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历史传奇
逆流勇进 48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5-25 点击数:309次 字数:

48

 

1967年11月13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

在会上,老帅们对“文化大革命”乱批乱斗甚至搞“打、砸、抢”等武斗的错误做法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陈毅说,“人民解放军不能乱,一定要有秩序”。

徐向前说,“我们解放军的海军、陆军、空军,随时保持战斗状态,一声令下,就要开得动”。

叶剑英说,“有的干部心脏病都发了,倒下了,还要抓人家斗,对这件事我很愤慨!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的感情,不是无产阶级军人”(按:心脏病倒下指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

1967年1月28日,毛泽东对中央军委提出的八条命令,作了批示。

所订八条,很好,照发”。

八条”如下:

  一 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 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持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三 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要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

  四 一切外出串联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 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允许冲击。

  六 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联。

  七 军以上机关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

  八 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

第八条是毛主席亲自加上去的。文革初期,在北京有一批高级干部的子女自组红卫兵,走上街头横扫“四归”,乱批乱斗,搞“打、砸、抢”,甚至打死人,严重干扰、破坏文化大革命正常进行。

他们声言“老子打江山,儿子坐江山”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等反动血统论。

这些早期“红卫兵”后来演变为北京联动反革命组织。

《八条命令》第八条是有针对性的。

1967年1月29日,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所有大字报不复存在,写大字报的人主动把大字报揭了下来。

群情不再激昂了,人心不再浮动了。

工作全面转入正常状态。

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是听党的话的,是服从命令听指挥的。

司政后机关平静了。

1967年2月26日上午8时,运输部被通知集合干部到后勤礼堂听传达文件,听报告,军官家属们也去了。

会场拉起一长条横幅上书“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军委八条命令”。

我一到场就知道了,后勤机关和直属队都来了。

机关幼儿园、工程队、小卖部、食堂、浴室、理发店等员工都到场了。

九时正,南京军区后勤部各位首长登上主席台,各业务部首长也登上了主席台第二排就坐。

大会由副部长钟贤文少将主持,张祥副部长宣读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并讲话。

他的“讲话”充满了火药味。

他说,“机关有少数人员,不听招呼,不守纪律,同社会上不法分子,串通一气,里外配合,冲击后勤机关,破坏部队稳定,破坏战备,破坏正常工作。企图把部队搞乱,乘机夺权。他们做了敌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他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

张祥副部长的讲话,给大会定了调子,会场骤然紧张了起来。

我知道要出事了,但我没有料到竟会出到我头上。

张祥继续讲到,“为了给文化大革命护航,必须保证军队稳定。根据军区党委的决定,对一小撮违反纪律的人员采取断然措施,对以下人员实行行政看管”。

大会会场空气一下子凝结了。

自发开展“四大”的人脸色苍白,反对开展“四大”的人,幸灾乐祸,他们发出得意的微笑。

被看管人员的名单,由直工处处长宣布。

后勤司令部被看管的有傅跃宗、张德隆,军械部被看管的有王家恩、薛桦、朱祖祚、陈登泉。

运输部油料部被看管的有田从洵、于国城、周乃馨、赵玉祥。物资部被看管的有沈文琛、王树雨。除财务部、军需部没有人被看管外,各部、下属直属队都有人被看管,军区总医院、八一医院被看管的人更多。

军区总医院的“邵马龙、李居柯”,(邵彬泉、马永来、龙启明、李克昭、居秀萍、柯如仙)胸外科著名主任医生(专家)沈威廉、龙启明(唐亮政委保健医生)均被看管。

所谓行政看管,实际上就是逮捕关押。

我和龙启明被关在一个房间里。

许世友司令员没有请示报告总参谋部,擅自动用野战部队,调60集团军181师某部,来南京军区机关执行看管任务。

181师某团指战员被告知,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发生了反革命暴乱。

开始我被关押在南京军区后勤部警卫连,战士们对发生的事情都很明白,他们同情我们,在执行看管任务中,为我们通风报信,买香烟、买食品等。被察觉后,许世友调来了181师野战部队,取代了机关警卫连。

