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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流勇进 52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5-29 点击数:233次 字数:

52

 

《沈威廉死亡调查实况》还在继续。

沈威廉湖南人,1919年生,旧知识分子。

1944年毕业于湖南长沙湘雅医学院。

国民党南京陆军总医院胸外科医生,著名胸外科一把刀

1949年南京解放,我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接管了这所医院,更名为华东军区总医院,1955年正名为南京军区总医院。

沈威廉这把,从1949年到1967年,18年来救治了我军数以千计的干部、战士、家属、子女的性命,其中还有许多高级干部。

使患者转危为安,继续为党为人民工作。

出于他的表现和政治上的进步与要求,经过党组织对他严格的政治审查和考验,批准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成为中共党员。

授中校(正团)军衔,出任南京军区总医院胸外科主医师。

他是我军著名的胸外科专家,在全国医疗系统也赫赫有名。

在沈威廉身上充分体现了,我党我军对知识分子,尤其对高级知识分子政策的正确性和威力。

南京军区总医院专家学者数以百计,闻名于世的有著名妇科专家何碧辉,传染病科专家陈伟达,泌尿科专家吴公良等。

陈毅、唐亮、郭化若、张才千、林维先对这些专家十分尊重,把他们当作党的瑰宝加以爱护。

有的专家同军区首长关系密切,甚至成为至交。

比如世界著名与林巧稚齐名的何碧辉和郭化若、唐亮的关系就非同一般。

何碧辉曾多次对我讲过,她同唐亮政委和郭化若副司令员的故事。

林豆豆和郭化若的女儿都是何碧辉副院长亲自接生的。

何碧辉授上校军衔,副师级,行政上是副院长,并享受专家津贴。

老太婆脾气古怪,非常执着认真,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怀有深厚感情;对干部、战士、家属患者一贯精心治疗,极其关心,医德高尚。

在军区总院,无论院长、政委都得让她三分。

后勤首长也十分尊重她。

她遇到医疗上难以解决的问题,就直接去找郭化若和唐亮,找郭化若的居多。

她和林巧稚一样终生未嫁。

何院长家里不用保姆,坚持亲自打饭打菜,我劝她你七十多岁了,过马路很危险,让别人代你打饭打菜不行吗?

她执拗自己去。

军区总医院,经常组织专家义诊,在马路上摆摊子,何碧辉每次参加这种活动,一次不落。

很多怀孕的妇女都找她听胎,判断是男婴女婴。

老人有求必应,十分忙碌。

老人节俭成风,常年一套军装,很少看到她穿便衣。

家里一台福日牌14寸彩色电视机,用到她去世还是这一台。

家中陈设简单,两张单人小沙发一个茶几都是旧的。

她考究卫生,卫生间一尘不染,吃的蔬菜要用牙刷一叶一叶的洗刷。

我每到她家,必备一碗福建人口味的甜点心招待我。

我吃完了,她习惯地说一句:

再吃也没有了!下次再吃

老人很欢迎我到她家做客,一次至少三个钟头,大都谈她1935—1949年之间的经历和趣事。

抗日战争那一段,在美国留学那一段,说得最起劲。

她告诉我,她是福州陶淑女子学院和文山女子中学毕业的。

我说,我是格致中学的,她哈哈大笑兴高采烈地说:

我们是老同学

我到总医院看病,一般不找她,如果找她帮忙,她必亲自带我去找专家看。

有一次我要看腰关节病,她就把我领到骨科主任林恩及那里去,对林恩及说你给他看看要紧不要紧

林恩及同志是厦门海沧人,见到何碧辉就说闽南话,我听不懂,干着急。

老人看我着急,就得意地笑,说我的福州话不好听,要学闽南话

林恩及对人说:

赵玉祥是何院长的干儿子

老人家家里不用保姆,有二位亲人照顾她。

一位是姑侄女,一位是姨侄女。

姨侄女是军区总医院的供应室护士,姑侄女是南京博物院的讲解员。

她俩和何碧辉院长一样,都没有结婚。

何碧辉离休后,回到老家福建厦门鼓浪屿。

逝世于东南沿海风光旖旎的花园城市厦门鼓浪屿,和林巧稚都葬在鼓浪屿。

沈威廉之死,何碧辉表示愤慨和惋惜。

提起许世友,她就眉头皱起来,眼睛看着我直摇头,嘴里没有一句关于许世友的话。

龙启明在关押期间,向我透露:

说沈威廉是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我不能接受。我对总医院的行政和医务人员的政治历史情况,十分清楚,当年我参与了对这些人的政历审查工作

他说:

沈威廉在湖南湘雅医学院毕业后,按国民党政府的规定,必须接受民团训练,他被迫参加了民团。国民党政府规定,训练结束要当一段时间的伪乡长。他确实当过半年左右的伪副乡长。在他接受民团训练和任伪副乡长期间,没有任何活动和罪行,例行公事而已。这些政治历史情况,在他入党时,都做了严格审查,并且都有结论。结论和他自己在自传中向党组织交代的完全一致。各级党委在批准他入党时,十分慎重,对他这些历史问题都经过认真核实和讨论,认为是属于一般性的政治历史问题,并且是被迫的,不予追究,同意其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至于在大会上批斗他的时候,说他取名威廉,是向往美帝国主义,梦想变天,那更是十足的唯心主义。沈威廉就读湘雅医学院,为了纪念外老师,更名威廉这完全可以理解的

龙启明说到这里,流露出极为不满的容态。

他说:

我们党的政策今天怎么会被那些领导人执行得这么糟糕了!”

