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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学泳 59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4-05 点击数:199次 字数:

59

 

(接上文)向:

其实,这里说出杜近芳的名字并不是对她的伤害,而是对历史的尊重。

阎:

那需要说明一句:决不是杜近芳第一个称江青为“旗手”,她不过袭用了当时流行的话语而已。

向:

“为江青服务,就是为我服务”,有过这句话吗?

阎:

这话我是听毛的服务员赵鸿安说的。

他是管理毛泽东衣物的,也是山东人,我们是老乡,年龄也差不多。

有一次我们在一起聊天,他告诉我,毛泽东曾跟在江青身边工作的人员说:

“为江青服务,就是为我服务!”

我听了这话,心里热乎乎的,心想:在几亿人中,能有几人直接为毛服务?

而自己就是一个,很自豪的。

向:

这话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说的?

阎:

当时赵鸿安没说,我也没问。

后来经过询问,是毛在1960年代向江青的服务员张素兰致歉时说的。

有一次江青去杭州,毛也在那里。

江青为一件小事严厉责骂服务员张素兰:

“组织派你来给我服务,你惹我生气,你给我滚!”

张素兰很委屈,气得跑到西湖边哭。

大家怕她有个三长两短,便把她找回来,劝她、安慰她。

李敏实在看不下去了,便把这事报告了毛。

毛知道后,带着警卫员来到值班室,很亲切、很和蔼地对张素兰说:

“小张啊,江青有病,脾气不好,看在我的面上,不要跟她计较,我给你道歉。服务有直接的,有间接的;你们给她服务,就是为我服务啊。”

向:

你对江青总体印象怎样?

阎:

大家说江青难侍候,态度喜怒无常,对工作人员严厉,但她并不是整天板着面孔。

她很注意礼貌,逢年过节,见了你总要问好,当然你也要注意问她好。

她有时也跟工作人员聊聊天,谈谈家常,开开玩笑。

她跟我不只一次谈过她在1930年代做地下工作的情况,还谈过毛主席在转战陕北时,指挥战争多么“神”:不仅指挥自己的军队,还能指挥敌人的军队,等等。

陪她看电影时,她有时也比较随便地谈她的看法,比如看《英雄儿女》,老工人的儿子王成牺牲了,志愿军某师长的女儿也叫老工人养大了。

江青说,

“师长到这时候,就不一定要再认女儿了”。

看一个关于空军题材的电影,她说我们的电影有个问题,太注意技术细节,不注意提炼一般的问题,业内人士不爱看,业外人士看不懂。

向:

对于电影,江青是内行。

阎:

江青有一次跟我开玩笑,弄得我很不好意思。

那天,我们和她一起乘车从钓鱼台去中南海(她的护士和服务员是两个没结婚的女孩子),她一点也不避讳地对我说:

“长贵同志,听说你都有两个孩子啦,生这么多干什么?尝尝那个滋味就行呗!我这辈子就只生一个。”

我本来比较腼腆,被她这一说,弄得我脸热热的,不知回答什么好。

当然,她不高兴的时候,对工作人员特别严厉,稍不如意就骂人,张口就是“你给我滚!”

江青还怕声音,怕光,怕风,怕见生人,和林彪差不多,只是没有林彪那么怕得厉害。

夏天她怕冷气,别人再热,也得把空调关掉……

向:

江青的厨师一直是程汝明吧?

阎:

1961年起,程汝明一直是江青的专职厨师,直到1976106江青被抓。

程师傅做的饭,很合江青口味。

江青爱吃鸡,但吃法和别人不同:一斤左右的雏鸡肉她很爱吃,而老母鸡肉她不吃,只喝老母鸡炖的汤。

每到这时,程师傅就把鸡肉放点盐和佐料,让工作人员吃,我就多次吃到这种鸡肉。

在生活水平不高的1960年代,这对我们来说是很不错的享受。

向:

江青吃什么还是蛮刁的?

