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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流勇进 44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5-21 点击数:250次 字数:

44

 

江青说:

“‘极左’是另一个敌人。有时候,它比右派分子对党所造成的破坏性更大!”

接下来,江青向我简单地谈及了一下发生在文革初期的那场抓“五一六”分子的运动。

 

1966516,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一是前言,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提出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会。这是为了开展文化大革命采取组织措施;

二是列举《二月提纲》10条罪状,逐条批判,提出一套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三是结语,要求各级党委立即停止执行《二月提纲》,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号召向党、政、军、文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

五一六通知出台的背景前文已有交待,恕不赘述。

 

196654,星期三,北京。

今天北京从一大早起就云遮雾障,阴沉沉地像要下雨。

天气不大好,天安门广场的游人比平日少了许多。

上午将近10点,一辆辆轿车陆续驶进人民大会堂西门院落。从车上下来的人腋下夹着公文包,步履匆匆地进了河北厅。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将在这里举行。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有关负责人,共70多人。

人们看到会场上有几张引人注目的新面孔:

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

这是刚刚组建不久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的几位大员,因而被“扩大”进来了。
  自从“文化大革命”成了史无前例、震动世界的大运动以来,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知名度大增,成为中外历史学者和中共党史专家关注的一个热点,从中分析研究出了这样那样的观点。

但在当时,与会者一直到散会,仍对会议通过的文件、决定一知半解,不甚了了,真可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了。
  刘少奇是这次会议的主持者,同样对议程完全缺乏思想准备。
  他和陈毅是419从缅甸仰光飞回昆明的。

他们本来打算顺便对云南这个边陲省份作些考察,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也已经作了安排,这时却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要他们马上到杭州去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于是,刘少奇、陈毅的专机直飞上海,接着换乘专列急赴杭州。

这部杭州派来的专列本是毛泽东乘坐的,因为事情来得急,刘少奇的专列一时调不过来,就只好先临时用一下了。
  刘少奇到了杭州刚住下,周恩来便急匆匆赶来,向他介绍情况。

刘少奇这才逐渐知道,就在他出访的这段时间里,国内发生了一连串料想不到的事情:
  3月底,毛泽东在上海几次同康生、江青等谈话,严厉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是错误的;指责中共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说“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组、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他还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
  4月上旬,林彪、江青合伙搞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到全党。

其中说:

“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4912日,陈伯达、康生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系统批判彭真的所谓“一系列罪行”。

会议决定成立由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组成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批判《二月提纲》。
  416,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用林彪的说法,是“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

在此期间,“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在毛泽东主持下,写成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后来的《五一六通知》)。
  《通知》中除点名批判彭真外,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也就摇身一变成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成员中包括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
  这样,等到刘少奇出访回国,摆在他面前的既成事实是:

彭真、陆定一已被打倒,《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已经定稿,中央文革小组已经成立。

与此相联系的还有: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由于挨批而瘫痪,邓拓(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田家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吴晗等一批人挨整,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迅速得势。
  罗瑞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尚昆(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早在1965年就遭贬黜,这时又被说成是彭真、陆定一的同伙。

为了正式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落实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组织处理,决定5月份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正式开会的时间定在54

这次会议要通过的几件事都是毛泽东在会前亲自抓的,刘少奇几乎没有参与。

但毛泽东表示暂不回北京。

依惯例,会议就由刘少奇主持,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请示。
  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布置成了会议室。

54时钟敲响10点的时候,与会人员都已到齐。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也已经在主席台坐定。

刘少奇宣布开会。他介绍了会议的起因、议程以及出席人员的范围、开法。接着,总书记邓小平对会议文件、人员编组、各组召集人和最近几天的日程安排作了说明。
  会议的第一个议程是讨论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但大多数来开会的人都不明白为什么突然要发出这样一个《通知》,于是决定,先开几天座谈会,传达毛泽东最近的一系列指示,介绍相关情况。
  从557日,介绍情况的座谈会一共开了5次,分别由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介绍。其中数康生的介绍最为耸人听闻。

他从5日下午开讲,一个半天不够,6日上午又讲了半天,加起来差不多八个钟头。
  康生的传达是混杂不清的。

他把毛泽东的指示和他自己的体会、自己的话搅在一起,使人真伪莫辨。

他说:

“我个人体会,毛主席这三次谈话,概括起来是两条:一条是批评彭真、中宣部包庇右派,压制左派,不准革命;第二条是给任务,要支持左派,建立新的文化学术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贯串一个中心问题是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义?出了怎么办?现在已经出了,罗瑞卿是一个,彭真是一个,杨献珍是一个,杨尚昆是一个,田家英、邓拓、廖沫沙也是??”
  这几次座谈会,刘少奇都没有参加。
  接下来,会议转入分组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与会者已经听过介绍,都知道这是大笔杆子陈伯达执笔起草,又经过毛泽东在41430日的17天中先后八次审阅修改才定稿的,所以哪里还能提什么不同意见?

