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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流勇进 68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6-14 点击数:180次 字数:

68

 

农业学大寨是继学雷锋运动和工业学大庆之后,中共宣传部门树立的又一典型,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他是只知奉献,不求回报,一心一意忠于毛主席的形象代言;而在后来的宣传语境中,大寨的事迹同样也能切合各种需要。

农业学大寨中国20世纪60年代开展的一场运动,依据的是毛泽东1963发布的一项指示工业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

农业学大寨学出红旗渠,大寨一度成为中国政治版图上的重要地标。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大队,原本是一个贫穷的小山村

农业合作化后,社员们开山凿坡,修造梯田,使粮食亩产增长了7倍。

1964210,《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的通讯报道《大寨之路》,介绍了他们的先进事迹。

并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号召全国人民,尤其是农业战线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

此后,全国农村兴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寨成为中国农业战线的光辉榜样。

农业学大寨口号一直流传到70年代末。

大寨,地处太行山腹地的一个小山村,依虎头山而建。

新中国成立前的大寨,人称穷山恶水

经过祖祖辈辈的辛勤开垦,到宋立英开始记事的时候,大寨村民们拥有了700亩土地。

可这些地不是远在山上,就是险在沟边,东一小块,西一小块,七零八落,分成4700多块散布在一面坡上七沟八梁一面坡

这样恶劣的地形不仅让大寨人在农业上难有发展,亩产不到200斤,甚至还得时常担心温饱。

地处黄土高原,大寨十年九旱。

平日里,人畜用水紧张;可一旦赶上雨季数日暴雨,山洪暴发,全村顷刻之间就可沦为汪洋一片。

1953年,大寨响应中央号召,开始实行农业集体化,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以陈永贵郭凤莲等为带头人的大寨人决心改变落后的面貌,敢于战天斗地,艰苦奋斗,治山治水,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建设了层层梯田,并通过艰巨劳动引水浇地,改变了靠天吃饭的状况。

他们想治沟平地、改良土壤、修渠储水,除了扁担、锄头、铁锤等最基本的劳动工具,他们拥有的只有一双双布满茧的手。

为这个在一般人看来白日做梦般的狂想,大寨人大干苦干,一干就是十年。

十年后,大寨亩产猛增至700多斤,这得益于土地形状和土地养分的改善。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大寨村党支部书记郭凤莲认为,吃饱穿暖,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是村民们当时夜以继日艰苦劳作的直接动力。

名呀利呀,这些东西脑子里通通没有。

就一个字——‘

1963年夏天,大寨漫山遍野的作物长势喜人,根据往常的经验,等待村民们的将是一场大丰收。

谁知,8月初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不期而至,稀里哗啦狂泻了77夜。

虎头山的7条山沟浊浪滔滔,村民们眼睁睁地看着洪水摧垮道路和堤坝,马上就可收割的作物一片片地倒下了。

全村的800多亩土地中,有139亩梯田被冲为平地,41亩庄稼被沙土掩埋,其余620亩也几近于绝收。

洪水还毁掉了村民们的家。全村270间窑洞和房屋,塌了190间,63间成了危房,能住人的只剩下17间。80户人家,78户无家可归。

在之后的重建过程中,陈永贵三番四次鼓励村民:

在这世间,是最宝贵的。遭了这么大的灾,我们村没有死人,是大喜。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拿出大干苦干的精神,天塌下来也顶得住!

虽说是最宝贵的,但光有人也不行。

重建家园需要大量的石料,于是村民们开始四处寻找适合取石的山体。

宋立英的丈夫贾进才带领的分队找到了大寨与金石坡村交界处的石窝

石匠们都说这个石窝是老虎吃天,没法下口要打开起码要半年

起初,贾进才和3个助手在石面上找到了一个绝佳的击破点,若能打开这个缺口,便能取出大量上好的石材。

他们找来炸药,整整9天过去了,那块石壁上的石头还是无动于衷。

大伙儿们并没有气馁,他们开始寻思四两拨千斤的巧法子。

10天的寻石过程中,贾进才们砸碎了两把大锤,3一米多长的钢钎被磨得只剩下一尺左右,10多个七八寸见长的铁楔被打得只剩三四寸。

这,就是大寨人的精神!