这个部队的干部战士闻说军区机关“反革命暴乱”首长被批被斗、被戴高帽,被游街、被下跪,怒不可竭,咬牙切齿,在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以镇压反革命的战斗士气,开进机关。

每个牢房门口都有如临大敌的上刺刀持枪战士站岗,他们全副武装。

巡逻班长则横胸挂持着冲锋枪,时不时叫我们出去打扫厕所,我们说,“没有工具无法打扫”,班长说,“用手”!这些战士把我们当做阶级敌人看待。

被看管的人不断地被“提审”,接着就是写揭发材料,被看管的人越来越多。

后勤警卫连地方太小,人满为患,集中营被转移到南京市上新河一所军队速成中学里。

仅南京军区后勤部被行政看管的官兵、文职人员、职工达700多人。

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三大部被逮捕的人员,统由军区政治部保卫部李树和副部长主持审讯和管理。

凡被捕入狱的人一律取下帽徽领章,手表钢笔、系裤子的皮带、鞋带一律收缴统一登记保管。

红军长征前后,肃反扩大化运动又重新出现了。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上将,打着贯彻执行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的旗号,擅自调动野战部队、私设监狱,非法对大批所谓“反革命”“倒许乱军分子”进行审讯、批斗、下放军队农场劳动改造。

被看管的干部中有军区政治部主任史景班将军(陆军第12集团军政治委员,李德生为军长),后来扩大到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必成将军、林维先将军、副政治委员鲍先志将军被列为黑后台。

师以上干部被看管的有:

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孙海云、组织部长赵树湘,后来扩大到秘书长卞庸中、青年部长季遐年都受到审查。

后勤部师以上干部有南京军区总医院政治委员后勤干部部长刘万祥、人民解放军916油料仓库政治委员邓启樵。

团以上干部被看管或被涉嫌清洗回原籍农村,监督劳动降为21级22级的不在少数。

后勤营房部有一位13级正团级叶慈处长,被降为21级全家遣送回河南原籍,受尽折磨。

后勤行政管理处处长田某,被打成假党员、地主还乡团之后,亦被遣送回农村监督劳动。

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受到南京军区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拥护,并坚决贯彻执行。

下达后第二天,南京军区机关自发的“文化大革命”,遵照《八条命令》停止活动。

然而,许世友司令员,却背着党中央、中央军委,背着毛泽东主席以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违背“在文化大革命中,任何人不准调动一兵一卒的命令”,自作主张调动军队,对出于革命热情的广大干部、战士、文职人员进行逮捕、关押、审讯、批斗、劳改、遣返回乡等。

许世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犯了一系列严重的原则性错误,给党和军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和损失。

他提的口号和划线标准:凡“倒许乱军”即定性为反革命。

以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来对待“出于认识问题”而违反纪律的同志。

  

1967年2月,南京显得特别寒冷,春节失去了祺祥和温馨,南京军区领导机关和直属队被笼罩在紧张而恐惧的气氛之中。

3月10日,两部交通车停在南京上新河原南京军区速成中学礼堂前的空坪上。

我和龙启明被喊了出来,两位上了刺刀的持枪战士,把我们押走了。

我看到走廊上布满了岗哨,每个临时牢房的门口都有持枪上刺刀战士站岗。

下了楼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还有荷着冲锋枪的流动哨。

上了车依次坐定,每一位被押送的同志座位旁都配置一位带枪战士,一个看一个。

车门车窗全扯下帘布,严严实实,不透风也不透光,叫你看不见外面是什么景。

车门处站着一名带冲锋枪的战士把门。

车厢尾部又有一位带冲锋枪战士断后。

这种严密的武装押送措施,叫人感到是上刑场。

到了目的地,战士令我下车,我才知道是后勤大礼堂。

下车的“反革命”们一个战士押一个“犯人”,刺刀顶着腰鱼贯进入会场。

我抬头一看,昔日我经常出入的大礼堂,密密麻麻坐满了人,绝大多数我都认识,还有很多家属。

他(她)们见到这些失踪多日的,昨日还是同志今天成了“敌人”的“老熟人”,甚至还有“亲人”,居然须发蓬乱,面色苍白,既无裤带又无鞋带,蹒蹒珊珊地走进会场,都惊呆了。

