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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子文（1909—1980），1909年9月生，陕西省绥德县双湖峪镇人，原名安志瀚，字浩然；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1927年1月到西安，先在民国日报社临时担任发行工作，后被中共陕西省委派到冯玉祥部队第三路军第十九师担任政治处副处长，经常向师长吉鸿昌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参加东征河南作战。大革命失败后转至开封。
米脂高等小学毕业后考入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加入革命团体共进社。
1924年冬毕业后到保定育德中学读高中。
1925年五卅运动中因散发传单被校方勒令退学，后到北京。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后考入京兆高级中学读书。
1926年参加李大钊等领导的三·一八游行示威，被北洋军阀政府卫队开枪打伤，并被校方开除。
后到共青团北京地委从事交通联络工作。
1927年1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担任中共河南省委交通科科长。
1928年3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在狱中严守党的机密，被判刑11个月。
在开封第一监狱内从事秘密斗争，照料重伤的省委领导人。
1929年秋出狱赴上海，担任党中央的交通（员），往返于上海和武汉、宜昌、沙市之间，传递文件、党内指示和重要通知，护送党的重要干部到新的工作岗位。
1930年调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交通科科长。
1931年1月任中共河北省委秘书长。
不久奉调到上海中央特科工作。
3月在天津再次被捕，后转押于北平草岚子监狱，受到敌人严刑拷打。
担任狱中党支部委员，参与组织狱中斗争。
1936年秋经党组织营救出狱，担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部长兼管北平学委工作。
发动组织和鼓励青年学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党的地下组织。
全国抗战爆发后，离开北平辗转到达太原，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工作。
11月到达晋东南，任中共太岳区工作委员会书记，参与创建太岳抗日根据地。
1938年1月至8月任中共冀豫晋省委委员兼统战部部长。
2月至7月任中共冀豫晋省委驻沁县办事处主任。
7月任中共冀豫晋省太岳特委书记。
同年8月至1940年1月任中共晋冀豫区委委员兼统战部部长。
1939年4月任中共晋冀豫区太岳地委书记。
1940年1月至1943年1月任中共太岳区委书记。
参与领导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和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1942年10月起参与领导和指挥了沁源围困战。
1943年春奉调离开太岳区赴延安。
同年7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党校二部副主任，协助主任主持日常工作。
延安整风期间，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正确方针，抵制抢救运动的错误。
1945年4月至6月作为晋冀鲁豫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8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党校教育长。
10月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兼干部处处长，主持中央组织部的日常工作。
1947年7月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秘书长。
随同刘少奇和朱德等中央工委领导人从陕北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参与筹备召开全国土地会议。
1949年3月列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9月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1949年11月至1955年3月兼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1950年9月至1954年9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部长，1950年11月至1954年10月任人事部党组书记。
1951年12月至1955年4月兼任中央人民政府直属机关党委第一书记，1955年4月至1956年6月兼任中央国家机关党委第一书记。
195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11月至1966年8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文化大革命”中，因“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安子文遭受迫害，1968年1月被捕入狱，1975年5月被下放到安徽省淮南市；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
