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xml:namespace>
王光美在清华大学挨学生批斗二天过后,
同志们,我们好久不见面了,原来在武汉事件(20号)那时候就想和同志们见面,听一听你们的意见。
但是,后来就拖下来了,又拖到现在。
不管怎么说,我们是有缺点的,我们的缺点是,应当跟你们早一些交换意见。
比如,走人的问题,预先有觉察,如果早讲一下,你们可能听我们的,当然,也不一定罗。
比如清华,走了五、六千,我们有责任,不能把责任推到你们身上。
当然,我们要有观察的时间,如早提醒一下,你们可能清醒一下。
形势逼人,有时工作被动,比如今天晚上的会,原计划八点钟,现在十点了,才开。
伯达同志讲话是准备了的,我没有准备,谈出来,和你们交换形势,错了可以批评。
谈形势,我觉得须有个比较,如果不比较,老谈形势大好,你们也看不出,不信。
如果拿去年这时候来比,也就是历史地、全面地看问题,是不是大好形势?
你们会说,去年没有武斗,今年有武。
比如对于武汉问题,伯达同志说了,已经解决头问题了,你们还说,问题还大的很呢!
已经解决,就是说基本解决,还要作大量的工作。
去年这时,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虽然是一小撮,但是有权,很强硬,他们还可以调动。
而现在,他们是瘫痪了,你们同意不同意?(同意!)现在还有一小撮人背后操纵武斗,搞有组织的、有训练的专门杀害革命派的武斗,他们是强呢?
还是弱呢?
是弱了。
武斗总是少数人。
党中央、毛主席一再号召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他们挑起武斗是弱的表现。
当然,我们有些地方有损失。
有的小将被他们杀害了,可是同志想一想,这是一场大革命,难道能没有牺牲?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不死伤几个人?
当然,我不是说,死人就是好。敌人是要反扑的,他们还要较量的,两个阶级的较量,反复较量。有些同志觉得一年过去了,没完没了的,这是急不得的。
总之,一小撮人没办法调动我们的正规军,军队有命令,不准开枪。
他们就只好在幕后组织一些人搞武斗。
这个武斗很残酷罗。我看了这方面的材料,我想了很久,很难过。
他们操纵的一些人也不是真心要搞武斗的,有个人写了一封信,说他现在已经杀了四个阶级兄弟,现在不愿再干下去了,跑出来了,他要投案。我们相信这是真的。
他们还有一个办法是调动农民进城搞武斗,农民进城总是要吃喝的,这是有限度的。
今年一月,他们有一种手段叫做经济主义。
目前,有一些地方还有这个东西。
所以说形势好,就是过去他们是强有力的,掌握政权,现在是瘫痪,过去是群众不知道,受蒙蔽,现在群众有些知道了。
比如江西连塘,有些小将突围出来,向南昌中途遇到了全村武装敌人的埋伏,这小将受伤清醒之后,是在一个老乡家里。
他被毒打后,要活埋他,农民不舍得活埋,就送到老大娘家里去。
老大娘硬是设法把他送到城里去。这样一个事情说明了群众是不明白,受蒙蔽的。
就是说要进行宣传工作,要进行强大的政治攻势,敌人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如果说贫下中农一定要搞武斗,对小将不爱护,那是不正确的。
他们一旦觉醒了,就会帮助他们。
所以要作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
要宣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宣传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对中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意义,对世界革命的意义。
使那一小撮人变成过街耗子,人人喊打,他的武斗就不行了。
现在比起去年来是大好形势,要使形势更好,就靠大家工作得更好。
你们对形势的估计是有矛盾的,一方面说武汉的形势不好了,又说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京。
南方是武斗,难道要北京搞大武斗吗?
北京的工作有很大成绩的,有先进的地方,又有落后的地方。
应当如伯达同志所说,要作具体分析,一股劲地说北京落后,那就错了。
比如,在最近,在天安门广场开了两次百万人大会,这两次会对全国有影响,这能说北京落后吗?
我很希望你们不要把你们的观点强加于人,我也不把我们的观点强加给你们,我的话你们可以不听,可以睡觉。
当然,有个好的方面,对全国革命特别关心,这个想法不应排除。
革命的大联后问题,我还是想强调,你们是搞革命的大联合呢?
还是搞分裂好呢?
分裂是正常的现象,但是为了搞革命,为了战胜敌人,要在大的革命前提下面,要一致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共同斗争,有什么小团体主义、个人的私心杂念不能排除呢?
在座的革命小将很多都经过了一年多的斗争经历了,难道这个问题不能逐渐解决吗?
而是讲起来津津有味,令我惊奇的是,揪刘火线,开始比较统一,后来不知怎么搞的,就打架,我就想不通既然是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为什么不能联合呢?
你们没有小团体主义?
没有风头主义?
你们的请帖,去年你们给我们的请帖是手写的,是在一张小纸上写的,现在越来越高级,请帖好得很哪!