只是在心里揣摸它的含意。

各个小组报来的结果,已是众口一词,一片拥护声。
  516日上午10点半,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举行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先由陈伯达综合介绍各小组讨论情况。

本来有几个同志,如郭沫若等,提出文件中有几处标点和用语不妥,建议在某处增加一个“的”字、在某处去掉一个引号等等。

但就是对这样的建议,也被陈伯达、康生一一否定。

也就是说,整个《通知》稿一字不能改,连一个标点也不让动。
  刘少奇似乎觉得这样不大好,出来解释了几句。

他说:

“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结果提了意见不改,连几个字都不能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吗?我原来考虑过改一点,现在大家意见还是不改的好,不如原来的好,那就不改吧!”
  因为这个文件点名批判了彭真,刘少奇又特意征求他的意见,问道:

“彭真同志,你有什么意见?”
  彭真平静地回答说:

“一个检查,一个改。”

刘少奇觉得他误解了自己的问话,又补了一句:

“对通知有什么意见?”

“没有意见。”
  “是赞成,还是反对?”

彭真低头看材料,没有说话。
  刘少奇不再追问,环顾了一下会场,说:

“现在通过这个《通知》。同意的请举手!”
  大家举起了右手。

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被简称为《五一六通知》。

每个与会人员都对文件中毛泽东亲自加写的几段话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

 

“五.一六集团”的矛头是对周恩来以及一批老干部,清查运动中他们都干了些什么是个值得探讨和深思的问题。

在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后来,周恩来一直以“忍辱负重”,保护老干部的形象出现。

对于清查“五.一六”运动,众口一词讲四人帮违背周恩来关于着重思想教育的指示,极力夸大“五一六”的组织和活动能力,任意扩大清查范围。

对于周恩来及叶剑英、李先念等作为“五.一六”分子革命的对象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几乎不提。

也就是只见文革派对“五.一六”分子的围剿,不见“受害者”的态度。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是人为遮蔽了许多真相。

1967年10月20日,中央文革小组内部的一个小报第4975号说:

“10月18日下午,总理在同外交部……接待组同志谈话中指出: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中有人与‘五·一六’有联系,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活动。”

后来,在不足两千人的外交部清出“五·一六”六、七百人。

1967年12月4日,周恩来讲话““五·一六”的头头不行,他们动摇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恐怕背后有坏人”。

1967年9月16日晚,周总理发表讲话:

“9月1日在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我、康生、江青同志都指出‘五·一六兵团’是一个反动的阴谋组织。姚文元同志在文章中指出了它的性质。”

“对待‘五·一六兵团’,不要扩大化,只是几个坏头头嘛!”

“千万不要扩大化”。

“听说五·一六有八个方面军,名字很吓人,其实只有几十个人。”

“你们哪个组织,哪个学校有‘五·一六’……由学校组织内部自己解决,不要别的组织去捉。”

“我们要防止有人从极‘左’的方面来动摇我们,一定要批判极‘左’思潮。”

1967年10月20日,中央文革小组内部的一个小报第4975号说:

“10月18日下午,总理在同外交部……接待组同志谈话中指出: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中有人与‘五·一六’有联系,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活动。”

后来,在不足两千人的外交部清出“五·一六”六、七百人。

   1969年9月20,周恩来讲话““五·一六”是个阴谋集团,他要为资本主义复辟。

他们表面上是搞极“左”,实际上是要颠覆无产阶级政权。

当然,也不能说凡是参加“五·一六”的都是反革命,都不可救药,只要他坦白交代了,自己是受欺骗、受蒙蔽的,坦白了可以不戴帽子。

要区别一般受蒙蔽的群众坏头头,更要区别埋在后头的反革命黑手。

批极“左”,不仅是外(语学)院没有批深批透,从整个中央机关来看,也还没有搞深搞透。”

“原来搞“五·一六”、挖“五·一六”的时候,我们提了四条:第一,不要扩大化;第二,不要让老保翻天;第三,要区别对待,第四,要促进大联合。提了这四条,当时是需要的。现在,抓了大批判,区别了什么是无产阶级,什么是资产阶级,当然仍要把一时的极“左”同搞阴谋集团区别开来。但是,不能强调了不扩大化,就不敢动了,就缩手缩脚了。中央各单位还没有搞深搞透嘛!扩大化,不加区别,不要区别对待,不对,但是,不敢动,不搞深搞透搞彻底,也是不对的。要防止两个极端。”

周恩来在涉及个人荣辱问题上态度暧昧或者是“做秀”符合他的性格,他与文革派的关系可以说是水乳交融,不仅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的“参谋长”,而且是喊出“誓死保卫江青同志”的唯一中央领导人。(1968327北京工人体育场十万人 “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

周恩来正处江青领导清查“五.一六”风头上的举动,可否看作是一种感恩戴德!

 “五.一六集团”的主要成员和活动集中在国务院机关,最后挖出的“5.16分子”也最多,这是为什么?

