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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流勇进 80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6-27 点击数:268次 字数:

80

 

自发性的群众组织活动,如潮水一样骤然兴起、强盛,而又象流星一般很快衰落、消失,却没留下任何社会意义的痕迹,是文革中的一大特色。

一、群众组织产生的背景
  文革中曾产生了那么多的群众组织,不仅是文革的独有现象,也是中国现代史上很值得书一笔的大事。

尽管我们可以对文革作种种批判,但,所谓结社自由的公民权利,的确在文革中有一段非常时期内,得到了相当大的体现,虽然,其中,仍是不完全、仍是有局限的自由。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除原有的几个民主党派外,人民群众是不能自发建立任何政治组织的。

文革前,在机关单位、工厂企业或学校里,只要有几个兴趣相投的人经常聚集在一起,就有可能遭到公安和保卫部门的监视,即使不被关押,也得打成反党小集团。
  而在文革中,却为什么可以出现那么多的群众组织?
  这就需要了解当时群众组织产生的时代背景。
  毛泽东在文革发动阶段,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刊发,除了在彭真控制下的北京遇到一点阻力以外,在其他省市却基本上是比较顺利的。

这固然与毛泽东的威望有关,但最重要的是,中央高层,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内,当时均是赞成文革的,所不同的是对形势的估计与对运动的对象、性质、方法,与毛泽东的想法是不同罢了(这正和1959年庐山会议对待彭德怀的问题一样,中央核心层意见基本一致。)。

因此,毛泽东能得心应手地解决了彭、罗、陆、杨的问题,又轻而易举地解散了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原来组成的文革五人小组,扫清了外围。
  不过,这时毛泽东仍是希望利用现存的组织系统,来开展文革。
  为了使运动能按照自己的思路,有序地展开,当时,处于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决定按照传统的方法,派出工作队主持运动。
  工作队主持运动,当地党委靠边站,亦符合毛泽东要整党内走资派的意愿。因此,毛泽东开始时是欣然同意。
  然而,工作队却依旧依靠党组织,仍然是按传统方法,矛头向下,把斗争的矛盾对准了所谓右派的学生、工人、干部,和所谓黑帮分子的文艺界名流,学术界权威。

如北京的作家老舍、历史学教授翦伯赞、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四川老作家马识途、湖南老作家康濯、湖南师大历史学教授林增平、湖南大学副校长魏东明等。
  因此,从19665月开始,在各级党委、支部的领导下,层层揪小邓拓三家村四家店新右派,处处揪反动学术、技术权威,所谓黑七类的家被抄,出身不好的人遭到批斗,使所谓的牛鬼蛇神们都惶惶不可终日。
  但是,毛泽东对此却很不满意。这次运动,他要整的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认为工作队起了破坏作用,指示要统统驱逐之。因而,一下子在全国,又掀起了一股由群众驱赶和批斗工作队的风潮。
  对于驱逐工作队的风潮,刘少奇、邓小平有些慌了手脚,不知所措。

同时,毛泽东也还没有想好、找到一种恰当的形式,以能全面顺利地贯彻自己的意图。
  19665月底6月初,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卜大华,牛宛平、张承志等一些中学生,先自发成立了名为红卫兵的组织。

不久,北京海淀区的其它一些中学也先后成立了类似的学生组织。

这便是第一批红卫兵。这些学生不仅批判学校的老师和领导,也不信任学校的共青团组织,他们按照自己的意志建立了全新的革命的阶级队伍”——红卫兵。
  无疑,红卫兵组织的成立,是为了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进行文化大革命,但他们的举动,也确是开了新中国时期,群众不经批准,便自发结社的先河。
  显然,毛泽东认为这类组织可以实现自己的战略意图,于是,他在196681亲笔写信,表示对自发成立的红卫兵组织予以支持。随后,810开始接见红卫兵,同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都戴上了红卫兵的红袖章。
  得知成立红卫兵组织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与支持,刘、邓及各省市的党政负责人,马上也让他们的子女组织了红卫兵、赤卫队等半官方组织,如北京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西安红卫兵的红色恐怖队、湖南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等。

但是,这些半官方的红卫兵组织,其斗争矛头却并不是毛泽东所希望整肃的对象即党内走资派,而是执行了继续矛头向下的作法,大肆围攻、打击对党委或工作组有意见的学生、工人、干部,以及迫害原来的阶级敌人即地主、富农、资本家、右派分子及其家庭成员。
  毛泽东似乎察觉他支持自由结社、排开党委的策略,再次被变味,他便突然公开地旗帜鲜明地支持对各地各单位党委有意见的少数派群众(即后来被称为造反派)。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

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阴暗面
  而正是后来成为了造反派的群众与普通干部,对这种阴暗面比较了解、比较敏感,并且也大多身受其害。因此,毛泽东这一支持造反派的主张,导致文革中的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并很快就打乱了刘少奇、邓小平原来的领导文革运动的部署。
  为了将文革的烈火燃遍全中国,在文革造反运动初期,毛泽东还号召全国中学大学的学生,进行全国性大串联。

随后,以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首都三司)”“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兵团(北航红旗)为代表的首都造反派红卫兵,纷纷派出小分队开赴全国各大城市,在全国各省会城市成立联络站,发动并参入当地的造反运动,支持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普通干部的造反派组织建立。
  但是,即便如此,当时,毛泽东对允许结社的自由度有多大,实际还是规定有一些范围的。除了政治上绝不允许反对整个共产党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绝不允许反对毛泽东与林彪等极少数几个中央领导人这些明示的规定外,同时,也绝不允许建立产生全国性的群众组织。

