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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流勇进 74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6-21 点击数:172次 字数:

74

 

文化大革命是什么?

318康生在北京接见安徽省代表团时断言道:

“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和内战的延续,也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阶级斗争的延续。”

江青补充道:

“这也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的。”

此时,全国已有十八个省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浙江省或许将成为下一个响应的省会。

革命委员会,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各级政权的组织形式,简称革委会

1967上海首先发起一月风暴夺权运动,由群众组织夺取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各级政府的权力,组织一个效法巴黎公社的大民主政权机构,由张春桥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以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全国各地效仿,纷纷夺权,各地组织的新政权名称并不统一。

毛泽东认为上海公社的名称不好,发出了最高指示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于是这半句革命委员会好成为全国必须遵守的法律,全国各级政权,从省一级到工厂、学校的政权机构全部改名为革命委员会。

革命委员会实行一元化方式,取消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分别,合为一体,人员采取三结合方式,即包括有部分没有被打倒的革命干部,群众组织代表,和工宣队农宣队或部队军管代表组成(全称为《工人(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主要是进驻机关、学校和文化事业单位的工人贫农、下中农的代表)。

在这种机构中,干部由于熟悉业务,一般负责日常业务,工农兵代表掌管大政方针,群众组织代表维护本单位下层人员的利益。

到了文化革命后期,工农兵代表逐渐撤出革命委员会。

随后,1978年宪法进行修改,第五次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于1979年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若干规定的决议》,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改为各级人民政府。

至此这种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终告结束。

 

革委会是文革中出现的新生事物,但凡新生事物总是有人唱赞歌也有人唱反调的。

文革中的革命委员会是派性斗争的产物。

春秋无义战,这句话也完全适合文化大革命的斗争。

前阶段,大家争谁是真正的造反派

待到造反派中央确认了,保守派并不服气,事情并没有完。

后阶段,造反派开始倒楣,一个个被揪出来,不是阶级异已分子就是打砸抢、就是林彪有关的人和事

帽子拿在掌权者的手里,合不合适没关系,不合适给你换一项还不行?
  革命委员会是什么东西!

恐怕至今还没有人这么说过。

打自上海构建上海公社开始,一个在全国范围内的夺权斗争便开始了。

夺谁的权?

说来也许是政治笑话。

走资派被一个个打倒了,靠造反起家的虽然大有人在,不过山头太多,一些小毛贼摇身一变成了山寨王,给不给我位子?

军队介入,来了个三结合,真难为了战无不胜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让他们犯错误的土拨鼠都是派性尖子,都是造反起家的当代阿Q

他们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一旦黄袍加身,什么事干不出来!

记得江西委员会一成立就抓阶段斗争,清理阶级队伍,叫三查

中国近代史上最扭曲的一页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留给历史学家吧,我只说革委会的成立明目张胆的排斥异已到撕心烈肺到惨绝人寰批斗都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光说一个反共救国军,几多人死于非命

这是连当年健在的蒋委员长也不曾料到的。

历史上哪一个朝代,哪一个王朝有过不经过任何司法程序就揪斗,就捆绑,就吊打的刑事法则?!

一个农村妇女×县革委会去闹口粮,一不小心走进了小食堂。

革委会主任正在大吃大喝,农妇见了骂道:

“老娘连饭都吃不上,你吃的这么好。”

说着一下把饭桌推了个底朝天。

主任拍案而起,说了一句判她十年便扬长而去。

文革后平反冤假错案时,这个被判处十年劳改的罪犯竟无一字记录。

这都是谁造的孽?!
  革委会成立的时候,我被从北京押回原籍,投入集训队

集训队关押了140余名罪犯,从挂的牌牌上看,大多是现行反革命之类。

我被编进二队,属青壮劳力,每天抬大石头,砌电站排水沟

十米开外站着持枪的武装民兵,那枪可是上了子弹的,有他们时常走火为证。

走火是假的,不过是恐吓这伙罪犯而已。

和我在一起的有几个走资派,他们是待解放的对象,听说比较优待,可以接受家属的衣物,可以抽抽烟,但作息时间是一样的,每天也累得够呛。

关押期间,专案组常常来审问。

一天,来了几个军人,把我叫去,问了几个怪问题。

第一,你在北京都接触过什么人?

