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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学泳 52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4-01 点击数:161次 字数:

52

 

同志们,我代表毛主席向你们致以亲切的问候!”

这是江青1219接见十万解放军战士时的开场白。

为了接待每天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红卫兵),需要解放军出来维持首都城市的秩序。

“我知道,你们都很关心主席的身体健康。让我告诉你们,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

江青说得十分动情,几乎是声泪俱下。

接下来,陈伯达大声宣告:

“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支像你们这样的军队!因为这是一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军队,这是一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军队。是任何敌人,无论是帝国主义、又或是修正主义和其他反革命势力所无法战胜的军队。在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领导下,这还是一支为人民服务的军队……

陈伯达的讲话,得到了会场的热烈响应。

“长征精神万岁!”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

 

从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人类史上这么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已从初期的修正秩序转向一个新的革命高潮。

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的学生团体和造反派组织已经打乱了正常的生产秩序,无论是农业生产还是工业生产都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破坏。

虽然已经偏离了文化大革命“造反有理!”的原动机的方向,但毛泽东别无选择,只能试图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来控制当前的无政府主义的状态。

 196712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不久,毛泽东又赋予军队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等项任务。

819,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

1972821,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三支两军人员撤回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67—1972年间奉命介入地方,进行支左活动,对当时的政治局势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各地支左的军队序列,一直备受世人关注:(不录地方部队)

1.北京各军兵种都有另有63军(一部)与8341部队

2.天津66

3.河北3863军(1969年调山西)65

4.山西69

5.内蒙古独立30

6.辽宁394064军海军旅顺基地

7.吉林1646军空一军

8.黑龙江23

9.上海空四军东海舰队

10.山东北海舰队6726军(大部)68军(一部驻江苏徐州归济南军区)

11.江苏27军(69年调河北)60军(一部驻南京)空29师及68军(一部驻徐州)

12.安徽1260军(一部驻滁州)68军(一部驻淮北)

13.浙江20军空5

14.江西26军第764112155215

15.福建28军(69年调山西)31

16.湖南47军(70年调陕西)

17.湖北独立29师,空15

18.河南1

19.广西55军(68年调广东)47141师(桂林)空七军

20.广东4142军南海舰队

21.四川50军,54军(68年秋调云南)

22.云南13军(68年秋调到四川),14(大部)

23.贵州独立49师,1441师,43129师(69年秋调入)

24.西藏独立11师,独立52师,独立53

25.陕西21军(一部)

26.宁夏2162

27.甘肃2163师及兰州军区直属部队

28.青海独立55师(69年秋调离)

29.新疆空9军,独立4师,解放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30.海南131师,132

军队支左为什么支持的都是保皇派?

军队支左发生于1967年的“一月风暴”期间,此时正是新老红卫兵和地方群众组织的交接期,各地兴起了以夺权为中心的风潮。

保皇红卫兵和造反红卫兵,群众组织的保皇派和造反派,政权内部守旧派与维新派等派别斗争非常激烈。

一面是群众起来造反,另一面是保守势力的镇压。

虽然军队承诺保持中立,却成了许多被揪斗干部的避风港,形成了事实上的介入。

1967121日,毛泽东在南京军区关于首都第三造反司令部驻安徽联络站等单位向安徽军区提出派兵维持会场警卫的报告中批示“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此事似应重新发布命令”。

1967123中央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改变了文革开始阶段要求军队不要介入地方运动的规定。

1967128,中央军委发布了《军委八条命令》,重申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对武斗和冲击军事机关设施。

派军队支左是毛泽东利用军队打压刘少奇势力还是夺权需要,或者是为了稳定局势值得研究。

当时的国家形势是刘少奇工作组的失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第一回合毛泽东占了上风。

但是,各派政治力量的较量不仅没有因此而停止,而且出现了复杂混乱的局面。

保守派组织拼命维护旧官僚体制和官员,造反派内部在权力分配上发生了分歧。

政权内部的争权夺利和利用群众互相攻击挖墙角,使运动变得迷乱不清。

毛泽东派军队支左,应当是为了让军队把握运动的方向,既保护新生力量,又帮助造反派整风。

消除分歧,团结对敌,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从而建立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政权,结束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显然忽略了两个问题:

一是左的定义和区分,

二是军队与地方的联系。

文化大革命的各派都是左派,都号称是革命派的造反派。

即使那些被别人称作为保皇派,也坚称自己是造反派,没有一个组织称自己是保守派或保皇派。

虽然保皇派与造反派在发起组织中有差别,却都是以普通干部和基本群众为骨干。

区别在于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组织结构。

保皇派通常以围绕在政府机构里的工会、妇联组织以及机关干部、知识分子、老党员老工人组成,这些人与地方政权及地方领导人有着密切的关系。

造反派组织通常是自发的,以产业工人、普通民众和青年人组成。

第二方面是政治诉求。

保皇派坚持在造反的基础上,偏向于现有政权结构,保护在位的老干部,维护原有的官僚体制。

造反派则坚决砸烂旧国家机器,旧官僚体制,反对台上的领导干部尤其主要领导干部。

尽管两派都喊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反修防修,但围绕的中心是夺权、保权和争权。

这种时候的军队支左,实际上是支持那一派掌权。

最后的结果也比较滑稽,本来站出来支持造反派的军队变成了保皇派的保护伞,后来又以军管的形式成了实际掌权者。

军队支左为什么支持保皇派,既有历史渊源又有政治考量。

.历史渊源是军队支持保皇派的历史基础。

建国前后的五大地方中央局基本是各野战军打下的地盘,一野的西北局,二野的西南局,三野的华东局,四野的东北局和中南局,华北军区的华北局。

文革前很长一段时间,各大军区组成基本以各野战军体系,由最后解放区域决定。

第一野战军包括原晋绥军部队控制了兰州军区和成都军区,第二野战军控制了昆明军区和武汉军区,第三野战军控制了南京军区和福州军区,第四野战军控制了沈阳军区和广州军区,原华北军区聂荣臻部控制了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

各野战部队、省军区、军分区部队基本都是同系统。

在地方任职的行政领导干部和党委班子,除了原来当地土生土长的革命干部外,很大部分是军队的政工干部转业。

他们与军队干部都曾经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情谊很深。

军队也有“三讲”,那就是讲传统,讲资历,讲老乡。

这个传统既包括历史光荣又包括系统出身。

同门出身是一条很紧的纽带,走到那里都能联系上。

建国十多年,虽然分成军地两个方面。

只是工作性质不同,在具体工作中互相联系,彼此结成了新的友谊,有的成为儿女亲家。

中国的官员虽然没有象蒋介石集团那样中央军和地方军分的很清,山头主义也是存在的。

比如井冈山派与其它派,红一军团、红二军团、红三军团。

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白区党和红区党。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和新四军,八路军中的三个主力师。

解放战争时期的四大野战军、华北军区、晋绥边防军等。

这些来自于不同山头的干部虽然表面上都是参加革命,骨子里却是抱团取暖,许多方面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这一点不仅表现在军队,在地方更甚,而且互相渗透涵盖。

这种历史渊源的存在,是军队支持保皇派的历史基础。

.保护一把手避免权力真空造成混乱是军队支持保皇派的现实需要

地方党委书记和政府首脑是地方权力的中流砥柱,又是文化大革命最先受冲击的对象。

军队支左首要任务是维定地方,在群众组织派别林立的情况下,支持和保护地方政权是合理的选择。

地方政权是党的组织机构,维护这个合法的政权体制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

而各省第一书记和省长代表着党和政府,支持维护他们的保皇组织事实上是支持和保护党和政府。

由于地方政权内部矛盾很多,领导干部之间的历史构成和权力争夺非常激烈,无法分清谁是真革命谁是假革命。

比如山西省委省政府存在的太岳派、太行派、晋察冀派的斗争,上海前市委书记柯庆施与后市委书记陈丕显的斗争。

青海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和省长张昭的矛盾,安徽前省委书记曾希圣留下的烂滩子等等。

