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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流勇进 35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5-12 点击数:224次 字数:

35

 

郭沫若原名郭开贞,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

代表作有《女神》、《地球我的母亲》等,并发起成立创造社。抗战期间创作了《屈原》等历史剧。

解放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主席。
  1958年4月21日《北京晚报》发表了一首诗:《咒麻雀》。诗云:
  麻雀麻雀气太官,

天垮下来你不管。

麻雀麻雀气太阔,

吃起米来如风刮……

《咒麻雀》直白浅露,一点诗的意境没有,至多只能算作打油诗。

而它的作者,竟是新中国头号文豪郭沫若。

根据毛泽东的号令,当时全民动员围剿麻雀。

时任中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便带头创作了《咒麻雀》。

遗憾的是,类似的败笔,甚至比这更大的文学上、学术上、政治上的败笔,在这位文豪的晚年不断地出现。

个中缘由,发人深思……
  这样的打油诗,郭沫若并非偶一为之。

众所周知,著名的打油诗集子———《红旗歌谣》,主编即为郭沫若和周扬。

1958年国庆,郭沫若又写了一首———《宇宙充盈歌颂声》。诗云:
  广场浩荡人如海,

丰碑巍峨天变矮。

人间出现双太阳,

天上地下增光彩。
  这首毫无诗味的“诗”长达191行。

至于郭沫若为歌颂大跃进而写的《百花诗》,许多地方连语言流畅都没做到,更惨不忍“读”。

曾经写出《女神》的诗人郭沫若,在他的后半生中,只能写写这样的东西。

纷飞的想象、澎湃的激情和对事物的深入探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郭沫若同时也是著名学者,在文学、史学等领域堪称权威,著作等身。

可在他的后半生中,再无巨著问世,倒是在“文革”期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了他的新作《李白与杜甫》。

其中“扬李抑杜”的倾向,一望可知。在此之前,郭沫若对李白、杜甫本来有过公正的评价。
  1953年4月,郭为杜甫纪念馆的题联是:
  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
  1963年春,郭为李白纪念馆的题联是:
  酌酒花间磨针石上倚剑天外挂弓扶桑
  那么,郭沫若为什么要突然180度大转弯呢?
  这就要说到毛泽东。

众所周知,毛泽东最喜欢“三李”(即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三李”中又最喜欢李白。

对杜甫的诗,毛泽东一向不甚喜爱。

1958年1月,在为大跃进作舆论准备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

“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

在游杜甫草堂时,毛泽东以不甚欣赏的口吻,说杜甫的诗是“政治诗”。

毛泽东尤其不满学术界“扬杜抑李”的倾向,要翻这个案。

一位70年代参加《辞海》中国古典文学条目修订的学者回忆,他听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说过:

“毛主席之所以有扬李抑杜的想法,那是因为前人对杜甫的诗注家太多,号称‘千家’;李白的诗注家太少,同为大诗人,注家相差却如此悬殊,觉得有点不平,而在他看来,李白诗的成就与价值又并不在杜诗之下。”
  一向紧跟毛泽东的郭沫若,便响应号召,写了扬李抑杜的《李白与杜甫》。
  鲁迅去世后,毛泽东曾对郭沫若说,你要接过鲁迅先生的大旗,肩负起中国文化革命主将的责任。

郭则表现得诚惶诚恐,不无忧虑地说:

“我能吗?”

他当时的“诚惶诚恐”并不都是出自谦虚,起码还有多半来源于他的不自信。
  郭沫若对毛泽东无限崇拜,正因为如此,做毛泽东的老学生、好学生,就成了郭沫若后半生的唯一使命。

以至于“文革”前夕,郭沫若为毛泽东《清平乐?蒋桂战争》手迹发表而撰文注解时,竟称毛泽东的诗词是“诗词的顶峰”,称其墨迹是“书法的顶峰”,与林彪的“顶峰论”正好形成呼应。

最奇特的是,郭沫若论毛泽东诗词墨迹还能与毛泽东高度赞扬的林彪的“四个第一”结合起来:
  ……(毛泽东的墨迹)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着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
  在这里给我们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乃至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

这“四个第一”的原则,极其灵活地、极其具体地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但所有这些,并没有能够庇佑“文革”中的郭沫若。
  “文革”“春雷”炸响前夜,郭沫若已成惊弓之鸟。

从1965年年底开始,郭沫若不时接到向他挑战的来信来稿,比如对郭沫若《满江红.领袖颂》的诗句:

“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就有人叱责说:全国人民都唱《东方红》,你为什么要说“东方白”?

