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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学泳 63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4-07 点击数:199次 字数:

63

 

1967410,被江青誉为“造反”英雄的学生领袖蒯大富组织了一个三十万人的大型集会。

《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了整个校园。

参加陪斗的有王光美彭真陆定一薄一波蒋南翔等重量级“走资派”。

蒯大富1967届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蒯大富和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以及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统称为北京造反派的五大领袖,领导、参与了文革初期的一系列造反活动。

文革后被判有期徒刑17年。有《蒯大富人生权术36则》传世(载于《天涯》1998年第一期)。

蒯大富于1945913出生在江苏省滨海县一个农民家庭里。

他出生的时候正是日本侵略者向中国人民投降的日子。

在举国欢庆的喜气中,蒯家喜添一子,全家上下喜气洋洋。

尽管家庭贫困,但蒯家人和全国人民一样,不再受日本人的气了,生的又是个男孩儿,蒯家人怎么能不高兴呢?

像许多渴望在和平年代能够发财致富的农民一样,男孩儿的父亲按照自己所期待的目标给新生的儿子取了一个名字——大富。
  其实,蒯大富也是红根

他的爷爷是新四军老战士,他的父亲在家乡解放之前即参加了革命工作。

当时的革命工作,是一个追求解放和进步的农民,在共产党号召下的革命活动,主要是为解放军送情报、引路,在解放军和国民党军队作战时,担任支前任务。

蒯大富的母亲也为支援解放军做了许多革命工作,这在当年的农村妇女中,是出类拔萃的。

蒯大富的父母拥护共产党,积极参加革命工作,表现好,在全国解放前后二人先后加入了共产党。
  全国解放后,蒯大富的家乡搞农业互助组,后来又成立合作社,合作社发展到高级社,到后来又成立了人民公社。

在这个中国农村发生巨大变化的过程中,蒯大富的父亲都是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并且走在前列的。

成立人民公社后,蒯大富的父亲还担任了生产大队的大队长。

蒯大富的母亲则当过妇女队长。

由于夫妻双双都是共产党员,又都是农民的进步的带头人,在当年的农村,被称为进步农民家庭。
  蒯大富在这样的进步农民家庭里长大,自然受自己父母的影响比较深。

1953年,刚刚满8岁的蒯大富上学了。

蒯大富的父亲是共产党员,又是大队干部,对于孩子的教育是十分重视的。

他送蒯大富上小学前,对蒯大富也是千叮咛万嘱咐,讲了不少道理,让他上学后,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成为有文化的革命接班人。

蒯大富记着父亲的话,上学后,学习十分用功,在他们村子的小学里,蒯大富是学习比较刻苦,成绩优秀的一个。

蒯大富小学毕业后,顺利考上了中学。

蒯大富学习成绩好,也使他父母十分高兴。

在他初中毕业后,又决定让他继续读高中。

这样,蒯大富在1960年即进入县城高中读书了。
  蒯大富虽然读书刻苦,学习成绩好,但他并不是一个书呆子。

在初中读书时,他就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并且成为学生骨干分子。
  蒯大富父母都是共产党员,他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对政治活动表现出很高的兴趣,也表现出了很强的组织能力。

他从上初中开始,就离开家到学校过住校的生活。

很早就独立生活,使他小小年纪就比较成熟了,并养成了遇事有主见,自理能力强的特点。

与同学们在一起过集体生活,也使他养成了善于与人相处,能够把同学组织起来的特点。
  在高中时,蒯大富当上了学生干部,他不光是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的积极参加者了,也是学生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了。

他在学校政治上表现好,学习成绩也好,是学校的好学生。

学校对他是很看重的,在蒯大富进入高中不久,学校团组织便吸收他加入了共青团。

当年加入共青团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那时团员并不多,加入共青团,就是青年先锋了,也是共产党的后备军之一了。分享到

1963年,蒯大富高中毕业,当年即参加高考。

他报的是清华大学。

19639月,邮递员给蒯家送来了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他被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录取了。
  被清华大学录取,在蒯家所在的村子里是了不起的大事。

