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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流勇进 49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5-26 点击数:424次 字数:

49

 

1967年11月16日,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告状团组织23人赴京告状。

南京军区司政后三大部机关平反组各派2—3位代表参加。

司令部张破涛,高国涛,政治部艾汉美、陈时秋,陈荣安,后勤部赵玉祥,沈文琛。

1967年11月19日告状团事先得知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人要接见江苏省造反派两派代表。

晚7时正,告状团全体成员(高国涛、陈时秋有事未到)到人民大会堂,要求党中央领导人接见。

大会堂警卫人员不让我们靠近,只允许我们在广场对面的马路边等候。

时钟敲过21点,大会堂东门出来一位解放军,他向我们招手叫我们过去。

这位解放军对我们十分客气,热情地对我们说,“我是杨代总长身边的工作人员,周总理叫你们进去!”

消息传开,我们立即举臂高呼:

毛主席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向总理致敬!等口号。

群情激动,很多人流泪了。

南京军区总医院8个小护士,都不满18岁,在南京军区总医院护校学习,她们出于革命热情,成立了战斗队,起来造了反。

《军委八条》发布后,全部被逮捕关押。

她们中张阿凤,童静芬、蒋黎黎、夏蓓蓓四人参加了告状团。

四个小姑娘来自上海工人家庭对共产党解放军怀有深厚感情,听到周总理接见,相互拥抱,哭成一团。

我们被领进了灯火辉煌宽敞华丽的福建厅。

总理身穿一套深色中山装,头发梳理得很整齐,胸前别一枚毛主席像章和一支钢笔。

在座的还有康生、张春桥、杨成武、余立金。

看得出,周恩来严肃的表情中带有倦容。

工作人员给他送上茶水和热毛巾。

他客气地对康生说,“康老你先说说吧”!

这是总理的谦逊,康生当然不会先说的。

周恩来发话了:

你们都是南京军区的吧?司政后都有人来了”。

告状团中有人插话,

还有南京地区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的”。

总理说,“都来了都来了!”。

我们同意你们留在北京,参加解决南京军区问题的学习班,你们对南京军区领导人有意见可以在学习班上提出来,把意见说出来。言无不尽嘛!但是,你们要遵守纪律,这是中央对你们的要求。不要把军区的问题扩散到地方去。不要同地方(江苏)造反派搞在一起。材料不准扩散到地方造反派手里。你们是解放军,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起模范作用。在北京也要保持军队的优良作风。这是纪律!你们要遵守”。

接着周恩来离开了座位,走到台前来,顺手拉了一把靠背椅,把靠背贴近他,他用双肘靠在靠背上同我们讲话。

看得出,他借助椅背的撑托,讲话时少费点力气。

周恩来太累了。

他继续讲:

我很高兴见到你们,特别亲切。因为你们是解放军。我们之间讲话可以随便一点”。

他对着我说:

我好像在那里见过你,脸很熟嘛!你是那里的?”

我站起来回答说,

报告总理,我是南京军区后勤部的。我第一次见总理,很高兴,很光荣。我们保证遵守纪律,保持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作风。请总理放心!”

总理满意地用手势招呼我,连讲“坐下坐下”!

在这种场合下,告状团的同志们都不敢随意讲话,很小心,很谨慎。

大家知道在总理面前不能留下不良印象。

总理最后嘱咐说:

你们安排到西苑去住,那里的条件不错。有什么问题同联络员联系。在那里住要注意军民关系,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他回过头来问康生、张春桥,“你们还有话吗”?