用意何在?
  还有人质问:

“国防文学”是投降主义的口号,你为什么在抗战的时候支持这个口号?
  置身危崖,满耳风涛。1966年中国科学院春节团拜和政协常委春节团拜,郭沫若都不敢坐到主席台上去。1月29日,他给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了一封辞职信。

  郭沫若的辞职没有被允准。

毛泽东否定了“二月提纲”,并在听取汇报时专就郭沫若问题发了一番议论。

以往发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毛泽东总要把郭沫若当作保护对象,提出“不能批判郭老”。

毛泽东还讲过,学术批判要有一个界限,要树立几个标兵,郭沫若、茅盾、范文澜、翦伯赞四个人不能批。

这次毛泽东也重申“郭老、范老两老要保护。郭老是好人”,“功大于过”。

但这次毛泽东的“保护”和以往不同:多了一个前提——两人“还是要作一点自我批评为好”。

这就是说,不批判郭沫若,并不是因为他没有可批之处,只不过对他宽大为怀,但他应该有自知之明,应该率先请罪以争取主动。
  这层深意,政治上一向敏感的郭沫若自不难领会。

4月10日,《解放军报》公布了江青根据毛泽东授意炮制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攻击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

郭沫若的大部分成名作品是在“黑线”专政时期创作的,建国以来他又一直位居文艺界高位,郭沫若因此更为惶恐不安。
  4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在京举行,身为人大副委员长的郭沫若,在听了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所作的《关于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报告后,即席做了自我检讨,把自己的作品整个儿否定了———“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在上海组织人马起草《五.一六通知》的康生如获至宝,电话指令《光明日报》尽快发表郭沫若的检讨。

这篇全盘否定自己和全盘否定知识分子的检讨书备受毛泽东青睐,于是,大笔一挥:同意见报。

这篇奇文就在4月28日《光明日报》上登了出来,题目是《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

5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全国各报也都相继转载。
  郭沫若的奇文一经公开发表,国内知识分子瞠目结舌,国外舆论更是一片哗然:中国要“焚书坑儒”,中国第一文豪郭沫若支持焚书坑儒。

郭沫若的个人形象、中国的国家形象受到了难以估量的伤害。

许多日本友好人士甚至要求专程到中国访问郭沫若,看他是否被迫发表“焚书”言论。

郭沫若事先也没料会有此种反响,不得不出面为自己申辩。

这年6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了有53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百六十多位作家参加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郭沫若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作了题为《亚非作家团结反帝的历史使命》的长篇发言。

在发言的最后部分谈到自己4月14日的检讨,特别就“要把自己写的东西全部烧掉”作了解释:
  ……我说用今天的标准看来,我以前所写东西没有什么价值,严格地说应该烧掉。

这是我责任感的升华,完全出自我内心深处的声音。

但我把这话传播出去,出乎意外地惊动了全世界。

有不少真挚的朋友对我表示了深切的关怀,我向他们致以谢意。

但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现代修正主义国家的报纸和刊物上,却卷起了一阵相当规模的反华浪潮。他们有意歪曲我的发言,借以反对我国的文化大革命。

有趣的是日本有一位批评家,说我是被迫检讨,要烧自己的书,比二千多年前焚书坑儒的秦始皇还要残暴和傲慢。

  郭沫若声明:这种指责是没有道理的———“作为对人民负责的革命作家要不断进行自我改造,不断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在我们这里是极其平常的事情。”
  但是,不管郭沫若自己如何申辩,他的那个检讨,确确实实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败笔。
  就在郭沫若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在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上阐述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时,北京大学已经开辟了一个专门批判郭沫若的专栏,那里贴满了“打倒郭沫若”的大字报,大字报甚至贴到了郭沫若寓所门前。

流言蜚语更是纷至沓来,其中编造得最离奇最恶毒的,是指控他不久前为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题写书名中的“海”字,隐有“反毛泽东”的字样。