1979年1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党委副书记；2月被任命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5月被补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6月被任命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9月在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增补为中央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安子文还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从1945年到1966年，安子文在中央组织部先后担任副部长和部长。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后不久，中央组织部随同中央由河北省建屏县南庄迁至北平。
在机关搬迁之前，当时主持中组部日常工作的安子文对派往北平筹建住址的人说：
“派你们先头进北平筹备机关住处，你们一定要按二中全会的精神办事，不能铺张。有人提出要住饭店，那怎么行？我们在延安就有不少外国友人来，进了北平，更会有许多外国朋友来，那些大饭店，要留给中央招待外宾用。我们可以住老房子，能住下就行。中直机关单位很多，我们要照顾大局。”
当时市军管会供给部指定中央组织部选用的房子有三处：
一处是西四附近的一所私立学校，当时为一个临时大学所占用；
另一处是槐里胡同一号，当时是东北临时中学学生宿舍；
再一处是灵境胡同与槐里胡同一号隔院相邻的一座三层小洋楼，是个空楼。
当筹建机关住址的人向安子文汇报时，安子文明确表示，学校我们还要办，不能占用，槐里胡同这个地方好。
当汇报的人谈到槐里胡同一号的房子已经破败不堪，又脏又乱时，安子文笑了笑说：
“这没有啥！房子脏乱，我们可以彻底打扫；毁坏之处，可以修理；树木花草，可以重新种植。就这样定吧！我们服从分配。”
1963年上半年，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赵汉到某省调查，发现在干部队伍方面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领导干部年龄较大，本地干部所占比例很少。
这反映了对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干部培养不够，需要培养新生力量的问题。
安子文认为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他进一步组织干部对地委以上各级领导成员的情况进行深入调查，并向中央上报了培养和提拔新生力量的专题报告。
报告提出：
“新陈代谢是自然规律，如果不及早培养新的，将来就有后继无人的危险。”
毛主席阅后批交中央书记处研究。
中央书记处讨论了这个文件，要求中央组织部提出具体执行的办法和意见。
为此，安子文又两次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大力培养提拔年轻干部的要求和措施。
会上，安子文提出，为了大胆地、积极地、破格地提拔优秀年轻干部，就必须用革命精神打破保守思想和习惯势力。
“在这个问题上，要选择几个标兵，做个榜样，说服那些想不通的同志。”
安子文首先从中央组织部做起，按照中央提出的选拔40岁左右的干部参加省一级和中央部一级领导工作的要求，选拔了两名年轻干部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还破格选拔了两名更年轻的人担任厅、局级领导职务，对推动这项工作带了个好头。
中组部还从地、市班子中物色了一批年轻优秀的人选拔到省、市委担任领导工作。
随后，安子文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培养革命接班人是党的一项战略任务》的文章，进一步阐明了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重大意义和革命接班人必须具备的条件，就做好培养和造就革命接班人的工作提出了具体措施。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安子文提出，希望在于中年人、青年人。
每一个人都要以高度的责任心，为党认真物色和负责任地推荐确实优秀的年轻干部。
看到年富力强的好干部把担子挑起来了，就是看到了党的事业在前进、在发展，也就等于亲眼看到了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安子文经常对组织部、人事部的干部说，熟悉了解干部是全部干部工作的基础，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干部工作也就不可能真正做好。
他说，了解干部不能只从鉴定表上去了解，也不能只从档案材料去了解。
了解干部的正确方法是要从检查其工作上看，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结合起来去了解，并且要对干部各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
安子文自己正是这样做的。
他经常通过各种途径，利用各种机会广泛地接触干部。
他曾在中组部部务会上号召大家主动上门去找干部谈心谈话，不要老坐在办公室里等着人家来找。
在调配干部中，他充分考虑各方面关系，各个干部的特点。
一次，中央组织部准备派人到南方一所大学担任党委书记兼校长，当安子文亲自登门征求意见时，这位老同志表示愿意服从组织调动。
后来，安子文从侧面了解到这位患有一种慢性病，不宜到南方工作，于是就取消了原议。
事后他还告诫主管调配干部工作的说：
“调派干部是一项很细致的工作，对干部本身来讲，是应该要求他坚决服从组织决定的，但组织部门也要尽量考虑干部的实际情况，照顾干部的实际困难，只有这样，才能使干部感受到组织的关怀和温暖。”
正是因为这样，安子文熟悉了解很多干部。
有一次，周总理要求安子文推荐一个干部担任一项重要职务，安子文一口气说出了二十几个干部的名字，并作了简要介绍。
当周总理考虑确定了其中一个人后，安子文又进一步提供了这个人的情况。
