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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流勇进 47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5-24 点击数:333次 字数:

47

 

  1962年吴大胜部长调离运输部升任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临别时,找我谈话:

你跟我工作了八年,表现很好。我已向陈云龙(27军后勤副军长)部长介绍了你的情况。陈部长是个很老的同志,工作积极,身体不太好,希望你在他领导下好好工作,不要辜负党对你的培养和希望”。

赵里霜唯唯诺诺。

陈云龙部长江西弋阳人,1927年随方志敏参加著名的赣东北弋横暴动。

1928年2月,蒋介石联合当地地主武装,残酷镇压武装起义的农民军。

陈云龙随方志敏转入磨盘山区开展游击斗争,建立了以磨盘山为中心的赣东北革命根据地。

不久方志敏遇害,起义军编入红军与井冈山朱、毛红军会合。

红军长征,陈云龙随陈毅留在南方发展根据地,扩大红军。

1938年他就当上了团长,解放战争期间任旅长。

刘少奇、陈毅、谭震林、邓小平都熟悉他。

夫人苏区1940年参加新四军在苏北新四军医院工作,他们育有八个子女。

长子陈忠林现仍在江西弋阳方志敏纪念馆工作,长女陈桂林现任新华社安徽分社社长。

1964年赵里霜军校毕业回机关之后,陈云龙部长正式任命他为部长助理,继吴大胜部长之后,在他身边又工作了六年。

赵里霜在《柳营梦》中写道:

我回忆几件事以纪念陈云龙部长”:

1962年9月上海警备区向军区后勤运输部借用一台大型平板拖车,久借不还,成了老大难。

我得知这台平板车送回南京7425厂大修,我开出“车辆大修竣工入库通知单”,通知人民解放军886仓库该车竣工后立即入库封存。

上海警备区对此事耿怀不满,借口施工需要状告运输部扣压他们的施工装备,影响上海警备部队施工。

军区首长得知此事,查到运输部追究责任,时任副部长的缪嘉十分紧张,不知所措,责问我为什么“不经请示擅自扣车”。

我据实汇报,据理力争没有错。

缪嘉很生气,向陈云龙部长做了汇报,陈云龙找了我,耐心地听了我的汇报。

他对我说了三句话:

赵玉祥你做得对,机关干部要敢于坚持原则,敢于摸老虎屁股。军区追究责任我来顶”。

所谓“顶”不是“对抗”而是“解释”和“承担责任”。

后来,上海警备区不再提这件事了。

第二件事,我的入党问题。

1963年组织决定我到人民解放军镇江汽车学校学习。

这是一所按照苏军汽车学校的模式建立起来的正规学校,其硬件、软件都很好。对学员的教学、

管理和政治思想教育要求很高。

学习时间三年。

临行前,陈云龙部长找我谈话,问我“有什么困难?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的”?

我回答,

困难没有,问题有一个,我还没有入党,考验了八年还没有解决”。

陈部长不问原因,也不多说什么,只“嗯”了一声,当天晚上,运输部组织计划处党小组开会讨论我的入党问题,第二天运输部党支部副书记成焕斗叫我填写入党志愿书,介绍人是陈宜民、张福孝。

他们俩都是从朝鲜回来的。

当天晚上召开党支部大会讨论我的入党问题,我也被吸收参加了。

令我奇怪的是,在讨论表决通过时,出乎我的意料竟没有一个党员持反对意见,一致通过,非常顺利。

什么希望啦,注意啦,今后啦,努力啦这些语言统统没有,前后10分钟解决问题。

在党支部大会上陈云龙部长,二位副部长,好几位处长都没有吭声,平时带“左”的同志也没有声音。

散会之后,同志们都对我微笑,还是没有一句话。

第三天上午,成焕斗通知我的处长金德照(支部委员),后勤机关直属党委批准了赵玉祥入党。

预备期一年。

我从来没有这么兴奋过,10年愿望终于得偿,时年28岁。

这里,我提一下金德照部长。

他是浙江人,出身贫苦,1938年入伍,原参加浙东游击队,后编入新四军。

皖南事变冒死与敌人搏斗死里逃生,冲出封锁线,化装成乞丐,昼伏夜行一路讨饭找到了自己的队伍。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长期做兵站运输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战地运输经验。

