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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学泳 62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4-06 点击数:228次 字数:

62

 

在上海各种各样的“公社”(革委会)如雨后春笋般地争相冒头的数周时间内,江青并不在上海。

她在北京。

123,在接见红卫兵的一次集会上,就清华大学发生的“暴力革命”的问题,她公开遣责了这种对生命不负责任的行为,并呼吁革命小将们“要文斗,不要武斗!”

此时,在中国的政治权力中心最活跃的女性并不是江青,而是王光美——头号走资派刘少奇的夫人。

江青与王光美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各自的丈夫绝对忠诚。

王光美,中国20世纪最具传奇色彩的中国女性之一,她的一生有很多身份:大家闺秀、数学女王、中国第一个原子物理的女硕士毕业生、万人仰慕的第一夫人、十二年的阶下囚,以及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

她的一生大起大落,充满了传奇色彩。

作为“第一夫人”,江青从来没有以“国家形象”出现在任何公开的政治场合。

而王光美却陪同国家元首——她的丈夫刘少奇先后出访过雅加达、阿富汗、巴基斯坦和缅甸。

人们只记得王光美陪同丈夫出国访问风光的一面,却极少有人知道那其实是一段非常危险的旅程。

1963年春,台湾特务机关获悉国家主席刘少奇即将访问印度尼西亚的消息后,制订一个旨在谋杀刘少奇的“水沟计划”。

我方侦悉敌特阴谋后,指派反特专家前往异国开展反谋刺行动,终于粉碎了敌特的罪恶阴谋……

196210月,地处印度洋东北侧的世界最大岛国印度尼西亚进入了每年必遇、长达半年的雨季。

绵绵细雨淅淅沥沥地落在首都雅加达的街头,温暖的空气中充满了潮湿的气息,使人难受。这情形,有点像中国江南地区五六月份的黄梅天。

对于阿里·达瓦纳来说,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

这“难忘”的涵义有两层,一是当时就感受到了的:发了一笔不大不小的财;二是时隔半年后才姗姗而来的结果:他被雅加达市警察局逮捕,随即又被法院判刑一年。

阿里·达瓦纳是一个23岁的青年,4年前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苏达英诺大学。

当他从离雅加达700多公里的一个小岛上抵达首都时,心中充满着梦想。

他想通过读书获得知识,通过知识成为一名政府官员,最好是当一名外交官。

为此,他拼命学习外语,大学毕业时,已经能顺利地使用3国语言,还能结结巴巴但不乏准确表达意思地说一些较为简单的日语和汉话。

然而,幸运之神抛弃了他,当他大学毕业后,印度尼西亚的经济陷入困难阶段,国家大量削减经费,政府机构捉襟见肘,只好解雇部分人员。

这样,纵使阿里·达瓦纳能在外交部门口用外语和外国人作流利的对话,也挤不进外交部的任何一个办公室。

离开了大学,阿里·达瓦纳的生计成了问题,只好给外国游客当导游,或者给人打工。

可雨季来临,没有外国游客雇他时,他只好靠捡垃圾度日。他喜欢到外交部后门的垃圾箱来捡垃圾,这里常有些外交知识的旧书和打印的材料,他可以在临睡前读得津津有味,忘记了自己身处的困境。

这天上午,阿里·达瓦纳和往常一样,又来到外交部后门。

时间还早,外交部的垃圾还没倒出来,他便坐在旁边等着。

一会儿,那个体态肥胖的女杂役推着一车废纸过来了。

胖女人认出了他,善意地把废纸倒在阿里?

