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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流勇进 23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4-30 点击数:167次 字数:

23

 

“我是一个小小老百姓。”

陈伯达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据当年跟随过陈伯达的警卫回忆说:

不久,我又得到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的正式通知,将原来由警卫局警卫一处负责的陈伯达、康生、江青的随车警卫工作接过去。

他解释说这样安排一是警卫一处的任务太多、太重,顾不过来,警卫二处分担一些;二是这些人都住在宾馆,而此处的警卫业务一直由警卫二处管,顺理成章。

  当时,陈伯达、康生已经从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转为政治局委员,但江青则连中共中央委员都不是,她还不够专门警卫资格。

但是随着中央文革小组地位的迅速上升,江青实际地位超然于陈、康之上,她的安全保卫规格也提升了。

而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仍没有专门配警卫的资格。

  我们刚刚进入钓鱼台时,把办公的地点,设在了中央文革小组办公的16号楼西边不远处的17号楼。

每当中央文革小组开碰头会,我们就在16号楼布防。

我们只管会场内和楼附近的警卫,整个钓鱼台国宾馆的外围警卫,包括门卫,都由中央警卫团的三大队负责,是从原来警卫师部队手里接过来的。

  在文化大革命波澜初起那两年,是中央文革小组最为繁忙、也最为风光显赫的时候。

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们,白天能呆在钓鱼台国宾馆里的时间很少,总是这里一个会议,那里一个群众接见,往返奔波。

  进入钓鱼台后,接手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随车警卫的警卫二处人员,除了当中央文革小组开碰头会时,布哨值班外,更多的是跟着这些文革领袖们,乘车四处奔波,开会、接见。

  对这些随车警卫的对象,我感觉陈伯达是很有特色的一位。

他当时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政治局常委,在陶铸被拱倒以后,他上升为中共党内的第四号人物,给他配随卫是理所当然的事。

但不知是何原因,陈伯达对给他派随卫十分反感,曾多次向我们提出不要派警卫车跟随。

  陈伯达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搬出中南海的,他的新家安在了新建胡同。

但他本人因为忙于中央文革小组的事务,经常住在钓鱼台的15号楼。

就在1966年、1967年的那些日子,陈伯达经常于半夜三更突然跑到北京的一些学校,或到一些文化单位去,看大字报或观察运动的情况。

他还有个习惯,隔一段时间,就要到北京的郊区去散步。

  每当这种时候,他事先从不通知警卫部门派车跟随,也许是因为他认为这纯粹是个人行为,不是公务,不应该劳动警卫人员吧。

但是一旦出现首长外出了,却没有卫士跟随的情况,对警卫部门来说这就属于重要失误。

所以我们不敢稍有松懈,特别是在了解到陈伯达这一毛病后,更注意观察,一见陈伯达的车子动了,警卫随车马上就得跟上。

  而只要陈伯达发现有警卫随车,他就会停下车,跑来对跟随的警卫人员说:

我是个小小老百姓,你们没有必要这样搞。

弄得负责陈伯达随车警卫任务的人员感到十分头痛。

  我对此也觉得很不好办,职责在身,不随卫一旦出了什么意外,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

可每当履行职责时陈伯达一番责备抱怨,也真不是滋味。

没办法,我只好一次次把这一情况,向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领导汇报,询问对策。

不久,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给我来电话,说关于陈伯达的随车警卫问题,他已报告了汪东兴同志。

汪东兴说还是要跟,但方法上可以多加注意。

如果陈伯达再表示反对,可以跟他说这是公安部,是汪东兴同志决定的,我们是具体执行者。现在阶级斗争很尖锐,很复杂,我们要对你的安全负责,这也是对党和人民负责,如果陈伯达让你们上他的车,可以上一个人,其他人跟在后面远一点。

   

    有人说陈伯达是个怪怪的人,可以归纳为以下八个特点。

一、头顶不见天日。

无论冬天夏天,黑天白天,室内室外,他总是戴一顶帽子。

二、不问别人姓名。

他到首钢多次,军管会的几位领导人迎送陪同,向他汇报,听他讲话。

但他始终不知道这些面孔熟识的人姓甚名谁。

三、喜欢平房。

当时首钢厂东门办公厅的院子里,只有一座砖砌的拐角平房和几排油毡盖顶的工棚式的房子,简陋至极。

陈伯达看了大加赞赏,说是“艰苦朴素,脚踏实地”。

他到石家庄,看到当时的河北省革委会在裕华东路原石家庄地区党校的一座楼里办公,随口提出批评:

“不要高高在上嘛!”