在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中,组织带领兵工,动员一切可以使用的运输工具,如骡马、大车、单轮手推车、民船,甚至肩挑背扛,把大量后方物资,诸如给养、武器、弹药、医药、被服、钱钞等运往前线,支持战争,夺取胜利。

金德照入伍时是红小鬼,进步很快,28岁已是团级干部了。

可惜他文化低,否则会升得更快。

我1952年认识他,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了6年。

他1963年晋升副部长。

金德照为人正派,工作积极,作风踏实,能团结人,关心部属,生活艰苦朴素,待人和蔼诚恳。他对我很好。

文革”后期离职休养,定居苏州。

夫人姚玉英1950年兵。他们育有三女一男,我都熟悉,至今仍来往密切。

第三件事,1964年9月某日,苏区告我,部长即日回南京,要我带车在南京下关火车站接他,特别叮嘱要把车开到月台上,因他带了许多东西。

我立即打电话给汽车队派车,约定机关管理员张竟民,一起去接他。

到了下关我对车站工作人员说明来意,要求把车开到月台。

工作人员问我,“你们接的人是什么官衔”?

我回说:

是副军级部长”。

他们说官太小,要副总理一级,我傻了。

只好在站口等。不一会儿部长来了,他和带去的公务员手上拎满了东西,全是弋阳地区的山货土特产,如笋干、香菇、花生、甘蔗、竹躺椅等还有一根扁担。

老井冈这一次“重上井冈山”苦头吃煞,年过半百,上车下车还要用扁担挑山货。

我和管理员赶快接过东西放在轿车的“屁股里”。

老头子一声不响上了车。

我坐在驾驶员旁边,不敢多嘴。

车行半途老头子发话了,“赵玉祥你为什么不把车子开到月台上?”

我说,“部长,他们说要副总理才能上月台”。

老头子又不响了,过了片刻,他骂了一句“他娘的,我的官太小了”!

我知道老头子气出了,乘机说,“部长你的官不小了,反正我们快到家了”。

陈云龙部长很内向,平时话很少,是一位非常好的首长。

我在他身边工作六年,老井冈的传统对我言传身教,令我终身难忘。

所以,他年轻时方志敏要他当警卫员。

第二天早晨,他的大女儿陈桂林来了,拿着一大包花生,很多笋干还有甘蔗,说,“赵叔叔,我爸爸叫我拿来给你的”。

我在机关工作期间,经常加班加点,节假日很少全程休息,每年春节四天假,我只能休二天,其余都在写东西。

部首长对我的工作除了加以表扬外,没有什么奖励,顶多把组织上在节假日发给他们看演出的票给我去看,以表示慰劳。

1932年,陈云龙在闽赣根据地开展对敌斗争时,红军内部出现肃反扩大化错误,错杀了很多高级干部。

陈云龙在斗争中坚持正义,把被错判的假AB团放走了,为此,他几乎被错误路线执行者杀害,多亏周恩来和邓子恢的营救,幸免遇难。

陈云龙部长这次回到弋阳老家,除了探亲外,主要是向地方政府要饲料,弄回来给机关生产基地养猪。

陈云龙同志的传记和遗物已被江西上饶地区列入江西老区教育后一代展馆内,永彰于世。

我以能在他身边工作6年,并受到他的言传身教,深感荣幸!

