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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流勇进 38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5-15 点击数:281次 字数:

38

 

1967年初,毛泽东“清洗”了数以百万计的各级干部,再用军队的人来替换他们。

但军队立即给毛带来新的难题。

新的当权者中必须要有造反派的参与,而号称造反派的组织多如牛毛,互相竞争,毛只能依赖军队来选择。

不少军队干部倾向于选择对走资派比较温和的派别,用当时的话说,就是不那么的人。

如果让军队这样干下去,文革等于没有搞。 

不遂毛意的地方之一是他爱去游泳的武汉。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是四方面军将领。

陈对文革非常反感,不加掩饰地表示过对刘少奇的同情。

他在湖北解放了一大批干部,解散了下手最狠的造反派组织,抓了它们的骨干。

19675月,温和派们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号称拥有一百二十万之众的百万雄师,陈支持这个组织加入新当权者的行列。 

19677月中旬,毛亲自出马来到武汉,叫陈再道改变立场。

毛以为此举易如反掌,打算在陈再道照办后,用武汉给全国军队做榜样。 

令毛泽东大吃一惊的是,当他的指示被传达给陈再道,说百万雄师,不算造反派,是保守组织武汉军区支持它是已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后,陈当面顶撞毛说:

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 

百万雄师成员,还有跟他们交上朋友的军队官兵,反应更为强烈。月20日凌晨,他们涌上大街游行示威,反对这个指示。几百辆卡车载着数万手持长矛铁棍的工人,上千名带枪的官兵,车顶架着机关枪,到处是沸腾的愤怒情绪。人们只公开反对中央文革但矛头暗地里指向毛。

他们看到神秘的东湖宾馆的灯亮着,猜到毛来了住在那里,车上高音喇叭对着宾馆大声抗议。

大街上出现的标语有江青靠边站”“毛主席受了蒙蔽。陈再道收到许多声援信。 

接下来,数百名老百姓跟带枪的军队成员,冲进毛住的东湖宾馆大院里,直冲到离毛住的楼不远处,把住在另一幢楼里的中央文革成员王力一顿饱打后抓了去。 

自掌权以来毛的安全还未受到过这样的威胁。

刚从武汉返回北京的周恩来,立马转身再飞武汉,带来二百多名全副武装的中央警卫团人员。

周把当年做地下工作的一套拿出来,到武汉后等到天黑,再乘汽车驶向毛的住地,还换了衣服,戴上墨镜。

721凌晨两点,毛乘夜色从东湖宾馆后门尴尬离去。

三套交通工具同时待命:专列、专机、长江上还有舰艇。

毛先说坐专列走,上了专列,他又说乘专机。

赶到机场后,他没有上自己的专机,上了另一架飞机。

机长问飞哪里,毛答:先飞起来再说,等飞机升空后毛才下令飞往上海,这是毛最后一次坐飞机。 

荷枪实弹的人群居然闯进毛的住地混乱地拥挤抓打,成千上万的群众游行,对毛的指示公开表示反对,在游行的队伍中还有武装军人出现,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留在武汉的周恩来把王力保了出来,见到王力时同他拥抱。

王力坐飞机回到北京时,特意先到北京的周恩来在机场率领数万人欢迎他。

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大会声讨武汉,王力、周恩来登楼,林彪主持。 

陈再道被撤职,由忠于林彪的武汉空军将领刘丰代替。

卷入抗议事件的部队被改编,有的官兵被押送农场劳改。

百万雄师被解散,不肯屈服的被武力打垮。

据后来官方统计,打伤、打残、打死的军人、干部、老百姓多达184000余人。

陈再道和几名同事被召到北京,坐喷气式,拳打脚踢,陈低头弯腰67个小时,被踢倒在地。

这一切都不是发生在街头的批斗会上,也不是发生在不见天日的地牢中,而是在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里,打手们是空军司令吴法宪率领的高级军官。

即使在文革中,政治局会议成了打人场所也还是独一无二。 

武汉发生的事使毛又气又急,他认为75%的军队干部靠不住,决定在军内搞清洗,抓军内走资派 

但毛很快改变了主意。

他已经打倒了大部分地方干部,军队里不能再过多地树敌。

军队的稳定至关紧要。

军队受冲击是中央文革几个人假传圣旨,把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人先后抛出做替罪羊。