第二,谁供你北京的吃喝?

第三,听说你文章、书法不错,请按指定的范围留下墨宝

由于白天审讯可以免去劳役之苦,所以,我总是乐意奉陪

我的检查大概有好几万字,文革后想找回,但谁也不说在哪里,实在非常遗憾。

关了几个月,没有一个字结论,说我是小爬虫,这也是文革中的政治术语,小爬虫就小爬虫吧,口粮照发,工资照发,不让上会场,没有公民身份

打倒四人帮之后,我们场的革委会主任被判无期徒刑,死在了监狱里。

革委会也理所当然地寿经正寝了。

而我,居然还活着走出了文革为我设置的有形与无形的牢狱,成了一个自由人

第二天,是村里赶大集的日子,革委会决定对以林茂为首的地主分子兼农业学大寨的现行反革命和其他几个地主在大集上游街示众。
   
一大早,这些游街示众的人到齐了,有个曾是国民党七十四师武术教练的人,还有三个地主一个富农,还有一个曾做过保长的坏分子,还有一个就是被民兵从革委会东屋押解来的林茂。

民兵们拿来了二尺多高的纸帽子,这种用高梁杆与报纸扎的帽子工艺不错,是曾在文革前扎制过纸人纸马等祭品的传播迷信坏分子亲手制作,并且用自家的材料义务工制做,由于做得认真巧妙,被革委会认为态度较好而经常免除他的批斗会和游街。

这七个被游街示众的只有六个纸做的工艺品,而多着一个抹满了鲜人粪的条筐,上面贴着一张白纸,上书现行反革命,地主分子林茂……”
   
游街从集东头往西行进,排在第一位的国民党军队武术队长,戴着高帽,上书历史反革命分子××”,他手中敲着一面铜锣,后面就是带着鲜人粪筐的现行反革命林茂,那粪筐扣在头上,大粪沾满了林茂的口眼五官,脸死灰般地鱼贯而行。

赶集的人,早已司空见惯不以为奇。

无人驻足欣赏主任创意并导演的杰作。

人们视若不见,匆匆忙忙地赶集回家。

主任双手握住棍子在队列一边大喊口号:

打倒现行反革命××”那七个游街人就举起左手高喊如是。

三个来回之后,才解散,其他分子们回家,曾干过木匠的林茂从此被安排在村革委做村里集体财产的维修工作,没有报酬,没有休息,衣服后背上背着一块缝牢的白布,上书现行反革命兼地主分子字样,一直持续了三年,在断了胳膊的老婆子死亡之后。

那地主反革命分子兼木匠脸上一副未老先衰神情麻木无喜怒哀乐的表情,在革委会解散后又重新成立大队部时与主任同一天被新政权遣散回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戏剧性的巧合。

一九七0年是子文一生中很难忘怀的年头,并且是唯一的一次政治事件象灾星落到他的头上。

子文在村南大队的磨场中干活,机磨房共有三人组成,一是机器手,只管开机器修机器——一台体型巨大却仅有功率只有十一马力的柴油机,但全村没人办得了这活,只有他;另外两个青年人专管着机磨,子文是负责收粮过秤记帐又兼看磨看粉碎机的人。

这件工作,不是村革委指名要的,而是村革委向生产队要人,队长因子文身体单薄干不了重活而被派去的,这使子文很满意。

村中与他同时下学的人,有的当了赤脚医生,有的进村校当了民办教师、农机站、供销社等令人羡慕的行业,可是做为已论为三等农民的子文,屡遭压抑,自己不再抱任何希望。

现在干上了磨场,虽说远不及上述几种工作好,但比在生产队学大寨还是好得多。

子文珍惜这一工作岗位好好干活,原在生产队,仅是一个生产小队二十个人家的人在一起,可到了磨坊,全村各队的人都来磨面,饲料,他的接触范围扩大了许多。
   
夏天的一天傍晚,子文与母亲已吃晚饭,身材高大粗壮的民兵连长突然到子文家说:

“××,今晚你到村革委开会!