有一位家属当场昏厥了过去。

我看到有的同志在用手擦眼泪;有的同志低下头来不再想看到我们;有的同志面部表情严峻惊恐万分地看着我们……。

也有少数同志矜持自得幸灾乐祸地在交头密语。

大会主席台上方一副横幅,老规矩红布白底黑子,大书“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八个大字,这种横幅和标语,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流行色,也是一道风景线。

后勤首长谭友夫部长郭金林政委来了,坐定之后,“批斗大会”主持人宣布纪律,其中有严格保密的规定。

也就是说这类“批斗大会”严禁外传,绝不允许泄露出去。

理由是为了防止军内外造反派来冲击,来破坏,来抢人。

其实“保密”还有重要因素,对党中央毛主席封锁消息。

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员这种胡作非为不让党中央毛主席和总部得知,无异于唐柳宗元的《封建论》里所讲的,“骄兵悍将尾大不掉”的典型。

批斗会开始之前,主持人示意“专职人员”,高喊革命口号。

其中有“坚决镇压反革命”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协从不究,立功受奖”之类的口号。

大会定性为“敌我矛盾”。

3月10日批斗会没有把我当目标,仅是陪绑。

醉翁之意不在酒,吓吓我。

3月12日,我又被押解到了南京军区后勤运输部批斗,田从洵、于国城、周乃馨都被请到了。

田从洵,1945年兵,抗日战争干部。

胶东人,原第32集团军政治指导员,他干过炮兵。

他水平较高工作能力强。

任运输部组织计划处副处长,时年37岁,我是他的部下。

田从洵被看管毫无根据,也毫无理由。他根本没有“造反”,“稳军”派大人指控他是机关造反的幕后策划者和指挥者,说他是地主阶级“本性”,是“阶级报复”等等,一派胡言。

于国城1946年兵,红小鬼,原第22集团军机要人员。

指控他富农分子长期对党不满,终于“跳出来”了。

被批斗的4位“反革命”一位团职,二位营职,一位连职。

批斗我,始终说不出“子丑寅卯”来,在骄傲自满上兜圈子。

喊口号的人,怎么也不肯喊“打倒赵玉祥”,“赵玉祥老实交代”的口号也不喊。

在上新河集中营里,我和龙启明关在一个牢房里,睡的是地铺,有一块铺板,一条席子,二床军用被子,一个枕头。

一日三餐有战士送来。伙食还不错,二菜一汤。

因为我们是“反革命”,战士对我们很仇恨。

有一次,有一位班长带着冲锋枪闯进我的牢房,手里拿着一根麻绳,命令龙启明把我反手绑起来,龙启明不肯,下不了手。

我对龙启明说,“你绑吧!我不怪你”。

龙无奈,只好把我捆了起来,那位班长在旁边笑得开心,5分钟后,他又命令龙启明给我松绑。

他拿我们作乐取笑。

人民解放军上海916油库政治委员邓启樵在牢房里被看管战士用绳子捆绑起来,往水泥地上摔,被批斗时吓得小便失禁尿了一裤子。

龙启明被批斗后,在浴室里洗澡,见到了专案组人员便倒头下跪求饶。

有一位女职工被批斗后流产了。

南京军区总医院外科主任医生沈威廉,在关押中肝病发作出现黄疸,死在手术台上。

批斗大会上,指控他取名“威廉”,是企图“变天”。

因为“威廉”是德国皇帝的名字。

所谓“批倒批透批臭”已到了无聊的地步。

龙启明1945年兵,胶东人,三代贫农,唐亮政委的保健医生,红根子正得很,为什么会造反呢?说他想当军区总医院院长,是野心家。

在一次干部大会上,许世友司令员公开发问“龙院长来了没有”?