王力是830被捕的。

一个月前,他还是耀武扬威的武汉事件英雄,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百万大众的欢呼。

欢呼的对象不是毛,这是绝无仅有的。

荣耀的顶端也埋下了王力倒楣的根子。

王力跟着就进了监狱。 

军队稳定了,但用谁、选谁做新当权者,还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毛不得不靠林彪,也不得不让林彪把军队的管理机构变成林的私家班子1967817,毛授权林彪成立军委办事组负责管理军队。 

办事组成员是叶群外加几个林彪的亲信将军,他们不仅靠林彪飞黄腾达,有的还靠林彪救了性命。 

其中之一是总后勤部长邱会作。

文革初期,邱受到残酷批斗,肋骨被打断,肩胛骨骨膜、肌肉断裂,造成终身残废。他晕过去又被冷水泼醒再打。

就在他觉得自己快要不行了的时候,林彪的手令到来,下令放他。

他事后给林的效忠信说:

1967年1月25零点40,是我新生的时刻,是我一辈子、是我妻子儿女一辈子不能忘记的时刻……” 

邱会作再度掌权后,对整过他的人进行大肆报复,监禁刑讯了462人,虐待的花样中包括逼着受关押者吃浸透粪便的馒头、踢生殖器等。8人死亡。 

邱从小在革命队伍长大,看到过太多的无情无义。

长征前夕,他和几个孩子奉命把相关的文件捆成包,用布包好,封住,拴在石头上沉下鄂都河。

当他们爬上岸时,发现等待他们的不是领导的夸奖,而是保卫部门黑洞洞的枪口。

像无数向导和其他知情人一样,按规矩得杀人灭口。

只因为某要人路过看见时讲情,他们才逃过了刀下鬼的命运。 

毛让中央军委常委停止办公,所有元帅靠边站,停止接收文件,权力交到林彪手中。

毛只保持一项最要紧的权:

调动一个营以上的兵力要他的许可。 

 

1967714凌晨5时,毛泽东乘坐的专列从北京发车,向武汉驶去。

在这动荡时期,负责毛主席安全的是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

自从一年多以前罗瑞卿被打倒,杨成武就来到毛泽东身边,成了毛泽东的大警卫

14日晚9时许,专列停靠在武昌车站。站台上,迎面赫然几条大标语:

打倒陈再道!

陈再道不倒,中南不太平。

毛泽东摇摇头,对杨成武说:

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

杨成武点点头。

至此,他已揣透毛泽东南巡的主旨,不是要乱,不是煽风点火,而是要稳定,要控制局势。

杨成武将毛泽东送到东湖宾馆梅岭一号后,直奔百花一号,来到乘飞机先期到达的周恩来总理住地。

周恩来告诉杨成武:

谢富治、王力也到了武汉。谢富治是我飞武汉前叫来的,武汉驻军是他的老部下,好做工作。王力在重庆听说后,给我来电话,也要来武汉。

715开始,每天上午毛泽东听取华北、中南、西南问题的汇报,下午周恩来召集武汉军区领导及驻武汉部队师以上支左单位的负责人开会。

毛泽东对王力、谢富治夸大武汉形势严重性的说法不以为然:

有那么严重吗?湖北的问题,我看也不难,比湖南、江西好一些。河南也不容易转哟,安徽闹得一塌糊涂,湖北可能要先进些。

王力听到这话,心里暗暗着急。

这几天,他一直在百花一号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等军区领导争吵,怎么能吵成可能要先进些的结果?

