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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流勇进 51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5-28 点击数:357次 字数:

51

 

公元1967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杨成武代总长陪同下来到浙江视察,驻节杭州。

驻浙部队第20集团军和空军第4军领导人熊应堂军长、南萍政委。

空5军政委陈励耘军长白某某应招晋见。

毛泽东对南萍(前南京军区干部部长)说:

南山出了一头熊,一口吃了两条龙”。

南山出了一头熊”指南萍和熊应堂,“一口吃了两条龙”指浙江省军区张秀龙司令员和龙潜政治委员。

在“文化大革命”中“两条龙”唯许世友之命是听,大肆在军内外捕人造成严重后果,第20集团军和空5军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和表扬。

空5军在浙江某地击落美国U2飞机,毛泽东非常高兴。

在召见说话时,毛泽东要抽烟,南萍给他划火柴,他对南萍说,“你们辛苦了,你们两个军要互相团结,互相学习,互相支持”。

他接过南萍手里的火柴,说:

还是我来吧,我自力更生吧!”

南萍感动得泪流满面。

在杭州,杨成武带去的专家,发现“两头龙”对毛泽东搞窃听,主席很生气。

但,没有追究。

他老人家替龙潜讲了好话,也批评了龙潜。

他说,“龙潜整得过分啦,搞喷气式,罚跪,挨打,挂牌子。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事?官做大了,薪水多了,有事不跟人家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严重脱离群众,到处骂人、训人。战士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有机会就爆发了。一年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战士有意见就让他们讲,讲完了他就没有意见了”。

在“文革”期间,张秀龙的儿子打死人,周恩来总理指示依法逮捕审判,可是人到南京被许世友藏了起来。

总理知道了非常生气,下令许世友立即把人交给地方公安司法部门依法处理。

还有一件趣事,1967年2月,南京军区机关大规模抓人时,熊应堂要带一个连到南京来帮助许世友抓人,被周恩来制止了。

原因是第20集团军59师师长朱铁谷在人民解放军第86医院住院,对许世友抓人,说了二句公道话,竟然被许世友抓起来了。

熊军长知道事件真相之后,态度转变了。

许世友获悉20集团军支持在浙江“支左”的南京军区政治部受迫害的人员,要把熊应堂、南萍也抓起来,毛主席表扬了熊、南二人,许才不敢动手。

1967年9月,杭州疗养院将军楼,顾名思义是将军们疗养时居住的地方。

南京军区政治部在浙江“支左”的人员在杭州成立了批许联络站即“批资总部”,并召开批许联络会。政治部、司令部、后勤部都派人参加了,我代表后勤来的。

会议讨论许世友该批不该批?

能批不能批?

一致认为,许世友犯有严重错误,应该批判,允许批判。

会议认为,批判必须同平反结合起来进行。

这个会议,熊应堂、南萍是支持的。

会议决定:1967年9月,军区政治部在浙“支左”人员,除留少数在浙“支左”外,其余全部返回南京,开展“批许”活动。

他们希望在江苏“支左”的南京军区司令部人员,在安徽“支左”的后勤部人员,同时回南京参加批许活动。

许世友讲过:“政治部都是一些乌龟王八蛋,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又说,“他们想戴乌纱帽,老子偏要给他们戴草帽(当老百姓去),司令部接管政治部;干脆撤销政治部”。

总之,许世友对政治工作,对知识分子存有歧视。

南京军区政治部批许联络站提出:

许世友错误必须批判,受迫害的人员必须平反,许世友不能打倒,也把他打“跑”。

1973年12月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许世友只身一人调到广州军区。

终于被打“跑”了。

毛泽东说:

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呆久了不好呢。”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人员,他们长期在党和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在军队中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方针路线和各项政策。

政治工作和政工干部是我党在军队中的生命线。

没有政治工作,这支军队就是军阀的军队。

没有政治工作,就不能打败强大的敌人。

我军政工干部不能容忍任何人歧视或贬低政治工作,他们绝不允许一切不符合党的方针政策的行为,在军队中横行霸道。

许世友必须认错,必须检讨,必须改正错误。

南京军区政治部在浙江“支左”人员的批许活动,得到了“南山出了一头熊”的支持。

  在1967年10月,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派军委办事组政治工作组负责人,空军副政治委员刘锦平将军和总理秘书宋皋同志,带领工作组来到江苏南京无锡等地,他们的任务是阻止农民进城,制止有可能即将爆发的南京、无锡地区大武斗。

1967年10月6日晚8时10分,刘锦平在南京空军接见南京军区机关直属队和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有关人员。

刘锦平进入接见大厅时,南京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孙海云带领大家起立鼓掌,刘锦平也鼓掌。

孙海云说:

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非常关心江苏的文化大革命,为了江苏4450万人民的利益,中央派刘政委率领工作团来江苏。刘政委代表中央来的,今天晚上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同大家见面,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对我们的关怀,为了表达我们的心情,请同志们再热烈鼓掌。现在,请刘政委给我们作指示,请同志们欢迎”。

同志们,我和宋皋同志以及其他同志,是遵照总理的指示,来到江苏南京的。总理给我们的任务是促进江苏的革命群众组织消除分歧和对立,尽快地联合起来。毛主席在视察大江南北的时候,说7、8、9三个月形势大好,江苏也不例外。现在,我们的任务完成了,江苏两派对立情绪有了好转,开始接触协商,讨论大联合。明天,我们就要回北京去了。可是,我们还有一项任务没有完成。我们在北京临走的时候,总理对我有交代,要我来看看南京军区司、政、后的同志们,听听你们的意见。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很关心你们啊!”

与会人员情绪激动热烈鼓掌。

任务没完成,我们不能走。所以,今天晚上把同志们请来,一是看看同志们,二是来听听同志们的意见。我还要把这些意见带回去,向总理汇报,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现在就请同志们发言”。

第一个发言的是南京军区后勤部锋锐,他说:

今年二月份,我们响应毛主席号召,批判军区首长许世友的错误,被打成反革命,逮捕关押七个月。仅司政后机关直属队被逮捕关押的人员,据不完全统计有340人之多。师以上干部被逮捕关押、批斗、勒令停职检讨交待的有20多人。其中有朱铁谷、孙海云、赵树湘、刘万祥等人。团以上干部被逮捕关押有60多人,营以下更多,后勤技工学校把“造反”士兵绑在卡车上游街。83医院临产孕妇也要弯腰接受请罪批斗。125医院有的军官和士兵在浴室里被抓走。军区总医院胸外科专家沈威廉被迫害致死,死的时候还带着手铐。军区总医院政委刘万祥和上海916油库政委邓启樵被打成南京军区后勤部的刘邓。邓启樵在集中营里被几个武装士兵捆绑起来往水泥地上摔。军区总医院护校入伍不到一年的学员,十八、九岁就被打成,开除军籍押送回家……。”

汇报工作进行到凌晨二时。

午夜时,休息半小时,空军招待人员送来了热气腾腾的面条。

凌晨二时十五分,刘锦平作了长时间的讲话。

他说:

同志们讲得很好,很深刻,很生动。你们在座的都会写文章,很多是秘书。把这些情况分门别类写成专题材料,文字不要太多,要简明。我保证把这些材料带到北京,送到毛主席那里,送到周恩来总理那里。我们天天都有飞机很方便嘛!我们明天就要走了,一定把同志们受到的委屈向党中央领导同志汇报”。

他又说:

许世友同志有错误可以批判。他现在在养病,要给他一点时间,给他创造一些条件,同志们不能操之过急。提‘打倒’的口号是不恰当的。我们希望他能取得群众的谅解。”

周总理秘书宋皋是工作团副团长,10月6日晚接见,他没有出席。

但他单独接见了孙海云等人,交谈了多次,而且带走了材料,当然完全是许世友的事。

刘锦平、宋皋走后,1967年11月13曰,南京军区领导机关(含南京地区军队院校)告状团就到了北京,周恩来总理接见了告状团。

毛泽东同志说“南山出了一头熊,一口吃了两条龙”,看来幽默有趣,但其意味深长。

  

1967年10月,刘锦平飞回北京之后,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和驻宁医院、学校、文体单位,立即沸腾了起来。

刘锦平的讲话三天之后就传遍了各单位。

很多师、军以上的高级干部都改变了态度,同情和支持受打击迫害的军官要求平反的愿望。

首先是王必成、林维先副司令员和鲍先志副政委。

王必成是二月抓人的指挥官,林维先副司令员、鲍先志副政委没有介入此事。

因此,从浙江“杀”回来的近三百名政治部支左人员,首先向王必成开炮。

许世友在大别山“养病”,杜平被总理请去北京开会,商讨解决江苏三派联合问题。

王必成是军区党委副书记,第一副司令员,在南京主持军区党委日常工作,他责无旁贷,必须承担责任。

10月18日,南京地区军队院校告状团联合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受迫害人员的代表,对王必成进行第一个回合交锋,要求王必成批准三大部和直属单位成立平反小组。

平反小组在党委领导下,监督和帮助进行平反工作。

10月12日,在南京军区第一招待所,AB大楼(解放前美军顾问团住的地方)宽敞明亮的会议室里,端坐着我人民解放军前第七兵团副司令员王必成将军。

这一位威震孟良崮战役的虎将,纹丝不动地坐在雪白干净的长条会议桌的正中央,他的军帽放在会议桌的右上方。

银色的传声器对着他的面孔,随时准备替他扬声。

一个淡蓝色的托盘,托着一个白色盖着盖子的茶杯,放在他的眼前。

杯子下方有一本黑色大笔记本敞开着,钢笔就在笔记本上。

王必成将军是年近花甲的人了,花白的短发剪得十分整齐。

他不时昂起头来鹰一般的目光,扫视着围坐在会议桌上和其它座位上的男女军官。

看上去,这位受人尊敬的老将军更加消瘦了,在本来就干巴的脸上,更加棱角分明,令人望而生畏。

他依然精神抖擞,威风凛凛。军容和威仪丝毫不减。

坐在他旁边的是王六生将军,他面有采色,还是那样肥胖。

参加“走访”的人员共有30多人。

走访”王必成将军前一天就将走访的内容和要求告知了王副司令,以便他在回答这些问题时有个准备。

同志们!我们开会好不好?王副司令工作很忙,担子很重,今天应同志们要求,同大家见见面,同志们有什么意见请讲吧!”

政治部主任王六生主持会议。

王必成把宽边老花眼镜戴上,认真地看着那事先给他的走访提纲。

我们军区司政后机关和驻宁院校、文体单位的同志都来了。我们来走访军区党委和王副司令,要提出来的问题,事先都通知了,现在我们就按题目一个一个来吧!”

李英武(海军学院党员)讲的一口东北普通话。

同志们,你们的心情我了解。军区党委犯了错误,你们受了委屈。现在同志们要求平反,要求军区党委改正错误,这是合里的要求。我本人在今年二、三月份也犯了严重错误。当时,我在家主持工作,抓人是我抓的。我愿意承担责任,向同志们作检讨,赔礼道歉。希望同志们多多批评。你们提的问题,有的我能答复,有的我不能答复,有的要经过军区党委研究之后才能答复,请同志们谅解”。

王必成以少有的温和语气讲话,使在座的军官们以及他的秘书感到惊讶和好笑。

坐在我后面的南京军区政治部《人民前线》报编辑高丕忠,轻轻地对我说:

王老虎今天成了美娇娘了!”

我们王副司令的态度,那怕有一点点进步和转变我们也欢迎。您是军区首长,现在是我们的首长,将来打起仗来还是我们的首长。正因为如此,我们衷心地希望您和军区其它负责同志能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能站到群众一边来。不要站到群众运动的对立面。转变得越快越好,越彻底越好”。

方泽浦(政治部文化部干事)用标准的四川话,说得十分诚恳。

王副司令刚才说,有些问题能答复,有些问题不能答复,有些问题要经过党委研究之后才能答复。试问,今天的走访,党委没有研究讨论就同意召开了吗?”

王树雨(后勤物质部助理员)发问。王必成摘下眼镜,用眼睛斜视一下发问者,沉默不语。

王六生见势不妙,立即插话解脱:

今天的会议很重要,党委怎么会不作研究,在家的党委常委只有王必成同志、鲍先志同志、林维先同志和我。我们碰过头研究过。至于一些问题,因党委主要负责同志不在家,不便作出决定,请同志们谅解”。

党委对走访做了专门研究,对走访表示重视。如果党委只研究开会不开会,对会议内容不做研究,比如对我们提的问题不研究,岂不是舍本求末吗?这种做法岂不是又在哄骗我们吗?党中央三令五申,犯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改的越快越好,越彻底越好。如果扭扭捏捏,羞羞答答,吞吞吐吐,不愿意改正,到头来还得改正,那时候损失就大了,威信就扫地了。这是毛主席对第27集团军在江苏无锡三支两军犯错误检讨报告的批示。王副司令不会不知道吧!党委同志接见我们,对实质性问题不研究不回答,岂不是等于还在坚错误,起码说是态度不积极。”

王必成和王六生听了赵里霜的发言。

都沉着脸一言不发。

我们知道首长有难处,过去的一些事不能全由军区党委来承担,因为那是个人决定的。比如抓人,抓的那么多,抓的眼红,那就不是党委的决定,是个人决定的,这件事现在说由党委来负责不妥当。个人闯的乱子为什么要集体来挨板子呢?王副司令您当时在家里主持工作,抓人的主意不是您出的,我们认为不必负责任。可是您现在主持党委工作,可以对这件事进行讨论研究,做出肯定或否定的答复,这就是您应该负的责任”。