阎:

她在一次散步时就跟我说:

“现在孩子都大了,都工作了,我和主席的工资,除了吃饭、穿衣,没有别的用场。即便这样,我们也不吃山珍海味。你把这个意思可告诉东兴同志。”

说实话,就吃来讲,江青说不上多么奢华,但在如何吃上,也有点难侍候。

她住在钓鱼台,不论到中南海开会还是到人民大会堂开会,都经常带着她的厨师程师傅;如果程师傅没去的话,中南海或人民大会堂的师傅们就江青的口味总要打电话问程师傅。

向:

请你说说江青和陈伯达的关系。

阎:

那时,毛泽东成立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中央书记处以及中央政治局,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江青是副组长,但实权在江青手里。

当年红卫兵就说 “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这是很到位的说法。

陈伯达和其他一些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作为当事人,都曾这样或那样回忆过。

陈伯达就说 “江青是中央文革第一首长”。

王力回忆也说:在中央文革小组中陈伯达“不过是个傀儡”。

穆欣在《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香港新天出版社1997年版)中说:

陈伯达“凡事都得看江青的眼色”。

每逢开小组会,不管原定几点钟开会,只要江青还没到会,陈伯达这个组长和其他小组成员都得耐着性子等。

开会时,经常是江青包场,说个没完,从不顾及别人的想法。

一旦她与陈伯达发生分歧,江青就叫休会,把陈伯达拉到隔壁房间去“打通思想”。

其他人,包括顾问康生,都只好耐着性子等,直到陈伯达被“打通”回来继续开会。

向:

就你所看到的,感到这些说法站得住吗?

阎:

在中央文革小组里,确实是江青说了算。

我们工作人员也感觉得到,小组成员对组长陈伯达的话似可听可不听,而对江青的话,一点折扣都不能打。

一句话,小组成员对江青都是毕恭毕敬的。

向:

“文革”初期,好像陈伯达因身体不适而一度住院,工作由江青代替。

阎:

19668月底,由于陈伯达生病住院,中共中央于830发出通知:

“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

这个通知一发,使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中的言论和行动,更有法理依据、更名正言顺了。

向:

王力回忆录还讲到江青骂陈伯达要自杀的事。这是怎么回事?

阎:

196714,江青和陈伯达公开宣布打倒陶铸。

毛泽东18予以肯定,到210又批评陈伯达“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并说:这件事就是你和江青二人搞的,毛要文革小组批评陈伯达和江青。

其实那是江青硬拉着陈伯达一起搞的,吓得陈伯达都要自杀了。

康生也说:

“这都是江青搞的,要开会就批评江青,伯达让她逼得都要自杀了”……后来江青知道陈伯达要自杀的事,指着他的鼻子骂:“你给我自杀,你给我自杀,自杀就开除你的党籍,就是叛徒,你有勇气自杀吗?”

向:

你亲眼看到什么吗?

阎:

我亲耳听到江青数落陈伯达自称“小小老百姓”的事。

一次,在十一楼会议室里,不知江青和陈伯达商量和争论什么问题,忽然听到江青数落陈伯达:“你张口‘小小老百姓’,闭口‘小小老百姓’,你是什么‘小小老百姓’,你是政治局常委。你自称 ‘小小老百姓’,不是谦虚,是推脱责任!”

没听到陈伯达说什么,只听到他一声长叹。

“小小老百姓”确实是陈伯达的口头禅,不论见了谁——包括普通工作人员,他都双手一抱拳,“我是小小老百姓!我是小小老百姓!”

不过,我倒觉得,江青确实抓住了陈伯达爱推脱责任这个弱点。

向:

还碰到些什么事情?

阎:

19671月的一天,我在十六楼值班室里,曾看到江青和陈伯达并排坐在沙发上,陈伯达哭丧着脸,低头不语。

江青对着陈伯达说:

“看你那熊样,这么怕,这有什么了不起……”

听到江青这样说,我赶忙退了出来。

后来才知道是这么回事:

1967119,陈伯达在军委召开的一次会上批评肖华,说 “肖华不像个战士,倒像个绅士”。

陈伯达的话马上传到北京军区,北京军区的造反派立即行动抄肖华的家,抓肖华,肖华从后门越墙逃走。

毛泽东说肖华还是要保,陈伯达吓坏了。

江青这次教训他,也是给他打气。

向:

陈伯达在中央文革小组有没有威信?