  

1962年全军学习郭兴福教学法,掀起了军事训练高潮。

经过三年的努力,军委总部决定1964年6月15日,在北京西口、平坊和十三陵举行全军比武军事技能汇报表演大会。

参演的部队是从我军选拔出来的尖子,主要是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

实际上,这些所谓“尖子”都是精心培养出来的,并不能代表全军真正的普遍水平。

用现代语言说,“大比武”到后来变成“玩杂技”和“花架子”。

当然,具有实战意义的也有。

如:防化兵、工程兵、汽车兵、铁道兵、炊事兵等。大比武推动了这些兵种的“技术革新”。

大比武是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创导的,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一创导。

参演中,步兵196师唱了主角。这个师包揽了许多参赛项目。

196师原为华北野战军三兵团三纵的一个旅,杨成武的麾下。

是一支能打硬仗、恶仗的英雄部队,在朝鲜战争中功勋卓著。

这个师是我人民解放军唯一的对外开放师。

毛泽东主席亲自签署命令的。

多年来,凡来我国访问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党的主席、总书记,外国军事统帅等人都参观访问过这个师。

这个师是体现我人民解放军“威武之师仁义之师”的窗口。

1964年6月15日上午八时三十分,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董必武、彭真、贺龙、陈毅、聂荣臻,在总参谋长罗瑞卿,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陪同下,来到演兵场。

毛泽东问杨勇,“有没有杨成武的那个部队”?

杨勇说,“主席,196师的表演过一会儿就开始”。

毛泽东显得十分高兴,不时用望远镜观察四方。

令人费解的是,做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却没有到场。

林彪缺场的原因直到1965年12月8日才水落石出。

大比武的项目很多,有单兵冲锋枪点射。

196师的四位战士持枪上场,如豹跑虎跃动作敏捷。

一声令下“哒哒哒哒”清脆的枪声,响彻靶场。

四位貔貅仅用10秒钟发射了20发子弹。

罗瑞卿拿着这种枪向毛泽东汇报说,“这是我们自己研制的最新式冲锋枪,能点射也能连发,操作简便命中率高”。

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说,“红军善于夜战近战,要多搞夜战近战训练,才能克敌制胜”。

罗瑞卿点头称“是”。

三门迫击炮列于阵前待命发射。

罗瑞卿对毛主席说:

这是三门残缺不全的迫击炮,一门无射手,一门无炮盘,一门无瞄准器”。

毛泽东奇怪地问“这是为什么”?

罗答:

长征渡金沙江时,赵成章就是在残缺不全的迫击炮上,用仅有的三发迫击炮弹消灭了对岸桥头守敌,保证17勇士过了金沙江”。

罗总长又说:

长征时,杨得志也当过炮兵,他和赵成章比赛过,结果赵成章赢了”。

说得毛泽东和杨得志都哈哈大笑起来。

演兵场上三门破炮,弹无虚发,毛泽东大悦。

晚饭用过,夜幕降临,杨得志对毛泽东说:

夜战就要开始了。3000米越野奔袭”。

在观看夜袭时,毛泽东特别兴奋,二次站起来拿望远镜找奔袭的战士在那里。

当他看到“红亮点”在远处袭击敌人目标得手之后,大加赞扬,连喊“看到了,看到了!”

刘少奇周恩来看过战士攀登表演之后说“太神奇了,太神奇了”!

刘少奇说“叫总后勤部给侦察兵定做一些鞋底带钉子的鞋”。

杨得志回答说:

我们的战士穿的是胶底解放鞋”。

演兵场上,精彩叠起,兴高采烈,罗瑞卿洋洋得意,贺老总也特别高兴。

谁能知道,正在他们将帅高兴时节,林彪已设下圈套,暗藏杀机,欲置罗瑞卿和贺龙于死地了!

1965年11月27日,罗瑞卿千里迢迢到苏州林彪行宫,毕恭毕敬的向林总汇报请示工作。

林彪客气地请罗坐下,寒暄之后,满脸堆笑对罗说“吃糖吃糖,这是苏州地道的橘子糖”。

接着又问“你身体怎么样?”

罗瑞卿答道:

就是牙疼!”

林彪说:

莲子炖鸭子专治牙痛病,林豆豆就是吃这个,一吃准好”。

两人谈得十分亲切,气氛平静祥和。

临走时,林彪还特意关切地叮嘱,要吃莲子炖鸭子。

罗瑞卿后来回忆说:

这一次谈话倍觉亲切,比过去任何一次都轻松愉快”。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厄运就要临头了!

