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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流勇进 33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5-10 点击数:222次 字数:

33

 

粉碎“四人帮”后,李银桥和我先后由天津调回北京。

一到北京,我就打听李讷。

我想她,孩子毕竟是我带过的。

她小时候的样子无时无刻不在我眼前活跃,总好像又看到她端着小碗蹲在墙根吃黑豆,在窑洞里帮我打扫卫生,和叶子龙的女儿燕燕、二娃,趁大人照相的机会夹在后面探头探脑,嘻嘻哈哈凑热闹,看到她跟随毛泽东去彭真、叶剑英家,与傅亮、妞妞在房前扭秧歌……她现在怎么样呢?

能想开些吗?

毕竟,江青是她的亲生母亲啊。

不久,我得到消息:

可以去看李讷了。

我立刻和爱人商量:

银桥,我们得去看看李讷,她现在一定难,我们不去看就对不起主席。”

李银桥二话不说,起身就去找领导,由警卫局一位副局长带我们去看了李讷。

当时,李讷住在昌平县医院,平房,房子不好,病房里只有床和硬板凳。

李讷一眼就认出我们来了,很热情,叫我小韩阿姨,叫他银桥叔叔。

我们就在病房走廊的长椅上坐下,简单谈了几句话。

李讷胖了,脸色还好。

我们小心翼翼避开“四人帮”的事,主要问问她身体情况,劝她好好休息,好好养病,含蓄地劝她想开一些。

她只是点头,话不多。

但是我感觉到,她是高兴我们来看望她的。

李讷回北京后,住在太仆寺街,我便常去看望她。

她日子过得难,身体不好,主要是妇科病、胆结石。

独自带一个孩子,家不像家,买了粮食拿不回来,就买个小车推回来,母子俩再把粮抬上楼。

我看到这情景,心里很难受,我想起生活在毛泽东身边时的往事。

我对爱人说:

银桥,主席在世时对咱们那么关心,帮助咱们结婚成家。现在主席不在了,咱要像主席关心咱们那样关心李讷才对。”

他说:

我也是这么想,咱俩该帮助她建起新家庭才对。”

李讷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的。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叫她下去生活在工人农民中间。

她到了江西省进贤县,在中办五七干校劳动。

在那里,她认识了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服务处的一位同志。

对于生活问题,毛泽东向李讷说过:

要在下面选择,找个一般人。”

李讷和这位一般工作人员谈得来,产生了感情。

这件事,毛泽东同意;江青不同意。

李讷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干校与那位同志结婚了。

婚后,就在五七干校劳动生活。

一年后,他们有了一个儿子。

这件婚事江青始终不同意,与李讷闹矛盾。

加上其他多方面原因,李讷与丈夫之间也渐渐生出一些矛盾,感情出现裂痕,后来离了婚。

从此,李讷便独自带着儿子生活。

我不断去看李讷。

开始只是谈她的身体和孩子,次数多了。

便谈到了婚姻问题。我劝道:

还是组成个家庭好,我帮你找个男朋友吧。”

她沉默片刻,轻轻叹口气:

唉,我妈妈是‘四人帮’,坐监狱呢……谁肯找我呀?我赶紧说:

不要那么想。你妈妈是‘四人帮’,你爸爸还是伟大领袖呢。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就是历史!你还是找个人好,小尹还要帮你忙呢。”

我说的小尹叫尹荆山,也曾工作在毛泽东身边。

李讷听说了,很受感动,望着我问:

小尹那么小,还想这事”?

我笑道:

多少年了?小尹可不小了,都四十多岁了,当经理呢!”

劝说过李讷,我看到她并不坚决反对,便开始暗暗物色。

1984年,战友王景清来看望我和银桥,我发现机会来了。

王景清是1940年参加革命,原在中央警卫团当门卫,后调刘少奇那里当警卫队警卫。

他离婚了,独身一人,是离休的师职干部,也想建立一个家庭。

我觉得条件不错,就向他介绍李讷。

他当警卫时常见到李讷,印象很好,他不好意思,不讲什么,但我从他眼神里明白了一切。

我就领他去看望李讷,去过几次,虽然没说到这件事,但两个人的心意已经从神态里表露出来。

不久,他们订婚了,写了结婚申请报告。

李讷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资料图书处工作。

报告上交后,迟迟不批。

李讷对我说了,我就去找处长,处长帮忙催问几次。过了一段时间,报告终于批下来。

1985年冬,李讷同王景清正式结婚。

只在家里摆了一桌酒饭,简单朴素,符合毛泽东生前的习惯。参加婚礼的人不多,只有叶子龙和女儿叶丽亚、离休在家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康一民、还有李银桥和我。