1964328,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的陶鲁茄向毛泽东汇报大寨事迹。

毛泽东高兴地说:

穷山沟里出好文章。

同年8月,毛泽东对国家计委领导小组的同志说:

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它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

同年1221,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竟然专门表扬了大寨,他把大寨精神总结为八个字: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这一年,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迅速在全国铺开。

经历过大跃进的折腾和三年自然灾害的苦难,如何提高大锅饭制度下农民的积极性,已成为当时制约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瓶颈

而大寨人却凭着一股实干苦干精神,粮食连续10年增长。

在此后的岁月里,国家领导人纷至沓来,18位外国元首先后造访,上千万名国内参观学习人员和25000多名外国游客接踵而来。

大寨,不再仅仅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大寨,它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版图上的重要地标。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河南省林县的红旗渠:

林县人民通过学大寨,凭着一股大寨精神在险峻的山上开凿出了一条惊天地、泣鬼神的人工天河——红旗渠,彻底改变了当地农田缺水的困境,创造出了高产稳产的农田,农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

而学大寨能否有成效、有多大成效,主要取决于学什么怎么学

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学习者中,不乏教条主义者和形式主义者,有的看见大寨粮食产量高,回乡后就片面强调粮食增产,而置经济作物于不顾;有的见大寨开山垦田,回乡后不顾实际条件刻板模仿,结果严重破坏了林业资源;甚至有来自平原地带的参观者觉得大寨的梯田很壮观,回乡后想号召乡亲们模仿。

就这样,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以利弊交错的态势,在长达十四年的日子里影响着几乎每一个中国村庄。

1973年,年仅26岁的郭凤莲当选为大寨党支部书记,从此走上了人生的第一个高峰。

19759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

会上发出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号召。

当时的意图很明显,欲想造成一个由大寨村到大寨县,再到大寨省、大寨国的滚雪球效应,以彻底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

 四人帮被粉碎后,华国锋担任党政军最高领导职务,继续高举农业学大寨旗帜。

197612月,陈永贵协助华国锋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

他作了《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的报告。

这次会议,由于极左路线的延续,将学大寨运动推上了极端。

不仅农业学大寨,而且教育、卫生、司法、财贸等行业和部门都要学大寨。

当然,这对大寨、昔阳来讲,无疑是一种珍贵的荣誉。

对全国来说,大寨仍是一块圣地
  从1978年春天开始,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呼声渐渐盖过农业学大寨的口号。

各地在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同时,强烈要求纠正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极的做法,如要求归还农民的自留地、自留树,开放集市贸易,允许农民养猪、养鸡、搞家庭副业等等。

这些本都是《农业六十条》明确规定要赋予农民的一些私有权利,但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逐步被剥夺了。

此时,人们想重新拿起这个武器,向农业学大寨运动发起挑战。
  当时也有胆大的人对新闻界的朋友忠告说你们再像过去那样宣传大寨,你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后来《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全国部分省、市、自治区报纸、电台陆续报道了一些地方的纠的做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把农业战线的拨乱反正推向了高潮。
  1978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而后又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在这个过程中,农村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推广。

特定的政治形势的变化,重新确定了大寨的方位。

大寨红旗到底该不该继续打下去引起了广大农村乃至中央高层的思虑。
  这个时候有两件事对大寨冲击很大。

一是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支持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并波及全省农村的包产到户。

二是四川将自留地扩大到总耕地面积的15%,还开放了自由市场。

这两件事都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却引起了陈永贵的痛苦和不满。

而直接冲击大寨红旗、指出农业学大寨存在问题的是万里同志。

据目前已披露的材料来看,万里是第一个向农业学大寨运动发起挑战的中共高级官员。

1978年春,他在安徽省委党校工作会议上说:

什么这个学大寨学歪了,那个学大寨学错了,大寨本身就不正。

一语惊人。

这是1964年毛泽东树立大寨红旗以来第一个由共产党高级干部说

后来他又在一篇文章中指出:

农业学大寨到底学什么,这个问题多年来并没有解决。

很多地方是学表面,学形式,搞极路线,造成了严重后果,甚至给农业和农村带来了破坏。

万里在省委郑重宣布,今后安徽不组织去大寨参观,也不去学大寨那一套。
  紧接着,1979年新华社内部刊物先后刊载了几篇揭露大寨、昔阳真实情况的文章。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山西日报》也相继刊发了文章,揭发、批判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极错误,在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这样,便汇成了巨大的历史潮流,使大寨、昔阳的声誉开始下降,头上神圣的光环逐渐消失,大寨红旗在人们心目中大打折扣。
  19793月初,中共昔阳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和县委扩大会议。

在各方面强大压力下,县委领导承认了多年来在各方面发生的缺点、错误和问题。

并对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一些蛮干行为、家长式作风提出了严厉批评。
  后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组成联合记者组到大寨、昔阳和山西各地做了四十天的采访调查。

