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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流勇进 19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4-26 点击数:225次 字数:

19

 

三、断裂点

改革进行10年后,到了1980年代末,中国经济已经从实质上得到了改变。

很自然,这些改变的规模和速度,并非对社会或文化毫无影响。

在乡村,收入增长在1984年后就平缓下来,但农民生活条件已经有了重大改善,相对来说,这是一个满足于现状的阶级。知识分子,历史上是社会秩序的另一关键,也从改革进程中获得了很多好处。

但他们对政权的态度要更为模棱两可。

大学重新开办了,研究机构扩展了,新的就业机会创造出来了。

下乡知青重新返回城市生活,往昔镇压的受害者被释放了。

言论自由远比在毛泽东治下要宽松得多,对外国思想和文学的接触基本上没有受到阻碍,由此产生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化热

在令人兴奋的追求解放的气氛中,民族的未来是辩论的题目,而压倒性的共识是进一步的改革。

这并不是知识分子与政府的一个争议点,政府的官方目标也是要深化改革进程。

对许多知识分子来说,双方是在同一个方向上努力,经常相互谘询并交换意见,尤其是在赵紫阳和他的工作班子周围。

但是一些紧张关系也随着这第一个10年而加深。

党拥有从经济成功中获得的权威,也同样享有将社会从文化大革命中拯救出来的正当性。

但是这种解救并没有提供任何替代性的政治秩序。

在这方面,那些自己曾在大动荡里受到创伤的元老们,除了必须防止陷入任何动乱的警告之外,没有给出任何说法。

早在改革时代刚刚开始的1978年,要求民主的声音就曾被迅速压制,被视为是对稳定的威胁。

在那个时候,这些声音相对来说还是孤立现象。

但是,随着经济改革的进展,愈来愈强调引进市场关系,却并没有相应提出完整的理论——例如,官方并未解释乡镇企业的重要性。

其结果是一种意识型态上的暧昧状态,自由派思想很自然地随之传播开来。

显然,如果经济自由的市场原则如今已是主导,那为甚么政治自由的法律原则——其中一些还堂而皇之地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不能与之相随,正如西方那些普遍接受的学说所坚信的那样?

从历史上说,无论自由主义在五四一代的杰出代表胡适曾经有过多少突出表现,自由主义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当中比较弱的一种思潮。

但是在1980年代,虽然没有产生出能与胡适相提并论的思想家,也缺乏非常清晰的纲领,自由主义还是成为文化大革命之后知识分子中的一种几乎是主导性的立场。

在大多数人那里,这个立场始终相当温和,虽然久而久之,也能听到更多接近于俄国典型反应的激进声音。

到了1988年,热播的电视系列片《河殇》向西方奉上一曲含蓄的赞歌,将其与中国自身糟糕的传统相比较,这是所有苏俄西化派(zapadnik)都会引为自豪的作品;虽然就连这样一部作品也包含了将赵紫阳塑造得十分正面的形象,在历史受到学者广泛抨击的时候,呼唤着民族即将迎来的伟大未来。

到这个时候,学生中的情绪已有所不同。

在没有直接接触过文化大革命的一代人中,精神更为高昂,思想也不那么僵化。

很少人没有受到过关于解放的原初理想的感染;学生们受到教师影响,一些追随自由派,另一些更为正统;多数人都熟知来自海外的文化与新闻——台湾的歌曲、美国的音乐、波兰的罢工、俄国的选举;所有的人,都感受着一个运动中社会的锐气,因其视野的开放而兴奋,也因其继续的惯性而沮丧。

充分意识到自己曾在唤醒民族时——1919年以及1935——扮演过的历史角色,这是社会大众中对集体行动准备得最充分的一个群体。

1985年,这个群体在对日本的抗议中表现出其传统的民族主义气质。

然后,在19861987年的那个冬天,学生们在合肥和北京发动了号召民主化的游行。

当党中央“最高领袖”胡耀邦拒绝镇压这些游行的时候,元老们打发了他。

运动被箝制了,但其背后的情绪并没有消失。

接下来的一年,经济改革自身——迄今仍是防范政治改革要求的防波堤——陷入了第一次严重危机,基本生活用品价格开始上涨,而城市工资的增长停滞不前。

当赵紫阳和邓小平提到价格全面自由化很快就会实现时,发生了恐慌的囤积行为;这年夏天,年度通货膨胀率飙升至50%

在大众的感受中,这并不是价格双轨制所造成的唯一有害效果。

毛泽东时代闻所未闻的腐败正在蔓延,官员们正利用他们的职位,从同一产品调拨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差价中获利,并因此受到痛恨。