所有的群众组织(包括造反派组织),都不能跨省成立,而只允许在本省范围内建立与存在。所以,当1966年底,出现了全国性的组织,如以合同工、临时工为主的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统一司令部等时,中央便立马于1967年初专此事下文,宣布取缔解散了所有具有全国性建制的群众组织。
  文革群众组织的活动高峰期,实际不到三年。即自1966年九、十月间起,至1969年四月中共九大召开后不久止。

自那以后,造反派虽然还以联合统一了的红代会(红卫兵)、工代会(工人组织)、农代会(农民组织)活动过一些时期,但,整体上巳基本没有自由结社性质的群众组织了。
  二、湖南长沙各主要群众组织之概况
  文革的群众组织活动的范围,在一个省内,省会城市的群众运动走向,实际也就引领着全省的群众运动。

一般来说,在省会城市成立了什么样的群众组织,那么,在该省的地区与县城中,也会有与之相对应的组织建立。
  本文所述的湖南群众组织活动,实际也就是以其省会长沙市的群众组织活动为代表。
  长沙的文革中某一段时期,群众组织之多,确可以用多如牛毛这个词来描述,十来个人凑在一起,就可以自称为什么司令部,三、五个人的组织,也敢自吹为“XX兵团,反正是没有谁来核查他们,谁愿意竖杆子立山头,你只管竖只管立就是,绝不会有谁来抓你的反革命小集团
  不过,随着运动的发展,慢慢就形成了实力与影响都较大的二十来个主要的群众组织。
  这些群众组织,按其在派性斗争的观点与存在的时期,可先后大致分为六个大派别。它们是保守派新保守派湘派工派极左派省无联)、炮打三红派
  (一)保守派
  文革中的保守派,在开始时,是被造反派们称之为保皇派

因为,最初《人民日报》上曾有权威文章,将拥护党内走资派的人冠之以资产阶级保皇派予以批判。不过,《人民日报》文章中所说的保皇派并不是指群众组织,而是指党内的一些高级干部,意指他们是在保刘少奇。
  自196611月左右起,造反派组织大规模崛起后,这顶保皇派的帽子,便被造反派甩到了支持省市委及各单位党委的那些群众组织头上。

最初,这些被斥为保皇派的群众组织头头与成员,对甩过来的这顶帽子不仅不反感,相反还曾扬扬自得地说:老子就是保皇派!要保省委、保市委、保各级党委!
  但是,后来中央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及各种中央领导人讲话的大道与小道消息,都在指责保皇派是错误后,才没有人公开自称是保皇派了,而都换成了造反的旗号。

不过,两派群众组织虽都变成造反旗号(弄得后来的人,根本无法从组织名称上分辨其性质,分不清谁是造党委的反的组织,谁又是保党委的组织了),但在当地,谁,不仅两派双方都自明,就是中间逍遥的人,也都是非常清楚的。
  保皇派的名称在群众组织中大约存在了不到三个月,到1967年初前后,中央通过各种信息渠道,指出:不要将思想上一时跟不上形势、因而有些保守的群众组织称为保皇派了。
  这样,造反派便将对立的那一派群众组织,改称为保守派
  因此,群众组织中的保皇派的帽子,便换成了保守派,并贯穿于以后的文革派性斗争之中。
  湖南长沙市第一轮派性大战中的保守派组织,自19668月产生后,到1967年元月垮台瓦解止,大约存在了四个月时间。

之所以称之为第一轮的保守派,是因为,这保守派的势力,在后来的文革运动中,始终没消失,并以各种形式仍顽强地出现过,直至四人帮垮台、造反派们覆灭。
  湖南长沙市第一轮的保守派组织,是以红卫兵红色政权保卫军长沙总部的成立为标志,开始形成的。

这个红色政权保卫军后来又成立了其高校总指挥部工人总部,其组织势力强大,开始时人数达十多万人,它的成员几乎囊括了长沙市的中学、大学与工厂企业中的所有普通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及老工人、各级劳动模范们。
  长沙的红色政权保卫军,后来被造反派简称为长保军,之中自然有贬意。

但,红色政权保卫军的成员对此却不怒,反而欣然也自称此名,因为,他们的心中,就是以为荣。
  除了红色政权保卫军为主体外,第一轮保守派中有名且实力不小的组织,主要还有八一兵团红色怒火
  1长保军”——“红色政权保卫军长沙总部
  它于1966817正式成立,是长沙最早的全市性的群众组织。

早在813,就由省委、省军区负责人的子弟为首组成,负责人为李正(市五中学生、省军区某副司令员之子)、王虹霞(市一中学生、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王延春之女)等高干子弟(以中学生为主)。
  此后不久,到914保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无产阶级专政军也相继组成(以工人为主)。这两个组织人数远不如红色政权保卫军,其中,有些人后来转入了红色政权保卫军的工人总部。
  以刘爱华(湖南农学院大学生、全省著名的学毛著积极分子)、唐德元(湖南财贸学院大学生)为总指挥的红色政权保卫军湖南高等院校总指挥部(以大学生为主),则于928也在省体育馆召开成立大会。