吓得龙启明老娘,也给医院领导人磕头,请求宽恕。

南京军区后勤部机关和直属队就造了三天反,《八条命令》宣布之后,竟遭到如此严厉的对待。

毛泽东主席在一次会议上曾不点名批评许世友时说,

老虎屁股摸不得,群众给他提点意见,他如丧考妣,就像挖了他家的祖坟,把提他意见的人说是‘516’反革命”。

我被关押45天之后被释放了。

运输部任增部长对我说,

你是最早被解除看管的。我们这些人讲话还是有点用处的”。

意思是,运输部首长保了我。

我听了之后“感激涕零”。

1967年4月6日,毛泽东主席在林彪送审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上批示:

此件很好”。

《命令》规定,

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

这个命令共十条,通常称“军委十条”。

这个命令的调子同一月间的“军委八条”有明显的区别。

八条”的重点在于“不得冲击军事机关”,保持军队的稳定。

十条”的重点在于“对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造反派组织概不追究”。

《军委十条》发布之后,南京军区大批放人了。

1967年7月14日,凌晨三时毛泽东主席在列车上,同同行的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北京军区司令员)谈话,毛泽东谈兴很足。

他说:

军队介入后,因为情况不熟悉,调查研究不够,错误是难免的。来了个‘八条’,抓人抓多了,有些革命组织不应取缔的取缔了,起了压的作用。这样,又起草了‘十条’。‘十条’后受压的又起来了,又恢复了,来个反复”。

反复好……我看解放军垮不了。垮了,还依靠什么?”。

毛泽东主席道出了一个“压”字,强调“来个反复”,并说“反复好”。

这意味深长。

1967年9月,毛泽东主席又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

毛主席说:

龙潜(原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省军管会主任)整得过分啦,搞喷气式,罚跪,挨打,挂牌子。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事?一个是群众有气,一个是官作大了,薪水多了,有事不跟人家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严重脱离群众,到处骂人、训人”。

他又说,“告诉他们不能打倒许世友”。

谁打倒许世友就是反革命,这样又要犯错误啦!”。

毛泽东明确指出:

群众有气。

许世友不能打倒。

把打倒许世友的人打成反革命是犯错误。

然而,许世友对党中央毛主席的讲话,断章取义,阳奉阴违,充耳不闻,背着党中央毛主席,一意孤行仍在搞他的那一套“倒许乱军”,把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同许世友个人等同了起来。

许世友批评不得,谁批评许世友,谁就是“乱军”分子,“倒许乱军分子”就是反革命,就得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许世友太霸道了!

1967年4月《军委十条》之后,南京军区后勤部第一批被释放的“反革命”“倒许乱军”分子,被下放到安徽当塗小丹阳农场劳动改造去了。

和我一起去的有于国城、陈登泉,朱祖祚等人。

南京军区总医院刘万祥政委也去了。

四月间,安徽当塗(江北)还是很冷的,我们冒着寒冷在军垦农场的水田里耕地,在农场里盖营房,在农场里挖沟搞水利。

我们到来之前,南京军区政治部遵照许世友的指示,“告知部队,这些乌七八糟的知识分子都是反革命,他们要搞动乱,他们批斗首长。对他们要严加看管,监督劳动,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战士们听了,当然又是“咬牙切齿”一番。

比如抬大土的时候,战士叫我抬小头(距离短的一头)年青力壮的战士抬大头,把我压得直不起腰来。

你可别小看这些战士,整起人来也满够你呛的。

问题更严重的,《军委十条》下达之后,集中营并未撤消解散,仍关押着一大批自己的同志。

这批同志所以迟迟没有被释放,因为他们成份不好,大都为地主富农出身,有的有复杂社会关系。

唯成份论害死了这批好同志。

许世友拿着“唯成份论”这根鸡毛当令箭,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如果在“四方面军”,许世友早把这批人当做肃反对象给杀了!

这些事情,又被党中央毛主席知道了,党中央毛主席严厉批评了许世友,许世友被迫又做起“假检讨”,并且扮演刘备演了一场哭戏!