你们在火线上不联合,遇到真正的敌人怎么办?
还打内战?
个别单位搞自己的展览。
最近我很难过,我看到你们把我吹得太厉害了,就要跌倒了。
在这儿(指长安街上)有一幅画,把我也画上了,我看了以后很不安,很难过。
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做了一些事是应当的,况且有时还作错了呢。
最近好了,把画盖上了,我就舒服了。
现在我感到有些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有些造反派单位也搞起来了,照了象挂起来,还拍电影,还演起戏来了,有没有?
这是一种腐蚀,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要增加一点免疫力,抵抗力。
头脑中老想我在那儿出个名,考虑自己,而不是为了革命,团结广大人民,不是考虑大联合,这能不能革命,能不能战胜敌人呢?
所以要强调大联合,不要革别人的命很舒服,革自己的命就难了。
不搞大联合就不能形成大批判的新高潮。
革命的大联合很必要,革命的三结合,而且组成领导班子,才能领导本单位的斗批改主席根据上海的经验。
也许有些同志说,这是老生常谈,我们比你懂得多呢!
可是我觉得有必要再说一下。
大批判要在全国范围内搞,要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批倒批透。
要在全国每一方面进行,就要同本单位的结合起来。
你们就是要坐下来,不要忙忙碌碌地往外跑。
大批判和本单位斗批改的问题,这是百年大计,这是你们的事情,我们不能包办代替,不能代替你们斗,不能替你们批,不能替你们改。
如果把革命的对象确定下来了,就能去团结更多的人。
还有利用敌人的矛盾,搞好本单位的大批判和斗批改,走出一条路来。
你们就喜欢往外跑,坐不下来。外边也有造反派么!
我听说北大有一两千人在外头,全国各省都有,搞情报,手伸得太长了,你们撤回来了吗,北大?
搞武斗总是有人操纵的,你们想一想,要是我搞武斗谁给我柳条帽,我也找不到长矛,你们有没有呀?
南京有几万人武斗,最近的形势有改变。
北京要带头反对武斗,中央所在地,毛主席所在地么!
要带头反对武斗。(谢:不要带头武斗)但是有些地方,有少数坏人在操纵,例如武汉、河南、南昌,当权派组织一伙人,叫做武工队、红武军,多了,专打要害地方,武器高级得很,比抗日战争还高级,矛头是钢的,很厉害。
使广大群众识破是一小撮人破坏我们,使他们孤立起来,就是要提高人们的认识。
在有的地方,一个条件群众受蒙蔽,第二个条件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有力量,革命派处于劣势,赤手空拳。
有的地方,我看见了心里很难受的,小孩也被捅了。
象河南二七公社,提出文攻武卫,对不对呢?
我觉得是对的。而你们是不是象河南二七公社呢?
有的还提武攻文卫,这不是碰鬼了吗?
文的怎么卫呢?
听说,有的地方,两派都在准备砖头,准备武斗,还说是我允许的。
这是歪曲。我说的不仅指河南,也是指武汉,武汉廿日凌晨,扣押了谢富治、王力同志,在那种情况下,我要支持革命派,那里革命派自己又没武器,对立面拿着武器,背后又有人指使,在那种情况下还不该革命小将自卫呀!
可是你们,有的地方还修工事,我觉得儿戏了,要冷静,头脑冷静很重要,不冷静容易犯错误,要冷静、勇敢、谨慎。
“五·一六”组织,我不重复了,总而言之是不容许的。
同志们不要上当。
在大革命中难免一些人混水摸鱼,要提高警惕。
有的人想从两方面,“左”的或右的来动摇中央。
这个中央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尽管工作中可能有些缺点,我们也力求改正。
象“五·一六”这样的组织是不容许的,是一种破坏行为。
还有一种被广泛流传的传单,署名就很怪,藏龙、藏貉、伏虎。
有什么十条的,十二条的,想尽一切办法来对付无产阶级革命派,传单的标题是“请看革造总部的绝密策略”(假工代会搞的?)。
他们七月末八月初在北海公园、景山公园、王府大街公开张贴,很象是特务干的,(谢副总理插话:与“五·一六”有联系)可能与“五·一六”有联系。
这是一种破坏行为,要向群众讲清楚。
有些地方把我们小组分为多少个派,这是不对的。
在一些地方看法不同,这是常事,你们也一样。
但是,我们是团结在毛主席周围。有人说我与伯达同志,还有戚本禹同志是一派,关锋同志与康老是一派,根据什么呢?!
对于聂元梓同志,我没有什么私交,过去不知道这个人,去年写了大字报后,才知道这个同志。
对于她的对的,我们全组都支持的,拍掌。
她的错误,我们是不支持的,对于在座的同志也是这样的,对的就支持,错的向你们提出意见,交换意见,你们也可以驳,但是不允许闹分裂。
人大三红的分析我觉得有些道理,我也怀疑有一只黑手,不知我讲的有没有道理。
这只黑手不仅伸到群众当中,伸到革命小将身边,还想在我们身上打主意:肯定要失败!