开什么会?

“到革委就知道了。

连长阴沉着脸就走了,子文想自己成了大队工了,到村革委开会也是正常的了。
   
到会场后,已有许多年轻人早到场了,也不知什么会议内容,也没多想。

但有一个问题使子文感到很奇怪,已来开会的人,全是村里的地主、富农的女子!

有几个年龄比自己大的人还都因成份而说不上媳妇正打着光棍。

疑惑中,使听到门外那有特殊节奏的走路声,大家知道,革委主任到场了,人们精神立刻紧张起来挺起身子坐好。
   
主任进门后三足鼎立站好、清清嗓子,以很响亮的声音讲话了:

最高指示,每个人都在不同的阶级地位中生活,无不打上级阶级的烙印!学习班上,今天又添了一名新成员×××,就是在娘肚子中打上阶级烙印的。大家都知道,他并不姓现在的姓,他如今的家也不是他的家,他是我村乃至本县最大官僚地主永茂堂的直系后代!他生活在贫农之家,身上流着贵族地主的血液,就是阶级敌人的血液!土改时大地主老婆生了他,为了使他长期地终身地混进贫下中农行列,潜伏到革命队伍中间,竟把他送给了贫农成份之家,阶级敌人的用心何其毒也,手段何其辣,阴谋何其隐密!十八年来,他竟以贫农子女的身份上了小学又上了中学,要不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他们的真面目,这人说不定还要上高中、上大学,做官掌权,继续统治贫下中农,那还了得!那就要红旗变色,政权旁落,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啦!幸亏革委会对这一严重事件发现得早,今天将该人员补上,从今后按时来参加可改造子女学习班的政治学习!写出心得……”

子文站起来打断他的话:

你凭什么把我列入地富子女?土改时人民政府划成份都没这样划分,你怎么就能这样划分?我不承认,也不来开会学习!

说罢欲起身走出会场,但门口就拦着那五大三粗的门神爷般的民兵连长,村里的民兵连长,就是国家的军委主席,至少是个国防部长,只要革委会决定了,他就指挥民兵或亲自动手吊人关人打人。

子文僵立在门口对大家说:

全村都知道,我生下来没吃一口奶立即送了这家,我怎么就打下阶级烙印啦?再说我生身父母还是过江南下干部,他们也不是地主成份!

主任大声喊:

你别张狂,你在娘肚子中就打上阶级烙印,骨子里就无产阶级革命充满仇恨,你平时就不安分,出风头,显能,暂时还没查出你有没有反革命言论和行动才把你划到可教育子女,如再不服从安排,就不是这样处理你了!子文在极大气愤中,站在门口,主任又宣读了几条最高指示,又拿出报纸学社论,又讨论发言,每个可改造子女都要发言。子文拒绝发言,主任最后宣布:将这人划到地富行列中,进行改造,再不听就可以揪到台上批斗,戴高帽子游街,再不行就劳动改造!就这样,子文一边参加可改造子女的富子女学习——那社论文件一句也听不见,只谋算着摆脱这种倒霉的局面,抵抗着这突如其来的飞来横祸,这场政治灾难是他一个刚踏上社会的年轻人的灭顶之灾。一个成份的名称,足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存环境,甚至整个命运,包括地位、生活、婚姻等。更要命的是主任的这一决定,给子文母亲无疑是狠狠一棒——他公开了非母亲所生的隐私!这使母亲痛哭欲绝,一病不起,为她后来患绝症死亡种下了病根!在母亲病重的那一天夜里,子文从学习班归来。老人家仍在炕上呻吟不止,子文没进自己的那间屋子,就睡在母亲的土炕上,并给她按摩那孱弱的病身子,他揩去她的泪水,俯下身来,装出一副平静之态对她说:娘,你无须为这件事被公开而忧虑和痛苦,其实,自小我早就知道自己的身世,这有什么?生身母生下我就去了新疆农场,我都不认她,她不认识我,她在无奈中无法尽到母亲的责任,而您会出了比其他母亲多少倍的辛苦把我喂大、养大,——把我向人家女人讨奶水,省吃偷用嚼干粮喂我这种喂养比有奶的母亲更难,更何况,那家人子女众多,而我跟你生长却是独子,你对我既是娘又是恩人,你应对我信任,我不会因知道了自己的身世而产生其他想法,你一定信任我!