1967年7月,武汉闹得很凶,毛泽东主席曾让张春桥跟许世友谈谈。

毛泽东淡淡一笑,抬起一个手指:

你们把许世友接到上海来”。

杨成武说,“我去吧?”

毛泽东把手一拂,“你不能去,叫张春桥去”。

在电话中许世友对张春桥说:

我有错误,在两次召开的军区党委会议上,都做过检查”。

我是司令员,我都做过检查,如果中央认为不行,我可以继续检查”。

许世友又说:

检查可以,谁对我进行人格污辱不行,国民党不行,造反派也不行!污辱我人格,这个矛盾就要转化!”

敢污辱我,我就打死他!”

毛泽东主席在思考,怎么解决许世友和南京军区的问题。

许世友虽是一个人犯错误,却关系全局。

许世友当天被接到上海了。

推开客厅门,许世友刚见到毛主席身影,抢上两步,扑通跪倒在地,一头磕下,放声大哭。

毛泽东忙从沙发里站起身,快步赶过来,用双手扶他起来,眼圈也红了。

连声说,“莫哭,不要哭。干革命么,好好干!”

其他人见此情景,都自觉退出门外。

时间不长,那扇门又打开了,许世友一脸精神地走出来。

他对杨成武说,“我要打只豹子送给成武同志!”

谢谢你,老杨”。

但是,事隔一年之后,1968年8月,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被林彪、江青陷害,被打成“杨余傅反党集团”,余立金当场被逮捕,杨成武、傅崇碧被隔离审查。

帽徽领章都被拿掉了。

南京军区又一次掀起大揪“倒许乱军分子”浊浪。

许世友说,“这些人(指倒许乱军分子)的后面有一根又粗又长的根子,他们的后台就是杨余傅!”

这个时候许世友忘记了他还要打只豹子送给杨成武哩!

四人帮”被捉之后,许世友标榜自己是一贯反“四人帮”的,显得十分活跃。

他嘲笑张春桥,“夹皮包黑报告,戴眼镜瞎放炮”。

但是,人们并没有忘记“四人帮”在台上时,许世友没有少喊“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人们也不会忘记,张春桥的女儿在南京军区后勤第16分部当过政治宣传干事深得器重和照顾。

人们更不会忘记,许世友和田普没有少跑过苏州太仓林彪的行宫,没有少送过阳澄湖大闸蟹。

人们也没有忘记,在江苏南京大学支左的“梁杜吴”(梁辑卿为第27集团军政治委员,杜方平为南京军区政治部国防工业部部长,吴大胜为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由于支持造反派夺权,受到“中央文革”表扬,许世友洋洋得意地公开宣布,“我许世友支持‘梁杜吴’的革命行动”。

人们也不会忘记,当年江苏省造反派头头曾邦元(南京大学学生),曾是许世友家中的堂上常客。

人们决不会知道,1967年秋天,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一位女副部长给中央文革写来一封揭发信。

说谭震林1932年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苏州反省院。

这位干部部女副部长的信中,将谭震林在反省院的化名叫什么,关多长时间,供出了什么等等,写得有板有眼。

江青接到这封信,喜出望外,信在文革小组传阅后,转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对这封信感到震惊,很是重视。

这不仅因为揭发者是一位老同志,而且她又在大军区政治部任干部部副部长,对干部历史关节上的政治问题,是很懂得其重要性的。

对这样的人亲自写的揭发信,当然不能等闲视之。

何况,被揭发的人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堂堂正正,大义凛然的谭震林。

随后,由任中共中央专案审查组组长周恩来,副组长陈伯达联合签名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副主席林彪,写了一份关于立案审查谭震林被捕问题的请示报告。

毛、林阅后,都在自己的名字上,用铅笔重重的画了圈,以示同意。

1968年3月24日,江青手里拿着南京军区干部部女副部长揭发的“证据”,大声宣布谭震林是大叛徒。

由此,谭老板吃尽了“文革”铁窗的苦头。

人们要问这位女副部长她是谁?