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万达、省委常委赵冰岩都到会祝贺,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被其聘为顾问。
  文革初期,即19666月至10月中,什么批三家村、揪小邓拓”“新右派、破四旧、立四新、斗反动学术权威、抄黑七类的家,关押殴打出身于黑七类的教师、员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围攻批斗右派学生、教师等等,都由这个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或其前党团积极分子身份所为。

他们有着很强的政治优越感,党委指向哪里,他们就冲向哪里。因此,他们实际上是当时省、市委支持的半官方组织。
  现在很多回忆、批判红卫兵暴行的文章,其所说的红卫兵,就基本上是各地的如这个红色政权保卫军一类的红卫兵组织的人员。
  红色政权保卫军仿效军队建制,在这一组织内设立了诸如司令部、政治部、组织部、保卫部、宣传部等机构。

而且还将原省政协委员们驱走,占椐了省政协大院作其总部,总部大院配置了身着军装的值岗卫兵(当然也是红卫兵),并向可以进出总部的人敬军礼。

整个儿就俨然是一个军区司令部,能让所有到这儿来的人都生出惊异与敬畏。
  总部之下,便是各学校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的分部。
  各学校一级红色政权保卫军组织定的名称也体现了军队味,各学校叫军分部,不是称某某学校红色政权保卫军,而是称红色政权保卫军某某学校军分部。
  导致红色政权保卫军垮台的因素有三:
  (1)湖南长沙的造反派势力发展得很快,在人数与气势上,逐渐压倒了保守派。
  1966122931日,造反派与红色政权保卫军在省委大院内,展开了一场以拳脚武斗为内容的实力大搏斗,因为双方都想逼迫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答应自己组织的要求,而先后进驻了省委大院。

结果,三天的争斗,以红色政权保卫军被造反派组织打败而逃出收场。故其组织气势顿挫,军心刹时涣散,甚至,其成员都不敢到大街上再公开亮出红色政权保卫军的身份,以免遭到造反派群众的攻击。
  (21967年元月16日,《红旗》杂志发表的一篇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的评论员文章中,公开指责湖南的红色政权保卫军是党内走资派组织的御用工具
  此文一出,彻底埋葬了红色政权保卫军这个湖南最初也最大的保守组织,使其顷刻瓦解,烟消云散,从此,没有人再敢打红色政权保卫军的旗号了。
  (31967年元月22日,周恩来总理在一次接见外地来京的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中,更是怒斥并宣布说:“‘中国工农红旗军、战备军、北京联动、西安的红色恐怖队、湖南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等,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动组织!
  周总理的这个讲话,很快传到了长沙市。

造反派方面立马利用这一机会,组织大批力量,分别将红色政权保卫军的各总部及各单位分部,抄查一空,并联合发布了勒令红色政权保卫军组织必须立即解散的通令。
  面对在实力与舆论上都巳完全处败局的红色政权保卫军成员,只好全部停止活动。
  李正是红色政权保卫军长沙总部的一号头头,时年不到20岁,是长沙市五中的高三学生。

虽然,当时他不过是一个中学生,但由于其父为省军区一位副司令员,加上他有一定组织能力,因而,在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成立后,便被推举为司令
  对于红色政权保卫军只存在四个多月,便完结了的现实,李正当然心理是不服气的。

可他老子是省军区副司令,知道被中央点了名这一事的性质严重,因此,李正就从此退出了湖南文革的舞台。

虽然红色政权保卫军不少铁杆分子,以后总想让李司令再登山重起,但终究没有成功。

李正被老子送进了真正的军队,从一名战士做起,直至在19792月,以一个团职指挥员的身份参加对越反击战并荣立战功。
  红色政权保卫军湖南高校总指挥部的两位负责人刘爱华、唐德元,在红色政权保卫军垮台后,也退出了湖南文革的舞台。20多年后,她(他)们却分别成为了湖南省的某厅级领导干部,当年领导大学红卫兵的才干,又获得了新的施展机会。
  2·一兵团”——“中国人民解放军荣誉,复员、转业、退伍军人八·一兵团总部
  ——19661114成立,系省委、省军区支持的组织,由巳参加红色政权保卫军的荣、复、转、退军人重新单独组成。长沙军分区副司令张本科、省市委负责人徐启文、丁维克参加成立大会,省直属党委武装部,则直接负责·一兵团

该组织成员中,党、团员占多数,战斗力很强,曾一度成为长沙造反派组织的劲敌。
  但后因中央不允许由复员转业退伍军人单独成立组织,担心出现第二武装,即下文命令这类组织,不论是造反观点还是保守观点,一律解散。

加之,长沙的造反派势力很强,又针锋相对建立了同样是由荣复转退军人组成的红旗军,与其相斗,因此,八一兵团存在的时间不到二个月,便烟消云散了。
  3红色怒火
  它于196612月上旬正式成立,以长沙的土联动闻名,意思是说它象北京的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那样,是强硬且附带使用暴力的保守组织。
  其组织负责人曾有根(区办工厂工人,武装民兵)、彭湘华(区办工厂普通干部,基干民兵)等。它以原长保军·一兵团的骨干为基础,成员以武装、基干民兵为主。

下设了红色怒火工人总部”“红色怒火贫下中农总部红色怒火红卫兵总部

但,它的成员并没有多少,仅仅几百人而巳。它的所谓工人总部贫下中农总部红卫兵总部等,基本属于只有虚张声势意义的几块空头招牌。
  红色怒火组织在长沙的第一轮保守组织中,还根本没有一点名声。

