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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流勇进 32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5-09 点击数:299次 字数:

32

 

江青1914年出生于山东诸城东关一个手工业者家庭,乳名李进,自上小学时,校长看她长得又高又瘦,双腿细长,故给她取了学名“李云鹤”。

她父亲李德文以木匠为业,在县城开了个木匠铺。娶了两个妻子,李云鹤为庶出。

1926年,李云鹤的母亲因不堪丈夫的粗暴打骂,带着12岁的女儿离开了诸城,投奔亲戚,又随亲戚从天津到了济南。

为了长久生计,李云鹤在济南报考了山东省实验话剧院,并学习了话剧和古典音乐等。

在这里,她结识了当时颇具社会声望的剧院院长兼青岛大学教务长的赵太侔。

一年多后,在北平演出受挫的江青不得已返回济南,通过赵太侔的关系,进入青岛大学图书馆当了一名管理员,同时在中文系旁听。

就在这时,青岛大学一个物理系的19岁的学生,深刻影响了江青的一生。

他就是赵太侔的妻弟俞启威。

赵太侔之妻俞珊,是当时中国话剧界的明星 “南国社”成员。

学了一段话剧表演的江青对俞珊很羡慕,经常去看望、请教俞珊。

当时俞家是名门望族,俞启威是俞家老三,人称三少爷,但他却没有什么少爷架子,进入大学后,思想更加倾向进步。

1931年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各地掀起了反对日本侵略、反对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浪潮。

俞启威领导青岛大学的学生参加罢课、去南京国民党政府请愿,成为青岛的领袖人物,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俞启威的行动直接影响了江青,她的思想也渐渐趋向激进,不久也加入了青岛左翼演员同盟——“海鸥剧社”。

此后不久,俞启威便担任了青岛大学中共地下支部的书记,后来又担任了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长。

1933年2月,经俞启威介绍,江青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相关专题钓鱼岛历史上的主权归属1972年美国将中国钓鱼岛行政管辖权与琉球群岛一起交给日本,引发主权问题。

就在这年7月,由于叛徒告密,俞启威被特务逮捕,江青被迫逃往上海。

到上海后不久,江青便向与田汉相熟识的俞珊请求拜见田汉。

著名的剧作家田汉,当时是上海左翼作家联盟、戏剧家联盟的创始人和领导,大名鼎鼎,江青想通过这个关系,投奔到田汉的门下。

在田汉家暂住了些日子,田汉派他的弟弟田沅照顾江青,田沅向哥哥田汉建议,把江青安排到“晨更工学团”去工作。

俞启威,也就是给江青信中落款的“小俞”,后来改名叫黄敬,新中国建立初期,他曾任天津市市长、中共天津市委书记。

李云鹤(江青)有戏剧表演才华,从15岁就显露出来。

1929年夏,15岁的李云鹤考入中国著名戏剧家,现代教育学家赵太侔创办的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学了一年多话剧。

李云鹤表现出众。

后来剧院解散,赵太侔怜惜李云鹤的才华,将其介绍到了青岛大学图书馆做管理员,当时的图书馆馆长是著名文艺评论家,翻译家,中国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人——梁实秋。

对李云鹤的文艺理论有很大帮助。

江青做图书管理员时的月薪是三十块银元。

她有一头乌黑铮亮、厚厚的头发,男式背头发型,梳理得很利落,还不时地用小木梳理几下。

她五官端正,眼睛虽不是双眼皮,但大小适度,并不难看。

脸上的皮肤细润光滑,没有一丝皱纹,只是鼻尖右侧长有一个褐色小痣。

人的一生,有许多事情如过眼烟云,已经忘得无影无踪,唯有那人生的重大转折,突如其来的事变,那令人感到极其惊、喜、哀、乐、爱、憎的人和事,才会永远深刻地烙印在人的脑海里。

对于我来说,给我烙印最深的莫过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给江青当秘书的那一段不寻常经历了。

那段往事,不堪回首,但我怎么想忘也忘不了。

20多年过去了,那个时候的事情,一桩桩,一件件,好似昨天,清清晰晰,历历在目。

我1938年出生在河北省定县(现在的定州市)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由于家景贫寒,新中国成立以后,我才开始上学。

看到年老多病的父母辛辛苦苦,省吃俭用供我读书,十分不容易,我就刻苦用功,每个学期的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年年被评为优等生。

从小学到中学的8年时间里,都被选为班长,在中学时被选为团支部书记。

1957年年底,我积极响应祖国号召应征人伍,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来到了中央警卫团。