他知道毛泽东听得什么,听不得什么,便大讲三新二司工总几个造反派组织如何受迫害,如何在高压之下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谢富治接过话说:

我们上街看大字报,做调查研究。街上几岁的娃娃都知道三钢三新好,是造反派;百万雄师坏,是保皇派。军区解散工总,抓了人家的头头和那么多群众,不得人心。

这番话起了作用。毛泽东下令:

“‘工总要平反。先把这几个头头放了。刑事犯罪的另案处理。

他再吸两口烟,已经平静些:

陈再道呀,政治上落后了,不用脑子。

王力急急抢了一句:

他的错误很大。

不料毛泽东却很宽容:

大错小错,只要检讨了,就没事了。

对陈再道,林彪曾经说过:

全国各大军区有两个不放心,一个是北京,一个是武汉,拿他们没办法。

毛泽东不相信,决定亲自来看一下。

出发前,他亲口对总理说过:

走,我们到武汉保陈再道去。

718晚上8,周恩来带领陈再道和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走进毛泽东的客厅。

接见结束后,周恩来同毛泽东话别。然后,乘飞机离开武汉。

不料就在周恩来的专机起飞后,到机场参加送行的谢富治向王力提议:

我们到水利学院去,看看最坚定的造反派。

望着人群如潮,谢富治热血陡涨:

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

王力在拥挤的人群中大声作出四点指示:

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

要为工总平反,释放被抓的造反派;

造反派是革命派、左派;

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

预想中的大联合被这么轻轻一触就碎了。

719,武汉龟蛇二山、桥头码头、大街小巷工总到处播放谢富治、王力头天晚上的讲话录音。

百万雄师以更大的势头开始反击。

此时,谢富治和王力正在军区大礼堂,跟师以上的干部讲话。

王力口若悬河,说:

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武汉军区看不到这一点,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王力走下讲台时,百万雄师的群众和大批部队指战员采取了非常的造反行动,冲进百花二号,把王力抓走了。

杨成武见形势紧张,赶紧打电话向周恩来告急。

你一定要保证主席的安全。

周恩来最关心的是这个问题。

这时毛泽东已经听到报告,他让汪东兴传达指示:叫武汉军区放人,陈再道和钟汉华要负责把王力找回来。

延至中午,传来消息,钟汉华已设法将王力悄悄弄出军区大院。

可是,再联系时,却又传来王力失踪的消息。

很快,正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浙江厅的林彪也得到王力被抓的消息,他便拿起笔给毛主席写信,信中写道:

武装游行,包围军区,冲击东湖,抓走中央代表,这是兵变……”

外面形势不好,主席的安全受到威胁,要及早转移……”

但写着写着,他又踌躇起来。

他先讲话,容易引起毛泽东疑心。

现在的武汉和陈再道,毛泽东没说兵变,自己先说,合适吗?

他叫来了戚本禹,又找陈伯达和关锋商量。

然后,就加一句:

趁他尚未下定决心

即:

外面形势不好,主席的安全受到威胁。趁他尚未下定决心,要及早转移……”

最后,这封信改由江青署名,这样林彪可以避嫌,再讲话也主动。

信交给了毛泽东。

劝我去上海,毛泽东看着信说。

天上走,地下走,水里走?

杨成武问。

毛泽东把手一拂:

我哪里也不去。

周恩来也飞到了武汉,但比预定时间迟了。

专机接到吴法宪紧急通知:

陈再道已派部队包围了王家墩机场,要劫持总理。改降山坡机场。

接着,吴法宪又给武汉空军政委刘丰打电话:

武汉军区问题大了。现在总理要到,你马上派空降兵部队抢占山坡机场,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

中国当时惟一一支空降部队驻湖北武汉,部队接到命令立即出动,抢占并封锁了山坡机场。

泊于长江的东海舰队几艘舰艇也根据李作鹏的命令进入战备状态。

周恩来的专机在这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中降落了。

在形势不明的情况下,周恩来也做了应付不测的准备。

他改了装:

戴一顶普通军帽,茶色眼镜,口罩遮脸,身穿当时普通群众穿得最多的蓝制服。

一下飞机,便驱车直奔武汉。

到达百花一号,他立刻约见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研究了解事态可能的发展。

百花一号梅岭一号有段距离,徒步容易被发现。

周恩来、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4个人便挤进一辆小吉普,驱车去见毛泽东。

主席,为安全问题,是不是暂时离开武汉?