它的鹊起,是在长沙市的第二轮派性大战中,才一跃而上的。因为,第二轮派战中,武斗巳成为了文革运动的一个重要主题,而不讳言武斗的红色怒火,便由此得以大出其名,成为造反派组织的一个铁杆死对头。
  虽然,后因文革中枪杀了人,其主要负责人曾有根亦被拘押数年,并于1979年初病死于市公安局看守所。

但,巳是文革后的大治之年之际,居然在长沙市中心广场与市公安局大院内,其成员却能够自发为曾有根举行了有数万人参加的追悼大会,一连数日,全市很多单位的党政工团组织,都纷纷送花圈派人参加追悼会。

而对这一切,当局也居然没有人来阻止与处罚。
  可见,它这个准暴力保守组织,的确是能得到省委和省军区的同情与支持。
  (二)新保守派
  所谓新保守派,这只是造反派方面的定义说法,而被戴上这顶帽子的组织,自己是绝不认这个帐的。他们称自己是老造反派
  的确,第二轮派性大战中的新保守派,之中确有相当多的组织与成员,是第一轮派战中的老造反派。但由于这些组织在第二轮派战中,第一,大都得到出来支左的地方军区的支持;第二,原来的旧保守派成员,在改头换面重建组织而出山后,都对新保守派组织表示了支持。

因而,这批老造反派,便不可避免地烙上了保守派的印记。
  在文革的派性大战中,造反派与新保守派的斗争之激烈之长久,远远超过原来与第一轮旧保守派的较量。

这个特点,不仅是湖南如此,在全国各地,亦大多如此。
  湖南长沙的新保守派力量,便是以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为首为代表,以省红联(湖南省红色造反者联合筹备委员会)为旗帜。
  4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简称高司
  高司是于保守派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组织成立二个月后,于19661015成立的。
  最初,中共湖南省第一书记张平化也被聘为高司顾问,但不久即被高司宣布开除。
  成立大会上。时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华国锋到会祝贺,并高呼向英雄的红卫兵战士致敬
  高司的主要负责人是詹先礼(中南矿冶学院特冶系金属物理专业661班学生、党员),其他负责人有余定成、黄绍贤、王吉贤、王占中、龙会光,都是大学生中的造反派红卫兵。

整个高司组织,都是由长沙市高校的造反派红卫兵所组成。其中包括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中南矿冶学院总部矿冶文革联合会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湖南大学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沙铁道学院总部湖医八·一五红卫兵·一三红卫兵湖南农学院延安公社、湖南财贸学院东方红文革委员会等属下组织。
  高司是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的多数派,也是湖南造反运动的始作俑者。
  是他们在1966年的长沙市委机关大门前的·一九事件中,成为受到省市委的镇压的受害者,从而最早点燃了湖南的造反有理火把;《人民日报》于1966823发表的《工农兵要支持革命学生》社论中,便直接点明了长沙发生了镇压学生运动的错误事件,而对这些大学生们给予了声援。

又是他们将高校中的多数大学生组织起来,与保守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对抗;也是他们积极帮助湖南的工厂企业机关单位中被打成新右派的工人干部,向中央反映情况,促使这些工人干部得以平反;同样,也还是他们帮助工人农民群众组建了自己造反组织。
  但是,不幸或有幸,自进入大夺权的1967年后,高司便与其从前的盟友即大多数工人造反派组织,在如何夺权与如何分配权力的问题上,发生了矛盾。

问题的实质是:究竟由老资格的造反组织高司领导人为湖南省夺权后的中心,还是以新崛起的工人造反派组织为核心
  矛盾终于导致了分道扬镳的大分裂大内讧。
  以赞同或反对召开批判省委第一书记并夺权的“1·15大会(即元月十五日大会)为分水岭的矛盾,最终演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新一轮派性大战。
  在新一轮派战中,有些高司成员从中退了出来,加入到反高司的行列,如后来与它对立的高校风雷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矿冶井冈山兵团矿冶井冈山公社等,均是它原成员中杀出来的学生所组成。

但,自始至终,在湖南高校中,高司却始终是多数派,即便后来被打败了,他们的势力却仍能对各高校发挥影响。

这之中,固然有其得到省委部分领导与省军区的支持有关,但其以詹先礼为首的负责人的领导才能,确也有着重要作用。
  在全国范围内,首都红卫兵二司、湖北的三新(新湖大、新华工、新华农)、重庆·一五、成都的红成、浙江的红暴、哈军工红造团、西安交大文革筹等老造反派红卫兵组织,都与高司有着联系。
  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驻长沙联络站,是反对高司而支持工人造反派的。但,首都三司下属有些组织,却公开支持了高司
  毕竟,高司是一个老造反派组织,所以,后来支持与反对他们的势力,也显得很复杂曲折,并非象第一轮派战中那样,造反保守,阵线分明。
  在19678月,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决定下达后,本巳拥有数十万工人群众的工联湘江风雷等造反派强大势力,因得到中央的明确支持,气势更是再上了一层楼。

同时,新保守派阵营则顷刻瓦解。
  拥有二万多名大学生红卫兵的高司,在几十万工人造反派的面前,自然巳属孤掌难呜,在坚持了一个月左右后,便自行解散了。
  在这轮派战中,高司其实本还有过能保不败的机会。当时,新崛起的以产业工人为主的工联造反派头头,还是认为高司红色政权保卫军是属性质不同的组织,也认高司是老造反派。

因而,曾向高司方面传话联络,抛来橄榄枝,要求高司放弃对湘江风雷之外的造反派组织的攻击,而一道携手,再创联合,共同夺权。
  但是,可能是大学生因年轻而特有的傲气,只认为真理都在自己手中,不能够全面审视问题权衡利弊,没有任何中庸之道的理念,而追求全面彻底的胜利;加之,又得到省军区方面的支持,所以拒绝了工联方面提出的合作方案。

从而,使工联只好成为它那你死我活的强硬对手。
  是不是学生就具定只能象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只能起先锋桥梁作用,而不能长期担当政治领导人呢?