杨尚昆同志得知消息,送来一副被套,一包巧克力糖。

他知道李讷小时候爱吃巧克力。

还写了贺词,把全家人的名字都签上了。

婚后,李讷生活是比较幸福的。

王景清同志身体好,有朝气,兴趣广泛。李讷书法、绘画很好,王景清也能写能画,参加了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书法班,还参加了北京军区离休老干部合唱队。

王景清关心体贴李讷,照顾李讷,采购、做饭一应家务自己全部担起来。

李讷身体不好,常去医院,他便一早去排队挂号,陪李讷看病。

他也帮李讷去监狱看望母亲。

江青见到这位女婿,很满意。

她说:

老王啊,你年轻时一定很漂亮。你50多了还这么精神。你们是谁帮忙介绍的?”

王景清说:

李银桥和韩桂馨。”

江青停了片刻,只说了一句:

银桥和小韩阿姨是好人。”

我仍然常去李讷家里串门。

有一次,李讷留我吃饭,说老王做的凉粉和荞面扒糕。

我很惊讶:

他还会做凉粉扒糕?”

他什么都会做,我和老王在一起生活可享福了。”

李讷眼里流出幸福的光彩:

他什么都会做,我什么都不会做,他比我强多了。”

王景清坚持练书法,曾把自己写的篆书送江青一份。

江青说写得好,并口授,把她的藏书全部留给王景清和李讷。

因为王景清和李讷住房困难,书拿不回来,还在中南海放着。

李伯钊同志逝世后,我与李银桥去八宝山参加告别仪式,遇到王光美同志。

王光美同志看到我们,立刻走过来问:

听说你们给李讷介绍了一个朋友啊?”

李银桥点头,说:

是的。”

王光美说:

你们办了件大好事。看在主席面上,应该帮助。”

我们听后很受感动。

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冤案莫过于刘少奇主席一案,他一家人受到多大迫害啊!

江青对于王光美的妒忌与残酷迫害,尽人皆知。

但是,王光美仍然这样关心江青的女儿。

我的领导王青林局长也曾表扬我:

小韩哪,你办了一件大好事。”

我认为我只是办了我应该办的事。

我应该像毛泽东关心我一样去关心李讷。

 

就在党校学习期间,江青和毛泽东有了频繁接触,她经常以向毛泽东请教问题为由,到毛泽东住的窑洞来作客。

很快地,江青和毛泽东恋爱的消息便在延安不胫而走。

据徐明清回忆,就在那一阶段,组织上又一次找到徐明清,向她了解江青的情况,这回的重点,是江青在上海时各方面的表现。

徐明清根据当时的传闻推测,这大概是为了江青和毛泽东的婚事。

徐明清向组织交谈的内容,与她为江青写过的证明材料大体差不多。

1938年4月,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时,江青从党校调到了鲁艺,在那里担任戏剧教师。

1938年8月,江青又接到了一个重要调令,调她到中央军委办公室当秘书,实际上就是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对于江青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从这以后,她和毛泽东就生活在一起了。

作为中共最高领袖的毛泽东,要和曾是上海滩电影明星的江青结婚,的确引起了中共领导层的不同意见,据传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后,同意了毛泽东的意愿,但对江青也作了限制性规定,如只负责照料毛泽东的生活和健康,不干涉政治和不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等。

毛泽东要结婚,他的同事和部下却对他的夫人作出了限制性的规定?

如此荒唐的事情,中共领导人居然会做?

更会荒唐的是,居然会有人相信。

不是一个人,而是许多的人。

如同相信“共党共妻”一样。(现在的影视剧正在不断地用讲故事的方式向年轻人讲述并证实这并非谣言。)

由于当时处在战争年代,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并没有举行什么比较正式的仪式。

据叶子龙回忆,1938年的一天,贺龙来延安,在与毛泽东谈完工作临出门时,半开玩笑地对毛泽东说:

主席,结婚大喜,也不请我们喝酒?”

毛泽东随即对身边的叶子龙说:

子龙,你办两桌饭,让他们吃一吃。”

叶子龙随即筹办好了酒菜,毛泽东邀请了朱德、周恩来、贺龙、王若飞等人。

席间王若飞喝酒比较多,在饭桌上一个劲儿骂机会主义。

叶子龙当年向笔者讲述这件事时,说毛泽东因结婚事请吃饭共有两次,在贺龙等之后,又请了一次。

而徐明清和丈夫王观澜就在第二次被请之列。

徐明清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是个星期天。

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了延安,有关资料记载那天是1938年的11月20日。

徐明清和王观澜接到了毛泽东的邀请,在去毛泽东住处的路上,他们还见到了一些被炸死的人的尸体。

毛泽东没有在“合作社”摆席,而是在他自己住的凤凰山窑洞里,请了一位大厨师掌勺。

那天,一起被邀请的,还有张闻天、李富春、蔡畅、罗瑞卿等,江青坐在毛泽东身边,殷勤地为客人们敬酒夹菜。

由于时隔久远,当我们向徐明清了解吃饭时一些更具体的细节时,她说她已经想不起来了。

打倒“四人帮”之后,当年在延安江青与毛泽东婚后幸福生活的细节,她是“真”的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

在谈到江青和毛泽东结婚问题时,不少人提到中央政治局有“约法三章”,即对江青限制性规定“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20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等。

因此,这一说法流传很广,迄今不断。那么到底这个说法是真是假呢?