告诉您,她名叫田普,许世友的老婆,“许办”主任兼南京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

干部部部长杨映雪同志还要听她的呢。

文革”中杨映雪向浙江省军区打招呼,在浙江支左的南京军区政治部250名干部,“这批干部政治部不要了”,就是遵照许世友、田普的意愿做出的决定。

田普,胶东人,任南京军区干部部副部长之前(总干部部没有任命),在江苏省级机关工作,行政17级。

她当干部部副部长控制南京军区干部,是许世友搞独立王国“以人划线”的需要,表现了封建的家族式的专横和专制,背离了共产党传统的干部政策原则。

林彪被炸后,毛主席批判叶群“爱吹不爱批”。

是搞“夫人当办公室主任第一人(林办主任)”许世友学习林彪,叫田普当“许办主任”。

  

1967年7月21日,毛泽东在周恩来安排下,乘飞机离开武汉到了上海,住进虹桥宾馆。

7月24日晚,毛泽东同杨成武对话:

毛:

你对武汉的事情有什么看法?他(指陈再道)会反对我吗?”

杨:

主席,谁也不会反对你,老红军、老干部、老党员、老百姓,都把你当成大救星,军队里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

毛:

是啊!我也是这样想啊!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如果陈、钟(汉华)要整我,我们从武汉也出不来啊!”

杨:

他们不会反对您”。

毛:

对!对!对!”。

  毛泽东主席高兴地连说三个“对”字。

第二天(7月25日),毛泽东代中央起草了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

他在电文中写了一段重要的话:

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有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

然而,林彪在这个关键时候,对毛泽东唱起了反调。

林彪说:

武汉不单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

他提出:

我们要抓住做大文章”。

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

《红旗》杂志发表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

号召:

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

林彪做出的这个决定十分险恶。

他对各大军区司令员,搞的是韬晦策略,先打后保,其目的是同毛泽东主席争夺军队中握有兵权的骄兵悍将们。

在这种形势下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受过许世友迫害的同志,又反复了。

他们纷纷自发地成立群众性平反小组,整理受迫害的材料,向司政后党委提出申诉,要求平反,肃清影响。

1967年7月,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在南京海军学院成立了赴京告状团。

8月,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平反小组派代表参加了这个告状团。

1967年8月,南京军区后勤运输部任增部长找赵里霜谈话,组织上决定,让你到南京军区工程兵某团任后勤处长。

这个团在皖北山区施工,承担南京军区后方大型工程任务。

赵里霜拒绝了这个任命。

不但拒绝了任命,而且参加了南京后勤机关的平反组工作。

不久,他接受了后勤党委的“指定”,负责平反小组的工作。

在主持负责后勤机关平反小组工作期间,他采取了温和的态度,没有为难各级首长,没有为难后勤政治部保卫处,维护了机关的稳定和正常工作。

在7、8、9三个月平反工作中,赵里霜没有离职,仍然坚持做好本职工作。

期间,他奉命二次下部队检查工作。

一次到上海警备区,同行的有南京军区后勤油料部组织计划科副科长周化泽。

第二次,他独自到无锡炮九师。

在主持平反组工作期间(三个月),他组织一次走访后勤党委书记郭金林同志,副书记谭友夫同志。

方式都很温和。

搞走访活动的主要目的,要求平反,消除影响,彻底销毁二月武装关押、批斗、下放劳动改造的黑材料。

后勤党委的态度,仅限于承认“行政看管”是错误的,答应销毁黑材料,承诺凡被看管的人员一律不加以歧视。

后勤党委的态度是南京军区党委定的调子,实质上是许世友司令员的态度,后勤首长不敢越雷池一步。

后勤党委认为行政看管(不承认武装关押),是工作错误,不是政治错误。

1967年10月,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和南京军区司政后平反小组,联合走访南京军区党委。

出面接待的有王必成、林维先和鲍先志。

三位军区首长(中将),都一致表示,行政看管是错误的,认为要求平反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也表示要等许世友司令员、杜平政委回来之后,才能确定。