达瓦纳面前的一块干燥的地上,这些废纸可以使他带来的那个装得进一个人的大帆布口袋装满。

按当时的市价,这样一口袋废纸所换得的钱,可以开销一顿不错的午餐。

一天捡上3口袋废纸,肚子问题可以勉强解决了。

外交部倒出来的废纸一般都是过期的文件、资料或者一些文件、文稿的草稿,当然,这都不是属于保密范围的,凡是保密的,都烧成灰烬倒出来。

阿里·达瓦纳把帆布口袋装满三分之二时,眼睛无意间往地下一瞥,目光突然被脚边一张纸所吸引。

这是一张质地一般的打印纸,天头上印有“印度尼西亚外交部”的字样,下面用铅笔写着几行草字:

  “1017,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特使与我国政府外交部拟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将于19634月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印度尼西亚……”

事后知道,这几行字出自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穆赫塔尔·库苏马阿马查之手。

昨天下午,中国、印尼政府外交部拟定了刘少奇主席访问印度尼西亚的有关事宜,穆赫塔尔?库苏马阿马查根据惯例起草一个报告准备呈送苏加诺总统。

刚写了这么几行字,电话铃响了,他起身去接听电话,不意窗外一阵风吹来,把纸吹离桌子,正好掉在屋角的字纸篓里。

他听完电话,看看纸已吹掉,便另取了一张纸重新写起来。

今天早上,杂务工打扫办公室时,将字篓里的纸倒进了垃圾车。

应该说,印度尼西亚政府外交部的保密工作做得是比较好的,阿里·达瓦纳已经捡了3个月垃圾,从未在废纸里发现过这种秘密。

正因为如此,阿里·达瓦纳那敏捷的思维萌生出这样一个念头:

这是一个秘密消息,也是一条很好的新闻,我何不据此写一条消息投给哪家报纸?

阿里·达瓦纳这种年龄,还不曾养成瞻前顾后的习惯,一旦决定,当即实施。

当下,他把这张纸一折四放进衣袋,匆匆忙忙捡了一口袋废纸,装上折叠式小车,推往废品收购商那里去卖了。

一路上,阿里·达瓦纳不住地考虑着:

这桩新闻卖给谁?

他想卖给发行量最大的《印尼日报》,但又担心这家报纸是政府办的,不会刊登这种内容的外来新闻稿。

那么,卖给《雅加达日报》,恐怕也不妥,听说这家报纸的总编辑是外交部一位副部长的女婿,这个消息一登,外交部势必有点尴尬,女婿总不会使岳丈的脸面过不去。

对!

最好是卖给外国人办的报纸,他们没有顾虑,况且又有钱,还可以卖个好价钱。

这样,阿里?达瓦纳便走进了附近的《太平洋新报》。

《太平洋新报》对外宣称是香港某财团出资办的。

1956年创刊时,那个财团的董事长,一个年逾古稀走路都需人搀扶的老太爷还曾飞赴雅加达出席仪式、发表讲话。

但是,当时印度尼西亚上层社会都晓得,这家报馆其实是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设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个情报机关。

这个内幕,阿里·达瓦纳当然是毫不知晓的。

因此,当他走进《太平洋新报》报馆的接待室,把赶写的只有短短百余字的新闻稿递给接待自己的一位编辑时,只指望能够得到相当于10帆布口袋废纸的稿酬。

那位身兼“编辑”、“特工”二职的接待者的目光在稿纸上只一扫溜,那双眼睛便如灯泡那样亮了。

他望着这个穿着脏兮兮旧西装的年轻小伙说:

“这个稿件很好,我们要了。只是,有一个问题需要问一下,你写的这个新闻材料是从何方获得的?”

阿里·达瓦纳说:

“是从垃圾箱里获得的。”

对方眼里露出吃惊和怀疑相混杂的神色:

“这是怎么回事?”