1998年,曾任江青机要秘书的阎长贵回忆,

我曾询问过人们普遍认为对毛泽东了解最多的汪东兴、张耀祠,他们都说没听过这件事。”

同时,他还查询了相关的文字资料。

两部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和出版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毛泽东传(1893—1949)》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之事,都只作了简单记载,根本没有提到“约法三章”。

为此事,阎长贵向《毛泽东传》中有关这部分的作者询问,得到的回答是:

没有“约法三章”的档案;如果有,我们不可能不提到和作出应有的说明。

同时,据《张闻天年谱》上卷记载:

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党内一些同志对他本人生活的意见,规劝他不要和江青结婚,毛泽东见信不悦。”

对这个记载,该书加了个注,说:

当时在延安的一些老党员,听说毛泽东要和江青结婚,议论纷纷,有的还写信给中央。这些意见都汇集到党总书记张闻天那里,张综合了大家意见便写信给毛泽东。据张的妻子刘英回忆说:‘信是让警卫员送去的。毛读后大怒,当场把信扯了。’”

在毛泽东和江青结婚问题上中央的态度和做法,张闻天的夫人刘英了解情况比较多。

如果确有“约法三章”,刘英当时就可能知道;即便当时不知道,在她和张闻天的长期共同生活中,也不可能没议论过这个问题;2002年刘英去世,直到那时她都没谈过什么“约法三章”的问题。

后来,宋任穷在给《叶子龙回忆录》作序时说:

叶子龙“是十分了解毛泽东的人物之一”。他从1935年起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一直到1962年,他们朝夕相处共27年。1938年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时,叶子龙正在毛泽东身边。他们的婚宴,也是叶子龙张罗操办的。

关于毛泽东和江青的婚事,叶子龙说:

“……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多次接待江青,他们于1938年夏天以后就生活在一起了,没有举行什么结婚仪式。当时处于战争环境,结婚一般也不举行婚礼,当事双方写个申请,由领导签字批准就行了。毛泽东与江青生活在一起是中央几位领导研究同意的,由江青照顾毛泽东的日常生活。”

而对于“约法三章”,叶子龙没有谈及。

而从江青担任职务方面来看。

1947年中共中央撤出延安、转战陕北时,留在陕北的江青被任命担任中央直属大队政治协理员,做思想政治工作——职务虽不高,但确实是党内政治职务。

建国后,1951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党组就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向中央报告,其中提到拟调陶鲁笳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政治教育处处长,拟任江青为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

对这个报告,毛泽东作了如下批语:

乔木同志:

此件很好,可照此实行。惟赖若愚调总工会为秘书长,陶鲁笳是否能调出待考虑,江青是否适宜做处长也值得再考虑一下。

毛泽东

十一月十六日

史实证明,江青是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的。

1956年由周恩来提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任命江青为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一(级别为副部级)。

如果在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时中央政治局确有限制江青的“约法三章”,“20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以上关于江青的历次任命不都直接违反这个“约法三章”吗?

究竟是有“约法三章”,还是党的组织屡屡违反?

这个“二律背反”不容回避,二者必居其一。

阎长贵认为,结论只能是根本不存在什么“约法三章”。

通过所有书面文字上所讲,阎长贵再次提出,连总书记张闻天当时都认为,结婚“是私人问题,别人不便干涉”,而以他为首的中央政治局反而要以组织名义做出“干涉”江青和毛泽东结婚的“约法三章”,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而所谓限制江青,同时也就是限制毛泽东,不论从他们结婚时即1938年毛泽东的地位来说,还是从毛泽东倔强的性格来说,当时的中央政治局能够提出和作出人们熟知的所谓“约法三章”吗?

同样也是不可能的。

再说,江青是那种肚里不藏话的人,如果真的有什么“约法三章”,她在“文革”中早就捅出来,并用她掌握的权力整人了,哪里还等到她被打倒后让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议论这个问题?

总之,“约法三章”这桩公案仅仅只是“轶闻”罢了。

就是一连串这样的“轶闻”造成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冤假错案——“四人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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