龙启明继续说:

沈威廉是旧知识分子这不错,他酷爱书画和花鸟也是事实。他喜欢同旧知识分子谈今论古是常事,而他对待工作却十分严肃认真,对我军胸外科医学有贡献,他那把手术刀打开了人体的禁区,挽救了不知多少生命垂危的心脏病人。他是军内外公认的胸外科专家,像这样的知识分子,怎么能说是资产阶级呢?为什么这样的人就不能革命呢?何况他还没有参与文化大革命,仅仅是帮助青年军医抄写了几张大字报,说了些你们去革命,我多承担一些工作的话。就被打成了反革命,并且是历史加现行双料反革命,加以逮捕法办,这能说得上是公平合理吗?”

龙启明继续对我说:

他有胃溃疡病,肝硬化,还有其他疾病,能带病工作,一贯不为自己的疾病叫苦,这一点每年都有公论,都给他立了功评了奖。他出席过我南京军区先进工作者大会,军区后勤党委授予他红色专家的光荣称号。一夜之间这些红色的东西都变成黑色的了,说他是南京军区总医院反革命篡权黑手,是邵马龙李居柯的黑后台,这怎么能令人信服呢?现在他被逮捕了。这本身就是非法的,对他搞逼供信也是非法的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革命运动,在林彪形实右路线的干扰破坏下,世界观没有改造的领导人,他们满脑子充斥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封建专制思想,他们权力在手,没有民主和科学监督,随心所欲制造冤假错案,草营人命,在封建主义的哲学里,是天然合法的。

我说,南京军区总医院高悬霸主鞭,是在这个特定意义和特定时间段上的定论。

文革中南京军区总医院是合法的四大单位,广大干部、战士、职工对官僚主义、脱离群众以及思想作风不正的领导人,开展批评是完全正常的允许的。

做为领导人应持谦虚欢迎的态度。

然而,这些领导人对群众的批评持逆反心态和报复做法,应予批判,涉及法律的应追究法律责任。

许世友的生活作风问题,都在军区总医院高干病区发生的。

耿希晨院长和他老婆亲自安排的,许的保健医生某某是参与者。

许世友一到高干病区住院,第一个来护理他的是耿希晨老婆,以后由医生护士轮流值班

为了确保首长安全,耿希晨指定病区教导员吴斯坦同志和医务处龙启明二人轮流站岗,上午一个,下午一个。

在文化大革命中,总院被重点镇压与这个秘密有关。

19672月军区总医院有六个人造反很积极:

政治处宣传干事邵炳泉上尉,组织干事马永来上尉,首长保健医生龙启明大尉,李克昭军医,居秀萍军医,柯如仙军医。

这六个人中,5人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龙启明因成分好被拘留。

人们称之为南京军区总医院的邵马龙李居柯

逮捕他们的根据为:

邵炳泉父亲当过国民党伪县长,是共产党的敌人。

马永来当过伪警察,入党手续不全,属混进党内的假党员。

龙启明有野心企图夺权当院长。

李克昭父亲是国民党中将,傅作义将军的亲信,跟共产党打过仗,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

居秀萍的舅父在台湾属海外复杂关系分子。

柯如仙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父亲(养父)是国民党海军下级军官,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军舰撤离黄浦江时,跳江留在上海,是从黄浦江里冒出来的敌特分子。

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实事求是,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这是众所皆知的。

南京军区总医院党委,属于高级党委,对党的一贯政策是清楚的,文革前也是这样执行的,怎么到了文化大革命,受到群众批评和冲击的领导人,就一反常态呢?就可以颠倒是非,明知故犯呢?

他们为了自身的尊严和利益,就可以践踏党的方针政策,为所欲为,把好人当坏人来处理呢?这不是犯错误,这是犯罪。

邵炳泉的父亲是我党老地下工作者,为了党的利益,遵照党的指示,打入敌人内部,党指派他出任敌伪县长。

通过这个职务,掩护党的地下工作者,营救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

马永来在农村入党,战争年代手续不全是正常的。

在审干中,证明人都查到了,都有证明,他根本不是什么假党员。

当伪警察,那是因为生活无着,去冒名顶替当了二天警察。

这种事还是他自己交待的。

李克昭父亲国民党中将不假,但是,是我党的统战对象,是进步人士,傅作义将军起义,他起了很大作用。

北平解放他是有贡献的,他的家由解放军站岗放哨,列为保护对象。

居秀萍的舅父不是亲舅父是隔墙舅父,居秀萍从没有见到过这位舅父,解放前政治上、经济上、生活上都不来往。

这样的海外关系不能被视为复杂的社会关系。

柯如仙出身资产阶级,那是祖父外祖父的事,与她无关。

她生身父亲早年亡故,没有什么剥削行为。

她的继父柯蔚林,上海解放前夕没有逃往台湾,跳江留在上海,同柯如仙守寡母亲结婚,十几年安分守己,没有任何政治活动,四邻皆知。

审干中做一般性政治历史问题处理。

邵马龙李居柯,除了柯如仙有骄傲自满情绪不是共产党员外,其余5位都是党员。

正是因为他们造了领导人的反,批评了领导人的错误和缺点,触犯了领导人,领导人怕引火烧身因而被强加为犯上作乱的罪名,逮捕法办。

利用权力有意颠倒是非,颠倒黑白诬陷好人。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代表不了党中央,代替不了人民解放军。