王必成和王六生以及工作人员都低着头,对赵里霜的发言认真做记录。

赵里霜知道王必成的心思,所以,在发言中很注意分寸。这个分寸就是要分清是非界线,分清责任界线,给王必成吃定心丸,给他搭梯子让他下楼,争取王必成“屁股坐过来”。

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和军区其它领导人转变了态度,平反才能顺利进行。

赵里霜的发言机关三大部的同志一致认同,但军队院校和直属队的同志不认同。

他们批评机关平反组是“只会吹气的策略派”,缺乏“造反派的脾气”。

因此,南京军区司政后三大部的平反组同南京地区军事院校告状团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同志们今天来走访军区党委,对我本人教育很大,我欢迎同志们的批评和帮助。二月抓人肯定错了,毛主席党中央批评了我们,并督促我们尽快改正错误。

我们检讨已经送到北京去了,杜平同志看了之后,再送张春桥政委看看。他们都同意了再呈送毛主席党中央批示,党中央批示了我们就好说话了,现在,有一些问题我们不好表态”。

同志们不必心急,很多问题总能慢慢解决的,要给我们一点时间,要允许我们做工作。

很多干部的思想一时还转不过来,要有一个过程。

同志们,你们要耐心。我保证军区党委一定遵照毛主席党中央指示,合情合理的彻底解决你们的问题”。王必成的态度和语气是郑重的温和的。

王副司令今天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接见我们,还有王六生主任也来了,我们感到非常光荣。因为,我们原来都是“反革命”。今天王副司令同“反革命”坐在一起谈谈心,说说心里话,我们的确感到光荣”。

方泽浦的四川话才开了个头,王必成将军就笑上眉梢了。

他连忙摆手表示歉意。

什么反革命,不要再这样讲了,我们冤屈了同志们,我们有错误,严重错误!”

王副司令到军区来工作快十年了,我们平时也不大看得见首长,只听说首长很厉害,爱骂人。在六纵工作的时候,消灭过国民党王牌军74师,蒋介石的干儿子张灵甫不可一世,也是在王副司令手下见阎王的。孟良崮一战威名天下扬。党中央毛主席很看重王副司令的,还发表了文章和谈话。电影《红日》就是描写您的。”

方泽甫继续吹他。

王老虎被方泽浦说得有点不好意思,但是,看得出他很高兴。

  “那是过去的事了,好汉不提当年勇嘛,讲那些过五关斩六将的事干什么。过去的功劳和历史不能代替现在的错误和现实。我老了,糊涂了,下半辈子做了一件蠢事。同志们年轻力壮,有见识有本事,毛主席说了世界是你们的。”王必成不愧为王老虎,、老虎能如此谦逊达理,是共产党的伟大,老将新春太可爱了。走访进入了佳境。

人家都说王副司令是王老虎,这是形容首长在同反革命武装斗争时勇猛如虎。今天虽然不打仗了,在和平环境中,王副司令也勇如当年,勇挑重担。刚才王副司令讲的话,我们认为是积极的、进步的。所以,我们表示欢迎。不过,有一些重大问题,王副司令还缺乏勇气,拐弯抹角,不敢直言。我们同意王副司令的看法,要有一个过程,要给一点时间,要创造一些条件。为此,我建议今天暂时休会,有些问题可以在下次走访会上解决。”

王必成一听方泽浦讲了这么一段话,如释重负,脸上浮出轻松的笑容,不住的点头表示同意。

王六生也不断点头,如鱼入海,如去桎梏。

十月的石头城,阳光灿烂,枫叶红遍,苍翠的塔松矗立在宽广的道路两旁,令人感慨而兴奋!

人们在思索:如果许世友司令员在南京,我们的走访又将会是如何呢!

许世友司令也能像王必成副司令这样,该有多好啊!

可是,希望往往不能如愿。党中央毛主席英明果断,严令许世友在大别山上“养病”“打猎钓鱼”“深居简出”,免得他再闯出祸来给党中央添麻烦!

文革”期间青海省军区赵永夫司令员开枪打死革命群众300多人,国内外影响极坏,给党中央制造了大麻烦。赵永夫被关押了起来,毛泽东逝世后,被叶剑英释放了,被安排在北京军区装甲兵部任军职顾问。

  

《刘锦平10.6讲话》、《王必成10.21走访纪要》、《司政后首长走访纪要》全部铅印大量发行。

散发的目的,是进一步争取和发动那些了解内情而思想有顾虑的军官起来参加批许活动。

尤其动员军、师、团三级主官,敦促他们迅速转变立场,把屁股坐过来。

经过二个月的努力,98%的团、师、军干部站到受迫害军官一边,积极参加批许活动。

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军区总医院、八一医院、一二五医院,前线歌舞团、前线话剧团、前线歌剧团,体育工作队、军乐队都贴满了大字报,内容局限于揭发许世友在二月份大逮捕、大批斗、大清洗、大提拔的“四大”错误。

南京军区后勤部9位将军全部上台揭发和表态,30多名上校大校全部支持平反组的平反要求。

有的主动把二月抓人的内幕机密向平反组提供。

比如,许世友要枪决8 6医院护校教员李明,就是一位上校副部长透露的。

南京军区政治部师以上干部更为活跃,文化部部长何秋征、群工部部长丁华国都写大字报质问许世友为什么要把他们赶到浙江去?

秘书长卞庸中、副秘书长李干,青年部长季遐年都参与了平反组的具体工作。

  1968年10月31日晚7时30分,在南京军区第二招待所小客厅里,林维先副司令员召见了艾汉美和赵里霜。

小客厅灯火通明,四盏壁灯贴在奶油色的墙壁上,天花板上还悬挂着一盏四灯头的吊灯。

淡黄色的地毯上摆着六张软沙发。

墨绿色台布罩在茶几上,茶几后面竖着一架立式罩灯。

小客厅的陈设十分雅致和谧静。

林副司令来到之前,他的秘书林启桐热情地同我们打招呼并互致问候。

在二月大逮捕中,林启桐也被关押了起来,我们观点一致,十分相投。

杜平政委的行政秘书杜荣上尉,张才千副司令的秘书柳东敏中校,王必成的机要秘书尹中元少校,军区党委常委保密员徐英杰中尉,全部进了监狱,享受过铁窗的滋味。

南京军区首长的秘书全都“造反”了!

掌管党委常委核心机密的人也起来揭发批判了,许世友气愤填膺怒不可遏,是可以理解的。

7时40分,林维先满面笑容走进了小客厅,他手里挟着带烟嘴的卷烟,对赵里霜和艾汉美说“同志们久等了!”

我和艾汉美立即站起来,立正向首长敬礼。

林副司令和我们亲切握手,招呼我们坐下。

今天晚上请同志们来谈谈心,我们(指王林鲍三位首长)前天找王六生主任谈过了,很多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同志们不要急,要一步一步地解决。他们(指许世友)思想不转过来,反是平不好的。我们希望把反平好,不留尾巴,尽可能满足同志们的要求。昨天,中央又给我们打电话,说南京军区现在还有压制,要求我们正确对待群众。中央对军区党委的检讨不满意,羞羞答答,不敢揭短。现在我们真正感到压力很大。王副司令已经好几天没有睡好觉了。许世友同志有病,杜平同志在北京,很多重大问题我们不了解,党委会上也有争论。是谁的板子就是谁的板子,板子不能瞎打。我们也感到有苦衷。这是和同志们谈心,说说心里话,你们都是好同志”。

林维先的谈话很低调,也很亲切。

首长的目的很清楚,做艾汉美和我的工作,缓解群众和党委的对立情绪。

最近我们看了一些材料,听了同志们的申诉,对我们震动很大,教育很深。很多情况我们不了解,对同志们的迫害竟然会搞到如此地步。那有那么多的反革命,我们也怀疑。孙海云同志、赵树湘同志跟我们在一起工作多年了,是可以信赖的好同志嘛!怎么一下子成了!逮捕关押,还要划清界线,还要批斗,株连家属子女,真是打击一大片啊!”