当时,罗瑞卿身兼七职: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公安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工办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林彪要实现其野心,罗是个关键人物。

不把罗拉到自己的一边是不行的。

可是,罗瑞卿“不识相不买帐”。

一年多过去了,他并没有向林彪献殷勤,也没有真正的向林彪表忠心。

他和林彪的关系一般。

相反的,他却和贺龙、罗荣桓关系密切。

在学习毛泽东著作问题上,罗瑞卿站在罗荣桓一边。

罗瑞卿说:

最高最活,难道还有次高次活?顶峰,难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再发展了?”

他说,“把革命导师的理论说成顶峰,本身就违反了毛泽东思想”。

1961年,他针对林彪的“活学活用”,反驳说,“对毛泽东著作死记硬背,从书本上找现成的答案,搞立竿见影,而不认真去学习毛主席著作精神实质,这种学习方法,违背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作风”。

罗瑞卿的正确观点,大大触怒了林彪。

因此,林彪对罗瑞卿恨之入骨,下定决心搬掉这块“大石头”。

1965年12月8日,上海。林彪代表党中央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与会的有少奇、小平、彭真、贺龙等,他们事先都不知道会议内容,也毫无思想准备。

在会上,林彪宣布了对罗瑞卿进行隔离审查,并由叶群“揭发”他的问题,与会者才搞清楚中央上海会议是整罗瑞卿。

中央领导同志对叶群长达10个小时的“揭发”持怀疑态度。

陆定一说“奇闻”。

刘少奇说“不可轻信”。

邓小平说“刘亚楼已死,死无对证”。

会议第三天罗瑞卿被带到会场,通知他“交代问题”。

罗瑞卿十分气愤,提出要见毛泽东和林彪。

林彪给他定了三条纪律:

不准见毛主席,不准见林彪,好好反省交代问题”。

1965年12月16日,林彪见毛泽东主席,说了很多对罗瑞卿不利的话。

毛泽东说:

他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呢!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也还是一片好心嘛。这是一。如果没有这三条(反林,反突出政治,向党伸手)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挂几百年不行,挂一万年”。

毛又说“罗瑞卿工作是有成就的,关于这个事,我们也有责任,没有发现及时教育。告诉罗总长回北京再说”。

但是,林彪对毛泽东的指示置于一边,他也不理会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意见。

在会议上宣布撤销罗瑞卿一切职务,并且扣上“三反”帽子。

1966年3月18日,罗瑞卿被逼跳楼自杀。

苍天有眼,罗瑞卿命不该绝,摔伤了一条腿。

林彪又定罪罗瑞卿是“畏罪自杀”、“叛党分子”、“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

林彪的心腹谢富治、邱会作,吴法宪等人一哄而上,大肆喧嚣说:

林副统帅揪出党内一个野心家,为党铲除一个隐患”。

几个月之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这场运动中,罗瑞卿苦头吃煞。

他被装在箩筐里,被人抬着到处接受“批倒、批透、批臭”。

当时的口号是:

打倒刘邓陶”!

打倒彭罗陆杨”!

林彪爆炸后,罗瑞卿并没有平反昭雪,仍然背着黑锅。

四人帮”事件之后,邓小平主持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罗瑞卿才得以平反,恢复职务,并送他到德国治腿。

岂知,正当他重见天日之时,罗瑞卿同志得了癌症,不久即离开人世。

惜哉!

哀哉!

我们为罗瑞卿的冤案一恸!