南京军区总医院更代表不了共产党。

在我们党的历史中,在某一个时期,出现倾机会主义,出现肃反扩大化,出现滥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的事件,从根源上讲,有的属于极左思潮问题,有的是中了敌人的奸计,有的属于莫须有

所谓莫须有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说白了,就是拉大旗做虎皮,披着革命或犯有严重错误的外衣有意杀害或陷害异己者或所谓背叛者。

这些有意杀害、有意陷害、有意整人,制造冤假错案的人事实上已是犯罪,但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它的性质往往被掩盖了,用犯了严重错误被保护了下来。

这种权术性的做法,出于服从大局的深思远虑也是可以理解的,原谅的。

但是,犯严重错误的人必须改正错误,对于被伤害的人做好善后工作,落实政策。

否则,就应绳之以党纪、国法。

这样,才能服众,才能安民、治国。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这种事例很多。

但是,我们的党从未认真杜绝这类事件,历史上张国焘在长征中,冤杀优秀的红军干部和普通战士;延安三查三整中逼死过人;在白区地下党负责人冤杀错杀自己的同志等等,屡见不绝。

许世友犯了如此严重的错误甚至罪行,他反而当上了政治局委员,这葫芦里究竟装的什么药,我闹不清!

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许世友知道毛泽东需要他,许世友有持无恐,心中有了底。

因此,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敢于屡次犯严重错误,敢于屡次往死里整人,而不受到党纪、军纪、国法的制裁,相反的还升官。

在当时党内斗争尖锐的形势下,毛泽东要依靠南京军区的几十万大军。

我们这些热衷于革命而缺乏政治斗争经历的年轻人,往往会迷失方向,坠入政治迷雾之中而不能自拔。

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

  

19693月,中国和苏联边防部队在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接连发生武装冲突,中苏双方有多人伤亡。

事件发生后,苏联领导人和其他军事首脑不断发出战争威胁的言论。

与此同时,苏方调兵遣将,进行军事部署。

苏联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动作,不得不引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强烈反应。

六月间,根据毛泽东意见,中央军委办事组召开座谈会讨论准备打仗的问题。

92329日,我国成功地进行首次地下核试验和新的氢弹爆炸。

毛泽东又一次显示他从来不向任何外来压力低头的民族自尊和自信。

101,国庆20周年,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检阅了群众游行队伍,强调战备。

1015,毛泽东再次离开北京到达武汉。

两天以后,林彪以紧急战备名义,疏散到江苏苏州。

根据中共中央紧急通知,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先后战备疏散到外地。

1018(星期六)林彪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发出一个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

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

这个指示,由军委办事组以林副主席指示(1号令)”名义正式下达。

当晚,这个第一号令迅速用电话传达到各作战部队,全军立刻进入紧急临战状态,引起极大震动。

林彪的这个紧急指示,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举动,尽管它是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估计,特别是针对苏联军队有可能入侵这种估计作出的,但对这样一件牵动全局的大事,林彪竟在事先没有得到军委主席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就自行作出这样的紧急决定,并立即向全军各大单位下达,采取行动。

命令下达第二天,林彪才用电话记录"(急件传阅)的方式报告毛泽东。

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没有出现过这种做法。

此时,住在武昌东湖宾馆的毛泽东主席,每日仍是阅读书报、审批文件和思考问题。

与上次有所不同的是,他很少出去散步,也没有会见任何客人,这通常是他在考虑重要问题或准备做出重要决策前的一种习惯。

就在这时,林彪的第一号令传到了。

这是他没有料想到的。

毛泽东立刻敏锐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作出强烈反应。

陪同毛泽东来武汉的汪东兴回忆说:

  我拿此急件送到主席处,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我以为是主席让我拿去烧了,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文件的信封要烧,我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主席听我这样说,这才作罢

  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问我,主席看过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我对周总理说: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周总理惊诧地说:烧了?’我回答: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周总理听到这里没有说话

林彪采取这种先斩后奏的做法,确实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

此例一开,就造成一种既成事实:

副统帅可以不经过统帅而在一夜之间调动全军进入临战状态。

毛泽东后来曾说过这样的话:

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很多人嘛!”

