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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流勇进 45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5-22 点击数:229次 字数:

45

 

19673月至8月间,北京出现了一个秘密组织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简称·一六),五一六兵团。

其宗旨是打倒周恩来,砸烂旧政府(指国务院)

这个组织人数不多,但能量很大,在北京地区兴风作浪。

中央《·一六通知》公开发表后,他们狂叫:

《通知》的发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要揪出新的黑线、黑帮。

等口号,组织策划了一系列凶猛的反周活动,引起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高度重视,最终导致在全国范围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查·一六的运动。

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前身是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兵团。它以极的面目出现,明目张胆地炮打周恩来

这个组织共有八个方面军,设有总指挥部、作战部、情报部等一整套组织机构。

其成员主要分布在北京十余所大专院校。

其主要活动方式是秘密散发传单,趁夜深人静时,在交通要道、闹市区张贴反对周恩来的标语和大字报。

这个组织是在反击二月逆流的背景下产生的。

1967年,二月逆流发生后,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炮打周恩来的思潮。

32223日,北京钢铁学院革命造反公社连续召开形势讨论会,钢院学生、革造公社成员张建旗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

他攻击周恩来

是毛主席的同路人

是第三司令部的人

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运动以来和中央讲话口径不一致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起了中央文革的灭火器作用,给中央文革开倒车

刘邓陶想复辟并不可怕,更阴险更可怕的是包庇刘邓陶复辟的人。

声称:

在我开始考虑这个问题的第一分钟起就打算坐牢等。

这股炮打周恩来的逆流当即遭到一些群众组织的反对,张建旗受到当时的钢院九一九红旗战斗队揪斗。

张建旗拒不认错,叫嚣我没有错三个月后再见,还发表公开声明,坚持炮打周总理的立场。

但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张建旗等人转入地下活动,等待时机继续策划反周活动。

张建旗是钢院炮打周恩来的急先锋。

他的父亲是原林业部副部长、东北林业总局局长兼党委副书记,文革开始后被打成黑帮

他的母亲是原黑龙江省轻工业厅副厅长,后被打成坏干部,受到揪斗。

或许由于这样的家庭背景,造成了张建旗极端的性格。

5月初,张建旗等人积极策划炮打周恩来的活动,他们在北京大学开会,组织对周恩来进行揭发批判

5月中旬起,北京出现直接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和大标语,提出: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等等。

一些造反派还提出炮打周恩来的理由:

总理是老保,保这个,保那个,结果保的都是坏人;国务院许多副总理都垮了,他们的错误不会和总理没有关系;总理的多次讲话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调子相差很远;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总根子;等等。

517,《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后,北京钢铁学院的一些学生打着贯彻这个《通知》的旗号,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革命造反公社

在极思潮的推动下,社会上进而出现了再抓一小撮《通知》的发表是第二次文化革命的开始,要揪出新的黑线、黑帮等论调。

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有人贴出一张《戳穿李先念之流的一个大阴谋》的大字报,诬蔑周恩来是反革命两面派

518,江青将南开大学红卫兵送来的解放前国民党报纸上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示材料送林彪、周恩来、康生,并附信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示,为首的是伍豪(周恩来),要求同我面谈

周恩来为此写信给毛泽东,说明伍豪启示纯系伪造。

毛泽东阅后批示:

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

由于反周逆流不得人心,北京的许多群众组织纷纷迎头痛击反周逆流

524,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发表声明,指出炮打周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谁要是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就打倒谁!

529,毛泽东针对最近掀起的攻击周恩来的浪潮,在一份来信上批示:

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毛泽东的批示否定了反周逆流。

康生看到批示后,立即写信给陈伯达江青,建议由中央文革小召集有关造反派开会,批评极左派的观点。

与此同时,一些造反派强烈要求中央文革对日益增长的炮打周总理的歪风表态。

毛泽东的批示和群众的抗议活动使中央文革利用反击二月逆流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的活动大受挫折,中央文革不得不派出陈伯达等人出面表示:目前社会上出现从右和极方面来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情况,要提高警惕。

周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之下总管事务的参谋,反对周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张建旗等人对中央文革的表态拒不理会。

62,他同北京钢铁学院革命造反公社中的几名反周分子经过一番串联、组织,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开会,会上成立了专门炮打周恩来的组织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红卫兵团