林维先动了真情。

林秘书在我身边工作几年了,表现很好嘛,他也被抓起来了,事先也不跟我打招呼,就把人抓起来了,我事后才知道。不管怎么样,我还是个副司令嘛!军区领导机关的干部都是经过历次运动锻炼过的,选了又选,挑了又挑,才可在机关工作的。都是可以信赖的嘛。现在问题成堆,怎么办?只有老老实实承认错误,坚决改正错误。今天,我把同志们请来,就是谈谈心或者说是向你们交交心,你们看看有什么意见和想法随便谈谈,希望你们帮助军区党委改正错误,我相信同志们是通情达理的,是顾全大局的”。

林维先将军衷恳亲切的谈话,使小客厅气氛更加协调、和谐、融洽、愉快。

林启桐秘书用速记全部记下了他的谈话。

谈话持续了4个小时。

时针指向11时40分钟,已临近午夜。

  “你们是好同志,建军靠你们”。

  “首长还是我们的首长,将来打起仗来,还要带领我们向前冲”。

握手告别时,林维先叫秘书派车把我俩送回家。

深秋的南京城,可以身着棉衣的午夜,就是坐在汽车里面也还有些寒意。

路灯格外明亮,宽敞的柏油马路显得更加豁达,一眼可以看到底的中山北路,洁净、坦垠、磊落、亮堂。

小华沙奔驰在这条通向微妙的大路上,令人抚慰而又感慨。

我思絮纷飞。

人生最大的愉快莫过于此,过去把自己当成敌人加以打击迫害的领导人,现在转而把自己当成是可以信赖的好同志加以器重。

一个真正的人,无论他经受多么大的艰难困苦和冤枉委屈,而他始终如一的、坚定地为真理而斗争,是最愉快最幸福的。

这不是“受宠若惊”,是党组织的信任。

林维先将军作为大军区的副司令员,身经百战,伤病缠身,在“文革”中,他无论在精神上、尊严上、身体上、生活上都受到冲击,然而,他并没有积怨在心企图报复。

他秉公无私,实事求是。

他没有任何个人私利,也没有什么个人目的,他出于道义和同情,作为高级领导人,不迥避矛盾,出面做群众工作,讲一些公道话,在当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你们的申诉教育了我”。

他如果有私心的话,他完全可以找个借口躲进医院,患上个“政治病”而逃避是非;如果他有野心的话,他决不会对受迫害群众采取安抚态度。

可是,现实并不如此。

五个月之后,中共中央批准了南京军区党委常委的检讨,许世友不但不感谢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在他“困难”时代他当了“替罪羊”,承担了责任,相反的,把“王林鲍”打成“倒许乱军的黑后台”,诬蔑有“政治野心”,企图利用二月抓人事件,有意蛊惑人心,把许世友打倒,并取而代之。

鲍先志将军是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平易近人。

他曾在1967年11月接见军区后勤部一批走访人员时,他讲了一段非常感人的话。

他说:

“1934年长征途中,由于张国焘的叛变,株连了一大批干部。我是四方面军的,也受到了牵连,被关了起来。一直到1942年才把我的问题弄清楚,组织上给我平反,向我道歉。时间持续了八年之久。那个时候全国尚未解放,又处于战争年代,拖了八年是可以理解的。同志们现在很幸福,全国统一,党中央一元化领导,用不着等八年。毛主席党中央就在北京,同志们受了冤屈,中央立即就出来纠正,你们多幸运啊!你们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一定会给你们落实政策的,军区党委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问题也一定会得到正确解决的”。

可是,五个月之后,鲍先志这番话成了他“反许乱军的罪证”。

打倒“王林鲍”,揪出黑后台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1968年1969年,在南京军区除了打倒刘邓陶,打倒彭罗陆杨,打倒杨余傅的口号喊个不停,又加上了“打倒王林鲍!”

许世友的胡作非为又受到党中央毛主席严厉批评。

毛泽东同志对许世友说:

你要读红楼梦,你要学习哥白尼的天演论。”

意思是许世友不懂唯物论和辩证法。

二年之后,王必成调任昆明军区司令员,武汉军区司令员,史景班任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许世友要打倒的人都升了官。

  

1968年6月—12月,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将军,人们称他为“传奇将军”,其实他一点也不“传奇”,如果把“传奇”改为“专制”,那倒是恰如其份。

一代名将,全然不顾党中央毛主席对他的批评教育,全盘否定他首肯的《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以及中央对“报告”的批示,阳奉阴违变本加厉,持权报复,再次大整“倒许乱军夺权分子。”

1968年4月,整死了南京军区工程兵部政治部主任白金和南京军区后勤部训练科长吴俊之后,不但不“收兵回营”亡羊补牢,相反的,错误犯得更大更严重。

军区后勤部被点名批判、检查交待、下放劳动改造的,军师干部有后勤司令部参谋长王子乔,副参谋长孙章,军械部长宫范九,副部长张友夫,军区总医院政委刘万祥等。

团以下干部更多。

我是重点对象,调配精兵强将整我120天(6、7、8、9四个月),给我定了七条纪律:不准回家不准通信,不准外出,不准打电话,除毛主席著作外,不准看其他书报,指定二个人专门“看护”我,我到那里他们跟到那里。

每日三餐数百人用餐后,地面卫生由我包干打扫干净。

每天不是小会攻就是大会轰,要我交待问题。

交待了还不算,还要挖思想根源,还要检举揭发,戴罪立功。

打手们”对我猛烈炮轰时,每每拍桌子,吹胡子瞪眼睛,人身攻击侮辱人格。

副科长吴某,跳出来诬蔑我是“阶级异己分子”“从黑窝里爬出来的”。

极尽“不实之词”。

学习班党支部给我戴上7顶帽子:

小爬虫变色龙;

阴谋家野心家;

倒许乱军夺权骨干分子;

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坏人;

阶级异己分子;

黑窝里爬出来的;

骄傲自满目中无人。

帽子满天飞,全都是空心汤团,没有一顶有具体事实。

整我很起劲的一些人,有的属认识问题,有的是别有用心。

官本位”是推动他们充当打手的重要因素。

有的人本身在历史上,屁股上有屎,想乘机表现一下,企图洗刷掉自己的丑恶形象和劣迹。

但,他们并没有捞到什么好处,他们得到的“好处”仅仅是一句话,自身党性不纯或品质恶劣。

不少整人的人,后来都犯了错误,突出的是在支左中乱搞男女关系并受到处分。

1968年9月,许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结束,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开始了。