阎:

江青对陈伯达的态度,直接影响到其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就我所看到的,王力、关锋、戚本禹对陈伯达也不怎么尊重。

在公开宣布打倒陶铸后,一次在十六楼会议室里,王力、关锋、戚本禹公然奚落陈伯达;陈伯达也不说什么,最后竟冒出这样一句:

“请本禹同志替我在主席、江青同志面前多美言几句。”

听到这样求情的话,我感到很惊讶。

向:

陈伯达也确实有点窝囊。

 阎:

这“求情”的话,我觉得有两层含义:

一是他知道戚本禹和毛泽东、江青关系好;

二是希望也是告诫戚本禹不要在毛泽东、江青面前说他的坏话,打他的小报告。

向:

陈伯达儿子陈晓农近年在香港出版《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有人读了批评说:

“陈晓农是个真正的孝子,他在书中为父亲做了全面的辩护……”依我看,陈伯达也有无奈和值得同情的一面。

阎:

说到江青对陈伯达,还想顺便说说江青对陈伯达妻子刘叔晏的态度。

196711月中旬我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了一篇批判刘少奇的文章。

刘叔晏看到后给我打电话,先是夸了一番,然后说:“我想请您跟江青同志说一下,麻烦江青同志给我安排一个工作。我原来是搞《红旗》杂志副总编辑范若愚专案的。我想进一步研究一下知识分子演变的规律。江青同志有什么指示,您写个条子转给我就行。”

我说:

“好吧,我帮您问问江青同志。”

陈伯达的夫人交给我这么一个任务,我怎么办呢?

我当然要告诉江青。

有一天晚上,从十七楼看完电影回十一楼是走回来的,同平常散步时一样,江青走一段要坐在椅子上休息一会,在她休息时,我向她报告了刘叔晏请她给安排工作的事情。

江青说:

“陈伯达的老婆怎么叫我给她安排工作?她的工作应由汪东兴安排。”

接着没好声气地说:

“这个地主婆不好好干事,还叫我给她安排工作,别理她!”

江青叫我“别理她”,我当然不能给她传递什么信息,可我感到她毕竟是陈伯达的夫人啊……说实话,在那段时间里我很怕碰到刘叔晏。

向:

中央文革小组的事你了解得真多。

阎:

中央文革小组还有一件奇怪的事,就是开会不做记录。

向:

为什么?

阎:

江青不让记。

为什么开会不让做记录呢?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说:

“按照常理,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时,应作记录,可是却从来不准。她以‘机密性’为托词,行逃避责任之实。”

这样,她就可以信口开河。

后来,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要求每次开会要由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和他的办公室派人做记录。

头一次由矫玉山、周家鼎来做记录,江青也没有什么反对意见;当第二次王广宇做记录时,江青立刻神经过敏了,责问说:“我们开会还要做记录么?是谁叫你来的?”

周恩来回答说:

“是我叫来的。”

又转身对王广宇说:

“今天不用记了。”

总理也拿她没办法。

向:

再问一个问题:当时的中央文革是多大的机构?

阎:

总起来说这个机构有近200人,其成员都是按照那个年代的德才标准,从一些中央单位、特别是军队选拔来的,可现在一谈到中央文革小组,好像就是那几个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倒台后,就只剩下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5个大人物了,其实不算四大行政区派来参加的成员,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包括陶铸,共有14人。

应该说,谈中央文革小组光看到他们是不全面的,应该把中央文革小组的办事机构也算进来。

这个办事机构的前两任负责人都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第一任是穆欣,副的有戚本禹、曹轶欧(康生夫人)。

江青不满意曹轶欧,就以照顾她年纪大为由拿掉了。

第二任是王力。

第三任是宋琼,他原是《解放军报》记者部的主任,李讷19671月在《解放军报》造反,把宋琼揪回去了。

第四任是王广宇,他是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干部。

随着王力、关锋的倒台,王广宇被退回马列研究院,次年3月又以“莫须有”罪名投进监狱。

第五任是我,副的是矫玉山。

我的任职时间很短,196712月上任,一个月不到, 1968年1月9就被隔离审查,后来又被投进秦城监狱。

差不多与我同时被诬陷入狱的还有中央文革小组党总支书记王道明,工作人员张根成、周占凯,他们都是军队的基层干部。

接替我的就是李讷,她是第六任,也是最后一任,她倒是善始善终的。

向:

李讷当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这个机构江青控制就更方便了。

阎:

叫自己的女儿接我这个位置,当然是为了更好地控制这个办事机构嘛。

向:

谈谈1967年林彪、叶群和江青的关系吧。

阎:

1966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被毛泽东选为接班人,成为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

林彪上任不久,就以他的名义送给江青及其身边工作人员每人一套军装。

1966818,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

前一天深夜,毛泽东突然要穿军装……由于建国后毛泽东没有穿过军装,一时还找不到合体的制服,只好将8341部队一个身高体胖的警卫干部制服拿来凑合了。

向:

这一穿,就穿成了“文革”中的军服时尚。

林彪和叶群到钓鱼台十一楼看江青的次数多吗?