康、张二人摇摇头。

总理第一个走了,我们都站起来鼓掌。

周总理一行走后,已是深夜11时了。

工作人员解放军立即要我们把名字写出来。

写好之后,工作人员(解放军)核对名单。

领我们坐上事先准备好的一辆大型交通车,把我们送到北京西郊西苑旅社住下。

我们到了西苑,各自住进自己的房间,但,谁也不想睡觉。

首先一件事,由陈荣安(军区政治部前线报记者)起草接见全过程和总理的讲话,用电话通知了南京。

这就是后来许世友给我们定罪的第一大罪状—21人告状团赴北京告黑状,“倒许乱军,毁我长城”。

清查“5.16”时,又揪出来炒冷饭翻烧饼,21人告状团是“杨余傅”反党乱军揪军内一小撮的急先锋。

1967年11月21日总理秘书孙岳通知:

南京军区21名代表作为特许代表留京”。

同时告知:

双方代表不经中央同意不得增加任何一人”。

11月23日,中央联络员田同志说:

你们这两天都在干什么?其他军区都下来见群众,杜平就不下来,你们到京西宾馆,他也不会来见你们,我们也不满意他”。

11月24日下午三时至午夜12时50分,告状团到京西宾馆走访南京军区政治委员杜平。

他顽固地不承认告状团21位代表,参加中央为解决南京军区问题的京西会议的合法权利。

我们向他提问题,他一言不发,趴在桌上假装睡觉。

做为一位大军区政治委员,竟然一点风度和胆略都没有。

我们明白这是许世友的态度,杜平不敢越雷池一步。

杜平不得不做出这种不死不活的姿态。

  走访之后,总理秘书孙岳对我们说,“你们平时最好不要到京西宾馆去”。我们明白了中央的意思。

1967年12月5日,周恩来总理,杨成武等人又一次接见南京部队、江苏省军管会全体在京人员,党中央极其关心我们21位代表。

1967年12月8日,中央决定用“集训班”形式解决南京军区问题。

总理决定集训班领导班子由10人组成,10人班子如下:杜平、梁辑卿(27集团军政委)、赵俊(江苏省军区司令员)、王挺(南京军区后勤部军需部部长)、艾汉美(南京军区政治部新闻干事,告状团成员)、李英武(南京海军学院学员告状团成员)等。

告状团积极准备发言稿和书面材料,在中央举办的“集训班”上揭发和批判许世友的错误。

集训班”开班前夕,孙海云传达毛泽东主席指示:

许世友同志不能打倒,杜平同志不能打倒,南京军区不能打倒。许世友有错,将来要检查”。

毛泽东主席给解决南京军区问题定了性质和方向。

告状团热烈拥护毛主席的指示和布署。

  

北京,春秋战国时,燕国封地。古称幽州,金、元、明、清四代京都,又称蓟。

它在长城脚下,出长城即为塞外。

古汉人称其为“胡人”之地。

也就是内蒙古蒙古族所在之地,过阴山通戈壁,直抵贝加尔湖,是苏武牧羊的地方,汉唐称凶奴突厥,明清称蒙古,也就是现在的蒙古国。

其首府叫乌兰巴托,独立前叫库伦唐奴乌梁海。

古幽州出塞外东北一地有白山黑水,天荒地老,广袤无垠的黑土地,休养生息着另一个民族,女真族,也就是现在的满族。

唐宋时称辽,后辽为金所灭。

1644年清兵入关,满族入主中原后,建立大清帝国,定都北京。

北京城蓟州大都,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

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和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派代表所组成的21人告状团,下榻西苑旅社。

1967年12月13日,北京城天气晴朗,但寒气逼人,下午1时,我21人告状团,被京西宾馆派来的交通车接走,进入京西宾馆小会议室依次坐定,主席台左面就座的为南京军区司政后领导机关人员,军区司令部军训部长蒋科,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徐玉田,秘书科长肖海,军区后勤部司令部办公室主任钱永清,军训部参谋袁刚。

另有总理请来的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孙海云,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赵树湘。

主席台右面就座的为告状团全体人员。

集训班主席台置一长条桌(由多张长条桌拼成),上置绿色台布。

集训班会场庄严朴素,有茶水供应。

室内暖气开放,温暖如春。

这个会议对告状团来说更是春意浓浓。

南京军区除集团军外,广大受许世友迫害的干部、战士、文职人员、家属等,翘首以待,他(她)们关心着北京的京西会议,等待着真理的降临,迎接着彻底平反的佳音。

江苏省军区、安徽省军区、浙江省军区,上海警备区,舟嵊要塞区,五个军以上机关都有人被逮捕关押、批斗,都有人被送去劳动改造,都有人被“清洗”出军队,他们都有黑材料,都背上“倒许乱军”、“反革命”的黑锅。