周贯五副政委宣布:

赵玉祥下放劳动锻炼,不必参加清队学习了。

1968年11月我第二次下放到安徽和县某工程团农场劳动。

1969年1月因病,经周贯五批准回南京治疗在家养病。

机关党支部派老红军冯福铭部长找我谈话,冯对我说,“根据上级指示,你属于推一推过去,拉一拉过来的人”。

暗示我,我可以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属站错队的,七顶帽子快要取消了。

南京军区政治部的许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打击面更宽。

政治部副主任史景斑为重点。

史景斑,山西人,早年参加薄一波同志领导的“反阎抗日”队伍。

陆军第12集团军政治委员,调任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南京军区司政后三大部“批许平反”的主要动力来自政治部,比如:刘锦平来宁调查研究,唱主旋律的是政治部,上北京告状的主力是政治部。

因此,许世友对政治部“批许”的人恨之入骨。

许要是开杀戒,政治部人员首当其冲。

许世友说:

政治部烂透了,是重灾区”。

他认为史景斑是“黑后台、大黑手,大爬虫”。

许世友亲自审讯史景斑,史景斑坚持实事求是,既不承认是“倒许乱军夺权”的黑后台,也不检举揭发其他无辜者。

许世友盛怒之下,奔到史景斑面前,出手狠狠打了他一记重量级耳光。

这位还俗的少林和尚,出手不凡,打得史景斑眼冒金花,站立不稳。

陪审的人员都惊愕得呆若木鸡。

保卫部副部长李树和替他把眼镜拾起来。

史景斑强忍侮辱和皮肉之苦,默然不语。

我人民解放军自盘古开天地,那有司令员打政治部副主任的!

尤其大军区,空前绝后,可是许世友干上了。

人们盛传许世友的“传奇故事”,我想,他“奇”就“奇”在这里。

什么开枪打死老婆啦,飞檐走壁轻功了得啦,破石如泥啦,力举千钧啦、少林比武啦、十八般兵器件件精通啦……吹得神乎其神。

许世友是我军一员战将,作战勇敢,对中国革命做出贡献。

这是事实应予以肯定。

但在历史上他犯过错误,尤其在“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

这也是事实。

我认为不能以“传奇”为“彩色涂料”把他的严重错误掩盖起来。

更不能在“传奇”的幌子下,大肆渲染其所谓的传奇事迹。

这种用“彩色涂料”的写作手法来美化许世友,往往会误导不明真相的善良的人们。

从出手打史景斑这件事上看,许世友的“传奇故事”就如洞观火了。

我们批评他“骄兵悍将”、“军阀作风”、“独立王国”,“一言堂”、“专制霸道”,“封建意识”,“封功拜将思想”等等,这一套完整的封建法权顽疾岂能与“传奇故事”相提并论,同日而语呢?

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人对许世友是爱护的。

但,他居功自傲,骄横无度,已到了飞扬跋扈的地步了。

这是共产党人吗?

在中央首长中他畏惧三分的只有6个人,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陈毅、罗瑞卿和林彪,其他人都不在他眼里。

他在党的“九大”代表大会期间,居然组织发动批判他的老上司在重病中的陈毅。

在批判发言中,他声嘶力竭,大批大揭历史旧账。

这是什么政治品质?

他在讨好谁?

是讨好毛泽东呢?

还是讨好林彪?

或者是两面都“兼收并蓄”!

他嗜酒成癖,一喝茅台准发酒疯。

在他的心目中不知道尊重人是什么概念。

稍不顺心如意就骂人,往死里骂。

不仅骂人而且大发淫威。

他的世界观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老子天下第一。

毛泽东经常批评教育他,在中央的会议上,毛泽东问他,“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怎么办?”

许世友答,

我带兵北伐!”。

毛泽东说:

周勃厚重少文”,“安刘者必勃也”。

实际上是批评许世友“不学习,没有文化,不懂马列主义不懂辩证法唯物论”。

许世友不懂什么“周勃少文”、“绛候安刘”;更闹不清楚“安刘”“柳营兵’’是咋回事?

许世友手下那些姓“马”姓“牛”的人,乘机对许说:

毛主席讲党中央出现危机只有靠你来扛了!只有你能转危为安”。

许世友听了大喜过望,“对呀!毛主席是问过我这件事”。

许世友把另一句话“周勃少文”给丢了,只听到“安刘必勃”一句。

何况“安刘必勃”未必指的就是许世友。

所以,他敢搞独立王国那一套。

在一次会上,毛主席问许世友:

许世友你看过《红楼梦》没有?”

许世友莫名其妙,什么红楼梦、黑楼梦、白楼梦的。

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对他说:

你回南京要读《红楼梦》,要读哥白尼的《天演论》”。

许世友懵懵懂懂,唯唯诺诺。

回南京之后,他吩咐政治部到新华书店大量购买《红楼梦》、《天演论》营以上干部每人各发一套。

下命令每人至少看三遍,上班时间也准看,不算违纪。

吹许世友是“传奇将军”的人,为什么不把这些“奇”事也大书特书地“传”进去呢?

1969年1月,我在工程团劳动改造,因病在家休养,南京军区政治部许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奉党中央毛主席之命,连锅端到北京去办了。

办学场所设在总后勤部的后勤学院。

到了北京,学习班立即“换了人间”。

毛泽东主席亲自圈阅学习班计划。

原在南京挨批挨斗的人,变成动力了,整人的军区司令部参谋长王藴瑞、政治部副主任符确坚被毛主席批评为“帮倒忙”,被勒令检查交待上了被告席。

学习班的领导班子改组了!

倒许乱军夺权骨干分子”艾汉美、纪国城被党中央指定进了学习班的领导班子。

倒许乱军夺权”的提法被定为“多中心”的错误口号挨批判了。

王藴瑞原是志愿军参谋长,他是被许世友要来南京军区的。

符确坚海南人,老红军参加过长征。

讲一口别人听不懂的海南岛北京话。

符确坚曾任军区后勤部政委,他认识我。

为什么要批他们俩呢?他俩是许世友推行“多中心论”的替罪羊。

毛泽东说:

“‘乱军夺权’的提法是错误的,是多中心论。多中心就是不要‘中心’。我们只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是党中央”。

毛泽东说:

南京军区政治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办成和棋班”。

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又一次批评教育了许世友,又一次纠正了许世友的错误。

毛泽东的话讲得很重了!