意思是,人民解放军只有林彪一人可以直接指挥了。

毛泽东已经意识到林彪正急于取得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权力。

毛泽东不允许睡榻之旁又睡了一只凶险的老虎。

毛泽东同志一向极其重视抓枪杆子,拉住人民解放军高层将领,拉住许世友等高级将领,他就可以安稳地睡觉,这是大局的大局。

  196932日中苏发生珍宝岛武装冲突,1969813,苏联在新疆裕民县列克提地区制造报复性的流血事件,1969911日中苏两国总理周恩来和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谈,19691020,中苏两国举行边界谈判。

19694124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号召全国人民、全党、全军要加强战备准备打仗。

早在九大召开之前,毛泽东就发出要准备打仗的号召。

5月上旬,党中央召开战备工作座谈会。

6月、7月,召开三北地区(东北、华北、西北)作战会议。

827,中央作出成立全国各级防空领导小组,同时展开了全国性的、群众性的深挖洞活动。

9月,中央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926毛泽东批示军队不要松劲

次日林彪说:

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

在中苏谈判前夕,根据苏联的战略动向和情报资料,党中央做出在19691020之前,必须将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疏散到全国各地。

疏散中央领导人是毛泽东做出的决定,周恩来主持安排,疏散安排的报告,由汪东兴、王良恩签署的,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名义下达的。

毛泽东同志抢先了一步,把共产党的核心骨干,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们紧紧地抓在手上。

这样毛泽东和林彪斗,就棋胜一筹了。

作为副统帅直接管军队的林彪,理所当然,要做出紧急的军事布署,问题是不能先斩后奏

毛泽东离京去武汉,二天后的19691017林彪疏散到苏州太仓,1018第一号令诞生了,并下达全军执行。《第一号令》四个字的发明者是阎仲川,并不是林彪,此人是从某大军区,林彪指名调到总参谋部任总参作战部长的,后升任副总长兼作战部长,主管全军作战工作。

“1号令六条内容,是林彪口授的。

后来二炮部队也要做好发射准备加紧武器装备生产二条不向其他部队传达,剩下了四条。

这里谈一下疏散中央领导人:

刘少奇、徐向前到开封。

朱德、李富春到广东从化。

陈云、邓小平到南昌。

陶铸到合肥。董必武到广州。

叶剑英到长沙。

陈毅到石家庄。

刘伯承到汉口。

聂荣臻到邯郸。

其他领导人不叙述了。

众所周知,刘少奇、陶铸、贺龙、彭德怀等人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整死的,而且死的很惨。

贺龙和陶铸之死,毛泽东是为之叹息的,因为,贺龙可以抗衡林彪,陶铸可以派大用场。

陶铸之死同陈伯达没有关系。

林彪《第一号令》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我说的沛公当然是毛泽东。

林彪口授六条决非做秀,是动真格的,无可厚非。

任何一位主持军委工作的老帅,都会做出这样的布署。

以林彪军事战略家和副统帅的位置做出这个决定是正常的。

但是,林彪的做法是先斩后奏,却意味深长,这里蕴藏着极为深刻的危险和阴鸷韬晦的用心。

以林彪的为人和他同毛泽东相处40年的相知,难道他不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吗?

但是,他这么做了。

毛泽东的反应呢?面有愠色,当场烧了。

我不敢妄自猜测,林彪明知山有虎而偏向虎山行,其用意何在呢?

我和某些人以为他在向毛泽东示威,他在威胁毛泽东。

实质上是向毛泽东要权要位,甚至逼毛泽东尽早让位。

他借战备之名,一夜之间调动千军万马,大展其副统帅的威力。

他要当韩信,他同韩信一样,我这个三齐王怎么样?你毛泽东看着办吧!”

毛泽东雄才大略岂能不知林彪的用心,但他和刘邦一样,功高震主者,必除之。毛泽东的原则是功高可以,但不允许震主

人家说,林彪的性格内向,终日不语专门揣摩问题。

有人形容他静如处女,动如脱兔,的确如此。

林彪和毛泽东的碰撞和摊牌已昭然若揭。

林彪去毛之心已呼之欲出。

许世友虽是粗人,但这一点他不可能看不清楚。

19677月在上海,许世友在毛泽东面前演完哭戏之后,曾不打自招地说:

你们告状团告我的状,你们捞了一把屎。我许世友却捞了三把。江青同志派专机把我接到北京,林副主席接见我并和我合影,我还要当中央政治局委员。

许世友很吃香,他在毛和林之间充当了左右逢源的角色。

人们都说许世友’’,充满传奇色彩。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认为他是韩复渠式的人物。既是军阀,又是政治投机家。他的花花肠子多的很。

196967月间,因政治空气回暖了些,人们之间的友谊、感情,亲友之间的亲情又开始升温了。

那种儿子批斗父亲,妻子和丈夫划清界线的气氛慢慢的销声匿迹了。

南京军区总医院很多开明和正义的医生,继续坚持救死扶伤的精神。

我被安排住院治疗了。

196981,南京军区后勤部政治委员郭金林,副参谋长官宗礼专程来看望我。

二位将军都是老红军,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

郭政委对我说:

赵玉祥同志你要好好养病,不要胡思乱想,更不要背上思想包袱,出院后,好好工作

我对首长的关怀,深为感动,含泪对二位首长说:

首长放心,我一定听党的话,不背思想包袱,争取早日康复,继续为党工作

我在医院里很开心和医生护士们聊天,饭后在草坪上散步,不时还可以溜回家看看。

我家到总医院只有三站路。

1969年国庆节前夕我康复出院了,但没有分配工作,要我在家休养。

此时,部队开始大整编,合并机关,裁减人员,进行大换血,大换班。

总政治部下达通知,编余人员有7条出路:

支左、

去生产兵团、

去人武部、

下放军分区充实基层、

连以下干部复员、

轮番下放劳动锻炼、

营以上转业。

组织上找我谈话,组织决定你到生产建设兵团工作。我当场拒绝,我不去生产建设兵团

我意识到政治空气又紧张了,郭金林政委的话有了变化。

我很气愤,我知道问题的根子还是出在许世友身上,那个时候田普当上了南京军区干部部副部长,她说了算,党的干部被许世友夫妻俩当作囊中物了!

机关政治协理员又一次找我谈话,敦促我到生产建设兵团去,我仍然拒不服从。

南京军区运输部部长任增同志对我说,你去吧,我也去的。王子乔参谋长也去的,傅东岩处长也去的,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兼政委汪运祖少将是老同志,参谋长还是王子乔。我们一道去修理地球。

任增部长态度诚恳,甚至对我说:

我放鸭子,也带着你一道放鸭子

我脾气犟,坚决不去。

现在想想甚为后悔,如果去了就不会脱军装。

196911月,机关政治协理员对我说:

你不去生产兵团,其他的路没有只有复员一条

我回答很干脆:

那就复员吧!”

协理员说:

你打个报告说清楚,是自愿要求复员的

南京军区后勤部遵照许世友、田普的意图,违背总政治部营以上干部建国前入伍不复员的规定,我被作复员处理。

我复员之后,陶春和征求我意见你复员到哪里去?回福建老家呢?还是就地安置?按总政规定,那里来那里去,你应该回福州去。但,组织上可以照顾你,如果你愿意可以就地安置。军区支左的干部都在南京,安置在南京那个单位(工厂)任你挑选

我心里明白,只要我肯复员,肯脱军装,他们什么条件都答应。

一句话,他们要把我赶快撵走。

196911月份,我和郑日雄、郑道沂(南京军事学院战友)回福州一趟,看看福州有什么好工厂。

福州工业条件差,军事学院把郑日雄安排在一家小商店里当营业员,据说是卖肉类食品的。

我立即返回南京,要求安置在南京。

196912月,我正式办了复员手续,脱了军装,被安排在一个只有100多人的小厂里当刨床工人,每月工资36元。

我复员时,除了保留下一个共产党员外,其他通通都被5500元的复员费卖掉了。

我含着热泪到南京军区后勤部司令部管理科去领了复员费,当天我把复员费全部存入银行,我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就这样我被许世友清除出我热爱并为之献身的人民解放军!

四十四年过去了,我仍然热爱着教育培养我成长的人民解放军,日夜思念着我的老首长,我的老战友。

四十四年来,我舍不得脱掉这身军装,夜里做梦我还在军队里工作,醒来原来是一个梦!

  

南京变压器厂是一个只有百多人的小厂,我选中了它。

办好手续分配到机械加工车间,当刨工。

月试用工资36元。

所谓试用工资,就是试用期三个月内不合格还没有36元。

我参军20年零四个月,大尉正营职,被倒许乱年口号吹得一干二净,除了保留党员外,5500元复员费买断了我的一切待遇。

196912月,我成了一名普通工人,那年我35岁。

与此同时,出于紧急战备,城乡掀起上山下乡大迁徙运动。

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知识分子、教育科技工作者、学校教员通通到农村、山区或边远地区接受再教育。

顿时间,大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沸腾了,人们壮怀激烈,毁家荡产,携妻带子,或独自一身高唱东方红太阳升歌曲,打起背包就出发接受再教育去了。

复员后第一件使我痛心的事,我永志不忘。

复员后第二天,我的第31集团军战友杨思谦的大公子,要我送他一顶军用冬季毡绒帽,后来这顶旧军帽被人抢走了,杨思谦向派出所报了案,派出所追查这顶帽子的来源,我去作证,我穿着军装去了,填写工作单位是南京军区后勤部。

兰园派出所打电话给后勤部查证,后勤部回答说,赵玉祥犯了错误已复员,非军人。

我被派出所训斥了一顿,说我是犯了错误被清除出部队的。

下次再冒充军人,就拘留我。

我唯唯诺诺,承认错误,才被放走。

杨思谦为这件事,对我十分负疚。

我为这件事,寒心、伤心一辈子。

我的师傅叫兰济强,问我在部队是什么官,我说是大尉。

工人们对我很尊重,师傅也不教我技术,成天拿着维丝擦刨床,擦得雪亮。

在军队月工资为108元,到了工厂36元,还属于试用

我那个时候真傻,没有考虑那么多。

什么地位呀,待遇呀,脱军装呀,没有房子呀,生活重新安排呀等等。

就是咬住一口气,横下一条心,到那里都是革命。

脑子太简单。

在车间没干两个月,我就被调上去了,到生产组当统计员去了。

堂堂一个大尉部长助理,去干统计员,我实在憋气。

领导我的是一位采购员,不是干部,是从工人里调上来的。

我按捺着气愤,把工作担下来了。

又过了二个月,厂长回来了,问我在部队干什么工作?