他们把张建旗两个月前写的《给周总理的一封公开信》抄成大字报,公开贴在钢院。

大字报称周恩来是二月黑风的总后台搞资本主义复辟

其同伙在钢院、商院、体育场等地以钢院五·一六兵团的名义贴出《23个为什么?》,说毛泽东突然改变了作战部署,又要掀起一个炮打司令部的高潮,还有一个活的赫鲁晓夫

他们串联具有反周倾向的人,加紧扩展反周组织,从事反周活动。

与此同时,北京农业大学也出现了一个公开炮打周恩来的·一六兵团

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以张光武为首的一些人公开发表针对周恩来的开炮声明,声称要揪出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北京外国语学院·一六兵团抛出大字报《戳穿一个大阴谋》,说周恩来是反革命两面派。在商学院,有人组成火战纵队,也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针对少数人对周恩来越来越猛烈的攻击,63,陈伯达、江青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以中央文革成员的身份再次对·一六发出警告:

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极端错误的,必须悬崖勒马,否则是很危险的。

但没有对·一六采取任何措施。

次日,中央文革成员的六三讲话传到钢院,张建旗等人发表了一个《严正声明》,佯装退却,以守为攻,继续在暗中策划更大规模的反周活动。

钢院五·一六红卫兵团成员四处活动,奔走于北京各大专院校、中学、国家机关,扩张势力。

614·一六的头目刘令凯与张建旗等人在北外成立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

30日至72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在外语学院五楼召开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第一届代表大会,正式宣布成立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

会上大搞两忆三查(忆受压迫、迫害之苦,查动摇性,查工作,查斗志),并作出决议,提出口号,号召开展各种形式的各种针锋相对的积极斗争我们决心把工作重点放在启发造反派内部觉悟上,应该从国务院各口、各部内因入手,积极工作。

这个组织有一整套组织机构,上有总部,下有特务连、情报组等。

还成立了所谓政治部、作战部、组织部、资料政策研究部,以及八各方面军,并推选了各部负责人,制定了各个阶段的作战方案。

他们的组织发展到了沈阳、四川、长沙、天津等地的工厂、机关、学校甚至军队。

他们通过各种渠道获取了许多未公开发表的党史资料,能及时得到全国各方面的动态情报,他们还拥有一些交通工具,抛撒传单时还动用汽车。

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第一届代表大会后,他们的反周活动日益猖獗,集中力量在国务院各部到处散发反周传单,涂写反周标语。

此间,社会上反击二月逆流正趋高潮,谭震林、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遭到攻击。

7月上旬,·一六在财贸口和农口开始所谓第一次战役第二次战役,他们在人民大会堂周围散发传单戳穿李先念之流的一个大阴谋,在水产部、农业部、林业部、农科院、八机部、气象局等地贴出告农口革命战友书等传单和标语,攻击周恩来保李先念过关是个大阴谋

随后,这些传单大量出现在北京大街上、农口各局和各院校。

武汉·二〇事件发生后,他们在传单中说,武汉事件已经引起全国同时出现相同类型、相同战术、相同策略的反革命暴乱,要人们思索:从武汉事件联系到全国大规模武斗是否向我们证明:武汉事件是全国大规模反革命暴乱的信号?

729,唐亦安、郭海燕等4·一六成员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散发传单“20个为什么,当场被抓,被扭送公安机关。

·一六立刻发出最后通牒,要求24小时内把被抓的4人放出

88,被抓的4·一六成员经教育后被公安机关释放。

但这4人声称观点不变,还要干!

89·一六开展了一个所谓·九战役,他们派出一大批人员,在凌晨的时候,到北京动物园、甘家口商场、西四丁字街等处大量散发、张贴反周传单,涂写反周标语。

这些传单和标语的题目是:

《揪出二月黑凤的总后台》、《周恩来的要害是背叛5·16通知》、《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将革命进行到底——纪念十六条发表一周年》等。

这些传单和标语的均署名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

他们还向北京大专院校和湖南、湖北、广东、新疆等地邮寄传单,在城里挨家挨户塞传单。

81215日,·一六在陶然亭等处召开三天火线会议

会后发表了《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总政治部给各军负责同志的信(对目前形势的几点估计)》。

这封信声称·九战役引起了全北京、全中国的注视,两个司令部对八·九战役也都极为关注。

因此,八·九战役主流是好的,方向是正确的,影响是巨大的,作战是成功的

针对中央文革对·一六的表态,信中说:

中央文革首长对我们这个大方向问题没有否定

中央文革并没有制止我们革命行动的意思,恰恰相反,反而叫人沿着我们的方向去思考

中央文革号召以百万群众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去多思,难道不是对周恩来之流最最有力的回击吗?