未曾预料的生活困难和对社会不公的愤怒相加,这是具有爆炸性的混合,在城市中造成一种紧张的气氛。

1989年,在北京,学生们已经在着手准备与五四运动70周年纪念同步的游行,为保护学生而失宠的胡耀邦在四月份逝世,突然间为学生们提供了一个更为直接的凝聚点,来表达他们对此前政治打压的不满。

学生们游行到天安门广场悼念胡耀邦,在那里他们给政府来了个措手不及。

赵紫阳是胡耀邦倒台的当事人之一,他取代胡耀邦担任了党的总书记。

但是面对眼下这场乱局,他却是迎合潮流;结果,政治局常委会分裂,党政领导失去了方向。

学生运动表现出超凡的自我组织水平,事实证明他们能够将这座城市的所有校园都动员起来并对政府持续施压。

5月初,游行已经变成了对广场的占领,要求民主变革;学生们得到北京普通市民大规模游行的支持,市民们因经济条件恶化而紧张不安,对学生的基本政治目标表示了公开的同情。

类似的抗议横扫全国各地,哪里有大学点火,那里就有响应。

成千上万人走上街头,参与一场在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运动。

1989年中国发生的动荡,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同一年在东欧发生的任何事件,更不用说在当时乃至后来的俄国了。

这个国家的学生们的反抗能量和理想主义,以及城市居民与之积极主动的团结,是举世无双的:以其自身的方式见证着一个仍然接近其革命源头的社会,有着怎样的政治活力。

但是在中国,一种能量碰上了另一种。

当危机到来时,负责党政日常运作的后革命领导集体犹豫了,而且分歧了。

但元老们,那些为赢取政权而武装斗争数十年的老将,不会坐视因迟疑不决而丧失权力。

他们保持了他们作为战士的本色,在集结了必要的力量之后,他们毫不畏惧地打击他们眼中对党的统治的威胁。

6月份,人民解放军奉命对广场进行清场,在一夜暴力之后,运动被镇压了。

一夜之间被屠杀的学生和平民比十年文革期间受迫害致死的总人数还要多得多得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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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伴随着很高的代价。

中共因六四丧失的正当性比文革还要大,文革曾经一度享有真正的支持,而且还留下了受尊敬的储备领导,可以在运动结束后接管权力。

1989年,整个国家没有任何一个部分支持镇压,党内也没有一个反对派存留下来——赵紫阳因没有投票支持戒严而遭免职,16年后静悄悄离世,至死都还在软禁中。

另一方面,这个政权仍然有经济增长的牌可以打。

既然以往意识型态的老本已经失效,所有的注如今都只能押在这里。

为控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的紧缩政策持续到1991年。

接下来呢?

在这里,邓小平跟他的同僚以及他自己的过去作了切割。

1989年五月,他曾经说:

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做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

19921月,邓小平南巡,并在最大的经济特区深圳宣称:中国面临的重要危险并不是来自右派,而是左派反对经济的进一步自由化,而深圳股市正是经济自由化的典范式创新。

虽然仍然坚持中国需要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他此时已经将姓社姓资之争视为徒劳无功,并解释说,既然不平等对于经济增长有作用,个人发家致富无可厚非,而且值得赞扬:致富光荣

集体自由的希望被埋葬了,补偿在于个人的繁荣。

发展是唯一重要的事情,不需要不合时宜的具体说明:正如那句对怀疑者大肆宣扬的官方口号所说的那样:

发展才是硬道理

发展如期而至,速度极为可观。

结果是少数人富裕了起来。

随着经济自由化的深化,中国在1990年代的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1980年代。