舟嵊要塞区司令部参谋朱雷同志,1948年入伍,矿工出身,上尉军衔,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以及抗美援朝战争多次战役。

只因给舟嵊要塞区黄朝天司令员铁瑛政委提了点意见,作为“反革命”被逮捕关押,清洗回山东老家当农民。

朱雷不服,坚持斗争20年,申诉信写了数百封,多次上访北京总政治部,要求要塞区党委分清是非,予以彻底平反。

终于得见天日,得到平反。重新穿上军装,团职离休,现定居在杭州。

下午2时正,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军委办事组成员邱会作,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委办事组成员李作鹏,人民解放军空军副政治委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刘锦平来了。

他们三位端坐在主席台上,邱会作说:

南京军区问题,毛主席早有指示,现在我们就是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的”。

邱会作请出了“上方宝剑”,宣布“奉旨办差”。

接着,他征求意见,会议如何开法。

会议自12月13日至12月26日历时14天,充分发扬民主,双方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实事求是。

主持会议的除邱会作、李作鹏、刘锦平外,还有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山。

14天当中,除了第一天邱会作讲了几句话外,其余13天,邱会作、李作鹏、刘锦平、张秀山4人没有讲过一句话。

都是坐在那里听。在会议期间,吴大胜政委来看过我和沈文琛。

他叮嘱我要顾全大局,实事求是,遵守纪律。

问题解决之后,回南京在军区党委、后勤党委领导下好好工作。

此时的吴大胜已是江苏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了。

我向老首长做了保证。

我们在京西宾馆开会,晚饭都在那里吃。

用餐不用集体方式,按标准发用餐券,然后自选主副食。

在京西宾馆餐厅就餐,经常可以看到吴法宪、刘锦平、李作鹏、杨成武、韩先楚、陈锡联、余立金、傅崇碧这些人。

有一次,我还见到叶群。

然而,从来没有看见过许世友、杜平在这里吃饭。

我想这可能是中央有意安排“回避”措施,以免发生碰撞火花。

有一次,晚饭前我上厕所方便,不期吴法宪也来如厕,我和他并排“一轻松”,他笑着同我打招呼,问我是那个单位的。

然后含笑点头离开。

在北京期间,周恩来总理多次接见我们。

接见过了夜11时,有夜宵供应,每次发一小包饼干,总理不特殊,同我们一起吃饼干,喝白开水。

有两次,我们同总理在京西宾馆食堂一起用晚餐,总理也同我们一样,二菜一汤,三个小馒头。

周恩来吃完了,还掰开馒头,把菜碟上的油汤刮干净吃下去,一点也不浪费。

有一次接见,江青迟来,

她一身黄色细呢军服,领章帽徽整齐,头发梳理又光又亮,戴一副银丝眼镜,披着一件军黄呢子大衣,挺胸直腰,目不斜视,快步而行。

她手中不携带任何妇女用品,身后跟着一位着陆军军服的年轻护士。

一般她都提前离场。

离场前,服好药就走了。

离场时不同任何人打招呼,包括总理在内。

一副高贵傲慢态度。

最后一次总理接见时,她也在场。

她破天荒地把杜方平(南京军区政治部国防工业部部长)骂了一通。

我就记得一句话,

杜方平,你一点也不公平。你不要跟我摆豆腐帐,你给我回江苏好好交代问题,接受群众批判”。

最后一次接见,周恩来总理宣布:

江苏和南京军区问题圆满解决了,希望江苏三派代表回去之后,搞好大联合,斗私批修,抓革命促生产。军区的同志,回去之后在南京军区党委、许世友司令员、杜平政委领导下,搞好战备,搞好三支两军工作”。

在场的南京军区机关人员,军队院校人员,文体工作人员,江苏省军区、安徽省军区、浙江省军区人员,一致高呼毛主席万岁!向总理学习,向总理致敬等口号。

周恩来频频招手满面笑容,祝大家顺利返回南京和其他各地。

这时,告状团21人代表商量,赶快给总理递条子,要求总理当场宣布给我们平反。

总理笑嘻嘻地大声宣布“我代表党中央给你们平反”。

告状团21人又一次高呼毛主席万岁!