这种地方政权内部的矛盾给军队支左带来了难度,在情况不明下,支持一把手则是最简单又最有效的选择。

保护了一把手就能保持国家权力机构的正常运转,在对造反组织看不清的情况下,支持保皇派保护主要领导干部可以避免由于权力真空而出现的混乱。

而保皇与造反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对一把手的态度上。

.支持保皇派具有先天优势。

保皇派由与地方权力机构有联系的群体组成,不仅具有得天独厚的政治资源、人脉优势和经济资源,而且有合法的政权作支撑,并且在文革开始阶段人多势众,比较齐心。

造反派则泥沙混杂,虽然团体多,却没有统一的组织指挥,很多连个办公地点都没有。

军队支左和军管是直接进驻地方,开始基本是与原有权力机构和保皇组织联合办公。

这种情况下形成了事实上的支持,加之对揪斗领导干部的保护,其保皇色彩成了天然色。

.军队支左开始基本都支持保皇派。

山西省军区政委张日清、69军军长谢振华支持的“红联站”是保皇派。

湖南省军区支持的“高司”是保皇派。

浙江省军区支持的“红暴”保的是江华。成都军区支持的“产业军”是保皇派。

    广西省军区支持的“联指”是保皇派。

但是,文革后两派都沦为“三种人”而被清算,这是全国罕见的。

广东黄勇胜镇压的“旗派”是造反派。

云南省军区支持的“炮兵团”保的是省委书记阎红彦、赵建民、省长周兴。

黑龙江潘复生和军区支持的“捍联总”为保皇派。

湖北受陈再道支持的“百万雄师”为保皇派。

河北军区、63军及李雪峰、刘子厚支持的“工筹”是保皇派。

福建受福建军区司令韩先楚支持的“8·29是保皇派。

甘肃军区支持的“红三司”是保皇派。

江西受江西省军区支持的“联络总站”是保皇派。

南京军区政委杜平支持的江苏“8·27”是保皇派。

宁夏受省军区司令朱声达支持的“筹务处”是保皇派。

贵州省军区政委李再含的“支红”为保皇派。

笔者老家文革时由26军支左,驻军团政委孙玉琪(文革后退休,现仍居住在我县,直至今日各方都认为这是个比较公正的人,否则他也不敢退休后留下来)担任革委会主任。

军队支持保皇派“二二0革命造反军”,打压造反派组织“鲁迅兵团”。

当时造反派的口号是“打倒魏二六”(魏伯庭的二十六军,魏伯庭后来担任总政副主任)、“打倒六三棍”(驻军代号为6111部队),“油炸丁传京(县法院院长),气死二二0、“打倒冯春、修竹(县委领导)”

.左派定义不清和军队内部分裂使军队支左出现重大失误。

何为左派?

中央没有准确的定义。

军队由于派系分歧和领导干部个人喜好,在支左中出现严重分歧,分别支持不同派别激化了社会矛盾。

    最典型的是青海保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和受军区司令刘贤权支持的“8·18,而以青海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为首的地方军队支持的是对立面“捍卫队”,保的是省长张昭。

    浙江省军区支持保皇派“红暴”,驻军的空5军和20军支持造反派“省联总”。

云南昆明军区副司令陈康、省军区政委给力雄支持的云大“炮兵团为保皇派,而军区领导李成芳和秦基伟支持的昆工“8·23”为造反派。

辽宁宋仁穷支持保皇派“辽联”,陈锡联入主后,支持“辽革”。

    河北有38军支持的“工总”是造反派,河北军区、63军及李雪峰、刘子厚支持的“工筹”是保皇派。

这种军区与省军区、地方部队和野战部队、各部队之间支持不同的派别全国各地都存在。在军地交叉的地方尤为突出。

江苏徐州和连云港是济南军区和南京军区交叉地带,南京军区支持保皇派,济南军区支持造反派。

中央对军队支左存在的问题进行过纠正,一大批军队干部因此错误下台。

包括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青海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内蒙军区司令滕海青。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山东省军区政委王效禹。黑龙江省军区政委潘复生等。