在这里,我怀着一颗热爱党中央,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伟大祖国的赤诚之心,努力学习,遵守纪律,服从领导,团结同志,工作积极主动,第一年就荣立了三等功,第二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年10月,被调到连部当了文书。

不久又调到营部担任代理书记(因为还未提为干部)。

服役期刚满,就被提拔为干部。以后历任副排长、营部书记、排长、政治干事、代理指导员等职。

由于我各方面的表现都比较好,几次被政治机关通报表扬。

1967年1月初,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部要从警卫团挑选一两名优秀的年轻干部,到中央办公厅主任值班室工作。

我被他们选中,于1月6日正式调到那里工作。

那里任务繁重,责任重大,但我很快熟悉了情况,适应了新的工作。

同年10月3日上午,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汪东兴同志找我谈话。

当时我想,那么高层次的领导,找我这样一个极普通的基层干部谈什么呢?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于下午3时来到中南海汪东兴同志的办公楼。

汪东兴的高秘书出门迎接我,客客气气地把我引进会客厅,给我倒了一杯茶,叫在此等候。

高秘书大约出去了一分多钟,汪东兴同志来了,他面带笑容地主动和我握手,并和气地问道:

你就是杨银禄同志吧?”

问完他就坐在了沙发上。

我回答后,一动不动地站在一旁。他大概看出我紧张的心情,就指了指旁边的一个沙发说:

请坐,请坐下来说话。”

等我坐定以后,他说:

经过组织上认真调查了解和研究,决定调你到江青同志那里去工作,是给她当机要秘书。江青同志现在的秘书叫阎长贵,是大学毕业生,文化程度较高,会写文章,是一个‘笔杆子’,人很老实,江青同志想把他调到中央文革办事组去工作,发挥他的特长,叫你去替换他。请你今天准备一下,明天就到钓鱼台11号楼去报到,我亲自送你去。你明天上午10点钟到我这里来。”

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当时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

听汪东兴说调我去给她当秘书,我心情非常紧张,忙推脱说:

秘书工作非常重要,特别是给江青同志当秘书,要求就更高了,我的文化程度不高,这个工作我可干不了,不能胜任呀!汪主任,实在对不起,还是请另外物色人选吧。我从心底里感谢组织的信任。”

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对领导分配的工作打折扣,觉得很不好意思。

我也知道这样说领导是不会高兴的,但是,我是对工作负责,对领导负责,也对自己负责。

我还是鼓起最大的勇气,把想说的话说了出来。

汪东兴听了以后,不但没有表示出不高兴,而且耐心地解释说:

银禄同志,你知道吗?你是从很多干部中精心挑选出来的,你的直接领导相信你会干好这项工作,我们也信任你一定会胜任这项工作。调你给江青当秘书的事,我是亲自报告了主席的,主席明确表示:‘调中央警卫团的同志干秘书工作,当江青的秘书,我信得过,我放心。’况且,对你的情况介绍材料和你的照片已送江青看过,她也同意你去。如果你不去的话,我不就为难了吗?”

汪东兴停顿了一下接着说:

你还是去,去了以后,主要任务是收收发发,管理文件,不会让你做文字工作。文字的东西有人搞,你不要发怵。你去试一试,积极工作,认真负责,细致周到,尽快适应那里的情况,适应工作。干好了就干下去,实在不行的话,你再回警卫团。”

汪东兴的话是通情达理的,但是,我还是不敢担任如此重要的工作任务。

对于他的话,我没有点头,但也没有摇头。

他看出我还是没有完全想通,又进一步对我进行开导,他说:

组织上决定叫你做一次你从来没有做过的工作,你心里确实没有底、发怵,我是可以理解的。当你亲自参加了这项工作的实践,对它了解、熟悉了,也就得心应手了,常言道‘熟能生巧’嘛。今天的事就这样决定了,你看怎么样?”