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几大领袖如蒯大富、王大宾、韩爱晶、谭厚兰等,毛泽东曾想培养他们做国家级的接班人。

可是,观察了几个月后,毛泽东对他们失望了,得出的结论就是:

虽然你们今天能打倒别人上台,但,明天你们又会很快被别人打倒。

最后,弄得毛泽东只好派出军队去接管被蒯大富们一时掌管的学校。
  显然,学生或纯粹的知识分子确有一个通病,就是行事总想索取最好的结果,而不是追求最可能的局面,缺乏对的准确把握能力。

文革中如此,1989年学潮中也是如此。

学潮发展到五月十二日时,学生运动的作为虽已很激进,所创民主氛围也很大了,但尚能为各方接受,可惜,高自联的头头们没能把握好分寸,一味仍只进不停。

最后,事情由极端走向了反面,导至了悲剧的发生,已创民主的丢失。
  詹先礼,虽然作为湖南高校老资格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高司的主要领导,在湖南文革史上是一位名人,但他本人的故事却并不很多。

他原是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大学)特冶系金属物理专业661班学生,做学生时就已是中共党员了。

作为保守的红卫兵组织红色政权保卫军的强大对立面,詹先礼则担任了属造反派阵营的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高司)的第一号头头。
  詹先礼能被推举到由两万多能说会道的大学生造反派红卫兵集聚的组织中,担任一号指挥员,除了他的组织才能与当时颇为激进的造反观点之外,他所具有的中共党员身份,无疑也起了重要作用。

当时,造反派们虽然要造党委的反,但偏偏他们又很希望自已的组织领导人没有政治问题,尤希望是中共党员为妥,以免被对方保守派抓辨子

这也是文革造反运动中的一种奇特现象。
  在与工人造反派组织一道摧垮红色政权保卫军等保守组织后,詹先礼及其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高司),与工人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发生了严重政见分歧,结果在经过几个月复杂曲折的较量后,也步红色政权保卫军的后尘,被工人造反派组织打垮,而基本退出湖南文革的舞台。
  詹先礼在文革后进入了工厂,并一步步做到了湖南的一家大型国有钢铁企业的党委书记、总经理、董事长。四人帮垮台后,很多人都以为詹先礼会当上湖南省级的领导人,因为,文革中期,他作为造反派的对立面组织的新保守派一号头头,与其所支持的省委某些书记的关系很不错,造反派垮台了,他应能出头了。

他所在的那一派中有个盟友组织的头头刘某,在四人帮垮台时,确曾得意洋洋地宣称过:

现在该轮到高司的詹先礼当中央委员、省革委副主任,而我也能弄个省革委常委当当的时侯了!
  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大概,詹先礼虽说在文革中期保过一些省委领导,但他们的红色政权保卫军还是有区别的。

红色政权保卫军要保的是整个党委及其领导,而詹先礼与高司所保的却只是那些支持自已组织的党委领导,若不支持自已组织,詹先礼与高司却是不会保的,相反还要打倒。

例如,对当时支持工人造反派的章伯森(省委侯补书记)、华国锋(时为省委书记)等,詹先礼与高司则是定为要打倒的对象。

毕竟,詹先礼与高司在文革初期,是湖南造反派红卫兵的旗帜,而不是保守派的代表。
  后来,詹先礼能做到大型国有钢铁企业的厅级老总,则相当原因是他的才能所致,其中,也因他大学所学的专业就是冶金。
  5省红联”——“湖南省红色造反者联合筹备委员会
  196728在省军区的支持下,由高司长沙地区公检法夺权委员会12个组织发起成立了湖南省红色造反者联合筹备委员会省红联)。主要成员有:
  高司、毛主席的真理军、湖南革命工人造反军、毛主席故乡红卫兵、贫下中农造反军、湖南公检法革命造反司令部、长沙地区公捡法夺权委员会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沙造反有理军(钢长造)等。
  这些组织除高司钢长造公捡法以外,均人数很少,影响很小,几乎没有什么战斗力,有些组织如毛主席的真理军毛主席故乡红卫兵等,则均系原长保军下级组织的变种。