对安子文能够如此熟悉为数众多的干部情况，毛主席、周总理和刘少奇都非常赞赏。
1967年，康生派人找安子文说：
“现在有件头功等着你，只要你能证明刘少奇是叛徒，马上就可以去钓鱼台同中央首长谈话，车子就等在门口。”
安子文义正辞严地回答：
“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了21年，从来没有听任何人说过，也没有从任何材料中看到过刘少奇有叛变行为。”
他还说：
“钓鱼台我去过，红旗车我坐过，现在我不想去钓鱼台，也不想见康生。”
1968年1月，安子文被投进秦城监狱后，康生又派人找他说道：
“头功已经有人立了，你若能补充证明刘少奇是叛徒，立二功也有很大好处。这里是什么地方，你也清楚，这里既然能进来，也能出去。你难道不想和你老婆孩子团聚吗？”
安子文冷冷地说：
“我不仅想和亲人团聚，更想为党工作，可是不知道的事情不能瞎说。”
来人说：
“你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
安子文说：
“你既然知道了，就自己去写吧。”
九大召开前夕，康生第三次派人找安子文说：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九大快开幕了。你若能证明刘少奇是叛徒，决不会亏待你。当然，继续当中央组织部部长是不可能了，但是做个中央委员还是可以的。”
安子文说：
“我的确不了解刘少奇有叛变问题。如果了解，我在中组部时早就报告给党中央和毛主席了。”
来人还让安子文考虑，并说：
“这是最后的机会。”
安子文斩钉截铁地回答：
“不用考虑了，我不知道。”
三次诱供失败后，康生恼羞成怒，对安子文施以严刑。
对此，安子文横眉冷对，从容地说：
“军阀和国民党的刑具我见过，敌人的监狱我坐过四次，不戴手铐脚镣我是这样讲，戴手铐脚镣我还是这样讲。”
结果门牙被打掉。
共产党的秦城监狱对待“犯人”的确比国民党的渣滓洞毫不逊色。
这点，安子文是有切身体会的。
饶漱石不是无缘无故的批安子文，也不是配合高岗批安子文，饶漱石“讨安伐刘”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全国财经会议，高岗向饶漱石反应安子文私拟政治局名单，安子文这是严重错误，作为组织部长的饶漱石是负有领导责任，特别是安子文拟完名单后给饶漱石看过，饶漱石更是有连带责任。
饶漱石通过高岗知道，安子文当初私拟政治局名单时，并没有和高岗商量过，安子文当初欺骗饶漱石说政治局名单和高岗商量过了。
饶漱石对安子文意见很大，认为安子文破坏了组织部的纪律，在组织部批了安子文，期间可能涉及薄一波，安子文反咬一口说饶漱石将安、刘、薄、彭划成一个圈圈。
安子文和饶漱石都到刘少奇那里告状，刘少奇批评了安子文说的“饶漱石将安、刘、薄、彭划成一个圈圈”，并要安子文和饶漱石不要再闹。
其后安子文和饶漱石没有再斗下去，刘少奇其实已经将饶安内斗制止。
饶漱石斗安子文是在组织部内部批评安子文，并没有大张旗鼓地斗安子文，在全国组织会议上饶漱石也没有斗安子文，全国组织会议饶漱石“讨安伐刘”是子虚乌有的事情，全国组织会议是张秀山、赖可可批安子文，和饶漱石一点关系也没有。
饶漱石批评安子文都是合法的事情，也是控制在组织部内部会议上，这些饶漱石都做得很好，并无不妥之处。
饶漱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地位虽然没有高岗那样显赫，但他的资历并不亚于高岗。
解放战争时期，饶漱石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兼华东军区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政治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
1953年2月奉调进京，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饶漱石从1929年起就数次在刘少奇手下工作，进京后又在刘少奇分管的中央组织部工作，理应与刘少奇紧密配合、步调一致地开展工作。
但是，饶漱石来京时期正是高岗因毛泽东的重用而红得发紫的时期，他见毛泽东经常在中央会议上说“高岗同志的意见可以考虑”，又看到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某些不满，再加之与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发生了矛盾，所以，饶漱石来京后不是与刘少奇更加紧密，反倒与高岗逐步靠拢。
据饶漱石后来自己交代，他是在财经会议进行期间，“受到某些同志对安子文同志的错误认识（说安子文同志敌我不分、用人不当等）的影响，开始对安子文同志存在一种浓厚的宗派主义情绪，并从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情绪出发，产生了一种政治性的投机心理”。
在7月2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部务会议上，饶漱石指责组织部是一潭死水，问题严重，必须“震动”一下。
不过，饶漱石虽然想在组织部拿安子文开刀，但他确实低估了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
安子文虽然比饶漱石小6岁，但他却是老资格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安子文在1925年6月北京求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活动。
他先后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部长、中共太岳工委书记、中共太岳地委书记，与彭真、薄一波等一道，为太岳根椐地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5年10月，安子文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由于中央组织部部长彭真已去东北，副部长习仲勋又在高岗去东北后主持中共西北中央局的工作，所以，中央组织部的工作实际上由安子文主持，一直到饶漱石来京就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之前。