汪东兴对我进行耐心开导以后,我想:

汪主任工作很忙,用了这么长时间做我的思想工作,说服我自觉地服从组织分配,况且,我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干部工作调动的小事,还报告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表示对我信得过,对我放心,这使我感到无尚光荣和自豪!同时,组织上还允诺:干好了就干下去,不行的话再回中央警卫团工作。这都使我不想去这个工作岗位、不想干这个工作的想法有了转变。我想,按照组织原则,应该是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我是个军人,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就这样,我答应了下来。我说:“感谢汪主任对我耐心解释,感谢毛主席和各级组织对我的信任。我去了以后一定好好工作,认真办事,决不辜负组织对我的希望,请领导放心。”

1967年10月4日11时左右,我由汪东兴同志亲送,乘坐他的红旗轿车,来到北京西郊的钓鱼台。

钓鱼台,昔日为帝王游乐休憩的行宫,是北京著名的园林之一,迄今已有800年的历史。它始建于金代,章宗皇帝(公元1190至1208年)在此建造别墅“万柳堂”,成为盛极一时的游览地。

明代,这里也曾是皇帝的别墅。

清代乾隆皇帝在此修建了“望海楼”,并亲笔题诗立匾。

1958年,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典,进行了大规模修建,建成中外闻名的钓鱼台国宾馆,成了我国政治、经济、外交活动的重要场所。

这是一座幽静高雅的园林别墅式建筑群。

园内甬路弯弯,湖面粼粼,树木葱葱,荷叶田田。沿湖十六座别墅中的每一幢楼房,周围都是林木环抱,鸟语花香。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主要是江青,看中了这一环境幽静,风景秀丽,活动空间极大的国宾馆。

文革小组的办事机构设在16号楼,组长陈伯达住在15号楼,顾问康生住在8号楼。

江青先住在6号楼,后又住11号,再往后住10号楼。

张春桥、姚文元合住9号楼。

党的九大以后,产生了新的中央政治局,取消了中央文革小组,它的办事机构也同时被撤销。

从此王洪文就进住了16号楼。

汪东兴的汽车驶入钓鱼台东门,过一个小桥,往南拐走了近200米,再往西拐走了约100米,再往南拐,就到了一座乳白色的两层楼房。

一进楼,汪东兴就小声对我说:

江青同志就在这里休息和办公,她现在正是睡觉的时间。你今后说话的声音要小,走路要轻。江青同志神经衰弱,休息不好,特别怕声音。”

汪东兴径直把我带到一层江青秘书阎长贵的办公室。

阎长贵刚刚起床,被子还没来得及叠,看见我们后揉了揉疲劳的眼睛,对汪东兴说:

汪主任来了。”

汪东兴对阎长贵说:

这就是杨银禄同志,今天我把他带来了,请你首先把这里的情况和注意的问题及需要他做的工作向他好好介绍一下。江青同志起床以后,你把杨银禄同志已经来这里的情况报告给她,有什么事,你再打电话告诉我。从今天起,你们就在一起共事了,你抓紧时间带他,使他尽快熟悉情况,熟悉工作。”

汪东兴说完就走了。

阎长贵当时的年龄是30岁,但看样子像40岁左右。

他个子不算高,背有点驼,面色憔悴,双眼布满了血丝,眼角还有眼屎,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无精打采地挂在鼻梁上。

看样子有很多日子没休息好了,极度疲劳。

汪东兴走了以后,老阎一边打着长长的哈欠,一边用嘶哑的嗓音对我说:

已经知道你的大名了,欢迎你老杨来这里工作。我早就盼你来了,你来了,我很高兴。”

他开玩笑地说:

你挺精神,挺精干的嘛。”

他打量我一下,又说:

你比我年轻得多嘛。”

我问他:

你今年多大了?”

他伸了伸三个手指头:

老了,30岁了。”

你才比我大一岁,咱们基本是同岁。”

我说。

我们俩寒暄了一阵以后,他对我说:

江青同志身体不太好,据说是植物神经紊乱,特别怕声音,还怕见生人,一听到声音,见到生人,就精神紧张,出虚汗,发脾气。咱们在楼里说话、走路、开关门窗等各种动作都要特别轻,千万要注意。你在短时间之内先别见她,尽量躲着她,如果实在躲不开,你也不能跑,一跑就坏了。她不跟你说话,你别跟她主动说话。今天,我不跟你说得太深了,今后你慢慢体会吧。你先在我这里熟悉熟悉情况,和我一起整整文件,等她主动要求见你的时候,我再带你去见她。”

我听了阎秘书的情况介绍和对我交待的注意的问题,觉得这里特别神秘,也使我的心情十分紧张起来。

由于紧张不安,我一天一夜没敢出阎秘书的办公室一步。

在屋里整整憋了24小时的我,第二天上午10时许小心翼翼地走出办公室,来到走廊。

见没有动静,我又来到门庭,仔细观看这里高大的门窗,华丽的吊灯,厚厚的纯毛地毯,平缓弯弓式的楼梯。

对我这个土包子来说,一切都觉得新鲜。

我正在观赏楼内设施的时候,一位女同志轻足慢步地向我走来,小声问道:

你是刚刚来的秘书同志吧?”