周恩来说。毛泽东还是摆手:

我哪里也不去。就在武汉。

周恩来一个眼色,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便各呈理由劝说毛泽东尽快离开武汉。

那好吧。

毛泽东终于同意,我到上海。

杨成武又问天上、地下、水里。天上。

向来不坐飞机的毛泽东这回下了决心。

凌晨3时,毛泽东的车队出发了。

杨成武全身戎装,率警卫参谋乘吉普车走在最前面,毛泽东的车子紧随其后,然后是警卫部队乘坐的大卡车。

没有发生任何意外情况,车队顺利驶达王家墩机场。

机场并不像吴法宪报告的那样,没有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造反的军人。

毛泽东的专列停在机场旁,杨成武护送毛泽东上专列休息。

天亮后毛泽东登上专机。

21日上午11时,毛泽东一行安全抵达上海虹桥机场。

722早晨820,周总理从武汉王家墩机场打来电话,告诉杨成武:

我们都到了。

周恩来讲得含蓄,杨成武能明白,我们自然包括王力。

王力受到29师政委张昭剑保护,躲在小洪山。

张昭剑不相信武汉军区和陈再道,陈再道奉命寻找王力,他推说不知。

直至头一天武汉空军政委刘丰来找,他才说出真相。

杨成武汇报了总理的电话。

毛泽东听了,沉默片刻道:

武汉问题,是宜快?还是宜慢?

杨成武在纸上记录,没吭声。

他知道,林彪还在北京等待最高指示

毛泽东边想边说:

慢一点准备,暂时不行动。

他望着杨成武,又道:

决策有无向前、剑英参加?

杨成武明白,这一句不是问,而是等候他从北京回来报告。

沉吟片刻,忽然毛泽东用宽容的声音说:

你记:武汉的问题,我看当作错误处理。如果他有什么决心,我、总理、王力也出不来。并没有下命令,无论谁也不准出进。可见徐、陈并没有下个死命令。

毛泽东终于肯定了宜慢

杨成武松口气,问:“‘八一就要到了。

现在有种意见,说应该把99秋收暴动纪念日作为建军节。

为什么要改为99?是因为我的关系?你告诉总理,历史就是历史,篡改历史不是私心就是野心。81南昌暴动打国民党是第一枪,是全国性的,意义重大。

杨成武记录完毕,继续请示:

“‘八一招待会,几位老帅要不要请来出席?

统统请来。

毛泽东作个推出的手势,掰着手指说:

朱老总是红司令。叶剑英的功劳不能忘。陈毅是个好同志。聂荣臻是个厚道人,什么事都出来承担责任。一军团有林彪,别人不出来承担责任,聂荣臻出来承担责任;功劳是别人的,责任是自己的。

杨成武猜到这个别人是说林彪。

毛泽东连吸几口烟,又说:

建军40周年,招待会老帅都要参加,由杨成武致辞。

杨成武听了忙说:

不行。应该是老帅。

毛泽东把手一摆:

你回去如实把我的意思告诉总理,由总理定吧。

725下午5,天安门广场举行声势浩大的欢迎谢富治、王力回到北京,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会。

大会结束后,杨成武从上海飞抵北京。

他向周恩来传达最高指示:将陈再道保护起来

请周恩来向陈再道转达毛泽东三句话:

有错误就检查。注意学习。注意安全。

杨成武拿出毛泽东亲笔所批电文,其中提到陈再道名字处,毛泽东增加同志两字。

林彪也接到毛泽东在召开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通知上的批示,全文五条,其中第二条提到陈再道。

看到毛泽东在他名字后面加的同志二字,林彪一怔,原以为陈再道必倒无疑,顺陈再道这条线,就可以解决四方面军的问题。

现在在声讨大会亮了相,跟着喊了口号,他又加个同志

林彪有了一种不祥之感。

26日下午3时,讨论武汉问题的扩大中央常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举行。

陈再道、钟汉华走进会议室,刚想在指定位置坐下,便听到一声厉喝:

你们站着听!

谢富治头炮定调:

“‘七二事件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乱……”

吴法宪大骂:

陈再道是武汉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

接着直取主帅:

徐向前,早在二月你就给陈再道打保票,说他不是三反分子。武汉问题,徐向前是要负责的!这个责任应当追究!