阿里·达瓦纳便把自己的经历和目前的遭遇说了一遍,然后拿出了那张纸。

“编辑”拿在手里,如获至宝,说:

“这样吧,这纸我们也要了,作为这则新闻真实性的依据。当然,我们不会向任何人透露是你向我们提供的。至于稿酬,一定从优。你等一下,我这就取给你。”

“编辑”走出了接待室。

几分钟后,他重新进来时,手里拿着一个信封:

“这是300美元,你拿去。”

阿里·达瓦纳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愣怔了一下才接过来。

百余字的新闻稿,竟得了300美元稿酬,真是闻所未闻。

他把信封放进衣袋,谢过对方,兴冲冲地走了。

此时,那张纸正在“总编辑”——台湾特工部门雅加达情报机关负责人林方达手里,他翻来覆去看了一会儿,喜上眉梢,对秘书下令道:

“记录——绝密情报:刘少奇、陈毅将于19634月访问印度尼西亚。马上拍发!”

  次日,《太平洋新报》并未刊登那则新闻,但阿里·达瓦纳并不知晓,他没买份报纸来看。

设于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太平洋新报》特务机关隶属于台湾的“海外工作委员会”。

雅加达的情报送达后,初时并没有引起该机构的特别注意,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已经交往了多年,领导人互相访问也有过。

“海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潘天年看过情报后,交给秘书,让“暂存”。

重新激起潘天年兴趣的是一星期后他听了国民党中央向全党高级干部传达的《蒋介石先生和陈诚谈话纪要》。

蒋介石说,反共斗争是一种长期的总体战,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社会各方面,以及过去与将来的作战,并不仅仅陷于一时的军事作战。

在“总体战”中,大陆是“主战场”,台湾以及海外是“支战场”。

今后国民党一个阶段的中心任务,是以“七分政治”和“三分军事”,侧重对大陆的“政治作战”。

“政治作战”的内容包括渗进大陆和“与中共有关系的海外国家”,发展“策反组织”、“冒险犯难”,有计划有组织地从事各种破坏活动,以配合“军事作战”。

  潘天年马上想起雅加达发来的那份情报,他想利用刘少奇、陈毅访问印度尼西亚的机会,实施暗杀,将中共的国家主席、外交部长置于死地,来一次“冒险犯难”。

行动会议在台北市西郊一幢花园别墅里举行。

潘天年以会议主持人身份宣布了议题后,让秘书向各人分发了《太平洋新报》以300美元从阿里·达瓦纳那里买来的情报原件的影印件。

潘天年对与会的特工专家说:

“经核查,这是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穆赫塔尔·库苏马阿马查的亲笔手迹;此外,据有关情报表明,中共方面的外交特使在10月中旬确实到达过雅加达,因此,这项情报的真实性不容怀疑。”

一个专家说:

“那么我们言归正传,以什么方式解决中共的这两位要人?”

另一个专家接口道:

“投毒和枪击的可行性大。这是因为印度尼西亚的保安力量素质和技术手段都比较弱,刘少奇、陈毅即使带保卫人员,也是有限的,我们在暗处,他们在明处,明处对暗处,防不胜防。”

如何行动正待往更深处设想时,被一个一直没开过口的年轻专家打断了:

“中共一向讲究简朴,刘少奇访问印度尼西亚多半不会住饭店、宾馆,而住在他们自己的大使馆里,这会增加行动难处。”

“何以见得?”

有人问。

  “在中共和印尼的交往中,苏加诺曾3次访问中国,这个不说;中共要人曾两次访问印尼,一次是1955年周恩来出席万隆会议后顺道正式访问印尼,一次是19613月陈毅访问印尼,和印尼签订了《友好条约和文化合作协定》,这两次访问,周、陈都住在大使馆里。一般说来,这次访问刘、陈也会这样,因此,你们说的一套计划就没有用。因为不管采用投毒还是枪击方式实施行动,都必须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悄然进行,还得具备深入使馆或者近距离接触的机会,而这种机会对于我们自己的特工人员来说,是不可能获得的。那就得在他们的使馆内发展意志不坚定分子作为杀手,这种情况,据我所知,之前我们的各个特工机构包括本委员会在内,对中共驻外使馆和机构最起码进行过不止20次的尝试,花费了大量经费,还搭上了一些人员,但从来没有成功过。因此,在大约还有半年的时间里,如果我们还想进行这种尝试的话,那显然是一种不明智的选择。”

潘天年听了,微微点头,他本人也是一个特工专家,特工方面的著作就写了6部,已出版4部,这个年轻专家提出的异议,他已经想到,可谓不谋而合。

他朝对方笑笑,以长辈对小辈的那种亲切口吻问道:

“那么,你认为应当怎样下手?”

