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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流勇进 37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5-14 点击数:216次 字数:

37

 

19662月,继林彪提名让江青担任部队的文化顾问之后的第二年的1月,又让她担任了新组建的军队里的文革小组的顾问。

这两项任命,不仅提高了江青在公众形象,同时也为捍卫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领导集团、为加强部队的宣传教育和宣传毛泽东思想,起到了积极的任用。

江青要以“文艺革命”的名义,找部队管文艺工作的同志开座谈会。

得到了林彪的赞同。

江青说:

“我要请‘尊神’,请解放军这个‘尊神”支持我。”

以批判《海瑞罢官》为突破口,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烈火的江青认为这还只是“前哨战”,“决战时机尚未到来”。

她决心要进一步扩大战果。

1966121,江青从上海跑到苏州去找林彪,谈了她的一些想法和意见。

她要以“文艺革命”的名义,找部队管文艺工作的同志开座谈会。

她说:

“我要清‘尊神’,请解放军这个‘尊神’支持我。”

得到了林彪的赞同。

林彪让叶群打电话给当时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的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说,江青要找部队几个管文艺工作的同志谈淡部队文艺工作问题。

参加的人不要太多,只要四五个人。

去几个什么人,你同肖华商量,把名单报“林办”。

刘志坚向总政治部主任肖华汇报后,两人研究,决定由总政文化部长谢镗忠、副部长陈亚丁、宣传部长李曼村参加,并由刘志坚带队。

此外,还带秘书刘景涛、《星火燎原》编辑部编辑黎明,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二月二十日,江青同志根据林彪同志的委托,在上海邀清部队的一些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的若千问题进行了座谈。

来上海之前,林彪同志对参加座谈会的部队同志曹作了如下的指示:

“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亚且耍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具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耍迭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要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萧华同志和杨成武同志,对这次座谈都表示热情赞助和支持,指示我们一定要按照江青同志的意见办,韭对江青同志这样关心部队的文艺工作表示感谢。

在座谈开始和交谈中,江青同志再三表示:

对毛主席的著作学习不够,对毛主席的思想领会不深,只是学懂哪一点,就坚决去做。

 

1966410,中共中央批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这个纪要是2月2日至20日,由江青在上海邀集解放军的四个人,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座谈之后写成的。

3月19日,经过毛泽东的修改和同意之后,江青将座谈纪要送给林彪。

不久,林彪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报送中共中央审批。

《纪要》声称:

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这个《纪要》反映了毛泽东对文化领域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估计。

早在江青去上海召开座谈会之前,林彪说

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要把江青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

而江青则说,要请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在中国三个城市中的三次重大事件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标志性事件。

1966年北京红卫兵的成立和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主体力量红卫兵的策源地。

1967年上海发生的“一月风暴”,成为文化大革命夺权的重要标志。

1967年武汉发生的“五.二0事件”,把群众造反组织的“文攻武卫”推向了高潮。

由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刘少奇和邓小平主政时期纵恿保皇派红卫兵,打压群众运动,引起毛泽东的不满。

1967123中央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改变了文革开始阶段要求军队不要介入地方运动的规定。

此事源于南京军区党委19671月21日的一份报告,报告中说:

 “顷接安徽军区报告,首都第三造反司令部驻安徽联络站等单位向安徽军区提出,廿二日到廿三日,在合肥召开十五万到二十万人大会”,“要安徽军区派出三百到五百名部队警卫会场。

他们提出,如派部队就是支持文化大革命,如不派就是不支持文化大革命,并限安徽军区廿一日十四时前答复。是否派部队,请速指示”。

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中批阅:

林彪同志: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请酌处。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该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布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又及。”

19671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下发通知,其中包括〔一〕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二〕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三〕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四〕重申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防空洞的指示。〔五〕在全军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

1967128,中央军委发布了《军委八条命令》,重申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对武斗和冲击军事机关设施。

中央的通知和中央军委的命令针对性很强。

因为自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军队作为特殊团体的特殊地位,虽然表面上不介入文化大革命,由于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千丝万缕的联系,事实上已经有了很深的介入。

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在地方挨整或被批的一大批老干部躲进了军队,使群众组织无可奈何。