徐向前气得两手发抖,写个条子递给周恩来,愤然离开了会场。

吴法宪一腔火气无处泄,猛冲过去左右开弓掴了陈再道两个耳光。

会场哗然,周恩来喝斥了吴法宪。

斗争会开了7个小时,陈再道弯腰7小时。

远在上海的毛泽东可以鸟瞰整个舞台,也一直处在警惕之中。

在听空军政委余立金汇报武汉形势,提及第三战役这一提法时,马上追问:

谁提出的?

北航小将向武汉造反派传达王力、关锋讲话时说的。王、关的讲话,说地方上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差不多都揪出了,中央首长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重心已由地方转向军队,把军内一小撮也揪出来,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三战役。

中央首长认为?

毛泽东缓慢重复一遍,毛泽东的目光里充满着思索。

814,毛泽东看了《红旗》杂志为纪念建军40周年的两篇社论和七八份林办送来审批的下发部队的文件,见里面揪军内一小撮的字样满目皆是,决心渐渐形成。

他抓起笔,首先在《红旗》杂志那两篇社论上批三个大字:

大毒草

接着将林彪送审的下发部队的文件,凡有揪军内一小撮之类字样,统统一笔删掉。

删到后来终于耐不住了,索性写下一行:

不用。退林彪。

中央文革也乱了。

先是江青跑到康生处,两人相互表白自己与这两篇社论无关,《红旗》是陈伯达管的。

康生冷冷地推到陈伯达身上。

陈伯达说:

《红旗》这两篇社论,那是关锋主持起草,王力改定的。

文章我是看过,

王力急了,

揪军内一小撮不是我加的,文章里本来就有。

康老,当初研究七二事件的宣传口径时,我们不是请示过你吗?

关锋叫起来。

请示我什么?

康生始终面孔冷峻。

不能错误人人有份。

江青讲话了,也不能怪老夫子。

老夫子即陈伯达。

825凌晨1,在钓鱼台5号楼,杨成武将周恩来的讲话记录交他本人过目。

上面有周恩来对16个省和自治区运动的看法及处理意见,也谈了外交部夺陈毅的权,以及王力87在外交部的讲话。

王力在讲话中说了许多攻击陈毅的话,矛头暗暗指向周恩来,这就使周恩来表态更须慎重。

王力在外交部的讲话,你交给主席看就行,只谈情况,你不要评论,请主席指示。

杨成武赶到上海向毛泽东逐条汇报周恩来的谈话。

20年后,杨成武曾向笔者回忆说:

毛泽东听完我的汇报就让我走了。他思考了一夜,第二天把我叫去,谈了他思考后的决定。

毛泽东心中明白,现在的形势必须收,林彪不能动,江青不能动,陈伯达……也不能动。王、关、戚这小三在当前有着足够的影响力,处理这三个人,敲山震虎。

王力这篇讲话极坏。

毛泽东第一句话便明确了态度。

现在叫王八七,膨胀起来了。要消肿。

毛泽东略作沉吟,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

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处理。

26日中午1240分,杨成武飞到北京,立刻见周恩来,于是这三人被抓起来了。

923上午,毛泽东的专列驶回北京。

29日晚,毛泽东到京西宾馆,看望参加集训干部会议的900多名成员。

毛泽东朝台下张望,大声问道:

陈再道来了吗?

陈再道高举右臂,满怀惊喜:

我是陈再道,我来了!

来了就好,不要泄气,要继续革命。

曾经打过陈再道两个耳光的空军司令吴法宪,望望面无表情的林彪,心情反而变得更踏实了。

 

 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回忆说:

1967年初,上海刮起“一月风暴”,全国性的造反夺权达到高潮。

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各级党政机关瘫痪了,大批负责同志被戴高帽,挂黑牌,“架飞机”,游街示众;工厂停工,学校停课;连军区机关也经常受到冲击。

  “一月风暴”刮起时,我和钟汉华同志(武汉军区政治委员)在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

123,毛主席命令,军队要介入“文化大革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

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为了在新的情况下稳定军队,稳定局势,与林彪一伙坚决斗争,制订了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并于当月28日报经毛主席批准公布。

  会议期间,毛主席作了重要讲话,他对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是反感的,认为这里面“一定有坏人”。