对于革命小将,他也是要失败的。
因为革命小将也在提高嘛!
要满怀信心,主席在搞斗争时,想到,充分想到困难的一面,但是,总是满怀信心地领导中国的革命。
这一点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如果不对形势作正确的分析,把自己放到恰当的位置上,那就会出问题。
我们应当配合主席的思想。
你们不仅是闯将,而且应当是有勇有谋,智勇双全,无产阶级革命派不要提起脚就走。
现在北航你们还搞斗批改吗?
总是要有点试验嘛!失败了再改,这不妨碍我们搞大批判,这个工作很艰苦。
今天话讲长了,你们也听腻了,结束吧。
江青的话不长,却语重心长。
江青的话就算放在今天人们也听不腻。
江青明明说了:
“不要武斗、不要武斗、不要武斗!!”
文革开始后,整整喊了一年。
可有人就是不听。
不但不听,还别有用心地将文革中所发生的一切“过激行为”,统统算在江青的账上。
这种人天生仇视毛泽东、痛恨江青,也就罢了。
可还有些人人云亦云,莫明其妙地痛恨江青、稀里糊涂地咒骂“四人帮”。
这种人不是碰见过鬼,也是被鬼摸了脑壳的。
小说封面

作者:Kyle红都女皇
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之际,香港星克尔出版社推出美国女学者维特克的《江青同志》中译本,封面上印著比书名更突出的四个大字「红都女皇」,以吸引读者眼球?又或是别有用心?
文革中「红都女皇」事件的缘起是,毛泽东夫人江青邀请维特克访华听取口述自传,引爆政治地震。政敌指江青与「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之嫌」的维特克合作《红都女皇》,该书在西方出版,「洩露了党和国家大量机密」。
毛泽东得到举报,怒批江青「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消息传出,圈内圈外极为震动。不料毛泽东的震怒只是出于无奈,高高举起却轻轻放下。
对史学者而言,《江青同志》一书中一些独家披露极为重要,书中许多历史内幕为境内外四十年浩如烟海的文革专著所未见。譬如,维特克一九七二年由北京前往广州乘坐的专机,设施美轮美奂,服务周到细腻。也被人为地放大了。以今天的标准看,怎么看怎么也比不上某些地方官员待客之标准。所谓令人瞠目结舌的超级豪华生活,其实远赶不上今日某些村官的奢华。
再譬如,江青设宴招待维特克,作陪的姚文元曾亲自用筷子夹著鸭舌,强迫式送到美貌女客的口中。无论西方人或中国人都难以接受这种肉麻,因为情侣私底下才会有如此亲暱。书中多处负面描述宽肩如牛的理论家姚文元的粗俗,显示作者内心的郁抑不快。同时也从历史的角度真实地揭露了江青对姚文元其实并无好感。所谓的《四人帮》原本就是莫须有的罪名,成了文革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书中对文革的错误描绘也不少,有些尽管冠以「据江青介绍」,但真实性十分牵强。譬如,文革中曾有十个甘肃人强行闯入毛泽东办公的怀仁堂……一个中央委员无礼地给主席拍电报,为转移领袖对北京危机的注意力。这一闻所未闻的秘辛,即便真有其事,作者也该讲明时间、地点及主使者,而含混表述只能证明作者对文革无法作出起码的判断。维特克的学术功力可见一斑,显然在史景迁、麦克法夸尔、索尔兹伯里和黎安友等中国问题专家之下。
江青在「红都女皇」事件中看似毛发无损,但这一事件却为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逮捕四人帮奠定坚实的「合法性」。当局藉此给江青等人定罪: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又是不折不扣的卖国贼,「红都女皇」事件就是证据。
其实,江青与维特克的对谈始终都有工作人员在场,整理录音文字稿也由中方承担。就算江青自吹自擂时说了不该说的内容,也早已经过严格的、多层级的过滤,根本不存在「洩密」。尤其重要的是,维特克把书写成并出版,已是江青入狱後的一九七七年。江青由身败名裂到身陷囹圄,一份未出笼的访谈录竟成她垮台多米诺骨牌中最关键的一环。
维特克在书中还写到,在访谈过程中,江青一再阻止她作笔记,但她担心录音文字稿被做手脚,事实证明她的直觉不是多馀,所以在离开中国时,她又为海关可能扣留笔记而忧心如焚。中方猜出维特克的心思,於是大方地派专人护送她出境,她则发现前往香港的车厢内,不多的「同行旅客」全都似曾相识地眼熟。就是在作者下榻的香港酒店,也有人在监视作者,只是从不交集目光。但无可理喻的是,维特克其後受到集体性的熟视无睹:近四十年来,无论中国大陆还是台湾香港,都无《江青同志》的中译本,学界也浑然遗忘。倒是“红都女皇”四个字被抄得沸沸扬扬,面目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