于是子文拿起了笔先给中央文革小组发了第一封信,第一段写了自己生下就送给贫下中农的身世,第二段写了他整个家族确实大地主,但生身父母也不是地主,连爷爷也是在解放前就从国外留学回到祖国被国家派往西藏政府的翻译兼秘书,应当是干部的事实。

第三段写了村文革委主任给予的不公正待遇,请求中央文革小组给他落实等等。

过了不到一个月,公社革委会来人把子文带走,公社革委会里有两个很有派头的人,说他们是县革委来的,奉中央、省革委等上级批示来落实子文目前的政治待遇,他们认为子文应该按贫下中农子女待遇。

子文听了那两个人的话,又激动又高兴,那两个干部走后,走进了主任,他对子文严肃地说:

你回去老老实实回生产队干活,不准乱说乱动,过去村革委把你列为可改造子女是对的,是革命的需要,是正确的,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现在给你重新恢复贫农子女地位,也是革命需要,也同样正确的,你不要把尾巴跷到头上。从明天起,你也别在大队机磨干了,还回生产队吧!

子文什么也不说就走出公社革委大门,心中轻松了许多,但还是对革委会主任充满了仇恨对他倍加鄙视。

刚干了三个月的大队机磨工又失去了,子文重新与比自己大的比自己小的人们,操着农具出着牛马力,面向黄土背朝天在祖祖辈辈曾经流过汗水的土地上流着汗水。

村里人对这件事本来议论纷纷,什么心态什么观点都有,但他给中央写信的事,还是被人们传得神乎其神,把事实传的没有了边沿,有的说他去过北京见过文革小组的领导,有的说他是他们家庭在外边的人有大人物,直接向中央告了状,更多的说文革组长在百忙之中偶然发现了子文的信,就打电话给省、省传到县、县派人到了公社革委的。
   
事情似乎结束了或改变了,可这一政治事件的阴影却牢牢跟定了子文,他失去了大队工作岗位,更令人气愤的是在之后这几年时间正是子文谈婚论嫁的年龄段,本有几个门户相当的人很般配的大闺女,各方面都没意见,事情都快成了,却因打听到此事以后,就谢绝了这种婚姻。

那年月女孩子热心找军人找工人找吃公饭的人,之后才是赤脚医生民办教师等人,最后才从生产队农民当中择优——成份高的除外。

真真正正的贫下中农子弟还排队等待配偶,三十多岁四十多岁、五十多岁的光棍村里有的是,女人找农民可得好挑一挑。

可就因子文曾经——曾经而已。

曾经被文革主任定为可改造好的地富子女,人们宁可多一份顾虑,也不愿相信主任的认定是错误行为,于是好几个姑娘为此拒绝了这份婚事,象筛下的沙子一样被封埋……,最叫子文终生难忘的还不是名誉和婚姻的失败,更叫他意料不及的是,在《沙家浜》剧组和在花房教唱时交往那么多青年男女与他开始疏远、冷淡,还有的开始躲躲闪闪,这使他伤心极了。
   