并且对我们说,如果碰到这种情况,要退避三舍。

使坏人暴露出来。我当时理解,主席的意思是要我们以退为进,做到有理、有利、有节,退避三舍、四舍还不行,就要硬一点,就要执行军委八条命令,追究冲击军事机关的坏人。

  3月17,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根据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以及其他军区执行八条命令的做法,抓了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抄、抓的一批坏头头和骨干分子(除朱鸿霞、胡厚民等少数人之外,其余大部分都在军委十条命令公布后予以释放)

321,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

这些措施,有效地制止了打、砸、抢、抄、抓的活动,稳定了局势,保护了大批干部、群众。

与此同时,军区还成立了省、市的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让大批地方的党政负责同志站出来工作,扭转生产形势。

以上这些做法,受到了武汉军民的拥护。

  武汉地区形势的稳定和发展,引起了造反派的不满,也受到林彪、江青等人的关注。

42,《人民日报》发表《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

这篇社论的用意就是要批判和警告武汉、成都等地的军队领导人,不要压制造反派的红卫兵。

46,林彪和王力、关锋、戚本禹合伙炮制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又经批准公布了。

十条命令是针对八条命令来的,命令公布后,江青和陈伯达拍手叫好。

  这种愈演愈烈的极左行径,激起了武汉军民的极大愤慨。

516,若干群众组织自发地成立了“百万雄师联络站”。

“百万雄师”认为: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他们坚决反对“杀向社会”,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的队伍迅速扩大,到“七二〇事件”发生前,已拥有120余万人了,其中党员人数占全市党员总数的85%以上。

武汉军区驻武汉机关、部队的广大指战员,思想感情也一致倾向“百万雄师”。

  在“中央文革”的操纵下,武汉和南下的造反派(多数是年轻幼稚的娃娃们)四处冲杀,致使两派冲突加剧,武斗升级,惨案时有发生。

而这时,“中央文革”却又倒打一耙,把武斗的责任归咎于“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

626,“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来电报:

“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

这份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电报,是康生授意搞的。

希望他们收集材料,并且每天向“中央”汇报一次。

还煽动说,从电报中完全可以看出“中央文革”对武汉军区的态度,希望武汉造反派大胆地干,大胆地杀向社会。

接到“中央文革”626的电报后,我们立即让两派群众组织选出代表,作好赴京汇报的准备。

7月初,我打电话给周总理说:群众组织的代表已经选好,可以到北京开会了。

710左右,总理回电话,说群众组织的代表不到北京了,就在武汉解决问题。

我当时不便多问,以后才知道,改变计划是因为毛主席要巡视大江南北,并且要到武汉横渡长江。

  毛主席和周总理到武汉,使林彪、江青、康生极为恐慌。

713,总理决定到武汉,飞机降落后,总理见没有人接他,还以为我和钟汉华同志被造反派弄走了。

刘丰把总理接到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后,总理问刘丰:

“陈再道、钟汉华到哪里去了?

刘丰张口结舌答不出来。

总理这才让刘丰通知我们,叫我们赶去。

总理到武汉,“中央文革”和吴法宪把持的空军不通知武汉军区,这是极为反常的。

  7月13,吴法宪根据林彪的意思,还两次打电话给刘丰,要刘丰把空军某部王新(原政委)等人立即召到武汉。

更令人奇怪的是,与解决武汉问题和保卫主席安全没有丝毫关系的江腾蛟,也从南京窜到武汉。

李作鹏等人以及总参谋部和海军、空军的作战部长们到武汉,据说是为了保证主席的安全,是经过主席、总理同意的。

这里面有没有林彪的预谋,很值得怀疑。

  7月16,谢富治、吴法宪还布置空军召集武汉军区空军刘丰和王新等人开会,让他们支持造反派,打倒陈再道和钟汉华。

  本来,总理是没有打算让王力去武汉的。

总理给在重庆的谢富治打电话,叫他第二天赶到武汉,负责主席的安全。

和谢富治一起的王力听说这一消息,连夜和关锋通话。

他们密谋后,王力便硬要打着“中央代表团”的旗号到武汉。

但是他们到武汉的当天晚上,就违反总理关于中央代表团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非要上街看大字报不可。