到这个十年结束时,工业的景观已经改变,国有企业大规模收缩。

迟至1996年,国有经济仍然是城市就业的大头。

但是1997年以来,省一级的官员们被允许随意处置大多数国有企业,对其实施关停并转

在这个过程中,平均一年就有大约700万工人失去工作,到了2004年,私有经济的劳动就业几乎达到公有经济就业的两倍。

在同一时期,乡镇企业以更为狂飙突进的方式被私有化——只有大概10%左右仍保留着某些集体产权的形式。

80%的城市住宅也遭到同样的命运。

但是国家实施了抓大放小,并没有放弃对它认为是经济中战略要冲部分的控制:能源、冶金、军工与电讯。

在这些关键领域中,巨无霸式的国有企业囊括了全国工业销售总量的三分之一,记录了更高的利润率,并占据着全部国有企业资产的四分之三。

从结构上说,如果有控制的抛弃是1989年之后改革第二期的两大基本改变之一,那另一个就是对外贸易的最大化。

其开放的速度和规模少有先例。在新世纪开始之际,工业品的平均关税不到10%,大约只是印度徵收水平的三分之一;而农产品平均关税不超过15%

外商投资中,非海外华人的资本——来自美国、日本、欧洲——现在扮演着显着、虽然仍属次要的角色。

受到外商投资的推动,出口制造业起飞,并日益转向较高科技产业,虽然在这些产业主要做的还是加工组装工作。

从效果上说,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已经成为新的世界工场,其外贸商品总额的价值相当于其GDP的三分之二──对一个大国来说,这是闻所未闻的数字,比美国或日本都要高出两三倍。

不过,如同对国内工业那样,在对外贸易中,到目前为止国家也为自己保留了一个关键的杠杆,对汇率、资本帐户和银行系统仍然保持着控制。

这一发展模式在物质上的成功已经使中国成为全世界的当代奇观。

1989-2004年,以超过40%的投资率,中国的GDP15年里增长了4倍。

在城市里,城市家庭收入以每年7.7%的速度上升;在乡村,几乎达到5%

从改革开始到2006年,以美元计算的中国人平均生活水平增长了8倍。

仅仅10年时间,城市人口剧增了两亿,却仍然无法弥补因“计划生育”三亿被扼杀在母腹之中的婴孩所造成的性别差异。

城市居民现在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二,维持着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

中国的外汇储备甚至高于日本,达到19000亿美元,比加拿大的国民生产总值还要高。

中国已经气势汹汹地来临。


  四、新变体

但是来临是一个恰当的用词吗?

难道回归不是更加确切吗?

毕竟,在多少个世纪里,中国曾是地球上最富裕也是最先进的文明体:在过去的力量和如今的惊人成就之间,不是肯定会有某种关联吗?

比起比较两场现代革命这样边界相对清晰的领域,此类问题将我们带向更为宏大但同时也更为昏暗的地带。

在这里可以归纳出三个互相竞逐的思想学派,三者之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生过任何系统性的对撞。

第一个学派,也是当下在历史学家中最流行的,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速发展从根本上归因于中华帝国的悠久遗产──基于密集型农业的商业活力;日益深化的劳动分工;日益繁荣的城市网络和国内商贸的扩张;创纪录的人口增长;一场勤工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根据这种看法,中国经济长久以来就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精细的,呈现了一个经典的亚当斯密型的发展路径,本来就和西欧经济一样充分发达──如果不是比后者更发达的话──直到鸦片战争发生。

在遭受外国侵略和内部混乱的打击而偏离轨道长达一个多世纪之后,它现在正回归到自己在世界上本来应有的位置。

对于第二种在经济学家中更为盛行的学派而言,中华帝国的过去对理解其现代的当下几乎提供不了什么线索,因为──只要我们相信亚当.斯密强调过的那些条件──缺乏对外贸易使得传统经济无力刺激竞争,不充分的财产权保护阻碍了企业家精神,将中国的发展局限在一个更接近于马尔萨斯模式的范围之内。

根据这种解读,当代的高速发展正是中国姗姗来迟地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果,而历史上这个经济形成时,中国本来一直缺席。

随着中国向外资开放投资市场,并逐步加强保护财产权,生产要素最终被解放出来,形成了一种新的活力。

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供给与充足的海外资本和技术相结合,建造出了在中国史无前例的出口机器。

第三个学派主要分布在(但不局限于)社会学界。

对他们来说,与此相反,中国经济崛起的关键是在中国革命。

根据这一看法,正是毛泽东时代的成就为改革时代的繁荣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这笔遗产的核心部分是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次创造出了一个强大的主权国家,结束了半殖民统治的束缚;形成了一支有教育、有纪律的劳动力大军,其识字率和平均寿命水平对于一个仍然落后的社会来说都相当高;同时,在一个容忍省级自主性、相对来说权力下放的制度框架下,建立了强有力的经济控制机制──计划体制、公有经济、国外帐户。

只有在这些转化的条件下,开放时代的成就也才成为可能。

很明显,这些解释都不是绝对的。

混合的例子像纯粹的例子一样多见。

然而,一般来说共同缺少的,是评价不同解释里替代性变量的相对份量这样一种努力。

从分析上来说,必要的因果重要性排序并不会在一夜之间明澈成型。

这里仅需要指出检验不同假说的一个相关控制变量就已经足够。

这个控制变量可以表述如下:

中国的高速发展是如何区别于,亦或相似于日本、韩国或者台湾的高速发展?