他走后,李雪峰便下令将省革委会搬到桥西的一处平房里安置。

四、不坐沙发。

因为他经常光顾,以表示礼遇,首钢在办公厅一间大房子里,周围摆一圈沙发,中间铺上地毯。

他来了,对沙发不屑一顾,将屁股落在地毯上,盘膝而坐,侃侃而谈。

其他人只得一齐席地而坐。

五、说话难懂。

他那一口福建话,听起来实在费劲。

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

“急国急国(这个这个),痛不痛(懂不懂)?”

谢富治懂得他的话,与他同来的时候,总是替他当翻译

他对谢富治表示感谢,连连拱手道:

“你是不杀(菩萨),你是不杀!”

六、不准记录。

他讲话时,发现别人记录,便立即制止:

“为什么记下我的话,是不是想抓辫子把我打倒?不要记!不要记!”

所以,在他正面和两侧听他发表“高论”的人,只能洗耳恭听。

但在他背后还是特地安排了一个能听懂他说话的人做记录。

因为他的身份是中央常委、文革组长,他说的话是要向下传达贯彻的,不记怎么行?

 七、自由行动。

做到中央常委,出行都有警卫随同,需要由秘书事先向中央警卫局打招呼。

我们在首钢,每每见到陈伯达坐一辆挂着“午”字牌(空军车牌)的轿车,由一名女护士陪同,悄然而至。

约十几分钟后,才有一车警卫匆匆赶到,下车后急忙实施警戒。

我问战士:

“你们为什么不和首长一起来?”

战士答:

“咳,他出来不先打招呼。”

八、周末深夜,突然来临。

一个星期六晚上,11时左右,几个人在会议室下象棋,二人对阵,余者旁观。

身后忽然有人说话:

“跳马,跳马!”

回头一看,啊唷,竟是陈伯达。大家连忙推开棋盘,张罗接待。

陈伯达说:

“不慌,接着下。”

怎能不慌呢?

因为是星期六,头头们都回家了,于是打电话通知,派车接人,搞得手忙脚乱。

后来掌握了一条规律:

陈伯达单独到来,多在周末的半夜,而且说来就来,事先不给通知。

为此,每逢周末,都要做好准备,头头们也要轮换留宿值班,以防突然袭击。

 

陈伯达虽然已经刑满,但是,他家隔壁便住着公安人员。

因为陈伯达毕竟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他曾是中国的第四号人物,即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所以必须保证他的安全和不受外界的干扰。

正因为这样,尽管北京有那么多的记者和作家,却没有一个人能够走进他的家门。

陈伯达在19881017刑满——他是在19701018被拘押,他的十八年有期刑期便从那一天算起。

刑满那天,公安部在北京一家医院里为陈伯达举行了刑满仪式。

当时,陈伯达因急性前列腺肥大症而住院。

陈伯达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他本来就很少接受记者采访,尤其是在他经过多年监禁,巴不得有一个安静的晚年。

陈伯达有着双重身份:他是历史的罪人,又是历史的当事人。

陈伯达说已经刑满,住在北京一幢僻远的楼房顶层。

那一层一共两家,另一家住的便是公安人员。

他跟儿子、儿媳、孙子生活在一起。

陈伯达曾经有过三次婚姻,生三子一女。

当陈伯达获准保外就医时,虽然他的前后三位妻子诸有仁、余文菲、刘叔晏都健在,诸有仁在浙江新安江,余文菲在河北石家庄,刘叔晏在山东济南(1982年回到北京),却又都无法与他再一起生活。

按照中央有关文件规定,可以安排陈伯达的一个子女照料他的晚年生活。

在陈伯达的子女之中,小儿子陈小弟在陈伯达倒台时才八、九岁,被无端关了三年,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

陈小弟,他是一个道地的书生。

消瘦,理平头,一身深蓝色的中山装,看上去如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大学生。

陈小弟生活自理能力很差,屋里乱糟糟。

由小弟照料陈伯达,显然不是太合适。

陈伯达惟一的女儿陈岭梅,在陈伯达倒台后,根据当时有关部门的规定,离开北方,转业到南京工作。

虽然她对陈伯达一直非常怀念,但是,由于离北京较远,联系不便。
  公安部门考虑到陈晓农与陈伯达的关系较融洽,而且住在离北京很近的石家庄,决定请陈晓农来照料他。
  陈伯达住处相当宽敞。

毛泽东在陈伯达被打倒之际,曾说过在生活上不要苛待他。

所以陈伯达即使在秦城监狱,也生活得不错。

出狱之后,生活待遇仍然不错。

他家有客厅、书房、他的卧室、儿子和儿媳的卧室、灶间、卫生间。
  已经步入不惑之年的陈伯达之子陈晓农,为人随和、诚挚。妻子小张贤惠、朴实。他们精心地照料陈伯达。
  陈伯达的卧室大约十多平方米,整洁而简朴:

一张一米多宽的单人硬板床,铺着蓝白方格床单,一个硕大的鸭绒枕头。

床边是一个床头柜,两个玻璃书橱,窗边放着一个五斗柜。地上铺着地毯。
   寒天,抽水马桶的座圈上,套上了一个用毛线编织成的套子,不言而喻,这是考虑到陈伯达上了年纪,格外怕冷;陈伯达的枕头,特别大,又特别软,显然,这是为了让老人安枕无忧。

这两个小小的细节,反映出儿子和儿媳对于陈伯达的无微不至的照料。
  屋里的“常客”是他那七岁、上小学二年级的孙子。

小孙子给他带来了欢乐和安慰。  

每天晚间的电视新闻节目,他是必看的。

倘若电视台播京剧或者古装故事片,他喜欢看。

一般性现代剧目他不大看,但是,他喜欢看根据名著改编的电视剧。

那些年轻人谈恋爱之类的电视片,他不看。
  他最大的兴趣是看书读报。

他看《人民日报》,看《参考消息》,看《北京晚报》,很注意国内外的形势。

也很仔细读那些与“文化大革命”有关的文章。

他的邻居很好,倘若陈家无人下楼取报,邻居就把报带上来,插在他家门把手上。

他不断地要他儿子给他买书。
  陈伯达曾是“万卷户”。

他的个人藏书,远远超过万册。

他过去居住的四合院,用几个房间堆放藏书。

那时陈伯达的大部分工资和稿费收入,用于买书。

陈伯达过去有稿费收入。

1958年起,陈伯达自己提出不再领取稿费,以支援国家建设,从此,他就没有再领过稿费。

陈伯达保外就医之后,每月领生活费一百元。

据笔者对吴法宪、李作鹏等情况的了解,他们当时与陈伯达一样,也是每月领生活费一百元。

陈伯达每月一百元的生活费,其中三分之一用于购书。

这三十多元购书费对于陈伯达来说,当然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除了自己购书外,他不得不托老朋友向有关部门借来一部分书。
  从19832月起,陈伯达的生活费增加到每月二百元。

这时,陈伯达购书的费用才稍稍宽裕一些。

吴法宪、李作鹏等,当时的生活费,也增加到每月二百元。

陈伯达很想有关部门能够发还他的众多藏书。

但是,有关部门迟迟未能发还。

正因为这样,我发觉,在陈伯达的书橱里放着的书,很多是这几年出版的新书。
  他的阅读兴趣广泛,偏重于读那些学术性强的著作。

他的书橱里的书:

《资本论》精装本、《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鲁迅杂文选》、《毛泽东选集》、曹聚仁著《我与我的世界》、《谭嗣同文选注》、《〈红楼梦〉诗词注释》、《史记》……一本打开那里、看了一半的书是《圣经故事》。
  陈晓农告诉笔者,父亲陈伯达在晚年喜欢文学名著,曾要他特地去买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的作品。
  陈伯达当时已经84岁。

他即使在家中,也一年到头戴着藏青呢干部帽子,尽管他并非秃子。

他的衣服也总是比我多穿一倍,穿着铁灰色中山装,蓝色鸭绒裤。

他的眉角的眉毛很长,视力、听力都还不错。

他所说的情况,是任何有关的档案或文章中所没有过的,是很重要的回忆。

由此,他说起他的哥哥,说起父母,说起家世,说起故乡福建惠安,说起自己的童年……这些,也都是档案上语焉不详的。
  他精神不错。

有时,一口气与人谈四小时也不觉疲倦。

在他去世前几天,正值中秋节。

那天,陈伯达特别高兴,留下了一张他大笑的照片。
  七天之后——198992085岁的陈伯达在吃中饭时突然心肌梗塞死去。
   
凭心而论,陈伯达出狱后的晚年生活应该算得上是幸福美满的。

 

倚仗毛泽东的信任,陈伯达很快进入中央层,尽管他的职务并不很高,但他所处岗位的重要性却不容忽视。

陈伯达以后能够飞黄腾达,起点便是毛泽东秘书这一职务。

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陈伯达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按得票多少排列,陈伯达在候补中央委员中名列第三。

1949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被递补为中共中央委员。

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任命中共中央主席秘书:

即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江青

陈伯达为首席秘书。

五大秘书各有分工:

陈伯达、胡乔木为政治秘书,

叶子龙为机要秘书,

田家英为日常秘书,

江青为生活秘书。

在不久召开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陈伯达又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论年纪,陈伯达年过天命,毛泽东跟中央其他领导往往用老夫子戏称他,由此可见陈伯达当时在中央的声望。

时间到了19668月。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跃而成为中共第五号人物。

几个月后,陶铸被打倒,陈伯达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仅次于周恩来的中共第四号人物。

陈伯达成为毛泽东手下的一支笔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也曾做过一些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也曾做过一些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

此乃中共官方对陈伯达的“盖棺定论”。

百年之后的陈伯达倘若泉下有知,亦当含笑九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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