中国共产党党内,决不能再出现野心家、阴谋家,否则,党将永无宁日。

庆父不死鲁难不已”。

1964年12月我看到南京军区郭化若副司令员的一篇在浙江某地宣讲《23条》“蹲点”搞“四清”,给毛泽东主席的报告。

它刊在总政治部的《工作通讯》上。

毛泽东对郭化若的报告有一段批示,其中有:

像郭化若同志这样的身体能在农村蹲点,并且有所收获,其他的人更能下去了……。郭化若和我格格不入,几十年都如此。

  1965年春,林彪抓住毛泽东的这一句话,对郭化若将军展开了公开批判,大尉以上军官全部参加,以肃清影响。郭化若的帽子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

批判大会,显然有组织有目的的。

发言有专题,比如政治上与毛泽东格格不入,组织上不保持一致,生活上腐败等等。

批判的内容我年久遗忘了,但有几件事至今未忘。

  1 说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协助毛主席起草的《论持久战》文稿拒不交出,据此被定为反党反毛泽东思想。说他保留他写的文稿,是贬低毛泽东军事思想。

  2 长期不过组织生活,是目无军区党委,妄自尊大,老子天下第一,老虎屁股摸不得。和党在组织上不一致。伸手要“上将”属“不一致”

3 生活上奢侈,生活资产阶级化,是典型的被糖衣炮弹击倒的党内高级干部。举了很多不堪入耳的、极其无聊的事例。比如:许世友司令员把打猎来的野鸡野兔送给他,他拒绝受用。郭的女儿已经六岁了,不使用厕所,在家里随地大便,夏邦华强令保姆洗刷地毯虐待保姆。说他每到黄昏必携夫人夏邦华手挽手在公园里散步,资产阶级情调十足。说他家庭开销太大,经常向组织上伸手要困难补助。最令人厌恶的一件事,说郭化若在军区总医院住院时在高干病房,被一护士发现有许多避孕套放在枕头下边。诸如此类等等。

好在毛泽东主席有话,批判郭化若,不要他出场,“背靠背”。

受党教育培养几十年的大军区副司令员,就是有错误甚至犯罪,也不应对他进行人身攻击和批臭到这种地步。

1968年,南京军区举办大规模批斗“倒许乱军夺权”分子,推行“多中心”许记学习班。

在军区后勤部学习班,又把郭化若拖出来批。

可怜这位上了年纪的中将司令员,在食堂里同我们一起拖着鼻涕在菜汤桶里用筷子捞粉丝吃。

他要上厕所,后面必须跟着管束他的战士。

不许他乱说乱动。

郭化若福州人,黄浦四期。

老资格,参加过北伐,土地革命时期,1931年5月,他就是红一方面军代理参谋长。

抗日战争时期,多从事机关工作、军事教育及军事理论研究。

解放战争时期,任第九兵团政治委员同司令员宋时轮一道打老蒋战功卓著。

解放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公安军司令员,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等职。

1955年授衔时,他不接受中将衔。

他说,“无论在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黄浦四期的都是上将”。

他曾任毛泽东主席兼职军事秘书。

他在南京军区分管军训工作。

郭副司令抓训练很有章法。苏联那一套不合理的,他也不买帐。

我很少见过他在公开场合露面,一段时间,工作上几乎没有分担责任,长期养病。

郭化若与邓拓(福州人)交往甚密,互有诗赠。

郭化若被打成“三反分子”,软禁在家,定性为敌我矛盾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1965年至1973年,9年含冤不洗,直至林彪垮台,邓小平复出并主持军委工作之后,郭化若才得到彻底平反,平反后调北京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长。

础润而雨”。

燕子低飞山戴帽,必有大雨到”。

罗瑞卿、郭化若出事预示着文革风暴即将到来。

  

吴大胜部长是我的老首长,我在他身边工作长达八年之久。

老红军的风范、品德、传统对我革命的一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永远不会忘记吴大胜部长对我的言传身教和严格要求。

永远不会忘记他对我的培养和关爱。

当然,对我的教育、培养,不仅仅只有吴大胜一人,其中,如特纵军械部部长郎玉麟,华野军械部部长李仲麟,华野运输部政委徐元敏,南京军区运输部部长陈云龙、处长赵峰五(成都军区预备一师师长)等领导。