海军副司令陶铸的死与此有关,武汉的“五.二0事件”也是因此发生的。

武汉是湖北省会,号称九省通衢,是中国内陆最大的水陆空交通枢纽,国家的经济地理中心。

世界第三大河长江及其最长支流汉江横贯市区,将武汉分为武昌汉口汉阳三镇鼎立的格局。

文化大革命进入到1967年,曾经风光一时的红卫兵已近黄昏,代之而起的是多如毛牛的群众造反组织,工人和机关干部成了运动的主体力量。

当时武汉地区主要群众造反组织有以武汉机械工业局武装部副部长俞文斌为首的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百万雄师联络站(简称百万雄师)。

以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朱鸿霞为首的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简称工总司或钢工总)。

以武汉测绘学院学生杨道远为首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第二司令部(简称钢二司。以学生雪湘明为首的红卫兵武汉地区第三司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三司革联)。

以武汉无线电元件厂工人吴焱金为首的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造反司令部(简称工造总司)。

以武钢工人李想玉为首的九一三战斗队(简称九一三)。

还有学生红卫兵组织“新华工”、“新华农”、“新湖大”,以及群众造反组织“长办联司”、“公安联司”、“红工”、“新中原”、“二.一三”、“八.一七”等。

武汉的群众造反组织很多以“钢”为名并非是钢铁厂的组织,而是表示自己“造反”、忠于毛主席“最钢”。

“百万雄师”的前身是职工联合会,19661211由五十三个群众组织组成。

其中有七个核心组织――《野战军》,主要由四清工作队队员组成。《二一八红星军》,职工联合会。

《硬骨头战士》、《红武兵》、《红卫兵》、《革工三司》等是“工造总”分裂出去的保守派。和《红城公社》。

一号头头喻文斌,三十四岁,机电局人武部干部,原《红武兵》头头,经独立师和市人武部挑选到《百万雄师》任司令,是常委核心成员之一。

成立时由武汉市长刘惠农授旗,办公地点在市总工会。

总站头头俞文斌还有独立师的两名军人警卫张友富(科长)和杨爱忠(干事),武汉军区叶明副政委,副司令员杨秀山、姚喆、孔庆德等和独立师政委蔡炳臣等军队首长还请他们吃饭。

这一切说明“百万雄师”从成立之日起就有“官办”的影子。

从群众造反组织大的划分来看,百万雄师是势力最强人数最多的一方,而 “三钢、三新、三司革联”等是其对立面。

双方都是造反派,只是在目标上前者倾向于保省委,类似于北京红色后代的第一代红卫兵。

后者是反走资派,类似于北京的第二代红卫兵。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解放前属于刘邓的中原野战军,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王任重解放前一直在中原野战军属下的冀东担任重要干部,省长张体学是刘邓大别山时的分区司令员,他们都与文革第一阶段下台的“刘邓”有较深的历史渊源。

中国文革前各大军区和军种干部的组成具有较浓的体系色彩。

比如空军的刘亚楼(四野),海军的肖劲光(四野)。

沈阳军区的陈锡联(二野)、曾绍山(二野),北京军区的杨勇(二野),李雪峰(二野),南京军区许世友(三野),唐亮(三野)。

广州军区黄永胜(四野),刘兴元(四野)。

武汉军区陈再道(二野),钟汉华(二野)等。

这种配备很容易拉帮结派,形成山头独大的局面。

文化大革命兴起的群众运动虽然有各自的利益诉求和观点区分,大部分群众的动因是真诚的,是跟着毛泽东和共产党走。

他们不是流氓的组合,而是共和国主人翁的表现。

军队的支左并不是参加某一派组织,而是政治上的一种态度。

比如12军在安徽的支左,是坚持一碗水端平。

在两派发生冲突时,部队站在中间,坚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这种做法受到了中央的肯定,成为李德生升迁的条件之一。

再比如江苏徐州市的支左。

徐州属于南京军区防区的江苏管辖,徐州包括江苏的连云港驻军隶属于济南军区。

地方政府由驻军68军军管,铁路局由坦克二师军管,军分区由南京军区管。

以许世友为代表的南京军区支持的是保守派,以济南军区政委王效禹代表济南军区支持的是造反派。

这种情况下发生矛盾是肯定的,为此1970年杨得志司令与许世友司令专门到徐州进行过协调。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军人仍然没有直接参加群众组织。

武汉军区高层在文革时实行了“一边倒”的政策,支持了保省委一派“百万雄师”造反组织,打击以“工总司”为代表的其它群众造反组织,逮捕了工总司头头朱鸿霞为首的五百多人,使武汉形成了军区操纵的保守派与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对立的局面。