更重要的是:江青同志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我怀疑有一只黑手,这只黑手不仅伸到革命小将那里去了,还来打我们的主意,他们肯定要失败,搞小将也是要失败的。’”

这样看来,中央文革是在指我们不应该依靠少数人的奋斗,而应该动员和发动千千万万的群众,不应当以地下斗争为主,而应当以建立红色根据地为主。

要继续我们的进攻,而不是停止这种斗争

必须公开打下一个地盘来

 

文革进行到8月的时候,发生了两件大事,导致批判锋芒从批判走资派转向批判极思潮。

一件是《红旗》杂志第12期借纪念建军节之机,发表了《红旗》编委林杰执笔起草、关锋审定、陈伯达签发的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

社论针对武汉发生的·二〇事件,提出:

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

并点明:

这是斗争的大方向。

这篇社论在《红旗》发表的同时,730由新华社播发,八一建军节那天刊载于中央及各省、市、自治区的报纸,影响甚广。

这一期《红旗》杂志还转载了林立果空军司令部红尖兵的名义发表在722《解放军报》上的文章《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位空军司令部的红尖兵在文中号召:

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资产阶级反动司令部,把他们彻底粉碎。

《红旗》杂志的社论发表后,激起了各地造反派新一轮的夺权欲望,全国普遍刮起了抓军内一小撮的恶浪,把矛头对准解放军,使解放军受到猛烈的冲击,到处出现揪陈再道式的人物和冲击军事机关的严重事态。

他们公然抢夺解放军的枪支弹药,截取援越军用物资,接连发生温州事件南京事件常州事件,长春、沈阳、重庆、长沙等地也不断发生大规模流血武斗。

徐向前徐海东等军队高级干部被诬为·二〇事件后台

第二件是,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发表了直接针对周恩来的·七讲话,号召外交部的造反派夺权。

87,王力公然反对周恩来外交部的业务权是中央的,不能夺,只能监督的指示,对姚登山等人说:

你们一月份夺权,夺了多少权?

业务监督权有多少?

能监督得了吗?

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

革命不动班子?

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

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

还说,红卫兵就不能办外交?

在王力讲话的煽动下,外交部的造反派有恃无恐,冲砸了外交部政治部,一直由周恩来掌握的外交部落入造反派手中。

接着,造反派又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围攻苏联驻华大使馆,制造了一系列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涉外事件。

这两件事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令他感到事态的严重性。

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要整党内走资派,而这两件事却针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无产阶级司令部,完全游离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

在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等未获全胜的形势下,如不遏制揪军内一小撮和反对周恩来活动的蔓延,势必要出大乱子。

为了排除干扰,毛泽东不得不出面表态。

他对《红旗》第12期社论的态度是:还我长城。

经过慎重考虑,他下令把王、关、戚抓起来。

指出:

他们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

并对王力·七讲话批了五个字:大、大、大毒草。

830,掌握舆论大权、曾不可一世的王力、关锋同时被宣布隔离审查,随即被送进秦城监狱。

翌年1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

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垮台,给了中央文革一个沉重打击。

王力、关锋被抓起来后,外交部王海容等十人贴出大字报《王力八·七讲话的要害是向中央夺权》。

大字报指出,八·七讲话的矛头指针对周总理、针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明目张胆地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大唱反调,将总理的军,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军。

王、关、戚的问题解决后,在毛泽东看来,·一六兵团同王力、关锋、戚本禹之流一样,自行其是,不听招呼,是一股异己力量。

他们的所作所为,严重妨碍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略部署,干扰了文革的大方向。

·一六有一套独特的理论

第一,它从极方面否定文化大革命。认为文化大革命全国性的反革命政变至今还隐藏在国家首脑机关掌握大权的刘邓代理人在统一指挥着这场全国性的反革命政变文化革命是二线向一线夺权

第二,制造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舆论。声称要揪出中国第二个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要揪出中国的柯西金

第三,把矛头指向军队。认为当前军内出现一股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提出要抓军队,抓枪杆子要穷追猛打军内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军内两条路线斗争进行到底

第四,要夺中央的权

认为建国以后十七年无论在经济基础还是在上层建筑方面

建立了一整套推行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国家机构和体制

国家政府机关各部,就其机构和体制说,大部份属于修正主义的,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支柱。