村子里乡亲们都来道喜,蒯大富的父亲的脸上也有了光彩。

在送蒯大富上学的路上,父亲对他也是嘱咐再三,要他上学后,靠近组织,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永远跟共产党走,好好读书,将来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

其实,他父亲说的这些话,蒯大富在学校就已经熟记在心,他也是暗自下定决心要这样做的。
  19639月,蒯大富和当时许多青年人一样,来到向往已久的北京,又在清华大学读书,心情格外高兴。

他十分珍惜这次上清华读书的机会,平时很用功。

可以说,蒯大富在进入清华大学读书的头三年里,是一个刻苦学习的学生。

在清华校园里,同学们经常会看到一个起得早、睡得晚的学生,手不释卷,来去匆忙,这就是蒯大富。

由于用功读书,他的各门功课成绩都很好。
  在清华的头三年里,蒯大富读书的范围很广泛,除了所学几门课程的书他认真精读外,他还十分爱好读政治、文学、历史方面的书籍,人物传记类书籍他更是爱读。

这在学习理工科专业的学生中,是不多见的。

读书范围广泛,特别是喜爱读政治、历史书籍,开阔了蒯大富的视野,也是他后来热衷政治的一个缘由。
  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他都是走在前边的。

在政治学习讨论时,他常常讲得头头是道,他分析时局时提出的见解,也吸引了很多同学倾听。

他在同学中表现出了很强的组织能力。

需要搞什么活动了,蒯大富就先搞个计划,老师商定后,就串连同学们参加。

往往是他一出面,即便不愿意参加的,也会动心。

这当然和蒯大富的说服能力有关。

同学之间有什么矛盾了,蒯大富也积极地出面调解,谁有了什么困难,他也积极帮助。他自己没有钱,帮助别人的办法,就是由他出面向学校反映。

在他的积极努力下,学校为不少同学解决了一些学习、生活方面的困难。

蒯大富有每天到图书馆看报纸的习惯,他看报纸时,善于动脑子分析。

这个习惯对他搞学生中的组织工作帮助不小。

每次组织同学学习或者开展其他政治活动时,蒯大富总是能结合当前形势,提出一些新话题。

因此,他参与组织的学生活动,并不枯燥。

久而久之,在蒯大富周围,聚集了一批与他同样关心政治,有一定组织和活动能力的同学。

蒯大富是这些政治上活跃者的核心,许多大事,这些人都听他的。

文革初期,蒯大富之所以能够迅速拉起一支造反队伍,与他周围有这样一批人,有着很大关系。
  在当年的清华大学,同学们常常看到,蒯大富穿着旧衣服,足登旧布鞋,操着略带江苏口音的普通话,在同学中串连,在各种学习会上发言。

他的身影,经常会在老师的办公室里、系主任的办公室里、各种政治活动场合中出现。

1966年,蒯大富大学三年级的课程已经学完,眼看就要进入第四年的学习了,没有想到,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强大的政治风暴——“文化大革命
  本来,蒯大富也没有料到中国会发生这样一场政治运动。

但是,在政治上极为敏感的他,立即意识到,这是不同于从前的反右运动四清运动的全国性的大的政治运动。

他把自己关在图书馆里,阅读了近期报纸上的社论和重要文章后,又思索了一天,便开始行动起来。

他在同学中进行串连,讲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讲学生参加这场革命的必要。

他摇唇鼓舌,说服了不少同学拥护他的看法,积极参加他主张搞的政治活动。

蒯大富在文革刚刚掀起的那段时间的表现,让他得分不少。

上级指定他担任班级文革领导小组组长。

此外,他还担任着清华大学广播站编辑部主任。
  一开始,他们还只是秘密串连,利用课余时间,在一起聚会,讨论时政。

后来,蒯大富提出搞一个组织。同学们也同意了。

这个组织是秘密的,也不叫什么名字,就是经常在一起活动。
  蒯大富等人一开始是对学校领导提意见,但他们觉得这样似乎不解渴,就依照其他高校学生的做法,也开始贴大字报了。