此期间北京发生的所谓“二月逆流”的根本也在于此。

一些军队的老帅抗争的并不是所谓的国家前途,而是对造反派造老干部的反不满。

他们一面支持“保皇”的造反派,一面反过来支持军区压制甚至镇压其它群众造反组织,目的是维护原有的“党天下”模式。

武汉"七·二〇事件",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谋定后动的"战略部署",而是在"文革"中各种矛盾激烈碰撞出来的意外事件。

武汉军区一月奉命支左,首先支持了“保守”的造反组织“百万雄师”,一些地方还动用了武器镇压造反派。

不幸的是军队内部发生了分歧,一部分底层军官违背军区部署,站在了造反派一边。

19672月初,军内“造反派”强行占领汉口红旗大楼,接管设在大楼内的长江日报社

武汉军区于228发表《严正声明》(即《二·二八声明》)派军队重新“接管”红旗大楼。

武汉军区内部矛盾是发生事件的因素之一。

1967年夏天,毛泽东以到长江游泳为名,来到武汉,目的是亲手解决武汉问题。

由于武汉时局很乱,谨慎的周恩来先期来打前站,并向陈再道、钟汉华传达了毛泽东对武汉军区支左中犯了“方向性”错误的意见,要求他们支持造反派,促进“工总”与“百万雄师”实行革命大联合,从而稳定武汉地区局势。

713晚,周恩来打电话给时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组成中央代表团,同时负责保卫毛泽东的安全(武汉驻守的1529师属于陈赓、谢富治的四兵团)。

经周恩来同意,随行的还有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和空军政委余立金(因为对武汉军区不放心,周恩来安排毛泽东的安全警卫工作由空军负责,此事是陈再道不满的原因之一)、贵州省革委会主任李再含、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张根成和红卫兵代表井冈山(北航红旗二把手)、尹聚平(北航红旗红卫兵)、胡慧娟(云南昆明人)及北航红卫兵派驻人民日报研究生吴介之等。

714,毛泽东专列抵达武汉,周恩来亲自到站迎接,并下榻在东湖宾馆(周恩来已事先把宾馆的服务人员由“百万雄师”换成了另外一派)。

陪同毛泽东到武汉的是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和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三,以及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

随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到达武汉的还有三军作战部长,保持毛泽东指挥畅通是必要的。

毛泽东到后即要求周恩来、谢富治、王力汇报情况。

毛泽东提出要先从部队解决,还表扬了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

715,谢富治、王力到喻家山华中工学院看“新华工”大字报,并和学生、工人座谈。

王力提出希望武汉地区现在的三派停止武斗,停止煽动人心的宣传,撤除所有的工事,消除所有的武器,保证四大民主能够正常地进行。

71518日,周恩来主持武汉军区党委扩大会(扩大到军区二级部长)。

周恩来讲话中指出: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错误,要公开检讨;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它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他们自己会起变化。

这三条方针是处理武汉问题的原则。

据《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香港银河出版社,2005年)所述,陈再道的生活副官陈某证实,这次会议上陈再道对周恩来的讲话不满,怀疑不是毛泽东的意思,当面朝周恩来拍桌子说:

“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我还不知道?”

15军军长方铭后来也与群众回忆起当时的冲突,陈再道说怕群众不依,军队和群众的工作不好做。

周恩来说:

“你不要用“百万雄师”来压我,不要说百万,你就是“千万雄师”我也不怕。”

这一过程说明,陈再道即使在周恩来表明态度的情况下,仍然固执己见。

周恩来在军区地议上的讲话曾再三交待不要传达,然而当天晚上钟汉华政委即同意在独立师传达。

钟汉华后来检查这样说:

“周总理的指示,再三交待不要向下传达,我批准蔡炳臣传达了,这是‘7.20’反革命暴乱爆发我点的第一把火。19日夜晚谢副总理等同志指示后,我不按最高指示办,反而叫大家快传达,分秒必争。这是我点的第二把火。由于我们长期的毒化群众,当时已是处于干柴浇汽油的景况,见火就要爆发”。

716深夜,谢富治、王力前往硚口区3506工厂“百万雄师”联络总站。

王力态度强硬地要求说:

“现在,首先要制止武斗,我们要求你们必须做到几点:

1.立即停止武斗;

2.停止煽动性的宣传;

3.撤除所有的工事;

4.不准用交通生产工具;

5.不准挑动农民进城;