我说:

是。”

请你马上就回你的办公室。”

她怕我不理解,笑眯眯地解释说:

江青同志快要起床了。她起床以后,有时看一会儿文件就出来散步,有时不看文件就出来散步。她特别怕见生人,如果你现在被她看见就麻烦了。”

她很客气地问我:

你姓杨吧?欢迎你来这里和我们一起工作。”

我问:“你贵姓?”

她说:

免贵姓旭,做护士工作。”

我不敢在门庭久留。

听了小旭的话.自然就想起了汪东兴和阎长贵的提醒。

阎长贵说“一跑就坏了”,小旭说“看见就麻烦了”,我深深感觉到了这两句话的分量。

他们的话,对我这样一个初来乍到的人,是提醒,是爱护,我非常感谢他们。

一个偌大的门庭,一条又宽又长的走廊,除见到小旭以外,没见到任何一个人,一丁点声音也没有,静得可怕。

我听了小旭提醒以后,就悄悄回到了阎秘书办公室。

人有一种好奇的心理,越觉得可怕和神秘,越想看一个究竟。

到了中午12时左右,我听到电铃声,就站到阎秘书办公室的门口探头观看。

看见有八九个人从各自的寝室迅速而轻捷地走出来,有的拉开窗帘,打开窗子通风换气;有的打扫卫生;有的匆匆跑到室外看风向、测风力、查气温;有的给江青端饭送水。

阎秘书把早已准备好的文件、资料送到二楼江青的办公室。

同志们的工作是那样认真、紧张、小心翼翼和有条不紊。

警卫参谋老申知道我调到11号楼来工作,特意到阎秘书的办公室来看望我,我们两个一见面都高兴得很,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我激动地说:

申参谋,我有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你了,不知道你到哪里去了,没有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你现在可好哇?”

我在神秘莫测的11号楼见到久别又相逢的老领导、老战友,激动得竟然忘记了这里的清规戒律,说话的声音还是和在部队时那样粗声大气的。

申参谋还没来得及回答我的问话,就赶紧捂住我的嘴,严肃而小声地对我说:

你说话的声音可要小点呀,千万可别这样大的声音。今天咱们幸亏在屋里,又关着门,如果在走廊和门庭里,说话声音这样大,你可就倒霉了广他停顿了一下,又问:“阎秘书没有向你介绍过这里需要注意的问题吗?”

申参谋的话,显然是对我的进一步提醒,也是对我的善意的批评。

他怕我不理解,又满面笑容地对我耐心解释:

你刚刚来这里工作,有很多情况和问题你不了解,也不理解。一是你还不懂得这里的规矩;二是你不知道说话高低、动作大小的利害关系;三是你还不习惯在这里工作和生活。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只是提个醒,不要紧张,以后注意锻炼,养成习惯就好了。我现在不能在这儿呆久了,我得去门庭做准备,江青同志很快就要散步了,以后有时间再聊吧”。

一天下来,我听了同志们的情况介绍,提醒我注意的事项,又粗略地观察了这里极其严肃、紧张、神秘的情况和气氛,使我本来紧张的心情就更加紧张起来了。

从这天起,我除了到钓鱼台机关食堂吃饭以外,很少走出自己的办公室,整天整天关在办公室里看文件,选资料,清理登记,收收发发,不敢出门越雷池一步,怕招来灭顶之灾。

在11号楼呆的时间稍稍长了一点以后,我就主动帮助同志们干点服务工作。

10月25日3时左右,我正在大客厅开窗户通风换气,一回头,突然看见江青由一位护士搀扶着从二楼楼梯上很缓慢地往一楼走,走到拐弯处在一把扶手软椅上坐了大约一分钟的时间,继续稳步往下走。

大客厅的门,正好对着楼梯,我实在无法躲开了,就只好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连大气都不敢喘,唯恐江青看见和听见。

我静静地站在那里耐心等待江青走出楼门。

庆幸的是,那时室外没有风,如果有风,风进窗户,再出客厅大门,漏子可就捅大了。

我看见江青只注意脚下的楼梯台阶,没有注意周围的情况。

下楼以后,警卫员把早已准备好的军帽递给她。

她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把小木梳,梳理了一下头发,戴上军帽,两只胳膊伸向后边,警卫员帮助她穿上夹大衣,又递给她一块头巾,她自己包好以后,服务员给她开开大门,就由警卫员陪同散步去了。

由于我的心情特别紧张,连江青的形象都没有看得很清楚。

我到11号楼已经三个多月的时间了,还没有正面见过江青。

阎秘书离开11号楼的第二天下午2时许,江青打铃叫秘书。

阎秘书走了,只有我去见江青了。

我胆战心惊地走进她的办公室。

一进门,我看到她仰坐在沙发上,两脚和小腿搭在一个软脚垫上,在那里懒洋洋地看文件。

她听到我进入她的办公室:

你就是杨银禄同志吧?来了一段时间了吧?”