他们在各方面的支持下,写出了两组内参。第一组批评大寨,如《大寨走向了反面》、《七斗八斗给大寨造成严重恶果》等;第二组批评昔阳和陈永贵提拔起来的干部,如《造反起家,帮派掌权》、《任人唯亲——以对大寨感情”“态度划线》等。

这些详细的调查报告,为党中央重新认识、审视大寨和大寨红旗提供了更加翔实与可靠的材料。
  在山西省召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和省政协四届十二次常委会议上,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揭发陈永贵等人的错误和问题,要求罢免陈永贵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

这样,陈永贵先后被解除了昔阳县、晋中地区和山西省的领导职务。
  19808月中下旬,中共山西省委多次召开常委会议或常委扩大会议,系统分析大寨和昔阳的经验,总结山西省学大寨运动的经验教训,形成了《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指出大寨、昔阳的错误在政治、经济、思想、组织、作风等各方面的详细表现和危害。

可以说,它给农业学大寨运动作了最后的总结,也预示着这场在中华大地上风风火火闹了10多年的运动即将终止。

19801021,山西省委将《检查报告》上报中央。

1123,中共中央将原报告连同批语转发全国(中发[1980]83号文件),肯定了山西省委的基本结论,肯定了周恩来所总结的大寨经验,也肯定了大寨、昔阳及山西省的过去的贡献和成绩。

报告同时指出,文革以来,大寨和昔阳倾路线造成的严重后果应由陈永贵负主要责任。

就全国范围内来说,主要的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陈永贵对山西省委的报告和中央的批语表示接受,他说:

对于学大寨出现的问题,中央承担了责任,我也有责任。是我的责任,我不向上推。
  后来,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陆续接受了陈永贵提出的解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请求。

陈永贵在北京过起了闲居生活。

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陈永贵对大寨和自己的过去进行了认真的反思,曾对前来看望他的大寨干部说:

我那几年算是吃够亏了,上面提出九十九,我就能干出一百一。今后可不能再犯了。

陈永贵给郭凤莲和大寨党支部写了一封信,要他们跟中央保持一致,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做好大寨的工作。

这是这位老支书对家乡工作的最后交待。
  至此,大寨红旗最终飘落了。

郭凤莲在这段日子,开始冷静思考。

她回忆说,虽然大寨是中国农业的标杆,但除却荣誉因素,村民们的生活水平实际上并不高。

辉煌时期,大寨村民每人每年能分配到一斤半小麦,小麦奇缺;过年包饺子,也用玉米面做皮。

她开始痴迷地阅读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经典名著《复活》——大寨需要复活。

19911115,一纸调令让阔别大寨村支书岗位11年的郭凤莲回到了她最热爱的那个工作岗位。

她开始摸索新大寨要走的新路子。

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一句句通俗易懂、但含义深刻的格言不断地敲打着郭凤莲的神经。

不久,她和宋立英第一次去到了上海,在上海,她们第一次尝到了咖啡,第一次接触到了卡拉OK

郭凤莲还拿着麦克风唱了一曲她曾在虎头山的田间地头唱过无数遍的《人说山西好风光》。

长了见识的郭凤莲踌躇满志地向宋立英立下了自己的新志向:

要让大寨有朝一日成为百万元村。

此后,大寨办起了羊毛衫厂、酒厂、饮料厂……作为大寨的领头雁,人到中年的铁姑娘郭凤莲积极投身商海,找人才、推业务,她学会了用商人而非农民的思想看待社会。

熟能生巧,她渐渐地领略到了大寨最大的资本依旧是那段光辉岁月,她开始打造大寨品牌。

著名女星孙俪代言的大寨牌核桃露、大寨牌黄金饼、大寨牌白酒……“大寨的名字开始出现在各种商品上。

大寨与三家外地企业合资创办的企业中,仅大寨这两个字,就给村子带来了合资企业25%的股份。

大寨村民也不再像以往那样世故,他们开始把那段尘封的历史转化为当下的收入。

除了集中居住区,如今的大寨村几乎完全为各类大寨纪念品商店和窑洞饭馆所充斥。

这个仅500口人的村子每年旅游业即可创收两三百万元。

2000年,年过七旬的宋立英老人也终于放下了历史包袱,加入了旅游业创收的大流。

郭凤莲当时劝她说:

您是名人,您要是开纪念品商店肯定很受欢迎。

那以后,身为文盲的宋立英开始学习写字:“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宋立英”……她每天准时上班,端坐在商店里招呼进进出出的游客,她成了大寨签名售书的明星,成了这个红色旅游景点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如今的大寨,年产值早已破亿元,比三十年前增长了六百多倍,大幅超额完成了郭凤莲当初在上海那个不眠之夜立下的百万元村的志向。