谢富治、王力又有意识地下车和造反派谈话,公开身份。

715,武汉造反派举行盛大游行,欢迎谢富治、王力来解决武汉问题,并把他们称为“毛主席派来的亲人”。

武汉军民包括高级干部一时都被弄糊涂了,他们深怀疑虑:

“谢富治、王力到武汉,我们都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

719,造反派用高音喇叭在武汉三镇到处播放谢富治和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讲话的实况录音,同时还有王力的“四点指示”,什么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人总部”平反、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

听到这些,武汉军民肺都气炸了。

当天,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武汉街头,一篇题为《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深思几个为什么》的大字报,一针见血地指出:

“王力自窃踞‘中央文革’成员以来,一贯以极左面貌出现,在他插手的四川、内蒙、江西、河南、湖北、浙江、云南等省,均出现大抓‘谭氏’人物,大搞武斗,大流血,大混乱,大破坏,工厂停工,这是为什么?王力是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把王力揪住,交给湖北三千二百万人民,与各兄弟省革命组织一道,进行斗争,挖出这颗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是有理,还是有罪?打倒王力!王力从‘中央文革’滚出去!

事情一发生,军区领导同志即赶到现场做工作,同时告诉王力,说“百万雄师”听了他在水电学院的讲话录音后,十分气愤,占领了军区大院,要求谢富治、王力接见他们。

军区领导人正在做工作,希望中央代表团也采取相应的措施,否则,事态还有扩大的可能。

王力听说后冷笑几声,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既不叫醒已经睡觉的谢富治,也不采取任何措施。

大约拖了两个多钟头,北航红旗那几个造反派也再三要求,王力才叫醒了谢富治。

这时,“百万雄师”已经到了东湖宾馆,无法扭转局势了。

  7月20清晨,我来到谢富治房间,刚刚坐下,“百万雄师”就冲进来了。

他们挤在门口,要找王力。

我和谢富治站起来,劝他们到外面去谈。

而王力却躲在隔壁房间里不敢出来。

我和谢富治到屋子后面的草坪上坐了下来,“百万雄师”200多名代表,站的站,坐的坐,围在我们四周。

我是第一次和“百万雄师”“谈判”,谈的结果很好,谢富治答应下午接见他们,他们也答应先回去。

王力看见这个情况,壮壮胆子走出来,和我们坐在一起。

正在这时,又冲进来几百人,多数是独立师和二十九师的战士,他们在军区大院等急了,愤怒地喊着,要抓王力,并且把我当成王力,上来就是一顿枪托。

王力趁乱跑回屋里,“百万雄师”和部队战士找到他后,请他到军区大院去回答问题,以免引起更大的混乱。

王力赖着不走,北航红旗几个人又大耍造反派的威风,气势汹汹地辱骂他们。

他们忍无可忍,硬把王力抓出来,塞进汽车,拉到了军区大院。谢富治有块“老干部”的牌子,他们连碰都没有碰他一下,总理的住处离谢富治、王力的住处仅隔百米左右,他们连去都没有去;主席那边就更不用说了,当时和事后检查,根本没有丝毫危及主席安全的迹象。

  这就是所谓的“七二〇事件”的真相。

林彪、江青一伙说“七二〇事件”是“陈再道搞兵变”,完全是怀着险恶用心的无耻捏造。

  在“七二〇事件”中,武汉“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部分指战员冲击东湖宾馆,被认为是冲击毛泽东主席住地、危害毛泽东主席安全、反对“中央代表团”(谢富治、王力到武汉打着“中央代表团”的名义)、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抓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中央代表”王力……。

  这就犯了“大忌”,犹如“大逆不道”,犹如把天戳了个“大窟窿”———等于犯了“弥天大罪”……一时间,武汉“七二〇事件”震惊中央,震惊全国,震惊世界。

 

按照这种逻辑,陈再道指使人冲击毛泽东的住所这都不算犯大忌,不算大逆不道,也谈不上弥天大罪。

自然,后来者华国锋一夜之间将江青、张春桥等几个中央委员抓起来更不能说是“犯上作乱”和“篡党夺权的了。

说不定再过几天,有人将睡梦之中的中共领导人“囚禁”起来,人们也会见怪不怪,习以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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