6.不准拦车,所有岗哨必须撤除;

7.保证不同观点有四大权利。”双方不欢而散。

此事被认为是王力支持“工总司”,打击“百万雄师”的证据。其实王力只是按照中央处理武汉问题的原则表明态度。

718,毛泽东召集周恩来、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李作鹏、汪东兴、杨成武、陈再道、钟汉华开会,肯定了周恩来在军区党委扩大会上讲话的原则方针。

同时,毛泽东一直没有松口“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只是提出要着重做“百万雄师”的工作,要谢富洽、王力做“三钢”、“三新”和“钢工总”的工作,要他们拥护军区,拥护陈司令员。

毛泽东这种安排有其合理性和可行性。

因为武汉军区支持“百万雄师”,让他们出面做工作条件比较有利。

而让谢富治和王力代表中央文革做“工总司”的工作,许多方面能谈得拢,因为“工总司”是拥护中央文革的。

周恩来返京时,布置武汉空军负责毛泽东的安全警卫工作。

因为司令傅传作(空军政委,原贺龙晋绥军系统)被怀疑是贺龙线上的人,周恩来指定由副司令刘丰和政委肖前负责。

这种安排引起武汉军区及历来担负警卫任务的独立师不满。

当晚,周恩来乘飞机离开武汉回北京。

19日凌晨,谢富治和王力前往武汉水利学院,向在场的五千群众发表讲话。

王力强调:坚决支持造反派;要求造反派团结多数;造反派要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对待解放军。

并表示:

“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排队是排到最后了,但是一定会解决得最好!为什么一定能够很好地解决呢?因为我们武汉地区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坚定地相信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一定能够自己担负起解决武汉问题的责任!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这种现象叫它一去不复返了!”

武汉空军的刘丰与萧前(政委)也在大会上表了态。

王力的讲话被公开广播,成为武汉事件的导火索。

719晚,武汉军区在小礼堂召开军区党委扩大会,师以上干部参加。

谢富治传达了周恩来的讲话精神,王力讲了理论问题。

720凌晨,“百万雄师”在军区三号楼二楼会议室成立“专揪王力指挥部”,作战部长孙敏华担任指挥长,副指挥长是‘省直联司’的杨以才(湖北省监委干部)。

事后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说:

“原来周总理准备接见我们,我主要想亲自向毛主席汇报情况。关于‘“七·二零’揪王力,8201部队的人很坏,不听招呼,跳到桌子上,打人,都是他们干的。有人打了王力,并把他架走,把事情搞复杂了。凌晨首先冲进中央代表团驻地的是公、检、法三辆车子,带有支左办公室的介绍信。五点多,从西门又冲进一群“百万雄师”。见情况不妙,张根成立即打电话给陈再道,陈再道来后只讲了一句“看你们去做工作了!”。

约五点钟,突然冲进来三十多个人,戴个口罩,拿着梭标、大刀。

他们向谢富治和王力提出:

“到军区大院去!”

谢富治说:

“你们难道要绑架不成?”。

后来突然冲进很多战士,端着冲锋枪,有的端着刺刀,也有机枪,还有提着手枪的。

一来就喊:

“把王力揪出来!”,有人把枪口直对谢富治和王力。

有人直冲进王力房间翻箱倒柜抢材料,把陈再道误当成王力挥拳就打。

王力被军人抓住,并遭到殴打。

中央代表团的张根成和北航学生和他们讲理,也遭到毒打。

王力被架上车,并戴上“百万雄师”的袖标。

到武汉军区以后,有人又动手打了王力,抢走了手表和钢笔。

当时百万雄师的目的是要王力签字,承认百万雄师是革命组织,但王力拒不签字,只说是群众组织。

当汽车向军区大院开去时,中央文革成员张根成喊了一声:

“王力同志是毛主席派来的,你们绑架王力同志要犯大错误。什么人才绑架中央派来的代表”!

听张回答说“我是中央文革派来的工作人员”,军人把张根成也拉走。

北航女红卫兵尹、胡被独立师战士和“百万雄师”带走。

张根成接着在几百辆全副武装军车的押解下,开始游街。

下午三点,谢富治、于立金命令独立师,说如果不把人给送回来,一切后果由独立师负责!