郭凤莲说:

并不是历史上所有的东西都是不好的,都要否定。好的要坚持。

在村民们看来,大寨已经找到了一条超越过往历史局限性的新路子,一条集体与个人相统一的新路子。

村民们的日子好过了,郭凤莲却不无忧虑:

大寨精神就那八个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有些村民失去了当年的创业激情。有些年轻人不想到外面闯荡,他们宁可坐在家里开个小饭馆、卖点纪念品,小富即安。大寨精神不能丢。

是啊,大寨精神不能丢。

可是,对于现在的青年人来说,他们更想知道的是当年这场全国性的学大寨的运动究竟是如何开展起来的呢?

据当年相关人士回忆:

……

参加那次会议的国家计委副主任王光伟按原定计划,是准备从广东去四川的,听到大寨的事迹后便改变了主意,离开了广东直奔大寨而来。

在大寨,他与陈永贵进行过多次接触,详细了解了陈永贵的事迹。

王光伟回到北京以后,先是向周恩来作了口头汇报,然后又分别向国务院和中央书记处写了书面报告。

国家计委主任张劲夫听过李一清的汇报,很快也来到大寨。

回京后促成了有关部门请陈永贵进京作报告一事。

1964119,陈永贵和其他几位全国劳动模范应邀来到首都北京,在人民大会堂向10000 多名来自党政军各界的代表作报告。

陈永贵所作报告的题目是《关于大寨人民以革命精神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以及自力更生、战胜严重灾害的报告》。

这是陈永贵第一次登上人民大会堂的讲坛。

伴随着一阵阵热烈的掌声,陈永贵开始了他的报告。

第一次面对上万人讲话,又是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一开始他不免显得有些腼腆,但很快就适应了这个新的环境。

他从创办老少组开始讲起,讲到三战狼窝掌,特别是重点讲了1963年的特大洪灾及大寨人自力更生战胜灾害的事迹。

当他讲到自己总结出来的自力更生的十大好处时,台下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

这是听众给予他的肯定,是人民给予他的奖赏。

至今人们谈起那次报告会,仍感到很惊讶:

陈永贵作为一个很少识字的农民,讲起话来却有很强的吸引力。

他那天在人民大会堂整整讲了半天时间。

与有些劳模不同,他的话一点都不啰嗦,通篇讲话没有什么重复的地方,条理性很强。

虽然不讲究文彩,但有些带有浓厚乡土气息的话,经他一提炼、概括,既能说明问题,又容易打动人心。

比如他所讲的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的是党支部,又比如他说:

干部,干部,就要先干一步;不先干一步,就不能当干部。

还有他说:

靠向上伸手,越伸人越懒,越伸志越短;靠自力更生,越干志越坚,越走路越宽。

这些话,内容实在,思想还挺深刻,使一些听惯了空洞乏味的长篇报告的人,听了他的这些话,竟有了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由于他的报告大受欢迎,后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多次播放了他的报告录音。

随着这个报告在全国城乡的收音机和有线广播中的反复播放,陈永贵和他的大寨村的名字也就传遍神州了。

其实他的这种演说才能并不是在人民大会堂才表现出来的。

1963年秋天,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长李琦把电话打到昔阳,请陈永贵到省城太原给干部群众作场报告。

陈永贵按时赶到了太原。那天的报告会由李琦亲自主持,陈永贵问李琦:

允许我讲多长时间?

李琦回答说:

你愿意讲多长时间就讲多长时间。

于是陈永贵就手持一份简单的提纲上了讲台,那是一位昔阳县委宣传部干部给他准备的报告提纲。

那次他也是讲了整整半天,台下除了不时爆发出的热烈掌声和会意的笑声外,秩序非常好。

会间休息时,陈永贵问李琦:

你看这么讲行不行?

李琦这位党委宣传部门的高级干部竟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连着说了两个,他还高兴地说:

你把大寨的历史讲活了。

陈永贵那次的报告轰动了省城太原。

在各界人士的要求下,他又连着讲了4场,而且场场掌声如潮。

举凡山西省、太原市的党政军领导、专家学者、社会名人大多都听了他的报告,而且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著名作家赵树理听了他的报告后评价说:

陈永贵讲的真是生动,人才!人才呀!他没有提到毛泽东,但整个讲话都充满了毛泽东思想;他没有学过辩证法,但从头到尾都讲的是辩证法。太好啦!陈永贵了不起!