从此,主任拿着这件事做文章使子文在工作,前途各方面屡遭挫折。

这年夏天,县烟草公司成立文艺宣传队,决定以本年度招工指标的方式考试招工,经过在稻田烟叶收购站里的演奏或歌唱的考试,子文被录取,子文将成为烟草公司的工人有了比他羡慕已久的民办教师赤脚医生更优秀的位置好美好的前途,民办赤脚这些字眼就仍是农村户口农民身份,吃不上国家粮食拿不到工资的。

料不到的是,当烟站工作人员到村革委对子文政审时,又是我们这革委主任,他对烟草公司的人说道:

这人有历史问题,曾被村革委划定为地主子女,到你们国营单位,又是进入宣传队恐怕不合适。

那两个工作人员听罢大吃一惊:

为什么没有先经过政治把关就先考试录取了呢,这岂不是阶级斗争的觉悟还不如一个农村的革委主任高吗?

革委主任一句话葬送了子文的前程,将子文的希望和理想消灭了,使他对社会、对人、对生存环境有了深刻的认识,这不公正的打击,在他心中对革委会主任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心想,早晚有一天我会讨到公道,或施以报复的。

我会往那残腿上踢上两脚的。

第二年春天,县京剧团扩大编制,要从民间的文艺人才中招收20岁以下的学员,剧团分派几组人员划片招收,子文的同学在此前几年就进了京剧团并已担任了团支部书记,他嘱咐招收人员,一定要录取子文,这些剧协团人员到了公社就往子文村里打电话通知子文去公社革委应考,又是那腿有毛病很少出门的主任在家接的电话,他在电话上对剧团的人说:

你们要的人是个地主子女,他祖上是全村全社乃至全县著名的地主,他爷爷是西藏政府的翻译兼秘书,如今还在监牢关着呢!无产阶级文艺阵地上有了这样的人,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剧团人一听噤若寒蝉,几年后同学见着他说,剧团的那两个招考人员还埋怨他。

自从一九七0年的地主子弟事件到后来的几年之中,这样的事情接连发生,作为成长和确定前途的人生关键阶段,接踵而至的打击,使子文彻底地绝望了,厌世情绪与日俱增,仇视情绪急剧膨胀,他开始破罐破摔,多次与主任在公众场合开顶撞,主任乃评书演员出身,口才嗓门都不一般,加上做了主任不断学文件学社论学最高指示,理论一套套,情理一条条,上纲上线,大帽子满天飞。

主任口臭很重,说起话来,口气很冲,还他的狐骚味也越来越厉害,这两种气味使辩论对方屡屡后退,气势上就压不住阵。

子文摆出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架势,当众揭发他迷恋于大夫的丑剧和见不得人的可笑行为,嘲笑他的有残疾的双腿,并根据他的身材特点,称为蛤蟆身子螳螂腿。

并义正辞严地警告他,还可以往中央写信控告他。唯其如此才可以泄泄心中的愤恨,但往往招致来更大的报复。

对前途和婚姻的绝望,子文不再那怕他和迁就他,尽管与他敌对是以卵击石,可当一个人抱定绝望心态去生存之时,胆子就大了许多,子文常担心的不再是打击,而是娘的打击,她老人家年轻守寡,胆小怕事的性格以及身体多病孱弱,是她的致命灾难,经不起一点点风波和精神打击,子文与主任的对抗,她也只有从别人口中得知,子文在外面受了气来家从不告诉她,可她还需要天天为儿子担惊受怕,惶惶不可终日,每天子文出门干活,她总对儿子千叮万嘱不要惹祸,别得罪人。

可那头,象子文这种孤苦无依的三等社员又能怎样活呢?