没有他们不可能有我今天。

我是解放战争后期参军的“三门”干部(出家门进学校门,出校门进机关门),缺乏实际斗争锻炼,尤其是没有直接参加战斗。

我1949年在31军,虽然也参加了漳(州)厦(门)战役,那也是占了31军的光,当时,并没有让我们刚参军的学生兵上战场去战斗、拼杀,仅仅做了些支援前线的事情。

比如:修机场、修公路,运粮运草,征集民船训练船工,充当地方语翻译,做民运工作等等。

虽然也听过激烈的炮声,看过大批俘虏从前线被押解下来,也看到很多前线下来的伤员……。

这些,充其量是锻炼和熏陶,并没有直接通过生死关头的考验。

1960年4月,组织上决定我到陆军27军80师下放当兵。

临走前,吴部长对我说“干部当兵这是最后一批了,前几批都因工作忙,你没有下去。这一次组织上遵照总政治部和南京军区党委的决定和要求,下决心把你放到80师去打坑道。当兵有三个去向,一是西藏平叛,二是外岛监听,三是打坑道。组织上考虑你身体单薄,让你去打坑道。”并叮嘱我“一定要把兵当好了再回来。工作和家里的事不要放不下”。

我对首长说:

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努力锻炼当好兵,成为一名合格的战士再回来。”

我的当兵期为半年。1960年10月国庆节后,我从80师坑道施工某部驻地返回南京。

吴部长见到我很高兴。

第二天袁明同志(吴部长夫人老红军)见到我,对我说:

你走后没多久,部长就念叨着你,要干部部把你弄回来。因为别人写的东西,他不适应”。

接着她又说,“部长被后勤干部部挡了驾,干部部传达后勤党委和军区政治部干部部的指示,赵玉祥的当兵不能半途回来,一定要坚持当好兵按期归队”。

1960年11月,吴部长对我说:

赵玉祥我对你说件事,你当兵回来没多久,27军党委给军区党委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很不好,说你当兵回南京时,带走了军指挥所坑道施工绝密资料。信写得很严厉”。

我听了之后,大吃一惊,我说“没有这回事,我临走时,遵照指导员交代,把材料转交给了连队文书。我片纸只字都没有带走。”

吴部长对我说:

现在弄清楚没事了,你说的是事实。27军党委,80师政治部都向南京军区党委、南京军区政治部做了检讨,表示歉意。是他们自己没有交接好,误认你带走了材料。”

吴部长又说:

按当时情况,可以逮捕你,但我没有同意,我坚持先把问题搞清楚,然后再做处理。我向后勤党委做了汇报,并要求后勤部政治部派人去80师,协助他们弄清楚这件事。”

首长面带笑容地说:

你在下放当兵期间表现不错,27军三级党委对你都表示满意。你帮助他们写的施工总结,写得很好。”

通过这件事,我受到极深刻的教育。

老红军是怎样执行党的指示的?

老红军又是怎样爱护和教育干部的?

老红军又是怎样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的?从他身上处处事事体现出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1957年5月反右派期间,我随同杨子渊处长带领的工作组,到浙江地区检查二十军车管运输工作。

到了杭州,我抽空去浙江大学看望中学同学罗东(此人后任浙江省委宣传部长)。

在他那里发现右派分子储安平写的文章《党天下》,攻击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统治国家,搞的是表面统一战线。

他举例说国务院十二位副总理,清一色是共产党员。

他的这篇文章是配合右派头头章伯钧,向党中央提出由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联合组成的“政治设计院”,共同决策和管理国家事务。