因此,他们要彻底地”“无情地打碎”“国家机器向中央夺权彻底革命

这种理论,与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是背道而驰的,如果让这种理论继续传播下去,必然严重干扰文革的大方向,必须坚决排除干扰,予以打击。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向造反派发出号召:

革命的学生要团结,要联合,共同打垮反革命阴谋集团·一六

毛泽东发出打垮·一六的号令后,中央文革立即行动。

81011日,中央文革连续两天召集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各造反派组织开会,指出抓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是完全错误的,并第一次提出打倒·一六的口号。

陈伯达对造反派们说:

还有一个叫·一六的秘密组织,不知你们知道不知道,这是个阴谋组织,矛头对着周总理,实际对着中央,对着周总理也是对着中央。

你们知道吧?

能不能批判啊?

打倒!

8月中下旬,在中央文革的号召下,北京地区开始组织打击·一六

814,北京钢铁学院延安公社、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北京航校等成立了专揪·一六兵团联络总站,下设农口、公交口、财贸口、外交口、高教口、中学口等分站。

817·一六组织部长李芳被钢院延安公社抓获。

818,钢院延安公社、地院东方红公社、农大东方红、师大井冈山等七十六个组织发表声明,表示要与·一六决战到底,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

820·一六的头目张建旗被钢院延安公社抓获,师大井冈山揪出了·一六的干将陈立。

825,钢院延安公社扣留了湖南长沙一中齐卫东组织的·一六成员九人,缴获五四手枪两支、子弹一百零四发以及大批材料。

同时,北外红旗大队等组织捣毁了·一六的大本营——北外·一六红卫兵,抄出大批材料。

826下午,首都红代会北京钢铁学院延安公社、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北京师大井冈山、武汉钢二司等全国一千四百多个造反派组织两万多人,在北京钢铁学院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首都五·一六黑匪兵团大会,张建旗等五个·一六头目被揪出示众。

大会指出,这个组织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周总理,说周总理是文化大革命的消防队、是二月黑风的黑后台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搞资本主义复辟

至此,·一六全面崩溃,成为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对象。

827谢富治在接见工代会委员时说:

北京有个·一六兵团,下设八方面军,这是拆中央的台,是反革命组织。

不要因为派别就忘记了敌人来分裂革命派,因为派别就喝了迷魂汤,这是危险的。

91,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召开扩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谢富治等分别讲话。

康生提出,·一六兵团出现不是偶然的,他们实际上是想整个推翻毛主席的司令部,有的人不自觉地上了当,帮了反革命组织的忙,这样一小撮坏头头要立即镇压,要逮捕起来。

谢富治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他说:

最近毛主席讲,学生应该联合团结起来对付反动组织·一六

93,《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92讯《党中央负责人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发出战斗号召》,指出:

中央负责同志指出,一切革命群众必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严防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必须坚决镇压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地富反坏右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坚决取缔·一六兵团这个被一小撮坏头头操纵的反革命组织。

95,江青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她在分析形势后,指出目前要注意三个问题:

一、要坚决拥护和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从极、从右边来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班子;

二、要坚决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抓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不要上这个当;

三、要拥护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难免有缺点、错误,它是新生事物,要警惕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搞垮它。

她说:

“‘·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是以极的面貌出现的,它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我们一些好人他们都整了黑材料,它什么时候都可以往外抛的。

今年一、二月份,有那么一股子风,从右的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目前这股风,是从极的方面来反对总理,反对中央。

·一六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反革命组织,你们要提高警惕。

99,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组织收听江青·讲话录音。

923,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转《安徽“P“G热烈拥护和贯彻执行康生、江青的九五指示》。

中央在批转的通知中说:

目前,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正在玩弄阴谋,从右的方面或的方面,或同时从两方面来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人民解放军,破坏革命委员会这个新生事物,各个革命群众组织必须提高革命警惕性,同那些蓄意挑拨离间、混水摸鱼、挑起武斗、大搞破坏活动的坏头头、黑后台划清界限,揭穿其罪恶阴谋,不让他们搞乱我们的阵线,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从掌握的资料看,虽然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王、关、戚同·一六有组织上的直接联系,但二者的目标是一致的,即都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一大批老干部。

当时各级党政机关处于瘫痪状态,唯一能对造反派组织发号施令的是中央文革,·一六兵团之所以毫无顾忌地提出打倒周恩来等,显然与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的纵容、支持不无关系。

196723月间,戚本禹公开说:

毛主席司令部只有五个人,这五个人是主席、林总、伯达、康生、江青。

公然把周恩来排除在毛主席司令部之外。

毛泽东后来在1970511接见黎笋时,谈到了打击·一六的原因。

他说:

“……今天打倒周恩来,明天打倒叶剑英、后天打倒李先念。现在明白了,有那么个小团体,叫·一六兵团,乘此机会要夺取政权。

毛泽东的话真是“一句顶一万句”。

现在想来,当年真要听了主席的话,将以上三人统统“打倒”,虽然委屈了周恩来,却能免除后来的“打倒四人帮”那一场更大的历史冤案。

 

关于打击·一六的政策,周恩来在1967916日晚接见部份大专院校代表时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他说:

第一,对·一六不应扩大化。·一六就是靠造谣,阴谋活动,除此之外,没什么了不起的。不要在群众中揪一派打一批。

第二,你们学校各组织真有这样的人,你们应划清界限,由本组织自己揪出坏头头,这样我们欢迎。

第三,·一六的头头揪出来了,不要因为有几个坏头头就认为群众都不好了,把群众都推倒对立面了。这是群众斗群众。

第四,·一六兵团以极面貌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从内部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系。

我和中央文革不可能一个口吻,如果谈什么事都是一个口吻,那就一个讲好了。

113,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在接见冶金部、煤炭部军代表等的讲话时,也强调了周恩来不要扩大化的意见。

他说:

你们对·一六问题要注意,现在有些单位有一派拿·一六问题做文章,到处抓黑手压对方,这样做不仅不利于大联合,而且造成了更加对立。

你们对双方都要做解释,告诉他们不管·一六怎么样,是个支流。

还说,·一六要靠对方自己去批评,自己去揭露,你们这一派要顾大局,抓大方向,不要拿这个支流去压人家,也不要扩大化,不要弄得什么地方都有·一六,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不要因为支流忘记了主流,不要因为·一六这个问题忘记了大方向去压对方,不管对方怎么样,他们的问题让他们自己去揭发,去作自我批评。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出乎周恩来、李富春等的预料。

1967978时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

次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篇文章。

毛泽东在审阅时这篇文章时,就打击“‘·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问题加了一段话:

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组织。应予以彻底揭露。

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文章说:

这个反革命组织,不敢公开见人,……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

对这类人物,只要用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阶级分析的方法,看一看他们对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态度,看一看他们支持谁、反对谁的政治倾向性,看一看他们的历史,便可以从变化不定的形像中发现一只反革命的黑手。

这篇文章从批陶铸到批·一六,第一次公开在报刊上提出要在全国彻底揭露·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

实际上,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一六已被摧毁。

这篇文章的发表,体现了毛泽东的战略步骤,其锋芒所向,已不单单是一个小小的·一六,而是清理·一六思潮和揪所谓幕后反革命的黑手

关于这一点,谢富治在910接见中学代表时,明白无误地说,·一六兵团是反动组织,我看大街上有人喊:打倒·一六’”,小小的组织也用不着游行。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人数不超过50人,这50人中间很多是十几岁的娃娃,主要是有后台老板。

江青说,这篇文章是颗重磅炸弹,文章出来后,要掀起革命大批判高潮。

在这场清查运动中,一切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林彪、江青等人和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有所怀疑或持有反对情绪的人,都被称作·一六分子。

1968年,中共中央成立清查·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在全国开展了长达数年的清查·一六运动。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扩大化竟然扩大到了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身上。

周恩来的卫士张树迎、高振普二人被一位国务院机关的干部·一六分子。

周恩来得知消息后,当然不信,说只凭一个人的口供,就给别人定性,不可靠。

老张(树迎)、小高(振普)在我这里工作多年,从他们的工作表现说他俩是·一六我不信。

清查·一六运动,不仅把反对林彪、江青的许多干部、群众打成·一六分子,同时又演变为全国性的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大混战。

1970124,林彪、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就抓·一六问题作出新的指示

林彪号召,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一六彻底搞出来。

江青也大声疾呼,要彻底清查·一六

131,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进一步在全国大规模地开展清查·一六运动。

327,经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

通知说:“‘·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

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一六,对清查·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

“‘·一六是一个秘密的反革命阴谋集团

揭露·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重点应当是揭露它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

根据这个通知精神,各省、市、自治区,各地、市、县革委会纷纷发出文件,成立清查·一六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层层举办专案人员学习班,要求有领导、有计划、有重点地发动群众,号召广大群众迅速掀起一个清查·一六的大检查、大揭发、大批判的高潮,打一场深挖·一六的人民战争。