我说组织计划。

厂长书记一商量,好!

你去协助搞生产计划吧!

其实部长助理同工厂的生产计划是两回事。

这位主管是女同志,我跟她当助手,她又成了我的师傅。

到工厂6个月,换了三位师傅,一位姓兰,一位姓王,一位姓沈。

1970年,全国开展一打五反运动,各单位大张旗鼓发动群众大抓流氓、反革命和坏分子。

我又被调往政工组,帮助搞政治运动。

政工组组长姓王,是济南部队复员回来的班长。

部队复员回来的一大批战士,都成了运动骨干,他们思想,没有政策观念,作风粗暴,很会乱整人,伤害了很多人,有的工人被整死了,有的工人被打伤了,有的工人伤残终身……

至于隔离、逼供信、抄家、干重活、漫骂等那是家常便饭。

为所欲为,随心所欲。

根本没有政策、没有人道、没有公理、没有公正。

我看到这一切,真是触目惊心,文化大革命四年,派性竟会把工厂搞成这个样子,非常之野蛮。

100多人的小厂分成三派,谁掌权谁就无法无天,大整对立派。

我就眼看着一派整一派的残酷做法。

工人候锡良(板金工.)、郭仁锦(车工)、蒋学成(刨工)、董光志(档案员)等被毒打、被批斗、被强迫干重活。

从部队复员回来的一批干部,虽然政策水平高一些,不同意这种胡作非为,但无能为力。

在派性斗争的大气候下,谁也不敢去找麻烦,引火烧身。

197011月,我和另一位部队复员回来的排级干部,出差到山东潍坊搞外调。

这期间全国林彪集团又掀起了又一个大规模阴谋篡权的政治运动。

把矛头指向党政军老一辈革命家和周恩来总理。

林彪捏造出来一个“‘5.16’反革命造反军团

他们把这个所谓“5.16反革命军团描绘为:

军团的黑后台是二月逆流的老帅们,在前台指挥的是杨余傅

这个军团的成员是各级被打倒的走资派和他们子女以及黑五类。

冲锋陷阵是黑五类

军团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怀有刻骨仇恨。

他们采取积蓄力量长期隐蔽,保存骨干待机而动的反革命韬晦策略。

他们重点进攻的目标是毁我长城。

周恩来总理曾说:

清查5.16’是冲着我来的

19709月,在林彪操纵下,南京军区和江苏、浙江、安徽、上海市掀起了来势猛烈的大挖“‘5.16’反革命军团分子

197010月,原南京军区前线歌剧团演员,告状团头头之一修蕴被许世友逮捕入狱,关押在南京娃娃桥监狱。

接着前线歌剧团著名演员江苏政协委员蔡佩莹、歌剧演员李源、小提琴手王建修、歌舞团舞蹈演员陈家骏,歌唱演员李惠兰都被许世友通过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逮捕入狱。

被捕入狱的这些人都是倒许乱军分子,不管在什么地方工作,一律逮捕归案,进行审查。

我听到这些消息之后,我做好了思想准备,知道在劫难逃。

我出差到山东潍坊,12月份回到南京。

此时,南京抓“5.16”的风声已经很紧,我有随时被捕的可能。

军内正义的同志向我透露消息,并劝我赶快逃走

我认为我没有罪,为什么要逃走?万一逃走若再被捕,那就会授人以柄,小命难保了。

我决心静座待变,再一次经受考验。这个时候,我已被赶出了部队营房,暂住在岳父家中。

离开营房时,管理科派了一辆嘎斯51运输车,又派了四位战士帮我搬家。

我的二个孩子,一个12岁,一个10岁,上车时闹着不肯离开,他们说:

爸爸我们为什么要搬家?为什么要离开这里?这里有很多小朋友,有小涛、小明、小胖子,我们在一起玩得很好嘛!”

我回答说:

我们搬家是暂时的,将来还要回来的

我的爱人郭泽俭同志,默默无言,向家属们打个招呼,道声再见就上车了!

我这里的家没有了,这里的食堂没有了,这里的操场没有了,这里的绿化和营区通道也没有了……

我穿一身工人服装,领着二个幼小的孩子,在贤慧的妻子陪同下,走了!

倒许乱军口号的飓风把我吹得冰天雪地两茫茫!”

一个四口之家,好端端的人家,为了响应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号召,在党指向那里,就打到那里做党的驯服工具解放军战士最听党的话等思想指导下,参加了史无前例轰轰烈烈,冒犯了许世友,赵玉祥和他的战友们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正如陈毅元帅所讲的,你们这些娃娃,懂得什么?你们懂得什么叫路线斗争吗?你们能搞路线斗争吗?”

的确如此,我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娃娃们,在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斗争中,所以吃尽了苦头,几乎被搞得家破人亡,正是因为我们太幼稚了,太天真了,太单纯了!