王必成将军是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许世友长期主持南京军区工作期间,人们只知有许司令,几位副司令员如王必成、郭化若、张才千知道得不多。

见到他们就更少了。

张才千分工管后勤,我在后勤大楼见过他二次。

郭化若1968年夏天,天天和“倒许乱军分子”在一起挨斗,那个时候他是“死老虎”。

王必成的帅气和虎气不亚于许世友,中央首长都叫他王老虎。

王副司令个头不大,讲起话来手背在身后,上身不断前后左右摆动。

讲话不罗嗦,干脆果断。许世友借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下令武装关押我们,王必成坚决反对。

走访”结束,王、林、鲍三位首长在AB大楼餐厅,招待告状团全体成员吃饭。

告状团对此次走访加以肯定。

在大别山“避难打猎”的许世友闻之,大为不满,说王矮子不讲原则,向造反派投降,屁股坐歪了。

王必成也不买帐,反唇相讥说:

我王矮子不行,你许和尚行,有胆量你回来同造反派打交道”。

从此,许世友就存心要整王、林、鲍了。

在走访王、林、鲍首长中,南京地区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告状团提出,南京军区政治部四位被逮捕的孙海云,杨炳仁,方泽浦、洪期钧的平反问题。

王必成等三位首长明确表示,逮捕他们四位是错误的,欢迎他们随时回来,恢复工作。

孙海云(南京军区政治部副秘书长)杨炳仁(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科长)方泽浦(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干事)洪期钧(南京军区政治部人民前线报编辑),《军委八条命令》发布后,许世友下令逮捕关押,后被南京海军学院造反派冲击机关抢出来的。

1967年9月16日,毛泽东坐火车离开上海,经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回到北京。

他在途中都找这些省的负责人谈话,讲得最多的仍是正确对待干部和消除派性问题,希望尽快出现一个“革命大联合”的稳定局面。

据杨成武回忆:

在视察途中,毛泽东还提到,明年春天‘文革’结束后,接着召开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脱出来,许多老同志都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他还列举了邓小平、乌兰夫、彭真、贺龙等人”。

1967年9月20日,毛主席找武汉军区和湖北省的领导干部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纪青谈话时说:

现在我很不喜欢你们给我的四个官衔,什么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

这里显然流露出他对林彪已有不满。

1967年9月23日毛泽东回到北京。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主席有一首七律诗《有所思》,供大家共同研读,以体察毛泽东在“文革”高潮时,他老人家的“有所思”涵蓄那些政治意义。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池。

  阵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栏静听萧萧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故国人民有所思,思什么呢?

是不是在“思”他逝世之后二十多年,出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一下子上海人民的养命钱34个亿不知所向了!

是否在“思”:陈良宇的儿子依仗其父之官势搞“高衙内”,从上海市工商银行一下子贷走了又是多少个亿人民币,这位得到巨款的资本家,回报陈良宇儿子每月的高额工资。

故国人民应该有“有所思”。

故国人民是否又在“思”胡锦涛为什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陈良宇给抓了起来?

为什么把他的老婆也抓了起来?

把陈良宇一类的贪官污吏都要抓起来,绳之以法,以平民愤。

40年前毛泽东“有所思”,40年后中国人民也在“深思”,中国人民和毛泽东主席心连心啊!

思连思啊!

希望中共中央领导人也和故国人民心连心“有所思”啊!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政治委员刘锦平中将,奉毛泽东主席之命,于1967年10月前来南京,驻节南京空军招待所。

10月某日,刘锦平召见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和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告状团全体成员,我做为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平反小组负责人之一,应邀参加接见。告状团成员,一到南京梅园南京空军驻地,气氛顿然不同。

接待我们的全是空军军官,他们热情、亲切,招呼我们坐定,端茶送水,还准备了点心。

《军委八条》下达之后,南京军区空军、海军都没有抓人,所以太平无事。

直到林彪9.13出逃事件发生之后,海空军在清查林彪贼船的案件中,依然正常。南京空军挖出了林彪死党江腾蛟,从此南京空军揭了盖子,改组了班子,空军系统进行组织上的大清理。