1967年12月26日毛泽东寿辰。

告状团21人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这一天京西宾馆休会。

中央联络组徐、李两位秘书来西苑旅社,告诉我们好消息。

二位秘书带来了《南京军区党委的检讨报告》和党中央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草稿)要我们学习讨论。

党中央毛主席对人民解放军极其关怀和爱护!

刘锦平在南京召见我们时说:

你们的委屈党中央毛主席都知道,而且知道得很详细,很具体。我受毛主席嘱托来看望你们的”。

这些话无时无刻地体现出,党中央毛主席就在我们的身边!

古幽州寒气逼人,京西地温暖女儿春。

  

  1967年12月27日下午4时17分毛泽东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人民解放军团以上干部,告状团全体成员也参加了被接见。

12月26日我们得到通知,中央首长要接见我们。

通知规定:

着装整齐,理发刮胡子,擦亮皮鞋,随身不准携带小刀等利器。

在北京期间我们一直想望着毛主席接见,我们带着兴奋的心情,做了二天准备,终于盼到了这一时刻。

下午1时上车,2时到达。

进入大会堂安排在楼上距主席台较远的区域,静静地等候着。

手里拿着红小书,胸前挂着毛主席像章。

这是杨成武代表军委办事组送给告状团21人的。

这一件事,许世友也把它列为我们的罪状。

毛泽东主席其实早就到了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有一条地下通道直达中南海。

毛主席到来之后,在休息室休息。

4时17分毛泽东和陪同接见的周总理、陈毅、董必武、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还有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

毛主席高大的身材,穿一套银灰色中山装大步走在前面,林彪紧随其后,周恩来和其他人依次而出,站列在一边。

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照射得如同白昼。

毛主席挥动右手在主席台前向群众致意,从右边走到左边,再从左边走到右边。

接见即告结束,进入后台休息室。

接见全过程最多5分钟,主席露面挥手,只有2分钟。

然而,人民大会堂楼上楼下,人们热泪盈眶,手举红宝书,置于胸前(规定)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纪律严格规定,受接见的人不准越位,不准乱呼口号,不准振臂高呼。

毛主席进场之前退场之后,若大的大会堂里,人们引吭高歌《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

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心中的地位,任何人都无法超越。

他老人家的丰功伟绩,任何人不能取代。

有的人搞什么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实际上企图同毛泽东同志分庭抗礼,取而代之。

我以为他们太梦痴!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毛泽东同志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毛泽东思想依然在指导着我们党的伟大的实践斗争。

毛泽东的哲学著作,《矛盾论》、《实践论》、《论十大关系》、《人的正确思想人从哪里来?》等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领域内的经典著作。

那些自诩什么“理论”、“代表”、“发展观”之类的东西,全世界无产者的民族、民主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能靠这些“东西”来指导吗?

列宁说: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列宁选集》2卷493页)。

列宁又说:“修正主义之不可避免,决定于它在现代社会中的阶级根源。修正主义是国际现象。”(《列宁选集》2卷7页)

1947年,我在福州格致中学(美国人创办)读书时,就受校友大哥哥们的影响和家兄朋友(地下党员)的引导,开始接触共产党的地下书籍和刊物。

1949年参加了中共福州市委城市工作部外围组织读书会,那个时候,毛泽东就在我的心灵中扎下了根。

我经常在我家后院里独自歌唱《你是灯塔》这首歌。

参军之后,在陆军31集团军青年干部教导大队学习,在政治思想上,我由朴素的阶级感情,通过学习自觉地转变为理性的阶级感情和政治感情。

也就是说,共产党和领袖毛泽东同志成为我政治信仰上唯一的政党和领袖。

任何政党和政治团体都不能动摇我的信念。

毛泽东同志固然也存在着错误,但他的思想,他的品德,他伟大不朽的功绩,他的生活,他对劳动人民的感情以及他博大渊深的中国文化底蕴,是任何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所不能项背的。