子文开始走向玩世不恭,别人干活总是挑一天之中不冷不热的钟点干,夏天起早趁凉,秋后趁中午暖和,子文总是把手里的活在最不舒服的时候完成:

夏天挑中午最毒日之下,冬天在寒风之中。

——干活本来劳累不好受,再加上一个不好受没关系;休息是轻松愉快之事,那就选择不冷不热的时候休息才更舒适、才更享受。

子文讥笑那些把力气活放在好时光中拼命干的选择,笑人们把最好的时光浪费了,把宝贵的休息放到最冷或最热的时候也好受不到哪去,他认为这种快乐与痛苦平摊,最佳与最恶平均,生活中苦乐不分是不可取的;子文在三伏的中午或三九天的起早摸黑中,用疯狂的速度干活,然后倒出好时光,洗头洗脸,不嫌麻烦地换上自己最干净最新的衣裳,也是在那青春时代唯一的行头——黑色凡尼丁裤子,银灰色地卡 防服,足蹬了打了白粉的、全村唯一的一双灰力白球鞋,然后吹着口哨上街、上店、上村校、上诊所,上花房等这些文化场所和干净地方。

象悠闲的城里人逛公园压马路一样享受一天最舒服的时光——尽管口袋中没有一分钱,尽管这点悠闲是用别人双倍的辛苦换来的,可他想我舒服过了,我享受过了!

别人永远没有这种舒服啊?

有时生产队分工干,把半亩地分给他要三天干完,但一遇到这种分工,他则带上一罐凉水一包干粮在地里疯逛地披星戴月地一天一夜干完,然后拖着酸痛的身体,洗头洗澡换上行头,借辆自行车:进城啦,去县城,甚至去市里,去逛街去商店点货,去公园过眼瘾,去市场解眼馋,回来后,对同伴们吹大牛,侃大山好几天,而且自己心中也很不平静一阵子。

子文每次穿上行头自以为潇洒地上街、去诊所、去学校,尤其是到花房等这些村里的公众场所时,十有八九碰上革委主任,因为分分管村里的这些单位,他也喜欢去这些单位上去,每次相遇,两人都显得十分厌恶和恼怒,主任认为子文就应该象大部分人那样成年累月在地里与土坷垃打交道而不应在不冷不热的时光中穿得这么出格这么帅气这么气人的在这种场所出现,看着子文把头梳得很亮,衣服洗得一尘不染,鞋白得晃眼,身上飘着刚用肥皂洗过的香味,看见在公共场合的年轻男女总爱与子文调笑,叫子文教他(她)们唱歌唱戏,而主任则被冷落一旁。

子文一边与人家说笑玩耍,而身上明显地感觉到主任的恶毒目光象毒蛇的毒液一样一次次刺射到自己身上。

子文已经不在乎,他需要这种在公众场合中的人际气氛,不在乎了那种恶毒的目光和憎恨的表情。

反正这样了,你还能把我怎地?我的前途可以被你毁掉,我的婚姻可以被你破坏,难道你还能把我的农民也除掉不成?

你再厉害,你还不能把我送进牢狱,反正是凭力气在生产队挣工分,还怕什么?
   
历史的车轮总在不停地往前碾呀碾呀,天空的日月星斗在不停的升啊落啊,村革委会这一级权力机构在时光的碾压中,仅维持了不到五年,在文革结束前寿终就寝。

子文的政治环境开始得到改善,由于他在同代人中最先掌握了各种农业高端技术,先后两次任过生产队副职务,这说明不但子文的成份问题不再成为阻碍,而且还可以得到使用了。

在一九七五年一段特殊的政治气候中子文还当上了梦寐以求的民办教师很快也结婚成家。

过上了普通农民的生活。

我们的主任,已过三十大几进入中年。

革命风云变幻,主任很淡然,离开革委会,完全不似上台上那样轰轰烈烈大刀阔斧气势汹汹然。

很快,他就很少在人们面前出现,人们也渐渐很少谈论他。

子文偶然见到他,虽不再神采飞扬,但依然对曾做他的臣民并被他欺辱过的人还满不在乎甚至不屑一顾,还是气派十足挺着胸膛保持造反派的战斗姿态。

可子文一眼看出,主任明显地老了,脸上灰白,头发稀疏,口臭与狐臭味道更大,上身开始发胖越显粗,下身更细已是嶙峋支离,支撑上身更加艰难,那棍子捣地上更加沉重缓慢……对村人,他已很少搭理——他才不去赚那种无味!