  “我认为可以用爆炸的方式来解决刘、陈。”

潘天年又问:

“如何爆炸你考虑过吗?”

  “爆炸在雅加达实施,可以采用先进的定时或者无线电遥控炸弹。至于置放地点,凡是刘少奇、陈毅所到之处都可以考虑,比如机场、大使馆、几个通常外国元首来访时都会参观的名胜古迹、工厂、学校。”

有人问:

“刘少奇以国家元首身份访问印度尼西亚,他的活动一定有苏加诺总统陪同,爆炸物不认人,如果把苏加诺一起炸死了怎么办?”

这个问题引起一阵七嘴八舌的争论,有的说苏加诺不是台湾的朋友,炸死活该;有的说不能炸苏加诺,恐怕会引起国际纠纷;有的说“中华民国”和印度尼西亚没有外交关系,无所谓外交纠纷……一时间,会场里一片热闹,恰似打翻了网船的小河汊。

潘天年听了一会儿,不得要领,遂说:

“这样吧,计划归计划,上报送审时另附一份报告,请上峰定夺。”

众专家一致说好。

潘天年又问:

“这个计划叫什么名称合适?”

窗外花园里传来修水沟工人用铁锹挖土的声音,有人灵机一动说:

“就叫‘水沟计划’如何?”

一个多星期后,主管台湾情报工作的蒋经国召见潘天年,向潘宣布:

批准实施“水沟计划”;同时传达蒋介石的口谕:

“炸死刘少奇、陈毅,不惜搭上苏加诺!”

  “水沟计划”进入了实施阶段。

  19633月下旬,地处江南的上海已经进入了桃花盛开的春天。

闸北区天目中路的北火车站,一列来自合肥方向的列车缓缓在站台一侧停靠。

从车上下来的旅客中,有一个年过40的男子,姓许名均贵,是一个刚刚服完12年徒刑的刑释人员。

18年前,23岁的许均贵经人介绍加入了军统当一名小特务。

不久,军统局首脑戴笠在从北平乘坐专机去上海时,由于上海上空气候恶劣,不能降落,遂飞南京欲降落于明故宫机场,但飞机飞到南京郊外附近的戴山时因高度有误而撞山坠落,机毁人亡。

中共高级领导人王若飞、叶挻随机陪葬。

戴笠死后,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

许均贵走了局长毛人凤的一位亲戚的关系,借完成了一桩任务的由头,从一名没有军衔的小特务直接晋升到了中尉情报员,一年后又晋升为上尉情报小组组长,负责领导一支7人小组刺探解放区的经济情报。

在长达数年的反革命生涯中,许均贵对共产党犯下了严重罪行。

解放后,许均贵自思罪孽深重,难逃法网,便带上铺盖去公安局自首。

说也巧,他自首后的次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就下达了“镇压反革命”的命令。

“镇反”有政策,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以许均贵的罪行,长两个脑袋也得给人民政府砍了,但他沾了自首的光,从宽判了15年徒刑,从上海押解安徽某劳改农场服刑。

在农场里,许均贵又因积极改造而被减刑3年,这天刚获释返沪。

许均贵走出车站广场,刚想穿过马路去乘13路电车,忽然身边走过一个人,他马上一个转身,紧走几步,赶上那人,仔细看了看,叫道:

“秦宏才!”