他们所贴大字报的内容,最早是指向一些老师的,后来就升级为给系主任贴大字报,最后是给学校领导贴大字报。

他们的行动很快就受到了反击。

许多学生开始贴大字报反驳他们。

有的学生干脆公开和他们辩论。

蒯大富他们自然是不服气的,也与前来辩论的人争吵。

卷入争论双方的人越来越多,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已经受到了冲击,虽然课没有停,但许多学生已经把很大的精力放在给老师、校领导干部贴大字报和互相辩论上了。

学生们都年轻气盛,有很多时候,双方争论时,就动手打了起来。

一动手,双方的面子就撕破了,互相都结了仇,仗也就越打越多,越打越大。
  像清华大学这样的情况,在全国许多大学都出现了,在党中央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很快就了解到了这种情况,他们依据多年的经验,特别是前不久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认为派工作组是一个好办法。

于是,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教育部下发了文件,要求各地向大学派工作组,协助党委稳定局势,解决问题。

中央一声令下,各地动作十分迅速,几天之内,工作组就组成并进驻一些大学了。

清华大学是学生闹得比较厉害的单位,自然也派了工作组,并且配备的力量比较强,其成员是经教育部和北京市委精心挑选的,有政治工作经验,也有一定的资历。

刘少奇为了更及时地了解北京高校学生参加运动的情况,还特意派他的夫人王光美作为工作组成员到清华大学去。
  196668,以国家计委副主任叶林为首的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

613,工作组停止了校长(兼教育部副部长)蒋南翔的工作,接管了清华大学党委。

工作组当时也是响应文化大革命号召的,他们也要搞斗批改。

因此,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不久,就将一些人打成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

但工作组也对造反学生十分不满。

他们经过调查研究,了解了学生的不同情况,对一些行为过激的学生进行了批评,很快也就稳定了清华大学的局势。

由于蒯大富在运动中跳得欢,行为也十分激烈,在学生中搞了一些秘密串连和组织工作,自然也受到了工作组的批评,还在一些会议上被点名批评。

一时间,蒯大富及其他几个最早贴大字报的人感到了压力,多数同学不再敢接近他们,他们也觉得很孤立。

但是,蒯大富不服气,他逐渐地由怨恨工作组,发展到与工作组对立。

由此,工作组对蒯大富的批评自然也更多,言词也更激烈了。

蒯大富可不是好惹的,一方面,他很犟,有一种越受压越来劲的性格。

工作组越是批评他,他越是不服。

另一方面,他周围有一批拥护他,坚决跟他走的学生,他们也时常给他打气,鼓励他顶住。

有了这些坚决跟他跑的学生,蒯大富感到自己有群众基础,有一定实力,有资本去和工作组顶牛,蒯大富开始了与工作组的斗争。

正在这时,在北京大学贴出了以聂元梓为首的七个人写的第一张马列大字报

这张大字报被中央广播后,蒯大富看到了机会。

紧接着,从中央传来的一个又一个政治信息,更坚定了蒯大富与工作组斗争到底的决心。

这些政治信息是:中央公开发表了五一六通知,决定开展自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通知中认为,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中,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批判上述各界中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这些领域的领导权,而像蒯大富这样的人,则被视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

更加明显的是196661《人民日报》发表的经陈伯达审定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把所谓资产阶级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列为打倒对象。

也是在61,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公开广播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而在此之前,蒯大富只是在学生的传抄件中读到过这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被中央公开发表,表明了中央是公开支持聂元梓等人的。

蒯大富在认真研究了中央这些文件,研究了近来的政治动向后认为,向工作组斗争,正当其时。分享到

蒯大富开始在支持他的学生中串连,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工作组。

不久,蒯大富要求同驻清华大学的工作组负责人进行公开辩论。

更是于19666月率先提出炮轰压制文革的工作组,并要求夺权。

他们认为,工作组和校党委一样,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实际上是和学校党委一个鼻孔出气的,现在必须炮轰工作组,赶走工作组。