有的地方在清查过程中,要求结合正在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确定清查的重点地区、重点单位、重点事件、重点人物,重点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

在极路线的指导下,这一运动成为派性斗争的继续,愈演愈烈。

有的地方把文革中出现的问题,说成是由于·一六的破坏,把一派群众组织干的错事当作·一六反革命罪行来清查,将一些平日有问题的人戴上·一六分子的帽子。

·一六分子成了一个,可以将任何人都往里装。

由于对什么是·一六没有明确的标准和界限,在当时倾思想的指导下,江青等人规定凡有三指向之一的便是·一六分子,即把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包括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对三支两军的解放军个别人员,对革命委员会稍有怀疑、不满或有不同意见的人,统统打成·一六分子,给清查的领导者以极大的随意性。

有些地方或单位的两派组织互相攻击,互指对方为·一六分子。

清查运动越清越大,·一六分子越清越多。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身为清查·一六专案组组长的陈伯达,也被列为·一六阴谋集团的操纵者。

更为荒诞的是,竟然把解放军高级将领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同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已被隔离审查的王力、关锋、戚本禹混在一起,都说成是·一六阴谋集团的操纵着。

身为公安部部长、·一六专案联合小组副组长的李震,也因此自杀身亡。

震(1914—1973),191412月生,河北藁城人。

19378月入党。

1936年参加革命工作。初中文化。

193612月加入牺盟会办的山西太原民训团,为学员。

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任山西平定教导5指导员

19387月任冀西游击大队2大队政治处主任。

193910月任太行军区直属游击大队政委。

19406月任八路军第129新编1132团政委。

194111月任太行军区第4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

19431月任12938613团政委。

19441月任太行军区第6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太行军区第6军分区临时大队政委。

11月任晋冀鲁豫军区6纵队18旅政委。

194712月任晋冀鲁豫野战军6纵队政治部副主任。

19485月任中原野战军第6纵队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19492月任2野第12军副政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陆军第12军副政委兼重庆警备司令部第1副政委、重庆市总工会主席。

19513月任志愿军第12军副政委、政委。

19545月任陆军兵团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19568月任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第2主任。

19584月兼军区党委常委。

19643月兼军区监委书记。

19648月任沈阳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党委常委兼军区监委书记。

19655月-196612月任沈阳军区副政委、党委常委兼军区监委书记。

19669月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

19706月-197310月任公安部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兼管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3办公室。

19559月被援予少将军衔

中共910届中央委员。

李震1938年参加革命,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抗日战争初期参加工作而被授予少将军衔的10人之一。

196693,李震由沈阳军区副政委的任上调公安部任常务副部长,实际主持公安部的日常工作,当时谢富治兼任部长。

1970年谢富治得癌症治疗,李震即任公安部核心小组组长、部革命委员会主任(对外称部长)

19731021夜,李震吊死在公安部机关大院地下热力管道沟内。

在当时条件下,李震身亡的原因一时难以查清,北京形势紧张。

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分析案情后,认为李震在政治上中央是信任的,工作上中央是支持的,家庭生活是和睦的,没有自杀因素,因此判断他杀的可能性大,委托华国锋负责破案工作,纪登奎、吴德协助,同时在公安部内进行动员整顿工作。

1111,正在中央举办的读书班学习的祝家耀(十届中央委员)、杨贵(十届中央候补委员)被派到公安部工作,任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也参与破案工作。

19741月,经侦查人员大量调查研究,解剖尸体化验,现场痕迹检验,以及各种方式的模拟试验,完全证明李震是自杀而死。

李震为什么自杀?

众说纷纭,至今各种说法都有。

李震的女儿李豆豆,前几年找了公安部的许多老人,想了解李震之死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什么自杀的。

她也找到了刘复之,刘复之让她去找华国锋和汪东兴了解情况,他们当年负责这个案子,当时最知情,后来也不知道是什么结果。

刘复之在接受我们采访时,也谈到李震自杀的原因。

他首先否定了一种当时非常流行的看法——李震自杀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公安部算旧账与反算旧账的矛盾始终无法解决。

公安部算旧账与反算旧账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得从九一三事件后批林整风运动说起。

九一三事件后,公安部在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罪行的同时,多次召开核心小组会议和核心小组扩大会议,听取干部群众对这几年工作的意见。

在核心小组会上,公安部核心小组副组长、革委会副主任于桑首先表示对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方法有意见,说:

我今天有意见,以后还是有意见的。

在公安部全体职工大会上,于桑又说:

钟不敲不响,话不说不明。

动员大家把意见说出来。经过发扬民主,群众提出的意见主要有:

砸烂公检法,下放五七战校(当年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标新立异的做法,全国都叫五七干校,唯独公安部叫五七战校),党的优良传统被破坏,社会治安方面发案率高,破案率低等。另外,对于伪党一案造成的恶劣影响,向李震、曾威(公安部核心小组副组长、革委会副主任)提了许多意见。

为此,李震对过去的工作做了检讨,并把检讨和部里批林整风情况写成简报,上报国务院。纪登奎看了简报后,把李震找去。

李震回来在核心小组中传达了纪登奎的批评:

别的简报我不看,你公安部长检讨的简报我不能不看。你们公安部发生了算旧账的苗头,带了一个不好的头……对各省、市公安厅、局会有影响的。

实际上,在当时的情况下,任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提法都是不能允许的。

这样,公安部从核心小组到广大干部职工中产生了算旧账和反算旧账两种意见,实际上是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分歧和争论。

一部分人认为算旧账是于桑、刘复之带头引起的,批评他们有傲气怨气不服气三气,而另一部分干部则不同意纪登奎的批评。

关于算旧账问题的争论,在很长一段时期成了公安部核心小组中矛盾的焦点,无论中央领导怎样批评,也无法使问题得到真正解决。

遵照周总理指示,应该统一思想,统一思想后写报告报国务院。但报告拖了很长时间定不了稿,最终流产。

刘复之说,李震比我和于桑都大一岁,社会经验很丰富。

李震自杀,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谁也没有想到。

这也与文化大革命”“算旧账联系不上。

从中央来看,公安部的争论是个问题,但不会促成李震自杀。

文化大革命时期,大家都,这种争论怎么会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呢?

李震是19731021日晚上午夜自杀的,我知道这事是22日。

算旧账的争论发生在197211月,中间隔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因此争论不会促使李震自杀。

刘复之接着说,文化大革命初期我被冲击,直到1971年才从黑龙江解放回公安部工作,继续担任副部长,同李震接触不少,总感觉到李震精神很紧张。

这和他最终自杀可能有关系。

刘复之就此回忆了两件事。

一件事,叶剑英有一次请一位高级民主人士吃饭,看电影。

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负责人刘传新派人盯梢,后来这件事不知怎么传了出去。

叶帅办公室往公安部打电话来问,说叶帅请的客人有什么问题吗?

把李震弄得很紧张,让刘复之打电话查问一下,一问是北京市公安局搞错了,是个误会。

李震带上刘复之上叶帅家去道歉,去了叶帅家也就待了20多分钟,叶帅哈哈一笑,说是个误会,不必介意了。

当时规定,坐吉姆车以上的人不能盯梢,文化大革命乱了,这规矩也被破坏了。

事情过去也就算了,叶帅也没“在意”。

阴差阳错下面干的,但李震依然很紧张。

或许是在叶帅家受到了什么人的恐吓,回来的路上,李震对刘复之说:

“唉呀,要掉脑袋!”

刘复之说:

“不至于吧,没有那么严重。”

另一件事,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每人桌上放了一张纸、一支笔。

李震当时不知在想些什么,信手在白纸上乱涂乱画。

服务人员看到后感到很奇怪,问是怎么回事,又是刘复之给打的圆场,说他神经紧张,没什么事。

李震出事以后,公安部立即上报了中央。

但在当时条件下李震身亡的原因一时又难以查清,北京气氛紧张。

毛泽东批准,中央决定采取若干特殊措施加以防范。

19731022当晚,于桑从国务院回来召集核心小组开会,传达了中央的指示李震绝大可能是被害,于桑、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杨俊生(北京卫戍区政委)、杨德中(八三四一部队政委、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刘传新等组成破案组,从外地调来几名法医,着手破案。

23日晚7时左右,周总理把公安部核心小组全体成员找到国务院会议室,要他们谈各自的看法。

在这次会上,周总理指定破案组由华国锋领导,张其瑞(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参加破案组,同时增加了郭玉峰(中组部部长)、田维新(总政治部副主任);指示公安部核心小组要同心协力配合破案组工作,主要是部内发动群众提供线索。

在破李震自杀案的过程中,公安系统有一场斗争,有些人认为以于桑、刘复之为首的人要搞复辟,算文化大革命的旧账,把李震杀掉,是要夺权。

因此,凡是肯定十七年公安工作成绩,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做法,反对公安六条的,都被列为审查对象,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审查。