陈永贵已经成为神州大地上的一颗耀眼明星,他成为亿万中国人心中的偶像,在许多人眼里,他那副头扎白毛巾,身穿对襟棉袄的打扮,要比任何电影明星都更加富有光彩。

那次陈永贵从北京返回大寨,同往常一样,他还是乘坐火车先到阳泉,然后再坐汽车回大寨。

但这时,他已不再是原来的那个普通的山村农民。

在火车上人们认出了他,整个车厢都为之轰动,人们很快就围住了这位传奇式的人物,其他车厢的人们听说了也向这节车厢拥。

为了维持秩序,列车长决定领着到他在整个列车上走了个来回,接受人们用掌声表达的敬意。

19643月的一天,毛泽东的专列停在了邯郸车站。

这是一座位于冀南的古城,与它相邻的是山西省。

毛泽东临时决定要听一听河北省和山西省领导人的汇报。

于是,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省长刘子厚和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奉召来到邯郸。

毛泽东不进城,就在专列上听汇报。

林铁、刘子厚的汇报内容史无记载,估计不太重要。

轮到陶鲁笳汇报了。

他先是把山西的农业情况作了个全面性的汇报,对于这类汇报毛泽东一般没有什么兴趣,他感兴趣的是典型材料。

果然,当陶鲁笳重点汇报了大寨的先进事迹和先进经验时,毛泽东顿时有了兴趣。

他津津有味地听着汇报,还不时插话提出些问题。

作为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对于出现在自己所辖境内的大寨这个先进典型,可以说是关爱有加。

他曾三次去大寨蹲点,曾多次表彰大寨和它的领头人陈永贵,曾多次号召全省各界、尤其是全省农村及农村党支部书记认真学习大寨的先进经验,学习陈永贵的好榜样。

对于大寨的情况他是十分熟悉的,谈起大寨来,他可真算得上是如数家珍了。

陶鲁笳汇报了大寨艰苦创业的历史,汇报了他们不要国家一分钱战胜巨大自然灾害的事迹,这些无疑都让毛泽东听了心动。

陶说,自己在大寨蹲点了解到大寨大队的生产和政治思想工作都很出色,支部书记陈永贵是个生产能手,也是个政治思想工作的能手,管理工作抓得严,公私分得清。

山西省委1960年就曾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农村党支部书记向陈永贵同志学习。

特别引起毛泽东关注的是大寨的劳动管理制度。

陶鲁笳汇报说,大寨在工分管理上的办法简便易行,十年来,大寨全村的工分账和财务账,从来是清清楚楚,接受群众监督,定期向社员公布。

毛泽东插话说:

评工记分有差别,不悬殊,又不太繁琐,这是个好办法,体现了政治挂帅,又不耽误劳动时间。

陶鲁笳见毛泽东对他的汇报很感兴趣,便越发说得详细。

陶鲁笳又汇报说,大寨党支部要求每个党员的劳动要好于一般群众,支部委员要好于一般党员,支部书记更要好于支部委员。

陈永贵认为,只有这样,党支部才有资格领导生产。

他们还提出了一个口号:

参加生产,领导生产

毛泽东听到这里立即表示赞赏:

很好嘛!就像打仗一样,纸上谈兵不行;你不参加打仗,怎么会指挥战争呢?

  这也是毛泽东的风格。新中国成立后,在许多谈论经济问题的场合,他总喜欢用打仗作比喻。

陶鲁笳又汇报了山西学大寨的情况,还讲到了《人民日报》关于学习大寨精神的社论发表后,到大寨参观的人一天天多起来,大寨已经引起了全国的广泛关注。

直到这个时候,毛泽东说他还没有读到过《人民日报》上的那篇文章。

他问陶鲁笳:

陈永贵是那几个字?

陶鲁笳赶忙在纸上写下了陈永贵三个字。

毛泽东又用手指着这三个字问:

他识字不识字?

陶鲁笳据实回答:

陈永贵43岁扫盲,今年50岁,现在能读报,还懂得什么叫逻辑。不久前他在太原作报告,赵树理听了很佩服。说陈永贵的报告,没有引经据典,但他的观点完全合乎毛泽东思想和辩证法。

通过这番对话我们也不难发现,陶鲁笳对于大寨的情况确实已经烂熟于心了,他甚至连陈永贵哪一年参加的扫盲班,现在识字识到怎样的水平都能随口答出。

听了陶鲁笳的回答,毛泽东感到由衷喜悦。

他每逢高兴时都格外健谈,谈古说今,旁征博引,天上人间,趣味盎然。

他笑着说:

穷山沟里出好文章。唐朝有个柳宗元,是你们山西人,在我们湖南零陵县做过官,那里也是个穷山区,他在那里写出过许多好文章啊!

