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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流勇进 57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6-03 点击数:205次 字数:

57

 

1980年初,王必成调军事科学院工作。

后来,因身体不好,中央军委于198112月批准他到南京休息治病。

对南京,王必成有深沉的眷恋之情,这里有他战斗、工作的足迹,有众多的老战友。

1982年初,王必成刚住进南京普陀路1号,许世友便前来看望。

  春节这一天,王必成前往中山陵8号看望许世友。

两位老战友的心情都很好,他们谈了许多,谈了许久。

王必成感慨地对许世友说:

“许司令,当年我们100多位赤卫队员,现在只剩下你一个队长和我一个队员了,我们都是幸存者。”

摄影记者还为两位老战友拍摄了合影,气氛十分融洽。

然而,令王必成没有想到的是,没过多久,风波又起。

1984110,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华东组在南京举行第一次会议,学习中共第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

会上,许世友发言,讲着讲着,突然话锋一转:

“军区有三个老红军,他们都是过草地的,文化大革命中造反夺权,至今没有交代。”

一言既出,满座皆惊。

大家明白这指的是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王必成、林维先和副政治委员鲍先志。

王必成作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也是与会者。

一点儿思想准备也没有的王必成,本想讲话反驳几句,一看已是下午4时多了,便写了个条子给参加这次会议的顾问委员会秘书长荣高棠,请他转给总书记胡耀邦和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表明自己不同意许世友的发言,但因时间关系,顾全大局,保留意见,不作发言。

许世友和王必成都是很有个性的传奇将军,他们两人有很深的渊源——正儿八经的老乡,两家相隔没有几里路。

1927年,许世友、王必成都参加了麻城地区的农民运动和黄麻起义,许世友是农民赤卫队队长,王必成是队员。

后来,他们都参加了红四方面军。抗日战争时期,许世友战斗在胶东地区,王必成战斗在苏南、苏中地区,相隔并不远,不久又激流归大海,汇入陈毅、粟裕的麾下,重新走到了一起。

许世友是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王必成是第六纵队司令员,两人都是华东野战军有名的战将。

1955年,许世友任南京军区司令员。

同年,王必成从抗美援朝战场回国,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五年后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从此,两位老战友更是低头不见抬头见,个人感情深厚,工作合作默契。

谁知,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竟使两人的关系急转直下。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许世友看不惯社会上的恶劣风气,向军委请假,到大别山深处休息养病,以后又被周恩来接到北京中南海保护起来。

南京军区的工作主要由副司令员张才千、王必成、林维先和副政治委员鲍先志等负责。

造反派多次冲击南京军区领导机关。

迫于无奈,王必成等人接见造反派,有时话讲得并不错,但被造反派改头换面,加以歪曲;面对瞬息万变的政治气候,有时也难免说几句错话。

在大别山或中南海的许世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对南京军区的诸多事情了如指掌,加上一些虚虚实实的传闻,结果对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的一些讲话、表态不满。

许世友回到南京后,立即点了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的名。

曾任许世友的秘书、国防大学原政治委员李文卿在《近看许世友》一书中写道:

许司令在后方医院时,他们出面接待军区“三团两队”等军内造反派的代表,被逼迫在机关和部队搞“四大”的意见书上签了字。

春节期间,有一包他们签字的材料从南京送到上海,许司令一看就火了,对我们说:

“这是乱军,是自毁长城,告诉军区不准公布。”

主官离位,王、林、鲍在家负责分管的工作,全力应对混乱,处境十分艰难。

他们在那个意见书上签字,除了被强迫,也有政策还不明朗的原因。

许司令当众批评他们和造反派签的是搞乱军队的协议,分量已很重,还又甚而言之:乱军是为了夺权。

一句话上了纲,一点回旋余地也不留。

后来,毛泽东、周恩来把王必成等人保护起来,住在北京总参第一招待所一年多。

196912月,王必成被分配到昆明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

林维先调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鲍先志调任济南军区副政治委员。

李文卿在《近看许世友》一书中还写道:

王副司令在战争年代号称“王老虎”,特别能打仗,和许司令是一个乡的人,当兵还是许司令带出来的。可能正为这个,许司令对他始终不肯原谅……

这两个老战友后来都进了中顾委,在一个小组开会。

许司令还总是翻老账,点名批评王司令。

聂凤智司令员从中做了不少缓和两人关系的工作,许司令答应不再讲了,可一到会上,有时还是忍不住发作一通。

李文卿继续写道:

19718月中旬至912,毛主席巡视南方,一路上同沿途各地党政军负责人谈话,着重讲了九届二中全会上那场斗争的性质,点名批评了林彪等人。……

毛主席在同许司令谈话时,除讲了上述内容外,还对许司令说:

你对王、林、鲍要高抬贵手,刀下留人。

198467,中顾委华东组在杭州举行第二次会议。

王必成在会上发言,就南京军区“文革”中的几件事作了说明:

“许世友同志……革命几十年我们都在一块。你在北京开会,每次总是我去看你。我从来没有反你,也没有在背后说过你一句不是的话,这都是可查的,你可以了解嘛!

“老战友了,过去的我不计较,过去了的就让它过去,我们都要向前看。

“你说我们三人要夺你的权,我想到你(印象)比较深的大约是三件事:第一,你从外地打来电话,叫调兵进驻司令部大院和指挥所,如果造反派冲就开枪。在家的常委,我都征求过意见,都不同意。当时毛主席、周总理指示,不准开枪。你还是坚持要调部队,我只好打电话请示总参王新亭副总参谋长和当时的林办,秘书传达:不准调部队,更不准开枪。并将这个指示立即批转全军执行。现在看,没有调部队开枪,是对的……当初不听你的话是对的。希望你自己对这一段好好回忆一下,以便总结经验,接受教训。”

“第二,我的印象就是军区的平反五条。司令部先搞了个平反五条,我并不知道。196710月间的晚上,军区造反派在AB大楼西头斗了我一晚上……斗争我的焦点:军区下放的三团两队和机关的一部分。这些人大部分回来了,要我承认下放他们是错误的。我说:下放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是军区决定的,我个人无权收回。在今天看来,下放是错误的,他们回来是对的。快要天亮了,他们把司令部搞的那个五条拿来,我同意修改发到军区党委委员。这个责任在我。”

“第三,军区党委向中央写的那个检查报告。这次会议是由杜平同志主持的。……××、××等人参加了会议,他们在发言中都说军区镇压了群众,积极主张在报告中写上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并要点你的名。当时常委一致不同意……如果有错误的话,军区党委集体承担,并没有点你的名。××、××到北京向你汇报,把这个报告完全黑白颠倒。结果你听了一面之词。”

“我们都是70多岁的人了,年岁不多了,快要到马克思那里去报到了。我们老同志要多栽花,少栽刺,要多交朋友,利于团结的话就说,有利于团结的事就做,反之就不说,更不能做。”

“我今天提的几点意见供参考。我不强加于你,你可以保留,还可以反驳嘛!”

1971年毛主席在南昌时,对你讲过,不知你是否还记得:‘许世友同志,你要打倒的三个人是好人,你要高抬贵手啊!’”

  他发言后,许世友问道:“还有没有意见?”并表示:“谈得很好!”

随后,许世友和王必成两人走到一起,紧紧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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