于是,很快发生了于桑、刘复之被保护审查的事情。

26日下午,郭玉峰、田维新通知,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公安部核心小组全体成员开会。

郭玉峰、田维新同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一起前往人民大会堂。

进了人民大会堂前厅大门,于桑走在前面。

突然,守候在这里的八三四一部队的战士上前一左一右把于桑架走了,随后刘复之也被架走了。

刘复之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详细回忆了上述这段亲身经历。

我经历过很多事情,经历过多次党内斗争,但要抓自己还是没有想到。

李震死后,中央指定施义之负责公安部工作。

22日我在公安部礼堂东边的小会议室去看了,李震遗体摆在那里。

有人当时就说是自杀,也有人背后说是他杀。

搞公安的都有经验,上吊自杀的征状很明显,舌头伸出来了,绳子勒脖子的痕迹中间深,往两边逐渐浅下去。

我当时的心情很惊讶,也很沉重,根本没有高兴得怎么样。

我与李震关系还是不错的,1971年从五七战校回部里与李震共事好几年。

李震对我还是很客气、很尊重,让我分管业务,于桑分管警卫和外事,工作上的矛盾不会促使他自杀。

当时中央通知1026开会,大家都等着。

等到26日晚快12点时通知去开会,从人民大会堂的北大门进去的。

进了之后被引导往西拐,而以往他们常往东拐在福建厅开会,我当时心里感到很奇怪。

于桑在前,曾威跟着他。

施义之跟着我,后面还有没有人我已经记不清了。

走了没多远,大帷幕后走出两个身材高大的八三四一部队的战士,一左一右把于桑架走了。

于桑披了一件军大衣,回头看了我一眼,连军大衣都掉下来了。

因为离得很近,我还没缓过神来,自己也被架走了。

我虽然没想到自己会被抓,但还是有一点精神准备的。

对我宣布:

中央决定对你保护审查。

我说:

随后两个高大的军人架着我乘小电梯下楼,从西北门走了,到了交通干校。

关我的房子我推断关过王恩茂,因为墙上还写着打倒王恩茂

屋里被子上还插着一根长长的针。

我的手表也还没有没收,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很仓促,房子没有清理好。

当时的情况是林彪事件后,解放了大批老干部,很多老干部都放出来了,院子里基本都没人了。

第二天早晨也没有人做饭,我吃的是红薯,因为做饭的人也走了。

我在那儿关了16个月。

我恢复工作后还念旧,又去关过的地方看了,第一次看还在,以后又去一次时,那地方已被拆掉了。

我出来后给周总理写了两封申诉信,施义之等人认为是刁难当时的公安部领导。

我说,其实不是,我是按正常的渠道写的信。

可是不久又赶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事情又搁置了。

1027公安部召开动员大会,施义之作了动员讲话,第一句话就是:

李部长被害了。

他传达了中央指示,关起门来整顿,停止对外工作联系,大家以党性原则揭发可疑点,追查到底。

动员会后,公安部以自报公查的方式查了每个人21日晚的行动,牵扯了很多人。

两个多月的清查,使许多干部被牵连,受到了伤害。

19741月中旬,破案组确定李震是自杀以后,华国锋召集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到北京卫戍区开会。

华国锋说:

“经调查,李震的死与于桑无关,解除对于桑的审查,刘复之不能放,继续审查。”

到了1974年底,在一次破案组会上,吴忠提出应解除对刘复之的审查,隔离久了对他的身体不利。

华国锋表示同意,并具体指示:

“解除刘复之保护审查后安排回家,不恢复工作。”

后来,于桑对华国锋印象一直很好,他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华国锋这个人很厚道,坚持实事求是,说一个副部长怎么会把一个部长给杀了呢?不太可能的事,让我很快脱离了干系。

至此,这个案子破了,被牵连审查的人绝大部分也被放出来了。

但因为种种原因,李震自杀的结论没有立即公开宣布,甚至有人说什么即使不是他杀也是被逼死的

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3月,经公安部党组向中央报告,中央批准了破案组关于李震自杀的结论。

报告称:

“据调查,李震因追随谢富治积极参与林彪、江青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在林彪问题败露后,畏罪自杀。”

 

林彪与此事八杆子都打不着。

屎盆子,却自然而然地又扣在了林彪和江青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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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文集|联系作者|责任编辑:K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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