张根成被送到独立师师部。

上午,武汉三镇陆续集结了上千军车、备战车和民用卡车、消防车,独立师(及部分其他单位干部战士)、“百万雄师”组织声势浩大的武装示威游行。

车上的高音嗽叭狂呼“王力的四点指示是大毒草”、“王力滚出中央文革小组”、“打倒王力”、“王力滚出武汉”等口号。

“百万雄师”的宣传车在反复播放《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的“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时,播放起《造反有理》等语录歌曲。

王力被绑架到军区大院后,百万雄师对他进行了人身侮辱和殴打。

领章撕了,军帽拿走了。

军衣扒了,上衣下衣都扒了。

百万雄师用带钉的鞋踏王力同志的脚,脚趾骨被打碎。

有人要开枪,被前来保护的军区警卫营营长用身体挡住了枪口。

谢富治、余立金要军区副司令孔庆德、二十九师师长、政委马上想办法救王力。

后来在两个连的部队保护下从后门转移到一个山洞里,而 “百万雄师”和独立师包围了二十九师师部并开始搜山。

后来王力被转移到空军一个营的驻地,然后到机场转移到另一个空军机场。

武汉军区副司令孔庆德,这位孔子的73代后裔由于救援了王力,因此一生没有得到陈再道的原谅,1983年离休,活了100岁。

红卫兵代表尹聚平被推上卡车以后,在口号中趁人不注意跳下了车。

到了水院“钢二司”总部,先向北京北航红卫兵总部报告了情况,又向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办公室和了报告。

另一位红卫兵代表胡慧娟以这王力被拉到“百万雄师”总部去了。

跑去后问了许多人,才知道王力被拉到军区大院去了。

于是打通了东胡宾馆的电话,井岗山告诉她,总理已紧急回到武汉。

在水院学生的护送下,回到东湖宾馆中央代表团驻地。

“武汉事件”发生后,中南海和钓鱼台立即炸了锅。

中央立即决定让周恩来带上两飞机“八三四一”部队的“御林军”飞赴武汉“救火”。

坐镇北京的林彪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从全国调动海、陆、空三军进军武汉。

江青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劝毛泽东离开武汉,由邱会作随飞机带去。

周恩来从北京带8341部队的官兵到达武汉。

因为当时毛泽东的住所附近已有拥挤的人群,处境有一定的危险。

这个危险并不在于武汉军区,也不是某一派群众组织,而是两派中掺杂的图谋不轨的人。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毛泽东7月21日由武汉军区的汽车送到机场,破例乘飞机(驾驶员是摔死林彪的三叉戟飞机驾驶员潘景寅)飞到上海。

这可能是毛泽东一生比较尴尬的一件事。

毛泽东走后,周恩来找到了王力。

先把谢富治和王力送上了飞机,并亲自指示武汉空军副司令王丰护送,尔后自己的专机才起飞。

谢富治和王力的飞机到北京后,先在天上绕圈,而周恩来则先期到达并在机场迎接。
   
北京在林彪的主持下举行了百万人大会,会上没有点陈再道、王任重的名,却提到了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同时点了“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

据说是毛泽东确定的原则。

此后,中共中央把武汉“7·20”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事件。

全国立即掀起了声讨“7·20”事件的高潮。

7月21日,东海舰队一支部队路过武汉,奉命发表《严正声明》,指出“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从中央军委到每一个战斗单位全体指战员组成的人民武装力量,一个军区、一个单位、一个部队决不是全军,只有中央军委国防部才能代表全军。二、8201部队是不开展四大的单位,昨天参与‘百万雄师’的武装游行是违反纪律的行为,特此提出强烈谴责和严正警告。三、谢副总理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王力、余立金同志是中央负责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不许任何人制造借口攻击和威胁他们。四、8201部队的所谓‘特急呼吁’是一小撮人盗用该部队名义公开宣扬高、饶反党集团的军党论……必须彻底识破和揭露并展开斗争。五、我东海舰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

后来连续几天,15军的队伍开进武汉市,宣布支持革命造反派,谴责独立师的行为,并接管独立师所控制的战略要地。

725,武汉部队三军指战员佩带造反派袖章举行游行,支持中央对武汉事件的处理。

此事后来被渲染的神乎其神,到处都有“谢富治王力支持工总司“、“武汉发生兵变”、“毛泽东面临兵柬的危险”、“林彪利用武汉事件打击老帅”、“江青授权军队听从王力指挥”、“武汉军区独立师是叛军”、“徐向前是黑后台”、“百万雄师全幅武装”、“武汉动用轻重武器展开武斗”等等耸人听闻没有边际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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