但是,政治斗争是残酷的,是你死我活的,是不会原谅什么幼稚、天真、单纯的,既然你卷进了这个漩涡,那就很难自拔了。

然而,经过四十四年后的今天,回过头来看看我们参与这场路线斗争,并为其付出惨重代价的政治意义,是很值得庆幸的。

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潇洒地走一会,经受一次中国式的巴黎公社革命洗礼,是我跟着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革命一生难得的锻炼和考验,我无怨无悔,我很自豪、很光荣、很值得。

在暴风狂雨之中,一叶扁舟,好不容易逃脱了浪吞礁触的危险,暂时躲进了一个小小的避风港湾。

一对患难与共的夫妻呵护着一双未成年的孩子,惊恐动荡的心绪甫甫乍定,等待他们全家的另一场更大的劫难即将降临了,他就是清查‘5.16’!”四十四年后的今天,我在写这段历史回忆录时,心绪虽然平静,但是,我心里依然很难过的。

我能有今天,真的要感谢上苍!

我命不该绝。

当然要感谢党、感谢毛主席。

老天爷促使林彪爆炸,我才得救。

林彪爆炸之后,许世友大喊上当了,上当了!”

他说,在南京军区和三省一市大抓‘5.16’是上了林彪的当。

他和杜平商量,赶快采取补救办法。

文化大革命中,凡有政治运动,倒许乱军分子就被上挂下联。

倒许乱军又被联上了5.16”。林彪爆炸了,许世友把清查5.16”的罪责一股脑儿推给了林彪,把屎盆子扣在林彪头上。

把自己打扮成上当受骗的好人,搞什么补救办法

什么叫补救办法?

南京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李树和,在许世友授意下,发出一纸公文查某某同志,‘5.16’材料是假的,错误的,请你们做好善后工作

许世友把好人关押了三年,整得死去活来,有的人甚至被整得家破人亡,一纸公文轻松了事。

天下有这种好事吗?

许世友疯狂整人,双手血腥,推托罪责,轻松了事。

这就是上将军的传奇故事吗?

吹捧许世友的先生们,你不觉得惭愧和负疚吗?

你吹捧了一个人,却欺负了数万人,良心过得去吗?你们昧着人类良知,吹捧双手沾满共产党员血泪并株连其妻儿子女、双亲昆仲的许世友,你们对人民能交代得了吗?

实质上,许世友充当了林彪的帮凶。

571工程纪要》明确表明:

南京军区是争取力量

  

197012511,南京市白下区红花地居委会主任张兰,带领五老村派出所一位警员到我家,对我说:

你岳父有些政治历史问题,要和你谈谈,请你到派出所来一趟

我知道有情况,我没有惊动老人,走到二个孩子床前,用手轻轻地抚摸孩子的头发,亲了亲他俩的小脸,顺手给他们掖了掖被子。

我拿起一件棉大衣,向爱妻郭泽俭同志道别,就跟着他们走了。

一走就是三年。

1973111,我被通知无罪释放,回到家二个孩子都长大了,一个15岁另一个13岁。

郭泽俭事先不知道,她还没有下班。

孩子见到我相对无言,这是后话,在此不赘。

我到了派出所,看到一辆军用戈斯69停在门口,我明白那是为我准备的。

军代表向我宣布了逮捕令,要我在逮捕证上签字,被我拒绝了。

接着上来四位狱警给我反手戴上铐子,把我架上警车跪按在车上,军大衣摔在一边。

从我家到娃娃桥监狱其实很近,他们故意迷惑我,开着车子兜来兜去,到了监狱,我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

娃娃桥监狱是一所正规监狱,到了柜台,他们解开了手铐,叫我跪下读犯人必须遵守的监规,我拒绝下跪,拒绝读监规,我高呼毛主席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人民解放军万岁!

监狱指导员是军代表姓孙,他是第60集团军某部的连指导员,监狱长姓张也是从60军来的。

姓孙的军代表像凶神恶煞一样。

我高呼口号时,监狱号子里的犯人都听到了。

柜台周围聚积的狱警都惊呆了。

他们说,进来的犯人都老老实实的,你赵玉祥胆子大敢闹监狱,态度极其嚣张!

这些狱警都是第60集团军复员来的老兵,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观念极强,年轻力壮,很会整犯人。

军代表指导员狠狠地对我说:

赵玉祥你放老实点,这里是什么地方!否则,有你的苦头吃

有一位看守说:

太嚣张了,他高呼毛主席万岁,岂不是把我们放在国民党特务镇压共产党的位置上了!”

我大声对他讲:

我是堂堂正正的人民解放军大尉军官,共产党员。我刚从北京回来,毛主席接见过我,周总理代表党中央亲自给我们平反。你们胆大包天,敢把我抓进来,将来一切后果你们必须承担!”

姓孙的指导员气急败坏地走了,自言自语道:

极其嚣张,极其嚣张!”

姓张的军代表狱长始终一言不发,一直盯着我看。

看守们也不叫读监规了,取出一张犯人入狱登记表,叫我填写,又被我拒绝了。

我对他们说,你们去问南京军区后勤部去!那里有我的档案

看守们无奈,只好自己填写。

看守问我:

你叫什么名字?”