许世友算是听懂了。

他下令赶快把“倒许”二个字去掉,但无济于事,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必须执行,背靠背批了他6个月。

1969年6月,军区政治部学习班全体人员奉命返回南京。

在此期间,1969年4月,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立即上班,并且派我到上海警备区检查工作,工作组长是周化泽科长,同我关系很好。

在出差之前,南京军区后勤部运输部党支部,派一位科长一位代科长找我谈话。

阮克栋和陶春和笑嘻嘻地对我说:

赵玉祥同志党的政策你是知道的,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军区指示,你自己写的检查交待材料还给你本人,检举揭发你的材料当面销毁。你的错误一笔勾销了”。

阮、陶二位在推行“倒许乱军夺权”错误口号中,都很积极。陶春和代理科长的职务不知何故被吊销了,叫他“支左”去了,不久作为营职转业了。

阮克栋升了官。

1968年的反复是许世友挑起来的,结果以许世友挨批评再一次做检讨而告终。

我们同许世友的“摸老虎屁股”游戏,第二次交锋又胜利了。

但是,我们吃尽了苦头。

辛弃疾说: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读词悟人,不胜唏嘘。

刻下,我也有点同情古代遗恨的英雄豪杰们,他们为什么不自量力。

辛弃疾就是一个。

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是“民为本”,要搞大民主,封建主义社会的本质是“官为本”,哪有什么民主,更不要奢望大民主了从封建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有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

在过渡时期内,不可能彻底消灭“官本位”。

有官本位思想的政客们视人民群众(老百姓)为草芥。

他们对上,推崇“吾皇万岁”和“天聪圣明”。

对下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许世友虽然是老共产党员,但他的思想体系依然停留在封建社会里。

民主和科学对他来说是“怪异”。

不能容忍“怪异”的大小官员岂止是许世友一个人!

  

1969年4月,南京军区后勤运输部二位科长找我谈话。

部长最近不在家,我和阮科长在家负责。领导上决定你到上海警备区去检查工作,出一趟差。周化泽科长带你们去,共4个人,时间一个月,具体任务周科长会传达”。

陶春和代理科长吩咐我。

我在农场劳动一个月就病了,没有完成任务,理当再去补课,善始善终”。

赵玉祥回答。

不,不必去了,到农场劳动的同志不久都要撤回来的。你们的劳动任务已经完成了。噢!还有一件事,根据军区首长指示,你写的那些交待材料要送还给你;别人揭发检举的材料,当你的面通通烧掉”。

陶春和说。

这是怎么一回事?”

赵玉祥迟疑了一会之后,急切地问陶春和。

我们党的一贯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人难免犯错误,犯了错误改了就好。许司令指示,凡是检查交待彻底的,态度好的就一笔勾销,从今以后还是好同志。”

讲到“好同志”三个字时,阮大头双眼笑成了一条缝,大嘴里露出了两排大白牙。

正当阮克栋在说话的时候,陶春和从保险柜里取出一袋卷宗。

卷宗里分别有两叠材料,一叠上写着“赵玉祥交待供词”;另一叠写着“检举揭发赵玉祥材料”。

扉页下方括弧里写着1—567页,时间:1967年6月5日。陶春和把“供词”那一叠递给了我,把另一叠放在簸箕里,划一根火柴,慢慢地焚烧着。

不大一会儿簸箕里火焰喷舌,纸灰飞扬,整个办公室里充满着焦烟味道。

那些细屑纸灰有的点洒在办公桌上,有的飞出了窗户,飘洒不知去向。

还有一些细屑飘落在我自己的头发上……

赵玉祥手捧着自己在10个月以前,洒着眼泪疾书而成的“请罪”材料,心里激动万分。

那些浸有泪水的“供词”,一点也没有褪色,流利的钢笔字,一行行展现在他的眼前,他信手翻看着,一张又一张,一本又一本,挨着日期顺序,装订得整整齐齐。

啊!那有那么多?”

我吃惊地脱口而出,每页以500字计算,那就是25万字。

在集中营里关押了45天,平均每天写5600字的交代罪行、检讨错误的材料。

如果从毛主席发出人民解放军要“介入文化大革命”指示开始算起,到《军委八条》下达止,前后“造反”不过5天,却被逼写出了25万字的“罪行”材料。

这是我军历史上在历次运动中出现的罕见奇迹!

从另一个角度看,可见许世友对自己的“好同志”,实行打击的力度是何等的强大!

官为本”的影响何等嚣张!

列车飞奔在宁沪线上。

四月的江南,青山绿水,红黄蓝白褐,交相辉映,景色万千。

我们一行4人在周化泽科长带领下,从南京出发向上海进发。

在车窗前,远山近水,农田树荫像印刷机里吐出来的报纸一样,闪闪而过。

我倚着车窗,低声呻吟着平时爱唱的抒情歌曲“马儿啊!你慢点跑。风吹啊,草低见牛羊……”。

我习惯地把军帽挂在衣帽钩上,抬望眼,看到祖国大好河山和勤劳的人民,思绪万千,似有所思。

此时此刻的心情,同我在集中营被武装关押,被批斗,带病被下放到农场里劳动,因病而归,孤独在家养病,不准工作,没有任何人敢接近我,走到那里昔日的战友都不敢同我讲一句话……。

今天和昨天两种截然不同的感情,互相交织在一起,我无比悲戚伤感!洒进车厢里的阳光,轰轰作响的车轮,摇曳婀娜的路旁杨柳,粼粼闪光的太湖之波……这些自由、美好、纯洁、伟大的大自然,不断收进我的眼帘。

凄戚悲凉的往事,现下眼前的景象,令人不寒而噤无限惊愕。

惊涛骇浪,暴风骤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和世态炎凉;海晏河清,和谐细腻,相扶相济,风清月朗和人间柔情,这两类截然不可共熔一炉的感情境界和思维空间,令人感慨不已!爱和恨,善和恶,忠和奸,美和丑,真和佞冲击着善良人们的心脏和中枢神经。

到了上海,我们住进了延安饭店南京军区上海招待所。

我和周化泽住一个房间。

在我当部长助理时,恰好他也是油料部部长助理,我俩经常在一起开会,业务上经常接触。

两个部合并之后,他晋升为科长,我仍然当部长助理。

赵玉祥同志,事情过去了不要再计较了,向前看”。

你写的检查交代材料我全部都看过了,当时的形势,谁都很难料到,吃了点苦头,正确对待吧!”

周化泽在劝慰我。延安饭店条件好,两个人一个房间,没有第三个人在场。

我对他说,我走时阮克栋找我谈话,他说:

许司令说了,凡是检查交待彻底的,态度好的就一笔勾销,从今以后还是好同志。”

是的,本来都是好同志嘛,谁能想到会弄成这个样子!”

周化泽也和我一样感叹不已!

在延安饭店二楼,身着白色工作服的女青年服务员,正在使用吸尘器,努力把房间打扫得一尘不染,我用拖布协助她们把打蜡地板上的垢物去净,淡黄色花边地毯服贴地伏在地板中间。

电话就在房间里,随时可以和全国各地通话。

时针指向9时,我静静地坐在沙发上翻阅上海市的《大黄页》。

喂!你是××公司吗?请你找黄灿同志接电话。怎么?她不在,她中午才能回来……。我是上海延安饭店,我是她的战友,请您转告她,她回来时,请她打电话给我。我的电话号码是478281。好的,谢谢!”。

过了一天,下午二时,我房间里的电话铃响了。

喂!啊是我。昨天电话没有找到您,您都好吗?又是八年没有见面了。好的,明天我不出去了,下午三点钟,在房间里等你,延安饭店二楼36号房间。再见!”。

一位身材修长,姿态婀娜,服装考究的年青妇女,挽着我喜笑颜开地从饭店门卫室走了进来,她穿一件藏青色小领西服上装,下着一条米色小口长裤,润滑笔挺合身。

下颌之下,开放式白底红点衬衣领头,那领头也是笔挺的,一丝皱纹也没有。

她乌黑油亮的头发,好像才经过发型师梳理过。

她脚上那双黑色扣带半尖皮鞋也顶合脚。

她的一身装束和举止投入,一看便知是海派气势和风格。

好一位八年没有见面的原炮兵司令部后勤军械部财务科的黄灿同志。

八年了,怎么你又来找我?我老了吧?你看看是不是一个老太婆?”