省红联的任务就是在肃清湘江风雷流毒的口号下打击、排斥其他造反组织,筹备和实行夺取湖南省的大权。
  省红联1967329,向中央上报了成立省革委会的三结合的名单,草拟了《夺权公告》。在这个三结合的夺权名单中:
  省军区方面为:龙书金司令员、刘子云副司令员等7人;
  省市级领导干部代表为:万达、华国锋、孙国治、李照民、郭森等5人;
  工人代表为:刘秀英、刘正良、唐兴国3人;
  农民代表为:毛泽容、罗迭开、欧国轩3人;
  红卫兵学生代表:詹先礼、黄绍贤、谌善山3人;
  另还有民兵、政法、新闻、省委机关干部代表等5人。
  但是,省军区指导支持下的省红联,却遭到了大部分老造反组织、特别是各大工厂的造反派集团的一致反对,经过大半年的特别是19676、、8、三个月殊死的斗争,终于在同年727中央表态支持造反派后,省红联被迫解散。
  不过,在新保守派省红联阵营中,除了有高司这样一个的的确确的老造反派组织外,之中,也还有一个货真价实的强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成员:湘潭市革命工人造反联合委员会(革造联)。
  湘潭是毛泽东的故乡,离湖南省省会长沙市不到50公里
  湘潭市革造联是在第一轮派战中,由大学生红卫兵们即后来的高司支持而成立的工人造反派组织,是能控制湘潭局面的强大势力。
  湘潭革造联的主要负责人叫兰云飞,原是有近万工人的国营湘潭电机厂的党委宣传部部长。

然而,在文革初的19669月时,兰云飞被省委打成了当时全省的第一号大右派,并遭到拘押。
  后来,是长沙的大学生红卫兵,根据中央在10月下达的紧急通知精神(即不允许在文革运动中将群众和干部打成右派的中央文件),卖力为兰云飞平了反。

自此,兰云飞不仅加入到造反派的行列,而且怀着对高司红卫兵的感恩心情,便在湖南的第一轮与第二轮的派战中,都率领以他为首的湘潭革造联,坚定地站在了高司一方。

因而,他与他的湘潭革造联,便也成为了新保守派省红联一个支柱。
  所以,对文革中的群众组织的性质区分,确是件很复杂的事,之中,不仅不能只按其所宣扬的表面口号来识别,而且也不能不按其在不同运动阶段的作为来划分认知。
  (三)湘派
  湖南省与长沙市的工人造反派组织,有二个集团代表。
  前期是以湘江风雷集团为主,后期则是以工联集团为主。
  以后湘江风雷工联之所以又成了派别的简称,是因为在第三轮派战中,湘江风雷工联又各自代表了某一集团的利益,被称为湘派工派,虽然,他们全都是造反派工人组织。
  6湘江风雷”——“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湘江风雷挺进纵队
  湘江风雷19661014,由长沙市一中教师叶卫东、银星电影院美工张家政等人发起,在首都三司组织部负责人沈爱莲和李党育的直接帮助下,于北京成立。
  其领导成员为:
  政治部主任叶卫东,(团员、教师)
  组织部长李敬林,(党员、原航运政治指导员)
  宣传部长李仲昆,(干部)
  联络纠察部长李铁凡,(党员、工人)
  后勤部长赵南西,(工人)
  办公室主任柳梅青,(党员、工人)
  接待室主任黄长春(团员、工人)等。
  时年二十六岁的中学教师与能言善辩的叶卫东,是湘江风雷的代表人物与主要首脑。
  该组织建制为四级机构。总司令部——战团——支队——队。
  战团级的主要组织有:省航运局的卷巨浪、长沙纺织厂的缚苍龙、建筑工人为主的红旗、二轻系统的金猴、省制药厂的湘药、湘中供电局的红色、教职员工为主的鲁迅、下乡知青为主体的山鹰与商业系统的财贸战团等。
  湘江风雷总部及各战团、支队负责人,绝大部分是在文革初被打成了右派”“黑鬼”“反革命的工人与普通干部,如叶卫东、罗新发(省航运局副局长)、李铁凡、李敬林、长沙纺织厂缚苍龙战团的王天保、金猴战团的陈本望等,都是当时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所作的“9·24”抓右派动员报告后,被打成的大黑鬼现行反革命
  湘江风雷系全省性的以工人、干部为主体、同时包罗各种社会成份的造反派组织,在省内的衡阳、株洲、邵阳、常德、湘潭、岳阳、沅江等地均有总分部,该组织庞大,高峰时成员竟达百万之众,且人员构成复杂,思想和行为也都较为激进,其左翼,则与以后成立的激进组织省无联一脉相承。
  湘江风雷当时在全国具有很大的影响。河南的·公社、湖北的钢工总、广东的旗派、重庆的反到底、江西的大联筹、广西的·二二等造反组织,均与其有着密切的联系。

首都三司北航红旗是该组织初期的指挥和参谋,甚至首都三司的洪飚(郭翠琴)还参加了湘江风雷
  196610湘江风雷成立时,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也曾被聘为该组织的顾问。
  1967年中央文革·批示后,该组织曾一度被取缔,大小头目数万人被抓捕拘押。当时,是原保守派人员带路,省军区战士则荷枪实弹动手抓捕。抓人之多,使监狱、看守所容纳不下,甚至省军区礼堂、长沙的几家巳无电影可放的电影院,也被用来作临时拘留所。
  后来,到1967530,其总部正式恢复,其组织也公开活动。中央撤消·批示后,84召开了庆祝翻身大会。再后,其组织左翼,组成湘江风雷接管委员会,加入激进的省无联,致总部负责人中的张家政、李仲昆、陈本望等,再次被抓,并被判刑。
  湘江风雷组织的活动,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其于196610月在京成立起,至196724夜被省军区奉中央文革指示而摧垮时止,约三个半月。
  在这期间,该组织人数发展极快,竟达到百万之多;其影响,在湖南全省也是到了举足轻重的程度,甚至连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都要与湘江风雷的负责人商谈处理全省运动的事。
  第二阶段,则是自1967810,中央发文为湘江风雷组织平反、称其为革命群众组织后。至1968124,中央领导人批判湖南省无联组织时止。
  在这期间,湘江风雷内部分裂成为两派:以总部主要负责人叶卫东为首的主流稳健派,站到了省革委会筹备小组一方;而以总部第二号负责人张家政为首的少数激进派,则以湘江风雷接管委员会的名义,参加到反对革筹小组的省无联一方。
  结果,后来,叶卫东被中央任命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而张家政则被长沙市公安机关军管会抓捕、并判刑20年。
  在湘江风雷问题上,中央文革曾就湖南省军区的一份报告,发出过一个批示(因是在196724下达的,故被称为·四批示)。在这个批示中,中央文革命令省军区对湘江风雷的反动头目,应采取专政措施