我看了这篇《党天下》文章之后,写了一篇文章题为《评储安平的党天下》,投寄《人民日报》,此文很快在1957年6月在《人民日报》刊出。

我回到南京之后,没有向组织汇报此事,后来我收到稿费,才知道发表了。

吴大胜部长知道此事之后,没有表态,保持沉默,不闻不问。

我感到纳闷,自问我是不是不该写此类文章。

事过数月,我才领悟到其中缘由。

反右派斗争,党中央通过总政治部发出指示,军队内部不搞反右运动,只作正面教育。

所以,当反右运动在全国搞得轰轰烈烈时。

我们只是每天下午政治学习时,读读报纸上的反右文章,讨论反右派运动的重大政治意义,而不抓右派。

1959年反右倾运动时,运输部只有一个犯“右倾错误”的人,而且是他在后勤学院学习时,犯下的事带回来的。

不久吴大胜部长也给他摘了帽子。

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也没有一个人出问题。

由于吴大胜部长正确执行了党的政策,没有犯左的扩大化错误,从而保护了许多仅仅是思想上、认识上存有偏差的同志。

思想认识问题属于教育问题,如果“左了”,就会给干部造成终身损失,甚至株连妻儿和亲友。

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期,南京军区司、政、后机关发出精简机关,充实连队的通知。

号召干部报名下连队上海岛。纷纷贴出大字报报名参加,气氛十分热烈。

我也写了一张大字报,除了积极报名外,还提出了一个问题:

在机关中要留下一部分干部坚持工作,搞好战备,否则,都下去了,战备怎么办?”

这张大字报一贴出,就受到了围攻。

同志们批判我资产阶级思想,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等等,一大堆帽子满天飞。

我感到很委屈。

为了表示我的决心,又写了大字报坚决要求下连上岛。

第二天上午吴部长找我谈话,他对我说:

你的意见是对的,不要想不通。对来自群众的批评要正确对待,对错误的意见要能顶住。目前正处于反右期间,党中央号召,发动群众大鸣大放,鼓励方方面面的人物对党提意见。党中央指示各级党委和领导,对那些批评过头的‘意见和建议’要顶住”。

我听了吴部长的教导之后,思想情绪稳定了下来,积极参加运动,努力作好日常工作。

  

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后,很快波及到军队。

尤其在林彪和“极左思潮”的干扰下,军队也开始行动起来了。

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批准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文化部、《人民前线》报社,以及南京地区军队院校如南京军事学院、南京步兵学校、南京工程兵学院,南京炮兵学校,南京军区“三团二队”(话剧团、歌剧团、歌舞团、军乐队、体工队)、军队医院全面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串联)。

1966年11月12日,在南京军区军人俱乐部露天电影院召开“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亲自动员号召写大字报,给军区党委提意见。

并规定每人每天要写多少张。

并说“这是对毛主席态度问题”。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暂不开展“四大”的部门有组织有领导地专辟一室,允许写小字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没有涉及“横扫”、“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走资派”之类的内容。

小字报涉及的都是鸡毛蒜皮和小人物。军区机关干部的思想,基本上并存着二个问题:

一是对地方造成反派冲击省市委机关,搞夺权斗争不予支持,认为它是错误行为。

二是,对军区党委和两级首长“怕群众”“不让机关干部鸣放揭发批判问题”感到怀疑和不满。

对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中央领导人感到迷惘不解。

在地方工作的家属,带回机关的大字报内容和“小道消息”,严重地影响机关干部的思想稳定,部分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正在逐渐变化。

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和直属队,被告知:“聂元梓和蒯大富借‘12.9’运动要南下南京,煽风点火,搞大规模群众运动,搞夺权”。

机关党组织暗中做了严密布署。防止突发事件发生。

我记得“12.9”夜,我和其他同志深夜都还没有睡觉,冒着严寒在机关宿舍轮流值班巡逻,防备万一。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把矛头对准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人。

1967年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下,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组织召开“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夺取中共上海市委大权。

8日,毛泽东主席发出指示,对此大加称赞。

他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1月11日,经毛泽东授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给上海市各造反派团体发贺电,祝贺他们的胜利。

夺权之风,盛行全国。各单位的群众纷纷分裂为两派,而且日益对立,斗争逐步升级。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不得不在1967年1月23日作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决定》说:

最近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

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央文革成员刘志坚被打倒了。

肖华被说成是“扶不起来的猪大肠”,也被打倒了。

形势急转直下,南京军区司政后三大部机关干部,纷纷成立“战斗队”,要求军区首长、司政后首长出来澄清“不介入”的理由,批判、指责性的大字报贴出来了,群众中两种不同观点出现了。