阎:

我在那段时间只见过一次。

大概是1967年春天,林彪来到十一号楼会议室。

工作人员都知道,林彪来了不用上水,因为他不喝水。

毛泽东用大大小小的宣纸给江青写过好多幅字,江青拿着毛泽东写的几幅字下楼来,转送林彪。

江青说:

“这几幅赠林副主席,还有几幅送给老夫子(指陈伯达)。”

林彪话很少,脸上没什么表情,也看不出他到底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叶群说:

“我们是一介武夫……”表示很感谢江青。至于这次他们还谈了些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向:

据林彪秘书张云生回忆,叶群曾说:

“反正我认准了一条:首长要紧跟主席,我要紧跟江青。今后她走到哪我就跟到哪,她不去的地方我也不去。”

阎:

我觉得,张云生的回忆是可信的。

叶群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她确实处处学江青、跟江青,对这一点我有多次经历可以证明。

江青在大会上讲话,或接见红卫兵以及其他群众时,几乎没有一次不说:

“我代表毛主席来看望大家!”

或者说:

“毛主席让我来看望大家!”

叶群在接见红卫兵和群众时也说:

“我代表林副主席……”在许多群众场合,叶群经常带头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江青那时接见红卫兵的会议多,还不断有“样板戏”演出。

叶群经常给我打电话,问:

“今天的会议(或演出)江青同志去不去?”

我就问她:

“您去不去?”

叶群说:

“江青同志去我就去!”

类似的电话很多,我都如实回答。

如果事先我不知道,我会在问过江青后,再打电话告诉她。

向:

事实证明,那时江青和叶群的关系确实密切。

阎:

1967年国庆节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去首都机场迎接以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为首的党政代表团。

叶群早早去了,后见江青没来又要离开,周总理不让她走,她还是悄悄离开了。

叶群回到毛家湾跟工作人员说:

“总理说我走不得,他考虑的是外交,但我考虑的是政治。总理对江青不出场并不在意,但我抛开江青而独自在那里,对江青不是一种不尊重吗?我对总理说,江青来,我们两个都是妇女,我才不感到孤单;她不来,就我一个女性,多孤单呀!总理板了板面孔,不高兴地说:‘这成什么理由?你既然来了,就不能走!’我见和总理正式请假是脱不开身了,就趁后来总理没注意,偷偷溜了!”

从这件事,也可清楚地看出叶群对江青的态度和心理。

叶群还经常送给江青一些东西。

当时毛泽东像章种类繁多,花样翻新,叶群搞到新品种,就要给江青及其身边工作人员送来。

1967年初夏,在北京还不到吃西瓜的季节,叶群让林立果给江青送来几个南方的西瓜。

向:

据说叶群对江青生活很关心?

阎:

是啊,叶群经常给我打电话问:

“江青同志想吃点什么?你们那里搞不到的话,我们这里有办法。”

我对这样的电话很反感,心想,江青想吃什么东西还搞不到?

她有专门的生活管理员。

所以这种电话我都“贪污”了,没向江青报告。

向:

江青和叶群比较而言,你对谁印象好些?

阎:

当时江青在我脑海里是一尊“偶像”,拿叶群和她比较,总觉得叶群不修边幅,有些猥琐,和江青不是一个档次。

后来从张云生、吴法宪等人写的回忆录中看到叶群工于心计,能控制林彪,能当林彪的家,但我当时对此一点也不知道。

我对江青和叶群合伙干的一些坏事,如抄上海赵丹、君里等文艺工作者的家,迫害孙维世致死等,毫不知情。

应该说,1967年的江青和林彪、叶群的关系是蜜月期,虽有些分歧和矛盾,但还是过得去的。

在我给江青当秘书的1967年里,我就没听到江青说过林彪、叶群的什么坏话,她也没告诉我和叶群(以及林彪)的接触,包括打电话,要注意什么。

我进秦城监狱后,接任江青秘书的杨银禄说,江青曾对他做过这样的布置:

“叶群这个人很有心计,她打来电话,和给她打电话,都要做记录,以留作证明。”

这就是说,江青和林彪、叶群的关系,到1969年已过了蜜月期。

要不就是杨银禄没有说真话,反正那个时候谁都可以往江青和叶群的头上扣屎盆子。

向:

你谈谈江青和子女及亲属关系吧。

阎:

我只当过她一年秘书,知道的不多。

有一次,坐江青的车从钓鱼台去中南海,在车上江青跟我们说:

“主席说了,我们家三个孩子(指李敏、李讷和毛远新,毛远新亦叫‘李实’),他们怎么样,是左派、中派,还是右派,也要在文化大革命中考验和表现。”

她接着说:

“李讷、远新还可以,李敏就比较糊涂,她同意‘炮轰’的观点——即主席也可以‘轰’。”

李敏是贺子珍和毛泽东的女儿,江青是她的继母。

我当秘书那一年里,李敏要我给江青转过信(一般是放在中南海丰泽园我办公室里,有时也叫人转给我),但我没见过她,直到现在我也不认识她。

关于李敏的情况,我只是听别人说。

据江青的护士许春华等人说,逢年过节,江青和李敏从来不一起去看毛泽东,都是单独去。

李讷、毛远新和李敏的关系还好,记得有一次,李敏带着儿子从上海回来,李讷、远新还到车站去接。

向:

还知道其他情况吗?

阎:

毛泽东对子女要求很严的。

毛家有个规矩,其子女对毛和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称叔叔、阿姨。

许春华就告诉我,她给江青当护士后,李讷叫她“阿姨”,她就跟李讷说:

“你比我还大,怎么能叫我阿姨呢?”

李讷说:

“这是我家的规矩。你们工作人员都是和我父母同辈的。”

许春华说:

“那不行!”

此后,她才不叫许春华“阿姨”而直称“小许”了。

不过我没享受过“叔叔”的待遇,因为我们曾在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一起工作,共过事,很熟了。

向:

谈谈毛远新吧。

阎:

毛远新和江青的关系又是另一种情形。

毛远新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的儿子,1941年生,解放后,他妈妈朱丹华(已改嫁方志敏的弟弟方志纯)把他送到毛泽东身边,成为毛泽东家庭的一员。

毛远新在北京读的小学、中学,高中毕业后去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哈军工”毕业后,被分配到云南某炮兵营。

向:

江青是否接受毛远新这个家庭成员?

阎:

“文革”前,毛远新和江青的关系我不知道,也没打听过;我看到的,只是“文革”初期的一些情况。

“文革”开始三四个月后,毛远新从云南回到北京,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到母校“哈军工”参加造反队伍。

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很快成为有名气的造反派头头。

他还到延边造反,参加过那里的武斗。

他从东北回到北京,也是住在钓鱼台江青所住的楼。

他和我们工作人员相处很好,我们都很喜欢他。

有一次,江青从外边回来,问扶着她进楼的警卫员孙占龙:

“李讷住这里吗?”

孙占龙说:

“李讷这两天没来,远新在这里住呢。”

江青不高兴地说:

“他在我这里住干什么?”

孙占龙没说什么。

当孙占龙告诉我们时,我们不理解江青为什么这样说,只是觉得她并不怎么喜欢毛远新。

向:

毛远新和你说起过江青吗?

阎:

“文革”中没说起过。

大概是1967年的五六月份,毛泽东叫毛远新不要回东北了,留下来做联络员,帮助处理东北两派,即拥宋任穷派和拥陈锡联派的联合问题。

毛远新和宋任穷、陈锡联都很熟。

有一天,毛远新在我办公室正谈这个问题时,江青从外边回来,也到我办公室里,见到毛远新,高兴地说:

“你是好孩子,这个联络员一定要当好……”

江青也许是刚从毛泽东那里来,听到了叫毛远新当联络员的消息。

这也说明,江青对毛远新的态度,也是以毛泽东的态度为转移的。

“文革”后,毛远新退休后曾到我这里来过一次。

在这次谈话时谈到了江青。

1975年毛远新当毛泽东联络员时,江青叫他把保险柜里的文件整理一下,列个目录出来。

毛远新列了个目录给江青,江青看了后说:

“你只列了文件的名字,其内容是什么我还是不知道啊!”

毛远新说:

“江青显然是叫我把每份文件都搞个内容提要或摘要。这件事很费时间和功夫,我没答应。江青就给主席写了一封信谈这个事,希望我给她做。主席在江青这封信上画了一个圈,没批什么话。我就去问主席,并说明我不愿做的理由。主席沉重而又缓慢地说:‘你帮帮她吧,我们家剩的人不多了!’”

 

毛远新的话直说得我心里酸酸的,有点儿沉。

毛泽东一生只做了两件大事。做第一件事时,全家牺牲了六口人;第二件事没做完,倒搭上了夫人江青的性命。

说江青是“自杀”死的,鬼才相信。

毛泽东九泉之下只能寄希望于青年人,让他们关心国家大事,将此事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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