从而,引发了省军区竟能在文革运动当中,大规模地镇压抓捕造反群众组织成员的事件。
  当时的中央文革,为何竟然下令镇压自己天天在喊着要支持的造反派组织?

为何下达这样一个显然与毛泽东进行的文革战略相违的·四批示

对此,不仅当时的造反派们深感迷惑,就是在今天,也还难使人明白。

只是,后来毛泽东在中央为湘江风雷平反的文件中,批示过的一段话里,责备了中央文革何必匆匆忙忙根据一面之词,发出二·四批示呢?

似乎是批评中央文革没有对事情调查清楚,就胡乱行事的意思。
  湘江风雷的负责人叶卫东,其实是一个性格比较谨慎的人,如果不是他所在学校党总支与工作组,将他打成为一个什么右派,他本来是可以做好一个教师的。

文革造反的风浪,将他推到了一个他不能胜任的高位,结果,虽然使他进入了湖南省的历史,但他本人却为此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四人帮垮台后,他第二度入狱,并被判刑。刑满后,有关部门则仍使他继续了一段教书生涯,使他总算有了一个安定的晚年。
  7井冈山红卫兵”——“湖南井冈山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井冈山红卫兵19661028成立,其主要成员都是中学生,主要负责人谢若冰(女,预备党员、一中学生,时年19岁)、谢东子(12中学生)。
  时年仅十九岁的谢若冰,在文革初期的长沙,是一个几乎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

一则,她是湖南省唯一于1966818在天安门城楼受到毛泽东接见、并在谢的笔记本上莶上毛泽东题名的红卫兵;二则,她创立了敢闯敢造反的以中学生为主的井冈山红卫兵司令部,在文革中,二次领头封闭了省委机关报《湖南日报》社,从而二次掀开了湖南造反运动高潮的序幕。
  谢若冰出身于一个高干家庭,其父母都是湖南省厅级干部。

照理,她本应是属于参加保守派红卫兵的对象。

然而,文革初期,作为长沙市一中高中学生、并已是中共党员的谢若冰,却被驻学校的文革工作组打成了准反革命,被列入了工作组的黑名单。

不知是谢若冰的直言性格得罪了工作组?

还是因谢的父亲由于属湖南省原中共地下党系统的干部遭南下干部为主的省委的排挤,间接所致?

反正,1966年的8月,谢若冰是被文革工作组整得只能跑到北京去告状了。
  而,这一状不仅告灵了,伟大领袖都接见了她,并且,让谢若冰更是开了眼界,接受了红卫兵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观念薰淘。

所以,她一从北京回长沙,就不仅不与保守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为伍,反而组建了一个专造省委市委反的中学生红卫兵组织井冈山红卫兵司令部
  在文革造反初期,工人出来造反还是不敢的,就算被单位领导打成了反革命、或右派分子,也只能心里不服而已。

所以,当时的大学生红卫兵高司,与中学生红卫兵井冈山红卫兵司令部这两个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在湖南省便有着很大的影响的。

作为一个女中学生的红卫兵司令,敢作敢为且飒爽英姿的谢若冰,更是在工人造反派中有着很高的威望。
  19678月湖南武斗高潮之际,周恩来总理点名命令让进入湖南支左的47军军部派人护送时年仅20岁的谢若冰上京,参加向中央汇报湖南文革情况的代表团。

之后,谢若冰成为了中央任命的、包括华国锋与解放军47军军长黎原在内、只有十几个人组成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
  1968年省革委会正式成立后,谢若冰却只做了一名省革委委员,而很多人都以为她至少应当省革委的常委,甚至当副主任也有资格。

之所以如此,一则是工人造反派代表已成了当时的左右时局的力量,作为中学生的谢若冰,其份量已不太为主湘的47军军部重视;二则,是由于谢与当时受整的极左派红卫兵头头们(均为大、中学生)有一些私人友谊性往来,受到了牵连。
  1970年,谢若冰在受到一连串的审查后,她进了工厂,当了一名工人。
  1974年的所谓批林批孔运动与1976年的批邓反右运动中,很多造反派工人都希望尚只二十多岁的谢若冰重出江湖,但她终于忍住了,安心当她的工人,并读书求学。
  因而,由此她得以在四人帮垮台后,没有陷入其他那些当年的造反战友们所受的挨整境地,相反,接受了高等专业教育,从而具备了一名电脑工程师的资格。
  现在,作为一家大型电脑软件公司的老总,虽然,谢若冰此时她在IT业的名声,远不如她当年做红卫兵司令时响亮,但她却绝对是活得很有质量,且有滋有味。
  8青年近卫军”——“誓死保卫毛主席青年近卫军
  青年近卫军的出名,与保守派的红色怒火类似,因为它也是一个准暴力的组织。