红卫兵为此到郭沫若寓所门前示威,“勒令”他限期交代“反毛泽东”的弥天大罪。
  事实上,红卫兵兴师问罪,并非自发行为,而纯粹是中央文革煽动的。

5月25日,《人民日报》等报刊重新发表1944年1月9日毛泽东《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信中原有的“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两句竟被删得踪影皆无。

毛泽东这封信的手迹,建国初曾公开发表,广为人知。

在红色恐怖席卷中国的背景下删去广为人知的这两句话,绝对是个危险的信号,实际上是暗示公众:

郭沫若“有问题”,尽可大胆冲击。

郭沫若看出此层深意。

6月5日,亚非作家常设局纪念“讲话”讨论会闭幕式上,实际领导这次讨论会的东道主、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竟被安排在后排就座。

戚本禹到会作长篇讲话,郭沫若不仅要洗耳恭听,还必须向戚本禹鞠躬致敬,在闭幕词中说:

“戚本禹同志为我们作了富于启发性的报告”,“不能不表示衷心的感谢”。这个闭幕词标题就是《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

  郭沫若意犹未尽,竟即席朗诵一首诗:

“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献给各位同志和同学。”

他在诗中这样称颂江青: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那个写出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郭沫若,那个敢于挑战一切强权、敢于挑战一切压迫的斗士郭沫若,竟然在公开场合、竟然当着那么多中外知名人士的面,毫无掩饰地阿谀江青。

林彪自我爆炸后,毛泽东要发动批林批孔,郭沫若因为尊孔,又成了“革命”对象。1973年春,毛泽东写了一首批评他的顺口溜:
  郭老从柳退,

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

崇拜孔二先。
  毛泽东还把他读过5遍的郭沫若的史学名著《十批判书》翻了出来。

在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时,毛泽东说:

“郭老不仅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也不能大骂秦始皇。”
  毛泽东指令:

赶排大字本的《十批判书》,供“评法批儒”之用。
  更坏的消息又传来了,8月5日,毛泽东让江青记下他的新作——《读封建论.赠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

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

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制,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

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对江青说:

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

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

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
  1974年1月25日,郭沫若被指定参加北京“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江青毫不留情地点了郭沫若的名,说他的《十批判书》不对。

在公开场合被点名指责,这在郭沫若的历史上可说是空前绝后。
  郭沫若不得不抱病捉笔,写两首诗给毛泽东,以为回答:
  春雷动地布昭苏,

沧海群龙竞吐珠。

肯定秦皇功百代,

判宣孔二有余辜。

十批大错明如火,

柳论高瞻灿若朱。

愿与工农齐步伐,

涤除污浊绘新图。

  读书卅载探龙穴,

云水茫茫未得珠。

知有神方医俗骨,

难排蛊毒困穷隅。

岂甘樗栎悲绳墨,

愿竭驽骀效策驱。

最幸春雷惊大地,

寸心初觉识归途。

  《十批判书》是郭沫若在抗战时期写成的,主要是影射和鞭挞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几十年后的郭沫若当然再没有当年的锐气,只好毫无保留地接受毛泽东的裁决,表示要用毛泽东的“神方”排除自己头脑中的“蛊毒”。
  多亏周恩来挺身相护,郭沫若终于度过了“文革”劫波,但却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1967年4月,郭沫若的小儿子郭民英在音乐学院被人揭发“特殊化”,愤而自杀。

第二年4月,大儿子郭世英又在中国农业大学遭绑架关押,受尽酷刑后含冤去世。

接连失去两个爱子,郭沫若肝肠寸断。

从郭世英惨死的那天起,郭沫若经常伏在案头,用颤抖的手,一笔一划地抄写儿子的日记,把对爱子深深的父爱和内疚,融进那厚厚的手抄本中。
  “文革”中备受摧残的郭沫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就去世了。

“四人帮”刚倒台,郭沫若就写了一首诗,又焕发了《女神》时代狂傲不羁的精神,说“神佛都是假,谁还相信它”;发誓要把所谓的神佛统统打成烂泥巴。

可惜上帝留给他的时间太少了,他那个亲手砸碎天下所有神像的美好愿望,只能停留在书面上。

这大概是他一生中最后的遗憾了。

对郭沫若有着各种评价,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王东成教授2005年10月在“三味书屋”讲到了“郭沫若现象”,认为郭沫若他能在变幻不定的政治环境中,能够及时地快速地也是天才地提供文艺作品为当时当地的政治服务,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王东成举了具有郭沫若特色的三首诗词为证:

在1976年毛泽东9月9日逝世后,“四人帮”就擒,此时全国人民欢欣鼓舞,饮酒祝贺喜讯,以“三个公螃蟹,一个母螃蟹”作为最好的下酒菜,都普遍吟诵郭沫若的《水调歌头·大快人心事》(1976年10月21日首先发表于《解放军报》,11月1日《人民日报》转载):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

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

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

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

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

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

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也就是发表《水调歌头·大快人心事》五个月以前的1976年5月20日,同一个郭沫若写下了另一阕牌名仍为《水调歌头》的《四海〈通知〉遍》:

“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

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

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

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

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在演讲中,王东成还提到了郭沫若的另一首诗。

那是1966年6月5日,文革刚开始不久,江青最初公开亮相之时,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罕有的国际国内作家的一次聚会——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上,郭沫若致闭幕词,题为《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

在向毛泽东表了忠心之后,郭沫若仍感意犹未尽,向在场的江青即席朗诵了新作:

《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当然,我们还记得正是这位文艺界和科技界的领军人物,郭沫若公开表态,应当烧掉他写过的所有的书。

我们也知道,这个烧书、砸文物的历史任务不是由郭沫若完成的,而是郭沫若赞扬的“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江青领导下的文革小组所支持、操纵的红卫兵完成的,经过最高统帅和副统帅亲自检阅的百万红卫兵“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在首都又在全国打砸抢烧杀的伟大得无以复加的大革命中充当了历史上不光彩的“英雄形象”。

上述三首诗词中确实可以看出中国知识分子或中国社会中存在一种特殊的“郭沫若现象”,即政治上需要什么,我就能作出诗词、提供文艺作品或理论阐述,证明当权者的话是绝对真理,至于知识分子的学术道德、人格良心等等都在泛意识形态化的大环境下溶化到虚无世界了。

 “文革”正式开始之前,1966年4月14 日在人大常委会上听了石西民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报告之后,郭沫若立即发言。他说:

我“没有把毛主席的思想学好,没有把自己改造好”,自己“以前所写的东西,应该全部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他说这些话的含义,大家都不理解,包括当时的周恩来。

1967年8月25 日他在给读者徐正中的信中作这样的解释:

“凤凰每经五百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这就是我所说的‘烧掉’的意思。”

以后在接见日本客人时,他也这样回答。

其实,这种解释和答问是不真实的,如他说愿意把书“烧掉”一样是假话,是伪而辩;真正的原因是出于恐惧。

他感到这场“文革”风势一定非常猛烈,像他这样的人,如不彻底否定自己,借以缩小目标,必将在劫难逃。

此后整个“文革”期间,他都像惊弓之鸟,终日惶惶然、东躲西藏,甚至到了不惜伪装而求生存的地步,就证明了这一点。

1966年冬天,他秘密躲进六所,“不告诉机关,不带秘书,不带司机”,住了一个月,待形势缓和方敢回家。

1967年4月,三子民英在部队自杀身亡,明明是冤死,他还是向组织写信,作自我批评,说“我没有教育好子女”。

1968年4月,二子世英被北京农大歹徒绑架关押,他不敢过问,见到周总理也不敢告知,还言不由衷地说:

“我是为了国家好啊”!

儿子后来被打死了还是不敢说一句话,只是默默地抄写爱子留下的日记。

郭沫若在“文革”时期内言论行为的准则是:

有可能遭灾引祸的话一概不说,事一概不做;有可能安全自保的一切话都可说,一切事都可做,因此有的作家送给他一个“风派人物”的绰号,说他“软软腰肢,弯弯膝盖,……朝秦暮楚,门庭常改”;讽刺他“大风起兮云飞扬,风派细腰是弹簧”。

郭沫若向江青阿谀献诗不是郭沫若的错。

中华民族13亿儿女有万千似郭沫若的人才,也有想做江青的人,但是只要我们不再有为江青献诗的生存环境我们就能实现梦想!

树立的目标要正确,实现目标的方法措施更要正确——不然我们就只能永远生活在梦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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