那人年岁和许均贵差不多,瘦高个子,脸上气色很好,穿一套藏青色毛料中山装,腋下夹着一个公文包,看上去似短途出差的公职人员。

他听见有人叫,冷不防吓了个激灵,定定神才望着许均贵说:

“你认错人了,我不叫秦宏才。”

许均贵早已认出对方是自己当年在保密局时的部下,少尉情报员,便冷冷一笑,用唇音说:

“一个靠吃盯梢饭起家的情报特工,是不会认错人的!”

许均贵没有认错,对方是他的老部下,不过已经改名叫秦永昌,而且今非昔比,不再是少尉情报员,而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大陆工作委员会”华东处的一位科长,他是奉命来大陆华东地区作考察的,已经跑遍华东六省,剩下一个上海市考察过就要经香港返回台湾了,没想到刚出火车站就露了馅。

秦宏才在先前一瞥之间,已经认出许均贵,情知不妙,尽管他有伪造的种种证件,但在这位老上司面前是没有用的。

怎么办?

看来只有先稳住对方,再伺机摆脱了。

然而,秦宏才还没开口,许均贵已经扔下旅行包,一把扯住秦宏才的胳膊:

“走!跟我去派出所!”

  “别……别……有话好说!”

两人推推搡搡之间,早已惊动了路人围拢来看热闹。

火车站广场的民警见门口堵塞,快步过来看究竟,把许、秦两人请进了派出所。

秦宏才被捕后,表示愿意向老上司学习,走坦白悔过之路,交代了他所知道的所有情况,其中包括不久前听一位在“海外工作委员会”任职的老同事说起过的该机构正在实施一个暗杀即将访问印度尼西亚的刘少奇、陈毅的秘密方案。

上海公安局立刻整理了专项材料,派机要通信员坐飞机赴北京即呈公安部。

公安部的侦查专家研究了秦宏才的有关口供,分析下来有两种意见:

一种认为可信,理由是台湾方面在军事“反攻大陆”失利后,会改变策略,从事重大破坏活动。

一种认为不可信,理由是台湾的“海外工作委员会”和“大陆工作委员会”是有矛盾的两个机构,如同解放前的军统、中统,既不会有机构出面互通情况,其成员也不会冒违纪受罚的风险向他人(即便是同行好友)泄露消息。

但次日的情况却出现了戏剧性的峰回路转式的变化:

几天前,《人民日报》社收到了一封寄自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信函,意外发现信里面还有一个密封着的信封,上面写着:

烦请贵报即时将本函送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负责人亲启,切切!

  这封函件的全文如下——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负责人:

我是一个印度尼西亚籍华人,今冒昧地向您反映一个情况:

不久前,我听到我的一个小辈亲戚说,4月份中国元首刘少奇、外交部长陈毅将访问印度尼西亚,台湾的特工部门出于反共需要,已命令在印度尼西亚的特工组织执行“水沟计划”,谋害刘、陈。

“水沟计划”的内容是在刘、陈所到的某处埋设爆炸物,将刘、陈炸死。

我的这个亲戚是执行“水沟计划”的特工之一,想来不会无中生有瞎说一通,希望引起贵方重视,予以防范。

我不愿意看到祖国的领导人惨遭不幸的悲剧发生。

  一个印度尼西亚华侨

当天下午,这封函件就出现在分析秦宏才有关口供的会议上。

结合秦宏才口供看,这封信函所检举的情况显然是可信的,也就是说,台湾特工部门真的准备暗杀刘少奇、陈毅。

“水沟计划”作为一个专案被列进公安部的绝密档案里。

专案内容当天晚上就被送进了中南海,作为急件出现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案头。

  周恩来对该件作了批示:进一步对该情报予以缜密核实。由公安部与中央警卫局对此事进行会商,上报防范方案。

有关部门对这一情报进行了秘密调查,最后确认了该情报的真实性。

于是,公安部和中央警卫局便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对此事进行了会商,最后决定除了在刘少奇主席、陈毅外长出访时采取强有力的防范措施外,在出访之前先由国内派一位反爆专家前往印度尼西亚进行技术性防范工作。