按照“五.一六兵团”的“理论”,认为“文革”是“全国性的反革命政变”,“至今还隐藏在国家首脑机关掌握大权的刘邓代理人在统一指挥着这场全国性的反革命政变”,并认为“文化革命是二线向一线夺权”,因此他们要“向中央夺权”,“彻底革命”。

事实上他们既反对周恩来等老干部,也反对中央文革和毛泽东,是以第三股势力自居。

后来之所以把“王..戚”打成“5.16”分子,是因为《红旗》杂志刊发了经关锋审定的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

社论提出:

“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还有就是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发表了直接针对周恩来的“八·七讲话”,号召外交部的造反派夺权。

这两件事的观点都与中央文革的方针相背离,基本与“五.一六集团”的纲领合拍。

由此分析,他们是否想组成第三股势力?
  1968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为组长。

身为清查“五一六”专案组组长的陈伯达,后来被列为“五一六”阴谋集团的操纵者,未免有些滑稽。

以江青为代表的文革派为什么拼命维护周恩来,打击“五.一六集团”?

如果是为了抢班夺权这是一次极好的机会,可以利用“五.一六集团”的纲领对老干部进行打击。

说他们想把水搅浑显然不合理,因为当时的主导权已经在文革派手里,搞乱文化大革命对他们并没有利处。

这件事显然与文革后所讲的文革派打击迫害老干部的理论相悖。

19687月以后红卫兵五大领袖的失宠,表面上是与“王、关、戚”有牵联。

包括钢琴家刘诗昆和叶向真(叶剑英女儿)夫妇,早期红卫兵领袖朱成昭(叶向真的情人),电影导演彭宁(妹妹是乔冠华的儿媳,弟媳是新风霞的女儿,父亲是老红军)等文革红卫兵头头,都属于与“五.一六”分子有牵联的人。

这些人同时都是中央文革的依靠力量,在中央文革主导的清查运动中为什么被打倒,是个难解之迷。

清查“五.一六”运动使文革中崛起的造反派陷入灭顶之灾,很难解释!

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这三位军队将领被打在“5.16分子”至今是个迷,从他们被打倒的引子看,1968年文年生(原广州军区副司令)专案突然暴出叶剑英、杨成武、肖华(总政主任)、傅祟碧“密谋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消息。

联想到叶剑英子女涉及其中和“五.一六”集团打出拥护肖华的口号,包括审查中发现与徐向前的牵联,叶剑英和徐向前在“五.一六”案件中扮演着何种角色?

中共中央于一九七0年3月27日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

通知承认存在着“扩大化”的问题,指出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不搞逼、供、信。这个通知还把解放军高级将领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同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王力、关锋、戚本禹混在一起,都说成是“五一六”阴谋集团的操纵者。

1971年2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

专案联合小组以吴德为组长,李震为副组长。

要求在清查过程中“要防止扩大化,又不要一风吹”。

这个专案小组后来在宋仁穷的回忆录中提出并不受四人帮干涉,说明了什么?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发生后,林彪也成了“五一六”阴谋集团的操纵者。

应当属于欲加之罪。

林彪在这场运动中究竟是何态度? 

与“五.一六”集团做斗争从19675月就开始了,清查“五.一六”集团成员的工作在196797姚文元文章发表时基本结束。

此后展开的清查活动是扩大化的清查,这种清查因为混杂了“斗批改”、“批陈整风”、“一打三反”、“批林批孔”等多个运动,基本脱离了原来的轨道和主题。

后来所谓的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是否是为了配合后来的运动而存在?

1970年初至1974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

全国约二百多万人被打成了“五·一六分子”。

清查“五.一六”分子中出现的冤案占整个文革期间冤案总数的90%以上。

造成这种大范围的社会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对“五.一六”分子的清查是边清查边平反,大部分“五.一六”分子基本在1973年到1975年获得了平反。

比如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的重灾区江苏,90%以上在1995年前获得平反。

据江苏镇江市委1974年“关于在清查'五·一六'工作中的错误的检查”中宣布:

凡是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被定为“五·一六”反革命和做过“五·一六”结论的干部、群众一律平反;凡是被公开点名、参加过“五·一六”学习班或谈过话的,均恢复名誉;凡是被怀疑为“五·一六”的,均排除嫌疑,并向以上人员赔礼道歉。

1973年开始的为“五.一六”分子平反的因素是什么?

在文革后平反冤假错案中,“五.一六兵团”首脑张建旗很快就平了反。

这种平反在政治上根本说不过去,是他反毛反周反刘少奇和反“二月逆流”对了,还是拥护林彪对了,是个说不清的问题。

新上台的领导人对平反全国“五.一六”冤案并不热心。

根据前中组部部长宋任穷的回忆,五一六专案材料在七八年后移交给中组部处理了,由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副部长陈野苹,公安部部长赵苍壁等人负责。

胡耀邦等人主持平反冤假错案的时候,对文革期间受审查干部的案件,基本上无论对错都予以平反了,唯对“五.一六”冤案视而不见。

据说当时只给一名叫宋洛(文革前为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处长)的人平了反,此人的亲戚在中组部。

文革后的中央为什么没有统一下文对“五.一六”分子平反?

  “五.一六”运动的谜底尚没有完全解开,其中的真相外界无法搞清。                              

唯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所有的“罪过”都扣在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头上。

江青有这么大的权力?

有这么大的能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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