我微微一笑没有回答。

您还是那个样子,这八年你都干了些什么?我以为你退伍了!”

她接着讲。

你看你一点没有长肉,你还是一把骨头,排骨!”

说着,她用她柔软的手指轻轻地在我左臂上捏了一下。

她继续挽着我一步一步地上了楼。

请坐”。

我把她带进房门,热情地招呼她坐下。

然后给她倒上一杯热茶,随手在小壁橱里取出二只苹果,先在盥洗间里洗了一下,然后慢慢地给她削皮。

她坐了下来,把随身携带的精致的小提包放在我的床脚,然后端起茶杯微微地品了一下。

品茶的瞬间,她乘我低头削苹果,迅速地把我又看了一眼。

然后,把嘴闭起来,端着茶杯仔细地打量着我的房间。

看了一会儿又转睛凝视着我,直到我把苹果送到她的手里,她才放下茶杯,笑了一笑,接过苹果轻轻地咬了一小口。

你爱人都好吗?孩子也好吗?”

我一边削另一个苹果一边同她攀谈着:

满好”。

  “你还是干老本行?当财神爷,满惬意的,不像我成年劳累和奔波,马不停蹄,常年累月一套老军装”。

你是大军官,我们是老百姓。全国学习解放军,我要好好向你学习才是”。

说着,她用眼睛狠狠盯了我一眼。

  “小芳(她原名黄秀芳)你还记得1951年到1952年的军队生活吗?那时候你才16岁,你是青年团小组长,我是青年团支部书记,你经常向我汇报团小组思想情况”。

你的记性真不错嘛,15年前的事情你还记得清楚”。

她笑容柔和。

你忘了吗?‘三反五反’的时候,你查帐在南京候家塘,我当时出差在上海,有人陷害我,你急得暗地淌眼泪,后来那个诬陷我的人自投罗网,受到军法处置,你才把心放下。我从上海回来,你守口如瓶,不透一点。等你离开军队到上海工作之前,我才听别人告诉我。你为了替我辩白,日夜查帐,终于用事实证明我是清白的。真相大白的时候,你已经整装待发了,我们告别于仓促之中。那时,你17岁,我20岁”。

我深怀感激之情,娓娓叙说15年前的往事。

你的记性真好,可我倒有点记不清了。不过我替你结毛线衣的事我至今没有忘掉。你买多少毛线,什么颜色的,我结什么样式的,腰身多大,我至今记忆犹新”。

她十分动情。

  “这件毛衣穿15年了,我还穿在身上,不过它已经改织了二次”。

我们愉快地彼此交谈着建国初期那场“三反五反”运动情况。

她又怎能知道,15年后的1967年,我刚刚从武装关押的集中营监狱里被释放出来的呢!

如果她知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和它的残酷性,她又会为我流泪的。

一个人在经受苦难和浩劫之后,重新沐浴在阳光之下,同昔日的战友,尤其是同异性伙伴叙旧,对他那颗受创伤的心,会得到极大的慰抚和修补的。

我们一行4人,在上海警备区呆了一个星期就回南京交差了。

这一次到上警来没有什么重要任务,纯粹是走一下过场,了解一下二月抓人之后的部队思想和工作情况。

我意识到这是来自北京总部的关怀。

我被关押之后,三省一市的军队后勤系统,野战集团军后勤系统都知道了,老熟人看到我“亮相”了,都为我高兴。

  

1967年9月,金陵古城灼人的热浪冲击着善良的人群,人们被烘烤得透不过气来。

南京中山门半山园,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学院89楼二楼住着一家凄凄惨惨戚戚的临时人家。

主人叫朱顺潭,南京军区总医院胸外科主任共产党员中校沈威廉教授的妻子。

她带着一双儿女,从嘉兴野战医院被告状团接来,揭发控诉许世友残酷迫害她文夫致死的罪行。

1967年3月春寒料峭。南京军区总医院政治处办公室,朱顺潭被通知到这里谈话。

政治处主任张恭通知她,沈威廉死了。

要她去看一下,把一些遗物领回来。

我当时听到这个噩耗,如同晴天霹雳,几乎昏死过去,半晌说不出话来。顺不过气来”。

自从二月他被逮捕,我就一直没有见过他,也不知道他关押在什么地方。我带着二个孩子,提心吊胆守在家里。我胆子很小,他到底犯了什么大罪,我感到十分突然。白天上班生怕出事故,出了事故我怕也被抓起来,因为孩子都小”。

他被逮捕不到一个月就死了。我问政治处领导人,沈威廉现在在什么地方?他们这才告诉我在八一医院。我什么话也没有说,站起来就往八一医院跑,他们怕我出事,赶忙派二个人追我。我那时也不知道从那里来的劲,也不知道什么叫伤心和悲哀,只是像天昏地暗一样,不顾一切地往前冲。到了八一医院,追赶我的那二个人也到了,他们拦住我,要我等一等,要把我带进八一医院政治处,他们怕我看到真相。我没有听他们的,我一秒钟也不能等待,只有一股炽烈的火焰,就是要马上见到沈威廉的尸体。我对他们大声喊叫,要他们把沈威廉的尸体立刻还给我。我当时确像一个疯子。我的脑子倒是格外清醒,别的什么都不想,就是一个,我丈夫沈威廉的模样,一丝不动地印在我的脑子里。好像他就在我眼前,一切都像是昨天……”。

  “不知是那个护士还是医生,在旁边插了一句‘在手术室你快去’!我听说在手术室,满以为人没有死,是他们哄骗我的。沈威廉还活着的剧烈愿望夺取了我整个心脏和思维。我几步就冲到手术室。到了那里,门口围着一堆的人,他们不知道我是亲属,不在意我,我进了手术室没有遭到阻拦。我三步二步扑近病床,他没有活着,真的死了。我见到了他,我也不知道是那里来的那股自我克制的力量。我一滴眼泪也没有,我把自己的眼睛闭了一下,不自禁地牙齿咬得紧紧的。很快睁开眼睛仔细察看一切。尸体安详地平卧着,一看便知是死在手术台上,死后尸体还没有护理过。因为他既是历史反革命,又是现行反革命,死了是没有资格也没有必要进行尸体护理的。也就是说,死了还不如一条狗!”