谈完了柳宗元的文章,毛泽东又回到大寨的问题上来。

他说道:

山沟里出好文章啊!陈永贵识字不多,做的事情可不少呀!

末了,他又问陶鲁笳:

你有陈永贵的材料没有?《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

边说边要秘书去找那天的《人民日报》。

在场的中共山西省委农工部副部长阴发祥马上把事先准备好的有关大寨和陈永贵的材料毕恭毕敬地送到毛泽东手里。

毛泽东接过材料后说:

我要先看一看

阴发祥递到毛泽东手上的材料,最上面的是大寨政治挂帅、差别不大的劳动记工和分配方法,材料写得很简单,只一页。

毛泽东很快就看完了。

陶鲁笳也在旁边说,陈永贵对大寨现行劳动记工和分配方法的概括是:

有区别,不繁琐;有差距,不悬殊。

陶鲁笳这次在列车上的汇报,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叫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大寨因合作化而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因一大二公而调动起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因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而战胜各种困难,夺取了一个个大丰收。

而且,大寨人在那种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战天斗地,使粮食亩产在1963年就接近了400公斤

这是他亲自主持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长江以南地区到1967年才实现的亩产指标。

这也说明,他所钟爱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并非海市蜃楼,只要经过努力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而且大寨人所实行的政治挂帅思想教育等做法,与他的反修防修战略又是那么的吻合。

从此,他就抓住了大寨这个典型。

每论及农业,他言必称大寨。

听过陶鲁笳的汇报,毛泽东继续他的南巡。

他每到一地,就同当地的党政要员谈大寨经验,讲大寨人的自力更生。

他说,大寨就是一面旗帜,你们学不学?

农业要过关,没有大寨那种精神不行哪!

19644月,在一次中央工作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听取小组讨论时插话说:

农业要靠大寨精神

同年6月,他又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扩大会议上说:

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靠自力更生,要多出几个大寨,多出几个陈永贵。

毛泽东对于大寨的这种表扬,当时没有作公开报道。

中央决定要树大寨这面红旗了。

为了稳妥起见,在正式作出决定之前,1964420,周恩来委派国家农业部部长廖鲁言一行专程赴大寨调查研究,考察实际情况。

廖鲁言的考察一共进行了20多天。

此间,按照当时的要求,他们与大寨人实行了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廖鲁言在考察期间,认真阅读了《大寨公社广泛开展学大寨、赶大寨运动》、《大寨的自然条件》、《以农田基本建设为中心全面贯彻农业八字宪法》、《大寨干部坚持参加集体劳动》、《陈永贵种试验田》、《自觉让贤的大寨大队前任支部书记贾进财同志》等十几份材料。

对大寨的气候条件、土质成份和地理情况作了详细的研究。

考察了大寨的农田水利建设、劳动管理以及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情况。

对于大寨的粮食产量,国家和兄弟社队对大寨的支援等问题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调查与核实。

在考察期间,他们还组织了8次联席会议,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与反映。

最后,他们认为考察的结果是令人满意的,大寨的成绩突出,他们的汇报实事求是,没有任何夸大与虚报。

在考察工作将要结束的时候,521日下午,廖鲁言在大寨村召集了有中央有关部门、山西省、晋中地区、昔阳县及大寨公社、大寨大队各级领导干部参加的座谈会。

在这次会上,廖鲁言对20天来的考察工作作了总结。

他主要讲了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大寨建设稳产高产田的具体措施和经验;

二是正确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和毛主席的指示;

三是关于大寨的劳动管理;

四是怎么把大寨红旗举得更高。

他在讲话中说:

大寨可是给吹开了。全国工业上树大庆,农业上学大寨,这是中央定的,是主席和总理说了话的,这对全国是有普遍意义的。这面旗帜垮下来可不行。

他还指着陈永贵说:

白羊峪的王殿俊过去是你们的老师,现在他学你。过几年如果不注意,你又得学人家。

陈永贵听到这里点头笑了笑。

廖鲁言又接着说:

总理很重视劳模,最近也很重视大寨,叫我们好好调查一下,就是想让大家学的。先进也不是一切都先进,各部门都要求大寨来个第一,根本不可能。这样就会把大寨搞垮。总理是非常关心大寨的,在大寨问题上和我谈了很多,不要搞垮了。不要把自力更生的牌子坏了,其他几位副总理都是这么说的,一定要保持下去。