这些区别或相似之处是以什么方式,或者在什么意义上表现出来的?

如果中国经验与这几个案例高度近似,那么,前近代或者晚期资本主义的解释就会胜出;如果是与其他案例大相径庭,那么根据初步印象,有关革命的解释就会显得更加可信。

而证据表明了什么呢?

对数据的考察产生了一个悖论。

虽然中国的发展速度令人印象深刻,但并没有比其东亚邻国在其各自相应阶段的发展速度快多少,虽然多持续了10年。

中国经济的基础也没有明显与其不同:

在所有这些案例里,发展模式都是压倒性的出口导向。

在这两个方面,同一家族的类似性非常强。然而在另外五个方面,差异却是明显的。

1990年代以来,中国对出口的依赖远超过日本、韩国或者台湾;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更低;对外资的依赖性大大高于别国;城乡之间的收入以及投资差距都要大得多。

最后,同样具有基本意义的是,从结构上说,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和角色一直、而且至今仍大得多。

中国发展中的这些特征使之与东亚邻国相区别;这些特征互相关联,而且有一个共同的解释。

在日本、韩国和台湾,战后出现的政权处于冷战的前线,是美国占领或者保护下的产物。从战略上来说,他们至今仍受到华盛顿的监护──或者有美军基地驻扎,或者有美国军舰环绕──并因而缺乏真正的外交或军事自主性。

一方面缺乏政治主权,另一方面需要国内正当性,他们的统治者──自民党、朴正熙、国民党──用经济上自我发展的政策来补偿,在拒绝并防止外国资本涌入的同时,扶植保护国内的大公司。

同样,有着中国革命的幽灵在眼前游荡,他们都恐惧农民的激进化,并推行了土地改革──这得到了美国的支持──而且在发展加速时,一直非常小心,不让乡村落后于城市太远。

在中国出现的形态恰好相反。

在那里,后革命国家从一开始就在外部关系上具有完全主权──甚至有能力在朝鲜逼平美国──而且在国内也非常强大。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可以承受外国资金的大举流入,而不用害怕会因此而声名狼籍或被外资颠覆。

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紧紧控制着其领土的国家,它可以自信有能力用政治手段来控制外来资本的流动,就像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曾希望做的那样;同时,继续严守中国经济中的──金融业与工业的──战略高地,也自信有能力主导或操纵国内资本。

依据同样的逻辑,它也能够压制农村消费,迫使贫困的农民到城市里去,成为农民工,而这对于东京、首尔、台北的政府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那里的政权如果想要存活下来,农民就必须得到照顾。

如果说中共做到了这一点而并没有丧失对城市化的控制──像南亚或东南亚那样,巨大规模的贫民窟四处蔓延──的话,那正是大跃进时期建立的、隔离城乡的户口制度使之成为可能。

同样的,在毛泽东治下,农民曾经是原始积累的牺牲品,而使城市受益。

但是一旦乡村中的公共卫生和教育在毛时代之后被摧毁,而且在江泽民时期投资从农村撤离,城乡收入差距就急遽拉大。

中国的高水平外来投资和低水平农村生活,二者有着共同的历史前提──一个从革命中诞生的政权,处于一个总人口比日本、韩国、台湾三地人口总和的七倍还要多的国家,有能力在对付农民和外国人时,同样粗暴严厉。对二者而言,欠帐到现在尚未付还。

但其各自直接间接的帐单却在明显增长──那些尚未相互连接,但正在蔓延的乡村骚乱;以及目前尚属可控,但正日益陷溺于其中的美国国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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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中国这场转变的政党自身也因而发生转变。

元老们都已故去。

但是作为第二推动者而非第一推动者的好处仍然没有消失。

监于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教训,中共将领导层的更新制度化,引进任期限制,以及有规律的代际交替。

现在掌权的和正待接班的领导人都没有任何革命经历的背景,他们受过更多的正式教育,而且──正如帝国时期统治者曾经使用士大夫那样──通过许多智库以及非正式的对专家或利益相关舆论的谘询,得以吸收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广泛的技术与知识资源。

经济发展和外交成功带来了政治声誉的恢复:

今天,党在大众中享有的正当性比1950年代以来的任何时期都要高。党所获得的授权既强大又脆弱。

强大是因为:

国内繁荣和国际尊严是很少有人能抗拒的诉求。

脆弱是因为:

无视社会正义的经济发展,国家的强硬和国际上的纠缠,这些都很难切合于党所包揽的革命及其理想。

消费者爱国主义是一种浅薄的意识型态建构,党不可能完全依赖。

而且正朝着完全不可依赖的方向发展下去!