刘锦平当年在军委办事组分工主管政治工作,其职务相当总政治部主任。

林彪集团灭亡之后,刘锦平是否受到审查,如何处理我不得而知。

刘锦平接见我们时,口气很大。

他说,他是奉毛泽东指示和林彪的指派来南京了解南京军区“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问题的。

同时,受毛主席和林彪的嘱托来看望我们的。

他说,“你们的委屈党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都知道,而且知道得很详细,很具体”。

他说,“你们的问题一定能得到圆满解决的。你们要耐心”。

他说,“你们受到了极为宝贵的锻炼,是黄金买不到的锻炼。你们将来都是建军骨干,而且不是一般的骨干。希望你们有什么意见都讲出来,我保证把你们的意见和要求带到北京,带到党中央,带到毛主席、林副主席那里。我保证要亲自把你们的意见向毛主席、林副主席汇报。你们今天讲不完,或不便讲,可以写成材料,文字不要长,明天我就坐飞机回北京。我保证把你们的材料带到党中央去,带到毛主席、林副主席那里”。

四十年过去了,刘锦平的讲话至今记忆犹新。

1967年12月,我在北京京西宾馆经常遇见到他,他客气地同我们打招呼。

1967年11月到1968年2月,我们在北京,参与军委办事组举办的学习班,解决南京军区和许世友的问题,证明刘锦平讲的话是真实的。

学习班结束之后,党中央发布了关于南京军区党委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的检讨和党中央的批示。

刘锦平南京之行的目的是个迷,他究竟来干什么,我们这些一般干部,不可能知道。

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员,在两次整“倒许乱军”分子均告失败之后,又在南京军区和江苏南京等地,乘机大抓“5.16”分子。

把“倒许乱军分子”重新炒冷饭,翻烧饼,打成“5.16”分子。

许世友说:

挖地三尺也要给我挖出来”。

在制造我的冤案中,把1967年刘锦平接见列入我的罪行之内。

林彪爆炸之后,没有自上而下层层揪小林彪,我很快被无罪释放了。

南京军区授意南京市委,以南京市委的名义给我平反,承认把我打成“5.16骨干分子”收监关押三年是错误的。

谈到刘锦平,我对他的印象很好。

他似乎是知识分子出身的老红军,参加过长征,中将军衔。

他任总部空军副政委外,兼任中国民航局政委。

他文质彬彬,说话斯文,和蔼可亲,没有架子。

我们向他反映的问题大都是老问题,其中重要的核心机密,是南京军区党委在“文革”期间多次党委会议记录,这个党委会议记录,翔实记录了南京军区党委常委二位主要领导同志许世友、杜平,对“文革”的态度和发言。

当然,包括对党中央的态度及抓人等重大决定和布署。

许世友唱主角,铁证在此,抵赖不了。

因此,许世友对刘锦平南京之行,在南京空军接见告状团及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干部中的知情人,向刘锦平提供的“内情”,十分恼火,恨之入骨。

许世友没有想到,他的后院篱笆经营了十几年竟会如此不牢,一冲即垮。

毛泽东讲得好,人民解放军是不会跟任何人走的。

许世友根本没有认识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有权力越级甚至直接向党中央主席反映任何问题。

这是党章规定的,是党内民主权利。

篱笆扎得再紧也无济于事。共产党员不是某一个大人物的家奴。

刘锦平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他在南京空军找些人谈话,了解南京军区一些情况,是正常的。

与会人员向他汇报情况,反映问题也是正常的,何错之有?

但许世友却耿耿于怀,大骂刘锦平在南京背着他收集他的军内外黑材料,向党中央毛主席告他的黑状。

许世友将军未免有失大将风度和气量。

  


  
我要: 投月票 打赏 送鲜花 砸鸡蛋
作者文集|联系作者|责任编辑:Kyle
对《逆流勇进 48》一文发表给力评论!(250字内)
登录后才能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