光阴如箭,转眼几十个春秋过去了。

现在回过头来品味廖鲁言的这番讲话,感到颇有道理,也颇有预见性。

特别是他所讲的先进也不是一切都先进,各部门都要求大寨来个第一,根本不可能。这样就会把大寨搞垮,确实是我们对待先进典型所应有基本态度。

当晚,廖鲁言又专门为大寨人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都是大寨的党员、团员、贫协委员和积极分子,一共有50多人。

陈永贵主持了会议。

在主持会议的时候,陈永贵还特意说明,这个会是应大寨村民的要求而召开的,然后他就请廖鲁言讲话。

廖鲁言在大寨人热烈的掌声中开始了讲话。

他对大寨人说,他及他所带来的那些人此行主要办了三件事:

一是学习你们;二是看你们的好经验,摸摸你们的具体情况;三是研究红旗如何举得更高。

在这次讲话中,廖鲁言将大寨经验总结为六条:

一是大寨的革命精神;

二是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相结合;

三是干部大公无私,以身作则;

四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五是改造人的工作,就是政治思想工作;

六是共产主义风格,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

他还特别讲到了贾进财的让贤问题。

他说,你们有永贵的好当家,这是进财发现的,让给永贵的。这种事不容易,如果说现在大寨搞得好,第一归功于进财。

在讲话结束的时候,廖鲁言特别强调说:

现在大寨闻名了,全国学解放军,学大庆,学大寨,工农兵大家都学,全国都学。大寨红旗红下去,这一条很重要。一支花红不算红,万紫千红才是春嘛!

廖鲁言从大寨回到北京后,将考察情况写成了《大寨大队调查报告》,于5月下旬呈送中共中央、毛泽东阅示。

这个调查报告共分8个方面:

一是党的政策在大寨开了花,人民公社棒打不散

二是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大寨田

三是加工改造耕地,蓄水保墒,抗旱抗涝

四是在土地加工改造的基础上,综合实行八字宪法’”

五是自力更生,苦干实干

六是大寨干部,大寨人,大寨田

七是大寨大队在经营管理方面的经验

八是保证大寨这面红旗越举越高

廖鲁言在调查报告中指出,大寨大队的经验,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

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综合运用农业八字宪法,达到旱涝保收,稳产高产。

报告中所说的农业八字宪法是指毛泽东在1958年把农业增产的基本措施概括为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八个字。

调查报告还把大寨大队干部和群众的革命精神概括为六条:

第一,树雄心,立壮志,不断革命;

第二,始终坚持依靠贫农、下中农的阶级路线;

第三,大寨不仅有陈永贵这样的好"当家人",更重要的是有一个比较好的领导班子;

第四,干部参加劳动,大公无私,以身作则;

第五,冲天的革命干劲同严格的科学态度相结合;

第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爱国家,爱集体,爱社会主义。

大寨大队的经验受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关于大寨事迹的新闻宣传和经验介绍越来越多了,《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各省市的新闻媒介都大量介绍大寨的先进事迹和先进经验,大寨成为中国官方媒体中宣传最多的村庄,陈永贵成为被宣传最多的农业劳动模范。

1964210的《人民日报》几乎成了一份"大寨专刊"。在报纸的头版头条是一篇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与社论同时发表的,还有新华社记者宋莎荫、范银怀写的反映大寨先进事迹的长篇通讯《大寨之路》。

《人民日报》社论高度赞扬了大寨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先进事迹和宝贵经验。这是这份中国最具权威性的官方报纸首次就学习大寨精神发表社论,它的一些观点和理论见解对以后全国范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人民日报》的社论指出:一个人穷、地穷的山村--山西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用自己亲身的经历,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尽管自然条件多么不利,但是只要人们有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雄心大志,充分发扬革命精神,并且把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就一定能够使大地变样,使河山易色,创造出伟大的成绩。

社论向全党和全国各界提出了学习大寨革命精神的要求,并把这种学习概括为学习大寨人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对未来坚定不移的信心;学习大寨人敢于藐视困难,敢于同困难作斗争的顽强精神,学习他们实干、苦干的优良作风;学习大寨人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优良作风,学习他们严格要求自己、以整体利益为重的共产主义风格。

社论在总结大寨人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对未来坚定不移的信心时指出:

大寨人民的革命精神,固然是穷逼出来的,但是,正如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同志所说,他们所以那样辛勤地和忘我地劳动,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做饭自己吃,而是要为社会主义打基础,要让人们看看社会主义有多么远大的前途,集体经济的力量有多么的大。