不管中共的主要话语已经变得多么去政治化,要从中完全剪除社会主义只会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

这个继承而来的另一种正当性主张,仍然铭刻在其名称上,始终是一种必要的储备。

因为针对不公正的革命情绪,以及对平等的要求,仍未从公民们的心中消失。

仍未消失的,还有忽略这些所带来的风险。

解释、归类和评价是三件很不同的事情。

从分类学上说,21世纪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世界-历史意义上的新变体:

它结合了两样东西:经济上,根据任何常见标准都应被认为是压倒性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上,根据任何常见标准都毫无疑问是共产党国家——而在各自的类型中,都分别是迄今为止最具活力的。

从政治上说,二者之间矛盾所造成的效果,在它们相互融合与缠绕的社会里到处都打上了烙印。

从来没有过这么多人这么迅速地脱离绝对贫困。

从来没有现代工业和超现代的基础设施曾经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而且在如此巨大的规模上创造出来;也没有过一个欣欣向荣的中产阶级与此相伴随,以这么快的速度兴起。

从来没有大国等级秩序经历过如此戏剧性的变动,并赢得这样的非强迫的大众自豪。

也没有过,在同样的时间里,不平等竟然会从那么低的一个起点,飙升到如此令人目眩的高度。

没有过这么广泛扩散的腐败,出现在一个清廉曾经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国家。

也没有过直到昨天还是理论上的国家主人的工人,现在却受到如此无情的随意处置──他们的工作被摧毁、工资被拖欠、工伤被嘲笑、抗议被镇压。

革命的脊梁骨──农民,也从来没有过这么多土地和生计遭到开发商和官员的掠夺,就像19世纪的苏格兰高地人那样被赶出家园。

中国网民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多;没有恐怖统治;私人生活有相当多的自由;也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协调更有效的监控机器。

对少数民族,优惠措施和文化政治压迫相随而行;富人能够买到任何奢侈品和特权;而弱者和被剥夺者则只有面包屑,甚至更少;对政治异议者,是塞口布或者监牢。

处在形式上──甚至未必完全都是不真实的──与意识型态保持一致之中的,是巨大的社会能量和人的生命力。

在过去,解放和压制经常如影随形;但却从来没有像在这个毛泽东曾参与缔造又曾竭力防止出现的中国那样,如此令人晕眩。

判断这样一个如此令人敬畏但又仍处于其早期阶段的历史进程,必然容易出错。

对那些亲身经历这个过程的人来说,已经足够困难;要维持这全部经验的稳定呈现并从中得出某种辩证得失的综合,对于局外人来说,更是几乎不可能。

在西方,自从启蒙运动以来,中国热和恐华症周期性地交替出现,而在新一轮大众与知识界的中国风之中,钟摆如今又从后者摆向了前者,而且这次未必就比起初那次更加启人蒙昧。

在中国,与之相对应的是周期性出现的西化主义和大汉沙文主义。

抵抗这些诱惑的唯一屏障,是一种在比较中不为所动的精神──虽然这很难达成。

这对于未来也同样适用。

在中国公民那里往往听到一些以台湾和新加坡为镜监的,或悲观或乐观的展望:或者是随着生活水准和政治期望的提高,中国最终将会民主化,或者威权主义家长制在选举的包装下永久持续。

这两者都不是特别有说服力。

台湾民主与其说是国民党逐渐改变心意的产物,毋宁说是国民党在美国取消对这个岛屿的正式承认之后,必须寻求新的国际正当性的结果。

而新加坡的一党政权则是建立在一个深谋远虑的福利制度之上,这个福利制度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它是为了一个城市国家,而不是为了一个帝国规模的国家而建。

北京并不需要第一个模式,也未必会去复制第二个。

中国这艘大船将要驶往哪个方向,仍然难以估量,至少任何现有的星盘都无法解答。

因为这艘大船依然需要一位像毛泽东一样伟大的舵手来领航!

 

一个外国人,远隔万里对中国的国情竟有如此透彻的了解。

作为一个中国人,您不觉得汗颜吗?

您还能昧着良心跟在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后面没头没脑地高呼:

“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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