是,我叫杨银禄,已经来了三个多月了。”

我的心情虽然紧张,但还是以在部队时的习惯,干脆利落地回答了江青的提问。

你是从中央警卫团调到我这里的吧?”

江青又问。

是从警卫团调来的。”

我回答。

这时,她抬起头,睁大眼睛瞪了我几眼,不高兴、不满意地说:

你不能站着跟我说话。你跟我说话的时候,你的头不能高于我的头。我坐着,你就应该蹲下来跟我说话。这点规矩他们没有告诉你?”

我虽然不晓得这点规矩,但是我不能说他们没有告诉我;如果我说了,他们就倒霉了。我说:

江青同志,今后我注意。”

接着我就按照她的规矩蹲在她的右前方,和她相距只有1米左右,等她训话。

江青说:

阎长贵这个人有问题。他是从《红旗》杂志社调来的,和关锋(已经被隔离审查)是一个单位的,我怀疑他和戚本禹(刚刚被隔离审查)是一伙的,是我凭直觉得出来的结论,你可能不信,但是我信,因为我的斗争经验很丰富。阎长贵,看样子很老实,实际上却不然,心眼多得很。”

阎长贵同志就是这样被隔离了。

江青又问:

现在你对工作熟悉了没有?你应该尽快熟悉工作,不能因为你的原因,干扰了我的工作,使党的工作受到损失。我的工作是和党的工作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你的责任不小哇!”

我说:

我会努力地尽快熟悉本职业务。”

我的表态又是那么干脆利落。

江青听了我的表态:

我今天原谅你,因为你刚来,还不了解我的习惯。以后,不允许你那样跟我说话。你说话的声音那样高,速度那样快,像放机关枪似的,使我感到头疼,使得我出汗。如果由于你说话不注意音量和音频,把我搞病了,你的责任可就大了。”

说着,就指了指她的额头,大声说:

你看,你看呀,我都出汗了!”

这时,我有意压低声音说:

请你原谅,我今后一定要注意说话的声音和速度。”

江青问道:

你在说什么?我怎么没听清楚,你说话的声音又太小了。如果我听不清你说的是什么,心情也会紧张,也会着急出汗,你懂吗?”

她没有等我再说什么,就急忙说:

好好好。”

摆手叫我赶快出去。

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再说什么都没有好的结果,只好按照她的指令站起来准备往外走。

但是,由于我蹲的时间太长了,双脚麻木得不能走路,就非常艰难地挪到一旁,想稍稍停一下再走。

这时,江青要出去散步,也站起来往外走。

这就是我初见江青的感受:

害怕,心情紧张,挨了一顿训斥,给了一个下马威,出了几身冷汗。

对于从来没有见过江青,或者说是从来没有近距离、面对面地见过江青的我来说,虽然挨了训斥,心情紧张了一阵又一阵,但还是有收获的。起码对她的长相看清楚了。

她有一头乌黑铮亮、厚厚的头发,男式背头发型,梳理得很利落,还不时地用小木梳理几下。

她五官端正,眼睛虽不是双眼皮,但大小适度,并不难看。

脸上的皮肤细润光滑,没有一丝皱纹,只是鼻尖右侧长有一个褐色小痣。

身材细长(后来听医生说她身高1.66米),54岁的人了,腰不弯,背不驼,身子挺拔,走起路来姿势也比较好看。

她当时穿一身绿色军装,看上去很得体。

总之,江青的面貌体态比较标致,并不像刚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社会上传说的那样丑陋,什么都是假的。

 

在庐山会议召开期间毛泽东经常邀请中央领导同志和家属们游泳,以下是王光美的一段回忆录:

有一天的下午,大概是7月二十几号,毛主席的卫士给我们办公室的刘振德秘书打来电话,说毛主席邀请我到芦林水库游泳。

我有点意外:毛主席怎么突然约我游泳?