大寨大队的党员、干部和群众,虽然住在群山之中,但是并没有被太行山的山峰遮住视线,他们身在太行,眼看全国。

在大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和教育下,大寨的绝大多数人,尤其是那些在旧社会受尽剥削和压迫的贫农和下中农,心胸开阔,眼光远大。

他们不仅看到自己的集体,而且看到别的集体,看到我们整个的国家及它的光辉灿烂的前景。

他们对于自己的集体,对于我们国家的未来,充满了无限信心。

正是在这种远大理想和对未来坚定不移的信心的鼓舞下,大寨人民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把穷山沟建设成了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在总结大寨人敢于藐视困难,敢于同困难作斗争的顽强精神和实干、苦干的优良作风时指出:

大寨人民在同自然作斗争,建设山区的过程中,碰到的困难是很大的。

大寨人既敢于藐视困难,又认真地同困难作斗争。

他们坚信,只要在党的领导下,坚决依靠集体的力量,就能把大寨的面貌改变过来。

困难没有吓倒他们,失败也没有使他们后退。

正是这一股子天不怕、地不怕的顽强的革命精神,使他们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成倍地提高了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同时使林业和畜牧业也有了相当大的发展。

当时全国的经济形势仍处在困难之中,国家的财政状况还十分紧张。

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日报》社论也就特别强调了学习大寨人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优良作风,学习大寨人严格要求自己、以整体利益为重的共产主义风格。

社论指出:

大寨人民是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从事山区建设的。他们在创业的初期,虽然自己也很困难,但是他们没有要求国家援助。

他们时刻想到国家要兴办的事情很多,想到有些兄弟队比他们更困难。

他们懂得路要自己走,家业要自己创的道理。

社论还采用了陈永贵关于自力更生十大好处中的一些说法,指出,大寨的事迹证明了:

农村人民公社,采取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方针,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生产,战胜自然灾害,能够使干部和群众受到更好的锻炼,更加坚定信心,夺取更大的胜利;能够充分显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优越性,长劳动人民的志气,灭阶级敌人的威风;能够使群众的生活越过越好,对国家的支援也越来越大。

总之,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对社员个人、对集体、对国家都很有利。

《人民日报》的社论最后强调:在我们国家的每一个地方,不论是山区还是平原,都有自己的大寨

每一个地方,既要很好地学习大寨的经验,也要很好地总结推广自己的大寨的经验。

在无数个大寨的光辉事迹鼓舞下,我国农村人民必将鼓起更大的革命干劲,积极开展科学实验,推动农业生产的新高潮,促进我国的农业生产和农业现代化更快更好地向前发展。

与社论同时发表的,还有新华社记者宋莎荫、范银怀写的反映大寨先进事迹的长篇通讯《大寨之路》。

文章系统介绍了大寨的创业历史,并总结了大寨取得光辉成就的几点主要经验,对于以后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1964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陈永贵作为山西省的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

在会上,他还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坐在了主席台前,有一次还以大会执行主席的身份主持了会议。

周恩来在大会上代表国务院作了《政府工作报告》,这个报告多处讲到了大寨,第一次向全国发出了学大寨的号召。

周恩来在报告中说: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

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综合运用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展了农业生产。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建设,把过去的4700块土地连成了2900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他们的粮食亩产产量,1952年为237斤,1962年增加到774斤,1963年虽然遭到很大的水灾,但仍然保持在700斤以上。

大寨大队进行了这么多的农业建设,农业生产发展这样快,完全是依靠集体力量,他们正确处理了集体和国家的关系,他们只向国家借过一次钱,第二年就归还了。从1952年到1963年的11年中,这个大队在逐步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向国家总共交售了1758000斤粮食,每户每年平均交售7000斤。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周恩来在报告中对大寨精神作了高度概括。

他说:

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此前,中共山西省委、国家农业部和《人民日报》社论都曾对大寨精神作过概括。

自从周恩来作过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后,关于大寨精神,全国就都统一到这个报告的表述上来。

在这个报告中,周恩来也实事求是地讲道,大寨大队并不是一切工作都尽善尽美,没有一点缺点的。

但是,他们的成绩是突出的。

他们的主要经验是值得学习的

他强调,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各种事业单位和广大干部都要学习解放军、大庆、大寨的彻底革命的精神和工作作风,使自己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

1965114,中共中央将周恩来的这个报告下发党内县团级以上干部学习。

从此,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农村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农业学大寨五个字也就成了毛泽东的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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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文集|联系作者|责任编辑:K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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