这是历史和现实客观存在所决定的,辩证唯物主义者不能违背或否定这个规律。

我们对毛泽东同志的态度,不仅局限于感情问题,更重要的是尊重和捍卫他的思想和理论;尊重和怀念他崇高的爱国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无私奉献。

他生前和身后没有巨大财富,他的子女和亲人也只有为国为民做出奉献和牺牲,而没有搞“鸡犬升天”和“窃国大盗”。

六十四年来,无论遇到什么政治上磨难和不愉快,我始终如一,忠于共产党忠于领袖毛泽东同志。

无论我们党内出现了什么问题,或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犯有什么错误,我都能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去正确理解和正确对待,一点也不会含糊,一点也不会糊涂,一点也没有动摇,更不会乘机攻击毛泽东同志。

我始终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正确的,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

即使近年来,我们党内出现了类似陈希同、陈良宇这类变色龙,党内出现许许多多大大小小陈希同和陈良宇,都不能动摇我的政治信念和对党的感情。

我和我的亲密战友艾汉美、陈时秋、朱雷、周世安等同志,出于政治上、思想上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贞不渝、坚定不移的信仰,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错误口号长期的残酷迫害,我们始终忠贞不逾,毫不动摇地忠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毫不动摇地忠于共产党人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维护毛泽东伟大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导师的地位。

我坚定地认为:中国共产党总有一天能把自己身上的癌细胞清除干净,在中国人民面前重新树立起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党。

让人民来评价我们的党,让人民来选择我们的党。

我坚信我们的党一定有能力实现我这个政治愿望。

我等待着人民重新信赖我们的党,拥护我们的党,热爱我们的党,依靠我们的党。

我赵里霜期盼着,在我有生之年,再次看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清廉、正确,联系群众,艰苦奋斗,有所作为的伟大政党。

陈希同、陈良宇这些人,他们是假共产党人,他们是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

他们根本不是什么蜕化变质分子,也不是什么腐败堕落分子,更没有资格称他们是犯有错误的同志。

他们包括他们一类的暂时戴着共产党员帽子的阶级异己分子,是我们全党全民共同敌人。

我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一点也不扩大,更没有冤枉他们。

他们混进共产党内,投机取巧,刁奸钻营,互相勾结,互相利用形成黑帮;他们利用手中摄取的权力,向劳动人民疯狂进攻。

他们把中国人民纳税的血汗钱、养命钱不仅滥加挥霍,过着资产阶级腐朽糜烂的生活,而且把这些钱吞噬殆尽,转移到国外银行储存起来,准备好给自己和家族以及他们的子子孙孙,在国外享受奢侈的生活。

这那是共产党人犯错误!

他们是我们的共同敌人!

这批敌人必须消灭,必须肃清!

毛泽东同志在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中愤而杀了刘青山,张子善,从而维护了我们党的纯洁,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在朝鲜战场上打败了美帝国主义者,取得了巩固人民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

习近平同志主持党中央工作以来,愤而“断臂”,决心整治党、建设党,下大力气割除党内严重泛滥的贪污腐败毒瘤顽症。

他赢得了全民、全党、全军的拥护和赞扬。

老同志、老党员、老干部、老百姓十分欣慰,他也赢得了人民的尊重。

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死存亡,已经到了危险的时刻,我们期盼着:党中央依靠群众,排除万难,排除一切不协调的因素,采取英明而果断的措施,肃清腐败!

捉拿大大小小的陈良宇把他们绳之以法,押上审判台,让人民来公正的审判他们,以挽回我们的党在人民群众中已失去的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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