他们开始给工作组贴大字报了。

这些大字报的内容,无非是工作组支持校党委的修正主义路线,脱离群众,工作组也是修正主义代表等。

他们还于1966621喊出了工作组滚出去的口号。

十分明显,蒯大富等人的最终目的,是想赶走工作组。

要知道,蒯大富等人给工作组扣上的这些政治帽子,在当年是不小的;他们驱赶中央派下来的工作组,在当时可是不小的政治事件。

因此,工作组也十分重视。经过仔细研究后,工作组决定对带头驱赶工作组的少数学生头目进行批评教育。
  蒯大富很快就被叫到设在学校党委办公楼的工作组办公室。

工作组的领导人十分严肃地指出了蒯大富最近反工作组的行为后,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并且要求他改正自己的错误,不再继续与工作组作对。

谈话一开始蒯大富还静心听着,但听着听着,他就不耐烦了,向工作组负责人表示,他们的行动是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进行文化大革命,学校党委确实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工作组支持校党委,也是在执行修正主义路线,是在为学校的修正主义分子打保护伞,自己及与自己观点一致者,是革命学生,工作组向他们施压,是压制学生,不让学生参加文化大革命

蒯大富能言善辩,竟然与工作组负责人你一言我一语地争吵了起来。

一时间,双方僵持不下。这次谈话以极不愉快的结果而结束。
  蒯大富和工作组的对立公开化了。工作组认为蒯大富是假左派,真右派,蒯大富被打成右派学生。

蒯大富用绝食的方法以示抗议。他还曾跑到清华火车站,用卧轨自杀的方式表示抗议。
  工作组并未因蒯大富绝食而退让。

他们先召开了团组织领导干部会议,在研究了蒯大富等人的情况后,决定先由团干部找蒯大富谈话,然后再开团组织会议,帮助蒯大富。

团干部们也是年轻人,说话比工作组负责人直白,和蒯大富一见面,就把谈话意图交代清楚了,然后,直截了当地对蒯大富进行批评,并且要求蒯大富服从团组织的意见,收敛自己的行动,不要再干驱赶工作组那样的事情。

蒯大富根本没有把学校团干部们放在眼里,论口才,论知识,蒯大富觉得自己比这些团干部们要高明得多,于是,蒯大富不但根本不听学校团干部的话,反而给他们上起了政治课,给他们讲文化大革命的意义,讲青年人应该与修正主义分子斗争,应该当革命先锋等。

蒯大富还反过来争取团干部,做他们的工作,要他们和自己这些人站在一起。

这样的谈话,自然也是以不愉快的结果而告结束。

在此情况下,驻清华大学工作组、校党委共同研究,由校共青团组织来解决蒯大富等人的闹事问题。
  19666月末的一天,在清华大学团委书记参与下,蒯大富所在班级的团支部召开全体会议,他们讨论了蒯大富近日的行为,对蒯大富的错误进行了批评。

会上,蒯大富毫不退让,与批评他的人辩论。

他口若悬河,一会儿谈起当前的政治形势,一会儿谈起修正主义问题,一会儿又谈起校党委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中心意思是:我们的行动,是正确的,是革命行动,没有错。

他还在会上做参加会议的团员的工作,要求他们和自己站在一起。

会议开到这里,大家谁也说服不了蒯大富,只好动用组织表决的方式,来决定蒯大富还能不能留在团组织里的问题。

表决结果,班级团支部的团员中,多数同意开除蒯大富的团籍。决议很快就做出来了。
  这个结果大大出乎蒯大富的意料。

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向往团组织,向往党组织,也拼命学习,拼命表现,好不容易加入了共青团,以为自己前程无量,没有想到,却被开除了团籍。

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被开除团籍,是政治上的一个大失足,意味着今后自己再也不会受到重用了。

他当场在会上提出抗议,他表示仍然要和工作组斗争到底,即便被关押也不怕。

为了防止意外,驻校工作组决定单独关押蒯大富一段时间。从蒯大富被关押到后来放出来,一共是18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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