.文革中几次重大事件都与军队有关。

1967629,赣州武斗事件造成223人死亡。

主要责任者是军分区支持的“大联筹”造反组织。

挑起和组织者赣州军分区第二政委李胜,军分区司令员沈 淦,副司令姚汉章、王亚东和武装部长们。

最后周恩来不得不调广州军区一个师前来制止,而江西当时属于福州军区。

1967年青海“二·二三事件”的主脑是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后台是叶剑英和徐向前。

事件造成平民169人死亡,178人受伤。

1967年武汉“七二0事件”前的镇压始作蛹者是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

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及部分武装部干部。

1967年的“道县大屠杀”的罪魁祸首是军分区及武装部。

造成道县4193人被杀,326人被迫自杀。

最后在47军进驻后才平息。

1967年内蒙新内人党事件的首要罪人是军区司令员滕海清。

造成两万人被害。

1968年广西“四二二事件”的主事者是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韦国清。

造成几万人被害。

1967年的成都“五六事件”的肇事者是成都军区支持的“产业军”,造成三千多人死伤。

就时间而言,这些震惊全国的大事件都发生在军队支左期间,而且都是军队支持保皇派镇压造反派。

.军队支左支持保皇派是现实需要。

军队支左不仅是政治任务,也有管理和领导责任。

军队支左的直接结果是,军队干部接管了地方事务。

不仅要维持稳定治安,还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

1966年到1976年间,工农业总产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增长7.1%。

文革混乱波动的社会能有如此建设成就,军队支左功不可没。

这种只明确任务和目的,没有原则和具体程序的命令,使军队在具体执行任务无法操作。

容易产生偏差,会使社会上极左思潮更加泛滥,致社会矛盾激化。

事实上从1966年到1976年间,工农业总产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增长7.1%,虽然潜藏着危机,但总算还是增长的,这些建设成就同样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是亿万人民努力斗争得来的,当然也有军队的一份。

毛主席寄希望于年轻人: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如果文化大革命继续下去,增长像现在的百分之八同样也是有可能的。而不是像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的一塌糊涂。

无论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南泥湾运动”,还是建国后的“文革十年”,毛泽东始终强调的是:

“抓革命,促生产!”

军队支左的直接结果,是军队干部基本接管了地方事务。

1968年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时,70%以上的一把手由军区司令员、政委或军长、政委担任。

其中上将六人,中将五人,少将九人。

只有贵州李再含是大校军衔。

中央让军队支持左派夺权的目的是建立新的政权形式,通过新的权力机构抓工农业生产,恢复社会秩序,保证国家机器的运转。

但是,军队管理地方事务,不仅有业务不熟和管理水平低的问题,而且地方势力强大,阻力重重也是重要因素。

依靠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虽然符合政治要求,却解决不了现实问题。

这种情况下,军队支左不可避免的要留用过去的老干部和技术骨干。

这种做法势必受到造反派的指责,从而被戴上保守和支持保皇派的帽子。

.军队支持保皇派符合政治逻辑。

军队支左支持保皇派既有历中渊源又有现实需要。参加军管的军队干部既要服从原部队指挥,又要接受和参加地方革委会工作,接受上级系统指挥。
    军队是特殊团体,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军人对参加“三支两军”工作的任务,个人没有选择权。

是按军委的命令行事,这是条例条令,是纪律!

军人不具备明辩政治优劣的能力。

“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军队在文革期间的许多活动是受上级调遣,是按命令行事。

就文革本身来说,不管是左倾理论还是左倾实践,也不管是个人专断还是个人崇拜,不管是这个阶级还是那个阶级,不管是哪个派系,他们都属于毛泽东体系,是在中央的统一号令下履行职责。

军队“三支两军”工作出现的错误或问题,既有政治环境的问题,又有支左干部本身的错误。

军队支持保皇派符合政治逻辑,是当时社会环境下的必然选择。

“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无论是过去、现在或将来,永远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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