  “尸体上盖着一床白色的被单子,两只手放在腹部,双脚直挺挺。我把被单掀开,准备观察一下刀口情况,可是,使我吃惊的是,他的双手竟然还带着手铐。我见到这般情景明白了一切。我用手轻轻地抚摸一下他冰冷的双手,把手铐轻轻地挪动一下,心想最好不要压在他切开的腹腔上,免得他的尸体再承受压力。我观察半响之后,又把被单盖好。他的面孔已经浮肿而且蜡黄,脚也肿得像冬瓜一样,蜡黄发亮……。”

  “我在尸体旁呆痴了很长时间,我的脑子里还是很单调,并且没有什么复杂的想法,只是想:什么都完了,一切都结束了。我走吧!回去吧!回家去吧!这里不能再呆下去了。”

回到南京军区总医院,他们对我讲,沈威廉是胃溃疡穿孔,八一医院采取保守疗法,结果引起黄疸,最后导致肝病变坏死,抢救无效死亡。并且说,他们是尽力抢救的,无奈沈威廉身体过于虚弱,医院已尽了全力”。

朱顺潭讲到这里眼睛稍有红润,她站起来倒了一杯开水,喝了二口之后又恢复了正常,继续和我交谈。

  “沈威廉身体不好他们都知道。两个医院(指军区总医院和八一医院)都知道他肝硬化并有胃溃疡病。逮捕之前,本来就要住院治疗,他希望避免胃切除,只要没有穿孔就不要动手术,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是,既然已经穿孔那就该立即手术,这也是众所周知的医疗常识。那有明知穿孔还不手术,搞什么保守疗法,那有明知他肝硬化,轻度腹水,又在胃穿孔的情况下,还引出胃液,引起腹腔脓化,导致大量黄疸,促使肝坏死,逼着生命死亡。”

朱顺潭愤怒地说:

所谓保守疗法,实际上是阴险凶狠的谋杀。在医学上,为医之辈善者善为,恶者恶为,利用疾病和医术杀人的并非无人!赵玉祥同志你要叫我谈沈威廉死亡的真实情况,这就是真实情况。”

我全神贯注听她一句话一口血的诉说。

我屏住呼吸,忘记炎热,用我的全部记忆力和记录本领,把朱大姐的血泪控诉收录起来。

她谈完了,她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我离开八一医院手术室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了,尸体怎么处理的我也不清楚,我也不过问。不久,他们把我调离了总医院,到嘉兴野战医院工作,直到现在。”

朱顺潭告诉我,她原来体重140斤,现在(1967)只有一百零几斤了。

她的双眸凹陷在清瘦的脸庞上,面容憔悴苍老,心事重重。

然而,她的思维清晰,语言利索准确。

举止动作也敏捷了当,并没有由于过多地悲痛所造成的呆板和迟钝的表现。

在谈话过程中,我观察到,朱顺潭具有超人的毅力和克制力。

同时,也意识到她对沈威廉缅怀绵绵的无限深情,这种深沉内向的性格是罕见的,她越是无泪不泣,越是说明她创伤之深,悲哀之切是无与伦比的,即大哀无恸之说。

她的眼泪已经枯竭了!大凡欲哭无泪的人是最伤痛的!

  “朱顺潭同志,你能写点东西吗?”

  “我是一个普通护士怎么能写东西呢?”

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先把你要向大家说的心里话,都写出来,也就是说都倒出来,怎么想就怎么写。写好了,我再给你整理和修改。”

我受告状团之托,义不容辞,接受了为朱顺潭整理控诉材料。

后来,这件事成了我的一大罪状。

罪状的性质是站在反革命立场上,替反革命分子翻案。

1967年8、9、10、11四个月,朱顺潭同志连续做了十几场控诉报告,无论男女老少听了她的控诉,无不泣不成声。

可是,她在台上,纹丝不动,台下一片抽泣之声,她一滴眼泪也没有,真情感人不在声泪之如何。

没有多久,在正义的呼声中,南京军区政治委员杜平同志被迫同意成立沈威廉死亡讨论会。

讨论会由告状团发起,邀请军队和地方医院有关专家教授和医生,对沈威廉胸外科主任医生的死因展开热烈的、道德的、科学的、法律的、公开的讨论。

宽敞明亮的乳白色的小会议厅里,陈列着双人和单人的沙发,用白色的套布套着,显得圣洁和高雅。

茶几上放着普通的茶杯和烟缸。小厅的两个对角上各有一台风扇,不时向四周转动,送出一阵阵热风。

在一张茶几上,有一叠厚厚的纸张,摆得不太整齐,上面印着《南京军区总医院病历》和《人民解放军八一医院病历》字样,病历号码为“32514”。

病历下方的格子里,分别钢笔草书:

沈威廉,男,48岁,中校,科主任”等信息。

沙发上端坐着表情严肃而又和蔼可亲的医学专家教授和医生。

他们是:

吴公良教授、陈肖凯教授、李鸿书教授、王子沂教授、陈伟达教授及胸外科高元普副主任医师、周才彰主治军医、林从吾主治军医、秦力军医,汪宝琴护士、沈晓凤护士等。

他们分别为泌尿科、消化科、胸外科、神经科和传染病教研室的主任医师。

周才彰是胸外科军医,林从吾、秦力是内科军医。

专家们讨论的一致结论,认为:

保守治疗是错误的措施。根据沈威廉当时的病情,应在出现黄疸之前立即手术抢救。

所谓“保守治疗”实际上是驱使胃液大量外溢,感染腹腔,引起腹腔化脓,导致肝坏死,造成死亡。

专家们还认为沈威廉身体虚弱不是死亡直接原因,造成死亡直接原因,是医疗措施上的有意失误。

后来经过调查证实:

八一医院医生们都提出立即手术抢救方案,可是没有得到军区总医院院长耿希晨和政治委员某某某的同意,他们批评八一医院军医“过分紧张”“小题大做”。他们指示,只要“保守疗法”可以控制病情,就可以对沈威廉继续进行政治审查。

也就是说治病必须服从“办案”,治疗要服从阶级斗争。

耿希晨批评“八一医院”不懂得“手术刀上有阶级斗争”的道理。

院长和政委认为:

自然科学必须服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是自然科学的统帅和灵魂。

顺便提一下,耿希晨原为第27集团军的卫生部长,同许世友关系密切,“文革”期间他死保许世友,秉承许世友的旨意,疯狂镇压军区总医院敢于批评领导的群众。

耿希晨本人平时严重脱离群众,歧视和打击知识分子,搞宗派主义,在生活上腐化堕落,群众对他十分不满,机会来了就“造反”了。

沈威廉之死是一个大悲剧。

实际上沈威廉并没有“造反”,他只是同情和支持“造反派”,替“造反派”抄写了几张大字报,说了几句“你们去革命我来顶替你们的工作”之类的话。

南京军区总医院是合法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写大字报,搞“四大”是完全合法的。

但是长官意志否定了“合法化”。

在这种形势下,许世友的“多中心”和封建专制思想,必然带着镇反情绪来对待群众,那有不滥杀无辜的,逆我者亡嘛!

封建诸侯和骄兵悍将,何言民主和科学,许世友的意志就是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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