只是,它属于造反派阵营,倾向于湘派,并且在发生两派武斗事件之前,就巳颇有势力,人员远比红色怒火多。
  青年近卫军19661124成立。其前期负责人因湘江风雷被镇压之事,后不再出山。

中、后期的主要负责人,便改为谭海清(人称海司令)。其总部其他负责人为易国其、熊玉林、王赐璋、王文辉、罗春辉、朱国良等青年工人,其成员则全部为二十岁左右的青工和中学生。
  在文革全面内战文攻武卫阶段中,该组织几千人,全都荷枪实弹,武器装备齐全,而且大部份成员,都身着只没有红星领章的正式军装(由支持他们的军队院校造反派所赠送),甚至还拥有反坦克炮、六零炮等重兵器。

整个青年近卫军组织就等于是几个团的准军事部队,它以勇猛、敢战著称,因而,在武斗中,它的成员死伤数均高于其他群众组织。

其下属的闪电兵团申自来纵队钢三连红色尖刀排飞虎连决死纵队等,都是专业武装团体,有着较强的武斗实力。
  海司令在文革中的湖南与长沙,也是一个赫赫大名的人物。

青年近卫军的名声,也是在他领导时,才大了起来的。
  谭海清(海司令)是一个建筑工人,时年24岁,为人豪爽,文革前在单位时,还当过先进生产者

由于他领导的青年近卫军在湖南文革的文攻武卫期间,享有盛名,竟然连中央领导都知晓了他的情况。
  19677月中旬的一天,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居然打电话给进入湖南支左的47军军部,指名让他们立即通知并护送海司令谭海清,乘机前往北京,参加湖南省各群众组织停止武斗的谈判。
  19679月初某日,奉周恩来总理电令,赴武汉参加一次湖南造反派负责人与省军区负责人的和好会议,会中,周总理曾对谭开玩笑说:

海司令,如果让你去担任湖南省军区司令,你这个'司令'能不能胜任?

会前喝了不少酒的谭海清,竟醉薰薰地胸脯一拍:

没有问题!

周总理对谭的回答先是一愣,后又大笑,并指着谭说:

照你现在这模样,当军区司令,三天就会倒台。
  1968124,中央一批领导人接见湖南造反派赴京代表团,指责批判湖南省无联时,江青同志突然在其他领导人说活时,插进一句:

还有什么青年近卫军,让它到苏联去吧!
  就是这句话,决定了青年近卫军的命运。
  本来,这个组织的名称,确是仿效苏联卫国战争时的青年英雄团体青年近卫军而搬来的,但,这只是一种崇拜英雄的理念所致,而与苏联修正主义是无关的。

1968124后不久,青年近卫军便宣布解散。
  当时,在其解散宣言中,有这么几句口号:

苏联不去!山头不留!继续紧跟毛主席闹革命!
  之中,有不满,也有无奈。
  青年近卫军在湖南长沙造反派组织中,虽然名气很大,但是,最后在成立湖南省、长沙市的革命委员会中,该组织却只有其中一名负责人熊玉林,进入了市革委会,做一名委员。
  海司令谭海清,不仅没能进入省革委会,反还因一件涉嫌要他负责的、其组织成员在武斗中一件虐杀俘虏致死命案,在省革委会成立前,即被拘押,关了近十年,后判了七年刑(关押10年,却又只能判7年,对这多关押的3年时间,怎么说?海司令确也曾向公安、法院提出过此问题,但别人只能对他笑笑,无言可说,也无交待处理。这也算是有关文革中的怪事一件)。
  出狱后,谭海清便以开饭店谋生。

但因其太讲江湖义气,结果,各路朋友常来吃饭,却不付现钱,欠着,最多打个白条,所以最终,只能亏本关门了事。

之后,他又开办过公司经商,才有了些成就。后因病,于1997年去世。
  9孙大圣”——“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孙大圣挺进军
  它是由省水电系统的青年工人和青年技术员所组成,于1967214成立,即中央文革·四批示后的第10天。

负责人邹定国、叶财宝。其组织不大,但它成立的意义非同小可,它是在二月镇反的阴风惨惨中诞生的,它表明了造反派工人对二月镇反的不满和反抗。
  邹定国是一个时年仅二十四岁的水电勘察队员,后来,在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他被中央任命为省革委会常委。

当然,四人帮垮台后,他没能逃脱被撤职清查整肃的厄运。
  10长沙工人”——“长沙工人联合革命委员会
  长沙工人196741成立。

它由区属工交系统的红岩兵团、二轻系统的飞虎兵团、粮食系统的红总站、外贸系统的革联狂飚战团等造反派小组织联合组成。

其主要负责人:周喜庆(铁路工人、党员)、李建军(工人、党员)、张楚梗(工人)、吴超人(工人)、范令龙(工人)、熊长庚(工人)、杨炳文(教师)。
  后张楚梗成为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并做过省革筹小组的成员、省革委委员。
  该组织属于湘派的正统派,实力不大,因为,长沙市的工人造反派,后来不是属于湘江风雷,就是投奔工联等组织了。

但是,由于该组织在湘江风雷被镇压期间,敢于出头与新旧保守派组织作斗争,并敢于抵制省军区的压力,因而,虽然组织不大,但前期影响却有过一段很风光的时侯。

所以,后来成立的省、市革委会中,也都留有他们几个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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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文集|联系作者|责任编辑:K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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