对被他打过骂过的地主富农他仍不屑一顾能绕开则绕开。

对女人,他不再搭讪,不仅仅是身份变了,光是他的冲人气臭足以使最窝囊的村妇退避三舍。

渐渐的他不大出现,有人说他的腿开始坏死,他走不动。站立不起来了。

一九七七年,子文耐不住寂寞而蠢蠢愚动,漂泊东北工作了十年,每次回来探亲也零星得知关于主任的消息,八十年代初听说他已被新村政权列入五保户,但他没有住在村西头那所五保户们集中居住的地方,而是在离开村庄较远的河滩里盖了一间土屋居住。

人们说,村供养五保户的待遇不能满足主任的需求,他时时以前辈的口气向年轻的村干部要这要那,不答复他的条件他就不走,村委办的人员谁也忍受不了他的大嗓门唠叨,他无论在生产队时期和后来生产队解体之后,他经常到他居住的周围田地里收获他人的粮菜,他并不贪婪,收获的数量有限,以他自己的负载能力而定,主人的损失不太大,不值得与前主任这样的残疾人、老光棍计较。

主任收获一次换一个地方,起先是避人的,后来渐渐不避人了。
   
子文在东北干了十年又通过调转工作回到故乡县城工作,也时常回家,又听说了主任的桃色事件,五十多岁的主任从未有机会真正地得到过女性的爱抚,就是当村主任的火红年代,也仅仅是与女人们调笑而已,碰到成份好而且泼辣的女人,还常常戏弄他、伤害他、虐待他,但他实质上并不知女人味是怎么样的。

这年春天,据说是从临朐一带过来一个年过六十岁比主任还大十来岁还患有疯傻之状的老女人,一路乞讨到处漂流。

这天就路过主任独居的野外小屋,主任已在屋门口吃饭,那女人可能饿了,就在门口不走,常年累月鳏居十分单调无聊的主任就收留了这老女人,就在那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土屋中,(后来我也曾路过专上眼瞅过)度过了有女人的一段说不上是美好还是悲惨的岁月,村里恶作剧的人也曾戏问前主任与这女人做过那事否,前主任很爽朗很大度地笑道:

你们这些小年轻的!

后来那女人还是没贪图这一稳定的吃住之所走了,有人说,主任给那女人一袋子馒头,还给了几十元钱。
   
岁月在流逝,眼花缭乱的生活中,每个人都无法关心离自己已很遥远的人和事。

主任也老态毕现,除那嗓门仍底气足于常人,那根残腿已出现了坏死,进城村人告诉子文,村里出钱送主任到医院截了肢,否则就有生命危险了。

主任剩下的那条比胳膊还细的病腿再也支撑不住人那庞大的上身,他已然不能以那特有的节奏柱着棍子走路了。

村里他本族的人们以一辆弃之不用的旧自行车的两个轮子为他做了一个手动残疾人车。

可不久,村人又告诉子文,主任的唯一的那条腿又查出毛病,同样需要截肢,在查出这一病情的第二天,主任突然失踪了。

河滩上孤零的小屋的破木板门上没有挂那件破锁——实际上没有哪个小偷有兴趣去光临那间破烘烘的徒然四壁的小屋,前革委会主任以赤条条之身降临人世,又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无产阶级的坚强信念已在他的灵魂兴处扎了根,曾经是波澜壮阔的斗争和瞬息万变的政治风云使他似乎勘透;似自己这号差不多被社会遗弃的人,也没有必要为社会和为什么人留下物质类的东西。

何况自己本来就残废的身体屡遭病患摧残真是雪上加霜啦!

