获人身自由。

但是,随后的几年,原造反派头目与骨干分子,就象文革前的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右派、坏分子)一样,在政治上遭到了歧视和压迫。
  到1974年春天的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央,为保持文革的正确性地位不至受到挑战与动摇,于是又一次对原造反派所受到的压制情况表示了关注,上海造反派出身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更是作了一系列讲话,以恢复造反派的权力地位。
  这次所谓批林批孔运动而提供的政治机会,使湖南长沙的原造反派头目与骨干成员,再次聚集起来,以省、市总工会与各单位工会的名义(造反派头目与骨干成员,在由造反派的工代会转为的工会组织中,一般都担任有职务),又展开了一次以平反、销毁被整被批斗的材料、恢复原有革委会职务、直至要求加入共产党组织为主要目的的斗争。

这个情况,更促使了原造反派成员的再度试图公开结社(各级、各种运动办机构),并以此作为与当时的省、市委与各级党委谈判、以求解决上述目的问题的组织。
  由于中央王洪文的讲话压力,湖南长沙市的原造反派们,基本上取得了暂时的胜局。对文革造反风暴尚心有余悸的省、市委与各级党委的领导们,担心批林批孔就是又一次文革造反运动的前奏,因此,他们面对原造反派成员的压力,都只能应诺照办。

对原挨了整的原造反派成员,或予以平反,或予以恢复革委会职务,或接纳其入党(但在1976年后,都被称为突击入党,一概不予承认)。
  1976年春季,省、市革命委员会中以唐忠富、胡勇为首的原造反派头目与骨干成员,在中央新一轮批邓反右运动的指示动员下,以省、市总工会为大本营,发动了向张平化为首的湖南省委的新攻击,企图实现权力的再分配,重回1968年造反派有过的强势地位。

然而,随着毛泽东的逝世,四人帮的被粉碎,湖南的造反派势力终于彻底遭到了覆灭,以唐忠富、胡勇为首的湖南所有的造反派头目与骨干分子,全军覆没,几乎无一幸免地受到少则半年一年,多则数年的审查,有的被抓到省、市公安看守所拘留,有的被逮捕,大部分的则被关到同样没有自由的单位学习班,接受清查。
  19825月,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先后分别将省市级别的原造反派主要头头,予以判刑:胡勇(工人、原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5年、叶卫东(教师、原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3年、唐忠富10年(中共九届、十届中央委员)、张厚(中共长沙市委书记、老干部)8年。
  经数年各种形式的关押审查后,湖南所有各级其他造反派头目与骨干分子,有一批被定为三种人,大部份的档案结论,则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或犯有政治错误,并明令,对这些人一律不准提拔、重用,不能入党,不准进入党政机关,不能作为第三梯队人选……
  湖南最早起来支持工联造反派的副省级领导干部章伯森,也于19843月,被定为三种人,给予开除党籍,撤销职务。
  四、结束语
  文革中貌似强大的造反派势力,实际上,最初不过是当时社会的一个弱势群体,借助毛泽东发动的文革特殊运动,以被迫始而后才主动得以集合到一起,在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演出了昙花一现的短短一幕。

批斗当权者,夺权掌权,原本不是造反派们所能想到过的目的。

大多数造反派,尤其是工人造反群众,最初造反的动机,的确只是为了使自己能从新右派、新反革命的恶梦中解脱出来。
  文革长达10年,湖南长沙的造反派真正掌权,大约只有2年左右时间(包括动乱不定的1967年)。

而挨整的时间,则大大超过掌权的时间。

其中,在文革中二次、三次坐牢的头目,也为数不少。

造反派得势时,便被中央舆论称为群众运动时期,使他们对曾将自己整为右派黑鬼的当权派和保守派头目,充其量只能用批斗、反省(少数泄私愤者也打人报复)的手段,可是,最终仍还得按中央要求,对其实行团结,请其归位。

但是,当权派与保守派每每对付造反派,却能动用、也经常动用国家机器手段:拘留、逮捕、法办判刑,直至枪毙(特定历史条件还无须经过司法程序),更可以将造反派定为右派反革命,贻害终身,殃及子女。

匪夷所思的是,那些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的造反派们却始终高举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大旗,至今不肯放弃他们心中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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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文集|联系作者|责任编辑:K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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