  鉴于这种反爆专家只有部队才有,因此,公安部、中央警卫局就联名向中央军委呈递了一份专题报告,请求调派一名反爆专家赴印度尼西亚执行该项特殊使命。

  中共中央军委批准了公安部、中央警卫局要求调派反爆专家去印度尼西亚执行特殊任务的报告,迅即指派了一名反爆专家前往印度尼西亚执行寻查、排除可能存在的爆炸物使命。

这位专家是工程兵司令部的一位参谋,名叫张志贤,28岁,北方汉子,当过工兵,毕业于解放军高级工兵学校,是一名年轻有为的反爆专家。

年轻的共和国给这位反爆专家提供的反爆炸手段非常有限,他只携带了一部半导体探雷器便匆匆上阵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事先已经接到国内的《情况通报》,并将有关情况通过印度尼西亚外交部转告印度尼西亚政府。

印度尼西亚政府对此情况非常重视,苏加诺总统亲自向国家安保机构下达命令:

迅速开展侦查、防范,并将进展情况通报中国大使馆。

张志贤抵达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后,使馆负责保卫工作的官员向他介绍了印度尼西亚安保机构刚通报的两个情况:

据工兵探测,拟安排贵国刘主席、陈外长下榻的国宾馆未发现爆炸物;经调查,刚承担中国大使馆维修工程的包工队队长是台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海外工作委员会”在雅加达的特务组织的小头目,此人目前下落不明。

  如此看来,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很有可能是台湾特工实施爆炸行动的重点目标。

张志贤要来了大使馆房屋的建筑资料,仔细研究了构造情况,选定了几个重点部位:

贵宾休息室、宴会厅和大使办公室。这3处都是刘少奇、陈毅来大使馆时必定要涉足的地方,因此必须进行重点搜检。

搜索开始了,张志贤手持半导体探雷器,对宴会厅、贵宾休息室、大使办公室的地面、墙壁进行缜密的检查。

一寸一寸检查下来,未发现有爆炸物。

张志贤于是钻进了天花板和房顶之间的空间。

当时印度尼西亚已经进入旱季,天天烈日高悬,气温高达40摄氏度,那狭小的空间离房顶近,又不通风,热得像蒸笼。

张志贤从小在北方长大,从未体验过如此的酷热,一钻进去就大汗淋漓,全身湿透。

更不妙的是屋架使用了大量的金属材料,那个半导体探雷器一凑近就“呜呜”叫,失去了它的正常功效。

张志贤索性不使用探雷器,在狭如铁轨一样的屋架上爬行,用双手触摸每一根横梁立柱和每个角落。

天花板里都搜索过了,仍无发现。

张志贤于是扩大搜索范围,又检查了厕所,也没有收获。

难道敌特不打算在使馆制造爆炸事件?

既然如此,那个小头目为什么充任包工队长承接了使馆包办维修工程呢?

有这么个机会而不做手脚,这于特务的习性不相符合啊!

张志贤决定大动干戈,来一个全馆大搜查。

大搜索的结果终于发现了爆炸物。

那是隐藏于门厅底楼的天花板和二楼楼板那薄薄的夹层间的一个3公斤的炸药包,上面安放着一个用无线电遥控的引爆装置。

大使馆上下为之欣喜,厨房间的大师傅特地烧了几个拿手菜犒劳反爆专家。

大使馆那位负责保卫工作的官员拿出一瓶珍藏多时的茅台酒,陪张志贤痛痛快快喝了几杯。

张志贤对炸药包里的炸药进行了鉴定,其结果令人不解:

这是一种硝铵炸药,即含有11%梯恩梯的2号岩石炸药。

这种炸药通常使用于工农业上的探矿、开矿和开山修渠,来源比较容易。

这种民用炸药虽然能制造爆炸事故,但爆炸杀伤力并不很大。

张志贤陷入了沉思:

台湾特务的装备竟简陋到这么个程度了?

竟想用民用炸药来制造震惊全球的特大爆炸事件?