他带着身残志不残的信念出走了。

他是什么时候走的,怎样走的,到哪里还回不回来,何时回,怎样回,村人们议论着,久已淡忘的前文革主任的反常行为,又一次使他成为人们闲话中的主体。

议论热门儿了不久复又平静下来,人们就只当主任死在外面或流落在外面,或者他到什么部门组织求救已被收留或医治去了。

该回自然回,不该回再议也不回的。

三个月后的一天,人们突然传言,主任回来了。

什么时候到的,村人闻讯赶到河滩上那间孤零零的小屋,在门口也同样孤单的一棵树干扭曲歪斜的槐树分叉处,横担着主任用了半个世纪久久已发出金属般光亮的枣木拐棍,拐棍上挂着一根铁丝,下端便勒在主任粗大肥胖的脖子上。

人们惊讶地议论,主任是怎样直起身将木棍横担在树叉上的呢?

他又是怎样在手无支撑的状况下立起的身子挺住把头套进铁丝的呢?

人们渐渐推断:

主任肯定是先将铁丝一端拴在棍子上结牢,然后将另一端套进脖子,然后用嘴咬住棍子双手把住树干攀扶而立,腾出一只手将棍横在两上树叉上,最后一松手,身体自然下垂,于是便实现了主任的最后行为目标。
   
主任上身体重仍很可观,那绿豆粒细的铁丝勒得很深,工作老练稳健的主任知道,铁丝比麻绳效果肯定好得多,他解下了平常用来晾晒衣服的铁丝。
   
主任与人世告别的方式既风流又潇洒:他是一丝不挂的挂在他住了十多年的房前,真是赤条条来去无挂牵!
   
人们第一次看到阳光下主任那可见分毫的体姿,裸身的形状比穿衣服更加明显突出,他的上身硕大而宽阔,胳膊比一般男人更粗大,下肢更特殊,一根腿茬只剩不到一尺长,横断面的老痂已开始溃烂,另一条腿粗不盈握,肌肉已萎缩,皮肤紧贴在如枯枝而且畸形的腿骨上,这条腿已安全横跪在地上,象一段风干了的败藕。
   
最突出的部位是人们无法想象的:

主任的阴物硕大无比,似乎是由于双腿的营养全部集在此处一样神奇。

两个如鸡卵般的睾丸并列在两旁,这物件分泌的激素足以使崇尚英雄的主任更英雄、更男人、更主任,更加一活脱脱的他。
    
主任垂下的胳膊下端是他那肥厚的手,他右手紧握着一个物事不知何物,人们使了不少劲才掰开,在场的人都瞠目结舌;主任手中握着三十年前曾用过的革委会公章!

上刻:

山东省某某县××公社××村革命委员会

我们村虽不最大,却因村北四十公里的渤海滩上生产全国产量60%的大粒海盐,要散往全国,在旧时代,要通过村南三十公里的胶济铁路运出,无论是拉上盐从海滩往车站拉,还是从车站往海滩行,到中间的我们村恰恰都是一天的路程。

于是我们这个不算大的村在旧社会则店铺林立,其中以餐饮最为著名。

迎接南来北往的盐商大贾以及管理他们的政府官员,使我们村百余年间成为一个远近闻名之地。

村人除了积累了财富成为富人,也陆续增加了读书人,有的还参加了科举有了功名,村人出来个个显得见多识广,后来就出过一些大人物,他们的故事流传到今天使村人津津乐道。

近几年,这些话题中的大人物又添新成员,那就是叱咤风云的村革委主任。

像本文主人公的遭遇,在毛之前的封建社会是广大工农承受,毛时代是主要由地主资本家和其走狗知识分子承受,广大工农虽不能说完全解脱,至少很大程度上,因为上述剥削阶级的倒霉而有所改善

 

用不着找黄西辨真假,这样的文章是作者决计杜撰不出来的。

问题是,这样的事情究竟是发生在文革中的“个案”,还是整体趋势呢?

中国有句成语:

“尝鼎一脔”。

更有:

“窥一斑而知全豹”和“管中窥豹”。

中国人的老祖宗比现代人更聪明,同样一句话,只要换一个字,意思也就大大的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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