我不回答。又问:

你家地址在什么地方?门牌几号?”

我见机会来了:

我家住在红花地24

看守:

怎么写?”

我回答:

一颗红心向着党的。花是葵花向太阳的

地是红旗插遍祖国大地的

看守们笑了,说了一句:

你赵玉祥真会宣传

登记表填好,叫我把鞋带、裤带、手表、钢笔、钥匙、指甲刀、零碎钱留下,看守一一登记,放在一个犯人专用的口袋里。

最后,发一块小布块给我,上面印着“3002”字样,看守说,进了号子不准说出自己的姓名,“3002”是你的犯号,以后你就叫“3002”

这些动作结束之后,一名看守把我带走了,我提着裤子拖着鞋,拿着军大衣跟他到了牢房(号子)门口,他开了锁,命我进去”!

他咣的一声把牢房门锁起来了。

他又打开老虎洞看看牢房里动静,一分钟后,他关上老虎洞走了。

我进了号子,一盏昏暗的电灯吸在天花板上,号子里的犯人足有十七、八个,他们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眼神呆滞,谔谔地盯着我看。

这个时候,我才有点煨了

心想,这下完了到了这么个鬼地方,可怕。

顿时产生了莫名的恐惧感。

我夹着大衣,痴痴地站在门里不动。

犯人全都站起来了,争着给我让地方。

带班员说,就在裁缝旁边吧!”

带班员就是号子里的犯人头目,睡在第一个位置上。

我进来只带一件军大衣,铺的盖的什么都没有,12月的南京城冷得很,怎么办?

裁缝和旁边的另一位犯人,让出了一席之地,拿出一床被单借给我铺在稻草上面,我把军大衣当作被子,把军棉衣棉裤脱下压在军大衣上,身上的毛衣和军卫生衣裤就不脱了,这一夜就这样过下来的。

这一夜,我无法入眠。

不冷。

牢房里有一个炕光溜溜的,可以容纳18人睡眠,每个犯人的睡眠空间宽60公分,长1.5,插足而眠,不能抵足而眠,屈膝而眠也不行。

翻身也很费劲。

号子里有一个抽水马桶,这是唯一的设备,轮流如厕,限制时间,否则影响下一个用厕。

谁个用厕后,必须把地上和便桶上的垢污擦拭干净,以保持清洁。

牢房里有一扇百叶窗方圆为1.2m×0.7m18人就靠这个小窗子呼吸。用百叶窗是为了防止犯人向外窥测动静。

牢门也不大但很厚实,牢门上方开有一个1寸宽6寸长的小活门,供看守在外面随时打开小活门监视牢内的动静。

犯人称之为老虎洞。

看守们如狼似虎,对付犯人很不人道。

打、骂、体罚、刑罚、侮辱人格常有的事。

看守们还会搞心理战。

比如在深夜,他们故意把重犯拉出来,带着脚镣和手铐在牢房前走动,叫犯人在深夜沉睡时,听到脚镣和手铐声,受惊而醒。有的犯人特别是女犯人,意志脆弱或心理状况不佳者,经不起这种恐吓而精神失常。

他们用这种不人道的做法,来迫使犯人交代罪行或揭发别人的罪行。

我躺下来心里翻江倒海一般,思念家里这一夜和今后将会怎样?

这里是什么地方?

要关我多长时间?

家里人是否知道我在这里?

看守们将会怎么对待我等等。

我在想,抓我进来的根子在南京军区保卫部,保卫部又是秉承许世友旨意办的。

我在想,他们会给我按个什么罪名呢?

这些事19671968二年不是都弄清楚了吗?

为什么还要把我请到这里来呢?我胡思乱想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六时,值班看守吹哨子起床,犯友们纷纷问我,你犯的什么科进来的?

你是军人吗?

他们交头接耳,互相猜测。

他们感到我这个犯人是有来头的,而且很神秘。

我告诉他们,我是南京军区后勤部的,别的什么也没有说。

犯人告诉我,你昨天晚上大闹公堂高呼口号,我们都听到了,你胆子真大,我们无论如何不敢这样。

我向他们打听,这里是什么地方?

他们说是娃娃桥,我听了大吃一惊。

顿时,我清醒了许多,我意识到,再不能胡思乱想了,要立即做好应对的思想准备,尤其政治上要高度警觉,不要在这里犯错误,授人以柄,没有罪弄出罪来。

20年的军队生活和历次政治运动帮了我大忙,我给自己定下几条必须遵守的规则,

坚信党的政策,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我总有出头之日;

不谈政治问题,不扩散军区内部任何情况;

不再暴露自己的身份,不透露自己的姓名和个人的情况;

遵守监规严戒急躁情绪和烦躁心态,避免吃眼前亏;

注意身体健康,避免生病;

同犯人搞好关系,但又要有界线,不能轻信别人。

我正式坐牢了,我感谢许世友请我进监狱,好好为我补上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课。

使我认识到、体验到,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这对我理解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极有用处。

三年监狱生活使我大开眼界,让我认识到专政、社会、法律和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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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文集|联系作者|责任编辑:K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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