这是不是有点玄乎?

反爆专家于是得出结论:

这个炸药包是敌特临时拼装的一个用以转移我们反爆视线的障眼物。

敌特在开始实施“水沟计划”时考虑到有可能会泄密,会对使馆进行搜索,所以在装修时玩了这么一手,指望我们的搜索到此为止。

  于是,张志贤决定继续搜索,大使馆的房屋都已经查过了,接下来是搜索花园里。

  几天下来,578平方米的大使馆花园的每一寸土地都检查过了,但没有新的发现。

  这时,离我国领导人出访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国内不时来电询问搜索情况,张志贤心焦如焚。

  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安保机构也对来访的中国领导人计划中涉足的地方进行了负责的搜索,均一无所获。

张志贤面对着墙上挂着的使馆区平面图,眨着眼睛思忖:那包炸药,会不会是敌人玩弄声东击西的道具?

敌人也许想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大使馆,而在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搞名堂!

他们会在哪里下手呢?

张志贤提了个要求:

“给我安排一辆汽车,我要到外面去转转。”

一辆黑色“华沙”轿车驶出使馆大门,在机场通往国宾馆的公路上缓缓行驶。

车内,张志贤睁着一双敏锐的眼睛,像猎人搜索猎物痕迹似地搜索着周围可疑的目标。

“华沙”轿车在公路上往返行驶了数次,当又一次开到市郊结合部的范围时,张志贤忽然招呼司机停车。

原来,张志贤看到路旁有幢房子离公路特别近,不过30多米。

这幢房子孤零零地耸立在田野旁边,特别显眼。

也许就是这个缘故,张志贤感到对它不大放心。

轿车停下后,张志贤走近去看,这是一幢印度尼西亚通常见到的平房,约摸有60平方米面积,大门锁着,窗框上有铁栅栏,凑上去往里看,里面堆放着一个个麻袋包,原来是座仓库。

大使馆的司机也跟过来,往里看了看,说:

“这麻袋里装的是糖。印度尼西亚最多的就是糖,卖不掉,只好储存起来。”

张志贤绕着仓库转了一圈,发现了可疑迹象:

仓库旁边的一块空地上,有堆过泥土的痕迹。

他心里一动:

莫非在这幢房子里挖了一条地道,直通公路?

“华沙”轿车返回大使馆后,张志贤向大使馆方面汇报了他所发现的情况,表示了自己对此迹象的怀疑。

大使馆于是便和印度尼西亚外交部紧急沟通,通报了上述情况。

数十名印度尼西亚安保人员迅速出动,封锁了那幢房子。

打开了门锁后,张志贤进去一看,满屋子都是麻袋包包,里面装的果然是糖。

张志贤请安保人员把麻袋包抬到屋外去,露出垫在下面的木板。

掀开木板,红褐色的泥土上赫然露出一个直径大约50厘米的地洞。

张志贤下到地洞内,下面是一条半人高的暗道,一直走过去,暗道尽头是公路下方。

那里,安放着一个用防水油布裹着的足有六七十公斤重的大炸药包,已经装好了起爆装置,只要一通电,顷刻就会爆炸。

  至此,这位由年轻的共和国培养的年轻反爆专家终于觉得心头一阵轻松,好似移开了一块沉甸甸的大石头。

  印度尼西亚警方迅速组织侦查,以仓库主人为线索,当天就将那几名执行“水沟计划”的台湾特务抓获。

  不久,这几名特务都被印度尼西亚最高法院判了重刑。

几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抵达印度尼西亚,对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岛国进行了友好访问。

后来,代表团结束了对东南亚四国的友好访问返回北京时,外交部长陈毅对前来机场迎接代表团的中央军委副主席贺龙说:

“安全返回,全仗军委派出的张志贤哦!”

很遗憾,这既不是王光美也不是江青亲口向我述说的故事。

文章中虽然多了一些故事情节,却是一段真真实实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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