又一想,主席可能有别的事,就赶紧找出游泳衣。

临出门前我觉得有点冷,又找了双丝袜穿上。

少奇看我一眼,说:

噢,还穿丝袜!”

芦林水库离毛主席住的“美庐”很近。

庐山会议期间毛主席经常来这里游泳,有时就邀请一些别的同志和他一起游,随便聊一聊。

听说上一天王任重同志就应邀来这里同主席一起游泳。

我到芦林水库的时候,毛主席和一些同志正在游泳。

我和主席打了个招呼,就下去游了。

我问主席:

看我游得怎么样?”

主席说:

你游得及格。”

后来休息的时候,主席又关切地问我:

少奇同志身体怎么样?”

我告诉他:

少奇同志犯了肩周炎,还没有好。最近因为工作繁忙,他感到很疲劳,所以到了这里也没有参加什么活动。”

毛主席听完后,认真地说:

请你转告少奇同志,不要搞得那么紧张嘛!开完会后让他找个地方休息休息。”

少奇同志这一段确实很紧张。

毛主席批了彭总的信以后,少奇显得心情沉重,整天关在办公室里不出来,不是看材料就是想问题,什么娱乐活动也不参加,每天要吃很多安眠药才能入睡。

有一天凌晨,少奇吃了安眠药之后,又看了一会儿文件,站起来上厕所,突然“啪”一声摔倒在地上,而且他自己没有反应,不知道爬起来。

我吃了一惊,赶紧打电话叫工作人员过来。

大家七手八脚把少奇抬到床上。

医生迅速为他号脉,量血压,没发现不正常,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少奇还是迷迷糊糊地睡着。

医生估计他是吃多了安眠药。

下午少奇起床,我告诉他当时的情形,他笑了笑说:

我不知道。”

总之,会议的气氛是越来越紧张了。

林彪7月29日也上了庐山。

他一发言就把调子上得很高,说彭德怀同志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

毛主席又提议,要原来留在北京的一些中央和军队的干部上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通过决议。

从北京新上庐山的干部不少,具体我也记不清了,只知道有薄一波、刘澜涛同志,因为我们家的孩子丁丁、涛涛、平平正好放暑假,就搭他们的飞机也来了庐山。

这期间毛主席又几次约我去游泳。

有一天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同志来电话通知我去游泳,正好我去看含鄱口了,不在住地,徐业夫同志还坐了汽车来找我。

后来江青也上了庐山。

她是从广州过来的,还带了几个帮助她摄影的摄影师。

她上山后,整天忙着选景拍照。

有一天,毛主席通知我和孩子们去芦林水库游泳。

我们到了那里,见到江青,还有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同志的夫人水静、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同志的夫人余叔也来了。

大家说说笑笑,江青还为我们照了张合影。

不一会儿,不知什么人打来电话,告诉江青说天上的云彩过来了,请她快去摄影。

原来她已经在庐山仙人洞选好了景,派人在那里等着,云彩一来就去照。

江青立即撂下我们走了。于是我们就下水库游泳。毛主席也游了。

游完泳上来已经是晌午,主席留我们吃饭。

饭摆好了,江青还没有回来,催了两次,仍不见踪影。

大家说:

请毛主席先用餐,好早点休息,我们等江青同志来了再吃。”

毛主席说:

咱们一起吃吧!”

大家刚坐好,江青回来了。

她一见这场面很不好意思,详作生气地说:

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

主席哈哈一笑,不好说什么。

我没想到,江青当着这么多人还有孩子们的面,说出这样的话,很是意外,只好装没听见,忙给她让座,问她摄影的情形,才使她平静下来。

江青在主席面前当着我这个外人如此“口没遮拦”,可见都是主席平日“娇纵”惯了的。

后来,毛主席为江青那天拍的庐山仙人洞照片题了“暮色苍茫看劲松”的诗。

庐山会议中间发生180度的转变,实在很遗憾。

为什么会这样?

我认为有很多因素。

彭总的有些话确实说得不够妥当,例如说当年在延安召开的华北会议骂了他40天的娘,中国的严重问题也许要苏联红军帮助解决。

正好这时驻苏大使馆发来情报,汇集了苏联领导人指责我们党的材料,所用的语言同彭总的说法相像。

苏联大使尤金还在北京对留守中央的陈毅同志说:

现在你可以搞政变了。

庐山会议前苏联政府又正式通知中国,停止供应我们制造原子弹的设备。

联想到彭总在会前率军事代表团出访东欧几个国家,受到隆重欢迎等等情况,就认为他有国际背景,是“为民请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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