饶漱石在7月22日“震动”组织部、指责安子文后，安子文当晚就来到刘少奇处，详细汇报了饶漱石的言行，并且分析说，我估计饶漱石如果不是精神失常，就是把你、我和彭真、薄一波四个人划成了一个圈圈，存心要把我从组织部赶走。
第二天早上，安子文又把他的这个估计向高岗做了汇报。
高岗虽然与安子文是陕北老乡，但显然认为安子文与刘少奇、彭真、薄一波这些当年北方局的战友更为亲近。
所以，在7月23日晚间召开的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议上，高岗又把安子文早上对他说的话告诉了饶漱石。
饶漱石听后异常生气，立即就在这次领导小组会议上公开讲述了此事，这不但使会议的原定议题受到了冲击，也使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总理感到十分为难。
在7月23日的领导小组会议上发了一通火后，饶漱石猜测安子文之所以会想到自己把他们四个人划成一个圈圈，并且不但把自己的推测向刘少奇做了汇报，还告诉了高岗，可能与“三月名单”之事有关。
所以，在7月24日晚间召开的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议上，饶漱石突然质问高岗，“三月名单”究竟是怎样一回事？
“三月名单”不仅与高岗有关，还是饶漱石攻击安子文的“撒手锏”。
关于神秘的“三月名单”事件的由来，有着不同的传说版本。
高岗的秘书赵家梁在《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一书中写道：
高岗在反省时谈到，大约在1953年4月上旬的一天中午，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送来一份文件，要他亲自签收，并立等阅后收回。
后来得知，这就是安子文拟的‘八大’政治局委员和各部委分工名单。
高岗惊奇地发现，在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一波而没有林彪。
这个名单，他以前从未见过。
这个名单如何到了毛泽东的手里？
传说不一，最可能是安子文呈送给毛泽东的。
虽然关于这份名单的出笼有不同的说法，但可以肯定名单是安子文拟定的，因为安子文后来为此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
然而，是安子文擅自做主还是谁指使安子文拟定的名单，目前仍是谜团。
但高岗显然认为是刘少奇授意安子文拟定的名单。
他在《我的反省》中说：
我主观地以为，安子文怎敢擅自拟定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单？
安子文身后还有人，那就是少奇。
是少奇同志授意，要安排政治局、书记处、各部委的人事。而且他也承认对林彪说过：我记得那单子上没有你。
然而，不管名单是如何产生的，高岗确实是看到了这份名单，而且还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传播。
但在7月24日晚间召开的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议上，饶漱石提出安子文的“三月名单”问题后，刘少奇、周恩来等都感到震惊，当即向安子文查问此事。
安子文此时也感到了问题的严重，在会上承认了确有此事，在会后向中央做了书面检讨，并请求中央给予撤销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职务的处分。
中央在审查了安子文的检讨后，认为安子文私拟名单确实违背了党的纪律，于7月末给予其党内当面警告处分。
毛泽东也宣布：此事到此为止，不许扩散。
本来事情到此可以终止了，但高岗竟然不顾毛泽东“不许扩散”的禁令，在财经会议和后来的南下休假期间，利用与一些地方和军队领导干部接触的机会，传播了这份名单。
高岗这种行为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党内的混乱，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满和高度警觉。
7月24日晚间的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议后，刘少奇找饶漱石谈话，劝他要冷静从事，不要再向安子文追问，也不要再为此事在组织部内进行争吵。
但是，饶漱石不听刘少奇的劝告，在7月26日召开的组织部部务会议上大发雷霆。
他将安子文向刘少奇反映情况说成是“有意挑拨是非，制造分裂”，“胆大妄为”，并以中组部检查官僚主义不彻底为由，要求开会专门检讨中组部的工作，让安子文作检讨。
财经会议结束后，饶漱石又于8月17日和18日连续两天主持召开部务会议，继续在组织部内搞“震动”。
虽然饶漱石在会上说会议的重点是讨论周恩来在财经会议上的结论，但他却在会议开始后首先“约法三章”：
第一，不联系思想；第二，不联系薄一波；第三，不联系组织部。
召开这样一个“三不联系”的会议，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原来饶漱石并非真的什么都不“联系”，他还是要“联系”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
饶漱石亮出了底牌，抛出了“三月名单”这个重磅炸弹，郑重其事地说，安子文私自拟定“三月名单”，犯了错误。
然后，饶漱石让大家追问“三月名单”问题，并逐渐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负责组织工作的刘少奇，造成了组织部内部的混乱。
一个人做点儿坏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坏事不做好事。
安子文给刘少奇下套，的确不是一件好事。可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为人民做了那么多的好事，总不能为了一件坏事就全都抹杀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