军区机关很多干部都不愿意当保皇派,群情激昂,纷纷表示,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要介入“文化大革命”,要支持地方和军队革命左派。

但,也有部分同志,持有不同意见,他们坚持部队不能乱,何时开展“文化大革命”,何时大鸣大放,何时搞大批判要听中央军委的命令,要等总政治部的通知。

在此期间,全国所有媒体,都在宣传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鼓动当“造反派”,当“反潮流勇士”。

要保卫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党指到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

广大人民群众和共产党员、党的干部,本着对党的忠心,对毛泽东同志的爱戴和拥护,响应党中央号召,积极热情地投入到这场的运动中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运动中产生不同观点和认识也是正常的。

我写了两张大字报,批判他们是“保皇派”。

另一张很刺耳,标题叫“打狗队”。

两张大字报文字都不多,没有把矛头指向军区党委和许世友司令员。

1967年1月26日,南京军区后勤部军械部部分同志串联了后勤司令部、政治部、运输部、油料部、物资部等,自行决定召开群众大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求后勤首长澄清问题。

大会由军械部王家恩主持,被请到会场的后勤首长有郭金林政委、钟贤文副部长等。

我也被王家恩临时推到台前讲话。

大会设在后勤部办公大楼前面广场上,广场上人群密集,气氛热烈,声势很大,“打倒刘邓陶”之类的口号此起彼伏。

干部家属们也参加了。

会上,群众要求郭金林政委,钟贤文副部长回答群众提出的问题,两位首长,没有满足群众的要求,对大会召开也没有表态支持,引起与会人员愤慨和不满。

突然有一批不相识的军人冲上主席台,他(她)们抢话筒,喧宾夺主,发号施令,盛气凌人,大发造反派“脾气”。

在一片喧闹声中,这些不速之客要求给郭钟两位首长戴高帽子并要求他俩下跪。

王家恩应台下群众要求,不得已令首长下跪,旋即起立,接受群众批斗。

各业务部部长都被勒令到会,站立两旁陪斗。

冲会场的那些人和部分群众要求到会首长戴高帽子游街,运输部周乃馨出来打圆场,劝说群众改为游办公大楼。

钟贤文副部长被迫游了办公大楼。

这种错误做法,是受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央文革”推行极“左”路线密切相关的。

后来知道前来冲击会场的人是解放军艺术学院南下的“三军造反派”。

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部分同志,1967年1月25日,27日也分别召开了类似大会。

南京军区领导机关自发性的“文化大革命”,就这样开场了。

在此期间,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政治委员杜平都在北京开会。

许世友司令员在北京不断打电话,要求机关干部不要急躁,一定要服从命令,不准擅自开展“文化大革命”。

否则,要执行纪律。

这个要求是正确的,应该执行。

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政治路线才是全局,不能以执行纪律来压革命,纪律必须为政治路线让路。

许世友得知司政后机关召开大会,批斗首长,搞戴高帽子,下跪、游楼等,十分恼火。

他带着镇反情绪打电话给在家主持工作的王必成副司令,对造反的骨干分子,“执行纪律”,大规模抓人。

然而,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三位军区首长没有执行许世友的错误命令,对起来造反的人员,坚持采取劝说和教育的做法。

杜平政委也不同意许世友司令员过激的断然措施。

后来我们在进行“平反”斗争中,才知道其他大军区如福州、武汉、广州、沈阳、北京等大军区也开展了自发的“文化大革命”。

南京军区机关和直属队在王、林、鲍和后勤首长劝说下,南京军区后勤部机关的各战斗队停止了活动,很快大字报也不写了。

恢复了正常秩序。但是,驻宁各军队院校,文艺团体,和北京南下“点火”的解放军艺术学院的造反派,他们串联一起,天天把宣传车开进机关,利用高音喇叭,不断播放煽动性的消息和毛泽东语录歌。

这些外来因素的干扰和破坏,对南京军区机关的冲击起了很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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